□我觉得中国人太讲究生存的数量，而不在乎生存的质量
□人生本没有意义，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人生确定意义
□死亡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现在却被工业化了
毕淑敏说，她从来没和这么年轻的朋友谈过生死，她没有把握大学生对这个题目是否有兴趣，而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喜欢谈死亡的，只谈人生的几大乐趣，就是福、寿、禄。但是，当她站在大连大学礼堂的讲台上时，惊讶地发现，这个上下两层，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礼堂里，连过道中都挤满了年轻的面孔。
人生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
为什么要和大学生谈生论死？“因为人的生存就是一个走向死亡的过程。无论你有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奇异的幻想；无论人类怎样通过神话，甚至现代的克隆技术去追求不死，人的生命终究有一个限度。当我们思索这个向着死亡的存在时，便会感到与生俱来的焦灼和恐惧。不论你是年轻还是年老，每活一天，就是向死亡逼近一天。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思考如何让我们的存在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毕淑敏的开场白，将全场带入凝重的氛围之中。
毕淑敏说：“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好死不如赖着活’，我不喜欢这句话。我觉得中国人太讲究生存的数量，而不在乎生存的质量。但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深度和高度。尊严地活着和尊严地死去是一个人整体价值不可分割的部分。”
毕淑敏告诉大学生，台湾学者杨国枢1994年在大学首开死亡学课程，他想可能没人来听，所以贴出海报说有100人就开课，没想到来了300人。为什么现代人对死亡越来越关注？杨国枢总结了四点原因：一是人类永远对死亡充满了好奇；二是现代人的苦闷；三是现代社会压力太大；四是许多人探索死亡是为了探索生命的意义。
人生有何意义？这是当代大学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人生本没有意义，”毕淑敏的回答赢来大学生的一片掌声。但掌声过后，毕淑敏的话又让大学生们陷入思索当中：“没有人会替你确定人生的意义，但如果你无法确定人生的意义，你将一辈子活在无意义状态里面。大到每一天，小到每做一件事，你都会感到无名的痛苦，因为你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所以，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人生确定意义。”
讲到这里，毕淑敏请大家拿出纸来，在上面画一条横线，在左边的起点上写上“0”，代表出生，在右边的终点上写下自己打算活到的岁数，代表死亡；再在横线上画出自己现在年龄的坐标，然后在已经活过的日子里，写下自己做过的最出色的事情；在还没有活过的日子里，写下今后最想做的三件事。
毕淑敏请愿意和大家分享的同学走上讲台。一个男生走上来，说他今年21岁，此前没有什么成功的事情；打算活到60岁；在21岁到22岁之间，想找一个心爱的人，22岁以后要大力发展自己的事业，做一个对社会、对自己有用的人。毕淑敏问他：“为什么你说21岁以前没有成功的事情？考上大连大学你不觉得成功和骄傲吗？”在同学们的掌声中，这位男生也兴奋起来：“是的，很光荣，很高兴！”
一位男生从二楼跑下来，他气喘吁吁地自我介绍说：“我来自云南省一个边远的山区。对于生和死，我追求的是生命的质量，而不是它的长短。21岁以前，我做过的最成功的事就是走出家门，从南方闯到北方，来到这座高楼林立，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校园，我今后打算把我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毕淑敏幽默地问：“你能说得具体点吗，比如是否准备得诺贝尔奖什么的？”男同学充满信心地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最值得我骄傲的是，初中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决定考大学，考了三年终于考上了！”
“20岁的我最自豪的是，每次到一个新学校都是我自己去的，包括这次上大学，也是我一个人从遥远的南方乘火车来到大连的。”
同学们接二连三地走上讲台。毕淑敏说：“你们谈了很多，那么真切、诚恳，我非常高兴和感动。有些同学对自己20岁以前的成功估计不足。我觉得你们从一个不懂事的婴儿，成长为一个茁壮的青年，有了知识、体力和理想，有了是非标准，有了今后生活的蓝图，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我希望同学们对这条生命线做些反思，还可以和朋友分享生命的计划。一个人要爱自己，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许我们的个子不够高，长得不够英俊，或头发不够黑，皮肤不够白，我们会有种种不如意的地方，但生命不是因为外在的东西而宝贵。我们既然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大脑，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放射出怎样的光芒。”
当话题从如何“生”转向怎样看待“死”时，毕淑敏说：“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一个自然现象，就像现在是秋天，我们在大连大学的校园里走，会看到黄色的树叶飘然落地。在前工业社会，我们能看到老人在家里死去，死亡是整个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但现在死亡都到哪里去了呢？死亡都被送到医院里去了，临终的人身上插满了管子。这是一种工业化的死亡。我去美国访问一些研究死亡的机构和临终关怀医院，他们正发起一个运动，让死亡回归家庭。让一个人在他非常熟悉的环境中安然地、有尊严地结束他的生命，周围的亲人也用安祥的态度来接纳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对生命整个过程的一个呵护。”
毕淑敏并不想美化死亡，她说：“死亡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恐惧？除了它会让我们有不洁的联想等生理上的因素外，最核心的恐惧就是丧失。其实，人生有许多丧失，比如失恋，失去友谊，这些都是小的、局部的丧失，死亡就是最后一次丧失。只有直面死亡，你才会有勇气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个个坎坷和丧失。”
“让我们再来做一个游戏，”演讲结束前，毕淑敏请大学生们再拿出纸来，给自己写一个墓志铭。
“如果我死了的话，墓碑上应该刻的是‘在奇迹中生活过的人’。我觉得我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我爱过，我哭过，我活过，我是一个完整的人。”
年轻的大学生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他们对人生的思考。
毕淑敏打开自己的本子，用一段哲人的话作为结束：“死亡将导致我们的毁灭，但对死亡的察觉，又能拯救我们。追寻生命意义的价值感和目的，是人类最显著的特性。能够存在于孤独、并且必须面对死亡的世界上，才是我们最真实的挑战。”

幸福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个女人，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走入歧途，陷入恐慌，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

若干年前，她看到了一则报道，说是西方某都市的报纸，面向社会征集“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题目的答案。来稿踊跃，各界人士纷纷应答。报社组织了权威的评审团，在纷纭的答案中进行遴选和投票，最后得出了三个答案。因为众口难调意见无法统一，还保留了一个备选答案。

按照投票者的多寡和权威们的表决，报纸发布了“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名单。记得大致顺序是这样的：

第一种最幸福的人：给孩子刚刚洗完澡，怀抱婴儿面带微笑的母亲。

第二种最幸福的人：给病人做完了一例成功手术，目送病人出院的医生。

第三种最幸福的人：在海滩上筑起了一座沙堡，望着自己劳动成果的顽童。

备选的答案是：写完了小说最后一个字，画上了句号的作家。

消息入眼，这个女人的第一个反应仿佛被人在眼皮上抹了辣椒油，呛而且痛，心中惶惶不安。当她静下心来，梳理思绪，才明白自己当时的反应，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原来她是一个幸福盲。

为什么呢？说来惭愧，答案中的四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说，那时的她，居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初步拥有了。她是一个母亲，给婴儿洗澡的事几乎是早年间每日的必修。那时候家中只有一间房子，根本就没有今天的淋浴设备，给孩子洗澡就是准备一个大铝盆，倒上水，然后把孩子泡进去。那个铝盆，她用了6块钱，买了个处理品，处理的原因是内壁不怎么光滑，麻麻拉拉的。她试了试，好在只是看着不美观，并不会擦伤人，就买回来了。那时要用蜂窝煤炉子烧水，水热了倒进铝盆，然后再兑冷水。用手背试试水温正合适了，就把孩子泡进盆里。现在她每逢听到给婴儿用的洗浴液是“无泪配方”，就很感叹。那时候，条件差，只能用普通的肥皂给孩子洗澡。因为忙着工作，家务又多，洗澡的时候总是慌慌忙忙的，经常不小心把肥皂水溅到孩子的眼睛里，闹得孩子直哭。洗完澡，把孩子抱起来，抹一抹汗水，艰难地扶一扶腰，已是筋疲力尽，披头散发的。

她曾是一名主治医生，手起刀落，给很多病人做过手术，目送着治愈了的病人走出医院的大门的情形，也经历过无数次了。回忆一下，那时候想的是什么呢？很惭愧啊，因为忙，往往是病人还在满怀深情地回望着医生呢，她已经匆匆回过头去，赶回诊室。候诊的病人实在多，赶紧给别的病人看病是要紧事儿。再有，医生送病人，也不适合讲“再见”这样的话，谁愿意和医生“再见”呢？总是希望永远不见医生是最好。她知趣地躲开，哪里有什么幸福之感？记得的只是完成任务之后长长吁出一口气，觉得已尽到了职责。

对比第三种幸福人的情形，可能多少有一点点差距。儿时调皮，虽然没在海滩上筑过繁复的沙堡（这大概和那个国家四面环水有关），但在附近建筑工地的沙堆上挖个洞穴藏个“宝贝”之类的工程，倒是常常一试身手。那时候心中也顾不上高兴，总是担心路过的人一脚踩塌了她的宏伟建筑。

另外，在看到上述消息的时候，她已发表过几篇作品，因此那个在备选答案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家完成最后一字”之感，也有幸体验过了。这个程序因为过去的时间并不太久，所以那一刻的心境记得还很清楚。也不是什么幸福感，而是愁肠百结——把稿子投到哪里去呢？听说文学的小道上挤满了人，恨不能成了“自古华山一条道”，一不留神就会被挤下山崖。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潜规则”这样的说法，但投稿子要认识人，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她思前想后，自己在文学界举目无亲，一片荒凉，一个人也不认识，贸然投稿，等待自己的99％是退稿。不过，因为文学是自己喜爱的事业，她不能在自己喜爱的东西里面藏污纳垢。她下定决心决不走后门，坚守一份古老的纯洁。知道自己这个决定意味着要吃闭门羹，她心中充满了失败的凄凉，真是谈不到幸福。

看到这里，朋友们可能发觉这个糊涂的女人不是别人，就是毕淑敏啊！的确，当时的我，已经集这几种公众认为幸福的状态于一身，可我不曾感到幸福，这真是让人晦气而又痛彻心扉的事情。我思考了一下，发觉是自己出了毛病。还不是小毛病，而是大毛病。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后半生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是镜中花水中月。没有了幸福的基础，所有的结果都是沙上建塔。从最乐观的角度来说，即使我的所作所为对别人有些许帮助，我本人依然是不开心的。我不得不哀伤地承认，照这样生活下去，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幸福盲。

从那时起，我开始审视自己对于幸福的把握和感知，训练自己对于幸福的敏感和享受，像一个自幼被封闭在黑暗中的人，学习如何走出洞穴，在七彩光线下试着辨析青草和艳花，朗月和白云。如同那些被病魔囚禁的盲人，手术后打开遮眼纱布时的诧异和惊喜，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流下喜极而泣的泪水。

*本文摘自《把人生过成喜欢的样子》

《把人生过成喜欢的样子》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