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汝窑,何以名列五大名窑之首?
2017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一只北宋汝窑天青釉洗以逾2.94亿港元之姿刷新中国陶瓷世界拍卖纪录,拍前人们争相目睹真容,拍场中相继竞标,世人对汝窑的疯狂不言可喻。
对汝窑的迷恋并非到现代才开始,南宋时期就有人写下其贵重程度,明代文人笔下更是记下无数汝窑之美,更别说一代大收藏家乾隆皇帝为它赋了多少诗。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惹得后世收藏家心痒痒,怎样都想见上一面、拥有一只?
特点、考古挖掘与相关展览
“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钉。”
──(明)高濂,《遵生八笺》
什么是汝窑? 20世纪初期因为未见确切的作品,学者及收藏家仅能凭借相关文献、古籍和少数出土残片,认为汝窑是影青瓷器(青白瓷)的一种,或者是“北方青瓷”之一(今耀州窑青瓷),直至英国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根据文献爬梳及分析传世品,发表“A Commentary on Ju Wares”一文,归纳出汝窑多项特点,才为世人踏出认识汝窑的第一大步。
汝窑为后世传称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最明显的特征在于那后人几乎无法复制的天青色釉,温润细致,掳获人心。汝窑薄胎薄釉,胎土颜色呈浅灰色、灰色等,因看似灰烬之色而被称为“香灰胎”(图1),胎土空洞处较多,吸水性较高;釉色上,除传世品常见的天青色釉,尚有粉青、月白等颜色,应与釉料施罩的厚薄有关。此外,目前所见汝窑多有开片,原因在于釉药的熔点较低,产生有冰裂纹、鱼鳞纹、网格纹的开片效果。跟北宋定窑因覆烧而导致口沿无釉的情况相对,汝窑以匣钵支钉垫片正烧的方式,成品多为满釉,又因支钉细小如芝麻,底部所产生的支钉痕细小,且多以三五为数。
1/汝窑天青釉刻画水波龙纹钵(残件),2000年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除了对传世品的分析,学者们更希望能够找到汝窑确切的窑址,因而从1930年代起考古探查活动不断,并因汝窑之名而将地点锁定在当时河南汝州州治所在(今河南省临汝县)一带,但寻找未果。
转机出现在1977年,受到同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定窑窑址并非在州治所在地的启发,学者探访范围逐步扩大,时任北京故宫研究员的冯先铭、叶喆民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采集到一片天青釉瓷片,经化验竟与北京故宫藏汝窑作品一致;之后在1986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上,来自宝丰县的王留现带来一件清凉寺村采集的天青釉盘,促使上海博物馆汪庆正派人前往清凉寺村进行调查,开启清凉寺窑址考察的开端。
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凉寺窑址进行第一次正式考古考察及试挖,之后到2002年间共进行八次系统性发掘,并在2000年第六次发掘中出土一大批相对完整的汝窑瓷器、窑具及模具等(图2、3、4),让汝窑窑址重现天日。
2/汝窑天青釉刻画莲瓣纹荷叶形座熏炉(残件),2000年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近年汝窑相关展览,首先是2006年台北故宫“大观——北宋汝窑特展”,展出台北故宫21件传世汝窑精品、英国大维德爵士基金会的传世汝窑及河南省文物局的出土汝窑等,并展出韩国高丽青瓷及清仿汝窑作品,让观众了解汝窑对周遭文化及后世影响之深。
3/火照,2000年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为测定窑内温度的工具
2009年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则推出“北宋汝窑青瓷——考古发掘成果展”,主要是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展出数十年来宝丰清凉寺窑址丰硕的考古成果,当中也陈列与北宋官窑议题息息相关的河南张公巷窑址出土物,北宋官窑议题再度引起讨论。
4/汝窑带支钉垫片,2000年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到了2015年,北京故宫则集合了英国大英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丰县文物管理局、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等地汝窑传世品及相关考古文物,举办了“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为中国大陆第一次较为大型且全面的汝窑特展。
汝窑之所以珍贵,除了其迷人的釉色,传世作品稀少更是重点所在。根据2009年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北宋汝窑青瓷——考古发掘成果展”图录附录所载,目前传世的汝窑作品为74件;而北京故宫“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图录《汝瓷雅集》中,总计传世汝窑有90件,之间的差距系由于后者多收录了部分拍卖品及瑞典等地收藏。无论如何,汝窑现知传世品仍不满百件。
要说70多件汝窑当中谁最火,当属台北故宫所藏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整件温碗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碗口为十曲花口,侈口,碗腹由上至下渐次收敛,下承圈足。器形线条优美柔和,淡淡的粉青色釉色典雅秀气,口沿处因釉薄而略显粉红色光泽,通体开片。整器满釉,圈足内见有芝麻般大小的支钉痕,露出香灰色的胎体。
台北故宫曾以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为原型,推出文创泡面碗,但其实口缘较大的温碗是作为温酒器使用,与执壶搭配,在温碗内放入热水再将执壶放置其中,器形或仿制金属器。类似作品亦在其他窑口见之,但此作为汝窑莲花式温碗传世唯一者。而将之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12世纪高丽青瓷花口碗搭配观之,不论在器形、釉色上,都明确显示后者对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的模仿和学习。
目前汝窑传世品可见器形,除洗、盘、盏及前述莲花式温碗、水仙盆外,尚有一些特殊者,如纸槌瓶、盏、三足奁,当中不乏不同材质的工艺品在器形上相互模仿的现象,纸槌瓶即为一例。此瓶口沿略向外敞,长颈斜折肩,圆筒腹,腹部下半收敛,平底无足,口沿镶有一圈金银扣。整器施罩灰青色釉,底部留有五个支钉痕,同时还刻有乾隆御制诗及“奉华”楷书铭。
经查阅众多史料记载,在部分流通在收藏市场上的汝瓷款为“奉华”,据说,奉华是宋徽宗赵佶时,一献女取名为“奉华”,“奉华”得到宋徽宗宠爱后,御封她为刘妃,赐宫一座,取名叫 “奉华宫”。
刘贵妃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有倾国倾城之貌。徽宗对刘氏宠爱有加,与她形影不离。史书上记载,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而且还有点儿才华,会画画,她自己有两方章,一大一小,刻着“奉华”两个字,在传世的一幅曾被刘贵妃收藏的名画上,钤盖有“奉华”小印一方,说明当年这些器物就陈设在刘贵妃所居的奉华堂内。
通观传世汝瓷的“奉华”二字,其字体的刻法如出一人之手,同为宫廷玉工所刻,因此一般学者认为“奉华”款汝瓷是皇帝赏赐刘贵妃的私人用物。除汝窑之外定窑、钧窑器底也曾发现刻有“奉华”二字。因此在当时生产了很多有奉华款的汝窑均为奉华宫的专用物。
传世汝窑器中有几件刻有“奉华”款,学界目前定调“奉华”之名来自南宋高宗德寿宫的配殿“奉华堂”,而当时高宗宠妃刘氏居住于此,很有可能就是其所使用。但台北故宫这件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与其他刻有“奉华”款汝窑传世品相比较,推测此件的“奉华”款可能为清代后刻。
除此之外,此器器形特殊,且口沿处有可能曾断裂过的迹象,据学者谢明良研究,这类型的纸槌瓶在现今口沿处上方应接有盘口,此类器形的原型或可追溯至西亚及埃及地区的玻璃工艺,相关的玻璃制品应流行于9世纪至12世纪,中国也曾在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有玻璃制的纸槌瓶,可以确定相关玻璃制品确实曾传至中国。
由于汝窑是先烧素坯,再施釉进行二次烧造,在胎体和釉的收缩速率差异之下,就犹如大胖子穿了件小外套般,釉色表面便容易绷出裂缝,这种情况称之为“开片”。开片是多数传世汝窑器常见的特征,因而也被认为是汝窑鉴赏的特点之一,但万中还是会有个例外,比如这件台北故宫藏的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
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为现存传世汝窑器中唯一一件没有任何开片痕迹的作品,在容易开片的汝窑器中实属非常难得,符合明人曹昭在著作《格古要论》中“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的评论。水仙盆呈椭圆形,口沿略敞,器壁由上至下内收,底缘做一突出,下承云头足。同样使用支钉正烧,作品满釉无开片,仅器底有六处支钉痕,施釉均匀,釉色沉静自然。
大英博物馆藏有四件汝窑传世器,分别为花口洗、圆足洗、玉壶春瓶及此件汝窑天青釉茶盏托。盏托分为三部分,一为上半部的圆形如碗的托体,中间为一平面葵口花瓣形的盏盘,下半部则承接高圈足,圈足外撇。通体施粉青色釉,施釉均匀,唯在口沿、盏盘边缘及近底处因釉较薄而微透点胎土颜色。开片分布自然,圈足内留有五个细小支钉痕。盏托的造型应是学习自金银器,将茶盏放置于盏托之上,饮用者托拿起盏盘处即可畅饮又不烫手。
此件汝窑天青釉茶盏托系由哈里?加纳爵士(Sir Harry Garner,1891—1977)及加纳夫人(Lady Garner,1897—1994)于1971年捐赠予大英博物馆。加纳爵士及夫人收藏有众多的东洋艺术品,包括青花瓷器、掐丝珐琅等,当中又以中国漆器的收藏最为突出,日后他们也将部分漆器藏品捐赠予大英博物馆及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在汝窑现存传世品中,被称为“水仙盆”的椭圆形盆目前共有六件,包含上述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台北故宫一共有四件汝窑水仙盆,而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有一件,近期被认可的尚有吉林省博物院藏的汝窑水仙盆。“水仙盆”若是以功能命名法来看,或许是个种植水仙的花盆,但其实“水仙盆”的名称是到晚清才出现,在清宫档案中曾被记录为“猫食盆”“猧食盆”。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青瓷椭圆盆为现存汝窑水仙盆之一,器呈椭圆,口沿处镶有金属扣,推测应是口沿处因有缺失而修整后为遮掩露出的胎体和缺口而做。另外,这件作品口沿下方有一铁斑及凹陷处,据该馆主任学艺员小林仁解释,应是烧造时胎土中含铁成分喷发所致。这件作品为日本现存三件汝窑传世品之一,该馆也在去年12月至今年3月底以汝窑水仙盆为主角举办“台北故宫博物院——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特展,集结台北故宫四件传世汝窑、一件清仿汝窑及此作于一室展出。
继台北故宫之后,北京故宫是传藏汝窑第二多的博物馆,据该院器物部研究员吕成龙统计约有20件,多为器皿类,最为特殊者为一批保留火吻痕迹的汝窑作品,或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曾火烧圆明园、颐和园等地,抑或民国十二年(1923)建福宫大火有关。
北京故宫北宋汝窑藏器中约有七件留有火焚痕迹,汝窑天青釉圆洗即为其中之一。此器圆口、口沿敞开,器腹由外向内收,下承圈足,足底外撇,虽在器内外壁见有不少土灰色烧焦痕迹,但仍能见到原本的天青釉色。另外,此件作品器内底除有三个支钉痕,中心另刻有“丙”字,周围环绕刻有乾隆三十九年御制诗。目前汝窑传世器也见有“甲”“乙”字者,推测这些记号对乾隆皇帝而言是等第评比的概念。
在汝窑窑址仍混沌不明的阶段,1986年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上,来自宝丰县瓷厂的工作人员王留现带来一件口沿处残缺的天青釉盘,并以其为代表发表相关论文,特别提及宝丰清凉寺窑址很可能是汝窑窑址所在。尔后,一连串的考古探察行动围绕着清凉寺窑址展开,到了21世纪,清凉寺窑址为汝窑烧造之所在成为学界共识。
当年王留现所采集到的天青釉盘敞口,斜腹,圈足外撇,口沿处有一缺角,青瓷釉色较为混浊暗沉,满釉支钉烧,底部有三个支钉痕。满布开片,但因曾埋于土里多年,目前仍保留不少土沁的痕迹。此件作品即是王留现于清凉寺窑采集所得,后捐赠予上海博物馆,目前上海博物馆藏有八件汝窑传世品,包含数件原为吴大澂“百宋陶斋”旧藏者,于光绪年间购自北京德宝斋古玩铺,这批汝窑器后由吴湖帆转让予上海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除馆藏四件汝窑传世品,另外也寄存有大维德基金会(Sir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的12件汝窑作品。大维德基金会的创始者为英国大维德爵士,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收购了大量由清宫外流的中国陶瓷器,更亲赴北京周旋于多位古董商间,挑选他所喜欢的作品。后来为避免其收藏散逸,大维德爵士与伦敦大学达成协议并成立了大维德基金会保留这批收藏。2007年由于基金会经营困难选择关闭而将大批收藏转寄存于大英博物馆,博物馆特辟95号展览厅展示这批文物。大维德收藏共有逾1700件作品,时代横跨宋、元、明、清,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汝窑器及元至正十一年的一对青花龙纹大瓶。
汝窑天青奁式炉器身呈圆筒状,下承三蹄足,整器施灰青色釉,开片满布,仅在器底处留有五个支钉痕。同时,在器口沿、器腹中央及近底处各装饰有两道、四道、两道弦纹。此件作品不论在器形上或者装饰弦纹上应是模仿自青铜器或漆器。
“官窑”不 “官窑”?
汝窑窑址的发现只是故事的起点,学界紧接着讨论的是“北宋官窑在哪”和“汝窑到底是不是北宋官窑”。据叶寘《坦斋笔衡》及顾文荐《负喧杂录》的记载可知,北宋“已于京师置官窑”,而“官窑”作品的样貌引发各界推论,包括20世纪中后期小山富士夫的“东窑务”说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间盛行的“官钧”说,但现在都已证实并非真正的北宋官窑。
汝窑到底是不是北宋官窑?虽然在文献中可见宋人周辉《清波杂志》中所提“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可知汝窑曾经为宫中用瓷,但没有明显的文献可以佐证汝窑即为北宋官窑。谢明良爬梳出现在“汝窑为官窑”的观念有可能完整成形于乾隆皇帝,大维德爵士也是此一论点的较早支持者。
关于今日北宋官窑的论证,谢明良整理出几个可能的方向:一为北宋官窑是设立于当时首都汴京的窑址,至今仍未发现;二为北宋官窑即清凉寺汝窑;三为北宋官窑为汝窑,窑址在清凉寺一带;四为北宋官窑为汝州张公巷窑。二、三说主要是以清凉寺窑址发现作为分水岭,而第四说则是有鉴于张公巷窑的考古发掘。学者各有意见,有待时间证明,然汝窑的美已历经上百年的淬炼,典雅优美的天青色泽业已成为永世的经典,流传于世。
文|王怡文 由互联网艺术品共享经济平台”盈家荟"小编编辑整理,仅供交流分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1940年至今 ,仅有七件汝窑在市场上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