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已阅读到文档的结尾了呢~~
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如何随机应变！
扫扫二维码，随身浏览文档
手机或平板扫扫即可继续访问
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如何随机应变！
举报该文档为侵权文档。
举报该文档含有违规或不良信息。
反馈该文档无法正常浏览。
举报该文档为重复文档。
推荐理由：
将文档分享至：
分享完整地址
文档地址：
粘贴到BBS或博客
flash地址：
支持嵌入FLASH地址的网站使用
html代码：
&embed src='/DocinViewer-4.swf' width='100%'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embed&
450px*300px480px*400px650px*490px
支持嵌入HTML代码的网站使用
您的内容已经提交成功
您所提交的内容需要审核后才能发布，请您等待！
3秒自动关闭窗口一首英文歌，女的唱的，高潮是有点像中文的走恩来什么什么的_百度知道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
一首英文歌，女的唱的，高潮是有点像中文的走恩来什么什么的
我有更好的答案
Guitar String / Wedding Ring播放歌手：Carly Rae Jepsen语言：英语所属专辑：Kiss (Tour Edition)
采纳率：95%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全文阅读 作者：张颖_牛宝宝文章网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全文阅读 作者：张颖专题：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全文阅读 作者：张颖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由www.niubb.net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全文阅读页面。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作者：张颖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1）五月的北京，美丽可人。风沙已过，寒意退尽。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着，还不觉炎热。中旬的一天，我又走进中南海邓大姐住所的院子，只见院内的各色月季花已竞相开放，芍药的花蕾也绽出点点洁白粉红。满园春色正象征着主人明朗的心绪和蓬勃的精神。我高兴地走上台阶，踏进了前院的“朝阳”厅。今天，邓大姐在这里宴请日本朋友真山美保先生和她的助手及演员们。我进得门去，见邓大姐已穿着整齐，等待客人。她虽然步履有些微迟缓，但仍是神采奕奕。真山美保是日本新制作座的领导人，这次专程从日本来北京，特意向邓大姐问好致意。因为她第一次到中国来访问是1956年，至今正好30周年了。30年前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她，并对当时年轻的真山小姐给予很大的鼓励，促使她30年来，自强不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年来邓大姐也曾和她不断相会，结下了深厚情谊。这天在邓大姐家的聚会，充满了热烈的气氛，人人都激动得泪光闪闪。这灿烂的友谊之花，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播下的种子繁衍而来的。邓大姐说：“我只在这间大客厅里宴请过西哈努克亲王。你就是我第二位客人了。”真山美保连连点头说：“我太感谢啦，我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呵。”邓大姐回答她：“你同样是我们真正的、值得尊敬的朋友。你们专程来看望我，也太感谢啦。”她接着又说，“恐怕在座的中国同志，也没有??在这里吃过饭吧”。邓大姐首先问我，因为我大概是来得较多的一个。我回答大姐：“我来这里吃过饭，但不是招待外宾。”“是的，1964年我和恩来在这里会见了南京前线话剧团的全体同志们，还一起照相吃饭。”她的思维还是那么敏捷，记忆力也真好啊。举目看看四周那熟悉的隔扇门窗，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记得1964年，南京前线话剧团到北京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很喜欢这出戏，曾多次和作者、导演、演员们见面，谈论修改意见，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认识每一个演员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那天，大家特别高兴，恩来同志与每个人谈他的意见，有赞许，也有批评：小陶演出了农村姑娘可爱的气质，连长的性格表现得过于急躁????恩来同志饭前像是很认真地对大家说：“今天你们是到我家里来做客，可不是国务院请你们。用的是我和大姐的工资，你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好好吃这顿饭。不过，粮票可是得交，不然这一顿就把我一个月粮票都吃没有啦。”几句平常的话像一股温泉悄悄地流过了每个人的心田。正是一件件一桩桩平凡小事，积累成一个整体的品格，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难道不是以具体的模范行为来影响着所有的人么？我们党良好的作风，也是无数党员的具体模范行为所汇集而成的啊。时光流逝。这所院子，如今看来虽然面目依旧，但那些年它曾??历了多少沧桑，也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那日我回到家里，思潮起伏，往事萦绕，于是又拾起笔来。（一）1964年春天，偶然的机会我知道恩来同志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去重庆，并过三峡，这触动了我多年的心愿。我多么希望有可能再回到重庆看看啊。自1946年我离开那里以后，一直没有机会旧地重游。于是我尝试着与童小朋同志联系，问他是否可以把我带上。他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那一次我回到重庆，真是感慨万端，除了重返红岩和曾家岩以外，还特别去了白公馆和渣滓洞。当年我们有??曾想到是处在如此险恶的斗争环境之中？是周恩来同志面对那样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坚持??则，挥洒自如，处处表现出大无畏而又乐观开朗的精神，感染着大家，鼓舞着大家，使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刻，总是充满信心。重庆的三月，春雨绵绵，那是我第一次乘船过三峡，虽然被那雄伟的山河景色深深吸引，又为古往今来的多少英雄人物的悲壮故事所激动，但在我私心深处留着工作上思想上许多疑团，无处诉说，也无处求教。这时我突然想到应该找合适的时机向周恩来同志倾吐。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2）到武汉以后，恩来同志即乘飞机返回北京。这是最好的机会了，我请求在飞行时向他汇报思想。整整两个小时，我向他汇报了1963年底在上海举行的华东现代戏会演的许多情况。在会演之前，中国剧D?主席田汉同志要出席参加，却没有得到邀请。田汉同志还是去了上海，但遭到了异常的冷遇，甚至是歧视，任何活动都不邀请他参加。他是老一辈戏剧家，深受各地剧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敬重，自然地会到他所住的旅馆去探望，听取他对某些戏的意见，这也引起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不满，以致他所住的旅馆房间都受到监视。以后??也不敢再去看望他了。这也就把他孤立起来了。此时，我在上海观摩现代戏，了解创作情况，就劝田老早日返京，以避免出现更不愉快的事情。田老是位刚直的艺术家，他对张春桥等人的卑劣行为非常气愤，终于在会演闭幕前夕离开了上海。上海市委宣传部有位负责人找我谈话，因为是熟人了，他比较坦率地对我说，“中央”已对周扬、夏衍、田汉等人有看法，斗争很复杂，劝我不要卷入其中。我对他的关照表示感谢，也表示了我对上海这种做法的不满意。我说：上海与国务院、文化部像是在唱对台啊。此后我感到我在上海的行动，包括我向北京打长途电话汇报情况都受到了监视。现在回想起来，那实际上是张春桥等人在上海策划的一次对中央的挑战，可以说是“文革”的前哨战。当然，那时候我丝毫也没有这样想过。从武汉到北京的专机上，我很激动地向恩来同志叙述了在上海看到的和遇到的一切，表示我对此迷惑不解，也愤愤不平。在我的记忆中，我还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这样放肆过。那是由于在心里压着太难受了，只有一吐为快，也只有恩来同志在我做错了事或说错了话的时候，会严格批评我，而绝不打击。在飞行的两个小时中，他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他的眼神显出一点忧虑，看着我激动的样子，时时陷入沉思。我像连珠炮似的说了一个多小时，安静下来又有些心神不定。我等待着恩来同志对我说点什么，批评责骂都好。但他却沉默着站起身来，在小小的机舱里来回走了几步，站在那张小桌前说：“顾全大局，要学会顾全大局。”声音低低的，沉沉的，像是对我说的，又像不是。那时我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分量，我默默离开了。但这句话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清醒一些：1963年华东现代戏会演时，张春桥等人如此猖狂，也是有来由的。1962年在周恩来和陈毅同志大力支持下，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那次会议的精神是要作家们解放思想，百花齐放，不要过多的行政干涉。同时要切实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要承认知识分子的觉悟，承认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来对这次会议，恩来同志是十分重视与支持的，并准备在会上讲话。但我去广州之前，恩来同志忽然把我叫了去，告诉我：“广州会议我不能去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讲话也是代表我的。”当时我十分惊讶，??来他是那样积极支持，而且了解了许多情况，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呢？我把消息传给文化部及剧D?领导，大家都感到失望。在会议开幕前一天，3月3日，恩来同志忽然到了广州，把我们几个人找去汇报，并说他要作一次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仅为创作会议，还请正在广州参加科学工作者会议的同志。这个报告考虑得非常全面而又极周密，与陈毅同志报告的那种辛辣和明快，成了极好的相互补充。据我以后知道，那次恩来同志是为了别的事到广州的。可见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而对广州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海的领导人完全置之不理，既不派人参加，会后又不向文艺界传达。到了“文化大革命”，陈毅同志的讲话成了“大毒草”，广州会议也成了“大黑会”。如此种种，不是很值得深思吗？1964年夏季，文艺界对夏衍、田汉、阿英等同志进行大批判。我受命为批判者，要在相当范围的会议上，发言批判这几位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老作家，我始终尊敬的前辈。给我的题目是批判《关汉卿》、《谢瑶环》等剧本，而且必须提升到“影射现实”的高度，我内心感到极大的矛盾与痛苦。作为党员，我必须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但这违背我的良心与意愿。特别是批判《谢瑶环》，这是在我主编《剧本》月刊时，向田老约的稿，他写完初稿就交给我看过，我非常欣赏这个剧本。随后他作了些修改，每改一幕我们发排一幕。中国京剧院也立刻排练了。演出十分精彩而又激动人心。时隔不久，我又怎能振振有词地去批判它呢？思想不通，又作不来假。我带着深深内疚的心情到田老家，把我写的批判稿给他看。当时他也在极度烦恼之中。看了之后，他苦笑着对我说：“你这样批判还很不够啊，通不过吧。”我立时感到一股冷气往肚子里倒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忽然，他站起来迅速拿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我，让我读。这是给周恩来同志的，内容既有检查又有申诉，写得辞情恳切，都是肺??之言。我的眼泪再也不能抑制????他让我亲自转交这封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3）解放初期，我在天津工作，虽也??常有公事或会议到北京来，但我还没有去拜望过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那是因为我感到他们公务极为繁忙，没有特殊要紧的事，我不应该去打扰，所以直至1955年，我调北京工作以后，才应恩来同志之约，和十几位曾在重庆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到他的住所西花厅吃饭。这些同志彼此已有多年不见，这天聚会在一起都十分快活，像久已离散的亲人，重又相逢一般，问长问短，欢笑之声洋溢全屋。在饭桌上，恩来同志指着我说：“你常常到北京来，可就是从来不到这里。”我当即带点顽皮地笑着说：“现在和解放前不一样了，您这里门卫é?严，门槛高，我不易进来呀!”眼看恩来同志的脸色沉了下来，用严厉的语气批评我：“你这是什么话，我们是共产党的政府，不是衙门，哪有高门槛？你这种自命清高的思想要不得，必须纠正。”我十分后悔说错了话。随后他把秘书叫来说：“任何时候她要来，只要我们在，你们都不要拦阻，要告诉我。”当时我心里还真不好受。尽管恩来同志这样说过，我还是很少主动去看望打扰他们。这一天，我手里拿着田汉同志的信，心中十分难过，我必须立刻把信亲自送去。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小侧门旁左边那间小办公室，把田老的信送上。恩来同志随即把信看过了，浓浓的眉毛紧锁，神色有点不安。恩来同志的眼光向我射来，那时我也怀着满腹心事，不敢说，又难以抑制。恩来同志严肃地对我说：“你有话就说吧。”我的话就像开了闸门的河水一样，把那时搞的批判，我怎样想不通，而领导对文艺的批评我也觉着不大符合事实，批评太过火了，诸如此类说了一通。说着说着，连我自己都吃惊了。恩来同志紧紧皱着眉，盯着我。我立即住嘴了。他严肃地批评了我，说我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对，要从多方面来考虑，而不应该带着满腹牢骚。即使批评不当，也要正确对待。这立刻使我想起那次从武汉飞回北京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要学会顾全大局”时的神态。他随即拿起办公桌上的毛笔，给田汉同志写了一封回信。恩来同志让我看看。我记得内容大致是，肯定田老多年来为戏剧工作的贡献，同时要他正确对待当前的情况，并希望继续写好他的剧本——田老当时正准备改编京剧《红色娘子军》。信的言辞比对我的批评婉转多了。恩来同志让我立刻把亲笔信带给田老。（二）恩来同志恐怕也未曾料想到，1966年就爆发了那样一场“文化大革命”。1966年下半年，在林彪和“四人帮”煽动下，“革命小将”卷起疯狂的巨浪，到了??也难以控制的地步。林彪、“四人帮”攻击的目标始终是明确的。什么“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打倒一大片”，“全面夺走资派的权”等等。火势蔓延到外交部，驻外的大使、参赞们纷纷被召回或揪回来。陈毅同志感到势头不对，出面批评那些“造反派”。这无异是引火烧身。我在运动开始之前已调到外交部了，在我的记忆中，###开始不久，可能是1967年初，外交部“造反联络站”与外语学院“造反大队”成立了揪陈司令部。他们联络“各路诸侯”，把外交部团团围住，安营扎寨，非要把陈毅同志揪出来才肯罢休。那时恩来同志常常出现在这被围的大楼里，也常把外交部的“造反派”找去谈判。恩来同志坚持只能小会批评、不许大会批斗，会议的标语也绝不能用“打倒陈毅”的字句。搞了三次批陈小会，恩来同志前两次都在场，并坐镇到底。第三次恩来同志因为有别的公事未能赶到，“造反派”即想把陈毅同志劫走，幸好受到保护脱了险。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领袖”，就是风头极盛的，曾右手挽伟大领袖，左手扶??青的“红色外交战士”，他们非要开批陈大会，恩来同志坚决不答应。于是“红色外交战士”和恩来同志拼体力，谈判长达十数小时，通宵达旦，还没有结果。恩来同志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搞法，那就从我的胸前踏过去吧。”最后由医生出面干涉，才把那些人劝走了。除了保护陈毅同志外，姬鹏飞、乔冠华也一直在恩来同志坚持下，继续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同一时间，“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也时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或西单这些最喧闹的地方，只不过很快就被撕掉了。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4）1967年的8月7日，十年###中的这一天，全国没有震撼人心的大事件，而外交部古老的院落里，“造反派”们正气冲霄汉。他们刚集合起来，在传达“中央文革”夺取外交部大权的讲话，这后来被人们称之“王八七讲话”。我记得清楚的几句话是：“二十几岁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可以当。不要听某些人把外交工作神秘化了????”意思是周总理和陈毅的外交大权可以夺，而且是打着“最高指示”的旗号。于是整个大院一片喧嚷声，准备砸政治部，夺大权。姬鹏飞、乔冠华很快被揪走了，由造反派押到大街上去卖小报。连续几天，所有的大使、参赞、司长们几乎都被揪斗，要人人表态拥护“王八七讲话”，而认真表态的却寥寥无几。在那之前，周总理曾召集过一次会议，“当权派”也参加了。那是一次壁垒é?严的会议。造反派恐怕已得风气之先，周总理看来也不无预感，所以面孔显得威严。他环顾四周，突然放开嗓子说：“龚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往前头来坐下，你不是走资派，怕什么!听说你的家被3?了，拿走你所有的记录本，有这事吗？??3?走的立刻全部交出来，退还龚澎同志。”周总理指着另一个年轻人说：“你是头头，执行命令，退回3?走的东西。”不久之后，狂风几乎席卷了整个北京城，连续发生“三砸一烧”等外交事故。“王八七讲话”更是火上加油。在那以后，周总理对“造反派”的几次讲话中都曾沉痛地说过：“在社会主义中国，发生这种事故有失国家体面。外交大权旁落四天，闹了这样大的乱子。告诉你们，外交大权不能夺，外交大权归中央，??也不准违抗。”对于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四十八小时事件”，周总理曾检讨过是自己的过失，对其他事故未能防范也深感不安。后来我在整理“文革”材料时，才了解到所谓“四十八小时事件”的内情，??来是几个人商议好的卑鄙圈套。他们趁周总理极度疲劳，已上床就寝，送上“特急件”要他首肯批签。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伙人真是机关算尽。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恩来同志仍然坚守在外交战线这一重要岗位，毫不妥D?，所以才会有1971年以后我国外交方面得到的很大发展。1968年初，不少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大家也都盼望陈毅同志回外交部主持工作。于是有一部分中层领导??常在一起议论，想要用大字报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愿望。那些天，“当权派”们来往频繁些，在研究那张大字报的写法，其实这件事完全没有秘密可言，更无什么后台。过了些天，大字报写好了，签名的有91人。这就是后来说的“91人大字报”。不到两天，惊动了“造反派”，当然立刻给予ó?头痛击。??青等人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各个战斗队立时揪斗这91人，并且一定要揪出黑后台。声称“中央文革”传达了“最高指示”，说这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现行反革命罪行，矛头是直指“文化大革命”和伟大领袖的。一夜之间，阴霾密布。外交部两个大院都变得死气沉沉，只听见“造反派”吼叫之声。91人每天都要罚站十数个小时，非要说出并不存在的“黑后台”不可。也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同志召###议，把签名的91人都叫了去，当然也有“造反派”的头头。周总理开始先把这数十名干部严厉地批评了一通：“你们都要各自好好检讨，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至于是否搞阴谋活动，那要??过认真的调查核实。至于陈毅同志恢复工作问题，中央会考虑，你们这不是帮倒忙吗？每个人回去好好接受审查。但听说批斗十多小时，也不必吧。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嘛????”在“造反派”不断批斗、严厉审查91人期间，恩来同志借着接见外宾的机会，曾与几位参与其事的大使谈过话，了解了全都事实真相。这场风暴持续了许久，直到几年以后，毛主席出来说话了：这是红大字报，不是黑大字报，91人都是好的或较好的干部，这一段不小的风波才算结束。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同志们议论起当时的情景，对周总理关心和处理事件时的机敏和适度都深有感慨。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5）（三）1970年秋末冬初，我从外交部湖南干校回到北京。一天，我接到电话，可以去看望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我心情很不平静，??过那五年动荡的日子，真不知道有什么还能拾起来再谈的话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日，我踏进那所熟悉的院子，秋风萧瑟，显然比以往清静多了。进得门去，我看见邓大姐坐在一张较高的单人沙发上。几年不寻常的??历使她显得憔悴多了。但那熟悉的眼神依然炯炯发光，仿佛能洞察一切，包容所有。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不知该先说什么。刚坐下，恩来同志就进来了，他显得消瘦，但仍保留着谈笑自若的神态。他和我握手时，就好像这五年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轻松愉快地问我在湖南干校劳动的情况。当我说起在茶陵干校种茶采茶的种种事情时，他哈哈笑着说：好啊，那你们都要变成种茶采茶，至少是品茶的专家啦????他坐下来后，突然有所思，第一句对我说的是：“田汉同志1968年病故时，还是在押期间。”他带着那样无限惋惜的语气告诉我：“当知道他病势沉重时，已无法挽救了。”并感叹田老病危时，只有孙女儿园园曾去探望。说到这些事时，恩来同志脸色变得阴郁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不知该说些什么。恩来同志深沉地说，“田汉同志是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他的诗和词都写得十分好，《关汉卿》‘蝶双飞’更是一曲绝唱”。这时，邓大姐换了话题，突然问我：“听说你还写过我们的黑材料，有这回事吗？”我不无疑虑地说：“您两位相信我写过黑材料吗？”恩来同志笑了起来，说那是邓大姐在开玩笑。邓大姐又说到另一件伤心事：维世死去了，居然说是自杀身亡。邓大姐很愤??，这是极少见的，她从来都很能够克制自己。后来我又去看望邓大姐，向她谈及我写的这篇文章，她才详述了当时的情况：邓大姐曾接到维世被抓走前嘱咐妹妹写来的信，说她绝不自杀，相信党能主持正义。没过几天，周总理接到维世自杀身亡的报告，他立即批示：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但两天后林彪处送来报告，说尸体已火化，无法再查。那时，那伙人十分猖狂，是非颠倒，尽人皆知，但内在的尖锐复杂，是很难使局外人理解的。在恩来同志家里，一般我只坐一小时左右即起身告辞。那天，邓大姐却把我叫住说：“难得恩来同志今天有点空闲，应该让他换换脑子。没日没夜那么多烦恼的事，闲谈对他是最好的休息。”恩来同志问起文艺界许多同志的情况，其实我能知道什么呢？只是把造反派向我追问材料时透露的，小报上登的，加上道听途说的说了一些。恩来同志对一点一滴情形都听得入神，而且关切地追问。我可是十分不安，因为即使是那一点点，也只是耳闻，并未目睹啊。恩来同志问我是否遇见过曹禺，健康如何，精神状态如何？部队的作家怎样了？沈西蒙、陈其通、胡可，直问到刘川、漠雁。因为他对“前线”和总政话剧团的同志们特别熟悉，尤其关心。他又提到，听说连冰心都下放劳动了，巴金在上海地下防空洞搬砖。光未然的手臂曾??折断过，是否也参加劳动了，“作D?”其他的老同志是否去了干校????我什么也回答不上来，因为我已与绝大多数同志隔断了联系。只见他眼神显得忧郁了，常常陷入深思，并发出低低的慨叹。他突然又问我：“以群真的自杀了吗？”我肯定地点了点头，证实他已于“文革”初期故去了。从上海派来的外调人员也曾多次严厉地对我说过。恩来同志为这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共事多年的战友之死，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哀痛!几乎是所有能记得起来的人，他都问到了。最后对我说：“你从小报上还能看到点儿消息。那么多小报，我没空看，连我的秘书也没法看呀。”我吃过午饭离开他们时，恩来同志还特别叮嘱我，要我多关心文艺界的情况，多关心那些朋友们，有机会就向他说一说。那几年，他对文艺工作完全不管，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几乎隔绝了，但他心里却是时刻惦念着。1971年春天，我在外交部恢复工作以后，有较多机会见到恩来同志。记得就在那一年，英国著名记者格林先生来我国访问，要求会见周总理并作电视采访。周总理在前一天听取了有关格林先生的情况，其实过去已不止接见一次了，周总理要详细了解近况：格林先生最新发表的文章及作品的内容，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分析态度等。在采访现场，周总理从容潇洒，谈话的逻??性很强，语言准确。20分钟采访，回答了当时在国外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谈话记录由我们整理，两天以后，也就是格林先生离开中国的前夕，周总理突然把我和另一位同志叫去。他说，谈话中某些用语不够准确，特别是译成英文，可能引起不同的解释。他要再审英文稿，并和那位英文好的同志商量，共同议定用什么词句更为准确恰当。直到当天午夜，我们才把英文核定稿送到新侨饭店。格林先生又是激奋又是感动，他感叹地说，几十年做记者，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对人如此诚恳，对事如此负责。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6）恩来同志那时工作极为繁忙，日夜操劳，还如此细致地对待每一件具体的事情，这给我极大的教育。我同时又在想，这是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恩来同志的每一行动都格外谨慎。他也是时时处在逆境之中啊，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当然这样要耗费他几倍的精力。在这次接待格林先生的同时，我觉察到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在新闻单位工作的同志。虽然我对新闻界极不熟悉，但恩来同志却反复问到某些同志的情况，并告诉我，往后他接见外国记者时，要有新闻单位的老同志（指被“四人帮”揪斗的“走资派”，过去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来参加，名字要见报。我很快就理解了恩来同志的心思。“四人帮”打倒了各个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虽说那时也提出过“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但真正能出来工作的好同志又有几人？多数还在靠边站、等待。所以有一段时间里，“名单学”引起了许多人的重大兴趣：??的名字上了报，就意味着这个干部被“解放”了。那时新闻单位的老同志能出来工作的太少了，恩来同志在外事方面还有权威，即想到用这种曲折的办法让其他部门的干部尽快恢复工作。所以在接待格林先生以后，每次恩来同志接见外国记者，我都尽可能提出几个同志的名字由恩来同志衡量决定，甚至接见的消息稿，恩来同志都亲自审批，为的是不让总编室或其他人删改掉。有时恩来同志还亲自把陪同接见的新闻单位负责同志的名字，改写成副标题，以示重视。见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真难过，整个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恩来同志要坚持党的政策中还算正确的一部分，也要费尽心机。在那个年代，有多少革命老前辈、专家、学者、党的好干部被林彪和“四人帮”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等等。几年之后，不少老同志纷纷向恩来同志提出申诉：要求查清问题，要求给予适当医疗条件，要求恢复人身自由，还有各种特殊问题希望得到解决????这种申诉和要求的信件，??我转交的也不止百件，通过各种渠道送到恩来同志那里的恐怕就难以数计了。恩来同志虽然工作极忙，处境也是岌岌可危，但对这些申诉，都要亲自审读，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想方设法给予帮助。有一件比较特别的事，使我印象尤其深刻：荣高棠的大儿子乐天，出生在重庆最黑暗的年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父母精心关怀，终于长大成人。十年###中，孩子的身心都??受了苦难和折磨。大约在1971年冬，乐天心脏病复发住院。他妈妈管平写了封信让我转交恩来同志，要求身陷囹圄的荣高棠去一次医院，与孩子诀别。但过了好几天仍无音信，管平希望我打电话问一问邓大姐。邓大姐告诉我，恩来同志已??批准，并交给有关方面办理。因为乐天的生命已危在旦夕，我赶紧跑到恩来同志家求见。我见到恩来同志时，他极力忍耐着心中的纷繁忧虑，随即打电话给看管高棠的地方，叫他们立刻把高棠送到医院。他们全家已分散数年，重逢在那间小小病房里，乐天说话都已困难，只是泪流满面，全家痛哭。只过了一天，乐天年轻的生命结束了????几天以后，我又带着信件去见恩来同志，我尽量用平静的语调，简单地告诉他，高棠到医院见了乐天一面，乐天已去世了!看到恩来同志内心痛苦而又不愿表现出来的神情，我心中一阵阵难过。好像过了许久，我才把带来的信送到他手中。他怔怔拿着，又沉默久久，终于对我说：“让高棠父子见上一面都这样难，你都看见了。”他指指手中拿着的那几封申诉信，慢慢地说：“我知道，这些信你得送来，是受人之托嘛，而且每个同志都怀着多大的期待啊，我是十分理解的。我想你会看到一些了。‘解放’这批老干部，我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只有几分之一吧。现在管这些事的有六七人，只要其中某个人批上对此人情况不了解，这就得压下来。”这样的话是恩来同志在极不得已时才会说出来的。他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内疚与难过使我沉默了。随后他接着说：“这种情况常常周而复始，一两个月再轮一遍。有时要等上面特别点了头，才有可能解决。另外，有些同志则是在我说了话之后，受到更多的磨难????”书包网 www.niubb.net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7）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中南海。从干校回北京以后，我听到了不少，也看到了一些，恩来同志内心难言的苦恼，沉重的负担，绝不是他用表面上的神态自若，甚或风趣的言谈所能掩盖得住的。但他那样具体地受到那么多来自各方面的逼迫，确实是我所未能料到的。有几次我话到嘴边没敢说：恩来同志，你那样苦撑着何苦来呢？但如果他也倒下了，那么多干部，全国人民还能看到多少亮光？还有什么希望呢？在那些年月，我时时想起恩来同志那句话：“要顾全大局啊!”（四）1973年8月，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被派往加拿大工作。当时我们都感到高兴，因为可以暂时离开阴云沉沉，又风又雨的北京城。但也有点吃惊，因为下令不到一个月即去赴任，这是不大寻常的。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四人帮”急于打倒周总理，以便夺权，把一些他们认为与恩来同志较接近的人逐渐调走，这叫做“扫清外围”。离开北京前，我们全家去看望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这本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约定了的，孩子们很久以来就渴望这一天了。我记得那天，当我们要辞别的时候，恩来同志忽然慨叹地对孩子们说：“我第一次见你们，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当时大家都有点儿意外，都以为是听错了。我曾单独思忖过多少次：为什么恩来同志会有这样的感叹呢？发生了什么事，使他有不祥的预感呢？当我们到达加拿大不久，听到国内飘来一些消息：恩来同志已确诊患了癌症。“四人帮”知道他身患绝症之后，开始对他进行政治围攻，精神迫害。这位顶天立地的伟人，在怎样顽强地抵御着这一切啊！当年10月，我们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又返回北京。看见周总理虽然又清瘦了些，但神采依然，我们才又感到一点点宽慰。他不仅参加了会谈、宴请，而且还决定陪同特鲁多总理到河南洛阳和龙门参观访问。我们心中十分高兴，也许那些都是谣传吧。在龙门参观的时候，我走近他身旁，轻声地询问：“您这样繁忙，还来参观龙门，身体可好？”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而是告诉我，他从未到过龙门，能欣赏一下这样辉煌的民族文化遗产，是非常需要的。何况特鲁多总理是难得的朋友哩。另一天，我们一群人随同周总理去牡丹园，可惜花已凋谢。周总理问到那些年牡丹遭劫的情况，管理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整个园子的牡丹花，几乎被挖尽、绝种。最近才又从宾馆弄回一些，余下不到10个品种了。周总理难以抑制自己满心惋惜之情，回过头来问我：“你还记得《镜花缘》中武则天在上林苑炭炙牡丹后，又把牡丹贬来洛阳4000株吗？4000株恐怕也不是4000个品种。”他有点风趣地笑了。我默默瞧着恩来同志，觉着他对生活各方面的情趣和往常差不许多。我心里一直猜度着恩来同志心中有许多不快之事，这时倒放下了点牵挂似的。那几天，我们有幸能天天看到周总理。那期间我们也去看望过邓大姐，她并没有说起什么特别的事，但显然心情并不舒畅，言语不多，我们没好多问，怏怏地离开了她。在特鲁多总理访问中国的最后一次宴会之前，周总理接见了随同来访的加拿大及各国记者，一起照了相，然后回答记者的提问。周总理双手抱在胸前，微笑着站着：“你们怎么不提问呀？可以随便嘛，我是有问就答呵。”这一下气氛就热烈起来，闪光灯也开动了，数十名记者拥上前去，纷纷提问。周总理又说了：“不急不急，一位说完再请另一位说，好吗？”他逐个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当时我站在最后边，忽然听到周总理问：“你都认识这些记者吗？”当着那么多记者，周总理开起玩笑来：“这位夫人兼参赞，还是你们的同行哩。生在从来没有见过冰雪的地方，现在到了贵国，是个多雪之国，寒冷之国????怎么样，习惯得了吗？”我只好简单地说：“习惯，我很喜欢渥太华，也很喜欢雪。”周总理又说：“不仅要习惯，而且要入乡随俗。听说在加拿大，人人都会滑雪，给你个任务，在加拿大期间，必须学会滑雪。”记者们都笑了起来。学会滑雪没那么容易呵，我有些为难，也只好答应一声：“尽量努力去学。”他的眼光温和又炯炯有神地向我射来，好像他已察觉我对他有了什么猜疑，有意说几句风趣话使我们宽心似的。书包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8）在郑州送别加拿大总理之后，恩来同志和我们紧紧握手。这次一别，哪能料到竟是永诀!从此，他的音容笑貌，只在我的记忆中时时浮现，但却是那样清晰，那样明朗，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在眼前。（五）恩来同志病重以后，我失去了再见他一面的机缘，这是我想起来就悲痛悔恨的一件事。1974年隆冬，恩来同志已病重住进医院，那时我们刚好从加拿大回北京。但我在北京整整过了一个月以后，才有机会去看望邓大姐。那天我悄悄走进恩来同志的住所时，那本是我很熟悉的地方，突然变得生疏了。邓大姐默默坐在那把高背沙发上，神情抑郁。我坐下好一会儿，才开口问候恩来同志的病况，并请求让我到病院去探望，哪怕只有两分钟。邓大姐告诉我，已??太迟了，因为任何人要去医院探望，都要??过王洪文等人批准，是很困难的。邓大姐告诉我，恩来同志在医院还曾多次问起你们是否已回到北京????我好悔啊!怎么不早来看望呢!????日清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我在当晚10点多回到北京。到机场接我们的同志悄声地秘密告诉我，恩来同志不在了!噩耗使我们惊呆了！那几天在国外听到许多传言，而我们还希望，也相信这位坚强的人，能战胜病魔和恶人。回到家，我立刻想到应该去陪伴邓大姐，她一定很悲痛，她身旁唯一的亲人????我急忙跑到中南海西北门，自己打电话进去。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告诉我，邓大姐不想见任何人，她需要安静。这些天她太疲乏、太紧张了，往后她还有许多事要做哩。放下电话，赵炜跑到大门口。我们相抱悲泣。赵炜告诉我，大姐很坚强，在那些人面前，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身体也挺得住，叫我们放心。过了几天，在北京医院后门的一间小小房间里，停放着亿万人民敬仰的周恩来总理的遗体。那一天阴霾片片，寒风刺骨，等待着与总理告别的人们从医院前面直排到长安街。但只有手持特殊证件的人才能进去。被拦在门外的有多少人啊，他们号哭、悲泣、哀求全没有用。我站在那长长的行列中，冷却的心又燃起满腔??火。在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外交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我国驻国外的大使、参赞们，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心里很不平静。周恩来曾任外交部长多年，这里多数人是他的部属，对他满怀感情，为什么不能与他见最后一面？为什么不能去参加追悼会？大家难以抑制胸中的不平和愤??。一位大使当场痛哭起来，要求外交部单独举行追悼会，让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一个年轻的当权者居然说：“你们要拿死人来压活人吗？”气势汹汹，可把大家激??了。那位大使是个直性子，当即拍案而起，慷慨陈词。众??难犯呵。部长们又派人来解释：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参加追悼会，可以多派几个代表。并声称以后外交部再举行悼念活动。这才使大家悻悻散去。十里长街那动人心魄的情景，??能忘却？它表现了人民的悲痛，也表现了人民的力量。1976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我得到邓大姐的消息，去看望她。在公共汽车上，我神思恍惚，我还那么清楚地记得，邓大姐捧着骨灰盒慢慢走进灵堂的身影。她在追悼纪念会后，接见恩来同志的亲属和曾在恩来同志身旁工作过的部分工作人员，她殷殷劝慰那些过于哀恸的老战友????这同样是一颗伟大的灵魂!她以巨大的毅力，压制悲愤、哀痛，面对爱和恨，她是那样的沉稳坚强。当我走上中南海那段非常熟悉的路，走上有柳树荷花池的园子，我拖不动自己的脚步，我能对邓大姐——这位可敬的坚强战士，待我像母亲般慈爱的人——说出一句半句安慰的话吗？我走近大门，整个大院悄然无声。我推开那扇小门，直奔她住处的回廊。这时赵炜夫妇走出来，把我领入室内，也是悄无一人。邓大姐常坐的那把稍高的沙发是空的，这间往日洋溢着温情的起居室，空荡荡冷清清。赵炜指着大姐的寝室让我进去。邓大姐坐在门口靠里的小座椅上，一个人静静在沉思。我走进屋轻轻握住她的手，叫了一声。她抬眼看见我，泪水簌簌不断地落在我的手背上。她那冰冷的双手在发颤，我更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我真想说：“您痛痛快快哭一场吧，吐一吐胸中的郁闷吧。”然而没有，她很快平静了下来。我在另一把小座椅上坐下。我告诉大姐，天气转暖了，我们到天安门散步，看看老师和孩子们????邓大姐沉重地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办。这里静悄悄地无人了，只有老赵和小赵，他们帮我整理东西。我必须把恩来的东西，尤其是他批阅过的文件，安安全全地移交给中央，这是我的责任。”她哪有心想到过自己呢，她不忘的是人民对她的重托。这时赵炜走进来告诉我，邓大姐收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寄给她的信，不少人寄来钱，要为周总理建纪念碑、纪念堂。她都一一回绝，将钱退了回去。人民的爱戴使大姐的心暖了。大姐留下的纪念品只是天津数百名纺织女工每人一针一线缝起的一件棉衣，她们说这是女儿们缝制的，留下这点心意吧。邓大姐收下了，拿出较大数目的钱，寄给她们，感谢她们，鼓励她们。啊，这就是我们廉洁奉公，毫无个人私利私欲的革命老一辈!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9）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又来到西花厅，向邓大姐辞行。她正在周总理的书房和办公室帮着整理书籍文件。她的精神在亢奋中，掩盖了极度疲乏的脸容。她告诉我，文件已??清理就绪，等着中央派人来清点。交接清楚后，她就可以放下最大的一件心事了，她怕??青一伙会下毒手或滋生事端。我倒是带着一种兴奋对她讲述天安门的情况，她好像知道，但又显得闭塞。这所院子曾??住满了人，那时多么热闹，而此时又是多么凄凉!没有多少人来向她说点外边的事情。但她听着这些却眉头深锁，脸色严峻，无半点高兴的样子。我向她辞别，她伴我走到廊子外边，走下两级台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紧紧抱着她瘦弱的身躯，眼泪湿透了她的肩头：“大姐，您一定要保重呵，明年我们就回来，一定要再见。健康就是一切，保重啊。”我觉得自己在喊叫，我要笑着说这些话，我相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邪恶。我感到大姐的身体在颤抖，她也是在笑着的，和着泪水，夹着哭声。我不忍心再次回头看她，奔出了那熟悉的大门。4月4日，孩子们大清早拿着照相机走了，早饭前我也悄悄乘上公共汽车到前门，然后又绕回来。天呵，北京的人都挤在这儿了。人们的脸色是庄严肃穆的，坚定的。在互相的对视中，似乎感到了心与心的碰撞，此处无声胜有声啊!不到9点钟，我回到家里，正巧接到政治部的电话：“呀，你在家!”接着查问我的家人是否都在家，并命令全家不得去天安门，说这是为了保卫工作的需要。不到12点又来了一次电话，又要我清查家里的人数，孩子们是否全都在家。不到几分钟，我听到赵炜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她问我什么时候离开北京，其实这是她早已知道的。接着又说：“你来看望邓大姐没有谈到周总理的治疗情况，什么也没有谈吧？”听着这些话我一时懵了，随即我就完全明白，大声回答她：“我只是向大姐告别，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谈过。后天我们就离开北京，清晨6点就离开，我什么也没有谈过，什么也不知道????”天呀!这是什么样的讯号啊。邓大姐那里的空气一定十分紧张，她受到了无形的重压。我心中充满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周恩来同志这样一个无私的伟大战士，半个多世纪，备尝艰辛，死而后已，在长期病痛直到弥留之时，都没有听到一句慰勉的话；他与世长辞了，留下的唯一的亲人，这位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尽沧桑，为国辛劳的革命者，也没有听到一句慰藉劝勉的话，那群魔鬼们，却把巨掌向她压下来!4月6日，我们在东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的警告声，对###作了颠倒黑白的报道，把觉醒的群众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进监牢，还居然把已被打在一旁的邓小平同志当做黑后台。一切还在颠倒，颠倒!我们心中特别惦念着邓大姐的安危，她会再遭到风暴的打击吗？（六）一切又回到1986年5月中旬的那一天，邓大姐送走了日本朋友，回过头来，她抚着我的手，突然对我说：“去年我回到重庆，对曾家岩的工作人员谈起一件对??也不曾说过的事，就是关于你的，我们大家的那个孩子的故事，你没有忘记吧？”我头脑中一闪，连忙回答：“我没有忘记那个孩子，倒也从未对人谈起过。”邓大姐又说：“这也不是小事，这可以说明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啊。”这位垂暮之年的革命家，竟然没有忘怀45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这怎能不使我这个当事人深深动情！1941年隆冬，重庆下了一场大雪，这在山城是极少见的。那天我约会一位朋友，所以大清早出门。刚踏出门外，忽听见微弱的婴儿哭声，而曾家岩那小小??巷并无一个行人。我正觉着奇怪，哭声又从近处传来。我俯首一看，就在我们50号的门前那小石墩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用毛巾包着的婴儿。我猛然一惊，又不知所措：是??把婴儿弃在我们的门口呢？我犹疑片刻，就把婴儿抱进门去了。进门碰着勤务员小李，问我抱着什么又回来了。我告诉他是穷人弃下的孩子，门外太冷就把她抱回来了。并让小李拿条被子把孩子裹上，我又匆匆赴约去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10）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赶回家来，这时大家正围着那个拾来的孩子，大概已有一个同志给她喂了一点米汤或糖水，小小的眼睛已??睁开。大家正在议论该如何处置这个弃婴，有同志说，可能有什么政治目的，应该警惕，最好交给警察当局；有的说不宜收养，否则以后婴儿都放在我们门口，成育婴堂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说不能让这孩子冻死在门口不管啊。人家偏偏放在这里，也许正是认为共产党才能给她活路吧。这真是让大家犯愁的事，那时住在曾家岩的女同志，除了邓大姐和晓梅同志之外，就只有三个未婚的姑娘，男同志又都是单身汉，??能养活这个孩子呢？这时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走进门厅，见大家围着个孩子，又听见大家议论纷纷，他望了一眼邓大姐，像是征求大姐的意见，回过头来再问大家：“婴儿既是放在我们门口，也许真是她父母无奈中的一片心意。你们??愿意领养这个孩子呢？”我带着迟疑的声音说：“我愿意，可以吗？”邓大姐和恩来同志微笑着点点头，说：“为孩子领一份津贴吧。”刚才大家七嘴八舌，这会儿都高兴起来。曾家岩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同志们分别寻找一些旧花布衣裳，为孩子改造成小被子小棉袄。天晓得，我们三个姑娘，??都没有抚摸过这样一个小小婴儿哩。在忙忙乱乱中，总算平安地度过了一星期，孩子的脸色也开始有点红润了。我们给她起个名字叫小幸。因为她是幸福的。但我们工作整日繁忙，常常外出，抚养这个孩子总不是办法，于是大家商量决定，把小幸寄养在当地老乡家。我立即四处奔走找熟人，托朋友，终于在化龙桥到沙坪坝的路旁，找到一户只有夫妻二人，无儿无女艰难度日的村民，他们很愿意代养我们的小幸。我说自己就是孩子的母亲，因为工作忙不能自己抚育，我将每月送钱给他们，衣服和营养品我也会送来。每隔十天半月，我都去看望小幸。转眼过了半年，小幸虽很瘦小，但活泼可爱，咿呀学语，很讨人喜欢。我每次去看望她之后回到曾家岩，都得向大家汇报情况。不料祸从天降，由于山城频受空袭，气候也乍寒乍热，小幸得了肺炎，那户贫苦人家没能及时带去治疗，待到我去看望时，孩子已高烧昏迷两日了。我即刻把孩子抱到医院急救，只挨过一晚，就离开了人世。小幸的夭亡使曾家岩的同志为之嘘唏感叹不已！邓大姐在45年之后，忽然又提起这件事，她没有忘掉不幸的小幸。我们又怎能不为今天真正的幸福而高兴呢。多少革命者奋斗牺牲，不就是为了换取今天吗？一些与邓大姐和恩来同志相熟的人，有时谈论起来都为他们两位没有孩子而感到一点儿欠缺。这种谈论偶尔被他们听到了，这两位总是哈哈大笑地说：“为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有千千万万，我们都爱。”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过孩子。记得在1940年秋季，邓大姐的母亲曾对我说起过，邓大姐曾??有过孩子，那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疯狂追捕、屠杀革命党人，邓大姐第一个孩子正要降生，但由于生活极端紧张，不稳定、缺少医生，更无医疗条件，这个婴儿没有降生到人世就夭亡了。从此邓大姐也不能再生育了。但这件事他们两人从不谈起，也从未因此而感到遗憾。他们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而他们内心那为父为母的慈爱之情用在更多更多的孩子身上了。在重庆红岩村，荣高棠有两个孩子，叫乐天、乐妹，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就自称大乐天，有空时就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还有许涤新的孩子小火车，还有我们的小幸，他们都喜爱????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对年轻一代也是关怀备至，对我们这些在他们身旁工作的青年人的一星半点长处，都给予鼓励，若有缺点则是谆谆教导乃至严格批评。他们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又以父母般的热情与爱心去爱护青年人，是他们的行为感染了他们身边年轻的一代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曾有过许多善意的流言：说这个或那个青年人是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的干女儿。也曾不止一个同志问我：“听说你也是他们的干女儿么？”我先是客气地笑笑，然后总是严肃地声明：根本不是，而且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事。据我所知，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对许多革命烈士的子女体贴入微，用长辈的感情培养教育他们，因此也获得了这些青年人的敬爱，有时甚过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本来是人生中极小的事情，那些传言在我心中不知怎么的，总有一种亵渎之感。我，我们那一代青年人，对革命老一辈的崇敬心理，是出自共同的伟大理想、共同的事业。人与人之间那么一点点即使是真正的血缘关系，其实也是微不足道的，倘若再蒙上一层世俗的概念，那将近乎羞辱了，还是全部把它抛弃吧！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1）在外交战线上我是普通一兵，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外交工作不过几年，但有些事却常常牵动我的思绪，久久难忘????（一）我初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已是“文革”中期。不久后的一次任务是参加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接待班子。大约是1971年五六月间，我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第一次召集我们到4号楼开会，宣布接待任务，并随即宣布保密纪律：这次任务不许向没有参加工作的任何人透露。我们住进钓鱼台4号楼之初，偶尔可以请假回家取些换洗衣物，但不久就完全不许外出了，除非有特殊任务。集中住在那里的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尽量全面翔实地了解美国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外交方面的，包括尼克松总统的思想与性格，当然也包括基辛格本人的理论、思想及性格。叶帅具体领导这项工作，??常到4号楼来了解大家的工作情况，并加以指导。6月以后，周总理也几乎每天晚上来听取汇报并和大家一起讨论。后来工作更加紧张，除了研究业务，还要准备具体接待工作。那时，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拟定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的内容，包括议题和我方观点及如何阐述我方观点，还要草拟基辛格秘密来访公告以及准备以后尼克松来访事宜等等。有一段时间，大家常常讨论到半夜。本来周总理的身体很好，但“文革”期间过度劳累，身体逐渐有了毛病。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告诉我，周总理那时心脏不大好，平常稍憩时都不躺在床上，而是斜靠在沙发上。大家讨论过的提纲或某些内容都必须及时向毛主席汇报请示，毛主席指派了外交部两位干部为联络员，在钓鱼台参加工作，有什么需要请示的，大多由联络员去，周总理就在他的房间里靠在沙发上等待，有时从午夜等到清晨三四点。联络员一回来，周总理立刻召集大家到会议室听取指示，然后修改甚至重新讨论再重写。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所以在准备阶段，周总理对此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周总理对美国情况向来都十分关注，他??常利用报刊、书籍以及接见来自美国客人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记得1971年5月，一位美国朋友威廉?欣顿（中文名字韩丁）正好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即利用这个机会，召集了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专家和朋友，如寒春、阳早、柯如思、艾特勒、马海德等到人民大会堂，共同研究关于美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济发展、工人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影响等情况。周总理非常真诚地、仔细地倾听每个人的谈话，特别是刚从美国来华不久的韩丁，周总理不断地向他提问，有时还发表些议论来引导大家畅谈。总理还特别提到如果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对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左”派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放松自如，畅所欲言。当时有几位朋友认为，美国总统访华对美国“左”派运动肯定有很大打击，也有的认为有促进作用。总理诙谐地说，美国总统来之前，许多美国朋友不都可以先来吗？这也是有好处的嘛。周总理对世界发生的事态都十分注意，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时刻都在研究观察。这次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关系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转变的大事，当时国内情况正处在非常复杂的时候，所以周总理对有关的事情都是慎之又慎，与基辛格会谈的内容、阐述的方式等都反复斟酌后，才由某个同志写成文字材料送毛主席审定。周总理和基辛格会谈的时候，不像基辛格那样带着有半尺厚的材料和发言稿，周总理习惯于先熟悉总的会谈方针，成竹在胸，然后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会谈。第一次会谈是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5号楼进行。在基辛格到达的当天中午，周总理从陪同人员处已得知基辛格颇为紧张，且有顾虑。因此，周总理准时到达，带着亲切的笑容与站在门口相ó?的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洛德等一一握手。坦率而热情的握手，使得本来拘谨的客人很快放松了。周总理陪着客人进入一楼的大客厅，请他们在已摆好的长桌旁坐下。他没有立刻把手中拿着的卷宗打开，而是又重新再认识一下每位客人。当再次和洛德对话时，周总理带着高兴的语调说：您的夫人是中国女士，这一次您是来到岳丈大人的家了。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会谈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这时，周总理才对客人表示欢ó?，然后请基辛格先发言。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2）谈判中，周总理渐渐深入正题，在阐述观点的过程中，逻??清楚，态度从容，入情入理，完全征服了对方。基辛格在以后曾多次说过，周恩来是他曾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我想总理的这种魅力，并不仅仅来自于他敏捷的才思和超人的记忆力，更是源自于他长期对世界战略的研究和??验的积累以及独到的分析能力。周总理自身渊博的知识和对我国外交方针路线的深刻理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一个没有深厚根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能做到那么挥洒自如的。周总理对接待像基辛格一行那样非常敏感的客人，尤为周到细致。他特别交代我们，在外宾的居室里不要放任何宣传品，仅放英文的参考消息。我们出版的中、外文报刊，只放置在门厅、客厅、休息室等公共场所，由客人自由取阅，也可以随便取走。周总理认为，如果把宣传品放进居室，就有点强加于人了，不放是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总理还具体指示，在客房中放的烟、茶、糖果等每天要换。我们发现基辛格一行抵达的第一天，房中的东西没有动，周总理知道后说，照样放上。第二天，我们就发现烟和糖都少了许多。他们走后，室内的糖果竟一扫而光了。大家笑着议论，客人是来时摸不清底细，不敢乱动；走时心情轻松愉快，行动也就随便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遇到洛德夫人时，她告诉我，他们当年带回来的糖果，都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了亲朋好友，因为他们的亲友有20多年没有尝过直接带回美国的中国物品了。周恩来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确实异常繁忙，而对具体小事却从不忽略。曾有人认为这是“事务主义”，抓小不抓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此倒有客观深刻的理解，在他的回忆录《领导者》中特别提到这一点说：“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又说：“就周而言，‘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这句箴言确实有道理。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总能够看到é?林。”（二）1971年，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国是公开来访，为尼克松1972年春天来中国访问做具体准备工作，为尼克松访华准备联合公告等事宜，来访的地点决定去上海和杭州，同来的有总统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关于地点、航行、汽车等事由外交部礼宾司负责D?商解决，而关于新闻记者及新闻发布则由新闻司负责。由于我从准备基辛格秘密访问就参加了接待组，这次也顺理成章的由我代表新闻司与齐格勒商议新闻发布有关事宜。尼克松总统来访时，因为不能间断与美国的联系，所以美方要带来地面卫星，以便随时可以和美国联系。我国当时还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因为卫星站主要是通讯联络，所以我方除了新闻司参加谈判外，还有邮电部的申光，但第一次会谈后即改由刘澄清具体负责。齐格勒手下也有个新闻和通讯小组。在第一次会谈后，我们了解到，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美国记者来采访的人数和接待，另一是卫星站的设置问题。因为采访记者人数比较容易解决，所以，第二次会谈就先解决这个问题。美方提出，500名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总统来访，另外还准备邀请其他西方记者，如英法等欧洲记者100名。我们听后很是吃惊，哪里有这样庞大的记者团？中方认为无此必要。美方却认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世界政治形势发展趋向，必须扩大宣传。然而在中方看来，中美关系解冻固然是件大事，但也不能因此为美国造势，还要顾及第三世界人民的感受，而且接待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对我们来说也实在难以承担。双方为记者团人数争议半天，未有结果。会后我们在接待组和新闻司研究，认为美国记者团只能限在300人以内，其他国家记者来访由我方自行解决。方案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美方也接受了，最终来访的美国记者有288人。关于建立地面卫星站，美方要求在机场附近设置地面站，只要我方同意并指定地方安放设备就可以，相关的具体事宜由刘澄清再与美方商议。我完全是外行，只坐在一旁听就是了。但这件事关系重大，在外事活动中还从未遇过，所以我们提议暂时休会，等我们研究后再讨论。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3）我们谈判小组??过全体商议，决定即刻向周总理汇报并请示意见。很快，我们和周总理见面，把情况详细报告了。周总理稍作思考，随即对刘澄清和我说，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美国把通讯卫星安放在我国境内，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必须要妥善解决。你们谈判时必须申明立场，美国卫星站不能设立，尤其是不能由他们来主持和运作。周总理又沉思一会，想出一个方法说：你们下次谈判时，首先要阐明立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严肃事情，然后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买下美方的设备，由我们来主持，只需要他们传授一些技术给中方人员就可以了。在第二次谈判时，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提出这一立场和要求，齐格勒当即回答，你们要买下这套设备价格非常昂贵，需要数千万美元，而且你们在天空也没有通讯卫星，地面站用不上啊，你们再考虑吧。在会谈休息空隙，我立即给周总理办公室通电话呈报情况。周总理随即指示，目前买地面站可能有困难，可以提出租用，这就是和美方做买卖，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租用期间主权属于我方，运作也属于我方，租期15天（其中包括安装和拆卸）。会后你们再具体研究。于是我们提出租用方案，否则就不安装了。美方也无理由拒绝，提出租金也需300万美元至500万美元。我们表示第二天再决定。晚上，周恩来总理再次召集我们开会，大家都感到数百万美元还是太贵了。周总理提出，先不管钱多少，我和你们共同来计算一下，按国际现在行情，每使用一次按时间收费是多少美元，同时还可以估算一下，数百名外国记者加上官方使用都要收费，这样计算一下，租金百万美元，我们能收回多少。于是我们先从邮电部了解了收费标准，然后分别估算数百名记者可能使用的次数，估算了租用时间，再计算中方在租用时间内可能收回的成本。周总理和我们在紧张地计算，最后大致算出，我们可能收回100万美元以上。周总理??过一番思考，当即决定，可以用100万至200万美元租下地面卫星站，让美方人员培训我方人员操作，这样，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些先进技术。以我为主，即使花掉一些钱也值得。第二天谈判，美方基本同意我方的方案。他们离开中国时，双方都感到满意，通讯人员之间还建立了友谊。（三）1973年春，墨西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久，埃切维里亚总统即到中国正式访问。4月19日，埃切维里亚抵达北京，周总理到机场ó?接。那时，我们的欢ó?仪式都比较隆重，在机场内有上千名青少年载歌载舞表示欢ó?。当周总理陪同埃切维里亚总统乘坐的汽车行至天安门广场时，数千群众挥动花束彩带，情绪很是热烈。埃切维里亚总统要求从汽车上下来，走向群众。周总理陪同着向群众中走去。鼓掌、握手，他们和群众融和在一起。埃切维里亚总统很兴奋又非常感动，他说中国政府得到人民如此爱戴真是难得；人民群众对外国客人很热情、很有礼貌，中国人民确是可爱的人民。总统夫人与女青年们热情拥抱，她向陪同人员说，墨西哥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热情好客，使我感觉像是回到家里一样亲切。对这天的接待，保卫工作人员提出了意见，认为让外国元首和我国领导人下汽车走到群众之中，不符合安全保卫的规定，给保卫工作带来被动与困难。周总理为此也曾说过，我们不是主动要这样做的，但客人一定要下车，也不能硬阻拦。最主要的是要相信群众，并对群众??常进行教育，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遵守纪律的作风，而不能完全采取防范的态度，更不能粗暴。埃切维里亚总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他访问上海的时候，参观市容，步行到南京路上最热闹的地段，忽然走入一家餐厅，声称要和中国老百姓共进午餐。这使上海的保卫人员大为震惊，手足无措。好在北京随同前来的工作人员已有??验，就让这位总统在南京路上一家“人民餐厅”吃了顿午餐，使得这位总统非常高兴而且念念不忘，同时也成为当时随行采访的100多位记者报道的最佳话题。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4）墨西哥与中国虽然相隔遥远，但两国人民之间一直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建交后，埃切维里亚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墨西哥总统，因此除了增加相互了解、进行沟通、建立高层的关系外，还需要给墨西哥人民，尤其是各方人士带回去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埃切维里亚总统与周总理会谈中，双方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与观点有许多方面通过讨论达到了共识，如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霸权主义等等；也有某些问题双方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对战争与和平趋势的估计上有分歧。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朋友，绝不强加于人。周总理认为我们的观点不为对方接受时，最好的方法是求同存异，??过一段时间，各自取得??验也许终能取得共识。在两国双边关系问题上，如科技、体育、文化交流、发展两国??济贸易方面，按当时的情况条件并不成熟，但由于墨西哥方面比较迫切需要签订一些D?议，周总理??过认真考虑，认为体育、文化的单项交流，可以签订D?议，关于发展两国科技和??贸则签了意向性D?议，还发表了墨西哥总统访华共同声明。埃切维里亚总统感到十分满意。这是访问成果的体现。随行记者向世界各国及墨西哥国内作了充分报道，影响很好。周总理常常对外交工作人员讲：我们做外交工作就是国家之间能够坐下来对话，交换看法，互相补充，互通有无，有时可能分歧很大，进行争论，互不相让，这是正常的，??过谈判达成共识，各自达到满意的目的，这是外交上的成功。倘若达不到共识，争论不休，分歧很大，那也是正常的。我们要坚持??则性的斗争，但也要讲究斗争艺术，善于听取并理解相反的意见，不要把话说绝，而是要处处留有余地，这是外交谈判最应掌握的。我曾多次参加周总理会见外宾或是高层谈判。他总是采取真诚、平等的态度，即使是完全对立的意见，他也总是心平气和，从不表现出傲慢或是咄咄逼人的态度，而是以理、以礼相待。客人离开的时候，即使没有解决问题，心情也是舒畅的，留下的记忆也是美好的。我想这也许就是周恩来总理使人敬重和难忘的魅力吧。（四）周总理不仅对国家元首的接待工作考虑非常细致周到，对接待一般外国朋友也是一样。他总是为对方着想，满足对方合理的要求，使他们处处感受到每一次来中国访问都有收获，不虚此行。1970年，我从湖南省外交部“五七干校”回北京，分配到新闻司工作，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件具体任务是接待一位美国作家韩丁。这位韩丁先生不是第一次来中国。早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就曾到过西北解放区，并且参加过土改工作团作调查，写过一本书《土地》，并已译成中文出版。这次再来中国，他准备写《土地》的续篇，所以他提出一些要求，使我们感到比较难办。他一定还要去当年土改过的地区，而且要去那个村庄，要找到当年村庄的支部书记和支委会的成员，还要找到被批斗过的地主，找到当年为他作??译的同志。从1947年到1970年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农村??历过多少事，有多大的变化，要找回??来的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新闻司的同志曾几次和韩丁先生谈话，希望他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改变一下他的计划。他毫不理会。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打了一个报告，层层上呈，直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找我们去他办公室谈话，说韩丁先生的要求也有合理之处，应该尽可能满足这位朋友的要求。他当年的??译戚云已病故，可以告诉他；至于找??来去过的地方和人物尽量满足吧。总理指示我具体去办：去一趟晋东南打前站，找地方也找人。于是，我和美大司一位小孙同志立即出发去山西。抗日战争期间，晋东南是我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和游击区，八路军总部也设在那里。而晋东南的长治市，“文革”期间是全国闻名的小商品生产批发的主要城市，临近河南省北边。我和小孙立即整理行装坐上火车先到了山西省会太??市。当时省外事办已??基本没有办公机构了，由省委宣传部接待。我们向宣传部的负责人说明??由，他们很快就安排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去长治市（地委专署所在地）。从太??到长治相当遥远，即从山西省中部直到南端，公路是有的，但许多路段年久失修，估计最快也需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山西省委派了一人陪我们前去。沿途我向他介绍了详细情况，并说明是周总理的批示，尽可能满足外宾的要求。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5）长治专署指定一位李副专员专门负责。据韩丁说他当时在晋东南参加土改工作的村子名张庄，离当年白求恩大夫住过的地点不远，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一点线索寻找。在广大农村地区，叫张庄李庄的不少，因为有老支部书记的名字，还有一位当年的民兵队长还很年轻，或许能寻找到。第二天，我们四五个人吃过早饭就开始走上寻找的路程。真是天公不负有心人，第三天我们居然找到了这个张庄。??支部书记老张头居然还健在，那个年轻的民兵队长现在当了村里的负责人。我们真是万分高兴，就在张庄待了两整天，了解详细情况。老张头居然还记得韩丁当年确实曾??在此地参加过土改，斗地主，分浮财的事情。在晋东南，这个小村子不太贫穷：村民不住窑洞，而是有的住砖瓦房，有的住土坯房。房子还算整洁，就是粮食非常短缺，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两粗粮，村民（包括中农）的粮仓都空了。为我们和村委会商议时，他们极不愿意接待这位外宾。我答应回北京后报告上级再作决定。我和小孙赶回北京，立即向总理汇报了情况，建议最好不去张庄，那里条件太差了。总理思考片刻，还是决定让韩丁全家（他的夫人小孩共五人）去张庄，并吩咐我立即再去张庄准备接待韩丁一家。他把他的秘书叫来，让给山西省委打电话，让长治专署给张庄村民发粮食，每人每天一斤计算，共发一个月，并让小孙监督此事。周总理说，难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让外国人参观、了解吗？第二天，我单独一人再去太??。因为赶时间，省军区特别调一架安-2飞机送我去长治。说起安-2飞机，现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飞机很小，驾驶舱和客舱在一起，只有驾驶员和我两人同去。他问我怕不怕？虽然我心里很忐忑，但只能当好汉了，表示：不怕!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往下看什么都清清楚楚：树木、房子、田野????我全副武装，戴着飞行帽、眼罩，穿着棉大衣什么的。飞机发动机的隆隆声把我耳朵震聋了。飞行了五个小时，到达长治市时，还不错，我下了飞机站得稳稳的，只是什么都听不见。当晚，地委副书记陪同我到达张庄。我睡在老张头家的炕上，还像是在安-2上，晕晕乎乎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召集村委会，告诉他们外宾要来张庄作调查，国务院已??决定由省委调拨粮食给村民。我们立即开始筹备，首先要解决来宾的住房，要做村民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并说明到时我本人将陪同外宾一起住在张庄，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着办，这下村干部似乎放心了。我们开始到全村各家探访，主要是要找到可以安排韩丁一家四口的住处，同时也向大家宣传一下外宾来访的注意事项，好在村中有几个老农民还记得韩丁，我也觉得心里有些底。但房子不太好找，如果让村民让出房子给韩丁住，那不妥。村子总共也就40多户人家，两条交叉的小街。最后村负责人想起在村头有一座旧的天主教堂，??来有牧师住过，有三四间房子可住。我们立即过去，房子比较完好，韩丁一家、??译、陪同都住得下。于是决定让韩丁他们住天主教堂里面。我请村干部立刻打扫清理，找来木板架上几张床，弄张桌子几个板凳就行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紧回北京了。周总理直接听取了我的汇报，作出决定，让韩丁去晋东南张庄体验生活，指定我为主陪，还有美大司小孙、??译邢绎。随后总理又思考一下，决定在韩丁一家去山西前，接见他全家，并请外事秘书做准备。我也赶快通知邢绎等人去张庄，可能要去一两个月吧。去张庄之前，周总理召集大家开一个会，秘书告诉我，是与韩丁等人见个面，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正是“文革”中期，红卫兵之乱刚过去，正在搞大联合，恩来同志非常忙。见面定在晚1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到达会场时，已坐了两三排近20人，仔细一看都是美国朋友。我认识的有寒春、阳早（韩丁的妹妹和妹夫），卡玛和阳阳（韩丁留在中国的子女），还有马海德大夫以及一位美籍老作家等。钱秘书告诉我，因为周总理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些朋友了，趁这个机会一起见面谈谈。我在后边坐下。韩丁的夫人是南美圭亚那人，为人朴实谦和，生了两个小男孩，也一起到中国来了。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6）周总理准时到达福建厅，和在座的朋友亲切握手，然后微笑着坐下来，向各位问好，并歉意地说：“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忙，许久没有和诸位聚谈，非常抱歉。今晚因为韩丁先生一家人又来到北京，并且明早就去晋东南体验生活，所以一并请大家来聚谈。总理先向大家介绍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说到国际形势，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谈到中美关系，那时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已秘密来访，尼克松总统也决定访问，但双方还没公布。总理问韩丁，如果有一天中美关系改善，美国总统来访问中国，你有什么看法呢？美国进步人士或工人阶级会如何反应呢？韩丁是左派代表人物，立刻表示：一是美帝国主义头头不可能来中国；二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不赞成帝国主义头目来访问，中美两国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根本没有可能和平相处。他发言相当激昂。接着，几位美国朋友发言，他们虽然语气较温和，但大部分朋友认为中美关系很难改善。总理听了这些发言之后，讲了话，主要是从国际大形势说起，当时是大三角（中、美、苏）在国际上起作用，但可能会有新的情况出现。他仔细分析了美国的情况，还特别感谢美国朋友提供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其实，总理是在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担心如果形势发展了，这些美国朋友思想跟不上。座谈会开到凌晨4点才结束，周总理和美国朋友一同吃夜餐，其实已??是早餐了。最后总理与韩丁握手告别说：到了晋东南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通过陪同人员向他汇报，也可以随时回北京来见面。会见后的第三天，韩丁夫妇二人和两个小男孩，还有大女儿卡玛从北京出发去张庄了。（五）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是中国的老朋友，她父亲有中国血统。她曾??写过许多有关中国的书，在世界各国都颇有影响，对宣传新中国有不少贡献。“文革”期间，韩素音多次到中国访问。大约是1969年她来访问时，周总理接见了她，并谈论了不少有关“文革”中的情况和问题，她表示要写一本书介绍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周总理表示十分支持，使她很顺利地到中国许多地方，包括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收集了不少材料。1971年，韩素音再次来访，带来了她的新作《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初稿，请陪同过她的朋友们阅读，征求意见。作为一位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有那样的观察力，并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应该说是颇为难得的。但使我们这些先读到书稿的人最为难办的是，书中用较大的篇幅写了林彪，材料当然多来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那些材料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由林彪等人制造出来的，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那时又恰值“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这些材料传播出去当然不好。我们很快把情况向周总理汇报了。周总理也颇觉为难，因为那时“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在国内知道的人尚不多，对国外还是绝对保密的，而且对外一时也难以说得清楚。此外，周总理考虑得最多的是，如果这本书的内容不修改，对韩素音本人最为不利。因为她是国际上知名的作家，又被认为是最熟悉中国情况的专家。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她的书中还对林彪做那样描述，将有损她的声誉。总理考虑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韩素音主动修改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周总理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在韩素音第二天去成都、西安、武汉等地访问时，由我和另一位同志陪同。周总理亲自向我交代，沿途和访问休息时，让我和韩素音多谈谈国内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有关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况，告诉她在“文革”期间收集到的许多材料都不可靠。也可以侧面地多谈谈林彪。她的书稿让我看了，所以也可以适当地结合她的书稿谈点意见。周总理的指示非常细致又具体。但我是否能影响韩素音则是另外的难题。虽然我已??几次陪同她到外地，还算比较能交谈的。但她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而且她已??是位成名的作家，自信心很强，有时近于固执。我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路途和访问中与她交谈。一般说来她还是愿意听的，但当我谈到她书中的某些材料有失实之处时，她就大不以为然，有时还争辩起来。一路上她没有表示要修改书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7）我们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北京来了长途，周总理亲自和我通话，询问韩素音的情况。我如实做了汇报。周总理像是料想到似的，明确地告诉我，在她离开中国前，要把“九?一三”事件的基本情况告诉她。这样如果她到香港或美国以后听到什么消息，也能有精神准备了。韩素音恐怕是第一个了解“九?一三”实情的外国人。我在武汉飞往广州的飞机上对她谈了“九?一三”事件的情况。她非常吃惊，始终沉默着。我一直送她到深圳，在罗湖桥畔，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告诉周总理，她非常感谢总理对她的信任和帮助。后来，她的书在出版时作了不少修改。周总理去世多年以后，韩素音撰写了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专著《周恩来和他的世纪》，文中充满了她对周总理的崇敬与真挚的感情。她在序言中写道，“本书试图公正地表明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心里权衡的是所有政策和行动的最终目标。特别重要的是：他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对他治理的国家负责，要对他的人民的切身利益负责。为此，他受到了全世界的钦佩和尊敬”。“时至今日，想起他，想起当时我们会面的情景，我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六）1973年8月，我们得到通知，章文晋被任命驻加拿大大使，我亦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我们离京赴任前的一个星期日，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让我们带着孩子们去西花厅，周总理和邓大姐要见我们。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孩子们，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早在“文革”前周总理曾说过，要在西花厅接见我们全家，包括文晋的父母。那天下午4点，我们带着四个孩子准时到达西花厅，邓大姐很高兴，和孩子们一一握手，老大年幼时她曾多次见过，还是邓大姐给起的名，叫“百家”。这天见面，她拍着百家的手臂说：你长得这么高大了啊!我倒想起你还是瘦弱得像只小猫似的。邓大姐招呼我们坐下，和孩子们谈起“红卫兵”的情况。不一会儿，周总理从外边进来了，他对文晋说，我今天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和孩子们见了面，你的父母只好等以后再说了。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见过周总理这时的脸色，那样疲倦。当他和我握手时，我禁不住说：您很忙，真不应该来打扰。周总理却说，对孩子们我是必须实现诺言的。走到孩子们跟前时，周总理高兴起来，孩子们都长大了。他拍着大孩子的肩头说：“你是百家吧？长得很健康嘛。你这条命是拣来的哩，知道吗？”总理又逐一地问了孩子们的名字和兵种，高兴地说，有文艺兵、卫生兵，还有侦察兵。不错呀。当得知百家在总政文工团工作时，周总理饶有兴趣地问起文工团的近况，问起这个单位的领导，其中一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剧作家，还有延安时代的作曲家、指挥，还有导演、歌唱演员，以至年轻的舞蹈演员。总理记着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创作和演出。总理说，我现在不管文艺工作了，但你们单位我很熟悉，也很关心。你把我的问候带给他们吧。你是文艺新兵，青年人，要努力学习毛主席思想，深入工农兵。老一辈为你们开创了道路，今后还靠你们年轻一代走下去。记住要努力学习，要革命一辈子！当卫生兵的女儿是军医大的工农兵学员，于是，总理又问到西安军医大的情况。周总理的习惯就是这样，无论见什么人都要问清楚，还要从每个人那里了解单位的情况，哪怕是仅见一面的小青年。那一天，周总理几乎没有谈我们即将去加拿大赴任工作方面的事，只对文晋说，现在国际、国内情况都很复杂，去一个新地方要多思考问题，遇事要多请示汇报。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即告辞，周总理还没站起身来忽然对孩子们说了一句：“今天是第一次见你们，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我望着他苍白的面容十分吃惊，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觉察到了，带着一丝笑意对我说：你现在身体不错嘛，有没有信心活到21世纪？我愕然不知所答。周总理又接着说：去加拿大应该学会滑雪，那最能健壮体魄。我木然地点点头。我们离开西花厅时，每人都怀有心事没有说出来。孩子们的记事本上都记下了总理的这句话。到加拿大仅仅两个月，我们于当年10月10日陪同特鲁多总理访问中国又回到了北京。在北京机场的欢ó?仪式上又见到了周总理。他精神显得还不错，对特鲁多表示很热情。随后两国总理的会谈真诚、坦率，也有成效，签订了多项双边D?议，其中我国进口加拿大小麦签订了长期D?定，中国出土文物展到美洲第一站是加拿大，这使特鲁多十分满意。周总理对特鲁多很有好评，说他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很早就能比较客观地了解并认识中国的人。60年代初期特鲁多就写过批评“黄祸”论的书。在加拿大国内处理###上，特鲁多也有好的成绩。10月14日，周总理陪同特鲁多去洛阳龙门参观，临行前还接见随访的加拿大记者，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访问成功，皆大欢喜，周总理对什么都想得很周到。我们离开北京不到两个月，我的心像是还没有离开过，我时常想起周总理那句不祥的话，也隐约听说他身体有病。在龙门石窟参观时，他上山坡走得很慢，特鲁多已在河南省领导陪同下走在前边。我特地加快脚步走到周总理身旁问道：总理，我听说你身体不好，又那样忙，为什么要来洛阳呢？他笑笑说：我从来没有来过洛阳，中国有许多历史文化胜地我都应该看看，也应该陪同特鲁多，年初我还陪埃切维里亚到过大寨哩，你还去了，忘了吗？随后他又说了一句，我还能坚持住。没想到，这次与周总理的见面竟成了永别。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文委（1）（一）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由武汉迁到重庆。长??局、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中共公开机关大部分人员也相继赴渝。1939年1月，周恩来、??必武等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各方面的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青委、妇委、文委等，分别主管各方面的工作。南方局主要是贯彻执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具体点说，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组织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以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的环境和工作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南方局是在国民党和敌人的严密控制下进行工作，斗争极为复杂、尖锐和艰苦。斗争方式有公开的、半公开的，和完全属于地下的秘密斗争。南方局是党的秘密机关，设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内，以公开合法的机构为掩护，最初在机房街70号。1939年5月初，日机大轰炸，机房街70号被炸毁，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便迁到红岩嘴13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多利用在国统区的公开身份进行工作。比如有十八集团军的参谋、秘书、副官等等，也有一些同志以《新华日报》编??或记者的公开身份进行工作。在1939年至1945年间，我们公开的活动场所有化龙桥红岩村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寓所、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编??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以后在观音岩又增加一处《新华日报》记者的宿舍。我于1939年夏天，从延安调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工作，1940年初到曾家岩50号。这幢房子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的，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我在南方局文委做秘书、联络等工作。南方局文委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日常会议都由他主持，重大的工作由他作决定。??常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徐冰，他D?助恩来同志管全面，也兼管文艺工作；冯乃超，他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工作，也可以说是我党与郭??若的联络员，D?助郭老进行工作；潘梓年主管新闻界；胡绳主管出版界；这几位同志是文委的基本成员。文委小范围的会议两三周开一次，由各成员汇报主管方面工作的情况，然后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再分头去执行。会上讨论的都是方针政策等大事，比如：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如何与国民党###政策进行斗争，以及《新华日报》各个时期的编??方针，以至社论的题目和内容。大约在1940年后，??南方局文委改称南方局统战部文化组（后文均称“文化组”），人员没有多大变动，周恩来任组长，徐冰、冯乃超为副组长，以后又增加夏衍为副组长。我仍是秘书，作会议记录，办一些具体的事。后来因为徐冰工作很忙，就把文艺方面的一些工作交给我，我即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进行公开活动，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广泛联系文艺界的朋友。（二）当时重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多是在上海“八一三”后逐渐转移到重庆的。上海是30年代左翼进步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抗日战争以后，除少数人仍留在上海坚持工作外，大多数??由广州、桂林、武汉转移到别的地方。有不少人辗转前线、敌后，到了延安或边区根据地，如张庚、吕骥、陈荒煤、蔡若虹、??丰、崔嵬等同志；一部分留在桂林，如夏衍、荃麟、田汉等同志，而相当多的人则到了重庆。在重庆的这部分文艺家，为了工作和生活，分别在国民党的一些机关或群众团体里找了职业，安下身来。比较多的人集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郭??若是三厅厅长。洪深、田汉、阳翰笙、冯乃超、张光年等人都曾在三厅任过职。也有不少同志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D?会总会工作。这是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艺界组织，只要是主张坚持抗战的都可以团结在一起。由茅盾、老舍、叶以群、葛一虹、梅林等同志领导或主持日常工作，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文委（2）上海沦陷以后，国民党在重庆建立了两个电影制片厂：一个是中国电影制片厂 （简称“中制”），厂长郑用之。著名的导演有史东山、郑君里、石凌鹤等。名演员有舒绣文、秦怡、石羽、??村、周峰等。另一个是中央电影制片厂 （简称“中电”），有孟君谋、陈鲤庭、白杨、吴茵、魏鹤龄等知名演职人员。但由于条件困难，在重庆很少拍电影，于是又各自成立了话剧演出团。“中制”组成的话剧团为中国万岁剧团，“中电”组成的话剧团为中电剧团。??在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迁到四川??安县，中央音乐学院迁到重庆沙坪坝。抗战中期话剧蓬勃发展，戏校的毕业学生和老师成立了青年艺术剧社（简称“中青”）。曹禺和张骏祥都曾担任过戏校教授和“中青”社长。演员有刘厚生、耿震、沈扬等。其他还有戏校实验剧团、中央交响乐团、音乐干训班等，都有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在那里任职。这些都是当时在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比较有影响的文艺机构和团体，看起来是国民党的势力，但许多都为进步的文艺家所占领，在实际工作中受我党的政治影响或领导。当然，其中的斗争也是尖锐复杂的。其他的文艺机构则都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控制之下。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对于思想界、文艺界，国民党当然要极力控制。南方局文化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国民党的机构能为我所用。1940年，南方局文化组??常召开会议，由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常常是晚上10点左右开始，开到凌晨4点。每次会议大都有比较集中的议题，而文艺方面的问题，又常常占相当大的比例。我记得关于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的工作，就议过不少次。内容最重要的是进步人士在这一阵地上如何站稳脚跟，并利用合法的地位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同时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为许多人所熟悉的抗日救亡演剧队，虽是穿着国民党军衣，但在队里却有我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领导。队长等领导人还多是地下党员。他们深入各战区和国民党的军队里，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各种主张，取得了很大成绩。1940年前后，中华全国文学界抗敌D?会的工作很活跃，为统一大家的一些看法，曾召开不少座谈会。如：“文艺与抗日的关系”、“文艺的民族形式”等问题的讨论，对文艺界大多数人很有启发教育作用。南方局文化组总是首先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并指定《新华日报》予以配合和指导。在开这种专题研究会时，往往扩大一些同志来参加，《新华日报》总编??章汉夫，负责文艺的戈矛（徐光霄）等人都曾??参加这样的会议。??过充分讨论、研究后，由《新华日报》指定专人撰写文章，并组织文艺界朋友写稿，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很快把文化组讨论的意见和情况告诉负责“全国文D?”日常工作的叶以群。周恩来??常会见他。“全国文D?”组织的各种活动，叶以群都和徐冰事先商量，事后了解反应，总结??验。以群还常常把恩来同志的意见转达给茅盾、老舍，并征求他们的看法，以沟通思想，配合工作。实际上，以群在南方局和“全国文D?”起到了沟通的作用。通过他的工作，联系文艺界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朋友，使之在大的方面达到一致。当时，在重庆的作家、艺术家队伍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赞成并拥护抗日主张，其中有许多人在30年代就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和党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有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过讨论或争论可以达到一致或谅解。另有一些作家、艺术家，他们虽然赞成抗日救国，但不愿意参与###。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既不赞成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不大了解和相信共产党，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还是希望能为艺术而艺术。还有大量较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满腔热情，希望投身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中，贡献自己的一切，但他们还不够成熟，不知道正义在何方。另外有极少数人，是国民党豢养的，甚至充当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