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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
内容简介：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共和国第一个冤案，从1955年立案到1988年彻底平反，历经33年，涉及2100人（据官方统计），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广，震惊中外。
上海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的王文正亲历此案，在书中详细披露了“胡风反党集团”（后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由来，公安机关清查胡风案件的政策界限，“胡风分子”涉案并被批捕、审查的过程，以及“胡案”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
60年过去了，胡风及胡风事件仍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
作者简介：
王文正，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兼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负责人。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1980年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1982年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曾与著名纪实文学作家沈国凡合作，口述长篇纪实《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
沈国凡，著名纪实文学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多部传记作品获“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中国脊梁”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
书摘正文：
序章揭开新中国第一件大冤案的沉重铁盖
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偶遇等待中央平反消息的胡风、梅志夫妇
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并任命我为特别法庭审判员，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以下简称“二招”）里，我们参加“两案”审判的工作人员和参加国务院有关会议的人员在一个大厅里吃饭，每桌十人，四菜一汤，每月四十五元伙食费。当时与我们一同住在国务院“二招”的，还有新成立的司法部机关和国务院人事部等部门的机关干部，以及全国各地来京办理各种公务的人员，他们在另外一个大厅里吃饭。
北京的天气还有些热，因此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去得比较晚，为的是避开高峰期。
有一天早晨，我在外面活动了一下之后，就独自朝饭厅走去。这时，我看见前面的路上，有一对老人相互搀扶着，步子迈得很缓慢。
第一章内部秘密调动
在我的印象中，进出于国务院“二招”的人，大都是一些精力充沛的中央机关和各省市党政部门的干部，很少有这样步履蹒跚的老人。
我好奇地走上前去。
两位老人没有发现我，他们仍然慢慢地朝饭厅方向走去。
可是，我却一下子惊住了。
个子较高的老头微微有点发胖，头上有些秃顶，脸上的表情显得木讷、呆板。他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搭在老太太的肩头。老太太面目清秀，身材修长，看起来比老头的精神要好一些，她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扶着老头朝前走。
我心中不停地问着自己：难道真是他们？
两位老人在另一个饭厅里吃饭。
只见那个饭厅里挤满了人，我看见老太太已将老头安排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自己便到前面排队取饭去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将早饭端来放在桌子上，与老头一起坐下来吃饭。
“不错，这一对老人正是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我终于确定了这两位老人的身份，差一点惊叫起来。
这一对长期被关押、监管的苦命夫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即将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时候，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那时，遍于全国的各种冤假错案正在进行纠正，莫非中央对建国初期定下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什么新的政策？
由于胡风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主要活动在上海，其“集团”的骨干也大都集中在这里，因此公安部认为上海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必须进行重点清查。1955年到1956年这两年时间里，我被抽调到上海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胡风专案”）工作，主要是配合公安部审讯、调查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政治历史问题。
在参加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预审之前，我曾担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兼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负责人。一种职业的敏感使我一阵兴奋，此时此刻胡风能从关押他的秦城监狱出来，住进了国务院“二招”，这说明中央对胡风案件有了新的认识，这件建国初期曾轰动海内外的“反革命集团”案，也到了应该实事求是给以纠正的时候了！
从此，每隔几天我都会早早地吃完饭，跑到另一个饭厅里去看一看这一对劫后余生的老人。
我的心情沉痛而不安。
后来听人说，胡风住在“二招”，是在等待中央给他们解决问题。
他们的案子是当年“钦定”的“铁案”，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吗？
我不免为他们感到担心，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沉冤千年的错案不在少数……
胡风案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大冤案，但关于案件的一些说法，存在很多失实的地方
10月，我投入了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工作是严肃、繁忙而紧张的。
有一天，审判江青结束后回到国务院“二招”，刚进屋机要员就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中共中央于日发出的76号文件，上面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
我作为当年这个案件的一名办案人员，周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
《通知》中写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
《通知》中还写道：“造成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件错案的责任在中央。”
看完文件后，我不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尽管这个通知迟来了25年，尽管通知中还有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这件建国以来的第一件大冤案，终于揭开了它沉重的铁盖，让尘封已久的历史见到了光明。胡风及其所有受到这个冤案迫害和株连的人，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
历史在经过了痛苦的反思之后，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据我当年参加“胡风专案”所知，1955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一共触及了2100余人，其中被捕的92人，被隔离审查的62人，被停职反省的73人。
在这些人员中，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在这78名“胡风分子”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在被逮捕关押的92人中，于1965年、1966年先后被判刑的有3人。他们是胡风，还有天津的阿垅、上海的贾植芳。
胡风平反后，我在书刊上见到过许多文章，由于那些作者没有亲历这个案件，在时间、地点、人物等史实方面都有些失实。就连当年“胡风分子”中的少数成员，由于他们被捕后不了解外面，特别是公安机关在清查“胡风专案”时内部的情况，在回忆一些人物当时的职务等方面也有不同的失误。
比如，有一本书这样写道：“王戎与何满子等都关在第一看守所。他偶尔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何满子、耿庸、潘汉年、贾植芳等人的身影。”
潘汉年当时是在北京开会时由公安部直接逮捕的，一直都关押在北京，根本就没有在上海关过，不知道怎么会看见他（潘汉年）的身影？
在从事公安、司法工作的三十多年中，我有幸参加了两件令人关注的共和国大案，一件是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员，一件是担任“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我在《共和国大审判》一书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忆，对于其他书刊中有误的史实，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了必要的纠正。而胡风一案，面对一些书刊中不同程度的错误，很少有人出来纠正。就我所知，更没有一个当年的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文成书，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没有亲历者的真实记录，后人将如何客观、公正地审视和评价共和国的这段历史？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人，都很少知道这件冤案的来龙去脉。为了让后人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不要忘记共和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2003年前后，我又找出已经发黄了的一些办案资料，趁记忆力还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对此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忆。
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大冤案……
第一章内部秘密调动
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上，陈丕显传达了中央关于胡风问题的指示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福州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礼堂去开一个很重要的大会。
我急急忙忙跑到开会地点，一看整个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经打听，是上海市委在此召开全市的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最近的重要指示。
会议由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主持并讲话。
陈丕显一开始就问与会者：“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胡风的材料，大家看了没有？”
会场里一片沉默。
陈丕显见没有多大反应，就接着说：“看了的同志请举手。”
我朝大厅里看了一下，举手的仅仅只有十几个人。
陈丕显看了后批评说：“怎么只有这么十几个同志看了呢？看来大家的政治嗅觉还不太灵哟，没有政治斗争的眼光，看不到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打下了江山，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同志们，你们的思想也太麻痹了呀！……”
接着，陈丕显传达了中央的有关精神，要求全体干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公布的有关胡风的材料。上海是胡风长期活动的地方，是胡风的重要“据点”，隐藏着不少的“胡风分子”，大家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深入揭发“胡风分子”的反党反人民罪行……
建国初期，我曾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政权建设科任科长，负责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1953年撤销华东军政委员会之后，调入上海市公安局经保二处任副处长兼政治协理员（党支部书记），负责全市工业企业等经济建设的保卫工作。在此之前，曾抓获过美蒋从香港派回上海，通过其亲戚打入印币厂，窃取和盗窃准备在全国上市流通的新版伍元人民币样币的特务。
听了陈丕显的报告后，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在此之前自己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那些报上公布的材料，认为那都是文艺界的事情，是文艺界出现了不同文艺观点的争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胡风在文艺界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
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人们的心情还沉浸在当家作主后的兴奋之中，没想竟出了这么一个“反党集团”，既感到突然，又有些不可理解，公安机关内部在私下里也有许多议论。
议论之一是，阶级斗争真是太复杂了，人民江山，人民保卫，你胡风几个“反党反人民分子”有什么用，要立刻抓起来，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议论之二是，几个读书人，翻不了大浪，由他们闹去。开几次会，让群众去批判就行了，用不着浪费人力物力，在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这些材料。
议论之三是，写了几封信，就被定成了“反党分子”，又没有任何行动，这样是不是太重了。
议论之四是，每一封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中选出一节来，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是不是准确，会不会出错……
开始时人们还私下里议论，但几天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敢再议论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久，公安局领导突然通知我，立刻移交手中的工作，接手另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马敬铮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你到“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
记得那是一个早晨，我刚走进公安局的大门，就被分管经济保卫工作的副局长马敬铮叫住。
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谈一谈。
他很客气地让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接着就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我到新成立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负责对被捕“胡风分子”的审讯工作。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感到很吃惊，因为随着全国各地“胡风分子”的不断被揭露，被逮捕，“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情，中央对此也抓得特别紧，自己一直都是从事经济保卫工作的，对于文艺界了解甚少，让我来参加这样一件大案的预审工作，与“胡风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责任重大，自己担心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这里，我还得先讲一讲那一段特殊历史背景，否则如今的年轻人无法弄清来龙去脉。
1955年3月，北京。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潘汉年──这位曾被称为“红色特工”的神秘人物，此时已担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常务副市长。在会议休会的时间，应朋友夏衍、董青、吴祖光之邀，在东单一家小餐馆吃完饭后回到住地，刚刚躺下，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潘汉年拿起话筒。电话里说道：“喂，潘汉年吗？楼下大厅有人相候，请你赶快下来一下！”
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有人来找，不是老熟人就是老朋友，不然就是中央有什么急事。潘汉年连皮鞋都未来得及换，穿着一双拖鞋急匆匆地走下楼去。
大厅里，公安部长罗瑞卿与几位便衣站在那里。
罗瑞卿神色严肃地说：“根据中共中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现在审查你的问题。”
便衣们立刻给潘汉年戴上了铮亮的手铐。
极富传奇色彩的潘汉年，从此也就极富传奇色彩地失踪了。
潘汉年的夫人董慧，此时只有37岁。丈夫的突然失踪犹如五雷轰顶，震惊之余，这位当年曾陪同潘汉年从事白区秘密工作的“大小姐”，开始四处为潘汉年的事情奔波。不久，她因“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而被捕。
在潘汉年被捕前的1954年12月，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扬帆在上海被捕，关押几天后，被送往北京，与后来被捕的潘汉年一同关押。
这就是建国初期曾引起轰动的“潘扬案件”。
这个莫名的“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与胡风案件一同获得了平反，但潘汉年、董慧、扬帆等屈死的冤魂却不能再生。
参加党代会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从北京回沪后，很快就从公安机关抽调一些干部，成立了“潘、扬专案组”，在全市范围逮捕了不少“相关”的人。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
于是，中共上海市委在成立“潘、扬专案组”的同时，迅速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彭柏山被作为“胡风分子”逮捕后，从中央宣传部派石西民来担任此职）等人组成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以后又在此基础上扩大成立“肃反”委员会，全面领导包括肃清胡风集团在内的“肃反”运动。
我就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从公安局抽调到“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
马敬铮见我不再说话，就接着说：“‘胡风反党集团’案是当前全国的一件大案要案，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公安部指示，上海是胡风多年活动的地方，是胡风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必须在公安部的具体指导下，迅速完成胡风分子的清查任务，主要是查清他们集团中的相关人员及其政治历史问题。”
我问：“这审讯员主要工作是什么？”
马敬铮说：“审讯案犯，负责外调，实事求是查清他们的问题。你去后可以先阅读一些文件，熟悉一下情况，了解当前全国各地清查胡风分子的动态。然后着手工作。你的首要任务是专门审讯主要的‘胡风分子’……”
马敬铮的话还未讲完，我就急着说：“不行不行，你知道我在1953年以前，主要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任政权建设科科长，搞的是各级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对于审讯犯人从来都没有做过，也不懂。”
马敬铮坚持要我到“胡风专案”去工作，他说：“成立‘潘、扬’、‘胡风’两个专案，抽调了不少干部，这是当前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对此都十分重视，我们这些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当年打江山我们付出了鲜血，今天我们难道能让反党反人民分子将人民的江山夺走吗？我们公安干部，就是要保卫人民的政权，要到最艰苦困难的岗位上去工作才对，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马副局长将这项工作已经讲到了这个程度，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只好服从命令。
苏平对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讯“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
“胡风专案”办公室开始设在湖南路一座花园洋房里办公，这里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里面有一块绿地，种有树木花草，还有假山，景物极具江南特色，环境不错。看得出来，这是解放前一户有钱人家的私家小院。上海刚解放时，这里曾是陈毅市长的住宅。
可是，被捕的“胡风分子”却关在建国中路二十六号，两地有着一定的路程。
由于不断的审讯，“胡风专案”的人员来往于这里到建国中路之间，很不方便，于是决定将“胡风专案”办公室搬到建国中路二十六号。
新搬的地点在原法国租界内，当时是法国警察的巡捕房，里面有一座三层楼的大楼，东西两旁各一座小楼，底楼下面是水牢。解放后，这里的水牢被取消，变成一般的普通监室。院中两旁的小楼有围墙，墙高三米。两旁的大门没有牌子，但大楼一层有专人管理和看守，这里的一切对外都是保密的。
1950年春天，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这里是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的地方。1951年，公安部搬到建国西路办公，这里又成了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家属的宿舍。1955年，由于“潘扬”、“胡风”两案前后发生，这两个案件的有关人员，除一部分关在南市第一看守所之外，其中大部分被关押在此。
“胡风专案”办公室搬来后，一楼的东部就变成了关押“胡风分子”的监房。我经常去提审有关人员，发现里面光线较暗，张中晓、耿庸等“胡风分子”都被关在这里。西部是厨房和食堂，还有几间工作人员休息的屋子。
二楼是对于“案犯”的审讯室，供“潘扬”、“胡风”两案审讯专用。
三楼是“胡风专案”和“潘、扬专案组”的办公室。
大院的中间有一片空地，用竹篱笆与外面隔了起来，供案犯们平时放风，星期天在这里洗衣服、晒衣服，从楼上可以直接观察到这里的一切动静。
由于大门上没有挂牌子，而两边小楼里进出的都是住这里的公安干部和家属，因此外面很少知道这里是关押“潘扬”、“胡风”两案犯人的地方。
严格的保密使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地方，成了鲜为人知的监狱。
5月16日，我正式来到“胡风专案”办公室报到。接待我的是公安局文保处处长兼办公室负责人苏平。
由于都在公安局工作，同为处级干部，经常一起开会，彼此很熟悉。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一下情况，就同我一起开始研究具体审讯方案。他对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讯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有时也参与和协助对别的案犯的审讯，同时了解整个案子和其他案犯的情况。”
我听后大吃一惊：“张中晓？是那个给胡风写信，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张中晓吗？”
苏平点点头说：“是的，他已被逮捕了。”
6月，办公室换了一些人员，主要负责人来自国家公安部，是公安部三局一位处长，名叫宋若侠。他除了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对于“胡风分子”——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的审讯。
“胡风专案”办公室还有两位负责人：一个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名叫杨学敏，是女同志，主要负责办公室的一些文秘和政治方面的工作；另一个叫方治华，原是中央公安学院的一位处长，主要分管审讯工作。
参加“胡风专案”的审讯人员一共五十多人，大多数是从公安局抽调来的处、科级干部，也有市委机关抽调来的；担任审讯记录员的大多是从市公安局文保处抽调来的工作人员。
我是“胡风专案”的主要审讯员之一。
对于办案人员，上级一再强调必须注意保密工作，不准向外面透露这里的一切情况，更不准谈论有关案子的审讯、调查中的细节，否则将给以组织处分。
开始抓审讯工作的是马敬铮副局长和文保处处长苏平。
此时，兼任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许建国和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也经常前来过问这两个案子。
上海“胡风分子”的拘捕令，大都是由陈丕显和许建国签发的。
第二章全国大搜捕
第二章全国大搜捕
全国性拘捕“胡风分子”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第一个被捕的“胡风分子”是诗人牛汉
我报到的时候，见屋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刊，有的是新出版的，有的已经发黄，后来才知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的报刊。人们都在忙着手头的工作，没有注意我的到来。
开始先看文件，了解案情，使我接触了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对于这个案子也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对胡风实行逮捕。
新华社播发的是这样的一条消息，见于《人民日报》日第一版。
新华社十八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五月十八日举行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通过决议，准备在七月间召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并决定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六月二十日以前，抽出时间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
会议还决定了其他事项。
这是一则极不引人注目的消息。正是这条消息，最早透露了胡风“反党”（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将胡风集团称为“胡风反党集团”。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有关注释已提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正式将“胡风反党集团”易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编者注）案件最初的处理情况。
由此不难看出，全国性拘捕“胡风分子”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签署了逮捕令。
建国以来，全国首次大规模的拘捕行动，果断而迅速。
可是，令我惊奇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拘捕胡风之前，从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之后，全国性对于胡风集团分子的大搜捕就已经展开了。
大搜捕从北京开始，一天之后上海紧跟，接着便形成全国性的行动。仅仅半月之内，各地的“胡风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
我至今都感到奇怪的是，第一个被捕的不是胡风，而是另一个人，名叫牛汉。
牛汉原名史承汉，又名成汉。他是20世纪40年代初在西北大学上学时与胡风开始信件往来联系的。
20岁的牛汉充满着激情，写出了一部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受到胡风的赞扬，很快便确定了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成为“七月派诗人”中的一员。
牛汉不仅诗写得好，同时思想也很进步，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
1946年牛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8年，牛汉到达华北解放区，投入全国解放战争。
牛汉由于爱好文学，就与几位同学一起，办起一本名叫《流火》的刊物。在办刊前，他们以刊物的名义给胡风去信约稿。胡风寄来的稿件，很快就在刊物的创刊号上发表了。
直到建国后，牛汉来到北京，在华北大学招生委员会工作，才与胡风相识。然后经胡风介绍，认识了当时颇有知名度的青年作家路翎等人。
青年人创办一本刊物，请名家在上面发表文章，扩大影响，撑撑门面，这在现在来讲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牛汉却为此引来了灾难。
5月13日，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立即召开有关会议，对牛汉进行“帮助”。
会议由出版社负责人之一的巴人（王任叔）主持。
大家从不同角度对牛汉提出了“劝告”，希望他能认识问题，与胡风划清界限。
谁也不会想到形势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据公安部查明，日，胡风给牛汉写过一封信，信中称：
这僵尸统治的文坛，我甚至感觉得给它们发表了出来都不愉快。但我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
这里所说的“发表”，是指胡风所写的那首欢庆新中国成立的诗《时间开始了》。
胡风还于日给牛汉写有一封信，信的内容中提道：
现在是，作家们都在求救于思想检查，求救于马列，我们无此福份……
《人民日报》编者认为，“胡风在这封信里表示了他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的讥笑和反对。”
获得了胡风如此信件的牛汉，自然难脱干系。
在公安部掌握的信件中，除了胡风写给牛汉的信之外，牛汉也曾于日从沈阳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一些内容在牛汉被捕以后在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中才公布，其中谈到建国后在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问题：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
《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加了按语：
按：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了，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
这个按语将牛汉的这封信提到了令人汗颜的高度来认识和批判，语气强硬而不容争执，牛汉一下子就被推到了“蒋介石王朝”一边。
党中央机关报公开对他作出了如此的定性，那么这个牛汉还能跑得掉吗？
可是人们忘记了，正是这个被推到“蒋介石王朝”的“胡风分子”牛汉，这位胡风“七月派”的诗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主席出访“老大哥”苏联时，还满腔热忱地写诗讴歌毛泽东与斯大林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底手臂
全都向北极星伸出来了！
祖国底在地
正向莫斯科倾听
祖国的人民
正在向莫斯科倾听
怎样走进克里姆宫
又怎样和斯大林亲切的谈论着
在你们面前
光荣地展开了！
诗言志，牛汉的诗无疑是真诚而充满激情的。
但是，不管牛汉怎么热情地讴歌新的社会、新的国家、新的时代，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既然加了这样的按语，拘捕牛汉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为什么第一个拘捕的是牛汉，至今是一个谜。
与胡风的关系，比牛汉要密切得多的“胡风分子”不在少数；论资历，牛汉在里面也不算“老”的；论社会影响，比牛汉大的也不少，为什么他成了第一个入狱者？是出版社的积极“帮助”惊动了上面，还是公安部的批捕令中就定下了先捕牛汉？这是时代的偶然，还是时代的必然？就我在“胡风专案”调查中所看到的材料和所了解到的情况，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是一个谜。
在胡风被秘密拘捕两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作出拘捕决定
胡风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被捕。
1949年对于胡风来说终生难忘，在这一年里，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
那时，胡风对于新中国的诞生满怀憧憬，充满激情，对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充满着感激，当时曾写下一首著名的诗歌《时间开始了》。
胡风在这首诗里放声歌唱：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塞维克
他们的力量
汇集着活在你的身上
你抓住了无数的河流
他们的意志
汇集着活在你的心里
你挑起了这一部历史
胡风万万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这个他所感激与歌颂的党和社会的“罪人”，成为一个令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反革命集团”的“头子”。
日，对于胡风和家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日子。
这天傍晚，胡风和家人正在吃晚饭，房门是敞开着的。有几个人来到他们家，这些人中他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全国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的刘白羽。
胡风忙与刘白羽答话。
孩子们见家里来了“客人”，知道大人有事，急忙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碗筷，独自到外面去了。
这几个人将胡风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
在此之前的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写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舒芜），这主要是一些解放前胡风写给舒芜个人的信件摘录。这些公布的信件，成了胡风“反党”的“铁证”。
几个人在屋子里谈了一个多小时。
方法仍然同以后拘捕其他“胡风分子”一样，先由本单位的领导出面谈话做工作，然后就由公安机关的人员对其宣布拘捕。
胡风的夫人梅志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道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风只有八岁的小儿子这时从外面跑了进来，天真地对梅志说：“妈妈，我们家外面有很多人，还停着汽车。”
儿子这一说，更叫梅志心里不安起来。她感到这间小小的屋子，仿佛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自从胡风的“自我批判”材料和胡风在解放前写给舒芜的信5月13日在《人民日报》公布后，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就被称为“胡风反党集团”了。胡风夫妇为此吃惊，为之苦恼。说他有点个人主义，有些小团体主义，有些宗派主义，或者说对建国初期的文艺发展有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些他都会承认。可说他是反党，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扪心自问，他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想法。
他们感到了一种惶恐与不安。
可是后来冷静下来想一想，也就没有完全放在心上，总认为迟早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顶多在文艺界或报刊上开展一些批判，只要思想转过“弯”来，认真地进行自我批判，是会得到谅解和信任的。
胡风对自己的被捕感到很突然。
从13日到被拘捕的16日，全国上下都在“学习”报上那些“材料”。而胡风本人则同过去一样地开会、会见朋友和练拳，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与文艺界领导的这种在文艺思想上的不同认识，以及那些与友人交往的信件，会发展成为一件共和国历史上的惊天大案，一个全国上下数亿人都投入的运动，各行各业都会对他进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批判，除了自己之外，还会牵连到两千多名无辜的人们。
我当时曾认为，公布胡风在全国解放之前的这些信件，怎么能说明解放以后的思想呢？当然，这些信中对于后来成了党的文艺领导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有某些错误的评价，也有一些甚至谩骂的言语，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这些信件中所谈的尚属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可在党内、行政上作出教育处理较好。单凭这些信件中的内容，特别是在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断定“胡风周围有一个反党集团”，因此就动用了专政手段将他们逮捕起来关进了监狱，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矛盾。
我作为一名直接参与这件案子的公安干部，这些看法当时不敢说，也不能说，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况。
与胡风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自然没有任何结果。
公安部人员将胡风和梅志分别隔在两个屋子里，不让他们接触和交谈。公安部人员向梅志出示了搜查证，便对胡风家里进行了搜查。
屋子里的书很多，搜查人员一本一本地翻过去，根据要求，对屋子里的信件搜查得特别仔细，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一个地方，便于最后带走。
一家人的饭还没有吃完，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几双筷子横七竖八地散乱在上面。这样一直搜查到半夜，公安部的人员才将胡风从里屋带出来。
胡风夫妻相对看了一眼，面对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有些不解，眼神里也有些惊慌，但都没有说话。
公安部的人员要将胡风带走，胡风这时才给梅志打了个招呼。
胡风被带走的时候，还回过头来，看了看桌上自己没有吃完的半碗饭。
胡风从此开始了他漫长而痛苦的囚徒生涯。
公安部留下的人员，对这里再次进行了一遍搜查。
此时，屋外已升起了夜雾，浓浓的，凉凉的，带着细细的水珠凝在玻璃窗上。
凌晨，负责搜查的人认为可以结束了，便将梅志带走。
从此，整整的十年，胡风与梅志再没有见过一次面。
与胡风同一天被捕的“胡风分子”、“三十万言书”的“参谋”之一：南京下关电厂党支部书记欧阳庄
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武汉、天津……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在全国各地秘密进行着。
有一个“胡风分子”与胡风同一天被拘捕，他就是欧阳庄。
欧阳庄26岁，是南京下关电厂的党支部书记。
5月16日早上，天刚蒙蒙亮，欧阳庄的屋外就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他开始没有开门，听了一会儿，敲门的人在叫他的名字，声音有些熟悉，这才起床，打开了房门。
站在面前的是电力局的一位副局长，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这位副局长的身后。
本来昨天接到电力局通知，今天上午是要到局里去开会的，想不到这么早局里就来人叫自己，欧阳庄忙问：“开会不是还没有到时间吗？”
副局长说：“不是局里开会，是市委组织部部长要找你谈一谈。”
欧阳庄一下子警觉起来，忙问：“组织部部长找我有什么事？”
副局长说：“不知道。”
回答的语气是平缓的，听不出来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可是，敏感的欧阳庄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就在前两天，他在报上看到了有关胡风的材料，就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他也用不着隐瞒自己了，就问道：“是不是胡风的事情？”
对方的回答仍然是平淡的：“别问了，我们也不知道。”
欧阳庄单身一个，没有什么可牵挂的，在屋里转了一下，将一些东西都扔在床上，然后就拿上一把锁，“咔嚓”一声将房门锁上，对副局长说道：“走吧。”
出来才发现，有一辆汽车早已停在外面的路上等他们了。
汽车在城里转了一个圈，开进了位于玄武湖边上的一个小院，里面有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欧阳庄被带到了二楼上的一个屋子里。
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进屋后就从窗子前面向外看了一下，只见楼下不知什么时候已站了很多人，好像是一些便衣岗哨。
他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临时审讯室。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名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递给副局长一封信，副局长看完之后，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
天真得几乎有些幼稚的欧阳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将那封信要过来看。
副局长也不回避，顺手给了他。
信是市委组织部写来的，上面说：“根据调查，你们单位欧阳庄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指示拘捕的“胡风分子”，大都是一些活跃在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诗人或者评论家、学者等等。这些名单，除了是经过调查他们与胡风的关系，了解他们在现实中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态度、发表作品的政治倾向所得之外，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解放前由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作者署名。我在“胡风专案”翻阅这些材料时，发现与被拘捕的其他“胡风分子”相比，欧阳庄整天都是在工厂里与机器打交道，算不上一个文人，也从来没有在胡风所办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将他拘捕呢？
再查相关资料，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欧阳庄出身于苏州，因家境贫寒，很小就在店里当了一名学徒。据他本人说，当时只有14岁，个子只有柜台一样高。后来在苏州文心图书馆接触到共产党组织，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成为一名积极投入民族解放事业的进步青年。
为了谋生，他从苏州到了南京，并在这里认识了一名姓唐的地下党员。这位地下党员是一位知识分子，介绍欧阳庄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使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欧阳庄虽然文化不高，但却喜欢文学，他和化铁一起办了一本小刊物，名叫《蚂蚁小集》，不定期地在南京、上海出版。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年轻的欧阳庄想在刊物上尽量体现其政治特色，刊登了一些“胡风分子”比较激进的作品，因此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查，只好不断地变更刊名。
这位姓唐的地下党员后来就向他介绍了在“左联”的胡风，以及其他几位后来成为“胡风分子”的作家和诗人，这时欧阳庄才知道了这些人的名字，知道了胡风等人所办的《七月》《希望》等刊物，并成为其热心的读者。
1947年路翎创作了话剧《云雀》，引起很大的轰动，继上海之后又在南京演出。欧阳庄看了后就给路翎写了一封信，从此便跟路翎结识了。
在清查欧阳庄的时候还了解到，那位姓唐的地下党员，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查，从南京跑到了大别山，在刘邓大军里当了一名随军记者，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
就凭以上这些要将欧阳庄这样一个远在文艺界圈外的人打成“胡风分子”，材料仍还是不足的，于是公安部门立刻着手调查。
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
偏偏是这个整天在工厂里与机器打交道的人，却一直在关心着建国后文艺事业的发展。就在胡风准备向中央领导进言“三十万言书”的时候，他也来了精神，频繁地来往于北京、上海、南京之间，向“胡风分子”传递“消息”，“通风报信”，并从一个国有企业党的基层干部的角度，为胡风“出谋划策”。
欧阳庄被认定为是帮助胡风完成“三十万言书”的一个“参谋”。
这份“三十万言书”，是鉴别胡风及其“追随者”后来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查，欧阳庄曾于日由南京寄给胡风一封信，信中对于正在起草“三十万言书”的胡风说：
有一个想法，建议你再写几篇新人物，以明心迹坦荡……
《人民日报》注释“新人物”认为，“欧阳庄向胡风献计，再写几篇记述英雄人物的特写，作为拥护新社会的幌子。从这里充分可以看出，胡风和胡风分子把他们对新社会的虚伪的歌颂当作掩蔽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的手段。”
公安机关还查获欧阳庄在日和日由南京写给胡风的信，后来《人民日报》在公布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将其公布了。报上公布的内容只是摘抄了信中的一句话，却引发出了很长的按语，其用词之激烈也是少有的。
前一封信引的话为：
苏州有一个同志可谈（在市委工作，党员），此人在解放初期受了打击（“自由主义”），可能斗志较差，但可一试。
《人民日报》对“苏州一个同志”的注释认为：“欧阳庄向胡风报告他发现了在苏州有一个可以‘联络’的人。他们发现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就认为是‘可谈’的，也就是可‘争取’的对象。”
《人民日报》的按语则是异常的严厉：
按：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
如此语气，完全是在教育每一个党员，对于欧阳庄这样的人一定要有警惕性，否则就会被拉拢，就会变质。
欧阳庄在这里成了胡风拉拢共产党内有“自由主义立场”者的帮凶。
后一封信也只引了一句话：
寄去笔记一份，请参考。此系默涵在高教部党组的传达。
公安部查明：这本笔记是“指一项中共党内指示，由林默涵同志在日向高等教育部党组作传达。欧阳庄窃得这一传达的笔记后，寄给胡风。在这封信里附有稿笺九纸，是复写的传达笔记的全份”。
《人民日报》对这样一句话的按语同样不少，而且咄咄逼人：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吗？
原信中短短的两句话，却招来了超过其数倍的按语。
有了解放前与胡风等人的联系，更有现在对胡风“三十万言书”的支持，远在南京的欧阳庄与北京的胡风在同一天被拘捕，这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全国性的大搜捕没有停止，仍在秘密地进行着。
除欧阳庄之外，另一个被认为是帮助胡风写出“三十万言书”的“高参”很快被捕……
老革命吴玉章也难保胡风“三十万言书”的理论“高参”：谢韬
这个“高参”名叫谢韬。
“三十万言书”是胡风和他的友人们构成“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证据，关于这封信的经过及内容，我在后面还将具体讲到。
如果说帮助胡风完成“反革命”信件“三十万言书”的“参谋”欧阳庄，是从一个基层领导的角度给胡风出主意和搜集材料的话，那么这个被称作“高参”的谢韬，则是从理论的角度给了胡风以帮助。
与其他“胡风分子”不同的是，谢韬被押送的不是公安机关的监狱，而是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家里。
5月17日，公安部的人来到谢韬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让学校领导找到他，将其带到一间屋子里，谈了他与胡风的关系，要他认清形势，交待问题。他则尽力辩护，不承认自己与胡风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否认自己是“胡风分子”。
简短的谈话便很快结束，公安部的人宣布对谢韬实行“隔离审查”。
这是“胡风分子”中，唯一的一个比较“客气”的，没有被“拘捕”的人。
公安部的人员说：“我们不给你戴手铐，你自己跟着我们走吧。”
汽车在大街上转了一会儿之后，就将他送到了东四六条三十九号的一个四合院里，打开了东厢房的一间屋子，将谢韬安排在里面，然后关上了房门。
这里既不像监狱，也不像公安机关，到底是什么地方呢？作为“隔离审查”的谢韬，当时根本是无法知道的。他只能坐在屋子里，静静地等待着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宣判。
第二章全国大搜捕（2）
可是，他在这里左等右等，没有等到公安部的来人对他进行审讯，只是偶尔有人来催促他写交代材料。每天都有人打开房门，准时给他送来饭菜。
就这样，谢韬在这里被关了几个月，这是所有“胡风分子”中最优厚的待遇了。
谢韬自己越来越觉得奇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原来，这里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家。
谢韬曾经在吴玉章身边工作过，这位革命老人是了解他的。作为中共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望，一直都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敬，同时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之一。
吴玉章还是一名中央委员。
当得知谢韬是“胡风分子”的时候，这位革命老人感到很吃惊，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于是，吴玉章直接给罗瑞卿通了电话。
罗瑞卿向吴玉章介绍了公安部所掌握的情况。
吴玉章仍然不肯相信，并在电话里对这位公安部长说：“此类事情关系重大，一定要慎重一些，不能伤害革命同志。”
最后吴玉章说：“你们如果硬认为他有问题，可以先放在我家里，让他交代，如果交代出来有问题，或者你们查出有更确切的证据，再将他带走也不迟。”
吴玉章的话无疑是有分量的，于是公安部临时改变原定方案，将谢韬带到了吴玉章家的院子里。
这是一座很幽静的四合院，长着一棵古树，浓荫将院子覆盖，空气清新，是一个适合居家和做学问的地方。可是本该做学问的谢韬，却被软禁在这里写另外一种不愿写而又不得不写的东西，他感到很苦恼。
但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老人也没有能保住谢韬。
吴玉章后来知道，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并非来自公安部，而是来自更高层的领导。
几个月下来，住在吴玉章家里的谢韬并没有交待出任何问题。
罗瑞卿急了，不断地给吴玉章打电话。
这时，全国清查“胡风分子”的行动已从秘密转入了公开发动群众，对于谢韬，吴玉章已经爱莫能助。
谢韬还是被带走了，在监狱里一关就是整整十年。
当谢韬被捕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都感到不解。
这个谢韬身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既非作家，又从来都没有在胡风编辑的刊物上发表过文字，难道看不清胡风的“反革命”面目，怎么会成为“胡风分子”呢？
经查，从事马列主义研究的谢韬，对于胡风的一些文艺观点是赞同的。在胡风撰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谢韬曾经帮助胡风查找过一些马列著作中的原文，为胡风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正因为这样，谢韬被公安部专案人员认为是参与胡风撰写“三十万言书”的“高参”。
这个“职务”并不是凭空给谢韬戴上的，因为公安部专案人员的手中掌握着日胡风写给谢韬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胡风在撰写“三十万言书”时，请谢韬帮助查找马列原著出处。
这封信寄自北京，胡风在信中写道：
昨晚开始弄“民族形式”，还顺利。
这涉及到了列宁底两种文化论。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民族”，或现代国家，斯大林底“民族”这个范畴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列宁底话，我记不得直接出处。得便，烦你查一查，抄两三条给我。一、原文，二、出处。能是直接的引用，当然要好一些。
胡风信中的“民族形式”，就是指给中共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部分。
公安部查明，为了写这个“向党进攻”的“三十万言书”，胡风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都积极参加了，其中有北京的绿原、谢韬，天津的阿垅、芦甸，南京的欧阳庄等，他们都秘密地参加了起草，并将其提纲分别寄给没有来京的其他“骨干分子”征求意见。
另外还有胡风于日和5月25日，从上海寄给谢韬的信，信中用了一些别人不明白的“暗语”，公安部认为这也足以说明谢韬与胡风之间早有联系。
前一封信的内容中有：
玉兄到那学校，当大有收获。我意，对那位黄药眠老爷，可能时花点时间收集一些材料。如能把他的面目暴露一下，那对于文艺前途是功德无量的。
《人民日报》的编者认为，这里就有着别人无法弄明白的“暗语”，那个“玉兄”，指的就是谢韬的妻子卢玉；“那学校”，指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用“暗语”写信，就说明胡风与谢韬之间“心中有鬼”。
后一封信则写道：
那么，打算着手写一篇文章，抓一两个中心点（不谈过去），拥护“讲话”。因为有人提议了，所以不能不这样。写成了来京当面求教。
《人民日报》的编者认为，这个“讲话”当然是指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在这封信里，在向他的党羽们说明，自己不得不拥护共产党的文艺方针的苦闷心情。
同时，公安部还查获了胡风于日写给谢韬的信，在这封信中，胡风用“暗语”——“副座”，来指周恩来总理，并让谢韬通过当时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于刚来打听情况，以便进行有利于胡风集团的活动。
公安部还查获谢韬于日给胡风的一封信，信是由北京寄出的。《人民日报》在公布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摘录了这封信的一些内容：
两周来，真成了教书匠了，整天上课下课。新教学法把人弄得精疲力竭。教书本来是用头脑的工作，现在变成几乎完全可以不用脑袋了。
这样一封在今天看来是极正常的关于自己工作情况给友人的通信，被认为是“谢韬公然反对新的教育方法，并污蔑今天的教育工作‘可以不动脑筋’”。
谢韬却对这些毫不回避。
在看了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之后，谢韬对于公布的胡风的材料不以为然，认为有些小题大做，不同艺术观点的争论，怎么就不允许，就是“反党反人民”？特别是对于舒芜整理的信件和所加的按语，更是反感，认为这纯粹是断章取义，给胡风的头上扣“大帽子”。
这样一个“不合时宜”而又“固执己见”的马列主义研究者，即使有吴玉章这样老资格的革命家为其辩护，但在那个时代，又怎么能逃脱与胡风同样的命运呢！
与胡风素无来往的何满子，因为与别的“胡风分子”的关系而难逃厄运
上海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是迅速的。
1955年5月中旬，“潘扬事件”刚刚结束，上海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在成立“胡风专案”办公室之前，就对全市范围的“胡风分子”开始了秘密拘捕。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市公安局的文保处。
上海是胡风长期从事活动的地方，因此被认为是胡风的重要据点，在逮捕胡风之前，上海就已逮捕了耿庸、贾植芳两名“胡风分子”。
由于这两个人同我负责审讯的张中晓，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同时这两个人还牵涉到“中统特务”和“汉奸”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特别是耿庸的“军统特务”问题，还是我去调查的，这中间，我与真正的军统特务在审讯时交过锋。
上海市公安局将行动的重点，放在被认为是由“胡风分子”控制的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
就在公安部拘捕胡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7日，上海公安局文保处派人对何满子秘密进行了拘捕。
将何满子当作“胡风分子”抓起来，其实有一点“冤枉”。因为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他与胡风根本就不熟悉，更没有什么来往。
何满子虽然是个文人，但过去与胡风所编辑的《七月》《希望》联系极少，在全国性的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也很少发表与胡风相同的文艺理论文章，同时胡风对他还有看法，根本就不与他来往。
原因是何满子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到过延安，可是后来又离开了那里。这件事情在作家中不知怎么给传开了，阿垅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胡风。从此，胡风便对何满子有了看法，也不愿意跟何满子往来。
文人也许都是清高的，既然你不睬我，我当然就不会理你。
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胡风的自我批判文章和舒芜交出的胡风写给他的信件摘录。何满子认真地看了，透过文字感到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他为自己的几个朋友担心，却怎么也没有把自己算进去。
这几个朋友便是与胡风来往密切的贾植芳、耿庸、刘雪苇等人。
据何满子后来“交待”，自己与胡风从来都没有来往，心想再怎么牵连也不会将自己牵进去，因此心情还是很平静的。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5日——也就是上海市公安局秘密拘捕耿庸、贾植芳的当天，好朋友王戎慌慌张张地来找他，说自己看了报上的材料后，已经向组织上交待了自己同胡风的关系，乱七八糟的信件也都交出去了，并劝何满子也赶快交待自己与这个“集团”的关系。
何满子一听有些不高兴了，反驳道：“你与‘集团’有关系，我与这个‘集团’有什么关系？我从未与胡风有过交往，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你让我交待什么？”
王戎见何满子根本不听他的劝告，还是那派无所谓的样子，就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吴强叫我来对你说的，你不要忘了，吴强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
何满子的悲剧和所有“胡风分子”一样，在于无法认识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太执着，太自信了。总认为自己不做亏心的事情，别人就不会平白无故地找到他。他根本就不知道，一张无形的网早已向他张开了。
16日，也就是胡风被拘捕的当天，何满子外出回到家里，邻居告诉他说，市委宣传部有一个姓吴的打电话来，说有事情要找他谈一谈。
何满子家住在利西路四十四号，是一幢花园小楼，与另外的几家人共住，电话放在走廊上，如果家中无人，邻居接了之后就相互转告。何满子一听就明白那个宣传部姓吴的，肯定就是吴强。
据何满子后来回忆，当时听了后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同“姓吴的”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来往，要谈你自己来，怎么要我去，你市委机关有的是车。于是他拿起话筒就给吴强打电话，可是吴强不在。何满子便让接电知的人转告吴强，要谈让他自己来，我随时都等着。
如此的口气，可见何满子对于自己的未来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
可是，吴强却再也没有来，来的却是令他意想不到的两个人。
就在何满子电话告诉市委宣传部的人，让吴强自己来的第二天——5月17日清晨，何满子刚刚起床，就有人敲门，进来了两个陌生的人。
何满子以为是市委宣传部的，就过来让坐。
那两个人也不坐下，就问：“你是何满子吗？”
何满子连连点头：“正是，正是。”
这两个人是市公安局文保处派去的便衣，他们见人已被认定，就取出拘捕证，向何满子宣布：“你被捕了。”
拘捕证是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签发的。
乐观得毫无思想准备的何满子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我犯了什么罪？”
一位公安人员答：“你去了就知道了。”
何满子说：“我不明白，怎么去？”
两位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也不多说，上前来给何满子“咔”的一下戴上了手铐。
听见手铐声，等候在屋外的两名穿警服的警察走了进来，将何满子押出小楼。
一辆汽车早已停在外面。
根据事先的安排，开始进屋的两位便衣仍留在屋子里，负责搜查工作，两位警察随同何满子进了车里，汽车向着小楼的外面开去。
何满子被带到了集中关押“胡风分子”的地方——建国中路二十六号。
此时“胡风专案”办公室刚刚成立，就先抓了王元化、贾植芳、耿庸、梅林、罗洛、张中晓、尚丁、何满子等近二十人。
后来我们对审讯工作进行了初步分工，主审彭柏山的是从公安部派来的办公室负责人宋若侠，主审贾植芳的是文保处科长张一夫，主审耿庸的是文保处科长张振奎，主审罗洛的是文保处科长王良，我除担任主审张中晓、尚丁之外，还参与了对梅林、何满子、彭柏山等人的审讯。
梅林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编辑，审讯时态度很好，对于自己的被捕，他一直都有些弄不明白。
三天之后，根据安排对何满子进行提审。
何满子三十多岁，审讯时不断地吸着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整个审讯室里弥漫着香烟味。
他自己的吸完了，我们就给他一支，他很快又吸完了。我们一边再给他，他接过后大口大口地吸着，一边说，我写吧，只要你们供给我香烟就行，这样写起来快得多。
后来他真的在纸上不停地写了起来，现在看来那都是在乱写一通，根本没有什么好写的。
何满子当年猛吸香烟的形象，我至今都还没有忘记。
何满子一直到提审的时候都觉得奇怪，不断地申辩，自己与胡风从无往来，为什么要拘捕自己？
是的，无论怎么调查，何满子与胡风的确没有任何形式的来往，如此迅速地拘捕他的理由又是为什么呢？
经查，何满子虽然与胡风无联系，但却与其他的“胡风分子”交往密切。早在40年代，他就在成都与芦甸有过来往。到了上海以后，他又与前来劝他“交待问题”的王戎，以及在头一天被拘捕的贾植芳、耿庸交往不断，同时还与北方的阿垅等“胡风分子”也有过一定的接触，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以为不会牵涉到自己的何满子也难逃厄运。
抓捕胡风鼎立扶植的文学青年徐放竟然出动了二十多人
5月17日晚上，在北京的一家小酒馆里，徐放与路翎在一张小桌前相对而饮。
13日《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的第一批材料之后，在解放前就与胡风认识的徐放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一个曾与鲁迅关系甚密，积极从事“左联”文艺工作的人，建国后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反党分子”？
那个时代的青年太天真，太真诚。作为《人民日报》文教部的一名记者，他给报社的党总支书记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样处理是不是有点过激，并建议中国文联党组好好地开个会，找乔冠华等人也参加，将胡风的那些事情作为文艺问题讨论一下，达到既弄清问题，又帮助同志的目的。
信送到党总支书记那里后，他感到心情有些郁闷，就给路翎打了个电话，约他下班后一同到小酒馆里去吃饭。
几杯酒下肚，两个情投意合的青年人就谈起了各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们对胡风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对这种做法感到很困惑。他们还不知道胡风已于头天晚上被秘密拘捕，更不知道就在这家小酒馆里，公安部早已有人在监视他们了。
徐放的“反常行动”，使公安部更加警惕。
18日上午，徐放来到团中央，商量在“六一”儿童节发表社论的事情。结束后回到报社，还未走进办公室，就被人叫住，说是报社党总支书记找他有事。
徐放认为党总支书记看完了自己写给他的那封信，找自己去一定会谈谈他的看法，妥善地向上面反映自己提出的问题。
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了总支书记办公室。
总支书记的面容是严肃的，见他进来，也未让他坐下，就对他宣布说：“经组织决定，对你实行停职反省。”
徐放的心情一下子落到了冰点。
徐放问：“反省什么？”
对方道：“与胡风的关系。”
徐放说：“现在还不行，我还得回家吃饭，还得去照顾一下孩子，不然没人管他的午饭。”
对方也没有强行将他留下，同意他先回去，吃完饭后再赶到报社来“反省”。
徐放于是回到位于麻线胡同十八号《人民日报》家属大院家里，做好饭后先给孩子喂完，然后自己再吃。
刚洗完碗走到外屋，一抬头，看见门外一下站了二十多个人，而且中间有几个是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
徐放一下愣住了，以为他们找错了门，就问道：“你们找谁？”
来人问：“你是徐放吗？”
当得到确认后，对方说：“我们找的正是你，请跟我们走吧。”
徐放问：“到什么地方去？”
对方说：“到时你就会知道了。”
这是全国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中派出人员最多的一次。为什么会来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没有记载，现在已很难知道真正的原因了。我想是不是当时对于胡风集团的弦绷得太紧了，公安部有关人员担心那位总支书记放走了徐放——这只能是现在的猜测了。
徐放被带上停在外面的汽车，押到煤渣胡同，关在一间小屋里。
屋子里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前后各摆着一张长凳，徐放被带到了一张靠近门边的凳子坐下。这时走进来两名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
审讯就这样开始了。
问：“你是徐放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拘捕你吗？”
答：“不知道。”
问：“你和胡风是什么关系？”
答：“很早就认识，我当时是作者，他是编辑，就这个关系。”
审讯人员对这样的回答显然不满意，就加重语气说：“老实告诉你，胡风是反党分子，你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早已查明，就在前两天，他已经被我们逮捕了。我们对你实行拘留，也是有证据的。”
徐放问道：“你们的证据是什么？”
审讯人员立刻说出了早已调查好的徐放与胡风写信时的“暗语”。
徐放不得不吃惊。
审讯人员这时说：“徐放，限你在24小时内将你的问题谈清楚。”
答：“哪用得了24个小时，只要两个小时就够了。”
于是，审讯人员拿来了笔和纸，让他自己写“交代”。
据徐放的“交代”，他早在1944年就认识胡风。
那是在重庆的时候，徐放偶然得到一本胡风编辑的《七月》杂志，便被上面发表的诗歌吸引了。作为一名热爱诗歌创作的青年人，徐放认真阅读了上面的诗歌，并自己也拿起笔来进行创作，写了不少的诗歌作品。
徐放将这些作品抄在一个小本子上，想找胡风给指导一下。
胡风当时住在重庆乡下，离徐放的住地很远，一种对于诗歌创作的热情和对于文学名家的渴望，使年轻的徐放忘记了一切，他竟拿上自己的诗稿，步行了很长的时间找到胡风的家里，请胡风为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行评点，以一位学生的态度向胡风求教。
胡风被这个年轻人的好学和谦逊所感动，不仅给他评点作品，还从中选出一些较好的诗歌在刊物上发表。
从此，徐放便与胡风经常通信，成了胡风鼎力扶植的文学青年。
徐放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上文坛。
胡风在信中不但与徐放谈文学，还进行思想教育，让他靠近地下党组织，投身于革命的文艺活动。在徐放眼里，胡风就是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他认为：“没有胡先生，我不会参加革命。”
公安部通过核实，在胡风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重点人员名单，自然不会少了徐放。
徐放开始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在市内的一个看守所，让他在这里进行反省。
五年内他没有一个字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之后，徐放被关入秦城监狱，囚号为0685。
徐放在监狱里常常为他的冤案大喊大叫……
徐放被作为“胡风反党集团”的一员逮捕了，可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讴歌新中国的诗歌，却还被很多人所传诵：
今天中国人民
在自己的祖国的红旗下
在毛泽东的面前
像百鸟朝凤，
像大海沸腾
看到了胜利
真正地有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拘捕“打入军队内部的胡风分子”：南京军区空军气象参谋化铁
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第一批材料的当天，江苏省公安厅接到公安部指示，尽快拘捕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化铁。
为何如此紧急？
原来化铁并非一般的文人，他是南京空军部队的气象参谋，按照当时的规定，身上随时都佩有手枪。按照分析，既然“胡风分子”已打入了人民军队，同时还担任着一些空军部队的机密工作，因此必须迅速执行拘捕令。
江苏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的指示，立刻派人前往空军部队。
可是，南京空军保卫部却不同意，说是没有接到空军上级的指示，地方公安机关无权到空军来抓人。
公安厅的人说：“化铁是个反党分子。”
保卫部的人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反党分子。”
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各自在电话里请示了自己的上级，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为了保密，事先未通知化铁所在部队气象部门的领导，由公安厅和南京空军保卫部同时派人，前往空军宿舍。首先将宿舍大院包围，因为大门有人站岗，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就越墙而进。
此时正是午夜，原以为可以将化铁拘捕，谁知却扑了个空。
为防止化铁“携带军事气象情报潜逃”，南京空军保卫部便连夜给部队气象部门领导打电话，这才知道早在上午化铁就已赶往北京空军总部开会去了。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计算，拘捕化铁的时间应该是整个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中最早的，因为这比牛汉被拘捕的时间还早一天。可是，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让化铁在北京的空军总部多吃了几餐会议伙食。
江苏省公安厅和南京空军保卫部立刻与空军保卫部联系，让他们设法在会议时间控制化铁，并将他押送回南京。
对于这一切，正在忙于开会的化铁毫不知晓。
19日上午，空军保卫部来了两个人，将正在开会的化铁叫出会议室。
化铁走到门外，看着两个陌生的军人问道：“你们有什么事？”
两个军人将他带到一间小屋里，没有说话，首先就下了他腰上的手枪。
化铁叫道：“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卸我的武器？”
对方说：“我们是空军保卫部的，奉命执行任务。”
化铁说：“我是来开会的，不能把枪随便给你们。”
对方说：“你不用开会了，我们送你回南京。”
化铁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对方说：“我们是奉命执行，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只能把你送回南京。”
两位军人一边说着，一边给化铁戴上了手铐。
就这样，在公安机关和部队的相互配合下，“打入军队内部的胡风分子”化铁很快就被拘捕了。
据化铁后来回忆，13日，在从南京前往北京开会的火车上，到一个站停靠的时候，外面有叫卖报的，他就买了一份，看到了当天《人民日报》上面有舒芜揭露胡风的材料，感到很吃惊，没有想到胡风的问题竟会一下子弄得这么大。舒芜在这些材料的开头，指责“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思想的争论在这里被无限地升级，化铁不得不考虑自己多年来与胡风的关系。他坐在车上，思来想去，认为自己与胡风的交往只是一个文学青年与一位知名作家、诗人和刊物编辑之间的正常来往，没有什么超出原则的事情，也没有一点想“反党”的意思，自己心灵是纯洁的。因此他对这件事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认为无论对胡风的批判是对还是错，都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自己是拥护新社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党和人民是忠心耿耿的，否则自己投笔从戎、穿上这身军装干什么呢？
他被带上由北京返回南京的火车。在上车的时候，很多旅客都不解地看着他们，对于两个军人押着一个军人感到有些奇怪。
到了车上以后，不知怎么搞的，手铐坏了。
两个负责押送的空军保卫部军人感到很不放心，为了防止这个“胡风分子”逃跑，押送的军人就跑到餐厅里去，拿来了一根铁丝，将化铁的双手拴上。
化铁没有反抗，任由他们摆布。
铁丝陷进了肉里，手上感到有些发麻。
餐厅里的服务员出来看见了，就对押送的人员说，不能用铁丝，不然会将手拴断的。
于是，押送的人又去找来了一根绳子，将化铁的手牢牢地捆起来，这样一来，比戴手铐时更难受。
车上，化铁拒绝吃饭、喝水。
押送的人员认为他这是在对抗，就对他看得更严。
化铁后来回忆说，这并不是自己的“对抗”，作为一名被捕的“胡风分子”，根本就不可能对抗。拒绝吃饭、喝水的原因是自己那时还年轻，很要面子，怕来往上厕所，被别人看见自己的双手被捆绑着，是一个“坏人”。
到达南京后，化铁被带到省委招待所，关在一间屋子里。每天仍由空军部队派人看守。
第三天，江苏省公安厅来人，空军保卫部将化铁正式交给地方公安机关。
很快，化铁被关进了监狱。化铁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化铁真名叫刘德馨，他与胡风早有来往。
化铁自小就很聪明，对文学创作也有天赋，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写作，并很快认识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青年作家阿垅和路翎。
那是20世纪的40年代，胡风住在重庆，化铁打听到地址后，就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找胡风，从此与胡风相识。胡风很欣赏化铁的才华，给他在文学创作上以各种帮助和扶持。1942年，化铁写出了一首诗，题目叫《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拿去请胡风“指教”。胡风看后很赞赏，就在主办的《希望》上发表了。诗中饱满的革命激情，呼唤大雷雨来到的呼声，代表着一种冲破黑暗的青春豪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此化铁开始步入文坛。
年轻的化铁很有才气，不断有新的诗歌在《希望》上发表。胡风对化铁十分推崇，不断将他介绍给文艺界的朋友。
早已认识化铁的阿垅等人也相继对化铁的作品进行研究，认为的确有一股清新之气，于是也都撰文向读者推荐。其中以阿垅的《化铁片论》评价最高。阿垅在这篇文章中，称化铁是“有着拥抱人类的巨心……”
这就是化铁与胡风及胡风集团成员们交往的历史，这些都被白纸黑字地印在了刊物上。负责胡风专案的机关只要翻一翻那些刊物，就会很快发现那个出现名字较多的人，因此化铁在公布胡风材料的当天就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并派人前往空军机关拘捕，这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可是，化铁与胡风的关系还不止这些。
通过江苏省公安厅的调查，就在胡风准备撰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不在文化机关工作的化铁，却与在南京的另一个同样不在文化机关的欧阳庄，积极地为胡风搜集各种需要的材料。他利用自己在部队工作的条件，了解部队文艺工作和基层文艺活动的情况，以及人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各种不同反映，并将这些及时地告诉胡风。
因此，公安机关认为，作为军人的化铁，是给胡风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炮弹”的人。
在公安机关手中，掌握有一封“胡风分子”绿原写给阿垅和化铁的信，这封信写于日，邮出的地点是武汉。在这封信中，绿原谈了“胡风分子”各自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后来被《人民日报》公布在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
柏寒兄来信，谓万恶的共匪搅动他的故乡，恐怕又要跑反了。
这里的柏寒，就是后来的“胡风分子”方然。“他的故乡”指的是安庆。《人民日报》对这样一封信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绿原还在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万恶的共匪”，可是，一九四八年初他就由另一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绍为共产党党员，打入了地下党的组织。后来绿原突然潜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刚报”。一九五〇年再度钻进党来（参看本材料第二十八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就是这样来“追随革命”和钻进共产党里面来的。
公安机关在侦察、搜缴、查获的“胡风分子”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化铁恐怕是最少的，但无论多少，这都是一种“罪证”。
蹲在监狱里的冀汸仍然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
5月13日，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担任浙江省文联创作组组长的冀汸就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对他宣布“停职反省”。
冀汸的妻子正在医院里生孩子，单位领导允许他每天“反省”之后可以回家照顾家庭。
冀汸为人极有个性，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从不愿屈服。过去在文坛上，他发表过很多小说和诗歌，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都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建国后被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地批评。
那时的小说家可没有现在这么幸福，现在是越争议作家就越出名，而那时只要是引起了争议，特别是受到党的报刊批评的作家，那就得首先考虑你的政治立场，考虑你的阶级出发点，一切都得往政治上面挂。正因为这样，省文联的领导曾动员过冀汸，让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做一个检讨。
可是，这个冀汸却根本不理睬这些，不但不肯为此作什么检讨，更是依然我行我素，仍然按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进行创作。
第二章全国大搜捕（3）
对于这样一个人，要想在停职反省中真正“反省”，那也是很难的。在一个多星期时间里，他根本就没有写几页纸的“反省”，而且对于自己与胡风之间的关系，更是没有说出上面所需要的问题来。
根据公安部对于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的部署，浙江省公安厅对冀汸的“反省”情况不停催问，总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21日上午，冀汸反省的小屋被推开了。
省文联秘书长带着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秘书长向冀汸介绍说：“这位是省委文教部的杨处长。”
冀汸不答话，知道他们来就是为了自己“反省”的事情，连头也不抬。
秘书长连忙接着说：“是这样，你每天在单位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为了你能够好好地交待自己的问题，想给你换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冀汸问：“什么地方？”
秘书长也不知道，就转过头去问杨处长：“什么地方？”杨处长说：“浙江旅馆。”
冀汸有些不太相信，那可是个高级旅馆，怎么让自己住进那里面去“反省”？
秘书长听了杨处长的回答后忙说：“是的，浙江旅馆。”
刚要走，冀汸突然说：“住旅馆还得花钱吧，我得先回一趟家，带点钱，再给家里的保姆说一声，让她多到医院去看一看我爱人，没人照顾总不行的。”
秘书长说：“不用了，你先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哩，其他事情去了以后再说。”
没有办法，冀汸只好跟着上了停在外面的吉普车。
冀汸被安排在一个早已定好的房间里，负责监护他的人就住在旁边的几间屋子里。
杨处长坐了下来，开始代表组织与冀汸谈话。杨处长说：“你就先在这里住下，我们给你‘反省’的机会，你要认清自己的问题，有什么事可以向住在你左右的人打招呼，他们会关照你的。”
冀汸是个倔性子，就说：“还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呢？”
杨处长说：“你这人就是这么一个脾气，过去别人批评你的作品，你总是一副不理睬的样子，从来都不肯自己好好地‘反省’一下。现在这事情可不同了，它不是什么学术上的争论，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给你的机会要好好抓住，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
书生气十足的冀汸说：“我这人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杨处长见冀汸“顽固不化”，就严肃地说：“你不要这个态度。《人民日报》上公布了胡风写给舒芜的信件，同时还有胡风的检讨，报纸也加了编者按。你要知道，《人民日报》的意见，就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见，你应该明白。你与胡风到底是什么关系，必须得讲清楚，有什么就交待什么，不要存在任何的幻想。”
冀汸说：“我‘反省’的材料都交给省文联了。”
杨处长直摇头说：“那个材料不行的。”
过了一会儿，杨处长问：“你认识胡风这个人吗？”
冀汸答：“认识。”
杨处长问：“他是什么地方人？”
答：“湖北。”
杨处长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答：“写作品吧。”
杨处长想了想，没有说话就走了。
冀汸正式移交浙江省公安厅负责审讯。
审讯冀汸的公安人员名叫王浩，山东人，南下干部。
问：“你认为胡风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答：“文艺界之间的学术争论。”
问：“你的认识还很肤浅，这不是什么文艺界的学术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你知道吗？”
答：“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你们是以文艺作掩护，在背后搞政治斗争，你现在知道了吧。”
“顽固”的冀汸摇摇头。
问：“我问你，既然你认识胡风，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答：“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作家，诗人。”
冀汸如此的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王浩严肃地正告冀汸：“胡风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你必须得同他划清界限，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你现在的认识很显然是跟不上形势的，对你自己也不利，你要接受组织的审查，只有交待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北京起义的傅作义你知道吗？那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将军，党和人民对他是宽大的，现在不是还在北京工作吗？还有你们的同伙舒芜，也是起义的，他揭发了胡风的很多问题。你现在起义已经是来不及了，但是投诚还不晚，组织上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不要像以前一样地放过了。”
两个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观点不同，认识不同，半天下来没有一个结果。
后来换了一种方式，由省文联领导和一些平时要好的同事来对冀汸进行劝说，希望他能尽早认识自己的问题，与胡风划清界限。
可是，一贯以固执著称的小说家冀汸，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肯“转弯”。
既然冀汸“起义”已来不及了，又不肯“投诚”，那么就只好将他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那天深夜，外面的天气很凉。冀汸被突然叫醒。
他问：“干什么，又要审讯？”
看守的人员说：“快点，别啰唆了，给你换个地方。”
冀汸不解地问：“换个房间？”
对方有些不耐烦地答：“问什么问，去了你就知道了。”
一辆吉普车将他拉到了郊外的小车桥监狱。
经过漫长的“帮助”之后，不肯悔改的冀汸，终于到他应该去的地方，进了真正的监狱。
负责押送的王浩在为他办理完一切入狱的手续后，对他说：“你把你投诚的机会也错过了，现在只有到监狱里去争取宽大处理了。”
然而，蹲在监狱里的冀汸仍然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
冀汸被作为“胡风分子”拘捕，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
据查，除了在创作上的来往之外，他还与胡风进行经常的通信联系，就在公布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时，他还与胡风通信，这种关系一直到胡风和他被拘捕之后才结束。
公安机关查获了他们之间的大量信件。
日，胡风从上海邮有一封信给冀汸。
那“批评”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这是酝酿了三年以来的杀机。还有，余芳是该报通讯员，有十五号的“内部通讯”，即向通讯员们征求胡某文艺思想的稿件，等于一次战斗动员。你们可找来看看。
学习二三两期上，几位理论红人底文章，犯了错误，连宣传部负责人都做了检讨（此事不必说出去）。
从这封信的内容不难看出，冀汸与胡风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这里所说的“那‘批评’”，是指当时的《文艺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学习”是指《学习》杂志。
这封信同时可以看出，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就与文艺界的一些人有着相同的观点和看法，而冀汸的文艺观与胡风无疑是一致的。
这种一致性就成了他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胡风从北京给冀汸邮来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一些话：
这里已在展开，今天第二次文联扩大会。我发了言。“报”问题不是孤立的，为领导倾向表现之一。以实例说明一二两卷即已奠定了这样的方向：立场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仇视青年作家和不同意他们的革命作家；理论上，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五年来，拖垮了——把会议由‘报’拖到全面。
我的发言未完。下次会徐兄要发言提出控诉。
原来还想你们也检查材料，现在只希望你们把这文章写好。要步步抓住透示出这是一个宗派的迫害，尖锐的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
这里的“徐兄”指的是路翎。
胡风在这里所说的“我的发言”，是指他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发言，这个发言发表在1954年第22期《文艺报》上。胡风在这个发言中，谈了自己的文艺观。正是他的这种观点，后来被认为是他及其集团“疯狂向中国共产党进攻的
公安机关认为，胡风在这封信以及以后的一些信中，将自己的这个发言通知其他分子，完全是为了向他们通报消息，让“胡风分子”在全国各地积极地配合行动，向党发起攻击。
得到了胡风这些“指令”的冀汸，自然是“胡风反党集团”中的当然成员了。
就在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前，胡风集团中的“骨干”也许预感到了什么，张中晓曾于日从上海邮有一封信给冀汸。这封信，也同样成为将冀汸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一个重要依据。
信中这样写道：
大概已进入摊牌阶段了。
现在必须这样做的：第一，朋友们各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一切要从自己的劳动去看；不能和古公的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前提。第二，在这个前提下，被迫讲话时可对古公批判。第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一切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便时希告朱兄，来不及同他写信了。
张中晓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少帅”，很得胡风赏识，是毛泽东“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我在后面将讲到我在负责审讯他时的一些情况。他在这时给冀汸写这封信，正好成了冀汸无法逃脱的“罪责”。
信中所说到的“摊牌阶段”，是指全国文艺界当时对于胡风思想的批判已经开始。
据公安机关所查，胡风在日曾写信给张中晓，向他“指示”了应付这次批判的方针。
胡风在这封信中说：
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底劳动去看的。
公安机关认为，胡风的这些话，就是叫胡风分子们各自在这场批判中设法“蒙混过关”。“张中晓在写给冀汸的这封信里，向胡风分子传达了胡风的这种指示。”
公安机关还认为，张中晓在写给冀汸的这封“指示”信中，还用了许多外人无法读懂的“暗语”，这正好体现了“胡风分子”们反党反人民的“本质”，这是见不得天日的事情。信中的“古公”，指的就是胡风；而“朱兄”指的就是“胡风分子”方然，即朱声；“朋友们”则是指胡风集团的
只有胡风及胡风集团成员给冀汸的来信，这不能完全说明冀汸与他们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只有获得了冀汸同时也给胡风和胡风集团其他成员的信件，这才能完全说明问题，才能完成最后的定性。
公安机关的工作做到了，获得了八封冀汸给胡风和胡风集团其他成员重要的信件。
早在日，冀汸就曾由南京邮过一封信给胡风。
这封信中有这样的内容：
今天在“文汇报”上读了郭沫若底“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真把人气哑了，他简直像文坛皇帝，在那里下诏令。……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从没见像这样的律师和讼棍的！……真是混蛋，王八旦！我想直接寄一封信给他，把皇帝底尊严“冒犯”一下。实在使人愤怒。这些家伙们底面孔和心肠都照在哈哈镜里，古怪极了！
这里所说的那篇郭沫若所写的《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是一篇批评“胡风分子”耿庸等人的文章。在此之前，先是耿庸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略说不安》。接着其他的“胡风分子”又写了几篇文章，如《从文艺界恶风气所想起》，文章中攻击巴金、唐弢等进步作家。郭沫若在这里引用18世纪美国总统华盛顿幼年乱砍樱桃树的故事作比喻，说明不要对进步作家进行乱批评，乱攻击，要爱护和关心他们的成长。
建国后的郭沫若已是中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封信作为冀汸积极参加胡风集团的活动也是铁证了。
另外，公安机关还查获一封冀汸在日从南京邮给胡风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涉及对文艺思想的认识问题：
……最近，我想弄一个诗刊出来。要作战，总得有阵地。东游西击，总是不会有战果的。而“陀式”诗和“方言诗”又这样狂妄，一如剧坛上只有妖魔鬼怪一样，乐坛上只有“古怪歌”和“牛头不对马嘴”一样。
现在看来，这是一封极平常的通信，只是谈一些对文坛现象的个人看法。可是当时却被认为是“冀汸对解放前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诗歌、戏剧和群众歌曲肆意辱骂，从这里看得出胡风集团对解放前的反对国民党的文艺作品是充满敌意的。这里提到的‘陀式’诗、‘方言诗’，指当时马凡陀同志等所作的反对国民党的诗歌。‘古怪歌’和‘牛头不对马嘴’两首歌曲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很流行、内容暴露国民党的腐朽反动统治，痛斥国民党特务横行，迫害人民，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当时群众在举行集会游行的时候常常唱这些歌”。
以上所引用的这些，都是当时公安机关和报刊上的分析，既然事情已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加之冀汸倔强的个性，给他戴上“胡风分子”的这顶帽子，也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了。
在天津，“毛泽东的亲戚”鲁藜也因为与胡风的关系难以幸免
鲁藜被拘捕是令人没有想到的。
我在1980年8月进入秦城监狱，参加公安部对“四人帮”预审时，在江青的相关材料中，发现了一个名叫王曼恬的女人，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二
王曼恬的父亲名叫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建国初期曾在文史馆工作。
由于这种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与江打得火热，深得江青信任，不但担任了天津市委的领导职务，同时还成为文化部的负责人之一，曾参与江青的一些阴谋活动，有民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畏罪自杀。
鲁藜当时的妻子正是王曼恬。
除了这层关系之外，鲁藜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是早已认识的“朋友”。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藜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就曾与江青在一起活动过，并在晚上陪江青去排过戏。
后来鲁藜到了延安，不久江青也到延安，他们有时还见面，鲁藜对江青一直都很尊重。
也就是说，鲁藜自从与王曼恬结婚之后，就成了毛泽东的亲戚，加之与江青认识，就有了这种“通天”的关系。但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全国性的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中，也同样没有逃脱被拘捕的命运。
拘捕鲁藜毛泽东是否知道，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当时全国上下对于清查“胡风分子”的行动是迅速的，手段是坚决的，不管是谁，只要与胡风集团有一点牵连，在当时都难逃厄运。
1955年5月下旬，全国性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已进入高潮，一直怀着忐忑不安心情的鲁藜，不知自己是否能躲过这场劫难。
妻子王曼恬当时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师，这天休息在家，夫妻二人在家里做家务。
这时有人敲门。打开房门，鲁藜不觉大惊，两名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站在那里。领头的是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峰，他从身上取出一张拘捕证，对鲁藜宣布：“你被捕了。”
鲁藜问：“为什么捕我？”
江峰说：“参加反革命活动。”
王曼恬站在一旁，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鲁藜看着自己妻子不解的目光，问道：“你相信他们说的我是反革命吗？”
妻子没有回答。
江峰说：“是不是反革命你跟我们去了再说。”
鲁藜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对江峰说：“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证。我比当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更有机会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都不用我妻子与毛主席的这种亲戚关系，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当我的作家，为人民写作，这难道有什么罪吗？”
鲁藜后来回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王曼恬惊讶的目光里一下子涌满了泪水。
随同江峰来的公安人员拿出手铐，走过去对鲁藜说：“戴上这个吧。”只听手铐“咔”的一声，锁住了鲁藜的双手。
当带着鲁藜朝外走的时候，作协大院里早已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其中有很多是鲁藜的同事。鲁藜朝惊讶的同事们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生活。”
在熟人们好奇而不解的目光中，汽车载着鲁藜飞快地驶出作协大院，向另一个他所无法认识的地方开去……
从此，他的笔下再也无法涌出那些热情激荡的诗歌了，开始“创作”的是以整个生命为代价的一部“人间悲剧”。
鲁藜很早就参加革命，一直在上海从事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步活动。1934年曾经被捕，但他拒不承认自己从事“反政府”的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又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最后只好将他放了。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热爱诗歌，便与胡风有所接触，并在胡风办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1936年鲁藜加入中国共产党，仍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后来他到了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这个革命的摇篮里，他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所感动，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歌颂延安的文学作品《延河散影》，寄给胡风，便在胡风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从此成为胡风“七月诗派”中一个重要诗人。
可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他却被作为“失足者”，在运动中受到过“抢救”，差一点被“清洗”。
建国后，鲁藜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天津，以后担任了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这个协会，后来被认为是除上海之外胡风集团的又一个“据点”，作为主席的鲁藜，无疑是这个“据点”的头。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鲁藜看到后，想到自己与胡风的关系，心中自然有些不安。他意识到对于胡风的问题，已从一般的文艺理论之争，变成了政治问题了。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当时的情绪一直都处在很低落和紧张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