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浊乐队肖容为何离队是摇滚还是新金属

3,144被浏览230,261分享邀请回答weixin.qq.com/r/DXTo8NvEwIa-rZ_T9yEf (二维码自动识别)12.中国第一支黑金属乐队施教日成立。13.在西安乃至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哥特旋律黑金属乐队死因池在西安成立。——————————2001年1.水木年华首张专辑《一生有你》发布,再一次将校园民谣和吉他弹唱掀了个高。2.敲击新金属乐队液氧罐头成立。3.达达乐队首张专辑《天使》发布。4.自由音乐人张浅潜个人第一张音乐专集《灵魂出壳》和个人艺术作品文集《密码》发布。5.秋天的虫子首张专辑《狂人日记》发布。这张专辑黑暗另类的风格让秋天的虫子乐队被誉为中国哥特工业的开山乐队。6.文艺实验奇葩乐队顶楼马戏团在上海的石库门弄堂里成立。排练室位于零陵路93号。7.诱导社《我想你会在我的怀抱中说声你爱我》专辑发布,这也是中国摇滚史上的经典专辑之一。8.激流金属乐队春秋组建。9.中国第一重金属唱片公司号角唱片(Mort Productions)在北京成立。——————————2002年1.汪峰的个人新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发布。2.迷笛音乐节成为全国性质的音乐节,并有了第一个主题——向劳动者致敬。3.新民谣非主流独立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在石家庄正式成立。4.第一个按照国际惯例及操作方式举行的音乐节雪山音乐节,在云南丽江成功举办。5.中国最专业最权威性最受欢迎的乐手杂志《现代乐手》创刊6.致力于推广并传播中国优秀金属音乐的室内专属风格金属330音乐节开幕。7.国内阴郁旋律金属代表人物王三溥开始在四川崭露头角,同年成立独立厂牌“命运之匙”,并于年底发行首张个人EP《Darkness over Depth》,王三溥在EP中包揽了所有的词曲创作,以及后期混音等。在国内金属圈中引起了极大震惊。同时王三溥不仅被誉为中国阴郁旋律金属第一人,同时也是新古典交响金属的第一个个人团。8.中国残忍死亡金属的霸主乐队弑主在北京成立。——————————2003年1.极具民谣风的苏阳乐队成立。2.以李难为核心的零壹乐队成立。这也是国内唯一一个在演出现场布置道场的乐队。这里为极端金属乐迷送上一个福利:3.现代后朋克代表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在北京成立。4.生命之饼乐队正式更名为SMZB5..朴树的第二张传世大作《生如夏花》专辑发布。——————————2004年1.首张中国地下金属乐团合辑《众神复活》发布。合辑中收录有冥想之门、窒息、施教日、直线、呕吐、杀戮、六翼天使(台湾)、炼狱、腐尸、赤旗、内部腐烂及冥界等十二支中国地下乐团的作品,风格涵盖死亡金属、黑暗金属、敲击金属、前卫力量金属、哥特末日金属等多种重金属音乐风格。这也是一张对于中国的金属乐迷来说,十分美好且具有价值的金属音乐合辑。2.孔雀乐队成立。孔雀乐队不足挂齿,但是孔雀在三年后更名“逃跑计划”。3.冷血动物签约嚎叫唱片,并更名为“谢天笑与冷血动物”,并录制发行第二张专辑《谢天笑X.T.X》,同时,距离谢天笑成为中国摇滚的现场之王称号,又近了一步。4.李志这一年借了5000块钱,自录并刻了250张唱片,以20块钱一张的价格四处兜售。这也是李志的初登场,后来口袋音乐将该唱片重新灌录,并发行,这就是《被禁忌的游戏》。5.国内迄今为止屈指可数的车库舞曲代表乐队后海大鲨鱼在北京成立。这里PS一下,后海大鲨鱼为“No Beijing”的四个代表乐队之一,其他三个分别为Carsick Cars,Snapline,以及存在了两年便夭折的哪吒。6.民谣乐队野孩子吉他手小索患癌症去世。7.“谁在春天里歌唱”的大型摇滚音乐节在北京举办,同时也创下了中国摇滚参与乐队最多的音乐节记录,数量为100+8.没有办法定义风格的,且具浓烈的独立音乐代表鱼尾纹乐队在成都成立。9.新激流金属代表乐队颠覆M正式成立。颠覆M的出现,的确为当时的重型音乐注入了相当大的血液和氧气。——————————对我来说,中国摇滚的第三阶段,到这里,就完了。一直到现在,依然处于在百花齐放,群花斗艳的第四阶段时期。在这里就不过多的分析了。中国摇滚史是一部需要几代,甚至是几十代人去完成的巨著,我们的音乐也会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精致,优良。纵观之前的第一代人,成仙的成仙,成丰碑的成丰碑,消声的消声,依旧活跃的仍然在活跃。第二代人已经变成了中国摇滚德高望重的老炮。而第三代人也成了中国摇滚各种风格的代表。如今奋斗在地上的,地下的第四代人,依旧在不懈努力的为了自己热爱的音乐而坚持、奋斗,探索,滚打摸爬。在这里,衷心祝愿所有的摇滚斗士,摇滚青年,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注1:本文所提及的乐队及个人均为具有时代代表性与音乐风格代表性的乐队及个人。注2:本文为浅析,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欢迎熟知中国摇滚史的朋友斧正。鸣谢:知乎用户:知乎用户:知乎用户:知乎用户:特别鸣谢:迷笛音乐学校、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原北京树村所有居民、成都小酒馆、嚎叫唱片、声音玩具乐队、夜叉乐队、死因池乐队、观●音,以及每一个热爱摇滚,热爱音乐的各界人士。————————————特别注释:鉴于本文准备时长,写文时间超过12小时,手指发抖,眼药水点了N次依然眼花缭乱,腰背疼痛,并且荒废了整个礼拜。故特此声明如下:1.本文错误甚多,请诸位慎重转载。2.本文除“知乎”及“知乎日报”等知乎机构以外,禁止任何报刊杂志、网站、新浪、腾讯微博号转载。3.如有违背本人意愿转载并发布的,本人有权索取一定的稿费报酬。费用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改委令2014年第11号文件《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第三、四、五、六、七、十一、十二、十三条内容执行。4.如实在是要转载,并且对我实施霸王对待方式的报刊杂志、网站、微博、腾讯号的,请署上我的名字,也就是我在知乎注册的这个用户名。5.允许知乎用户收藏,或是从知乎的链接分享,转发到以外网站,诸如新浪微博。6.其实以上声明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一个屁。7.发文时间:日。6.8K605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yaogun.com里面有你想要的一切最奇怪的是这居然是个日本人的网站921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脑浊乐队属于风格?朋克还是硬核?_百度知道
脑浊乐队属于风格?朋克还是硬核?
以前的无聊军队脑浊也在里面吧?听他们后期音乐怎么越来越像硬核?
我有更好的答案
应该还是属于朋克吧 只是加了很多 硬核的成分 现在的金属特别新金属都这样 很难明确的区分了
OLD SCHOOL风格的P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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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皖:热情是如何冷却的——中国摇滚30年
作者:李皖摇滚乐是一种完全外来的音乐。 早在1950年代,摇滚乐即已在西方产生。中国人接触这种音乐,理论上说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当然,这种接触是个别人的、局部的、极小范围的。有传言说,林立果是中国最早的摇滚乐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中国经历了30年的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慢慢开放。史料记载的最早的中国摇滚乐队是“万李马王”,从1979年起,这个松散的、不怎么正式的演奏/演唱班子开始在北京高校活动,翻唱“甲壳虫”、保罗·西蒙等中国人听起来比较柔和、优美的曲子。 1980年代活跃的中国摇滚乐,都近似于“万李马王”这种状态:成员是学外语的学生;与来京的外国人有交往;在使馆区、西餐厅演出;混北京Party圈子;Party是一种民间的音乐爱好交流圈子。 1989年以前的中国摇滚乐,可划归为中国摇滚的“无名时代”。当时,乐手们并不知道自己玩儿的是什么玩意儿,听众们更不知道。1986年,崔健在北京首体唱出《一无所有》、《不是我不知道》,这一年被普遍认为是大陆摇滚乐的诞生元年。这是一个追认的结果。其实直到1989年,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家伙唱的是摇滚乐。完全由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影响,由于崔健把这张爆炸般的专辑以摇滚命名,崔健和摇滚乐开始被广泛谈论,此后,与之相关的北京民间音乐圈遂被称为“北京摇滚”。 中国大众广泛接触摇滚乐的机会,看起来是到此时才开始,实际上从1985年前后,大众便已经在零星地、频繁地接触这种音乐。在无名的时代里,这种音乐没有被命名,被错误的冠名,或被作为一种新潮音乐的碎片夹带在当时的磁带、唱片之中,姜德贤、卫华(后改名蔚华)、崔健、刘索拉、臧天朔、王迪、吴永法、侯牧人、常宽、张楚等人全国发行的磁带,不同程度地夹带过摇滚乐的作品或摇滚乐的音乐语言。 与大陆的闭关锁国不同,台湾、香港一直保持着与西方流行音乐接触的机会,但有趣的是,两地在外来影响下产生的音乐,是“温拿”、许冠杰、泰迪罗宾这样的流行、民谣乐种。两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罗大佑、Beyond乐队等,要直等到1981年才出现。摇滚乐需要一个政治相对开明的环境,尤其是,需要一种思想、文化上的大激荡、大变局,从世界范围的摇滚乐历史来看,这一点在所有国家、地区概莫能外,摇滚乐是一种思想动荡的载体。在中国,更有趣的一点是,后来,只有大陆的摇滚乐风起云涌,港台地区的摇滚乐一直隐而不张。 形式的新鲜感是摇滚乐给中国人的第一个刺激,也始终是最大的刺激之一。自1989年之后,中国的摇滚乐一直处在一种拚命学习的状态,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饕餮的状态。与艺术界、小说界、学术界同时发生的情形非常相像,所谓饕餮,是指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疯狂地学习、吞食并模仿、再造在西方已经出现过的各种代表流派,先行学会、精熟掌握者即占据一个山头,引发一阵对新事物、新命名的欢呼。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中国摇滚乐快速吞食并再现了西方50年里大部分的摇滚乐品种:流行金属(“黑豹”)、激进金属(“唐朝”)、鞭笞金属(“超载”)、死亡金属(“战斧”)、朋克(“地下婴儿”、“脑浊”、“诱导社”、“生命之饼”)、后朋克(窦唯、“木马”)、疯克(“昏热症”)、合成波普(骅梓)、艺术摇滚(金武林、沉睡)、流行爵士(蔚华、姜昕、李泉)、独立制作(张亚东)、邋遢摇滚(周韧)、英式摇滚(“清醒”)、流行电子(“超级市场”)、布鲁斯(杭天)、说唱嘻哈(李小龙、CMCB、“隐藏”、李俊驹)、说唱金属(“夜叉”、“扭曲的机器”、“痛苦的信仰”)、吉他大师(李延亮、歇斯、郭铁君)、工业噪音(“微”、“秋天的虫子”)、先锋电子(王勇、李劲松、底里、丰江舟、B6)、视觉系(“银色灰尘”)、迷幻舞曲(“跳房子”)、实验民谣(胡吗个、小河)、前卫音乐(王长存、王凡、FM3、李剑虹、李铁桥)、噪音摇滚(Carsick Cars)、黑暗浪潮(718、silent G、“变色蝴蝶”)…… 在整个30年里,中国摇滚乐曾普遍地存在着对形式的关注与着迷。音乐创作的重点是形式的创新,在形式上取得突破是每位艺人孜孜以求的追求,各色人等在形式主义的争先赛中奋力追赶,甚或某个个人或乐队在数种新风格中一路狂奔,由此共同建立起中国摇滚乐的生物分类学。形式主义摇滚有一种信息化的特征,以第一时间获知信息、占有信息为要义,以渠道的灵通、头脑的聪悟、学习上的天分为制胜关键;也大致在这同一个范围内,乐评人建立起摇滚乐美学批评的相关标准。 从时间的演进上看,中国饕餮具有从粗学到细分、从大门类向小分支演进的特点;具有越到后期越与当下潮流快速接轨的特点;从摸不到潮流的脉搏,到日益被潮流所陷入和坑害。形式主义初期具有轰动效应,中期具有新奇效果,后期渐渐失效。大约在1998年,以《中国火3》的发表为标志,饕餮进入尾声,失效全面降临。此后艺术家对形式创新的热情开始减退,大众对新颖形式的刺激不再有反应。一半出于无奈,一半出于孤傲,形式的创新、实验(音乐上的先锋派)向小众发展,最终与国外的同类群体形成全球化的各种小圈子。 中国摇滚的形式主义饕餮,从大的划分可分为这样几个有模糊分界的阶段:无名时期(,以“万李马王”的出现为标志,摇滚无意识时期,北京Party从小型演出到较大型的演出);摇滚时期(,以崔健的出现为标志,风格无意识时期,摇滚唱响一个时代);朋克时期(,以“地下婴儿”、“脑浊”的出现为标志,摇滚乐队中分化出从发式、服装到粗口完全模仿西方朋克的群体,这一青少年低龄群体奉行简单的、反智化的摇滚,作出强烈的小团体姿态);时尚时期(1997- ,以“清醒”、“新裤子”的出现为标志,一批摇滚乐以灵敏的嗅觉拥抱时尚拥抱潮流,形成追随国际发展的一波波潮流音乐);电子时期(1998- ,以“超级市场”的出现为标志,以音乐软件、电子设备为音乐新工具,诞生了一批DJ和电子艺人);实验时期(1999- ,以摩登天空出版“苍蝇”、“No”、胡吗个为标志,一批摇滚乐人向傲视大众、激怒大众的难听音乐急进)。其中,电子时期与实验时期快速合流,相关艺人群体频繁、密切地交叉跑动,到今天差不多成了一个整体。 中国摇滚乐有过一个短暂的轰动期,1994年,崔健《红旗下的蛋》发表,不再具有前两张专辑的影响力,标明轰动期进入了尾声。此后不久,中国摇滚乐进入漫长的失语期,一直及今。失语不仅表现为摇滚音乐人再也说不出震动整个社会的话语(曾经,这是摇滚乐最令人激动之处),也表现为,当摇滚音乐人试图揭露新时代的新现实,大众却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这才是摇滚乐彻底发生转变的更为深刻之处。 在思想、文化大变局的时代,摇滚乐充任了大变局最敏感、最大声、最大众化的载体,这是摇滚乐造成轰动的原因。以下这一点极为诡异,以致我们很不愿意承认:摇滚乐的强大,依附在对立面的强大之上。 中国摇滚乐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主题,正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上。主流意识形态不仅给它以力量,更在基本语汇、思想、范式上规范、制约和制造了它的基本精神体系。理想破灭、失去方向、走投无路、一无所有、认知混乱、空虚没劲儿……轰动期摇滚乐所反映的这些内容,表现了大变局中社会的总体精神症状。它依然处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内,具有一种集体的或群体的视野,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倒影;摇滚乐在此之上,成为一种对立面的艺术。 当此时刻,前一个时代的幻觉,全部破灭。中国人有一种大梦初醒的震惊和迷乱;醒来而无路可走,社会的所有荒诞面都坚实存在,于是苦闷、痛苦、愤怒。一直到1994年,王朔式的小说和电视剧把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拆卸,市场经济所蓬勃出的新富裕气息将中国人的政治母题和精神玩味完全架空抽离。摇滚乐的失语便开始降临了,轰动从此远离了中国摇滚。 但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摇滚乐一直存在,失语症剥去的并不是它的内容,而是那种深刻的苦闷感的消失,是压迫的渐渐松开,是反抗的骄傲不再。从1989年漫延开,它曾经是“呼吸”、崔健、“唐朝”、“超载”,稍后的何勇、“鲍家街43号”,所集体爆发出的理想主义破灭的悲歌。之后,面对着主流意识形态这副巨大无比、但慢慢凉下去的躯体,一代代摇滚乐人一直在寻找着办法,发动着斗争:“子曰”携着市井、江湖、小民看戏的智慧来了。“麦田守望者”带着胡同顽童的玩闹来了。隔了很久“二手玫瑰”带着二人转的泼皮无赖耍流氓来了。实验时期,NO、“苍蝇”、“顶楼的马戏团”以恶意戏谑、取笑、示众的方式想做出超强颠覆的惊吓效果,有点像是鞭尸的行为。失语期间,“盘古”做出了真正有内容的、唯一尖锐的声音,它重拾阶级斗争立场,重拾革命的主张,试图发动音乐上的武装起义,但它仇恨的刀锋上流淌着嗜血的新暴力、权力的新野心。“扭曲的机器”、“痛苦的信仰”、“夜叉”、“病蛹”汽锤般的重金属比自由的口号更响亮,显示着这种拚命呐喊的骨子里的空洞。炫耀勇敢已经没有意义,所以“舌头”、PK14、“生命之饼”开始崭露反讽主流话语的聪明,旁敲侧击的阴暗挑衅如黑乌鸦一般充满知性的狡诈。“野孩子”、苏阳、“周云蓬”来自中国的乡土俚俗,所以他们在繁荣的背面看到了底层人民如草芥一般的生存。崔健的近作重点不再关注精神场景,而关注社会各色人等的现实新生态,因而展开了新时期的人间喜剧……但不管如何努力,主流意识形态如死皮老肉难有任何反应,四周围观者渐稀,社会大众不再共鸣。 曾有一部分摇滚歌手力图直接去目击1992年南巡之后的时代变故,迎击那现实急转,迳直走进新时代的场景描绘,这形成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二个主题。可惜的是,这部分人太少,始终未能形成气候。要做这样的描绘,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能力、锐意、洞察现实的超越本能,而这并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具备的。与前述摇滚乐队不同的是,这部分歌手并不注重在旧时代的概念、精神、伦理、价值观上来回撕扯,而试图反映整个时代向物质主义激变的图景。中国近30年来曾有过两次精神重创,第一次是激进的政治变革激情被压抑的后遗症;第二次是精神世界被物质世界转换、颠覆、边缘化、最后架空的强烈不适感。张楚、蔚华所表现的正是这第二次动荡,是一种新时代的新烦恼。2006年,“单行道”乐队曾想在如此变局10多年后展开一次新的现实主义扫描,使摇滚乐的创作中出现了近似社会段子的系列场景,但是最终,他们的歌曲缺少真正痛感,场景太过易变而缺少积淀,唱起来没心没肺。崔健年的两张专辑,以大致近似的原因,也没有激起广泛而长久的反应。 中国摇滚乐的第三个主题是反映一种城市的触觉。中国一直有城市,但直到1980年代之后,城市才开始有了城市的意味。这是一种与工业文明、现代化、外乡青年、都市时尚纠缠错节的语境。作为重要母题,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城市触觉的最早表达者是“黑豹”、窦唯、张萌萌、王磊,从他们口中,冷铁般的感觉,黑梦的幻觉,患病的感受,被城市欺侮的凄凉感,陆续出现。后来,疏离、恍惚、失落、空虚、没劲儿、顾影自怜、晃来晃去、没头脑的兴高采烈,成为一大批城市乐队、歌手的表达内容,如姜昕、“清醒”、“新裤子”、底里、胡吗个、骅梓、“病医生”、丁薇、李泉、“麦田守望者”、“超级市场”、“果味VC”、“与非门”、“沼泽”、“周先生”、“火星电台”(周迅)、“废墟”、“龙宽九段”、虎子&王娟、“卡奇杜”……这其中有几个特色人物,对我们了解摇滚乐的这一个侧面具有揭示性:底里的音乐及其心境,放在任一个时代、任一个地方,都同样的独特,但是没什么代表性;胡吗个以一个外来乡下青年视角,暴露出城市人视而不见的城市荒诞场景;“超级市场”语义极为模糊、情绪极为鲜明的温暖悲伤,显示出没有灵魂,又特别漂亮、绚丽的一种症候;“新裤子”和“花儿”快乐的没头脑,永远高兴得像二傻子,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都市娱乐狂欢体验;“与非门”则以苍白、忧郁代表都市感觉的另一面,有时候,它是传统感情、感官的一种都市化、现代化再生,像古代旧诗词遇上了时髦,再生为电子新比特的呓语,它极新,但从漫长的中国历史看,又极旧,这一点特别有意思。这一部分摇滚乐,一方面反映了城市的不适,一方面又变成城市时尚的一部分,由于在表达内容上与都市的贴近性,它们成为中国摇滚乐中最快速地与时尚合流的一块。 在摇滚乐的表达失效后,尤其是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摇滚乐失效后,融入时尚、成为时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分摇滚乐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而这时候,时代提供了一个与当年政治挂帅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土壤:经过近十年的发育,流行、时尚、娱乐终于在中国生成为一个现实——传媒的和生活的现实。1995年之后,“零点”、韩红、臧天朔、“花儿”、汪峰、郑钧、丁薇、斯琴格日乐都在程度不同地实现着这样的转变。在万一、胡吗个率领下,也曾有过几支不出名的队伍试图在大众摇滚上闯出名声,但是却惨遭可耻的覆灭。以消费主义的姿态、时尚化的表达,青少年偶像摇滚及摇滚乐的时尚宠物,简直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前者有“达达”、“新裤子”、“花儿”、“便利商店”、milk@coffee;后者是一些时髦电子乐队,如“卡奇杜”、“星期三旅行”、“与非门”、“龙宽九段”。以摇滚形式唱出大众的流行音乐,这是中国摇滚乐的第四个主题,它往往会被铁杆儿们视为不齿的投降,却在另一个战场上成为摇滚乐失效后重回大众怀抱的有效策略。这批新时代的弄潮儿,打着“电子为人性服务”、“时尚就是力量”、“时尚就是颠覆”、“另类是为了更流行”等口号,加入了娱乐,试图以时尚重新找到摇滚乐对大众布道的新舞台、音乐创造通向都市人群的新插头、另类文化打开社会意识的新缺口。在这部分艺人眼里,时尚不是流行和娱乐的朋友而是敌人,是对庸俗口味实施颠覆和革新的力量,是大众的领航员和导师。至于它到底是与流行、娱乐和庸俗合了流,还是教育了流行、娱乐和庸俗,使之变得高尚而不肤浅,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摇滚乐还有第五个主题,这是仅次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为壮观的主题,也是摇滚乐的永恒母题之一:歌唱自己的青春期。歌唱自己的青春期一般有这样几种方式:一种是迷惘,一种是垮掉,一种是谩骂,一种是死亡炫耀,总起来都是性冲动和自我觉醒,它成为朋克、金属音乐的热门话题,“地下婴儿”、“脑浊”、“反光镜”、“哎吆”、“诱导社”、“木马”、“秋天的虫子”、“病蛹”、“恣慰”、朴树、“昏热症”、AK—47都是这么干的。由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期,每一代青春期都可能会承受不同的社会外部压力,所以一茬茬青春期摇滚萌动不息,总有新语言,总找得到年轻的生命和新鲜的伤口。 像诗歌创作上所显示的特点一样,歌唱自己的青春期是绝大多数创作者的必由之路,但是稍稍不同的是,有一些作者,他们不只受到荷尔蒙的鼓动,不只暴露青春期的伤口,甚至也不以叛逆、对立的单纯心态成为社会的挑衅者,同样以青春起步,但是他们比较暧昧,比较内向,最终成为个人生命的体验者,人生价值的探索者。郑钧、许巍、宝罗、“微”、尹吾、张浅潜、“声音碎片”、万晓利、汪峰、“幸福大街”便是这样的角色。这类人物很难概述、无法归类,唯一共性的地方是,他们都很个人化,歌曲中经常只有自己的一人世界。 年,中国摇滚乐这个曾经的核反应堆,从倾动全民的火热激情一步步冷却,终至完全失去影响力,但摇滚音乐人重建摇滚有效性的努力,一天也没有丧失过。以上所述种种,正是摇滚乐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进取之姿。 而中国摇滚乐放弃大众呐喊、撤出对立面艺术的退却之举,其实际情形也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它因此而焕发出的别样神采甚至称得上深致迷人。回归/回家是1997年之后在腾格尔、许巍、乡土艺人等众多乐手身上发生的艺术转变,好像是经历了动荡时世和荒唐岁月的浪子,在历经苦难之后重新回到家乡的温馨爱抚、心灵的宁静安详或者宗教的沐浴光辉,他们的非摇滚作品显示了低首俯身的虔敬、回归土地的安慰和动人心旌的抒情魅力。窦唯、骅梓、底里、“超级市场”从战场的另一侧退下,从外部世界缩回到内心,但他们由此焕发的非凡才情、自在之美、中国传统文人心境,比其摇滚时期更为纯粹深邃。窦唯在作如此转向后所爆发出的惊人创作力,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能数得清,以他个人、乐队名义出版的唱片,究竟出了有多少张。 作为2000年之后的景观,新一代的中国摇滚音乐人还制造了另一个大规模场景:唱英文的和不再唱歌词的。前者是一些摇滚新乐队,后者是一些取了英文名字的DJ。他们也许是在放弃中国大众,也许是在幻想着国际的成功。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中国形式主义饕餮的最后一个表现,反映了外来音乐无法在骨子里与自身融合的奇观。由于这些音乐用中文唱起来很别扭,有排异的反应,他们索性在语言上也全盘西化了。这是新一代年轻人干的事。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唱英文的中国摇滚等于一个字也没有说,除了这一点——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外语水平真的是提高了。 关于30年中国摇滚乐的历史,拉拉杂杂说了6000多字,似乎还是挂一漏万。其实这30年的历史,也可以用几句话说清。在形式上,它是西方摇滚乐的一次大饕餮,现在,饕餮已经进入了尾声,形式已经失效。在内容上,它是中国政治大变局的浩大回声,随着前一个时代彻底成为历史,中国摇滚乐最关键的一个内容,也差不多完全已经失效。 这一个时期并不是中国摇滚乐单独表演的一个时期,而是整个文化、各个组成部分——诗歌、小说、艺术、电影、哲学——同进同退的一个大时代。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是,它们几乎是互相拥抱着翻滚在泥水里,在一场突然来临的暴风雨中,动荡喧哗骚动折腾并渐渐平息,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却相互看不见。 这一个时期,整个社会有一种泛政治、泛先锋又举国崇拜的色彩,四处都弥漫着精神解放、艺术探索和启蒙主义的气味儿,人们眼里满含着普遍的压抑和委屈,全社会热情、激动、激进而又严肃,关注着国运,忧国忧民。摇滚乐是文化英雄的一部分,不止是它,诗歌、小说、艺术、电影、哲学也分别有它的民族英雄,代表着精神解放的力量,有一种意义不明虚张声势的大气,有一种诉说不出又诉说不尽的苦闷、痛苦、反抗、愤怒和发现的惊喜。摇滚乐手不像是音乐家倒像是战士,摇滚乐场景不像是演唱会倒像是神话,充满了象征和仪式意味,代表着勇敢、光荣和崇高。这个时期摇滚乐与文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狂热场景:在崔健、“唐朝”、张楚、窦唯、何勇的个别成功示范下,外地乐手疯狂涌入北京并寄生于北京死磕,外地乐手渴望着进入中心舞台,民间文化盲流渴望着进入文化中心,边缘青年渴望着进入中国的表达中心,整个中国充满了梦想和幻觉的气场。 现在,这一个时期过去了,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淡下去了,终于什么也没有,人们不再对摇滚乐寄予不切实际的虚幻敬意。时间恢复了原形。我们可能没注意,但是现在看到了,摇滚乐队和摇滚乐作品,在那个时候是一种数量多么珍稀的品种!它因稀有而珍贵,现在因泛滥而平常。它并不一定就那么好吃,只是我们实在没什么吃的。那个时代有的是听众,缺少的是作品。现在有的是作品,缺少的是听众。那个时代没什么技术,但有的是精神。现在没什么精神,但有的是技术。那个时代涌上台去那么多的风云人物,但是很可怜,很多风云人物却并没有什么才华。经过了30年,中国摇滚乐的基本轨迹是:从英雄主义变成了痞子无聊又变成了娱乐精神,从精神尊严变成了生理愉悦还变出了艺术的先锋姿态。 中国摇滚乐的热情,因信息和文化的贫困而引发,又因信息和文化的饕餮满足而冷却;因意识形态的倾斜而引发,又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悬空了意识形态而冷却;因信仰和思想的动荡而引发,又因时尚和消费边缘化了精神自豪感而冷却。市场经济的发生,网络的兴起,就这样将曾经的热情消弭于无形。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摇滚乐究竟解放了什么?启了什么蒙?很奇怪,它的里面是空的,像崔健打开的那个理想的盒子一样,摇滚时代没留下实质性的思想成果,它只解放和启蒙了一种情绪和姿势。 但是,基于以上的这样一个观察,我却对中国摇滚乐抱以恰如其分的乐观。因为摇滚乐的两个失效,部分摇滚音乐人进入了比较自然的对摇滚乐的热爱,比较正常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今天,中国摇滚乐的自在、从容、向艺术纵深的深潜,都是前所未有的。 形式的失效使中国人发现了自己。当新的外来形式不再具有轰动效应,中国人日益发现自己真正触动的声音。用两个大词说,民族主义醒来了,自我醒来了。早年在《黑月亮》、侯牧人、崔健、王勇、何勇、“子曰”那里萌发的种子,正在蔚然长成树林。1999年之后,中国摇滚乐普遍地在形成中国的风度。 “野孩子”、苏阳、杨一、朱芳琼、“布衣”这些地域乡土歌手,正在唱出他们脚下土地的声音,一批泥巴音乐正从泥土里长出来,从中国下层人民的血肉里长出来。连同他们一起,“沙子”、左小祖咒、许巍、尹吾、小河、胡吗个这些土摇滚,正在无师自通地发明每个艺术家自己的中国式旋律,越来越具有个人气度甚至大师气度;“阿凡提”、艾斯卡尔、“塞外来客”(KHUH KHEER)、IZ、“杭盖”、“九天”、“轮回”、岂珩、“二手玫瑰”、欢庆、刘索拉、胡淼峪、“腰”正在发现他们的民族主义之声;腾格尔、刀郞业已发展出渐臻于化境的摇滚民族声乐。即使那些全然外来的形式,比如“声音碎片”,你也可以从中发现越来越自我的大师气度和越来越自然的中国气派;如果连同看它的歌词,听它在摇滚大败局中所表露的情感,你会发现“声音碎片”正开始具有超越时间和生命的伟大情怀,正跟历史上的其他伟大艺术一样。而越来越多的歌手、乐队聚集于民谣,向汉语言和地方口音要旋律、要叙事、要触点、要感动的这个事实,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更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情感,更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正在未来的音乐中集结。当然,你可以说这不是摇滚,但你不能否认的是,它们都是中国摇滚乐发展的顺理成章的结果。 内容的失效使每个人正在发现自己。纵览中国摇滚乐所有的主题,不谈对立面,再抽象一点,我们发现确曾有过一个时期,中国人普遍对真实有一种感知、探索的热情,那时候的中国摇滚乐不管在唱什么,都有一种“揭开虚伪看看真的”的劲儿。在过去的一整套善恶、美丑、伦理、价值上面,不断地揭开上面的面具,寻找“真的”,鞭挞“假的”,这曾是中国摇滚乐最为广泛的言说和最为有效的话题。现在这热情失去了,揭露也失效了,我们正在经历时代的无力。但是时代的无力,正意味着一个曾经强大的旧时代的彻底过去,无力正是新旅程将要开始的必然。从音乐的一面,我们越来越多发现,寂寞地向音乐纵深孤身跃进的身影。从言说的一面,我们越来越多看见,精粹、洗炼、日渐深邃的诗歌,正在中国摇滚歌词里涌现。左小祖咒、“声音碎片”、木玛、万晓利、周云蓬、PK14……许多摇滚人在唱出白金般的诗歌品质,那些歌词是每个人自己的,那些歌词是不可复述的,那些歌词,是摇滚人自己发育出的忠诚于自己的有效话题。 今天,我终于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全国人民都听同一盘磁带,看同一个歌手,想同一个问题,说同一个话题,究竟有什么好?轰动有什么好?轰动跟我有关系吗?当然我也有不甘心的另一个问题:那个够分量的、能被许多敏感的心共鸣的伟大作品,什么时候会出现?我想,这不是单独对中国摇滚乐的要求,更是对中国人的要求,以我的狭隘眼光看,中国人,离此还远,但是他已经自在地走在路上。 日星期三关注基石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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