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已自杀殉国，锦衣卫为何还在北京大抓“李自成破城”的传谣者_百科TA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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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已自杀殉国，锦衣卫为何还在北京大抓“李自成破城”的传谣者
原创| 10:47:35
我去影院看《绣春刀2》，演到北斋自述小时候做过“瘦马”，旁边有姑娘低声问是什么东西，一个自信的男声回答：“就是童工！”
“雏妓”算不算“童工”呢？还真是个问题，对于大部分热爱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问题，知也可，不知也可，想来也没什么新鲜。我暗自为他们点了个赞，学着陆文昭说了两遍： 不打紧……不打紧。
真正“打紧”的，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的是错的，还拼命地指鹿为马，比如前两天朋友圈里疯转的《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就是其中的典范，把明朝的厂卫政治说得忠君爱国，把阉党的法外之刑说得大义凛然，把权阉魏忠贤说成了大明末世的定海神针。 01
在这里，我不想解析“明朝为什么垮了”这样的大命题，要说清楚，就算是写上两本书都不见得透彻，只想给这句话换个句式， “为什么熊廷弼、孙承宗、卢象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还有成群的名臣、武将，他们死了之后不久，大明朝就垮了？ ” 对这么多忠贞名臣视而不见，末代皇帝崇祯上吊前，还要大呼： 群臣误我！
在昨天的文章（
《绣春刀2》的诘问：换个活法儿，这个世界会好吗？ | 刘三解
）里，我简略写了熊廷弼的遭遇，他两出关外，力挽危局， 落得个身首异处，传首九边的下场，死后多年尸骨不得收敛，儿子被效忠的王朝逼死，妻子被效忠的王朝羞辱，谁误他？
孙承宗是一代帝师，东林党大佬，在十几万大军逃进山海关瑟瑟发抖的时候，毅然出镇，为大明朝编练军马十一万，又收复关外失土四百余里，却两起两落，致仕还乡直隶高阳， 76岁高龄率全家并阖城百姓与入寇的清军拼命，最终自尽殉国，全家子孙男女四十多口死难， 这时候，他效忠的王朝在哪儿？ 卢象升文人出身，剿流寇，战清兵，带着天雄军子弟兵，父死不能奔丧，崇祯的心腹太监领着几万关宁铁骑见死不救，卢象升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身着孝服领五千疲兵与清军主力决战， 亲自上阵肉搏，身中四矢三刃，壮烈殉国，他效忠的王朝（所谓权臣杨嗣昌刁难）让他尸身八十天不得收敛。第二年，他的妻子请抚恤，不允，第三年弟弟请抚恤，仍旧不允，直到杨嗣昌自杀后，才给了封赠 ，问题是，在这之前，他效忠的王朝在哪儿？ 等到清兵南下，卢象升的弟弟卢象同起兵抗清，兵败投水死，卢象晋出家为僧， 卢家满门抗清殉难的过百人。
这样的臣子还“误”了他朱由检吗？“误”了他大明朝吗？ 至于在北京被千刀万剐的袁崇焕，好说大话是真，越权杀帅是真，可一介文人为国为君提刀拼命也是真。就算是有历史污点的杨嗣昌、洪承畴，难道没有为崇祯的大明朝竭忠尽智吗？ 而那些在李自成、多尔衮马前递手本的明朝大臣们，又有哪个不是崇祯信用提拔的？ 到底是谁“误”了谁？
大明朝的政治体制，自始至终带有浓重的游牧帝国色彩。
皇帝、宗王、勋贵、世袭军官、军户，形成了朱元璋时代的完美政治结构
，他晚年的屠戮功臣，与其说是个人的集权欲望，不如说是为了切断勋贵们与军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将这种联系嫁接到他的继承人和分封的诸子宗王身上。 这种结构，在明成祖靖难之后发生了改变，藩王领兵被废弃，新的靖难勋贵又顶上来，并集中居住在南北两京，洪武年间被废弃的锦衣卫也在两京重新登场，而且权力大涨， 这绝不是偶然的。
这个世袭的系统，其实就是明王朝的股东群体，但他们的活动地域，又严格限制在了京城，这就让北京变成了整个帝国最特殊的地点， 即游牧帝国的汗庭 。 在游牧帝国的政治体系里，只有汗庭和分支部落的概念，汗庭对于分支部落的管理， 仅限于从征和交税， 所以蒙元对于中亚传入的包税人制度情有独钟，而
大明朝的政治体制颇有蒙元遗风，
南北二京之外，无论是治安管理、养育救济，还是修堤建桥 ，都近似于放弃，以至于出现区域性的自治。
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往往只能触达官员个人的身份，然后由官员根据所在地方的情况进行技术性地施政， 所有朝堂上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在具体的地方政治实践中都毫无意义 ，唯有用技术手段（或者说权谋手腕）才能解决问题。 因此，张居正在变法中以首辅之尊，所采取的手段竟然是通过人事任命权力，把各地方督抚换上自己的亲信，然后用私信的方式来指挥变法……也就是说， 一国的首相，甚至事实上的皇帝，只能以“潜规则”的方式来改革之前的“潜规则”。
看似匪夷所思，其实却是一种必然。 因为明朝的地方政治， 在文官政治的外壳下，是比蒙古帝国分封千户那颜更加广泛的事实分封 ，民户、军户等等允许参加科举的家族，通过科举赋予的特权，形成了稳定的区域性的“部落”，科考最佳的部分——进士，类似于入选元朝怯薛军一样，成为汗庭的一份子，而他们因同年、同乡、师生等等关系编织的关系网， 形成了一个可以和大汗分庭抗礼的集团。
分发至各地方的文官，又与他们的同类，诸多举人、秀才所形成的士林舆论相生相杀，事实上， 如果不是大明朝对于地方施政的必须KPI仅仅只限于游牧帝国式的“钱粮”、“刑名”的话，文官与地方士林的冲突将比历史上大无数倍。 正是由于这种“明规则”的放任，才让明朝的地方“部落”越来越具有话语权。
明朝末年江南经济的高度繁荣，与其说反映了明朝制度的优越，不如说是网大吞舟，制度性的漏洞已经足以繁衍出一个完全以“潜规则”指引运转的商业社会。
所以，看待明朝，北京的明朝和江南的明朝，那是两个世界，两种逻辑，拿其中一个去概括另一个，毫无可能。
厂卫政治恰恰是明代北京社会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既有皇帝， 又有太监，还有勋贵，还有文臣，还有军人，还有商人、百姓。 这些人都是困居汗庭的大明皇帝的臣子，同时也是他的潜在敌人。 最早的时候，最大的敌人是勋贵，因为他们手里有军队，所以文臣集团逐步壮大，将世袭化的武官、军队的军政管理纳入到文官政府的统辖范围内，让勋贵集团成为没牙的老虎， 但 随之而来的是内阁地位的上升和意识形态力量对于皇权的制约。
过往，我们看到的是明朝皇权的残酷，动辄廷杖忤旨的文臣，一下子打几百个，打死十几个，想象着血肉横飞的场景。 今天，一些人会说，骗廷杖是明朝文人的鸡贼，以此邀买名声，反而会惋惜明朝皇帝被文官集团的挟制。 其实，这恰恰说明明朝皇帝并没有受到文官集团的挟制，
真正的控制，是北宋，比如侯延庆著《退斋笔录》记载：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确曰：‘正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确曰：‘祖宗以未尝杀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励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 ‘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好还是坏？只能说事实，就是 北宋皇权最“做得快意事”的时代就是徽宗朝，最终赢来的是靖康耻。
明朝皇帝摆脱文官集团的法外之法，最重要的臂膀就是厂卫。
以锦衣卫而言，最早是皇帝的仪仗队，洪武朝给予侦缉、刑讯和管理诏狱的权力，后来烧毁刑具，废了，到了永乐朝，又把这个大杀器祭了出来。 此后，逐步有了南、北镇抚司，增加了京城治安的权限，增加了参与大狱、听审的权限，主要是侵夺外朝的司法权力，把“刑名”这个大事牢牢攥在皇帝手里。 最重要的则是对于“妖言”案的重视，
“妖言”和“妖人”，正是皇帝与京师底层社会的对抗，对手是商人、百姓，他的爪牙就是厂卫。 皇帝对爪牙完成KPI的奖励非常积极，以至于从成化朝到崇祯朝，锦衣卫的精英们都特别乐于抓捕“妖言”、“妖人”，其间甚至因为抓到就升官，开始捏造妖言陷害人入罪，逼迫得皇帝只能下旨，以后此类案件只赏银子不升官。
在企业管理上讲绩效激励绝对是没错的，《明季北略》记载，
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尽忠职守”的锦衣卫们还在四处抓捕宣称北京城破的“造谣惑众者”，扭送金吾所。
而对真正对政权有威胁的间谍，《明史·刑法志》的记载是： 庄烈帝（编者注：崇祯）疑群下，王德化掌东厂，以惨刻辅之，孟明掌卫印，时有纵舍，然观望厂意不敢违。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往来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毋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橐，均分其利。 京城中奸细潜入，佣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无一举发， 而高门富豪跼蹐无宁居。其徒黠者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 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 。 这里的锦衣卫形象是，流贼的奸细没有一个抓到的，反而忙着搞文字构陷富户赚钱。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明史》是清朝修的，肯定污蔑明朝，那好，我们看看《明实录》，锦衣卫在抓捕后金奸细上有什么贡献。 04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 先是蓟州缉获奸细杜茂招：系李永芳差来，多赍金帛，潜探消息，又称佟卜年与永芳往来踪迹甚悉，兵部尚书张鹤鸣以闻。上命速逮杜茂、佟卜年，锦衣卫官旗持二驾帖往刑科署，科给事中熊德阳先佥杜茂等一帖，其佟卜年一帖与同科刘弘化议，欲具本参论，续佥稍迟。 意思是，蓟州抓获奸细名叫杜茂，受后金驸马李永芳差遣，带着活动经费来打探消息，供称佟卜年也和李永芳有联系，所以兵部尚书上奏皇帝，天启皇帝命锦衣卫拿着驾帖去刑科“佥帖”，好派锦衣卫拿人。 这里，杜茂是锦衣卫查获的吗？明显不是。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二十七： 巡视中城御史夏之令缉获奸细傅应春、王懋芳等，言奴散金行谍、广结内应，正犯幸已缉获，乞敕法司会审，仍令缉事衙门严缉余党以破奸谋从之。 这段清晰吧？ 在北京地面上，巡视中城御史夏之令抓获了傅应春、王懋芳等奸细 ，东厂和锦衣卫干嘛呢？严抓余党从犯……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二十七： 丁卯，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言：职前后挑兵驾船，欲袭金复等处，俱为飓风阻回。奴酋惧职乘虚捣袭，分遣李永芳等各路设防，仍遣奸细王世杰至皮岛诈降，谋为内应，约以五月举事。为加衔参将唐尧卿发觉，以将世杰枭示正法。 这个奸细是到皮岛毛文龙处诈降，被加衔参将唐尧卿发现，斩首。 也没锦衣卫什么事。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十： 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报称：参将易承惠等至咸宁营杀贼，林茂春等至海州城下攻城，各有斩获，共活擒真夷一十五名，夷级一十八颗。挐获奸细马承林等系李永芳儿女亲家。 好嘛，毛文龙又抓了一个，还是后金大特务头子李永芳的亲家， 这里还是没有锦衣卫什么事儿。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十七： 以武长春首级发山海关号令。长春市井无赖， 醉后戏言为李永芳婿，以慑妓家。逻者得之，闻于忠贤 ，使妓证其事，遂据为奇功，封拜之议实起于此。长春又妄言南京礼部郎中洪敷教为其姻戚，其后吏部推升敷教勒令闲住。 这里的 逻者 ，应该是巡街的兵丁，没有明言厂卫，我们姑且认为是东厂“打事件”得来的， 给我们的启示也就是，喝酒以后不能随便吹牛B……
明人朱长祚所著《玉镜新谭》中则是另一方面情景： 按：逆璫（编者注：魏忠贤）意图封拜，而扭锦、宁之捷居己功，竟挤袁开府落职削廕去。 暨又罗织辽民，陷作奸细，以为缉获之効，忍置武长春于死。 嗟乎，杀平人以彰后人，天地所不容，矧夫正人君子，岂得为之颐指气使哉？ 这么看，因为户口是辽宁的，没有喝酒吹牛B，也有可能被打成奸细。 以上，就是锦衣卫作为一个被某些朋友视作“超级情报组织”的防谍战绩，且不论锦衣卫根本没有地方上的分支机构，这一点上，百度百科和很多网帖都错了， 再说一遍，锦衣卫只有北京、南京两处，没有地方分支机构，他们会被派出皇差，比如抓捕人犯、监审大案，甚至出使外国，都只是“出差”。 （详见廖元琨《明代锦衣卫行为研究》） 就算是锦衣卫的核心职权地盘——北京，在防谍工作上，成效也近乎于零。他们的工作热情，主要都在创收上了，这也是王朝末世的常态。 05
再来说说吹得神乎其神的“对外谍报”，主要可考的，就是壬辰抗日战争期间， 所谓锦衣卫指挥使渡海去日本九州 ，在萨摩藩潜伏了解日本军事、政治情报。 这个事件非常提气，最详细的考证，出自《学术研究》杂志2010年第5期刊发的郑洁西文章《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文中介绍了基本情况：
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爆发后，明朝回应朝鲜的援助请求，迅速作出了出兵的准备。在此背景之下， 明朝为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迅速调用了大量间谍。
早在万历二十年六月底，由兵部派遣的间谍沈惟敬就潜入朝鲜开展活动。相对于以朝鲜战场为对象的间谍活动，明朝政府派遣间谍潜入日本在时间上要稍为滞后。
他们在万历二十年年底来到福建，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终于在次年六月渡航日本成功。 这里面，被指为锦衣卫指挥使的，就是史世用。根据则是琉球国尚宁在朝贡“执照”中的说法，这是在日本萨摩藩的史世用蓬头垢面地遇到了到日本萨摩藩通好的琉球国使团之后，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宁的记录： 本年捌月贰拾玖日， 据北京兵部差委锦衣卫指挥史世用奉使日本公干 ，不意驾来船只遇风失所，待候造船回还，诚恐违限，不得不速顺搭小船至国。 不料，史世用在搭载琉球国朝贡使团的船只回国路上又遇上了风暴，当时的福建布政司在文书写道： 万历贰拾贰年十二月十三日，准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咨称 送回北京兵部差委锦衣卫指挥史世用 ，呈称出使遇难，恳恩拨船转送，以便回报等情。 看起来证据确凿，其实应该是当时被困萨摩藩的史世用为了吓唬尚宁送回自己“做的虎皮”，将自己说成锦衣卫指挥这样的天子近臣，更能显示自己使命的重要性。 我这么判断的理由是，
这次间谍派遣的重要负责人，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其奏折《请计处倭酋疏》中写道： 臣于万历二十年卅二月内钦奉简命巡抚福建地方。入境之初，据 名色指挥 沈秉懿、史世用先后见臣，俱称奉兵部石尚书密遣前往外国打探倭情。臣看得沈秉懿，老而黯，不可使，随令还报石尚书。其史世用，貌颇魁梧，才亦倜傥，遂于二十一年四月内密行泉州府同安县选取海商许豫船只，令世用扮作商人同往日本萨摩州。 史世用的职务和沈秉懿一样，都是 名色指挥 ，许孚远作为他们的直属领导不会在正式的奏折中写错，那么，名色指挥是不是锦衣卫官呢？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九：
蓟辽总督汪可受奏：……为保守计，乞亟颁谕，该地方乡民各自设法集众，以保身家。千人共推一长，给名色指挥劄付，充领义兵千总；三百人以上给名色千户劄付；三百人以下给名色百户劄付，俱充义兵把总，事宁之日，有功者题请实授，功多世袭。
这是万历年间，为了让老百姓聚众联保，决定1000人的头领给 “名色指挥”劄付 ，这是武职待遇，领“义兵千总”，这是营兵职务，所谓“劄付”就是上级下行的公文，也就是由地方官临时任命的 临时“官” ，而非兵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正式官职任命，要转成正式官，则要有功，还要上官申请，功劳多的，可以请武职世袭， 不过名字就不是“名色指挥”了，而是某某卫指挥 ，比如戚继光家就是登州卫指挥佥事，李成梁家就是铁岭卫指挥佥事。
在万历二十六年，史世用又到了朝鲜，在与朝鲜人的诗词唱和中，他署名为 “朝鲜经理标下参谋南京武元全修道人史世用” ，此时朝鲜经理为万世德。
在朝鲜史书《宣祖实录》之中还记录了朝鲜王接见史世用的情景：
上御别殿，接见史指挥。上请茶，仍行酒。上谓承旨曰：“此人甚奇伟，其文亦奇。先见若鬼神，容貌又卓荦，天下之奇士也。
对于史世用的职务称呼，朝鲜史书的用词和中国史书的用词类似，都是 “指挥” ，而未见锦衣卫字样，而且福建巡抚许孚远已经明言， 名色指挥 沈秉懿、史世用是受兵部尚书石星的委派探查朝鲜情报， 可见应该是石星招募的“志愿者”， 而非需由皇帝亲自调遣的天子亲军锦衣卫。
当时明朝对日、朝了解极少，竟然在北京传出谣言，朝鲜被进攻是假，引倭寇入侵大明是真
另外一个证据来自于名色指挥沈秉懿，其人名字见于万历五年戚继光所立的《葺蓟门汤泉记》碑文：
督工则马兰峪副总兵曰石福，领班都司邓都， 中军诸材官沈秉懿 等。
戚继光所领浙兵曾随他平倭，兵部或为从浙兵中借调熟悉倭国事务之人，从事情报搜集，且两事相去15年，正合“老”的评语，如果两者是一个沈秉懿，则十五年间无论如何不可能积功做到锦衣卫指挥使的武职，为了临时的任务，加“名色指挥”，等有功实授，更为合理。
综上所述， 锦衣卫其实是一无地方分支、二无对内防谍功绩、三无对外侦查事迹的三无“超级情报组织” ，它的作用，其实明朝人已经有一个词可以精准地概括，就是“武翰林”：一方面可以接受皇帝的各种临时派差；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定员，可以无限容纳近臣、亲贵子弟吃公家饭；同时，还可以作为皇帝的耳目，了解京城上下的各种阴私信息。
所以，明朝的锦衣卫才能从几千人，膨胀到嘉靖朝的十五万人，这里面有干脏活的，有宫廷画师，有太监、重臣的子侄，还有世界各国投效来的“鞑官”， 几乎就是一个动物园，更是皇帝个人的家丁团。
越到明朝后期，这个臃肿无效率的家丁团越来越不受待见
，反倒是太监们掌握的东厂更加精干，所能从事的工作也越来越多，自然就演变成魏忠贤时代可以把锦衣卫看做“狗”的境地了。
说到底，游牧帝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可汗本人，或者加上可汗的家族，其余的人都是卑微的奴仆，蒙古帝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大清帝国也如此， 对于它们来说，如果自己不能高过所有人的肩膀，要么强迫所有人跪下去，要么砍掉所有高过自己的头颅 ，在这个逻辑下，只会剩下三种人：
主人、奴才、敌人。
走到这一步，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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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大明王朝的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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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转眼来到17世纪。
　　　　本世纪，西方以英国为试验场，发生和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事件：国会作为民主一方，与专制一方的查理一世，反复拉锯；革命爆发，查理一世被处死，克伦威尔执政；共和失败，英国人再次选择君主制，然而同时通过《权利法案》，以立宪方式限制了君主权力。
　　　　地球的另一端———东方，明王朝的中国也大事频生。积攒了二百年的病症，一股脑儿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二十年间，从内到外总体发作。巨厦将倾，朽木难支，东坍西陷，终于灭亡。
　　　　难题包括：阉祸、党争、内乱、外患。四大难题，无论哪个，严重程度在明代国史上都前所未有。单独一个，即足令人焦头烂额，此刻它们却四箭齐发、联袂而至，实为罕见之极的局面。
　　　　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由校和由检，一对难兄难弟。在断送朱家天下方面，朱由校未必功劳最大，却属于既往一十六位皇帝中最爽快、最慷慨者。在位短短七年，他以近乎狂欢的方式，为明朝预备葬礼，以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七年之后，他把一座建造好的坟墓交给弟弟朱由检，飘然逝去。朱由检则并不乐意进入坟墓，试图挣扎着走出来，然而死亡的气息已牢牢控制了一切。朱由检不思茶饭，全力抵抗，身心俱疲，终归是困兽之斗。朱由校庙号“熹宗”，若换成另外一个同音字，改称“嬉宗”，始觉般配。朱由检亡国吊死，由满清给他的陵墓起名“思陵”，似乎建议他多作反思①，实际上，崇祯面临的处境，并非思索所能克服，思之无益。
　　　　孟森先生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②
　　　　意谓，崇祯运气很差，亡国时偏偏轮着他做皇帝。天启才是名正言顺的亡国之君，可他却挺走运，早早死掉，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与崇祯品尝。亦正因此，这哥儿俩同属一个故事情节，彼此关系类乎
　　长篇小说的上下部，放到一块讲述，才算贯通、完整。
　　　　1620年
　　　　历史，确有其诡秘之处，时而越出于理性所可解释的范围之外。
　　　　谁能相信，日，清朝光绪皇帝刚死，次日，慈禧皇太后也就跟着死去。两大对头之间，生命终结衔接得如此紧密，不像自然天成，反而更像人为所致。于是，慈禧害死光绪之说油然而生。但事实偏偏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所有的病历记录表明，光绪完全属于病情自然衍化下的正常死亡。没有恩仇，没有阴谋。历史就是如此巧合。
　　　　类似的巧合，不止一次发生。并且，巧合之中的巧合更在于，它常发生于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政治单元完结的时候。惊诧之余，人们情难自禁地把这种现象，视为冥冥中不可抗拒的运数，视为一种天启。
　　　　1620年，大明王朝也收获了它自己历史上的一个特异年分，迎来了冥冥中分配给它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运数。
　　　　单单这一年，紫禁城两个月内接连死掉两个皇帝，先后共有三位皇帝彼此进行了权力交割。
　　　　更堪怪骇之处是，第三位皇帝匆匆坐上龙床后，他替自己择定的年号，居然就是“天启”！天地间，难道真有神意不成？难道无所不知的神明，是连续用三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登场、退场，来暗示大明子民：阴云袭来，他们的国家即将风雨飘摇？
　　　　因为一年之内送走两位皇帝，1620年，中国破例出现了两个年号。依例，新君即位当年，应该沿用大行皇帝年号，第二年改元，启用自己的年号。可是光宗朱常洛登基一个月暴毙，导致在中国历史纪年中，1620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又是泰昌元年（八月起）；进而，本该是泰昌元年的1621年，却变成天启元年。
　　　　明神宗———历史上他更有知名度的称呼，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光宗朱常洛八月初一即位，九月初一日病故，在位仅仅三十天，不多不少，整整一个月。他们父子都各自创下记录：神宗享国之久，为有明之最；光宗承祚之短，同样是有明之最。
　　这对父子之间，头绪远不止此。
　　　　万历是一个自私之人，自私程度人间罕见，一生所行之事，无不在尽兴书写这两个字。依一般人看来，身为皇帝，广有四海，富足不单无人可比，简直也失去意义。然而，万历却毫无此种意识，他顺应自己极端自私之本性，根本不觉得一国之主可称富有，表现竟像举世头号穷光蛋，疯狂敛财，搜刮无餍。终其一世，苛捐杂锐以变本加厉之势膨胀不已，不光小民无以聊生，连官员也是他的揩油对象，动辄罚俸、夺俸，有善谄之臣见他“好货”，“以捐俸【把工资原银奉还】为请”，他居然“欣然俯从”③，一时成为天下奇闻。
　　　　他的自私，不仅仅表现在钱财上，待人也是如此，包括对待亲生儿子。
　　　　万历践祚十载，大婚三年，居然未生皇子。这很奇怪，他正式的妻妾，就有一后、二妃、九嫔，没有名号的宫女不计其数。三年来，朝朝暮暮，行云播雨，但除去万历九年十二月产下一女，再无硕果。
　　　　然而，皇长女出生之前的两个月，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深秋十月，已是北京败叶满地的时节。这天，万历去慈宁宫请安，不意太后不在，由宫女接着，侍候他洗手。那宫女姿色其实寻常，柔顺可人而已，万历不知如何心有所触，或者出于无聊，或者感秋伤怀，或者索性是觉得在太后宫中悄悄乐一把格外刺激，总之，顺势拉过宫女，行那云雨之事，事毕即去。
　　　　孰料，此番不同以往，竟然一枪命中。宫女被发现怀孕，太后对儿子提起此事，后者却矢口否认。这好生可笑。偌大宫廷，只他自己是个男人，倘系别人所为，岂非是惊天大案？况且，还有《起居注》。太后命人拿来让他看，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应俱全。万历不能抵赖，备觉羞恼。
　　　　论理，皇帝乃“真龙天子”，而云雨随龙，龙到哪里，哪里就会雨露润物，本来这正是他们的特征，没什么奇怪的。为什么万历会否认而且羞恼呢？原因只为一个：这是在母后住所偷腥。想必事前他依据自己极低的命中率，认定此举将化于无形，而不惊动太后。不巧，偏偏遇上一块过于肥沃的田地，种子落下，当即生根发芽。对此，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感到丢脸出丑。
　　　　其实，太后不曾责怪他，相反喜形于色。渴望皇嗣的心愿，令太后并不计较万历略微不合礼数的行为。她对儿子谈论了这样的心情，要求给予怀孕的宫女以适当名分。然而，万历的自私本性却表露无遗。他不怨事情出于自己的越轨行为，却深深衔恨于宫女的居然怀孕，似乎这是她有意将了自己一军。在名号问题上，他一再拖延，第二年六月，因拗不过母亲才勉强封这宫女为恭妃。册封发表之后，群臣依例想要称贺，却遭断然拒绝。
　　　　也许，他在心中暗暗期待恭妃肚里的孩子并非男性，那样会让他的怨恨有所释放。但看来老天决心把这个玩笑跟他开到底。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恭妃临盆，娩下一子。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就这样诞生了！
　　　　说不准万历心里是何滋味。有喜悦，毕竟终于得子。然而，也极其的不爽。我们替他分析一下，不爽在于：第一，原本只想玩一把，不认为会搞大肚子，偏偏却搞大了！第二，事发，搞得很被动，心里已把那女子当做丧门星，巴不得她倒霉，结果人家偏偏有福———一次即孕，一生还就生男孩！第三，如果原先已然有子，多少好些，如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偏偏让这女人生了去！第四，自己窝囊不说，还连累深深宠爱的淑嫔，令她永失生育皇长子的地位，而这意味着很多很多……
　　　　淑嫔姓郑，万历发现她的价值并迷恋上她时，正好是那位可怜的宫女肚子渐渐隆起的时候。郑氏于万历十年三月册封淑嫔，翌年八月，一跃而封德妃———这时，郑氏尚未贡献一男半女，地位却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相埒。
　　　　等到万历十四年，郑氏果然产下一男，取名朱常洵，乃神宗第三子。此前，次子朱常溆，年方一岁即夭。故而，朱常洵虽然行三，现在实际却是老二，前头只挡着一个朱常洛；倘非如此，太子之位非他莫属。这更增添了万历对于恭妃及其所生长子的怨艾。
　　万历几乎用尽一生，去报复无意间充当了绊脚石的恭妃母子。
　　　　郑氏生下朱常洵后，迅即晋封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生育皇长子的恭妃，反居其下。直到二十多年后，因为朱常洛生下皇长孙朱由校，恭妃才取得贵妃身份。
　　　　皇长子朱常洛的名分，也久拖不决，成为万历年间最严重的危机。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九年止，为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问题，群臣，还有万历自己的老母亲，斗争了十五年。万历则使出浑身解数，压制、拖延、装聋作哑、出尔反尔……所有人都相信，皇帝这种表现，包藏了日后将以郑贵妃所出之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长幼之序，礼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局，若容让皇帝这么搞，天下大乱，一切无从收拾。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舆论的抵制，也格外坚决，令万历完全孤立。僵持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万历抵挡不住，才于十五日这天颁诏宣布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藩邸洛阳，若干年后，李自成攻下洛阳，朱常洵惨死于此）。
　　　　终于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时年十九。可以说，从出生以来，童年、少年、青年这三大人生阶段，他都是在父亲不加掩饰的排拒、打压与冷眼中度过的。“父亲”一词，唤不起他丝毫暖意和亲近之感。他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养成一副极端懦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性格。
　　　　迫于礼制，万历不得不加封恭妃为贵妃，却不曾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十三岁前，朱常洛尚与母亲住在一起，后迁移迎禧宫，从此母子“暌隔”，不得相见。恭妃幽居，极度抑郁，竟至失明。煎熬至万历三十九年④，抱病而终。病重期间，朱常洛想看望母亲，好不容易开恩准许，到了宫前，却大门紧闭，寂然无人，朱常洛自己临时找来钥匙，才进入这座冷宫。母子相见，抱头大哭。恭妃摸索着儿子的衣裳，哭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⑤这是她对朱常洛说的最后一句话。《先拨志始》则叙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亲，郑贵妃派人暗中尾随。母子相见后，恭妃虽盲，却凭超常听觉发现盯梢者，只说了一句“郑家有人在此”，就再不开口，直至逝去⑥———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儿子，不留把柄。其情其景，思之甚惨。
　　　　皇家人情薄浅如此，所谓金枝玉叶，过的其实乃是非人的日子。直到万历死掉为止，朱常洛没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会突然大祸临头。小灾小难不必细说了，单单搅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机就发生过两次。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的“妖书案”，此案错综复杂，牵扯人员甚广，简单说，与郑贵妃“易储之谋”有关。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击案”，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执木棍，从天而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逢人就打，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幸被制服。汉子的来历、目标以及如何能够进入森严的宫禁，都是极大疑团。审讯结果，又指向郑贵妃。从古至今一致采用的掩盖真相的最好借口，就是宣布有关疑犯为疯癫（精神病患者），郑氏势力也迅速想到这一点，而万历皇帝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解释。两个事件当中，朱常洛全都忍气吞声，尤其“梃击”一案，性质凶恶已极，但他察言观色，见父亲意在遮盖，遂违心帮着劝阻主张深究的大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⑦
　　　　表面上是皇太子，实际他地位之可怜，超乎想象。万历病重已经半月，朱常洛作为皇太子却始终不被允许入内探视，到万历死的这一天（公元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是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三朝野记》详细记载了这天的经过：
　　　　壬辰【七时至九时】，九卿台省【泛指政府要员】入思善门，候问【等候召见】。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召见阁部大臣【内阁成员和各部首长】，寻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万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而夜毋轻出。”丙辰【十五时至十七时】，神皇崩。⑧
　　也就是说，朱常洛一直在宫门外焦急徘徊，直到万历撒手人寰，还是未能见上一面。另有记载称经过力争，得到一次见面机会，但查遍《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明史·神宗本纪》，均未提及，恐怕还是《三朝野记》所载比较真实。为什么见不了？大约并非出自万历本意，他这时神志不清，难做主张。所以，杨、左二人才肯定地对朱常洛的亲信太监王安说，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谁的意思？只能是郑贵妃。这女人打算将垂危的万历一手控制住。杨、左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出主意，让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请入侍”，而且一旦入内，就别轻易离开。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已驾崩。
　　　　幸而朱翊钧没有在最后关头剥夺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遗诏公布：“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⑨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朱翊钧的主观愿望，围绕朱常洛地位问题，各方斗争了三十多年，若能改变，早就有所改变，不必等到今天。
　　　　可对朱常洛来说，无论如何，终于熬出了头。现在，他是皇帝。登基日定在八月初一。
　　　　有道是：乐极生悲。这句话，用在朱常洛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八月初一即位为君，八天后便病倒，第三十天即九月初一，便一命呜呼，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足足当了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却最短。
　　　　为什么刚坐上龙床没几天就一下子死掉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过去的三十九年人生，抑郁苦闷、意气难舒，眼看将及“不惑之年”，“解放”却突如其来，于是神魂颠倒。
　　　　所有记载都指出，朱常洛一旦翻身做主人，立即进入狂欢状态，全然不顾丧父之痛，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
　　　　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
　　　　话说神宗死后，郑贵妃心神不宁，多年来就继承权问题，与朱常洛结下的梁子非同小可，如不设法化解，恐有不测风云。她想到的办法，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最最通俗的性贿赂，然而收效甚著。她运用自己对男人心理的深刻认识，精选不同风味美女若干，于朱常洛登基之日，当即献上。
　　　　这批“糖衣炮弹”，有说八枚，有说四枚———查继佐记作：“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⑩谈迁记作：“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11}文秉没有语及人数，却提供了更有意思的情节———郑贵妃所进，并非普通美女，而是“女乐”。“女乐”，犹日本所谓“艺伎”，乃“特种职业女性”。她们除容貌之外，都掌握较高的歌舞艺能，也要受其他媚术的培训；她们不必是妓女，身份比操皮肉生涯者高，然倘有必要，所提供的“服务”不单可以包括任何内容，质量也非普通妓女堪比。文秉甚至很具体地说，“以女乐承应”的那一天，“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12}。“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位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
　　　　对普通人而言，性生活过量而致人死命，除在艳情小说中见过，现实中很难想象。但我们不能忽视，朱常洛的情形与普通人很不一样。李逊之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朱常洛多年偃屈抑郁，兼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弱（“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第二，继位前后，操持大行皇帝丧事，应付登基典礼等，劳累过度（“日亲万机，精神劳瘁。”）。第三，贪欢过度（“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13}确应视为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条，都不足致命，美女是关键。美女甫一献上，“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14}。换作一副好身板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淘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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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且，还并不是“一夜风流”。郑贵妃“饰美女以进”，是在登基的当初；到病情传出宫闱之外，已过去了七八天。七八天工夫，确实可将打小“素弱”的朱常洛榨干，渐失人形。
　　　　他的这些变化，人们都看在眼里。百官顾不上含蓄委婉，直截了当加以谏劝。八月七日，御史郭如楚奏请皇帝“起居必慎【起居必须谨慎】”，“嗜欲必啬【欲念必须收敛】”。八月八日，御史黄彦士致言认为，皇帝身体本来单薄，“急在保摄【保身摄神】”，“然保摄之道，无如日御讲读；接宫妾之时少，接贤士之日多”。“以练事则嗜欲夺而身益固【勤于政则无暇纵欲，从而有益于健康】。”八月九日，工科给事中李若珪就朱常洛亲政提出五点建言，第一点就以“保圣躬”为题，将话挑明：“天下劳形摇精之事，多在快心适意之时。一切声色靡丽，少近于前，则寡欲而心清、神凝而气畅。”{15}
　　　　朱常洛接纳没有呢？恐怕没有。八月十六日，内阁首辅方从哲在入宫问安时请求：“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16}从此话看，朱常洛病中仍未检点，行乐不辍。大臣们把这样的消息带到宫外，第二天，御史郑宗周据此上奏道：“祈皇上抑情养性，起居有节，必静必清，以恬以愉，斯可祈天永命以绥【平安，安好，安泰】，如天之福。”{17}病倒已近一旬，居然仍需群臣劝阻他节制房事！也许那几位美眉是“狐狸精”变化而来，实在让人欲罢不能；也许朱常洛心中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宗旨，以“为人花前死，做鬼也风流”的大无畏精神，决计将享乐主义进行到底。
　　　　他确乎进行到底了，进行到“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18}为止。
　　　　随后，命内医诊视。医生名叫崔文昇，此人按说也算一个名医，多年服务于达官贵人府邸，从不曾出过差池。可他给朱常洛开的药方，却教人看不懂。当时，朱常洛“两夜未睡未粥，日不多食”{19}，孱弱已极，崔文昇却开了一剂“通利之药”，也即泻药，用后，“上【朱常洛】一夜数十起，支离床褥间”{20}。体弱如此的病人，竟用泻药？任何现代人，无须专门修过医学，也知“一夜数十起”，势必脱水，而使身体机能衰竭，别说体弱如朱常洛，就算一条壮汉，也禁不起这么折腾。这姓崔的，何以如此？他不可避免地招来重大怀疑，又引出郑贵妃为幕后主使的推测，以及东林党与浙党的彼此攻讦———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要紧之处在于，经过崔文昇用药，朱常洛的病况雪上加霜。
　　　　很奇怪的是，让崔文昇来治病，似乎竟是背地里悄悄进行的。东林党方面朝臣杨涟、孙慎行、邹元标、周嘉谟等人，乃是事后从别的途径才得知。当朱常洛由于服用“通利之药”病情加重后，杨涟专门上疏主张追究此事，朱常洛竟然还加以否认。他在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上谕，声称：“朕不进药，已两旬余。卿等大臣，勿听小臣言。”{21}或许，他感到病之所起，有损脸面，于是极力避讳。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已然做下，现在却一意遮掩，以致连治疗也偷偷摸摸，贻误更甚，这可能是他终于不治的更重要的原因。
　　　　一直拖到八月二十一日，他才公开承认患病，“召太
　　医院官，诊视、进方”{22}。但为时已晚，没有什么办法了。
　　　　挨了几日，自觉大限将至。八月二十九日，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忽然语及“寿宫”，方等以为所问是去世不久的神宗皇帝陵寝事，朱常洛却指了指自己说：“是朕寿宫。”诸臣不敢妄答，都道：“圣寿无疆，何遽及此？”朱常洛心知肚明，又叮嘱了一遍：“要紧！”
　　　　此时，委实已是“病急乱投医”，听说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尽管方从哲等告以“未敢轻信”，朱常洛仍命立即献上。
　　　　候在外面的李可灼被宣入内，并献上他的“仙丹”———即所谓“红丸”。马上召来乳娘，挤出人乳，以之调和红丸，供朱常洛服用。服下，居然当即便觉好转。诸臣出宫等候，不久，里面传话：“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人一片欢腾，以为奇迹发生。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申末”），李可灼出来，阁臣们迎上相询，被告知：皇上感觉很好，已再进一丸，“圣躬传安如前”，大家可以回家了。{23}
　　然则，这红丸究系何秘密武器？它完全的名称是“红铅丸”。一见“红铅”字样，我们马上又想起嘉靖皇帝，他为求“红铅”，曾征选七百多名八岁至十四岁的少女入宫。没错，“红铅”就是经血。《广嗣纪要》说：“月事初下，谓之红铅。”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春药，如魏晋有“五石散”，唐代有“助情花”；“红丸”则是宋明较有代表性的春药，以红铅、秋石、辰砂等为配伍，用时另以人乳调之。从朱常洛服用后的表现看，红丸大概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使其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
　　　　诸臣松了口气，披着暮色，各自散归。“次日五鼓内，宣召急，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龙驭上宾”是皇帝死亡的避讳说法，好比说“御驾应邀到天堂做客去了”】矣，盖九月一日也。”{24}五鼓即五更时分，相当于寅时，现代时刻的三时至五时；卯刻，清晨六时至七时。旧历分大、小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是小月，仅二十九天，所以文中“次日”，不是我们现代人习惯理解的八月三十日，而是九月一日了。归结一下：九月一日三时至五时之间，朱常洛病危，略微苟延，至六七点死掉。
　　　　朱常洛一生：熬了十五年，才被承认为太子；又熬二十四年，终于当上皇帝；当皇帝仅仅二十九天，就一命呜呼。对他，我们可用八个字盖棺论定：生得窝囊，死得潦草。
　　　　这种命运，是父皇朱翊钧一手造成的。包括被几位美女淘空身子丧命，也跟朱翊钧有关———派遣美女的，正是朱翊钧的至爱郑贵妃，等于不在人世的朱翊钧，假郑氏之手，仍旧给了他最后一击。
　　　　这一击，使大明帝国在短短一个月内，送走两位大行皇帝———还让第三位皇帝匆促登场。有的时候，黎民百姓也许一辈子都盼不来改朝换代，而1620年，每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先后接受三位皇帝的君临。
　　　　通常，专制制度下，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更迭，寄予特殊的希望，幻想借这样的机遇，万物更新———因为除了这种机遇，人们实在无法指望拥有别的令现实稍加改变的可能。而在1620年，人们不仅不可以做这种指望，相反等待他们的，乃是一种令人束手无策的灾难。
　　　　那第三个坐到龙床上的人，甚至自己都毫无准备。所谓毫无准备，并不仅仅因为一个月内连续死掉两位皇帝过于突然———更严峻的困境在于，从来没有人对第三位皇帝接替和履行其职务，做过任何铺垫。朱由校是在没有受过一星半点皇帝角色培训的情形下，即位为君的。祖父一生自私寡恩的连锁效应，和父亲流星一般的君主生涯，共同作用于这位十六岁男孩。当父亲匆匆揖别人世之际，朱由校甚至连太子都还不是，也不曾正式接受过任何教育，头上秃秃，胸无点墨，本朝历来没有一个皇帝如此，跟他相比，顽劣不堪的正德皇帝，也足可夸耀自己登极之前在各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按惯例，传位诏书应该就皇位继承人的德行品学表示嘉许。就连朱翊钧，也能够在遗诏中这样称赞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而朱由校从父亲遗诏中，只得到可怜而空洞的四个字：“茂质英姿”{25}，意思相当于“这孩子，长得蛮精神的”。向来虚浮的皇家文书，眼下竟也不知如何吹捧这位皇位继承人，因为他实在近乎一张白纸！
　　　　尽管如此，朱由校还是天经地义地走向龙床。1620年的中国，注定如此，只能如此。
　　　　沐猴而冠
　　　　也许，对一个新登基的皇帝不该使用这样的词汇，尤其在至今仍未走出对皇帝的习惯性敬畏心理的中国。
　　　　但是，我并未试图用这个词去贬低朱由校，或者谴责他，或者暗示不应该由他接替皇帝的位子。朱由校的继位，完全合法，那座金銮殿属于他，没有人比他的血统和资格更加纯正。
　　　　问题不在这里。
　　　　我此刻想到“沐猴而冠”这个词，是被它的
　　幽默和喜剧色彩所打动。它描绘出一种最不和谐、最不相称、对彼此都颇为勉强苦恼的情形。在古人言，“冠”是一件极庄重、极尊严的事物，例如，脱离幼稚而成人要行冠礼，此前则只好称“弱冠之年”；孔子的高徒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26}，认为如果是君子，死没什么，头上的冠是不能丢落的。然而，猴却是一切动物里，最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一员。把极庄重、极尊严的事实，加之于极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东西，这样的反差，已到极致；而且还“沐”而“冠”，先把猴子洗得干干净净，以便它看起来不那么邋遢。想出这词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也只有他这样的天才，才能在思想中凝聚如此透骨的幽默吧。
　　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历1605年。很遗憾，他不属猴。这年出生的人，属相是蛇，但由此可见，人的性格与其属相实无关系。从诸多方面看，朱由校更适宜属猴。他以贪玩著名，太监刘若愚亲自观察，给了他生性“不喜静坐”的描述{27}。他尤其喜欢上树掏鸟窝，一次树枝折断，掉下来，几乎遇险。他并非只是性格上有猴性，命运亦复如是。在做皇帝整个七年间，他基本被魏忠贤、客氏这对狗男女当猴耍，本人也极其配合、听话，任由摆布，以致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亦不保———非不能保，竟然是置之不保，完全不可理喻。
　　　　人与猴是近亲。人类学意义上，形貌若猴的“毛孩”，被称为“返祖现象”。我们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先生，虽非“毛孩”，却发生“返祖现象”。他的“返祖”，不是长出毛茸茸的脸蛋儿与四肢，而是精神上重返“至愚至昧”{28}的原始状态。
　　　　何出此言？说来无人肯信：17世纪20年代的“中国第一人”，几乎是个白丁！我们由礼科给事中亓诗教给朱翊钧的一道奏折得知，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也即朱由校登基的前一年）三月，年已十五、作为皇太孙的他，自打从娘胎出来，迄今竟然未“授一书、识一字”！奏折原文是：
　　　　皇上【朱翊钧】御极之初，日讲不辍，经筵时御；为何因循至于今日，竟视东宫【朱常洛】如漫不相关之人？视东宫讲学如漠不切己之事？且不惟东宫也，皇长孙【朱由校】十有五岁矣，亦竟不使授一书、识一字。我祖宗朝有此家法否？
　　　　如非事实，丌诗教绝不敢这样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况且还有旁证。《明史》载，早此六年，孙慎行（时任礼部右侍郎）也曾指出：“皇长孙九龄未就外傅。”{29}———即，朱由校已经九岁，却还从来没有给他请过老师。
　　　　朱由校糊涂到什么地步呢？简单来说：颠倒黑白，敌我不分，把坏人当好人，把好人当坏人。
　　　　在他登基之前，出过一桩事，史称“移宫”，列为有名的明末宫廷三大案之一（另两案发生在朱常洛身上，一为“梃击”，一为“红丸”，前面已有交代）。所谓“宫”，指天子所居的乾清宫。
　　　　朱常洛既死，朱由校接着当皇帝，乾清宫理应由他居住。但朱常洛的宠姬李选侍却赖在那里不走，她提出的要求是得到皇后的封号，而一些大臣则认为她的胃口远不止此，怀疑她有意垂帘听政。大家起来跟李选侍斗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她搬出乾清宫，这样，朱由校才得以正位。京戏里有一出《二进宫》，据说即以此事为本，不过情节上却另加虚构，有很大变动。
　　　　李选侍的恶劣还不止霸占乾清宫这一件事，说起来，她对朱由校实有杀母之仇。朱由校跟他父亲一样，也是普通宫女所生，很巧，这宫女也姓王。李选侍在朱常洛跟前一直受宠，但她自己只生有一女，对生育了当时的皇长孙朱由校的王氏，妒恨交加，就运用自己的被宠，对王氏百般虐待，而朱常洛似乎也听之任之。朱由校终于即位之后，曾在上谕中多次声讨李选侍的罪行：
　　　　朕昔幼冲时，皇考选侍李氏，恃宠屡行气殴圣母【指自己的生母王氏】，以致【王氏】怀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难伸，惟抱终天之痛。{31}
　　　　【李氏】前因殴崩圣母，自度有罪，每使宫人窥伺，不令朕与圣母旧侍言，有辄捕去。{32}
　　　　除了杀母之仇，李选侍对朱由校本人，一贯也不放在眼里，呵来叱去。移宫之前，朱由校一度被李氏控制，形如挟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向大臣痏【流血之创伤曰“痏”，这里当指一种内心感受】颜口传，至今尚含羞赧”{33}。
　　　　在整个危机中，有两个人立了大功。一是以兵部给事中而被委以顾命重任的杨涟，一是太监王安。当时朱由校为李氏控制，杨涟首倡应该当机立断，强行解救朱由校。王安则是从李氏那里亲手夺过朱由校，“强抱持以出”{34}的那个人。救出朱由校，“诸臣即叩首呼‘万岁’”，首次确认朱由校的皇帝身份，随即由王安保护，内阁成员刘一燝、英国公张维贤分扶左右，去文华殿暂御，李选侍派人追来，拉拉扯扯想把他夺回去，是杨涟厉声呵退，君臣乃得于文华殿商议登基之事。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又是杨涟和王安坚持不懈施压，迫其迁往哕鸾宫。
　　李选侍最得力的走狗叫李进忠，他就是日后改名为“魏忠贤”的不可一世的大太监。他当时把宝押在李选侍身上，看好她能够挟幼主而听政，所以坚持要李选侍抓往朱由校不松手。怎奈女人家见识不到这一层，也因胆怯而动摇，朱由校以此脱身。但“既许复悔，又使李进忠再三趣【催促】回”。其实这句话应该写作“在李进忠指使下，李选侍再三趣回朱由校”。“及朕至乾清宫丹墀，进忠等犹牵朕衣不释。甫至前宫门，又数数【反复】遣人令朕还，毋御文华殿也。”{35}由这些叙述，很清楚地看到，魏忠贤（李进忠）是帮助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主谋。
　　　　实际上，“移宫案”带有宫廷政变的色彩，一切只差在毫厘之间———设若李选侍坚定听从魏忠贤主张，不放走朱由校，设若杨涟、王安不挺身而出夺走朱由校，使其摆脱李党的控制，将来朱由校这个皇帝怎样一个当法，很成问题，极可能是一个“儿皇帝”。杨涟、王安果断出手，与群臣同心协力，紧急关头“救驾”，一举扭转局面，可以说朱由校顺利即位，多拜二人之所赐。然而事过之后，这两个帮助他取得帝位的功臣，一个被他发往南海子充当净军，不久被魏忠贤害死于该处，另一个先是被赶回故里，后又在魏忠贤针对东林党人发动的大规模清洗中，投入诏狱，折磨致死。相反，曾“殴崩圣母”、“挟圣躬”的李选侍，以及助纣为虐的魏忠贤，这两人论理与朱由校有不共戴天之仇，却作了恶而未得任何惩罚。李选侍安然在哕鸾宫得到奉养，魏忠贤转而通过交好朱由校乳母客氏，成为朱由校最受信赖的人。
　　　　如此黑白颠倒，根本无法以常理揆度。我们并未要求朱由校有正义感，依照普遍的善恶标准在正邪之间做出正确取舍。我们对他不过是从私利角度设想，谁在维护他的利益，谁又损坏和伤害着他，这总该能够分清。而事实上，他的选择竟是，与为其效命的人反目，包容直至亲近欺辱自己母亲、意欲挟持和禁锢他的敌人。这样一个人，全然不知好歹，用里巷之间的说法，就是缺心眼儿。但是原因何在？朱由校其实不痴不傻，从他擅长的木工漆活来看，简直应该算是心灵手巧。想来想去，他的缺心眼儿，只能归结到迟迟不曾接受教育，不识字、不读书。但凡读过一点书，总会有些见识，分得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断得明敌我亲仇。
　　　　从其一生看，朱由校对于人生人性，基本懵懂无知，见地不及初中生。他很容易被蒙骗，甚至无须蒙骗，只要哄他一时高兴，任取任夺———江山社稷无所谓，连老婆孩子的性命也无所谓。他天赋的聪明可以打高分，而后天的心智成熟度则仅相当于幼稚园孩童。这笔账要记在他的祖父朱翊钧身上。这位万历皇帝不知何故，对儿子朱常洛、孙子朱由校一律采取“愚民政策”，群臣为常洛由校父子争取出阁读书的权利，磨破嘴皮，朱翊钧则能拖就拖，好像唯恐他们的智力得到开发，好像并不担心将来他们做了皇帝，被人欺负耍弄。
　　　　总之，朱由校以天潢贵胄，居然有如出身赤贫的农家子，直到成人，硬是没有机会进入学堂。他的才具，全靠自己开发———在野玩中成长。
　　　　有明一代，整个朱家皇族出过两位天才{36}。一位是郑王朱厚烷的嫡长子朱载堉，此人于历法、数学、地理、物理、哲学、文学、舞蹈无所不通，尤其在音乐乐理上的造诣、成就，傲视前人，据说他是世界上最早解决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和计算的人。另一个天才，便是朱由校。朱由校的天才，表现在工程学方面，倘若生在当代并循正规途径培养，以他的天赋，跻身国家工程院院士之列，绝非难事。
　　　　自幼没有老师和功课约束，朱由校便有大把时间玩耍，除了寻常的爬树、骑马、溜冰、荡秋千之类，朱由校也得以在野玩之际，邂逅最适宜他天性的喜好———宫中屡有造作修葺，由校路过或于近处玩耍时得见，每驻足旁观，兴趣盎然。久而久之，心慕手追，找来工具自己摆弄。这一摆弄不打紧，天才就此被发现。他无师自通，仅因观摩便心领神会，不仅诸般技艺尽数掌握，而且水平极高：“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虽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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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凡泥瓦工、木工、漆工、雕刻工，他无不精通。但他的才具岂止单单是能工巧匠，更长于工程、机械的巧思设计，他潜心琢磨并亲手完成的某些作品，虽然只是“玩意儿”，无关国计民生，对文明进步也毫无用途，但就匠心独运、巧夺天工而言，显示了不逊于瓦特、詹天佑的潜质。例如他曾以水为动力，运用力学原理和复杂的机械装置，设计出一种机动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他常有这类制作，“皆自运巧思，出人意表”{38}。
　　　　他可不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闹。当时宫里目击者称，朱由校“性好营建”，领着十来个太监，颇具规模地盖房子，亲自设计，亲自施工，亲任监理，把大内变成实验他工程师、建筑家、能工巧匠和包工头理想的工地。“回廊曲室，皆手操斧锯为之。”他没日没夜地干，建成后特满足，很有成就感，高兴劲儿一过，又推倒重来，不断改进、折腾，乐此不疲。（“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39}）
　　　　这已超乎嬉乐之上。我相信，他在其中一定感受到创造力的极大释放。单独看，他的举止和态度是严肃的、专注的、执著的，与任何沉浸在自己事业中的工作者没有分别。“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亡，寒暑罔觉。”{40}干活的时候，投入程度跟民间热诚忘我的劳动者一般无二，“当其执器奏能【拿着工具施展手艺】，解衣盘礡【解衣系于腰间，赤着肩膀】”{41}。
　　　　倘使那时有
　　清华大学或同济大学可入，朱由校的一生当有辉煌前景，将来修水库、建大桥、造巨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才智尽得发挥，而且一定可以跻身“中华英才”。读他的故事，我曾设想对他的最好安排，是类似于洛克菲勒基金会那样的组织，给他提供一大笔钱，一间实验室，让他遂着性子去随便鼓捣一些什么玩意儿，他自己将万分快乐，社会多半也能享受到其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成果。但很遗憾，他注定只能去当皇帝。但是，他当皇帝，我们实在不敢恭维，只能称之“沐猴而冠”。
　　　　这就不仅使他自己难伸其志，整个国家也跟着陷于灾难。他自己所理解的本职工作，是技术专家兼熟练工，而在其他所有人眼里，他却只能是国家元首。两种认识之间，错位太大。所造成的情形则是，朱由校异常认真地对待自己所认定的“本职工作”，对皇帝职责却敷衍了事、漫不经心。“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指工活】，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42}若频频受到打扰，难免要不耐烦的；魏忠贤利用这一点，渐渐将批硃权抓到手里。
　　　　他总共在位七年。这七年的皇帝，被他当得一塌糊涂，内政外务，无一事处置得是对的。实际也谈不上什么处置，因为身边完全被奸人所包围，他又是一个猪油蒙心、不知好歹、对是非毫无判断力的人，因此奸人对他说如此如此，他就这般这般。统治期内，外患、阉祸、党争、叛乱四大危机，同时发作，而且搅作一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说明朝气数已尽，然若非赶上如此少见的“愚闇”（清仁宗语）皇帝，多少尚存缓解余地。
　　　　可是又怎样能指望这样一个人呢？他糊涂到自己的妃嫔被人暗中搞死都不会生疑的地步。他不是没有后代，生过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可谁能相信，竟没一个活下来，任何稍有责任心的父亲，都不会容许发生孩子接二连三死掉这样的事情；借此一端也可想象，天启年间宫廷管理何等松懈散乱，人们都晓得皇帝是个糊涂虫，对于各自的职守均抱玩忽态度，这些皇子皇女的死因基本都起于照管不周，有的十分可笑，比如，因为内操放炮受了惊吓而死、被炭气所熏中毒而死等。《酌中志》说：“中宫张娘娘【朱由校的皇后】等，凡诞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卫不得法，以致婴年薨夭，良可悲痛。”结论是“保卫不得法”。其实，那时候婴幼儿并不难养活，刘若愚也感到很奇怪，所以接下去说：“累臣【罪臣，刘当时被系狱中】于天启丁卯冬谪南之际，见沿途田里间孩儿多憨憨壮壮，易得存养。”
　　朱由校自己的死，也很可笑：天启五年五月十八日（日），他带着两名宦官在西苑（今中南海）划船玩，水面忽然狂风大作（估计是雷阵雨即将到来，这季节，北京常有暴烈天气），船翻，落水，被救，病倒。论理，旧历五月、阳历6月，北京已经很热，此时落水一次不算什么，不致给健康造成大问题。可是很怪，朱由校的病居然就此缠绵下去，病根始终未除（可见御医也都是饭桶），两年后，突然转重，从五月初挨到八月二十二日，顺顺当当死掉了，年方二十三岁。
　　　　如果我们不把朱由校当皇帝，只当一个男人看，那么，平心而论这个男人一辈子很失败，很不像个男人，窝囊透了，到头来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自己也是风一吹就倒，对疾病毫无抵抗力。对于他，除了作为一个工程技术天才的早逝令人惋惜以外，我们没有太多可以表示的。
　　　　天启时代中国社会的舞台，虽然皇帝是朱由校，主角却是另外一些人，重要情节也都发生在他们之间；前头约略提到而未详述的故事，下面会随这些主角的出场，一一加以细说。
　　　　客氏
　　　　中国历史当中，能唱上主角的女人本来不多；在这有限的一群女人之中，客氏其人虽不能说前无古人，但的确后无来者。{44}因此，在描述天启年间中国几位重要角色时，为示隆重，我们特安排她首先出场。
　　　　客氏是什么人？朱由校的乳母。在下人里面，奶妈的地位一般会比较高一些，但，再高也是下人。可眼前这妇人，不但没有任何人敢把她当下人看，简直比主子还主子，乃至以奶妈之身，而享不亚于皇后的尊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古往今来的奶妈，她当之无愧可以坐头把交椅，如果给这一行点状元，非她莫属。
　　　　以往史家给予她的地位，与她的实际作用比，很不相当。提起魏忠贤，今日但凡略读过一点史的，无人不知不晓。然而，魏忠贤身边站着的这个女人，名头却相差甚远。这不公平。
　　　　没有客氏，根本也不会有什么魏忠贤。在取得客氏芳心之前，魏忠贤不单是个小毛虫，只怕在宫中连怎么混下去都很成问题———光宗一死，他把宝押在李选侍身上，追随并撺掇后者将朱由校扣为人质，事败，被杨涟等穷追不舍。客氏是他成功从李选侍阵营跳槽到朱由校阵营的踏板，更是他打开朱由校宠任之门的钥匙。
　　　　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三角关系：朱由校无比依赖客氏，魏忠贤通过客氏搞定朱由校，客氏则从魏忠贤身上寻求慰藉。这三个人之间，客氏是纽带和支点：“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45}若非客氏，朱由校才不去理会魏忠贤是哪根葱，晚明历史就得改写。
　　　　客氏是河北定兴人氏，嫁夫候二，生有一子名国兴，十八岁被选入奶子府候用。崇祯元年正月，刑部奏呈的《爰书》（罪状书，司法当局的案件审理报告）称，是年客氏四十八岁{46}。以此推算，则她被征选那一年，当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其时距朱由校出生尚有七年。这里稍有疑问，盖因明宫选用奶口，惯例为十五至二十岁之间的女性，而客氏充任朱由校奶妈时，已年届二十五。或者，《爰书》抄写有误亦未可知，比如将“年四十二”误为“年四十八”，是有可能的。但这无关紧要，总之，客氏大约年长朱由校二十至二十五岁。
　　　　入选奶子府两年后，丈夫候二死掉，客氏成了寡妇。这个情节很重要，在许多事情上可能都有关键意义。很多记载指出，这是一个性欲强劲的女人。《明鉴》说：“客氏性淫而很【狠】。”{47}《稗说》给出了有关她形貌习性的更详细的描述：
　　　　年少艾，色微頳，丰于肌体，性淫。{48}
　　　　“少艾”，是美妙的意思，形容年轻漂亮的女子。这句话说，客氏青春貌美，肤色微微泛红，生得非常丰满，而且性情放荡。这不大像是在故意“妖魔化”客氏。人之性欲强弱，生而有别，跟遗传、身体条件都有关系；不单男性，女性亦有天生性欲亢奋者，即便所谓“三从四德”时代也是如此，这很正常。从所描述的体征来看，客氏血色盈旺，生命力充沛，又正值精壮之龄丧夫，对于这种女人来说，孤独当远比寻常难以忍耐。
　　她用她的身体语言，对此做着证实。她对自己的容颜，始终保持强烈并且过度的关注。就像沉迷于性事的男人会借助春药延长性机能、制造和获得让其自信的幻象一样，作为女人，客氏为了保持容颜也乞灵于超自然、玄虚、不可知的诡秘偏方。其中最怪异的例子是，人到中年的客氏，“常令美女数辈，各持梳具环侍，欲拭鬓，则挹诸女口中津【唾液】用之，言此方传自岭南祁异人，名曰‘群仙液’，令人至老无白发”{49}。这所谓的“群仙液”，肯定是荒诞的，但它对于客氏却构成巨大的想象价值———年轻貌美女子蕴涵的性优势，被神秘化为她们的体液中具有某种青春元素，而汲取这样的元素则被想象成可以阻止衰老。透过这一举止，我们洞见了客氏的肺腑，那是一颗疯狂的想要吸引男人好感的心灵。
　　　　这女人跟魏忠贤结成联盟，很可能跟政治毫无关系，而仅仅是出于性的需要。这，也许是她与其他在历史上出人头地的著名女人之间的最大不同。吕后、武则天、慈禧，都有强烈的权力欲，都在政治上有自己的抱负。但纵观客氏一生，似乎并不存在这根线索。尽管她对政治施加了很多很重要的影响，然而我们并未发觉她对权力有什么个人渴望。她非常像生活中那种意外地成为杀人犯同伙的女人，本身对于杀人没有冲动，可是却不在乎成为某个嗜血残暴男人的情妇，并且只要能讨这男人高兴，就决不拒绝充当杀人同谋。
　　　　我敢肯定地说，魏忠贤结交客氏另有所图，客氏却仅仅是为着能与他贪欢。这并不可耻，相反，毋如说这个女人勇敢地亮出了她脆弱的那一面。她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满足自己的男人。但以她的环境和身份，可选择性实在有限。前面讲过，她成为政治明星后，曾对大学士沈产生吸引力，但这样的对象、这样的机会，实属偶然；大多数情形下，她所能结识或者说“勾搭”上的人物，只是宫中与她地位相等的半真半假的男人———太监。而以这种“男人”，所谓“满足”，实在是退而求其次，聊胜于无。不过，她仍然尽力在其中挑选“强者”。魏忠贤最终走近她，正乃这样一个结果。
　　　　作为刑余之辈，太监失去了男人性生理的基本功能，不过内中情形却并不如外人设想的那样，全然死灰。比如，身体残损，而男人心理仍有遗存。也有一些奇怪不可解的表现，现成的例子，是因撰写了《酌中志》而名气很大的天启、崇祯年间太监刘若愚，一直蓄有胡须，《旧京遗事》记曰：“若愚阉而髯，以此自异【得意】。”{50}依理，去势之人不再分泌雄性激素，作为副性征的胡须是不会生长的了，但刘若愚却一直长有胡须，且颇茂盛，以至于“髯”，难怪他会“以此自异”。更有手术做得不彻底，而在体内留了“根”的，据说魏忠贤正是如此———“虽腐余，势未尽。”{51}怎么一种“未尽”法？想必是生殖器没了，但从身体到态度仍剩余一些男人特点，以至于进宫之后魏忠贤还有嫖妓的经历{52}。
　　　　我们探讨以上几种可能性，作为太监辈仍有兴趣发展自己的“性关系”的解释。不管出于何种情形，也不管这种关系或生活与健全人有多大区别，太监存在性需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十分普遍，这也不单明代独然，至少自汉代起，就有记载。《万历野获编》“对食”一条，综述甚详。它提到三种表现：“中贵【宦官】授室者甚众，亦有与娼妇交好因而娶归者，至于配耦【偶】宫人【宫女】，则无人不然。”或者在外娶妻，或者与妓女交往，或者在宫内与某个宫女结对———最后一种尤普通，“无人不然”，谁长久找不到对象，还被人看不起、笑话（“苟久而无匹，则女伴姗笑之。”）。还解释说，这种情形在汉代叫“对食”，在明代叫“菜户”，都是双方一起过日子的意思。此实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种婚姻”，虽然就像沈德符所说“不知作何状矣”，外人对其细节，诚无从设想，但重要的是，太监、宫女之间对“对食”的态度，其正式程度，与外界夫妇毫无不同。“当其讲好，亦有媒妁为之作合。”结合之后，彼此依存而至终老，甚至发展出极深的感情。沈德符曾在某寺亲见一位太监为其已故“对食”对象所设牌位，“一日，其【该太监】耦【偶】以忌日来致奠，擗踊号恸，情逾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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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魏忠贤当真“势未尽”，则大约使他在同侪之中，有相当的优势；何况他对房中术还颇有心得{53}———因为他属于“半路出家”，自宫而成阉人之时已年逾二十，有足够时间去学一肚皮男盗女娼，这是那些自幼净身入宫的太监们望尘莫及的。客氏与他结识，缘于魏忠贤给王才人———朱由校生母———“办膳”之时。一个是奶妈，一个是厨工，工作关系很近。不过，客氏已经名花有主，“对食”对象名叫魏朝，是大太监王安的亲信，负责照顾小朱由校的一切事宜，也就是客氏的顶头上司。而魏忠贤与魏朝是铁哥儿们，拜过把子。据刘若愚讲，魏朝忙于应付差事，“多不暇，而贤【魏忠贤】遂乘间亦暗与客氏相厚，分【魏】朝爱焉”{54}。在魏忠贤，是第三者插足；在魏朝，则是引狼入室。当时魏朝是小负责人，魏忠贤的身份地位远远不及，而客氏暗渐移情前者，应该不是要另攀高枝。魏忠贤的本钱是“身体好”，客氏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刘若愚对二魏的形容分别是：魏朝“佻而疏”，魏忠贤“憨而壮”。两相比较，魏忠贤更显雄性。再加上通晓房中术，一试之下，客氏于此在二人间立分出高低。对客氏一类女人来说，这比什么都实惠。
　　　　总之，客氏死心塌地转投魏忠贤的怀抱。二魏之间，则龃龉益重，经常“醉骂相嚷”。一次，已是丙夜（三更）时分，又闹起来，而且很严重，惊动了朱由校。这时朱由校刚登基不久。他把二魏以及七八个大太监召到跟前，“并跪御前听处分【处理】”。旁人都知道原委，对朱由校说：“愤争由客氏起也。”朱由校于是问客氏：“客，尔只说，尔处心要著【让、派、委托】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当即表示，愿意魏忠贤替她“管事”。这样，朱由校当众下达“行政命令”，魏忠贤“始得专管客氏事，从此无避忌矣”{55}。
　　　　不少人把这件事理解为朱由校将客氏“许配”给魏忠贤。这不可能。他询问客氏时用词很清晰，是“管事”。盖因宫中女人，有诸多事情自己无法办或不便办，需要托付给某个太监，实即类似找一个保护人。所谓“管事”，当系这种意思。朱由校想必知道存在这种惯例，他所做出的决定，也只是将来客氏之事，交给谁办。如果把这决定，理解成替客魏做媒，一是违反祖制，朱由校断然不敢，二来也与他跟客氏之间隐秘奇特的关系相矛盾。
　　　　种种迹象表明，朱由校与其奶妈之间，存在秘密。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直指其事曰：
　　　　传谓上甫出幼，客先邀上淫宠矣。{56}
　　　　这句话说，朱由校刚刚进入少年，亦即性方面刚刚开始发育，客氏便引诱或教习他学会男女之事。换种说法：客氏是朱由校的第一个女人。
　　　　抱阳生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人士。明季史料，因为清初统治者的查禁，多有焚毁、窜改和破坏，到清中期，文网稍弛，一些劫后幸存、复壁深藏的材料，才得再见天日。《甲申朝事小纪》，就是专门搜集、整理明清之际野史文献的成果。{57}关于朱由校与客氏是否有私情，以往的叙述藏头露尾、语焉不详，这里头一次完全说破。不过，作者还是实事求是地注明了得自于传说。
　　　　真相如何，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把握。然而，有很多侧面的依据。
　　　　首先，除开未成年而做了皇帝，否则，皇帝极少有在大婚之前保持处男之身的。事实上对此没有禁令，一般来说，脱离童年后皇家继承人可以在自己宫内的范围，任意与感兴趣的女子发生性行为，这被视为将来婚育的启蒙和必要的准备。清代甚至规定，大婚之前，从宫女中选年龄稍长者八名“进御”，作为婚后性生活的实习。虽然后妃必须是处女，但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女人却不必是后妃。具体到客氏与朱由校的私情，这件事从制度上是允许的，虽然客氏年长朱由校二十来岁，但只要朱由校愿意，他俩私行云雨之事，完全谈不上犯忌，但也没必要张扬，这是皇家继承人有权保守的秘密。
　　其次，朱由校本人的反常表现。
　　　　天启元年四月，朱由校大婚。对帝王来说，大婚的意义不只是娶妻，它还意味着宫廷秩序的新建与调整。对外，皇后母仪天下，对内，则皇宫从此有了“内当家”，她负有关怀皇帝从身体健康到饮食起居的全部责任；皇帝将全面开始新生活，过去的习惯和形态应该宣告结束。简言之，大婚后，奶妈客氏不可以继续留在宫里，否则就是笑话。群臣一直在等待下诏客氏离宫的消息，然而悄无声息。
　　　　两个月后，大家看不下去了。六月二十四日，山西道御史毕佐周上疏要求客氏离宫。毕佐周这道奏折，并非孤立和偶然，恐怕事先许多朝臣就此有所沟通协调，因为紧接着第二天，就由大学士刘一燝领衔，也递上同主题的疏文。刘一燝等没有把话讲得太刻薄，但仍写下关键的一句：“【对客氏应该】厚其始终而全其名誉。”{58}改成大白话，即：客氏应该退休，为此怎么厚赐她，给她物质上多大的好处，全没关系；重要的是，保住她的名声。虽然说得比较含蓄，聪明人也都能体会到，话里有话。
　　　　朱由校没文化，但人不笨，不会听不出弦外之音。可是他仍然“顶住压力”，不肯送客氏出宫。他找了个借口，推说父亲丧事尚未料理完毕，而“三宫年幼”，颇需客氏的协助；等丧事结束，“择日出去”。{59}
　　　　用这借口，又拖了两个多月。九月中旬，光宗丧事彻底结束。刘一燝旧事重提，请皇帝信守诺言，送客氏出宫。不得已，客氏于九月二十六日出宫。是日，朱由校丢魂落魄，食不甘味，以至饮泣。第二天，他宁肯牺牲皇帝的尊严，传旨：“客氏时常进内，以宽朕怀，外廷【朝臣方面】不得烦激。”{60}
　　　　御史周宗建，对朱由校的举动做出如下评价：“不过一夜，复命再入，两日之间，乍出乍入，天子成言，有同儿戏。”{61}侍郎陈邦瞻、御史徐杨先，吏科三位给事中候震旸、倪思辉、朱钦相也各自上疏。朱由校大怒，将倪、朱降三级、调外任。刘一燝、周嘉谟、王心一等纷纷谏阻，不听，反将王心一与倪、朱列同为罪。朝臣群起抗争，朱由校再拿御史马鸣起、刘宗周开刀，分别罚俸一年、半年。总之铁了心，谁再提客氏离宫之事，我就砸谁的饭碗。
　　　　可以说，朱由校是不惜一切，捍卫客氏自由出入宫禁的权利。他自己打出的旗号，是思念乳母，但实际要给予客氏的特权远超出这样的需要。如果出于思念，隔一段时间宣召她进宫见上一面，不是问题，没有人会反对；群臣想制止的，是客氏不受任何限制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反过来，朱由校不顾脸面、坚决打压舆论，说穿了，也不是出于慰己对乳母的思念之意，同样是想达到让客氏不受约束地随意出入宫禁的目的。他深知，这是不能退让的，一旦退让，他和客氏之间果真就只剩下思念了。
　　　　他已十七岁，早非离不开妈妈怀抱的吃奶的孩子。即便用“母子情深”来解释，似乎也大大超出了一个孩子正常的对母亲的依恋。我们很少听说一个人会以“朝朝暮暮”的表现与方式，去爱自己的母亲，倒是屡屡在热恋中的情侣身上才看见这种情态。
　　　　第三，外界的反应和解读。
　　　　朱由校与客氏的所谓“母子情深”，外界一致感到无从理解，越于情理以外。喜、怒、哀、乐、忧、惧，弗学而能。人在基本情感上，是相通的；如果是正常的情感，不会找不到理解的途径。但朱由校对客氏的情感，显然脱离了他所声称的那种范围。既然情感特质与口头标称的不一致，大家自然会依据经验对其真实性，做出自己的分辨和判断。
　　　　毕佐周敦促客氏离宫时，话就说得很不好听：
　　　　今中宫【皇后】立矣，且三宫【指一后二妃，即张皇后和良妃、纯妃】并立矣，于以奠坤闱而调圣躬自有贤淑在【家里已经有女主人了也】，客氏欲不乞告【引退】将置身何地乎？皇上试诰问诸廷臣，皇祖【指朱由校祖父万历皇帝】册立孝端皇后【万历皇后王氏】之后，有保姆在侧否？法祖揆今，皇上宜断然决矣。……若使其依违宫掖，日复一日，冒擅权揽势之疑，开睥睨窥伺之隙，恐非客氏之自为善后计，亦非皇上之为客氏善后计矣。{62
　　话不好听，不在于“有保姆在侧否”这一句所含的讥讽之意，而在“开睥睨窥伺之隙”所暗示的东西。“睥睨”，侧目而视，有厌恶或高傲之意；“窥伺”，偷觑、暗中察看和等候。什么事情能够引起并值得外界这样？当然不是“长这么大了，还离不开保姆”———仅此不足以引起这种反应———而必是更隐秘更不足道的事。对此，毕佐周虽不着一字，但上下文语意甚明。“奠坤闱而调圣躬自有贤淑在”：宫中妇女界的秩序已经确立，陛下的身体明明有人名正言顺地来负责。这话，一下子把客氏问题提升到“谁主后宫”的高度来议论，所指系何，难道还不清楚？奶妈陪皇帝睡过觉不算什么，可一旦把这么卑贱的人摆到后宫女主人的位置上，众人可就一定是会“睥睨”和“窥伺”的。
　　　　朱钦相索性斥客氏为“女祸”，把客氏与关外女真并论，列为当朝两大威胁。他喊出口号：
　　　　欲净奴【指女真人】氛，先除女戎【戎，这里作敌寇讲，意谓客氏与女真人同为朝廷两大敌】！{63}
　　　　他称客氏的存在，“传煽流言”、“浊乱宫闱”，批评朱由校“忧东奴而忘目前之女戎，所谓明不能见目睫也”，就像睫毛离眼睛最近，眼睛却根本看不到它。“传煽流言”、“浊乱宫闱”是什么意思，相信没有不明白的，所以朱由校览章也羞恼无地，斥责朱钦相“逞臆姑【沽】名”。
　　　　客观地讲，朱钦相恐怕的确属于“逞臆”，因为他不可能掌握事实；但他的猜度，仍旧符合一般人对这种情形的基本判断。刘若愚也在《酌中志》里提到，当时人们对朱由校、客氏的神秘关系，普遍存在质疑，谣言纷纷：“倏入倏出，人多讶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64}何为“非臣子之所忍言者”？无非“那种事”罢了。有人在诗里写道：“纱盖轻舆来往路，几人错认是宫嫔？”语涉讥讽，形容客氏在紫禁城的待遇和风光程度，路人遇之，几乎忘了来者是老妈子，还以为是皇帝所爱的哪个小美人呢。
　　　　《越缦堂读书记》转述的一个故事，更精彩。道是有段时间客氏跟大学士沈 相好，为此经常出宫回到私宅与之幽会，颇冷落了魏忠贤。魏忠贤怎么办呢？也有高招。“归未旬日，忠贤必矫旨召入。”{65}列位看仔细了———魏忠贤拆散客氏与其情敌的办法，是假传朱由校旨意催其回宫（那时魏忠贤已经很牛，可以假传圣旨了）！这招够损，借力打力：老魏我叫你来，你可以不回，小朱想你，你也敢不回吗？可见魏忠贤这个人脑子蛮好使的，懂得以夷制夷的道理。
　　　　第四，客氏自己所采取的姿态。
　　　　人，都是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由主体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两方面内容构成；后者包含人的社会地位、所拥有的权力财富、外界特别是来自至爱亲朋的舆论和态度。人一生行事，皆下意识地遵循自我意识，采取相应言行，一举一动均表现并符合于其对自己角色的认识，这是一定的。
　　　　故尔，我们虽不掌握客氏与朱由校之间的真实秘密，但客氏所不自觉地通过行为态度显示出来的自身角色选择和定位，还是能透露不少的消息。
　　　　当时的目击者刘若愚的叙述应该是第一手的，仍以此为据。在下面的讲述之前，刘有两句感慨，一句：“夫以乳媪，俨然住宫。”另一句：“僭妄殊宠极矣。”头一句针对客氏住咸安宫而发，一个老妈子，竟然单独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这种地位唯后妃才有。第二句感慨有点言不由衷，因为客氏享受的待遇并非她擅自窃取，而是朱由校堂而皇之所给予，完全合法，何谈“僭妄”？然亦可理解，刘若愚不好归咎于小朱皇上，只得批判客氏“僭妄”。而“殊宠极矣”则是直抒胸臆了，表明了客氏所受的待遇带给他的真实强烈感受。发完两句感慨后，刘若愚切入非常细节化的描述：
　　　　按自天启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宫暂归私第，必先期奏知，先帝传一特旨，某月某日奉圣夫人【泰昌元年九月二十日，朱由校登基不过半月，封客氏以此爵号】往私第云云。至日五更，钦差乾清宫管事牌子王朝宗或涂文辅等数员，及暖殿数十员，穿红圆领玉带，在客氏前摆队步行，客氏自咸安宫盛服靓妆，乘小轿由嘉德、咸和、顺德右门、经月华门至乾清宫门西一室，亦不下轿，而竞坐至西下马门。凡弓箭房带简管柜子，御司房、御茶房请小轿管库、近侍、把牌子、硬弓人等，各穿红蟒衣窄袖，在轿前后摆道围随者数百人，司礼监谈班监官、典簿、掌司人数等。文书房官咸在玉宁门内跪叩道旁迎送。凡得客氏目视，或颌之，则荣甚矣。内府供用库大白蜡灯、黄蜡炬、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根、轿前提炉数对，燃沉香如雾。客氏出自西下马门，换八人大围轿，方是外役【宫外轿夫】抬走，呼殿之声远在圣驾游幸之上，灯火簇烈照如白昼，衣服鲜美俨若神仙，人如流水，马若游龙。天耶！帝耶！都人士【“京城人”的意思，如果再少一个字“都人”，在明代则常指宫女】从来不见此也。
　　读罢，便轮到我们感慨了。这样的排场，是一个奶妈所应有的吗？“凡得客氏目视，或颌之，则荣甚矣”，“呼殿之声远在圣驾游幸之上”……我们忍不住想问一句：客大嫂，你当自己是谁？
　　　　这，只是客氏回一趟家的排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启皇帝在位七年；七年当中，客氏耍过多少威风，又到底把威风耍到何种地步，真的是无论怎么想象，都不过分了。种种招摇之中，多少是朱由校主动降恩赐予的，多少是客氏“当仁不让”自己伸手要来的？以朱由校之颟顸，大约后者居多———“僭妄”说若用在这个意义上，就比较好理解。本来不该、不配的，也主动索取，而朱由校对她又有求必应，于是就弄到了“都人士从来不见此也”的地步。
　　　　这叫做“恃宠”。但恃宠也有形形色色。比如，要官要权，讨求田亩钱财，胡作非为、仗势欺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比较常见的恃宠表现，在客氏可以找到，但并不突出。她的恃宠，似乎更注重在身分和排场上做文章，特意让宫里宫外的人们看见，小朱对她的情意不单不在后妃之下，甚而还在其上。刘若愚所述的那个场面，很有盛妆游行的味道；设想一下，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以顶级规格，从咸安宫出发，经多座宫门，特别是还路过乾清宫，在半个紫禁城炫耀一番，不是示威是什么？兴许，只差高呼口号了：“当今天子的亲密战友客氏同志万岁！”
　　　　我们可以把每年定期举行的这种盛妆游行看做客氏的
　　行为艺术，也可以把它看做具有客氏特色的政治表达。不平则鸣。盛妆游行就是客氏一种“鸣”的方式。她的不平在于，自己深为皇帝所爱，但地位却仅是一个老妈子；有的女人，皇帝内心对她不见得怎么样，却占据着“三宫”，享受天下的尊崇。于是，她借助游行，展现一种真相———为自己，也针对整个后宫的并不“合理”的秩序。她把这项活动，坚持不懈地搞了七年，从朱由校登基和大婚以后开始，直到他死掉，每一年都搞那么几次，以免人们忘掉这个现实，或者不断加深人们对这个现实的认识。除此以外，她还在其他她看重的方面，努力发展自己与后妃们相当的待遇，后妃所享有与配备的，她都依样来一份，后妃的生活方式怎样，她全盘照搬。例如“红萝炭”，“皆易州山中硬木烧成……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66}，本属特供帝后寝宫（乾清、坤宁）冬季取暖之物，客氏却也如两宫例取用。
　　　　当然，这是我对于史料的阅读所得，史料本身不曾出来提示它背后的含义。读史读史，如只读字句，读不出字句所述人或事的情节逻辑和心理逻辑，或者不知将史料排比起来，用整体阅读的方法加以复原、找到关联，是很难走进历史的，就好似找矿者不能发现矿脉一样。
　　　　对客氏，不单要看到她做出了怎样的举动，还要思索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不单要注意她的一个举动，还要注意她别的举动、注意这些举动是否存在一致性。
　　　　客氏对天启皇后张氏，流露出极强烈的嫉妒心，是确凿无疑的。从大婚那天起，客氏就没有一日终止过对张氏的嫉妒。后者在生活上受到各种刁难，甚至于“匕箸杯碗”等日常用具也不供应{67}。这种嫉妒，远不止乎日常细节，它有时会发作成为丧心病狂的行为。
　　　　张氏乃河南祥符县生员张国纪之女，虽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但也是读书人之后，知书达理，端庄文静，入主中宫后，张氏的教养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经常在坤宁宫举行诗歌朗诵会，挑选文慧的宫女，吟诗歌赋。粗鄙野俗的客氏大受刺激。为泄愤，客氏捏造谣言，称张氏并非张国纪亲生，她真正的父亲乃是“重犯孙二”。这当然是信口雌黄，然而只要客氏及其同伙魏忠贤乐意，他们完全有能力无中生有，只是由于客氏的老母亲劝阻，加上这个团伙的核心成员之一司礼太监王体乾反对，终未掀起巨案。但事件本身，仍将客氏以皇后为“对手”的心态表露无遗，她所感受到的不平衡，不仅是地位上的，也延及彼此出身与教养的差异；她期待通过构撰张氏乃罪犯之女的谎言，将张氏从“淑女”位置上拉下马来，降低到与她平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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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尚非最疯狂的报复。天启三年，张氏怀孕，这是朱由校的第一个儿子，然而婴儿未曾出世，即被妒火中烧的客氏设法流产。正史记曰：
　　　　三年，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68}
　　　　民间史的叙说，具体一些，涉及了手法：
　　　　天启时，客氏以乳母擅宠，妒不容后有子。……及张后有孕，客暗嘱宫人于捻背时重捻腰间，孕堕。{69}
　　　　派去的杀手，显然是穴位专家，以按摩为名，拿捏关键穴位，神不知鬼不觉导致张氏流产。流产时应该已是怀孕晚期，否则不会辨认出流产的胎儿为男性。
　　　　不过，客氏的疯狂举止，并不表示她对皇后之位心存觊觎，图谋取而代之。把这种野心强加于她，并不符合实际。尽管她内心许多地方失去理智，但在这一点上她绝不可能发生错觉，即皇后宝座会与她这种人有任何联系，就算整倒整死张氏，继而登上这个位子的，也终将是她以外的某一个人。所以，她对张氏的陷害与打击，与政治无关，只是纯粹的女人间的情仇恩怨。引导她走向疯狂的，是两种来自女性本能的力量：嫉妒和潜意识。对于女人来说，嫉妒可以是无目的的，只要同性中有人比自己美丽、年轻、幸福和优秀，不论这个人是否妨碍或伤害到她，都可能唤起她强烈的嫉妒心；在女性中，这种力量无时无地不存在，普遍而且永恒。而潜意识，则指一种莫名的冲动，虽然她并不确切知道自己受到了什么威胁，或对方将给自己造成什么威胁，也就是说，她毫无证据对于自己心中恨某个人在理智上提出值得信服的解释，但是，只要她想恨，愿意恨，就可以聚集起巨大的情感，直到把它彻底宣泄、释放干净为止。这跟男性间的仇恨一般有着明确、实际的诉求，截然不同。女人可以为爱而爱，同样，也可以为恨而恨。对客氏来说正是如此。她不需要别的目的、别的理由，只要有恨，就足够了，而并不在乎这恨能够给她带来什么利益。
　　　　因此我们发现，张皇后不是客氏唯一仇恨的对象，事实上，她恨朱由校生活中的每个女人，恨她们的年轻，恨她们的漂亮，恨她们的地位，恨她们的被宠爱，恨她们的幸福……继皇后之后，裕妃成为又一个怀孕后引起客氏嫉妒而遭毒手的例子。裕妃本是普通宫女，因为怀孕而受到册封，随即大难临头，“【客氏】矫旨将宫人尽行屏逐，绝食而死，革其封号，如宫人例焚化”{70}。此事骇人听闻之处，不在于客氏敢于将身怀“龙种”的皇妃活活饿死，而在于她这么干了之后，能够安然无恙———朱由校不仅知道此事，而且赞成和支持了客氏。为什么？无可奉告。史家亦只记其事，未道其由———谁都无法代朱由校做出解释。不久，客氏如法炮制，用同样方式对成妃又干了一次，“矫旨革封绝食饮，欲如处裕妃故事……先时成妃见裕妃生生饿死，遂平居【平安无事】时，凡櫩瓦砖缝之中，多暗蓄食物，至此暗得窃食数日。幸客氏、逆贤怒少【稍】解，始退斥为宫人，迁于乾西【乾清宫西面】某所居住，仅仅得幸存”{71}。以上是后妃一级人物，身份低一些的更不必说———倘被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