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的“四化”中，我们该取什么精华，去什么糟粕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早在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在这源远流长的玉文化中，应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四化”一说，而在这和“四化”中有好有坏，我们改发扬什么，又改摒弃什么？
一、“神秘化”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对玉的定义一直模糊而唯心。1863年，法国地质矿物学家德莫根据被英、法联军掠去的大批传到欧洲的中国清朝乾隆玉器进行化学实验，结果表明中国玉材料主要有两种：角闪石类和辉石类。角闪石类主要为产自昆仑山脉的昆仑山玉。另一种辉石类为以缅甸翡翠为主的缅甸玉。按摩氏相对硬度的差异。昆仑玉硬度略低于翡翠，所以被称为"软玉"，翡翠则称"硬玉"。
因为青海玉产地就在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附近。民间传说，昆仑玉还有着消灾免祸的超自然力的非凡功效。
二、“庸俗化”
在埋头于玉文化的研究中，不乏极为有益的成果，遗憾的是，近年喧闹声中掺进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玉堂里混入了一些市井之徒。比如用玉片连缀成枕，标榜能医治各种疾病；把玉握在手中立即能浑身舒畅通络导气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古人由于科技不发达，对于玉的种种解释和运用，还有着些许社会进化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对于在如今的信息科技时代，还生出这种种误说，就有些庸俗蒙事。研究玉文化是严肃的科学，千万莫将其导入庸俗化的误区。
三、“虚无化”
玉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有着与中华民族文明共起始的优良传统，在世界文化宝库中载有重要的篇章。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的玉文化研究中，有人贬低她的价值，以至全盘否认“石器时代”的存在。事实上，关注玉文化，决不应仅仅从经济价值出发，而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去研究探讨。
四、“追潮化”
近年来，收藏热、古玩潮凶猛来袭，一些人认为可以把玉石当做目前最理想的投资产品之一。经过20年的推广和宣传，和田白玉逐渐为更多人所认识和了解，更逐渐深入民心。群众基础广了，价格也随之上来了。目前新疆社会发展快速，更令和田白玉的价格得到报复性增长。
在和田玉火燥的当今，不出现假冒伪劣品是不可能的，但假没什么可怕，从来是真金不怕火炼，市场上假货越多，就越能衬托出真物的珍贵，更何况人们可以在辨别真假中增长知识，学会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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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红山文化中的玉器多是什么玉_百度知道
红山文化中的玉器多是什么玉
看到精美的红山文化玉器,尤其是那种黑绿色的玉,请问各位专家高手,那到底是哪一种玉啊?比如和田、俄罗斯还是什么的呢？谢谢！
我有更好的答案
　　红山文化玉器使用的材质较多的是辽宁岫岩县细玉沟透闪石类的玉材，材料质地细密，硬度较高，色泽均匀。玉的颜色有苍绿、青绿、青黄、黄色，也有玲珑剔透的碧玉和纯白色玉。　　红山文化玉器所用的玉料类似于岫岩玉，但是其硬度却要高于岫岩玉，而透明度略低，其片状通常都比较薄，而圆雕的作品也多为柱状，孔径有变化。　　【沁色变化】　　红山文化玉器通常都会带有沁色，虽然不是很重，但是比较常见。例如白色水沁，如同雾状一般，在玉表很浅的一层;黄褐色土沁，多以阜新胡头沟所出土的三联璧的土沁色为代表；黑色水银沁，比较常见出现玉白色玉作品中，多以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出土的兽首三孔器为代表。　　【阴线纹的种类】　　红山文化玉器比较常出现与阴线纹，其纹样主要有这几种：宽而浅的粗阴线，这种纹饰主要出现玉云形玉器的表面或是兽首的面部;较粗的阴线纹，呈弧线状，有的呈网格状；细阴线纹，像兽头头玦的眼部、牙部，多用洗阴线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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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玉器采用的玉料主要是努鲁尔虎山山玉。许多人误以为是“类似新疆玛纳斯碧玉的深绿色玉，被称为“老岫玉”的宽甸玉以及岫岩玉。”实际上红山文化玉材具有多样性，按器形和用途选用玉材的颜色和种类。任何用从山体深处开采出来的材料制的玉器，肯定是赝品，所以说和常见到的几种玉材不沾边。根据各种情况分析，红山文化玉材只能是采集于该文化所处的努鲁尔虎山脉地表和河滩 。巧的是，努鲁尔虎山（燕山东段）在蒙语里也是“红山”的意思，和赤峰那个小“红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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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由于运输能力匮乏，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地方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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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玉器功能之我见
红山文化玉器功能之我见 ――食品说、胚胎说、祭祀祷雨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臧振一、食品说 “玉为神灵食品”的观点，不是某人一时心血来潮，凭借灵感想 象出来的；那是笔者多年前在读书中自然形成的观念。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我选择了“巫术”作为研究 课题。 《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 （华夏出版社 1994 年出版）是 这一课题的成果。 该书第九章有一段专讲上古巫师把玉器作为重要的 道具。文中说到： “近年来，人们在江苏、浙江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 墓葬中，发现不少精美的玉器……从它们放置在死者周围这点来看， 最主要的功能应当还是避邪，是防御企图危害尸体的鬼魅。 ” 紧接着，笔者便引用了《山海经》中关于古玉功能的最为重要的 一段（ 《西山经?密山》： ） “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 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 不祥。 ” 接着说： “很清楚了，玉的作用有两个，一是天地鬼神的食品， 二是君子佩带它可以抵御不祥之物。 ” “到了商代，商人就普遍用玉作祭祀上帝的礼物；这礼物放在盛 食品的‘豆’里面。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说， ‘礼’字本来就是豆里 面放着两块玉。（见该书 161 页。王氏原话见《观堂集林》卷六《释 ”礼》 ） “如果没有上古巫术对玉的神化，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夏商周时期 玉成为礼神、镇国的珍宝。（见该书 162 页） ” 该页还引用了《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 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 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其后不久笔者就发现了东汉郑玄对这 段话的重要注解： “礼东方……太昊、句芒食焉，礼南方……炎帝、祝融食焉，礼 西方……少昊、蓐收食焉，礼北方……颛顼、玄冥食焉” 郑玄以人帝人神相配于四方，这完全可能是晚出的思想。但玉作 为食品献祭而被帝神飨用，应该是由来久远的观念。 以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从文献中得到的认识。 1989 年秋，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同仁到西安访问，邓淑苹女 士随访。在座谈会上，我即以玉琮功能问题请教邓先生。邓先生即以 海外学者三种观点相告，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1、张光直先生认为， 琮外方内圆中空， “象征天地的贯穿” 琮是巫师 ， “通天地的法器” 2、 。 林巳奈夫先生认为，琮是宗庙祭祀中请神主凭依的器物，琮的中孔是 神灵凭依的小室。3、邓先生自己认为，琮方象天、璧圆象地，琮与 璧相搭配，组合成贯通天地的法器。三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即把琮 看作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 这与我在大陆刊物上读到的流行观点很不相同。 大陆学者的意见 大致可分为两类：1、避邪；2、显示财富和身份。我的看法是，用随葬物品来“显示其等级、财富和权力” ，这是用今人的观念想象上古 先民；那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家族中、笼罩在浓郁的鬼神观 念下的先民，是不需要用实物来“显示”其地位的。 （这一点，也可 用以说明红山文化积石冢大墓为什么“唯玉为葬” ）至于“避邪”和 “巫师通天地法器”的说法，我能接受。但其具体的原理，我还很难 放弃“玉为鬼神食品”的先入之见。 1991 年秋，我得到去北京大学考古系做“访问学者”的机会， 即以古玉文化作为研究课题。应笔者请求，很快就收到邓淑苹先生寄 来她有关古玉研究的系列论文。尤其是《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 望》一文，成为笔者研究的向导。依该文《参考书目》 ，又在北大图 书馆复印了杨建芳先生《中国古玉书目》 ，开始系统阅读有关文献。 读到章鸿钊先生《石雅》 ，其上编第三卷专有《食玉》一节，广泛引 经据典，集中叙说，令我大开眼界，更加深信玉为鬼神食品的观念由 来久远，影响广泛。与此同时，感觉到海外三家关于琮为“通天地法 器” 的说法隔靴挠痒， 未得要领， 甚而至于有牵强附会和想象的成分， 经不起考古发现的奇特葬俗的推敲。若用“玉为鬼神食品”的观念去 观察分析， 诸多疑问涣然冰释。 于是笔者有 《玉琮功能研究述评》 （文 博 1993 年第五期）《玉琮功能刍议》 、 （考古与文物 1993 年第四期） 等文的发表；认为在祭祀或葬礼中，琮璧等均是被巫师或族长作为食 品陈设或瘗埋，用以吸引鬼神来飨。所谓“沟通天地”亦即此意，不 必求之过深。 二、胚胎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早于良渚文化的红山文化玉器得到确认。 比起良渚文化玉器来，红山玉器形制更为古怪奇特，功能更为扑朔迷 离。笔者面对所谓玉猪龙、钩云形器、马蹄形器等等，也曾百思不得 其解。约在 2001 年，笔者收到邓淑苹先生寄来《群玉别藏续集》 （台 北 故宫博物院 1999 年 10 月初版） 。书中谓玉猪龙“应是表达哺乳动 物在胚胎期的造型” ，此语对于笔者来说，可谓振聋发聩！在该书第 13 页，邓先生说到，要了解红山系玉器的深层含义，须注意下述现 象： “红山居民喜爱雕琢昆虫在幼虫或蛹，或是哺乳动物在胚胎期的 模样，应是强调羽化或蜕变的生命力。 ”邓先生出于其学术传统，比 较注意古玉文化的形而上的含义，立即想到蛹或胚胎的“生命力” 。 而笔者出于对中国原始巫术简单的思维方式以及原始宗教祭祀方式 的了解和“玉为神灵食品”的先入之见，立即想到蛹或胚胎本是原始 人最美味的食品，以玉琢成蛹或胚胎献祭给鬼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近年来见到一些有关红山文化的著述也提及玉猪龙与胚胎的关 系。 例如陈逸民、 《红山玉器收藏与鉴赏》 陈莺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4 月） “我们发现，它很象动物的胚胎，尤其象猪的胚胎” 。由此可 见“胚胎说”绝不是某个人的错觉而是客观事实。不过，最先发现者 应当是最有功劳的。 据笔者所见， 1995 年 10 月出版的 在 《群玉别藏》 中，邓淑苹先生已有类似议论：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红山先民常雕 琢昆虫在幼虫转化为成虫前的状态，如蝉蛹与蚕蛹；或某种动物在胚 胎期的模样，如猪龙。（见该书第 24 页） ” 。笔者囿于闻见，认为这便 是最早正式发表的红山玉猪龙“胚胎说” 。近日在网上见到一位叫“肖不然”的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误读的 文明――也说红山玉猪龙》 ，一开头就教训起人来： “非常可惜的是， 专家们受知识水平所限，把神圣的人本崇拜错判为对猪的崇拜，还为 玉龙起了一个谬种流传的名字――玉猪龙……不仅亵渎了祖先， 也让 今天龙的子孙坠入了不明就里的雾霭之中。 ” “稍有胚胎学常识的人都 会知道， 脊椎动物的胚胎在一定阶段十分相似……张冠李戴必是大谬 不然。把人的胚胎型玉饰判定为猪的胚胎型玉饰，便是这种谬误的源 流。 ”文章口气很大，吓得我们赶紧到图书馆找到《哺乳动物胚胎学》 （科学出版社 2004 年）认真查阅。我们看到，猪胚胎在 23 天前的确 与人胚胎十分相似；到第 28 天，外耳加长，上颌明显外突，已经与 人胚胎有了明显的区别；到约 36 天，猪胎儿已完全具备猪的形态： 上颌突出，鼻孔朝前；到约 55 天，外耳已高过头顶，到约 109 天， 外耳大小与常见红山文化玉猪龙极为相似。我们再看人的胚胎，始终 没有大耳和向前的鼻孔。 我们知道， 胚胎演化是该动物进化史的缩影。 人类从哺乳类灵长目进化而来， 其胚胎演化过程中不可能出现哺乳类 偶蹄目猪科的特征。是我们把人的胚胎当成了猪胚胎，还是“不然” 先生把猪胚胎当成了人胚胎？是谁在亵渎祖先、 传播谬误？不用我们 多说了。 三、祭祀祷雨说 祷雨，在上古时代中国北方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这一点，也是笔者在了解上古巫术文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观 念。拙著《蒙昧中的智慧》第八章专门介绍求雨巫术： “……求雨要算中国巫术中最为源远流长的内容了。自从中原大 地出现了栽培农作，人们发现作物丰歉与降雨有关，便把巫术用于求 雨……在距今约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农作物的栽培已成为主要 的生活来源。这里虽有大河，但人们尚无力作大面积人工灌溉，干旱 随时可能发生，也就随时需要求雨。 ” “……求雨的历史是这样漫长，几乎可以说，它与中华民族的文 明史形影不离；而随着文明的进展，求雨巫术的方法也随着演变。 ” （见该书 148 页） “本书第二章已经多次涉及早期巫术求雨的壮烈场面……在那 里，求雨巫术的成败，又与政治斗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启求雨失 败，羿射日成功，导致夏王朝嗣统中绝四十年之久。桀‘不务德’ ， ‘武伤百姓’ ，那太阳又毒辣辣地老不隐没，于是人民发出了‘是日 曷丧，予及汝皆亡！ ’的呼喊。 （见《尚书?汤誓》 ）盼望商汤伐桀， “若大旱之望雨也”（见《孟子?滕文公下》 。 ）代之而起的商汤，因 为久旱几乎被焚于桑林。有商一代，连年求雨，被焚的女巫又何止千 万！其‘后立王’武乙、帝乙， ‘射天’求雨，又招来周人多少非议！ 西周以后，巫师式微， （然求雨活动在社会上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中仍 很重要。 ）其求雨之法，无非歌舞之类，称之为‘雩’ ；如《大雅?云 汉》 ，便是求雨巫歌。 （其中“圭璧既卒，宁莫我听”说的就是以玉为 食品献给神灵）求雨不灵，巫歌哀辞发展为怨天疑天思潮，与政治斗 争相呼应，在王室衰微过程中推波助澜。（见该书 149 页，括号中为 ”笔者新加补充说明） 关于夏启乞雨、后羿射日、商汤祷雨、以及甲骨文、史记、诗经、 楚辞等古文献中有关求雨巫术的记载，该书第二章有较为详细的叙 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本文上节我们已论证了玉“猪龙”是以玉琢出猪胚胎作为美味献 给鬼神。本节上文我们又谈到求雨巫术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 位。现在我们已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玉“猪龙”作为巫术道具，多 用于乞雨。 自红山文化时期开始，以玉“猪龙”求雨的巫术绵延不绝；而随 着文化演变，人们对于这种巫术的原理的解读，也会发生演变。到东 汉时期许慎编著《说文解字》就对此作了如下概括： “珑，祷旱玉龙 ；文从玉从龙，龙亦声。 ” 清儒引经据典，对此字有进一步解说。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 “…… 《字林》 ： ‘祷旱玉为珑’ 。 《广韵》 ： ‘珑， 圭为龙文’ 。 《书? 典 宝?序》 ‘俘厥宝玉’ 《传》云： ‘玉以礼神，使无水旱之灾。故取而 宝之’《楚语》‘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注云： 。 ： ‘玉，祭祀之玉也’ 。钱君大昭曰：《山海经》 ‘ ：应龙在地下，故数旱。 旱而为应龙状，乃得大雨。祷旱之玉为龙文者，即此。” ’ 桂馥引《字林》《广韵》及《尚书》《国语》《山海经》等先秦 、 、 、 典籍为证，说明“玉以礼神，使无水旱之灾”实为上古先民之通识。 后世以玉为龙形，其源头应与红山文化玉“猪龙”密切相关。 红山文化“玉猪龙”一词，据笔者推想，应是八十年代中期依据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实物传出的名称。然而却与历史上祷旱求雨的“猪 龙”不谋而合！ 孙守道、郭大顺在《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1984 年《文物》第 6 期）文中指出， “兽形玉”首部“具有吻前突、前端 并列双鼻孔的特征，同时有特大的头部、宽厚的双耳和肥硕的躯体， 吻上和眼周还有表现颜面皮皱的线纹多道， 标本 1 更有露在嘴外的獠 牙，这在六畜中唯猪最为近似。 ” 该文进一步谈到这猪首“龙身”形玉器与龙的关系： “龙的起源与诞生，当与原始农业密切相关。养猪与原始农业相 伴随。我国原始农业氏族素以养猪著称。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就发现 大量猪骨。龙首源于猪首，生动地说明，这种似乎高不可攀的神物， 最初并非单纯幻想的产物， 而是原始农人从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 来的形象。如前所述，红山文化具有以石犁耜为主要标志的发达的原 始农业，所以，龙的形象首见于红山文化并非偶然。 ” 该文又已将这猪首龙身的“兽形玉”与祭祀乞雨活动联系起来： “龙崇拜，自古以来就是同农业丰歉有直接关系的天的崇拜联系 在一起的，所谓‘云从龙’‘飞龙在天’《周易》、 、 （ ）‘水以龙’《周 （ 礼?考工记》 ）等等，都反映了龙与农事、天象、祈雨活动的关系。 这种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时期的祭祀活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 现都已证明，猪是祭祀常物。 ” 孙、郭二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我近二十年来思考红山文化玉器功 能的向导。在这篇文章中， “玉猪龙”的名称已呼之欲出。但作为严谨的学 术论文，该文始终只称其为“兽形玉” 。这是可以理解的。九十年代， 郭大顺先生又称其为“玉雕龙” ，仍不称“猪龙”《牛河梁红山文化 （ 遗址与玉器精粹》 文物出版社 1997 年 9 月） 同时， 。 又有改称其为 “熊 龙”的倾向， （见该书 46 页及注释 51）这就让笔者难于接受了。 我认为，关键在于包括郭大顺先生在内的很多学者，把红山文化 遗址中发现的以玉制作的献祭物品当作了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从孙， 郭二先生文可知，一方面，他们很了解，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已 证明，猪是祭祀常物” ；同时他们又认为，与猪首有关的“龙形玉、 兽形玉”是“被神化了的神灵崇拜物” 。在当时，猪，究竟是献祭的 牺牲品，还是祭祀的对象？孙，郭二先生用了一种模糊的说法： “在 祈天、求雨、祈防洪涝的祭祀活动中，自然就选择它作为沟通人神间 的信物，从而出现了被神化的猪的种种传说，其中就有作为雷雨之神 的传说。（见该文第 16 页）本来，作为“祭祀常物”的猪胚胎或猪 ” 肉本身并无神性；在红山时代， “玉猪龙”在求雨巫术中，是作为献 祭的牺牲、美味食品埋入坎坛，或作为巫师或首领的随葬品埋入地下 的。 “沟通人神间的信物”的说法，应该是现代人的想象。 然而， “猪龙” 以 求雨的风俗绵延数千年不断。 如前引拙文所说， “随着文明的进展，求雨巫术的方法也随着演变。“猪龙”也从神灵 ” 的食品演变成能够呼风唤雨的地下鬼神。古文献、古诗词中涉及风云 雷雨诸神与猪、龙有关的内容可谓俯拾即是。人们尽可以在《古今图 书集成》《古今事文类聚》 、 《太平御览》《格致镜源》之类类书中找 、到，也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在网上搜寻。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征引。 笔者在拙著《中国古玉文化》 （中国书店 2001 年 1 月出版） 《中 编》第八节《动物类玉器》中，谈及红山文化玉龙与求雨的关系时， 曾引用北宋苏东坡诗《次韵舒尧文祈雪雾猪泉》 ： ……岂知泉下有猪龙，卧枕雷车踏阴轴。前年太守为旱祷，雨点 随人如撒菽…… 我们看， “猪龙”在地下操纵雨雪，俨然神灵了。所引原诗前面 的两句是“苍鹅无罪亦可怜，斩颈横盘不敢哭” ，说苍鹅作为牺牲献 给原为牺牲现为雨雪神灵的猪龙。颇为有趣。然而，不能据此认为红 山时代“玉猪龙”已经有了神灵的地位。 在坚信“玉为神灵食品”说的笔者看来： 红山文化玉制猪胚胎是献给神灵的食品，不是龙神。 牛河梁十六地点 4 号墓主头下的玉鸟无非是被 “斩颈” “苍鹅” 的 之类，也不是甚么凤凰。 同墓墓主左侧胯下的玉人更不是什么神灵， 不过是献给墓主的奴 仆。 在红山时代，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灵不用玉制更不会放在墓中，而 是用泥土塑造且置于高处的女神之类。 拙著《中国古玉文化》还涉及东山嘴出土那件“双龙首璜”和三 官甸子出土那件“双猪首三孔器”的功能。先说“双龙首璜” ： “人们认为，璜的造型似与虹有联系。 《太平御览》卷 14 引《搜 神记》‘孔子修《春秋》 ： ，制《孝经》 ，既成，孔子斋戒，向北斗星而拜，告备于天。乃有赤气若虹，自上而下，化为玉璜。 ’……甲骨文 中，虹字作两头龙形（原注：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 1979 年版，2－6 页《释虹》。宋沈括《梦溪笔谈》说： ） ‘世传虹能入 溪涧饮水……虹两头皆垂涧中’ 。……现在红山文化出土双龙首璜， 证明这种观念由来久远。 《山海经?海外东经》 ‘虹虹在其北，各有两 首’ ，也可证这种观念源自上古。（见该书 92－93 页） ” 再说“双猪首三孔器” ： “1979 年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一件猪头形 玉饰，对于猪头特征把握得十分准确（07 年 10 月笔者按：近年有学 者将此件称为“双熊首”器，笔者实难苟同；那略微上翘的鼻头和下 垂的大耳，非猪莫属） 。器中钻三个直径 1.9 厘米的圆孔……两头为 猪头，中琢有圆圈，这意味着什么？……又《山海经?海外西经》 ： 巫咸国之东，有‘并封’‘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 ， 。三官甸子的双 头猪，是否就是‘并封’？” （见该书 139－140 页） 既然双龙首璜象征大雨前后出现于天空的虹，以玉琢成，作为巫 师求雨作法时的道具， 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至于双猪首三孔器， 应该就是文献中的“并封”“并封”与求雨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来 。 看《山海经》 。 《山海经》本为上古巫师代代相传的图册，经文则是代代巫师口 耳相传的解说词；到战国时期文字普及，巫师将其书之于简帛，附于 图后，出现大同小异的不同版本。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清 理国家图书馆馆藏典籍，刘歆遂将不同版本《山海经》汇集成书。东晋郭璞、陶潜曾见其图，其后战乱流散，失其图仅存文字。今本所见 图为后世据想象补绘。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7 月，第 484 页）我们今天读《山海经》 ，应随时联想其图，可更明 白。 上文“并封” ，在“巫咸国”之东； 《经》文“巫咸国”之南，有 “女丑之尸” 。这“女丑”坐在山顶，头顶有十个太阳；因为被晒得 受不了， “以右手鄣其面”“十日炙杀之” ， 。显然，这是一幅女巫求雨 图。 “并封”就画在女巫的右上方。在图中， “巫咸国”的形象是“右 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 ；这又让我们想到《海外东经》的“雨师妾” ， 其形象“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据晋郭璞和清 郝懿行的注解，雨师“号呼” ，就能“起雨” 。在“雨师妾”的南边有 “汤谷” ，是“十日所浴”的地方。该处“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 ，九个太阳在下面休息，一个太阳升上去，这是正常情 况；如果“十日并出” ，天下大旱， “焦稼禾，杀草木”《淮南子?本 （ 经训》，那就需要后羿来射杀九日了。 ） 由上述《山海图》中情形可见， “并封”与求雨抗旱应该是有密 切关系的。 与此同时，我们由“并封”之三孔，联想到牛河梁祭坛和积石冢 周围成排竖置的陶制筒形器， 会不会是求雨巫术的道具呢？器为筒形 而成排竖置， 莫名其妙， 也只有用原始思维方式的巫术观念才能解说。 因为实在没有更恰当的解释，我们毋宁相信其为求雨巫术道具之说。 由此笔者联想到红山文化的 “斜口筒形器” （即本文前面所谓 “马蹄形器”。 ） 因数次出土于墓主头部 （如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 4 号墓、 21 号墓） ，又被学者们称为“束发器”或“箍形器” 。器底口径约 7 厘米，上口径约 10 厘米，用以束发，似乎太粗。且此器未必皆出土 于头部，如第十六地点 4 号墓“斜口筒形器”就出于胸部；墓主头下 却垫一宽约 20 厘米的“玉凤” 。又第二地点一号冢 27 号墓墓主头侧 置“勾云形大玉佩” ，长 28.6 厘米；第五地点一号冢 1 号墓墓主头下 置两玉璧。这些显然与头饰无关。所以有理由认为， “斜口筒形器” 与头部装饰无必然联系。笔者倾向于认为， “斜口筒形器”亦是求雨 巫术的道具。 研究红山文化玉器，难以回避对于“勾云形器”功能的解说。在 前贤所作的诸多解说中，笔者赞同尤仁德先生提出的“云气说”《勾 （ 云形佩及相关器物探研》见《故宫文物月刊》143 期） 。至于琢为“云 气”的用途，依笔者拙见，自然是为求雨。具体使用方法，应如郭大 顺先生所说，其后有象鼻穿固定于它物上， “与手执的斧钺或权杖一 类有关”《红山文化勾云形器研究》 （ ，见《故宫文物月刊》164 期） ， 笔者认为，巫师将安装得类似权杖的勾云形器执于手中作法，为的是 吸引上天来云降雨。 由于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据，笔者不敢断言，带“齿”的“勾 云形器”晚于不带“齿”的“勾云形器” 。但是，若用“求雨巫术道 具”来解说，由不带“齿”到带“齿” ，恰好反映了巫师在求雨过程 中对于道具的“模拟”功能要求的提高。所谓“齿” ，就是积雨云下 面下雨的象征。现在，我想引用辽宁省博物馆周晓晶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在 20 世纪的勾云形器研究中，多偏重于对其本身某些因素的 研究， 却忽视了它的整个考古环境及社会背景……红山文化玉器是由 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先民制作和使用的， 它的奇异造型一定是适应它 的独特功能，而这二者又都取决于当时特殊的文化背景。因此，要正 确阐释红山文化玉勾云形器的创型理念和使用功能， 就必须把它还原 到红山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 ”《红山文化勾云形器研究回顾及 新探》 ，见《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02，第 6 卷（1）第 62 页） 笔者自信，巫师祷雨即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正是在 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当然，本文绝非最 后结论；笔者愿与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早日解开红山文化玉器功能之 谜。臧振 丁亥霜降 定稿于陕西师大文渊楼古玉功能摭辨 ――玉为神灵食品说一、文献中的古玉功能问题 古玉功能之成为问题，实始于 2000 年前。 秦始皇听李斯言，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焚书 坑儒，欲尽愚天下之民，上古文明，几于中绝。汉承秦火之余，视三 代如梦境，搜求遗篇断简，所存有限；况世遗俗革，人亡书残，欲追 先王之绪，谈何容易！ 儒学经典，赖儒生整理，口耳相传，以“今文”著之简帛，其间 音同字异、形近而讹者不在少数。西汉博士，谨守师法。刘歆搜出些 古文经，便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激烈反对。新莽后汉之际，十多年大动 乱，经传诠释进一步与先秦脱节。章帝建初四年（公元 79 年）白虎 观会议，儒学经典被附会以微言大义，杂糅以阴阳五行，以皇帝的名 义制成定论。本来朴实的上古观念，变得深奥玄远。 《白虎通》言及古玉功能有所谓“五瑞”说： 何谓五瑞？谓圭璧琮璜璋也……璜以征召， 璧以聘问， 璋以发兵， 圭以信质，琮以起土功之事也。 在儒学经典所反映的殷周时期， “五瑞” 所谓 有没有这些功能呢？ 可以说找不到证据。且看《白虎通》解说这些功能的理由： 圭以为信者何？圭者兑上，象物始生见于上也；信莫著于作见， 故以圭为信，而见万物之始，莫不自洁。圭之为言，洁也。上兑，阳 也；下方，阴也。阳尊故其礼顺备也。在位东方，阳见义于上也。据考古发现上古圭类玉器看， 圭实源于戈矛类兵刃。 汉人所谓 “象 物始生”“信”“顺”云云，以古人之耳听来，实在莫名其妙。 、 、 璧以聘问何？璧者方中圆外，象地；地道安宁而出财物，故以璧 为聘问也。方中，阴德方也；圆外，阴系于阳也。阴德盛于内，故见 象于内，位在中央。璧之为言，积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据 用也。内方象地，外圆象天也。 璧竟然与“孔方兄”联系起来，令人哑然失笑。考古尚未见到这 样的古璧，可知此亦汉代经师信口雌黄。 璜所以征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阴极而阳始起，故象半 阴，阳气始施，征召万物，故以征召也。 考古发现璜多为古人随身佩饰器，有多至七八枚、十余枚相串成 佩者，难以想象璜与“征召”有何干系。 璋以发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南方阳极而阴始起。兵亦阴 也，故以发兵也…… 按学术界对璋之原型争议较多，1 王永波先生认为源于耒耜。2 不论如何，以阴阳五行释璋有“发兵”功能，不是上古先民的思想。 以琮为“起土功之事”的信物，更无证据： 琮之为言圣也，象万物之宗聚圣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发众 也……内圆象阳，外直为阴，外牙而内凑，象聚会也，故谓之琮。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琮，皆出于墓葬或祭祀坑。从时代看，琮盛 行于新石器时代良诸文化，至殷周已很少见，战国以降，琮已属传世 品。而春秋以前的文献中不见琮的踪影，可见当时日常社会生活中已不用琮，以琮为“起土功之事”的信物，真如梦呓。 由上述可知，东汉时期对古玉功能的理解，深深打上了东汉思想 的烙印，不可据以研究上古。 先秦文献言及古玉功能而最完备者数 《周礼》 。 《周礼》 成书时代， 历来聚讼纷纭，较平允者应为何休说：出于战国时人之手。3《周礼》 作者确属高人，其努力掇拾周朝典制，为我们保存了不少上古三代古 玉文化的实况。但战国时“礼坏乐崩” ，诸子百家各逞其能。 《周礼》 作者本意不在探讨历史， 而在为新时代国家机构绘制蓝图， 《周礼》 故 难免打上战国时代烙印，这是通过《周礼》探究上古三代玉文化必须 注意的。 《周礼?春官?大宗伯》 ：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 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镇、桓、信、躬四种圭具体是什么样子，学者们极力从传世品或 发掘品中寻其真相， 迄今无定论。 笔者认为这是 《周礼》 作者的编派， 不是周代实情。显明的证据是，其后所列谷、蒲纹璧，殷周时期尚未 出现，战国秦汉年间才流行起来。4 至于说以不同名称的玉圭来“等 邦国” ，是否周代实情也很值得怀疑。早于《周礼》的文献中，见不 到这样的记载。 《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公封伯禽于鲁，赐的是“夏 后氏之璜” ，不是什么圭；封康叔、唐叔，则未见有瑞玉。笔者认为， 所谓以物品来“等邦国”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因为殷周时期，以血缘 亲疏为纽带，以鬼神监临人世，哪里用得着靠某种名称的“瑞玉”来证明诸侯的等级身份？《大宗伯》又云：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 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六器”讲祭祀神灵，从《左传》《诗经》《尚书》等典籍看， 、 、 以玉器献祭神灵，或沉河，或瘗埋，或置于坎坛，这一点毫无疑义。 但规定礼天地四方要分别六种器形和色泽，于上古文献无征，于考古 发现无证。故可肯定，这点是战国儒生的编派。 《大宗伯》讲古玉功能，一是“等邦国” ，二是“礼天地四方” 。 前者未必可信，后者可以相信，但不可全信。 《周礼? 春官? 典瑞》 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作者对古玉功能的理解， 可归纳为一、朝聘，二、祭祀，三、符节，四、殓尸。 朝聘： 王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公执桓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旨二采二就，以朝觐宗遇 会同于王。 圭璋璧琮，缫皆二采一就，以聘。 《左传?昭公五年》载楚e启疆说到“朝聘有圭，享有璋” ； 《论语?乡党》说孔子“执圭，鞠躬如也” 。可以相信，至少在春秋 时期，圭璋等曾作为使节聘问行礼的凭据。 祭祀： 四圭有邸已祀天，旅上帝。 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裸圭有瓒以肆先王。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璋邸射以祀山川。 对自然神、 祖先神的祭祀， 在上古是与战争并列的最重要的事情， 而祭祀活动离不开玉，这与文献与考古发现中都有许多证据。这点， 下文还将涉及。 符节： 珍圭以征守，以恤灾荒。 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谷圭以和难，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结好。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以上诸条，在春秋以前的文献中证据薄弱，似不可信。如发兵须 以玉璋为符节，聘女须以谷圭，都是作者依据战国时代特征而设计的 方案，放到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殷周社会是不伦不类的。 殓尸： 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殓尸。 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 玉器在墓葬中多有发现， 以玉殓尸确凿可信。 至于郑玄注所谓 “取 向方明”“通于天地”之类，以上古三代考古发现核对，实属无稽之 、 谈。 除上述四方面， 《典瑞》还提到以裸圭“裸宾客” ，以璋“造赠宾客” ，以及“土圭”度日影、璧羡量长度。应该说，赠宾客与古人对 玉的特殊观念没有必然联系，作仪器也不一定非用玉不可，因此我们 有理由不将此二项看作古玉的重要功能。 《周礼》而外， 《礼记?玉藻》则专言佩玉： 古之君子必佩玉。趋以《采齐》 ，行以《肆夏》 ，周还中规，折还 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严格说来， 《礼记》非“经” ，且问世较晚。但所载佩玉风尚， 《诗 经》中描绘甚多，考古发现更是可作充分证明。 研究古玉功能者还常引《越绝书》风胡子对楚王问中的几句：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斫地；夫玉亦神物也， 又遇 圣主使然，死而龙藏。 此语中有两点甚可注意：一是早期用玉，是实用工具；二是玉为 “神物” ，有神性，死后用以随葬（ “龙藏”即垄臧） 。 综上所述， 文献中所载古玉功能， 主要是朝聘 （等邦国） 祭祀(礼 、 天地四方)、符节、殓尸(龙臧)、佩饰、实用工具等六项。我们分析， 在上古三代， 其中最重要的功能， 是祭祀和殓尸， 实用工具是其源头， 其余功能可谓由祭祀、殓尸引申而来。而祭祀和殓尸这两项功能的更 深层次的动因，在于古人对玉有一种神秘的认识：玉为神灵的食品。 二、玉为神灵食品 玉器之珍贵，首先在于玉料本身特殊的物理属性。在自然界所矿物中， 它是韧性最强的一种； 其硬度又相当高， 不亚于今日钢铁小刀； 其结构致密，便于制作成各种形状。石器时代，先民为制出得心应手 的石器，敲遍了各种类型的岩矿。在旧石器时代，玉已被发现并采来 制作实用工具；到新石器时代，在磨制石器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抛光 后的玉具有一种半透明的美丽色泽，令人爱不释手，古人因而将它与 “截肪”“羊脂”“鸡油”“蒸栗”“荔枝”联系起来。在新石器时 、 、 、 、 代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有死者口中含有美石或碎玉，饮食器中 盛放珠、坠、碎玉石等的现象。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在南京北阴阳营 和 70 年代在武威皇娘娘台的发掘，均发现此类现象。5 有学者认为， 这反映人们珍爱美石，或将其作为财富。然这种现象不见于房址和窖 穴中。且置于口内或食器之中，除解为食品之外，很难有更合理的解 说了。由武威和南京二例已可断言，新石器时代晚期，玉或美石为鬼 神食品的观念，已广播华夏大地。 玉为鬼神食品的证据，在文献中俯拾即是。 《山海经?西山经》 ： 密山……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 黄帝是食是飨……瑾瑜之玉为良， 坚栗精密， 浊泽而有光。 五色发作， 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这里讲密山的美玉，涉及到两种功能，一是鬼神食品，二是君子 佩戴可以“御不祥” 。第二项功能因第一项功能而来：若有邪祟靠近 人体，可食玉而不伤人体。应当说，玉殓葬兼有这两重含义：既可为 墓主提供食品(如满城汉墓玉衣内的璧)， 又可防止地下邪祟伤害墓主(如玉衣、玉九窍塞)。 《山海经》诸山神灵的祠祀，多以玉器与毛(动物)、酒、糈(粮 食制品)共同陈列或瘗埋或燔烧。试举二例。 《南山经?鹊山》 ： 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 毛指动物，配以一璋玉，埋入地下；糈指粮食供奉于几案，配以 一璧。 ?《西山经?瑜山》 ： 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硅 百璧。 “汤” ，郭璞云： “或作炀。 ”郝懿行注： “炀，炙燥也。“婴” ” ， 郭璞注： “谓陈之以环，祭也；或日：婴即古罂字，谓盂也。 ”不论是 陈于尊旁还是盛于盂中，均为以玉佐酒。值得注意的是，与一百头牺 牲同埋的美玉是要先炙烤令熟的。这与考古发掘所见玉常有经火痕 迹，可以互相印证。这是玉为鬼神食品的又一旁证。 《诗经?大雅?云汉》 ： 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 听。 圭璧与牺牲一起献给神灵，乞求上天降雨。圭璧显然是食品。 《诗经?小雅?天保》 ： 吉蠲为，是用孝享；檎祠蒸尝，于公先王。 据清人《韩诗遗说》考， “吉蠲为”韩诗作“吉圭为” 韩 。6 诗文从字顺，提示了历史真相。《楚辞?离骚》 ： 折琼枝以为馐兮，精琼糜以为。 屈原想象自己将与神灵共同远行，准备食品，皆用玉制。又《天 问》 ： 缘鹄饰玉，后帝是飨。 以刻有鸟纹的玉进献神灵，这是屈赋的本意。然由于玉为神灵食 品的观念东汉文人已不很清楚， 所以王逸注 《天问》 此句， 竟说是 “因 缘烹鹄鸟之羹，修玉鼎，以事于汤” ，把夏桀的事安到商汤头上，把 上帝说成人王，把玉说成玉鼎。按考古中未发现玉鼎，亦无以为为饰 之鼎。近人曹耀湘指出： “玉，祀神之玉也。后帝，天帝也。 ”算是把 这句话读懂了。7 中国乃礼仪之邦，典籍中十分常见的“礼”字，其本义便是以玉 飨食。我们同意王国维对“礼”字的解说。 《观堂集林》卷六《释礼》 ： 《说文》示部云：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Y，Y 亦声。 ”又Y部： “Y，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 ”殷虚卜辞有Y字…… 古？、珏同字……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 文》曰“N，行礼之器” ，其说古矣。惟许君不知？字即珏字，故但 以“从豆象形”解之。 以玉礼神，此在器中之玉有何功用？郑康成注“六器”文云： 礼东方……大昊、句芒食焉。礼南方……炎帝、祝融食焉。礼西 方……少昊、蓐收食焉。礼北方……颛顼、玄冥食焉。(《周礼?春官? 大宗伯》郑注)且看：青圭、赤璋、白琥、玄璜都被神灵“食焉”了。 “食焉” 解除为 “吃” 还能有更合适的解释吗？郑氏注未言及苍璧与黄琮， 外， 但完全可以相信，苍璧、黄琮也是被天神地祗“食焉”了。 三、琮璧功能再议 笔者曾撰《玉琮功能研究述评》(《文博》1993 年第 5 期)、 《玉 琮功能刍议》(《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4 期)，在认定玉为鬼神食 品的基础上，对于璧、琮功能做过深入探讨。笔者的观点是：璧象征 肉片，其中有孔，犹如今新疆烤羊肉串。琮象征兽头或整体。时隔八 九年，似未引起学人注意，或未能被学界认可。 这一观点得到的反响，就笔者所见，唯有一处： 《中国文物报》 2000 年 8 月 2 日，第三版，李新伟文《&良渚文化研究&读后》 。文章 说该书作者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中最动人的思 辨画面：关于玉琮的功能有 23 种见解，对玉璧的认识由祭天重器到 新疆羊肉串。有些几近荒诞。但我们在暗笑竟有如此随意的学者，欣 赏自我的严谨时，也应反省自己是不是正在作茧自缚。 我要感谢李新伟先生，他为笔者的观点留下了讨论的余地，也了 笔者再次宣讲自己观点的勇气。 笔者之所以有信心，认为东汉人对古玉的理解不可据信，认为清 儒也未弄清古玉功能问题，而作为今人，却可超越前人， “补经传之 阙亡，正诸儒之谬误”《考古图?后记》，原因在于，今人有大量考 （ ） 古成果可以依据。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学者们依据近年考古发 掘的丰硕成果，已将琮、璧的形制源流、纹饰演变轨迹大体理清。8我们从琮、璧形制、纹饰的演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作为神灵食 品的本质。 不少学者认为琮源于镯，笔者认可。琮“外方内圆，是由镯外壁 的长方形饰片发展而来。如图一，圆筒式镯。图二，有饰片的镯―― 琮。图三，饰片中部突出，使琢出的兽面更具立体感。图四，饰片突 出接近方形的琮。由此可见， “琮八方象地” ，纯属后人附会。再看饰 片上的纹饰，不是东汉人所谓的“牙” ，而是兽面。其特点是大眼獠 牙，鼻孔向前。具獠牙而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应是野猪。有学 者曾试图论证野猪是先民崇拜对象，但证据薄弱：我们有了“玉为鬼 神食品”和“君子服之以御不祥”的概念，就很容易理解，这野猪是 献给鬼神的食品。还有学者用距良渚文化 3000 年之后道教所谓“三 矫”来解说琮上的兽面，认为兽面是协助巫师登天的“龙、虎、鹿” 或“白虎” 。我们知道龙、虎、鹿是没有伸出口外的獠牙的，所谓“三 矫”在良渚琮上是立不住脚的。 良渚琮在其后的发展中，纹饰上出现了小眼面纹或小鸟。它们与 兽面是什么关系呢？这应是模拟和吸引神灵来飨。 东夷民族以鸟类为 其“图腾”或祖先，这从《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论“少昊氏鸟名 官” 及甲骨文中殷王名称上往往有鸟纹可知。 学者多有论证， 兹不赘。 反山 M12：98 琮王饰片间的“神徽” ，更形象地展示了神灵来飨的形 象。戴羽冠的小 徽”的实质。 出于增多食品的愿望，宽短形琮又发展为多层高长型。其图像则 眼神凌驾于大眼獠牙兽面之上，这就是所谓“神仍是宽短形，而以简化和层垒加高的方式表现。认为“琮八方象地” 的人又如何解释层垒增高的现象呢? 在寺墩 3 号墓，33 件琮围绕墓主放置（图五） 。该墓 24 块璧有 21 块是人为砸碎后扔人墓中的。以琮、璧为“通天地法器”或“祭 祀天地的礼器” ，如何解释这些奇特的随葬方式呢？有比食品更恰当 的解说吗? 玉琮到了商代，不再琢獠牙兽面，而是琢羊头、人面或蝉纹（图 六)，与所谓“龙、虎、鹿”相距更远，与商代用羌人作牺牲或以羊、 蝉为美食更为接近。到了周代，琮成为素面方柱型。那是因为，周人 以“明德”治天下，不愿把任何族人或其图腾物作为献祭对象了。以 琮为“法器” ，说它通天地受到动物帮助，又无法解释周琮何以光素 无纹。春秋以后，琮成为传世品，或加以改琢，如曾侯乙墓的“龙纹” 琮和满城汉墓的九窍塞，与“通天地法器”更无关了。 璧的纹饰走着与琮相反的道路。新石器时代的璧，基本上是光素 无纹。如反山 23 号墓，随葬大小 54 件璧，制作粗率，随意叠放在墓 主腿脚部位（图七） 。要说这些璧是“法器” ，可“象天” ，无法理解！ 如果我们有了玉为鬼神食品的观念，对反山 23 号墓随葬现象就丝毫 也不奇怪了。 璧中部皆穿一孔，这与“天”有什么关系？“璧圆象天”说者难 以解释。如果我们又了解原始先民食肉多为火烤，恰如今之新疆烤羊 肉串，对琮、璧定要琢出中孔便理解得更为真切。琮上琢兽面，因为 琮象征的是总体的兽；璧为肉片，所以璧上不琢兽面。良渚璧上偶见有细小的鸟纹图象（图八） ，与琮上的鸟纹含义是相同的，即吸引神 灵来飨。 原始先民将璧置人墓中时砸碎或火烧的仪式， 用两千年后汉儒的 理论及今人的“通天地法器”说也是无法解释的。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肉食品有了剩余，便要制作腊肉、干肉。制 作方法，不论是晾晒、火烤或风干，都要切成片状，置于席上。腊肉 或肉干上，便留下席纹印痕。于是人们看到，春秋以降的璧上有了编 织物纹（青铜器上类似纹饰应由此而来） 。后人不识此纹源流，便称 之为“云纹”“雷纹”或所谓“蟠虺纹” 、 。河南光山黄君孟墓“蟠虺 纹”璧，细密的纹饰之间还有十余只鸟首纹。9 按黄氏为东夷后裔， 这鸟与良渚琮璧上的鸟纹含义应是一样的。 由“云雷纹”“蟠虺纹”入战国，变成了“谷”“蒲”纹。 、 、 “象 天” “通天地法器”说均无法解释这种演化，于是有所谓“元气” 、 、 “生命力”说等。我们认为，这种演化从侧面反映了干肉制作技术的 进步：席变成了网，利于通风。网孔处肉凸起，便成“谷纹” ，网络 处印痕，便是“蒲纹” 。这比汉儒所谓谷“养人” ，蒲“安人” ，更符 合实际，合于情理。 西汉，谷蒲纹之外往往又加一圈凤纹或龙纹（图九） ，还有所谓 “出廓”璧，在璧体外琢出龙或凤纹降临来飨（图十） 。这龙凤与璧 体的关系， 仍是食与被食的关系， 与良渚琮璧纹饰一脉相承， “璧 且与 圆象天”说更不相干。 四、考古报告中的古玉功能问题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玉器》 （文物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出版）载，在早于良渚的凌家滩遗址出土 6 件玉人，作者认为“可 能代表六种不同的神” 。我们看这玉人双手缚于胸前，原可能洧绳， 已腐朽不存，但琢有捆痕。作者以捆痕为“臂环” ，且以 8 号墓随葬 玉环两堆为据。我们看玉环，最大者内径 6．1、最小者 5．6 厘米， 如何能作为臂环佩戴于成 年男“神人”手臂？我们又注意到，东夷地区出土的这类玉人以 及人头像（例如新干大洋洲所出“神人兽面形饰”和黄君孟夫妇墓所 出玉雕人头，见图十一） ，后脑勺上多有平行而深的痕迹。我们认为， 这是斧钺之痕，这是所谓“神人”实为牺牲之证，这牺牲实为献给神 灵的食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玉人皆垂有耳环。凌家滩发掘 44 座 墓葬，很少见到耳饰块。87M4 墓、98M29 墓各发现 1 件，其余二件出 于探方和征集得来。这说明，本地本族人不佩耳饰i，耳环是外族人 的装饰， 这现象与良渚文化相同。 这更说明玉人不具有 “神” 的地位， 因为在上古， “神不歆非类” ，不是本族人不能成为本族的神。 我们还注意到，这类玉人往往琢有露出口外的獠牙。例如美国斯 密塞纳美术馆收藏的一件（图十二） ，正面臣字眼，獠牙，背面圆眼 暴齿。这显然是在将玉人琢为兽类，兽类中的野猪，正是雄性有獠牙 而雌性无獠牙。这件玉人头顶还有羽冠双眼物降临，这令人想到良渚 “神徽”“神徽”下部的“神兽” 。 ，如本文上节所述，实为献给鬼神 的食品。 如果再联想到东夷民族中曾经流行的凿去上颌侧门齿或犬齿 的习俗，10 对于玉人刻意琢出獠牙或暴出口外的门齿，应该有新的认识了吧?再将这类丑人说成是“神” ，实在是不妥当的。 凌家滩 20 号墓出土管钻下来的玉芯 111 件，还有许多玉器的边 角料。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一位玉匠的墓葬。那么，这位玉匠为什么要 收藏这么多玉芯及边角料置于墓中呢?人们可以有各种勉强的解说， 但真正有说服力的，还是它们可以作为鬼神的食品。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 1997 年 9 月出版)载，墓中出一侧身羽人佩饰。作者认为，此玉人“是该地区 远古土著先越民族鸟图腾和鸟崇拜的一种遗俗和变异。 比之妇好墓的 侧身玉人，新干的更多地具有神人意味，它有机地把人、兽、鸟集于 一身” 。对于这件“神人”后脑勺上掏雕出的三个链环(图十三)，作 者仅说它“表现出高超的琢玉工艺水平” 。我们要问一下：什么人才 会被人从身后(或以头发挽住)套以链环?身份高贵者或“崇拜对象” 能用这种“装饰”吗?所谓“神人” ，实是献给神灵的牺牲。 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7 月出版）载， “二号祭祀坑出土一件呈平行四边形的玉璋” ，其上琢 有 “祭山图案” 图中有 ， “这种玉牙璋插在神山山腰两侧的祭祀场面” 。 作者解释说： “祭祀山神用玉石器作为供物，这可能是渊源于原始的 自然崇拜。在古人看来……人们所获取的自然物，是神灵赐予的一部 分。按照自然崇拜的祭祀，往往要将获得的自然物的一部分奉还其神 灵作为报答……玉石取诸山川，为山川之精英，所以古人用玉石器作 为供物进行献祭。 ” 请看，由于不明白玉为神灵食品，对于玉璋献祭的原因，作者绕了多大弯子，其实还是没有说清楚。我们知道，所谓祭祀，就是将美 好的食品供献给神灵。既然“金玉石水等自然物”都“归这些神灵管 辖或为神灵所有” 他要你献祭的那一点点 ， “作为报答” 有什么意义？ 且产玉之山在山川中只占少数，为什么《山海经》诸山神灵的祠祀几 乎都要用玉？又有谁见过产金之山要将黄金供上祭坛？ 王斌主编《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7 月出版)其中收入姜涛、李秀萍《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的认识与研 究》一文，对 20 世纪 90 年代发掘的 9 座墓中所出的千余件“礼玉” 进行研究，认为西周中晚期璧“除用于祭祖先、祭天地及事鬼神外， 还应是区别等级贵贱的象征，即璧的使用是分级别的” 。 其证据之一，是 2009 墓出一件“龙纹璧”“极可能是周王赏赐 ， 于虢公之物”“应是《周礼》所言‘六瑞’之一”《周礼》 ， 。 “六瑞” 说“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 ，虢公不可能是子、男爵， “龙 纹璧”也不可能是“谷、蒲”璧，怎么可能据以证明《周礼 》 “六瑞” 呢？我们知道， 晋侯曾送虞公一件 “垂棘之璧” 《左传 ， （ ‘僖公二年》， ） 郑伯送鲁公一璧以借许田（ 《左传．桓公元年》，诸如此类， ） 《左传》 中记载甚多， 这些璧的馈赠转移如何 “区别等级贵贱” 呢？作者又说， “璧在敛尸之时，也是有严格的等级之分的” 。我们且以虢公 2001 号 墓和 2009 号墓来看，其随葬件数、大小、厚薄、精粗都不一样，2001 墓 6 件置于尸身下；2009 墓 27 件，置胸腹部及外棺盖上。这些区别， 如何表现“严格的等级区分”？又如何证明《周礼》？作者说： “六 器之为物，均具有多种不司的功能与用途，即同样之器,用于不同场合，则具有不同的功能，而其功能是可以转移的。 ”这与作者讲用璧 “有严格的等级区分”是自相矛盾的。究其故，在于作者没有抓住璧 的最基本的功，以至于迷惘。璧最基本的功能，便是作为食品献给鬼 神。 虢国 2001 号墓主口含玉 55 枚， 质地为和阗玉， “ 均系小块碎玉” 。 这样典型的证据，足可说明“玉为鬼神食品” 。这又令人想到曾侯乙 墓，墓主口内含细小玉器 21 件，小的如一粒稻谷，大的比蚕豆小， 均被雕作猪、狗、牛、羊、鱼、鸭等形。11 这众多肉用动物填于死 者口内，除了解作食物，难道还有更合理的解说吗? 壬午寒露定稿于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秦陶m1 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中心编： 《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年。 2 王永波： 《耜形端刃器的起源、定名和用途》《考古学报》2002 年第 2 期。 ， 3 参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 25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4 月版。 4 有学者认为， 《大宗伯》 “子男执璧” “应是简章错乱所致”(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起源、定名和用 途》《考古学报》2002 年第 2 期)。这是过分执信《周礼》 ， ，极力替《周礼》回护， 要把《周礼》当作信史。如果说此处是“简章错乱”《春官?典瑞》《秋官?大行人》皆有“子执谷璧” ， 、 、 “男执蒲璧” ，难道都是错简? 5 见《考古学报》1958 年第 1 期和 1978 年第 4 期。 6 臧庸： 《韩诗遗说》《丛书集成》 ， ，中华书局，1991 年。 7 见游国恩《天问纂义》第 298 页，中华书局，1982 年。 8 其代表作， 可举二例： 邓淑O： a． 《考古出土新石器时代玉琮研究》 ， 《故宫学术季刊》 1988 年秋。 杨 b． 建芳： 《玉琮之研究》《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2 期。 ， 9 见《考古》1984 年第 4 期。 10 参考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 年第 1 期。 ， 11 见《文物》1979 年 7 期。玉琮功能研究述评八十年代，新石器时代玉器大批出土，把玉器在古代社会生活中 的地位问题十分突出的摆到人们面前。 在赞叹中国古玉文化灿烂辉煌 的同时，人们对众多玉器的用途却不甚了了。而诸多玉器中，最难解 释又十分重要的莫过于玉琮。如果对琮功能没有正确的解答，则这一 时期的文化精神面貌也就不能有科学的阐释。研究玉琮功能，成为刻 不容缓的课题。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一百年前吴大隙ㄓ耒髅闫穑婕 琮功能问题的中文书籍和论文约有八十多篇；其中
年十 年间约有四十篇。1 这充分说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如有的学 者所说， 这是考古学界的一股狂飚； 自本世纪初以来， 琮功能问题 “一 路狂飙，引发多少讨论和争议”2。张光直先生甚至建议将新石器时 代的晚期称作“玉琮时代”3。遗憾的是，尽管专家们作出了诸多解 释，关于玉琮功能问题迄今尚未有可以基本公认的答案。 归结起来， 学者们主要通过形制源流和纹饰含义两条渠道探索玉 琮功能；其次，学者们还利用了涉及玉琮的古代文献和可能与琮功能 相关的民族学资料。 本文拟就形制与纹饰两方面的研究情况作扼要介绍， 并对海内外 学者的几种解说试加评述，期望能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一、对玉琮形制源流的探讨 谈论玉琮器形，最早当推《说文解字》“琮，瑞玉，大八寸，似 ： 车G” 。所谓“车G”指车轮轴部位安装的一内园中空、外为八角形的零件。但宋明以来，人们弄不清楚琮究竟是什么样子。乾隆帝面对 宫中收罗来的玉琮，称之为“杠头” ，认为是“辇辂舁竿之饰”④。 “杠头”说显然是一种误会。正如周南泉先生所指出的，早在“辇辂 舁竿之饰”出现之前就有了玉琮⑤。 乾隆之后近百年，光绪十八年（1889 年） ，金石学家吴大谄 所著《古玉图考》中引述嘉庆年间文字学家钱砧的说法，指出， “今 世所传古玉‘G头’ ，其大者皆琮也” 。至此， “琮”之名称与实物， 算是结合在一起了。 《古玉图考》录有三十多件琮，大体上可分为四类：宽短形（图 1） 、高长型（图 2） 、细小型（图 3） 、方柱素面型（图 4） 。四类之间 关系如何，何为祖型，何为次生？吴大贝共豢赡芘濉 吴大螅善餍推鹪赐撇庥耒δ埽畛跤蟹üд呒估 氏（G?Gieseler）提出的“中C”说。他认为琮是“原始汉民族住 在小屋或洞穴的时代，在屋脚建有粘土制的圆筒形有孔之物、或即烟 筒，名叫做‘中C’……于是《礼记》就有‘中央土，祀中C’及‘家 主中C而国主社’之文，中C遂有崇拜的礼仪发生”6。 “中C”是上 古泛神论时代的居室之神， 很难说与随葬于墓中的成批的琮有什么关 系。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对此就表示“不易率表同意” 。滨田氏自己也 努力在上古实用器物中寻找玉琮原形，认定琮原是一种“有圆孔而方 柱外形的实用品” 。这实用品是什么？他承认实在弄不清楚，似乎倾 向于同意《说文》所谓“似车G”之形的东西 7。 1947 年，比利时学者密舍尔（H?Michel）认为琮就是《尚书舜典》 “在璇玑玉衡”的“玉衡” ，可以用来观测天象⑧。此说已有学者 指出其牵强附会⑨。 1948 年，郭宝钧先生推测琮前身为木质的“织机之上持综翻交 者”⑩。此说与车G说一样令人怀疑。因为五千年前似乎还不会有装 着“翻交持综”机件的织机；而所谓“木琮”应比玉琮早，就更渺茫 了。 本世纪二十年代，宗教史学术界流行一种寻找“地母”“谷母” 、 、 “神女”的风尚。学者安克斯认为琮是象征女阴性器，代表母系祖先 11；瑞典学者高本汉则认为琮是藏男子性器之函，琮是“祖”的“宗 器”12。台湾学者凌纯声先生赞同安氏之说，认为琮是后世“木主” 的前身，是“象征女性阴器，为女祖的神主”13。古玉专家那志良先 生也表示赞同安氏之说 14。与民族学家有所不同的是，那先生讲琮 “象征女阴”而不讲仿自女阴，因为对于琮型制起源，那先生同意近 人陈大年说，认为琮是“间接模仿日常用具” ，它是“方勒形的扩大” （ “方勒”即吴大橹兴健胺将W” ，见图 3 右）15。 与那先生有些相似，周南泉认为琮“代表女性生殖器是可能的” 。 他更进一步设想良渚文化中围绕墓主一周的玉琮，可能表示“其后或 妻妾宫女以物代人为墓主陪葬” 16。 同时， 他也认为琮源于W子， “古 代的玉琮很可能是从比其更早的‘外方内圆牙身’型玉管状饰演变而 来的” ；他进一步认为，玉管形佩（按：即“W子” ）的形制已具有“天 圆地方”说的“依据和含义” ，因而可以说， “玉琮仿自‘地’形 17。 ” 女阴说没有被众多学者接受，因为琮的大小形制多种多样，琮上的纹饰也与女阴无关；良渚墓中不论男女都有以琮随葬的现象；余杭 反山墓地“琮王” （M12：98）置于头顶，这些都是女阴说难以解释的。 作为女阴说最有力的根据， 《周礼》 是 “以黄琮礼地” ， “宗后以为权” ， “宗后守之” ，大琮“为内镇”《仪礼》 ， “享夫人以琮”等材料。但这 些材料上距良渚文化有两千多年； 琮的这些用途完全可能是后世儒家 的安排；同时， 《周礼?冬官?玉人》还有“天子以为权”的记载， 可见并不是只能用于女性。 杨建芳先生更指出， 《周礼》 “以黄琮礼地” 是与“六器”中其余五器――圭、璧、璋、琥、璜相提并论的，而“六 器”又与“六瑞”相提并论。良渚、石峡、龙山文化中都没有璋、琥 和带谷、蒲纹的璧， “六器”“礼地”等“决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制 、 度”18。 至于说玉琮源于“玉管形佩” （即玩玉家们所称“W子”，有两 ） 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琮与方W之间的尺寸差距甚大，而迄今未发现 有过渡的中间尺寸的琮，琮由方W扩大而来的说法尚缺少证据；二是 W子本身的功能究竟是什么，W子上的花纹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样也 是问题。 与W子扩大说相反的，还有勒子由琮缩小而来的说法 19。此说 同样不能解答上述问题。 当初吴大唷豆庞裢伎肌肥保兆印⒊じ咝午⒖矶绦午 及圆筒形而有浮雕长方形饰片的似镯形玉器都称作琮， 这说明吴氏有 相当的眼力，认定其形制及功能具有共性。尤其是他将筒形似镯者称 为琮，启示后人发现了二者具有的渊源关系。五十年代，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提出琮源于镯 20。此说在六十年 代得到林巳奈夫等人的赞同 21，近年更为众多学者认可。王巍将宽 短型与高长型琮分别称为 A 型、B 型，确定 A 型源于镯，而 B 型起源 “暂且存疑 22” 。邓淑O曾综合良渚玉琮资料排比研究，推测琮形制 发生自镯，认为在发展为外方内圆形状的同时，又发展了上下堆叠， 层累加高的过程 23。笔者认为这基本上弄清了高长型与宽短型琮之 间的渊源关系；但对层累加高的心理动因，还应有所解说。至于W子 是否是高长型大琮的初期形态，因为缺乏中间尺寸的过渡形态，邓氏 取了存疑态度 24。杨建芳近年对由镯到琮的演化过程做了很好的解 说，但未涉及宽短型琮与方勒和柱形大琮的关系问题 25。 我们认为，高长、宽短大琮与方勒式小琮有不同的源头。如果说 前者源于镯，那么后者自然应源于项链串饰。这一点，由W子在墓中 常见的位置可以证明；没有中间尺寸也可以作为反证。镯与项链的共 同点，在于他们都被人们佩带在身且都用玉制作，应该说是出于某种 相同的观念，它们被琢出了相同的花纹。 然而问题在于，弄清了琮与W子源于镯和串饰，并没有达到弄清 琮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具体功能的目的。 因为人们一般认为镯与项链 是装饰品，而琮显然已经具有了超乎装饰意义之外的形而上的含义。 这含义是什么？看来单从型制渊源上寻找是无能为力了。 1988 年，六十年代曾论证过琮源于镯的林巳奈夫先生又对被滨 田氏否定了半个世纪的吉斯拉氏“中C”说发生了兴趣 26。这实际 上反映了人们对玉琮功能问题的一筹莫展。二、对玉琮奇异纹饰的探讨 确认饰有如图 2 琮上那种奇异纹饰的琮出于新石器晚期以良渚 文化为中心的华东地区，这是近年来的事情；良渚式玉琮的出土或传 世，则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对于良渚琮上奇异的纹饰，前人多发“不 知何所取义”的慨叹。 《白虎通》称其为“牙” ，吴大朴写宋普呶 “组琮”27。本世纪七十年代，国外学者称其为“鬼面纹”或“鬼神 像”28。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有时称良渚琮的上下两种纹饰为“象 征兽面纹”和“形象兽面纹”29。有时称为“简化兽面纹”和“象形 兽面纹”30，或称“简、繁兽面纹”31。也有学者称琮上的两层纹饰 为“简化变形兽面纹”和“重圈扇形目兽面纹”32。 1986 年，台北邓淑O女士在系统研究中国古玉奇异纹饰的基础 上指出， “不论其含义为表达‘神’‘祖’‘人’或‘动物’ 、 、 ，所强调 的总是一双严肃、凝重而神秘的双眼”33。她将良渚玉琮上成组的两 种纹饰分别称 “小眼面纹” “大眼面纹” 和 这无疑是较为科学的命名。 邓淑O注意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华东沿海玉器纹饰 “常以二元的形式出 现” 。这是十分重要的揭示，有利于进一步探究纹饰含义。 1987 年，车广锦参照收藏于美国的良渚式山字形器和 D 形器上 的纹饰，在林巳奈夫和杨建芳认识的基础上，指出玉琮组合纹饰的上 节为“人面纹” ，下节则为通常所说的“兽面纹”35，这是对琮纹饰 认识的深化。 车广锦据此进一步推断玉琮起源于“图腾柱” ，认为“玉琮的早 期兽面纹，即动物图腾神像，处于图腾崇拜阶段，中期的组合纹，即图腾神像和人类神像， 处于图腾崇拜和人类崇拜阶段， 晚期的人面纹， 即人类神像，处于人类神崇拜阶段” ；而后来， “只作为氏族神圣标志 的图腾柱逐渐消失” ，但玉琮却独立发展为“整个良渚文化的神圣标 志”36，这一系列推断是颇大胆的，但存在一些问题。 近年台湾学者也曾就此有过较为深入的讨论。所谓“图腾柱” ， 不一定就是膜拜对象；其纹饰也决无上下四角重复相同的现象。图腾 柱质地一般都是木刻，树立在村落、房屋或墓地前，与良渚专用玉制 并且随葬在墓中是完全不同的。 琮功能与图腾柱的功能间究竟有多少 共同之处，尚有待深入研究。将琮喻作“图腾柱” ，只是一种文化名 词的借用 37。 大陆学者中，近年仍有认为琮源于图腾民族的图腾柱的看法 38， 和认定“兽面”为“图腾”“人面”为“巫师”的主张 39。 ， 近年良渚玉器的成批发现，为研究纹饰提供了丰富资料。特别是 反山 M12：98“琮王”上“神人兽面复合像”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 者极大兴趣。反山简报称其为“神徽” ，并指出， “良渚玉器上通常雕 琢的主题纹样，过去所说的‘兽面纹’实为神人兽面像的简化形式。 无论是繁是简，反映的都是良渚部族崇拜的‘神徽’ ”40。 “神徽”的说法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不过学者们还是各依己见加 以诠释。如杨建芳认为是“神人骑神兽”41；林巳奈夫则论证其为承 自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42，又释“神徽”为“气”的图象 43； 张光直称之为“巫矫符号”44；邓淑O称之为“神祖动物面复合像” 45 等等。事实上， “神徽”的提法尚未经科学论证，只是一种暂时的代词， 既是“神徽” ，为什么反山 M12：98 一个琮上就刻有八个之多？为什 么在良渚文化山形、D 形、璜形、倒梯形玉饰片上，它又被随意拆卸 组装， 而后来又被简化到只剩圆圈和横棱？为什么只刻在琮和佩饰玉 片上而不刻在更易刻划的璧上？为什么只刻在玉器上而不刻在陶器 上？如果把“神徽”放到整个良渚文化历史背景上去考察，它是否称 得上“崇拜对象”也是有问题的。 三、对玉琮功能的几种解说 在纹饰含义未能完全弄清的情况下， 海内外学者们各依其学术传 统对琮功能做了取向不同的解说。 大陆学者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认为葬玉用于对尸体起保 护作用，一类认为随葬玉器用于显示死者的财产和身分。 夏鼐先生认为，把玉器“放在死者身旁，可以对尸体起了神秘的 巫术作用”46。惜夏鼐先生未能对此作深入的讨论，也未明确上溯到 新石器时代的玉琮。王巍 47、李文明 48、杨建芳 49 表示了对夏氏意 见的赞同，但都未有深入的论证。杨建芳先生认为玉琮是神人或神兽 （以头部象征）的具象化和立体化 50，此说很有道理，但古人将琮 置于墓中用意何在？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第二类意见可以南京博物院寺墩发掘报告为代表。该报告认为 “璧琮等珍贵的物品，是作为死者所有的财产随葬的”“是死者身分 ， 的象征”51。这里有一个疑问： “作为财产”和“象征身份” ，是今人 的观感还是原始人的目的？如果说是今人观感， 那么原始人是否还另有用意？如果说原始人的目的便是如此， 那么琮璧等物在生前是干什 么用的？应该有所解释。 人们往往引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谈印第安人的观念来解 释璧、琮随葬问题：印第安人“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成为已死 的所有者的随葬品，以供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52。应该说，这样的 引文没有解答琮、璧等玉器的功能问题。因为首先要说明死者生前如 何使用，才谈得到死后的“继续使用” 。 有的学者认为， “琮、钺、璧是神权、军权和财权的象征。这些 良渚巫师的形象即为一手握琮、一手握钺，大量玉璧集于脚下”53。 这里对钺和璧的理解都颇有道理，但说巫师“一手握琮”则似不妥。 因为许多墓葬都远不止一个琮，也不是置于手部。如著名的寺墩 M3， 一件矮型琮置于头右上方，32 件柱型琮围绕人骨架。这些琮，很难 说是在“象征神权” 。并且，良渚琮是否用来祭祀，尚属争论中的话 题，尚有待科学的证明，而并不是“已为学术界所公认”54。 对于上述两类意见的缺陷， 台北邓淑O女士有所批评。 她认为 “避 邪”之类“负面性的想法” ，可能是受了汉魏六朝石雕辟邪神兽和唐 墓中“镇墓兽”等艺术品的影响；而“只认为是财富或权势的象征” 的说法，则似嫌简单化了。与此相反，海外学者则多“作正面性的深 入解释” ，即从琮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的探讨 55。他们 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点，即可以把琮功能概括为“沟通天地”四个字。 其具体解说，有代表性的，可举四家： 一、张光直认为，琮的外方内圆， “象征天地的贯穿” ；琮上的纹饰，则是帮助巫师上天下地的“三矫” ；琮是巫师“通天地的法器” 56。 二、林巳奈夫认为，琮是宗庙祭祀中请神主凭依的器物，琮的中 孔便是神灵凭依的小室，器表的鬼神面可起保护死者灵魂的作用 57。 三、邓淑O将琮与璧联系起来考虑：璧圆象天，琮方象地，符合 当时人们的宇宙观。琮中心的圆孔是供木棍贯穿竖立琮所用，琮上再 置一壁，组合成贯通天地的法器 58。 四、袁德星先生则推测，女巫把蓍草或数筹从玉琮中孔贯下，使 其洒落在坛前，而后观察蓍草散落的卦象。这样，琮便发挥了“沟通 天地的管道”的功能 59。 我们可以看出，四家的说法都是很具联想力的、大胆的推测，但 也实在只能说是推测而已。台北杜正胜先生提出质疑： “良渚文化最 大的特点是以大批玉器随葬……有人解释良渚葬玉会有祭祀天地的 作用，其实中国古代祭祀对象分天神、地o和人鬼三大类，墓葬当属 人鬼，和礼天祭地无关。 ”60 由于迄今科学发掘的琮、璧都是随葬于 墓中的，所以杜氏的质疑很有道理。看来，即便解答了琮在阳世间的 功用，对于解释墓葬中众多的琮、璧，仍有隔靴骚痒之感。可以说， 对于琮在良渚时代的功能，不论是阳间还是阴间，我们的知识都是很 贫乏的。 行文至此，不禁慨叹，倘能起古人而问之，那答案，想必是十分 简单的吧！ 其实也未尝简单。 因为今人的思想方法与原始人之间有着显著的差别。列维?布留尔关于原始思维方式的“原逻辑”特性的论述，不 是没有道理的。原始人追寻错觉，他们对梦呓、狂语的相信，往往超 过相信现实。他们中流行的一些“集体表象” ，今人是无法理喻的。 同样的，我们用今人的观念似乎稳妥地解释了上古习俗，也许会令先 民茫然不知所云。比如说以私有财产的随葬来“显示其等级、财富和 权力” ，笔者很怀疑，那笼罩在鬼神观念之中，生活在以血缘为纽带 的大家庭公社之内的先民，有没有用实物来“显示”那些今人颇重视 的概念的愿望？ 因此笔者认为，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国上古观念研究不 够。其次，则是对与琮有关的其它器物的综合考察不够，对考古中发 现的特殊葬俗的重视不够。这些，看来是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 注意弥补的。注： 11981 年前的论文，参考杨建芳《中国古玉书目》1982 年，香港中文大学。1981――1990 年，参考邓 淑O《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末所附《参考书目》 ；见《庆祝高去寻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1991 年，台北。 2 邓淑O《狂飙中的玉琮》《故宫文物月刊》1989 年 1 月台北。页 57。 ， 3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1986 年，页 259。 ， 4 乾隆《御制诗》五集，卷 79，页 2。 5 周南泉《玉琮源流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 年 1 期，页 90。 、 6 转引自滨田耕作《古玉概说》 ，胡肇椿译，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七章。 7同6 8 参见邓淑O《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二――琮与琮类玉器》《故宫学术季刊》1988 年 ， 冬，台北，页 24。 9 参见夏鼐《所谓璇玑不会是天文仪器》《考古学报》1984 年 4 期，页 404。 ， 10《古玉新诠》 ，中研院史语所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册，1949 年商务印书馆，页 29 ――30。 11 参见于 13 凌纯声文 12 参见于 13 凌纯声文 13 凌纯声《中国古代神主与阴阳性器崇拜》《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八册。1959 年，台北。 。 安氏、高氏之说亦参见于凌文。 14 那志良《明尼安波那斯美术馆所藏之中国古玉（下）， 》《故宫学术季刊》1991 年春，页 25。15 那志良《说琮》《大陆杂志》11 卷二期。1955 年，页 53。陈大年说见《陈大年所藏玉器、石器、 ， 琉璃器说明书》1937 年，收入那志良《古玉图籍汇刊》1978 年。 16 同 5。页 90 17a、同 5，页 82，89―90。b、周南泉《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考古与文物》1985 年 5 期， ， 页 83。 18 杨建芳《玉琮之研究》《考古与文物》1990 年 2 期，页 64。至于良渚时代有无璋、琥，学术界尚 ， 有争议。如璋，学者们多称一种半圭形玉刀为璋。周南泉认为，良渚文化所见倒梯形玉佩“形如虎头，上 有面纹”“可能是琥形器”（同 17b，页 86。 ， 。 ） 19 罗曼莉《玉器的起源和发展》《艺术家》第 30 期 1977 年 11 月，台北。页 31。 ， 20 梅原末治，见《考古学杂志》42 期 3 号，1957 年，页 1-8。 21 林巳奈夫，见《东方学报》第四十册，1969 年，页 290―291。 22 王巍《良渚文化玉琮刍议》《考古》1986 年 11 期。页 1014。 ， 23 邓淑O《古代玉器上奇异纹饰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1986 年秋。页 8。 ， 24 邓淑O《考古出土新石器时代玉石琮研究》《故宫学术季刊》1988 年秋。页 2。 ， 25 同 18，页 57―59，62。 26 林巳奈夫，见《东方学报》第六十册，1988 年。 27 吴大豆庞裢伎肌1889 年。 28 转引自 23 页 3。 29 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 《文物》1984 年 2 期。页 27。 30 同 22，页 1010。 31 殷志强《红山、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 《北方文物》1988 年 1 期。页 11。 32 同 5，页 86。 33 同 23，页 2。 34 同 23，页 26。 35 车广锦《良渚文化玉琮纹饰探析》《东南文化》1987 年 3 期 页 18。 ， 36 同 35，页 21。 37a、袁德星《由礼地到通天――通天的管道》《故宫文物月刊》1990 年 3 月。页 30－31。b、邓淑O ， 《古玉新诠》《故宫文文物刊》1990 年 6 月。页 74－75。c、袁德星《上帝与上天》《故宫文物月刊》1990 ， ， 年 10 月。页 67、69。d、邓淑O《与袁德星先生的两点小商榷》《故宫文物月刊》1990 年 12 月。页 126 ， －127。 38 刘斌《良渚文化玉琮初探》《文物》1990 年 2 期。页 34。 ， 39 袁靖《试论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的含义》《文博》1990 年 1 期，页 63。 ， 4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 （王明达执笔）《文物》1988 ， 年 1 期。页 12、31。 41 同 18，页 63。 42 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论文集》1990 年，香港。 ， 页 162－166。 43 林巳奈夫，见《东方学报》第六十一册，1989 年。 44 张光直《濮阳三F与中国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 年 11 期，页 39。 ， 45 邓淑O 《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二――琮与琮类玉器》 ， 《故宫学术季刊》 1988 年冬。 页 28－29 46 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 年 2 期。页 137 ， 47 同 22 页 1015。 48 李文明《关于良渚文化的两个问题》 《考古》1986 年 11 期。页 1008。49 同 18 页 63。 50 同 49 51 南京博物院《1982 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 年 2 期，页 124。 ， 52a、见 29，34 页。b、见 48，页 1007。 53 牟永抗《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1989 年，页 193。 ， 54 同 39，页 63。 55 同 24，页 53。 56 同 3，页 254－255。 57 同 26。 58 同 24 页 54－57。 59 同 37a，页 33－34。 60 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1991 年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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