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 聊斋志异》还淳方舒岩先生批本
（一函四册）
清o蒲松龄 著；方舒岩 评
安徽博物院 编
出版人：浙江人民出版社
年代: 2017年07月
定价：1280元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的评点，已有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中会辑了清代十一家评语。最近安徽省博物馆在整理馆藏古籍的过程中，发现《聊斋志异》“还淳方舒岩先生批本”。此一种批本在三会本中未见提及，我在此对其略作介绍，并对方舒岩评点的内容作一初步探求，以期引起研究界的关注。
此种《聊斋志异》为抄本，字体工整秀丽，用纸无格，分为四册八卷，计一百三十九篇，其中经方舒岩评点达一百零三篇。封面竖写“还淳方舒岩先生批本”，下面加盖“程士熊”、“秋农”两枚篆字印章，此召程士熊”可能是本书的收藏者。内容的编排次序是：蒲松龄的《聊斋自志》在卷首，之后是“余序”，序后署“淳邑后学咏珂氏孙振玉书”，再后是《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例言》。题辞中录有王士正题七绝诗一首，朱细题七绝诗二首，另有一首宋允睿书云梦公主传后的诗：“鹤唳空宵泪自流，秋来肠断失鸾俦。倘缘得尚云梦主，便不封侯也不愁。”为三会本所未见。各本在文字上有差异的地方，此抄本基本上都是从青柯亭刻本。
对于评点者方舒岩的生平和生活年代，目前还没有见到有关材料，因此只能根据评语本身的一些零星记载作一初步推测。在《江城》篇记有“岁癸亥，余与孙佩金、吴效昆，同馆上长林，适厨下奴误市街头青油，作饼以进。一时不觉，至晚，吐痢交至，冈不委顿。”在《公孙九娘》篇记有：“歙邑贾某，居梁下，娶某氏，生子女各一，即客苏州：……此嘉庆十六年事，余馆上长林，门人胡声诗，因其妹倩程文学一与百顺同里，故传闻之。”在《姊妹易嫁》篇记有：“款县曹文敏公祖墓，先亦别姓旧穴，因水蚁改葬去，曹以贱价得之，今发一侍郎、一宫保、一太傅矣。”
嘉庆八年（1803年）是癸亥年，往后一个甲子，同治二年（1863年）是癸亥年，方舒岩所记“岁癸亥”的活动究竟在哪一年？他是在什么时间评点《聊斋》的？依据以上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方舒岩追记了嘉庆十六年的传闻，那么他评点《聊斋》的时间上限只能在嘉庆十六年以后。但评点时间要后推到什么时间，会不会在同治年间？则不可能。其一，方舒岩能准确地记下传闻的事在嘉庆十六年，说明事情的发生与记载之间不会相隔五六十年。其二，他又记“今发一侍郎、一宫保、一太傅”，这里的“今发”，在时间上应和方舒岩同时代，曹文敏公即曹文值，字近薇，歙县雄村人。据民国时修《歙县志》卷六记载“曹文植历官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乾隆时曾总裁《四库全书》，年六十四卒于家，嘉庆五年特旨赐祭葬，溢文敏。以子振镛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
方舒岩所记“今发”的宫保和太傅即曹文植父子。据此我们可以得知方舒岩出生在乾隆时期，他自述“岁癸亥”的活动即在嘉庆八年（1803年），评点《聊斋》亦应是在嘉庆十六年以后几年间的事。当然，要准确地得出方舒岩的生活年代和他评点《聊斋》的具体时间，尚有待于史料的证明。
在方舒岩以上的记载中，两次提及“余馆上”，还有“门人胡声诗”，人又称其为“方舒岩先生”，据此我们说方舒岩曾在较长时间里担任过书塾的教书先生是有可能的。
方舒岩的籍贯是浙江淳安县，除封面所署“还淳方舒岩先生批本”之外，在评语中也有一些材料可以说明。在《刘海石》篇记有“淳邑方一全，一介不与，人称半个伊尹。”《侠女》篇记有“吾浙得此人有光桑梓，多矣，惜乎不传其姓名。”淳安县位于新安江中游，是徽州商人入浙的必经之地，因此方舒岩对徽州的一些掌故传闻非常熟悉，他在评点《聊斋》的过程中，记下了一些与某篇内容相类似的徽州人的故事。方舒岩所记的这些故事，大都文笔洗练，有的颇具文言短篇小说的规模；人们口头传闻的故事若未经文人加工整理，是没有这样面貌的。
方舒岩游历较广泛，也曾作过一些文章。他在《画壁》篇记有：“余曾有效《鸳鸯记》一则，为死情者惜，实为未入欲海者戒。”在《续黄粱》篇记有：“余尝游长安，见夫朱轮丹榖，威福一时，未几而名挂弹章，家破人亡，有不忍言者，何得谓之梦哉！”在《鸦头》篇记有：“吾尝游燕都育婴堂矣。”这广泛的社会生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方舒岩评点《聊斋志异》的思想观点比清代其他评点者要进步一些。
方舒岩对《聊斋志异》的评点，在形式上效法蒲松龄“异史氏曰”的笔法，以论赞为主，大都属总评。评语主要是对作品大旨的揭示，并常常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发表议论。方舒岩在评语中还记述了一些独立成篇的与正文内容相类似的故事。这在蒲松龄“异史氏曰”中也屡见不鲜，如在《瞳人语》中就是叙述了一则与正文类似的故事之后再加短评。正如蒲松龄在《申氏》篇后附乙篇所作的说明：“此其自述，因类申氏，故附之。”还有一些评语是列举传闻的异同之处，并作了一些考据。由于方舒岩大都作的是总评，因而在篇章结构等写作方法方面着墨不多。
方舒岩可能因为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中下层，能和以中小商为主的新兴市民阶层接近，所以对蒲松龄所津津乐道的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思想不尽以为然，更不象其他评点者的推崇。如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理酌情，毫无可驳。”方舒岩很大一部分触时感事而发的评语，是属于社会的、政治的评论，带有批判现实的性质。如评《赵城虎》：
赵城妪竞得此虎子哉！方虎噬其子，向邑令以求伸，是欲执鬼缚魅也。脱非老妪，鞭捶且不免，何能伏虎？此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吾又思：夫虎究非人，犹能生则致养，丧则致哀以悔祸。彼虎而冠者，所在多有，且日肆其爪牙，以弱肉强食为固然，而不知稍戢，则猛于虎者矣。安得卞庄子尽刺而脔切之，庶虎风其不行欤？
对封建官吏的批判深刻而强烈，他把“向邑令以求伸”看作“是欲执鬼缚魅”，把官府的大堂比作“虎穴”，把官吏视为“猛于虎者”，对腐朽的封建政权表示了绝对的不信任。较之其他评者，如何守奇评道：
虎义矣，岂亦宰之仁政有以使之然欤？观其不加威怒于媪，而诺为捉虎，是岂俗吏所能？宰庶几其不为赵城虎者。
对待欺压百姓的封建官吏，一抨击，一褒扬，其立场观点截然相反，方评道出了作者的真意所在，无情地揭去了贪官污吏的伪善面纱。
同是痛恨封建官吏的执法不公，方舒岩在思想认识上则比蒲松龄清醒，他深知劝说人们寄希望于“冥报”是徒然的。如在《李伯言》篇后，异史氏曰：“阴世之刑，惨于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关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方舒岩评道：
彰善瘅恶，阳世之大法，奈刀笔吏往往失之不平；转望冥报，阎罗肯任其责哉？青天白日，曲直莫分，岂酆都黑暗之中反能代为剖析？此含冤者所以终难昭报也。然火烧堂廨，王生受答，又何以闻？则无其理者，不妨姑传其事，使狂悖者稍知敛迹，又未必非圣王神道设教之意也夫。
蒲松龄对“阴世”的存在大概深信不疑，然而即使在阴世也寄托着他的理想“关说不行”，人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方舒岩认为含冤者“终难昭报”的原因是“刀笔吏往往失之不平”，这是人世间的事；他肯定“阳世之大法”的现实性，把人们从幽冥世界里拉回来。“姑传其事，使狂悖者稍知敛迹”，方舒岩在此点明了蒲松龄劝惩的意旨。
方舒岩在批判封建官吏的同时，还对受压迫被剥夺的人民群众表示了同情，如评《王者》：
异史以王者为神，诚神于惩贪矣。惜乎知州佐无罪，而不知吾民之尤无罪也。当抚公檄属官补解，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仍敛之黎首也。即此一焉，恐赴诉者不在州佐，又在吾民矣。合一省之民以相诉，王者已不暇给，况不止一事耶？岂穷民不必不若州佐之有力能诉欤？果尔，是不成为神也。或日抚公之死王为之，然贪囊自若，其于民究何益哉？
蒲松龄把惩罚贪官污吏的希望从“阴世”传到了－乌托邦中，指望“王者”以儆贪婪。他希望受压迫被剥夺的人“苟得其地”，去向王者申诉。方舒岩善于用理性的分析，他认为当王者劫去六十万两响银后，巡抚“设法补解”时，“仍敛之黎首”，因而提出了“于民究何益”的疑问。
方舒岩还常常借题发挥，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上的邪恶势力，这与他同情人民群众的思想是一致的。如评《刘海石》：
倪氏杀人如草菅，而己不一肯拔一毛，是从杨朱教者，宜其不能化人，而化兽也。然犹曰脾妾，请言丈夫，淳邑方一全，一介不与，人称半个伊尹。然实丈夫而脾妾，最善窥有力者之喜怒，凭之以骗乡愚，凡买良田建广厦，无非吸富户之神气，取穷民之脂膏，有至死而不悟其害者。蒲台刘海石犹存乎？何不取而纳诸袖中！
方评批判现实的面较广，他不仅以强烈的爱憎批判了封建统治势力，即对于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小市民的虚荣及其封建道德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评。
方舒岩对《聊斋志异》中所刻划的不得志的封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同情，还颇有见地地指出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只能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而存在，即所谓“士患不自立”。在《叶生》篇后，蒲松龄感慨不已地说“魂从知己，竟忘死耶？闻者疑之，余深信焉。”方舒岩评道：
此与沙定峰前辈所记《仆官老儒》事异而情同。彼再生而大具其宗，此忘死而卒酬其志，俱足为文章吐气，然则士患不自立耳，一时蹭蹬何有哉！
又如在《红玉》篇，异史氏曰：“其子贤，其父德，故报之也侠。”方舒兴则认为：
相如乌得贤？逾墙钻穴而不知羞，杀父夺妻而不能报，即云具讼几遍，尝胆图仇，皆虚词耳。曷足贵乎？其尤失者，在抱子先逃一节，幸而侠士警邑宰而救之，不然，身具不保，何有于子？更幸红玉重归以成之，不然，口具难糊，何能娶妻生子，以功名富贵显于当时哉？呜呼！此冯翁言其浮荡，而侠士直视之为不足齿之伧也！
蒲松龄谙熟科场失意后的穷书生渴望得到理解，以求施展的心情，他对“魂从知己”的叶生倾注了自己的同情。而方舒岩所强调的人格独立，抑或也透露出他对封建政权的彻底失望，不对一二“清官”之类的人物抱有幻想。蒲松龄在《红玉》篇中的劝惩，是要人们安于现存秩序，等待报应，那是一剂麻醉药。方舒岩则以现实的态度批评冯相如的寒伧和浮荡，但在批评的背后，他又何尝不期望冯相如之辈能振奋起来去抗争，去建功立业。
在《申氏》篇中，贫不聊生的申氏无所作为，还烙守“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门户，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的信条。针对蒲松龄肯定申氏所谓“其行端者，虽饿不死不为人怜，亦有鬼佑”的思想，方舒岩评道：
甚矣，申氏之委靡也。至妻以为娟激之，计惟一死，即制铤为盗，仍一求死故智耳。迨负金归，而妻骇而泣，泣其且死于妒也，则识力远矣。天之佑不佑何论哉？人尚以申为戒，庶使同衾人不愿为娼！
把方评同清代其他评点者略作比较，就会发现方评较少“忠孝节义”一类旧道德的说教，而有着一些新意识。如：
世人之目，或眯或明，皆自取之，良然。但芙蓉新妇，车幔洞开，召人窥视，亦未免冶容诲淫，婢其责人而不自责耶？何其虐也！（《瞳人语》方评）
批评的不是“不持仪节”的秀才方栋，而是故作姿态的“非同田舍娘子”的贵族妇女。再看何守奇的评点，则纯为说教：“此则罚淫，与论语首论为学孝弟，即继以戒巧言令色意同。”
方舒岩很能体会到蒲松龄所描绘的幽冥世界中的形形色色是现世人生的反映，他在《狐嫁女》篇评道：
吾见世之嫁女者矣：家非素封，而灯烛辉煌，麝兰馥郁，其玉杯金爵，间有世家莫及者，迨事过而门内空空，一如狐之不能终留矣。偶穷其颠末，或曰移之巨室也；或曰得之亲友之转相张罗者也。岂不可以己乎？此谓之浮糜。
方舒岩爱憎分明，他在评点中不仅揭露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还以满腔的热情赞美《聊斋志异》中一些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如评《侠女》：
养老母，孝也；报父仇，勇也；斩白狐，节也；孝我母而我亦孝其母，礼也；怜生贫而为一线之续，仁也；去来莫测，智也。此女美不胜收，不得以“侠”字了之；吾浙得此人有光桑梓，多矣，惜乎不传其姓名。
虽然对侠女的赞美还用了“孝、节、礼、仁”等字眼，但我们不难看出，他在此已赋予了新的内容。
在《贾儿》篇方舒岩评道：
或谓神童无寿，英华早发则早谢，吾以为是在贤父兄养之何如耳？盖有夙慧者，入道较人独易，得其养则佳甚，失其养则不佳亦甚，蒙之所以重养正也。观贾儿智深勇沉，倘正养之，于总戎乎何有？即以总戎论，亦必有可观者，区区讨狐，直管中一斑，何足当其全豹！乃世因其母而忽之，独不见卫青、霍去病之徒，其皆生于将门耶？
方舒岩肯定英华早发的神童是存在的，但又强调“养”对培养人材的作用，认为通过“正养”，商人子弟贾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要因其出身微贱而忽视了。
又如在《胡四娘》的评语中，方舒岩评道：
气以宴安而惰，志以愤激而成。苏秦激于家，张仪激于友，范睢、子胥激于仇，其致身将相，恩酬恨泄者，大都有所激以成之也。若程孝思，其见激于外家者，岂浅鲜哉？设举家遵胡公意，咸优礼之，虽奇士未必不消磨于醉饱，况区区庶吉士乎！一有所激，虽庸众亦得自见其片长，况蓬莱仙客乎！
方舒岩认为“虽庸众亦得自见其片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人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潜在的能力。方舒岩这些思想的民主倾向是显见的。
又如在《小猎犬》篇方舒岩评道：
天地生物以养人，亦以害人，而圣人悉以身救之而不辞，若蛇龙，禹治之；虎豹，周公驱之；至蜰虫蚊蚤，独未闻设一策为剪除。且其远富贵而近害贫贱，尤圣人所侧然也，顾听其纷纷然饮人之血，窃人之膏，盖势有不能治，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矣。而小王者独围猎一过，决杀殆尽。呜呼！此圣人所抱恨者，而竟得之乎！
认为真正的圣人应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但圣人的能力亦有限，而对“害贫贱”的“蜰虫蚊蚤”，小王者却能率领“身高两寸许”的小武士将其“决杀殆尽”，这说明在圣人以外，还有能为“贫贱”者除害的英雄。
由于思想认识的差异，方舒岩对蒲松龄所宣扬的佛道迷信思想深表怀疑，常提出质问。如：
至偕隐则有之，共仙则难信，世上岂真有神仙耶仙？仙人岂真能易人之身耶？果尔，则易其身，何不并易其心，使自知之而自诛之，何以假之梦耶？（《成仙》方评）
一经咒能令死者可生，老者可少，空王之法力宏哉！独怪卢女于张，因年貌不符而复死，死知其是而复生，岂死生由己耶？（《鲁公女》方评）
方舒岩在列举传闻异同和对一些篇章的考据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如：
鸦头，非王文无以脱勾栏，非王孜无以出囚室。顾孜当弃诸襁褓，不知谁父，安知谁母？则抚养之功不可缺也。然吾尝游燕都育婴室矣，方春作保孤会时，迎神演戏，观者如堵。婴孩不下数十，卧一上坑，类骨瘦面黄，水浆多不继者，故死之十八九，存者不得一二。虽曰“育婴”，其实杀之矣！（《牙鸟头》方评）
在《鸦头》篇的故事中，王文的儿子王孜由其狐母寄养在燕都的育婴堂，长到七八岁才由王文偶然遇见领回的。作为小说家言，故不必句句以为真，但通过方舒岩的见闻记录，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所谓“育婴堂”的真相，从而可以知道在《聊斋志异》中所猫绘的，抚育“孤儿”成长的育婴堂，只是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而已。
通过方舒岩所列举的传闻异同，也可以加深我们对蒲松龄创作实践的理解。如：
此与宋射陵所传鬼孝子同。至彼仅能佐担养母，此更能抚儿成家，光及前人，则又鬼孝子所涕泣，而恨未能者矣。（《水莽草》方评）
按林西仲《彀音集》云：四娘，莆田人。崇祯间，父为江宁府推官，逋帑下狱，四娘与表兄某营救半载，父出而疑不释，投缳自明，烈魂不散以至此。与陈公为乡亲，凡闽人访陈者，每见之，偶起淫心，必遭杖责，与此迥异。聊斋岂传之非其真耶？且陈为林而述，嘱记其事，似较可信。（《林四娘》方评）
通过方舒岩这两则故事来源的考据，我们不仅看到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是有所继承，更使我们了解到蒲松龄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作与发展。“聊斋岂传之非其真耶”方舒岩的疑问恰好说明了蒲松龄的贡献。
在方舒岩对《阿宝》篇的评点中，我们也可看到他对《聊斋志异》的研究是多方面的。
此本传奇，当以孙予楚为正，而阿宝副之。断指去痴。宝犹以为戏也、假也，而非真也。设非生死不移，人禽不变，安知宝不终以妖梦难凭，、而真怜之，而真矢之，而真死之也哉？是宝为傀儡，而牵丝者，实孙也。至假题真做则又写真者，一余波已耳。
凡读过《阿宝》篇的人都会知道，贯穿全篇的主要人物确是孙子楚，就是蒲松龄在本篇的议论，也都是为着孙子楚的所谓痴而发。
在人们比较熟悉的《画皮》篇，方舒岩的见解亦颇具哲理：
呜呼！斩狞鬼者，狞鬼也，非道士也；掬王生心者，王生也，非狞鬼也。设狞鬼能不害人，则可以免乎木剑；王生能不渔色，又何至使其妻遭夫亡之惨？
从以上所举数端来看，方舒岩对《聊斋志异》的评点确有可取之处。但我们不难看出，方舒岩也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他抨击贪官污吏，而不敢反对皇帝，他在《莲香》篇的评语中甚至牵强附会地表现了忠君思想：
然于莲娘，谓之好色可，谓之好德更无不可。数日一至，合欢而不继以淫，三山采药，之死而力致其生，即纯臣以道事君，鞠躬尽瘁，亦不过此。何桑因爱李，遂不信莲耶？呜呼！臣之于君，忠者多许意，侫者多顺旨；积忤生憎，积顺生爱，爱憎倒置，菑必逮夫身。如莲之欲合犹拒，李之应合而来，犹小焉者。且莲之责李以爱成仇，而致郎于死也。彼奸佞岂明知害君以亡国并不利己？故为是曲意从君者，其始亦不过为固宠计耳。追至无可救药，虽乞怜于正人，而已无及矣。则忠侫辨之不早辨也。
在方评中，还有附在某篇后的几则反映徽州地区妇女题材的故事值得一提，有的几可为“聊斋续篇”。兹录附《大男》篇后一则于下：
款县陈九郎，娶范氏，伉俪甚笃；不三年，生子不育，欲置妾延嗣。得仇氏女，仪容韵秀，举止端庄，虽我见犹怜，而范氏御之甚严。居月余，仇忽仆地，昏不知人，亦未之异也。既而张目四顾，咈然曰：“取衣衣我，取簪簪我，何令我蒙垢若是？”九郎辗然曰：“衣服首饰，尔自取之，胡漫作此态！”仇曰：“我亡姬汪氏也。冤有头，债有主，我自问七郎要衣饰，何与尔事？且礼别嫌疑，宜速避！”九郎骇甚，范亦骇甚。
先是七郎买妾汪氏，妻吴氏悍妒，日夜不堪，遂殒命红丝。死之日，仅距数月耳。
七郎闻之，遂踉跄来，老者少者咸集。而吴亦至，至则其人固仇，而音宛然一汪也。旋狮吼数声，仇忽哭起曰：“尔今尚得以大妻压我耶？自我为陈家妾，小心谨慎，未尝有过。奈怀孕三月，凌辱万端，致死非命。我诉之阎君，徒以事无可据，且妾不犯嫡，死实自取，欲置我枉死城中，我鸣冤不已，乃置为疑案。后遇包阎君，问讯再三，始令判官勘复。今判官已在门外矣，尚得以大妻压我耶？”吴始色然骇。且曰：“某日当七郎前棰楚我，某日背七郎鞭扑我，身无完肤，故死。岂诳语耶？‘杀人者坐偿’，律有明条。判官在上，幸为善复阎君，我必索大妻命，使俱来对质耳！”吴益骇，汗浃如雨，嗌不能言，急走欲閤扉远害。而仇已尾之入，凡内外摆设椅桌箱柜，及大小器皿，倾刻碎之中庭。虽有贲之勇，不能稍阻其锋也。于是举家惶恐，弥日不宁，咸为吴缓颊。请合葬以安其魂，不许；请多化冥钱以瞻其身，不许；请延高僧作七日超度，迟回者久之，曰：“七郎遇我厚，姑缓其事，然必大妻某，每日虔诚跪祷佛前，庶可图缓。”
当是时，吴雄风尽戢，惴惴然惟求生不得是惧。至期，则越宿斋戒，焚香礼拜，宛转乞命，观者如堵。厥后汪附仇体，间日一至，虽不如前之猛厉可畏，而索命一言始终不易也。七郎与吴，计无复之，遁迹他乡，而九郎亦不胜其扰，将仇退归母家，其事后遂无闻焉。
大妻逼死小妾，这是封建社会巾一夫多妻制的恶果，汪氏女是这种不合理制度的牺牲品，她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汪氏女并不把冤仇的昭报完全寄托在神祗的力量上，她以自己的行动来反抗，来复仇。“杀人者坐偿，律有明条”，就是在阎罗面前，她也“鸣冤不已”，其胆量可谓之大矣。我们把汪氏女和蒲松龄塑造的反抗最强烈的女性形象相比－－如侠女、梅女、商三官等，也不见逊色。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不少篇章中，几乎是用同情的笔墨描写了一夫多妻制，而方舒岩在《仇女》篇中所体现的批判态度是显然的。
方舒岩的一百零三篇批语，全都工整地写在批本的天头，绝大多数属总评，但在《邵女》和《胡四娘》二篇却在总评之外还有夹批。《邵女》篇有二个字到二三十个字的夹批二十条。《胡四娘》篇有：在胡公赏识程孝思说“此不长贫，可妻也”句上，方评：“胡公许具只眼”；在胡四娘对家中姊妹的嘲笑置若罔闻时，方评：“夫妻器量俱深”；在胡公爱妾李氏顾恤四娘时，方评：“李氏有此识具尤难得”；在四娘送程孝思赴试话别时，方评：“英雄未遇，动遭白眼，进退依人，何以为家？被四娘道破，令人一读一泪”；在胡大郎求四娘帮助，四娘表面斥责，实地帮忙时，方评：“以德报怨，未免过厚，胡先奚落之，后乃成全之”。
从方舒岩的批语抄写工整，毫无涂改的情况来看，此批本很可能是后人的过录本。但为何仅在《邵女》和《胡四娘》两篇有夹批，会不会是其他篇章的夹批被过录者遗之？这四册八卷是不是经方舒岩评点的《聊斋志异》版本的全部，抑或还有一些篇章的方舒岩评点有待发现？
方舒岩评点的发现，不仅为研究《聊斋志异》和文学批评史的人提供了一份有用的资料，评语本身也有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可供今天的读者借鉴。藉此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不同阶层的文人士大夫如何从不同角度来看《聊斋志异》，而评价也大相径庭，这对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是有所裨益的。
（汪庆元，男，1956年生，安徽省博物院。）
《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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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收藏嘉庆天理教暴动，200人差点攻占了北京紫禁城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至十二月间，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等率众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发起武装暴动。当时嘉庆皇帝颙(yóng)琰(yǎn)正在热河打猎。200名天理教徒在宫内太监的接应下，兵分两路攻打紫禁城，直犯禁阙，宫内侍卫仓促应战，把个皇宫禁地搅了个天翻地覆。史称“癸酉之变”或“天理教起事”。被嘉庆帝称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林清、李文成等发动暴动的时间是日，在老皇历上是闰八月十五日。古云“闰七不闰八，闰八刀兵发”，清廷因为忌讳闰八月，就命钦天监将嘉庆十八年的闰八月改为次年的闰二月。
天理教属于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是由八卦教易名而来。首领林清是浙江绍兴人，本是一个地痞无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在京城混迹多年，住在城南大兴县宋家庄。他曾经在药肆当过学徒，打过更，做过黄村巡检司衙门书吏，和人开过茶馆，所挣的钱不是用于嫖娼就是用于赌博，反正最后钱都光了。后来走投无路便加入了当地的白阳教，后又加入坎卦教，以骗钱敛财度日。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坎卦教首领郭潮俊被人告发，林清因此受到牵连，被关进了保定官府，坎卦教的头目被一网打尽。林清在保定挨了板子回来后，被推举为新教主。从此开始大量收徒传教，聚敛钱财。随着坎卦教势力的增加，林清遂盟生了不臣之志，开始结交上层人物，好些八旗子弟、宗室成员及太监等都入了教。后来，林清与震卦教李文成、离卦教头目冯克善合作，又统一了红阳教、青阳教等，使八卦归一，后易名为天理教。
嘉庆十七、十八年，直隶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北部诸县先后发生了严重旱灾，饥民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地方官又乘机敲诈勒索，遂形成激发民变的因素，为天理教暴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林清等又大造谶言，“若要吃白面，除非林清坐了殿”。
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徐安国等人在河南道口召开会议。会上确定于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直鲁豫三省同时举行武装暴动。之后，林清从宛平县的天理教信徒中选拔了精壮青年200余人，组成一支队伍，每天操练。李文成、冯克善等人在河南加紧活动，徐安国、朱成贵、崔士俊等人也在山东各地积极筹备武装暴动。
十一月，李文成来到大兴县林清家中，进一步确定了武装暴动的细节。考虑到天理教在京畿地区的徒众少，力量小，约定直豫鲁三省教徒先行暴动，然后到京畿会合，共同打进紫禁城。李文成还一再告诫林清，一定要等到滑县兵到后方可动手，切不可轻举妄动。其后，林清加紧了暴动的准备工作，联络了数千名信徒，其中主要头目有祝现、屈五、刘第五、刘呈祥、支进财、陈爽、李五等人。杨进忠则自愿为暴动准备兵器，到宣武门外铁市上偷偷打造了数百柄腰刀。独石口汉军都司曹伦命其子曹福昌留在京城，勾结同党，策应林清起事。
嘉庆十八年（1813年）八月，林清等人召开会议决定京畿地区武装暴动的具体计划。曹福昌希望把日期改在九月十七日，因为这一天嘉庆皇帝回京途中驻跸白涧，在京的诸王大臣都会前去接驾，正好利用这个京城空虚的机会暴动。而林清以为“劫数”在十五日，不宜推后。林清原计划动用数百人，而太监刘得财等认为宫内地方狭窄，难容多人，且林清等皆有蹿房越脊、刀枪不入的本领，不必兴师动众。于是双方妥协，商定以200人为限，以“奉天开道”的白布旗为标志，分东西两路进攻紫禁城。东路以陈爽为首，刘呈祥押后，太监刘得财、刘金负责引路，自东华门攻入；西路以陈文魁为首，刘永泰押后，太监杨进忠、高广福、张泰负责引路，自西华门攻入；太监王福禄等在中间接应。林清则坐镇宋家庄，等待河南兵至而后进。
到了九月十五日时，河南山东方向并未派来援兵。原来，河南滑县知县强克捷在侦获天理教暴动的情况后，于九月二日就将李文成、牛亮臣等24名重要头目抓捕入狱。九月七日，冯克善提前暴动，攻占了滑县，救出了李文成。随后李文成建立帐帅府，自称“大明顺天李真主”，接着攻占了道口、桃源，并派兵北攻浚县。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等地也发生暴动，曾攻入长垣县城。山东西南的曹县、定陶、金乡等县也发生暴动，定陶、曹县被攻克。嘉庆帝得知后，迅速令直隶总督温承惠、河南巡抚高杞、山东巡抚同兴率兵围剿。于是河南、山东等地的天理教义军遭到失败，自顾不暇，故无援军来京。
十四日，京畿地区的天理教教徒分成二队，打扮成商贩模样，暗藏兵器，由宣武门潜入内城，混身于酒肆、茶楼、旅馆、戏园之中。十五日午时，太监刘得财引陈爽一队来到东华门，不料与一名运煤人为争道发生争执，众教徒拔刀将其杀死。守门官兵见后立即关门，但仍有陈爽等数人冲了进去，屈五等人则趁乱逃回了宋家庄。当时礼部侍郎宝兴正好从上书房值班出来，看见暴徒舞刀杀入，踉跄转身奔回宫中，立刻下令关闭景运门，并奔告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次子绵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刚过而立之年的绵宁闻变不惊，从容布置，传令关闭禁城四门，组织太监把守内宫，召官兵入禁城围捕暴徒。同时，命刚刚18岁的皇三子绵恺保护后宫，寸步不离母后。并命侍从取来刀箭和火枪，与贝勒绵志赶到养心殿御敌。刘得财引了两名暴徒进入苍震门，想亲手杀了太监总管常永贵以报私仇，结果被太监顾某等人擒获。
在西华门这边，由于守卫松懈，关门不及时，80余名天理教徒全部冲入了紫禁城，并反关城门以拒官兵。这些教徒先到尚衣监，屠杀一空，只有几个干杂活的老妇人躲进草丛中幸免于难。接着这些暴徒又闯入文颖馆，杀死数人，随后聚集在隆宗门下，此时门已关闭，有一名护军，眼见形势危急，就把钥匙揣在怀里，被教徒砍了数刀后昏倒在石阶下，但钥匙得以保全。随后暴徒手持白旗由墙外廊房爬上墙头，企图从养心门窜入大内。皇次子绵宁站在养心殿阶下，用火枪连续击毙二名暴徒，贝勒绵志也随之开枪击毙一名，其他暴徒乃不敢越墙而入。又有二名暴徒潜入内膳房，结果被躲在里面的太监击杀。
午后申时，礼亲王昭梿、庄亲王绵课、贝子奕绍等在京诸王大臣，得知皇宫发生变故后，纷纷自神武门赶入宫中，聚集在城隍庙前，时官兵到者不足百人，还有些仆人杂役。成亲王永瑆也赶到皇宫，就是书法写得很好的那位。镇国公奕灏（hào）迅速调集正在箭亭集结准备派去镇压滑县暴动的1000多名火器营官兵进入紫禁城平乱。于是庄亲王率领一百多名火枪兵和几十名长矛手，沿西城墙根进兵。赶到宫中的王公大臣也手持刀矛，领着家丁仆人，跟在火器营后面，向隆宗门进攻。京营左冀总兵玉麟则率部由东侧进攻。这时前面传来一片枪声，官兵很快和暴徒交战。有数十名暴徒闯入了慈宁宫伙房，庄亲王首先发箭，当即射倒一名，官兵随即开火，又有几名暴徒被击中，其余转身逃走。庄亲王和奕灏及副都统安成率兵直追到隆宗门前，此时暴徒首领祝现、李五正把值宿人员的被褥从房中抱出，堆积在门口，准备纵火。庄亲王立刻率众进攻，又擒获数名暴徒，其余人则向南面逃去。头等侍卫那伦是明珠的后裔，这天正好在太和门值班，听到警报后，急忙入宫，到熙和门时，门已关闭，此时暴徒们从北面蜂拥而至，那伦当场挂掉。太监高广福正夹杂在暴徒中，领暴徒们从马道登上城墙，有的用白布包头，挥舞着“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等旗子，在城堞间向外呼喊。这时奕灏和苏尔慎也冲上城来，见高广福正在摇旗呐喊，奕灏当即弯弓射箭，高广福中箭后一头栽下城来，城墙下的人们见状，欢声如雷动。
御书处的一个杂役也是天理教教徒，此时见势不妙，就领着李五等躲藏进正在篆刻的御书石碑之间。礼亲王督后续部队自武英殿复道进攻，有一名暴徒负隅顽抗，被一名军官用火枪击中。这时官兵越战越勇，已经相继擒毙暴徒数十名；其余的也四散逃去，有的投御河自杀，有的隐匿在城墙上乱草中，有的躲进了午门上的五凤楼里。
当夜，皇次子绵宁及成亲王永瑆派火器营、健锐营官兵加强了紫禁城四门防守和城内巡逻。但仍有内务府衙门里一名郎中被逃匿的暴徒砍伤。到半夜时，奕灏擒获了趴在东华门马道上的太监张泰。
十六日拂晓，躲藏在五凤楼中的暴徒想纵火焚烧五凤楼后乘机突围，幸好被随之而来的倾盆大雨浇灭。天亮后，有人报告说南薰殿中有暴徒，礼亲王立即带兵前往擒拿，生擒数人。有几个爬树跳墙逃走，也被外面的士兵活捉。经审讯，交代了林清等人的情况。当天，诸王大臣率兵加紧搜剿残余暴徒。日落时分，一名军官在御书房的石碑中发现藏匿的暴徒，礼亲王与正蓝旗护军营统领庆祥等率兵捉拿，经过一番搏斗，陆续生擒二十四人。暴徒首领李五武功高强，在与官兵格斗中受了重伤，当晚就死了。
黄昏时，有传言说暴徒在城外的援兵要来进攻西长安门，官兵列队准备迎战。后来才知道是古北口提督马瑜率兵赴河南参加平乱路过京城，由于一时间城北尘土漫天，以致有此谣言。这天晚上，庄亲王把太监通敌的情况通报了太监总管常永贵，于是逮捕了14名太监。后经查实参与暴乱的太监有7人。
十七日清晨，在路上已得知变故的嘉庆帝，派遣五名随驾的亲信王公大臣先后抵京。命八旗都统在各自的辖区擒捕逆匪，“其三品以下官员以及军民铺户人等俱著逐户挨查”。刚刚回京的吏部尚书英和已兼任步军统领，按照庄亲王提供的情况，派人到宋家庄将林清捕获。
十八日，庄亲王率兵巡视京城九门，诸王大臣率兵在禁城中各个偏僻角落继续搜捕，先后又抓获十余名暴徒。傍晚，刑部的人员开始审问被抓获的暴徒，录取口供，后打开神武门，将俘虏押往监狱。
十九日清晨时分，嘉庆帝策马进入朝阳门，满朝大臣聚集在朝阳门御道两侧跪迎，嘉庆帝不理睬迎驾的王公大臣，而是下马走向站在路边执勤的清军士兵，嘘寒问暖。回到皇宫后，众王公大臣前往乾清门，跪听嘉庆帝颁发《遇变罪己诏》。接着，嘉庆帝下令打开内外城各门，以安定人心。随后命赏赐将士酒食。
二十三日，嘉庆帝在丰泽园亲自审讯林清、刘进亭及太监刘得财、刘金，随后命将林清等即时正法。其后，曹伦、曹福昌父子及太监杨进忠等陆续就擒并伏法。
事变之后，嘉庆帝对天理教徒攻打皇宫之事进行了详细调查，对有功人员进行了褒奖，对吉伦、裕丰等一批失职渎职的官员作了相应的处理。
从九月下旬开始，那彦成率杨遇春、杨芳等部，先后攻下了乱军在山东和直隶的主要据点，经过道口、司寨、滑县战役，基本消灭了叛军主力。李文成自焚，冯克善、牛亮臣、徐安国、朱成贵等重要骨干或被俘获或被歼。至十二月底，为时三个多月的天理教暴动基本平息。而在暴乱中射在隆宗门牌匾上的一个箭镞，一直被保留了下来，以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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