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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赵志勇：边地岁月——我的1980年代|天涯·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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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关于代际的讨论有很多，其中也不乏质疑的观点。但代际之所以一再值得被讨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同代人所处的时代相同、经验相似，使得某些感受、思想，有着共通之处。本期“作家立场”的“七零后：经验与时代”小辑，邀请了刘大先、房伟、赵志勇三位生于1970年代的学者，回顾自己的少年经历，我们能从这些鲜活甚至不乏残酷的经验中，看到时代的某种真相，他们由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见证了社会的巨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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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村寨。图片来自网络。
边地岁月：我的1980年代
196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这是1950年代中苏蜜月期苏联援建的大型重工企业之一。几年后，十七岁的母亲参加四清教育，来到中缅边境阿佤山。直到1950年代初解放，这里的人民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母亲和年轻的伙伴们，成了佤山有史以来第一批现代教育工作者。
又过了若干年，彼此天南地北的两个人在伯父撮合下结成夫妻。和那个年代很多夫妻一样，他们婚后仍天各一方，在各自岗位工作。寒暑假期，父亲回云南探亲，家人才能团聚。1983年，分居十五年的父母才一起调回家乡大理，那一年我九岁了。父母分居两地的日子，我和哥哥时而跟着母亲，时而跟着父亲，辗转往返于父母各自的工作地点。我人生最初的岁月，是在阿佤山寨度过的。
谁是“野佧”？
早年边地生活经历在我脑海中只留下飘渺的印象。似乎依稀还记得澜沧江河谷那雄浑壮丽的落日，佤族姑娘舂苞谷时唱的苍凉调子。倒是母亲常常提起，我们兄妹三人小时候都说一口流利的佤语。每到父亲来探亲的时候，我们总要为他充当翻译，好让他能跟寨子里来串门的乡亲父老们叙叙家常。偶尔说起这些，母亲便会小小地感叹：那时候你们佤话说得多漂亮，现在竟然完全都不记得了！母亲发这感叹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有点遗憾。十七岁那年进佤山，在民委办的培训班里学会了佤语、傣语和拉祜语之后，她成了毛主席派到寨子里的人民教师。直到将近二十年之后，寨子里的乡亲们扶老携幼地送别几里地，才把她依依不舍地送出了佤山。当年给佤山的大人孩子们教书时用的那些语言，后来是再也没有机会用了。但偶尔做针线活儿时嘴里哼出的一个佤山调子，让我知道那段岁月统统都还在她心里。
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故乡其实是他出生的地方；而他真正的母语则是他在诞生之地所习得的语言。倘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我远离自己真正的故乡，遗忘自己真正的母语已经很久很久了。四岁半的时候，父亲从兰州调回了昆明，而我和哥哥则被母亲送出了佤山，进入陌生的城市，准备接受学校教育。听大人说，初到昆明的那段日子，我们兄弟俩仍时不时用佤语交流。土里土气的打扮举止，加上一口古怪难解的语言，让我们兄弟俩成为幼儿园其他小朋友眼里的怪物。没过多久，我们得到了“野佧”这一称谓。所谓“野佧”，是云南某些生活于城镇中的汉人对佤山等边地落后少数民族的蔑称。这个称呼大概让父亲很困扰，他开始动用强力来纠正我们的语言习惯，禁止我们说佤语。果然，一两年之后，我们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昆明方言，也迅速地遗忘了佤语以及它所携带的一段生活记忆。
“野佧”曾带给我极其不愉快的回忆。不知为什么，有一次这个词竟然也从我的嘴里冒出来，结果造成一场灾难。在昆明生活了四五年之后，由于父母谋求新的工作调动，我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此时母亲已经离开山寨，在边境县城附近乡里的一所小学教书。有一天下午，我在乡公所前的土场上玩耍，附近一所平房里出来一个男孩成了我的玩伴。隔了一会儿，他的姐姐，一个看起来比我大一两岁的女孩走了出来，开始跟我们聊天。姐弟俩肤色白皙举止文雅，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外地来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我不知何故，很愚蠢地问了一句：“你们也不是野佧，对吧。”此言一出，姑娘脸色大变，拉起弟弟的手就往屋里走，回头瞪我一眼狠狠地说：“我们不跟这种没有家教的人玩。”然后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我愣了片刻，然后羞愧得无地自容。很多年过后，我都能记得当时的心情。在昆明时，别的小朋友叫我“野佧”让我觉得那么不舒服。怎么现在我也学会了用这样的字眼称呼别人呢？难道说我用这个词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来自外面的世界，只是短暂停留并且不属于此地么？可是我明明知道，用这样的字眼仅仅表明说话者的粗野和傲慢。为什么在说话的那一瞬间，我竟然就忘乎所以了呢？
类似的情景在我家里也出现过。有一回，父母闲话说笑，父亲一时得意过头，开玩笑说母亲是他从“野佧山上”娶回来的。这个玩笑激怒了母亲，她指着父亲的鼻子数落道：谁是野佧？谁是野佧？我告诉你谁是野佧。又脏又懒不讲卫生的人才是野佧，说话动不动就骂娘的人才是野佧。我在佤山那么多年，见过的人里头，就数你最像野佧。母亲的激烈反应让父亲很不满。一番争吵之后，家里的气氛尴尬了许久。好在经历这次争吵之后，类似的玩笑似乎就再没有出现过。实际上，父亲对佤山的土地和人民充满感情。每每回忆起来，他总是感叹：那里的蔬菜水果那么有滋味，连水喝在嘴里都是甜的。而那里的人……走到哪儿都没见过那么好的人！遗憾的是，当年以探亲者身份造访佤山的父亲，竟然不能理解母亲面对“野佧”这个称谓时激烈、极端的反应。尽管这个词语在父亲嘴里，只是以玩笑的形式出现的。
此刻回想往事，我总算理解了当年那个陌生女孩和母亲的心情。与其说她们的愤怒是为了撇清自身和“野佧”这个侮辱性的词语之间的关系，倒不如说，她们是在捍卫一切边地之民的权利：任何人，不论其生活的环境多么落后，不论其所受的教育程度多么低下，都不该因此而受到侮辱；而文明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并不在于他的身份多么优越，也不在于他所处的社会生产力多么发达。一个文明的人，必须尊重和平等地对待他身边各种不同的人。我能体会当年那个女孩和母亲的不满和失望：你们在佤山生活过，和这里的人民一起朝夕相处，从你们嘴里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字眼？是啊，如果是那些从未到过佤山的人说这种话，她们听了或许只会以沉默来表达蔑视。而我和父亲，毕竟没有理由像那些人一样愚蠢。
早年的佤山生活经验，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我猜想，只要在那极边之地生活过，任何人都能学会坦然地接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吧。这种接纳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发自人心本能，因此也最为可贵、美好。相形之下，将异己者妖魔化，则是心灵被毒害的结果。这种被妖魔化的他者形象，不论是黑人、土著，还是“凤凰男”“女权婊”，大抵只存在于想象者头脑的虚构。在“文明冲突”和各种冲突甚嚣尘上的当下社会，我庆幸自己幼年时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
2012年，在阔别三十年之后，我跟着堂姐重返佤山。刚到的那天下午，堂姐夫的同事朋友招待我们晚餐。席间闲聊时，堂姐无意中说道：“我堂弟虽然现在在北京，可他是在佤山出生的。他妈妈以前在这里当小学老师，他还有个双胞胎的哥哥。”话音未落，同席的一位佤族大姐忽然惊叫一声：“你，你是何老师的儿子么？”我茫然点头。大姐一下子冲到我面前，一把抱住我，开始不住地抽泣：“小弟，我是你妈教过的学生啊。这么多年，我做梦都经常在想你们！”那一刻，我的心颤栗不已。
1980年代的精神生活
上小学时，有天看了一部电影，罗曼·波兰斯基的《苔丝》。扮演女主角苔丝的是德国女演员娜塔莎·金斯基。那次观影给我留下的记忆难以磨灭，娜塔莎·金斯基则让我在小小年纪懵懵懂懂体验到女性内在美。
我至今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云南工学院破旧的礼堂跟机械车间只有一墙之隔，机械的轰鸣跟银幕上的音乐、台词交织成一片混沌的回响。我穿得邋里邋遢，蹲在一个角落里，哭得满脸泪痕。左脚上的破凉鞋里黏糊糊地淤着一斑已经干枯的血迹。为了逃票，我和另外几个孩子跟往常一样从礼堂的窗户翻进了放映厅。就在翻窗户的时候，我的左脚大脚趾被一片碎玻璃扎破了。然而，我流泪并不是因为脚疼。银幕上，美丽的女主人公受尽摧残，终于迎来爱人的忏悔与和解。一对苦命情侣亡命天涯。我永远忘不了影片结尾那个场景：雾气弥漫的清晨，一对情侣在旷野中醒来，互相拥抱、亲吻，感受着久违的宁静和幸福，而此时搜捕苔丝的警队正全副武装地向他们逼近。姑娘因恐惧而一阵颤抖，却很快平静下来。她微笑着依偎在爱人怀里，等待毁灭的到来。我哭得不能自已。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被一部艺术作品感动。
因为《苔丝》，金斯基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人气极高。画报上总是登着她的大照片，我自然也牢牢地记住了她的名字。后来，我跟随父母辗转搬到了小城大理，进了一所纺织厂的子弟小学念书。有一天中午，我从纺织厂职工俱乐部的门前走过，不经意间看到一张电影海报，上面赫然印着娜塔莎·金斯基的名字。我愣了片刻。回家吃午饭时，我偷偷拿了父母的一毛五分钱。回学校的路上，我毫不犹豫地冲进影院买了张下午场的票，然后逃课看了那部《德克萨斯州的巴黎》。那一年，我还只有十一岁。
成年之后，我常常把那次看电影的经历当成笑话来跟别人说。下午场的电影院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不用上班的职工。而我是观众中唯一的未成年人。维姆·文德斯那前卫的叙事风格看得大家无比迷茫。我强忍着心中的不耐烦，等待娜塔莎·金斯基的出现。终于她出现了，观众席里一阵小小的骚动，我仿佛挨了一记闷棍。这一次，她演的是一个抛家别子的家庭妇女，离家出走之后当了一名妓女。在陌生男人的窥视下脱衣服、撩裙子。我愤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有一次，我跟比我小十二岁的好友说起这段可笑的往事。他沉默了片刻，问道：“你知道那时候的文化部长是谁么？”我一愣：“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他说：“没什么。我在想，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那么那个时代的文化部长及主管电影进口审批的人，太了不起了。”
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但仔细一想，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1980年代，各个电影院和单位大院的礼堂里放的是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和《阿戴尔·雨果的故事》，是梁赞诺夫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两个人的车站》和《一个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是《克莱默夫妇》和《法国中尉的女人》。再后来，又有了詹姆斯·埃沃里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贝尔托鲁齐的《末代皇帝》。这些电影大多不是为我这样的中小学生准备的。处在那个年纪，我也理解不了那些作品里深沉蕴藉的含义，但我仍然充满好奇地凝视着银幕，有某种莫名的情愫不知不觉地感染着我。而多年以后重新欣赏这些艺术作品时，它们给我的感受也总是跟我少年时经历过的某些情景纠缠在一起。
还有卓别林。记忆中《摩登时代》《淘金记》和《大独裁者》总在六一儿童节上映。大概机关大院宣传部管电影放映的人也知道，卓别林还算是适合孩子们观看吧。倒是官方电视台好像更加没有禁忌。1980年代中期英剧《故园风雨后》被译成中文，在中央台循环播出了几轮。青春期的我本能地捕捉到了两个男主人公的友谊中那种异样的情愫，兴奋而羞耻地在电视机前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怀念在1980年代度过的少年光阴。那个年代，尽管物质仍旧匮乏，但精神生活却自有其活色生香。
1980年代，和电影一同塑造我的精神世界的，还有文学阅读。最初的阅读对象是母亲为我们订阅的《儿童文学》和《少年时代》。因为喜欢它们优美的装帧，我开始翻阅其中的作品。那时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热衷于举办各种文学沙龙和诗歌朗诵会。我父母工作的那个边疆小城医学院也不例外。作为一个纯粹凑热闹的熊孩子，我在类似场合接触到北岛、顾城和朦胧诗。尽管听得一头雾水，但毕竟还是获得了某种文学经验。渐渐地，文学阅读成了习惯。我开始用父母的借书证借阅医学院图书馆的中外文学作品。从《红楼梦》到鲁迅，从金庸到三毛，从大仲马到凡尔纳，从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没有人指导我应该读什么书，我只是在图书馆中外文学的借书架上任意抽取。有时，借阅一本书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封面好看。就这样，我读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赫尔曼·黑塞的《在轮下》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它们让我体会到，原来文字可以那么强烈而深刻地震撼人心。
读黑塞和卡尔维诺的时候，我正经历着父母的婚姻危机和学校同学的欺凌。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一个为其生活的环境所毁灭，另一个则为了避开生活对他的伤害而挣扎纠结。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被感动得痛哭流涕。那时的我，自然还不懂得这样的共鸣其实只是孤影自怜。经历了巨大的情感冲击之后，我在文学中投入了更大的热情。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渴望在更多的作品中去体验那种心灵被击中的快感。与此同时，我开始偷偷地写诗。写完了就藏在抽屉里。写满一抽屉，就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拿到卫生间去烧成灰冲进马桶。这是一种被本能驱使的行为，从那时到今天，我从来也没把这种为宣泄荷尔蒙而进行的写作当回事。倒是后来进入大学中文系，开始接受真正严肃的文学训练之后，我才意识到这种冲动的写作方式很成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无法摆脱它的影响而痛苦万分，为了脱胎换骨，我甚至跑去接受枯燥晦涩的德国古典哲学训练。少年时代的那些因缘际会，不期然间规划了我后来成长的道路。
如今想来，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像我这样理智脆弱情感冲动的少年，如果当时读到的是一些诲淫诲盗的读物，会不会受到影响？好在那个年代，图书出版是一项严肃而高尚的事业。一个心性躁动不安的少年，只要他愿意走进图书馆去看书，就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心灵滋养。一个如同当年的我一样感情易冲动的孩子在今天这个时代，精神成长怕是要面对更多的困难和考验。
尽管如此，我在1980年代经历的精神成长仍旧充满遗憾。那时的我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自我认知，其结果终归不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在那个极度渴望拥抱世界的1980年代，大量西洋舶来的文化艺术作品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虚幻的精神归属。一个涉世未深，在现实生活中充满焦虑和挫折的懵懂少年，每日沉浸在惝恍迷离的幻象之中，理智未见澄明，忧愁却日日增长。面对现实生活，我有一种沉重的无力感。这种感受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三十岁时，我开始接触二十世纪世界左翼革命的思想资源，由此引发持续认真的思考，我的自怜自恋才渐渐得以克服。
如今，我成了一位文学艺术领域的教育工作者。我希望学生避免我走过的弯路，希望自己引导他们坚定有力地融入现实生活。但不管怎样，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我在1980年代经历的精神成长有种种遗憾，但那个年代毕竟塑造了我最初的审美趣味，也给了我精神生活应有的尊严。相形之下，我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化感到困惑。我理解不了某些写手何以受追捧，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低劣的作品可以大行其道。我震惊于文化商人公然祭起“屌丝票房经济学”的大旗，而“小镇青年”则被当成文化垃圾的倾销对象。文化产品的制造者如此不加掩饰地对其受众进行贬低和羞辱，这让我难以置信。
回忆往事，我感到庆幸：作为一个在边陲小镇长大的少年，我在198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精神成长之旅。如果晚出生十五年的话，在同样的环境里，我所消费的精神文化产品将会是安妮宝贝和郭敬明。可是，一个通过波兰斯基的《苔丝》接触电影艺术的孩子，和一个通过《小时代》来了解电影的少年，他们日后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该有多么大的差异？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日益繁荣，精英阶层前所未有地充分享受着人类精神和物质劳动创造的种种成果。但一个边陲小镇的寻常少年在电影院里通过《苔丝》来领略电影艺术魅力的时代，大概已经一去不返了吧。
小城少年的逃离之旅
1980年代，我经历过美好的精神之旅，也遭遇了小镇生活的残忍和庸俗。前者给了我许多白日梦一般的抚慰，而后者则压迫得我时时渴望逃离。
九岁那年，父母经过长期的争取，一起调回家乡大理。之后他们为我和哥哥联系转学。那是当地一所纺织厂的子弟小学，教学质量很一般，但我们仍达不到它的入学要求。正式申请入学那天，我和哥哥做完学校的入学测验题之后，内疚而自卑地坐在校长办公室里。学校三年级的年级组长拿着我们的测试考卷，当着校长的面，鄙夷地对母亲说：“你这两个儿子我肯定不能收，我从来没教过这么差的学生。”经过母亲苦苦哀求，学校同意暂时接纳我们试读。而母亲也答应了学校的条件：借读一学年，之后如成绩仍不理想，我们必须立刻走人。如果成绩合格的话，可以转为正式生，但要留一级。
进入新班级的那天，班主任面无表情地宣布班里来了两个借读生，然后刻意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座位。我们的课桌紧挨着讲台，面对着教室的门和走廊的玻璃窗。或许在她看来，我们没有资格面对面与讲台上的老师交流。之后的那个学期，每当其他的老师和同学从走廊走过，扭头朝教室我所在的方向望过来时，眼神好像都充满鄙夷；看着课间休息时经过走廊的同学们说笑耳语，我总觉得他们是在嘲笑和揶揄我。我的敏感变成了深深的自卑。
好在我们还算是天资颖悟。一个学期结束后，我们的期末成绩在四五十人的班级里并列第六名。于是借读期提前结束，我终于可以在课堂上光明正大地面对黑板听讲了。再后来，父亲在单位里提拔了领导。留级的事情不再有人提，从前冷若冰霜的班主任开始微笑着表扬我。作为一个孩子，我不清楚这些现象之间有何关联。有天下午放学的时候，班主任叫住我，问了我的家庭住址。当天晚饭后，校长带着教导主任和班主任前来家访。父母诚惶诚恐地泡茶、端瓜子。我们兄妹三人羞涩不安地坐在客厅一角听着老师们的种种夸赞。寒暄完毕，校长拿出一张纸递给父亲，说学校的发展需要家长们的帮助和支持。
老师们走后，从父母的交谈中我得知学校要组织老师们外出旅游，想让父亲的单位免费派一辆大客车和一名司机。为人本分谨慎的父亲很为难。那天晚上，父母商量了许久，我和哥哥默默听着他们的谈话。我很害怕：如果父亲拒绝了学校的要求，我是不是就得重新坐回那个借读生的位置？母亲看出了我们的焦虑，叹着气对父亲说：“为了孩子，这事你无论如何得给他们办。可不敢得罪他们啊。”那是我第一次遭遇小城的社会规则。小小年纪的我，毫无困难地从里头体会出了“世态炎凉”的含义。
转眼小升初。尽管我和哥哥的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但仍然落榜重点中学。好在那年父母工作单位被划入重点中学学区，我们的前途总算又有了希望。那个年代的小城，进不了重点中学意味考上大学的可能微乎其微。周围大人的议论中，那些非重点中学听起来更像少年监狱。我满心庆幸地进了初中，班级其他同学几乎全是重点小学升上来的。个性寡言倔强的我不擅长体育，气质又阴柔，跟其他男同学形同陌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没多久我被班长锁定为霸凌对象。初中三年的校园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
班长发育较早，刚上初一就已长出喉结，嘴唇上也冒出淡淡绒毛。他喜欢踢足球，上自习课一边做题一边大声唱着童安格的歌。课间休息时，总有一群男生围在他身边听他讲笑话，听他讲如何使用家里的冰箱和洗衣机。那个年代，就连电视机都还没有在边陲小镇普及开来，他家就有了冰箱和洗衣机。我远远地观察着这个男孩子，心中充满敬畏。在我看来，他简直是个生活在乐园里的金童。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次上自习课，这个金童把充满猥亵意味的笑话抛向了我。更没想到的是，因为我的回击，之后的三年里我成了他攻击的对象。每到下午放学时，总有一群他手下的男生在校园四周围堵我，在他的指挥下用各种方式对我进行欺凌。
和我一样被欺凌的，还有刚从艺术学院毕业的音乐老师尹老师。尹老师很好看，每次来上课前都会精心修饰一番。第一堂课，她仔细询问和记录每个同学的艺术爱好。看到我和哥哥时，她高兴得高高地扬起了眉毛：“太好了，真没想到你们班有一对双胞胎。我要让你俩说相声！”跟哥哥一起说相声这个主意让我很紧张。但我喜欢这位老师，我觉得她认真敬业，充满激情。而音乐的世界那么有魅力，我很想跟着她探索一番。遗憾的是，在1980年代的小镇中学，没有多少人把一个音乐老师和她的课程当回事。那时云南省的高考文理科本科录取率分别将近10:1和15：1。考大学是重点中学师生们唯一关心的事情。一个音乐老师竟然想占用课外时间组织音乐兴趣小组，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冒犯。
没多久，班长开始在音乐课做视唱练习时发出怪声。各种恶作剧层出不穷，面对老师愤怒的批评，他不屑地评价道：“你算老几！”尹老师和年级组长、校长的沟通没有任何结果，针对她的恶意却不断升级。终于有一次，班长和另几位男生把盛满垃圾的垃圾桶架在教室门顶。就在尹老师背着手风琴推门而入的一刹那，一筐垃圾披头盖脸地倾倒下来。一片哄笑声中，老师夺门而去，走廊里传来她凄厉的哭声。
音乐课成了一种折磨。混乱的课堂环境已不可能再有学习的乐趣。而眼睁睁看着老师受欺负，自己却从不敢站起来给予支持，这更让我满怀愧疚。我唯一能做的，是每次在校园内外遇到尹老师时，恭恭敬敬向她问好。起初她会笑着回应。后来，她变得神色恍惚，有时根本留意不到我的存在。垃圾事件之后，她忍着屈辱回来继续上课，课堂她像木偶般机械地完成既定程序。只有一次，她不知怎么又开始做视唱练耳练习。点名时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叫我的名字。那时我正在变声，怎么也唱不准一个高音C。几个男同学挤眉弄眼地冲我起哄。老师气急败坏，大声责备我。我哭了，难道尹老师也跟别人一样，觉得我成心捣乱？
尹老师在那个学校待了六年。我考上大学之后，听人说她托了好多关系，终于离开学校，调进了市里的文化馆。和尹老师有着类似遭遇的，是我高一的班主任赵老师。赵老师来自贫困山区，高中考进这所中学，然后上了一所重点大学中文系。为了报答母校，他毕业后回来任教，我所在的班级是他的第一届学生。那时的赵老师爱打排球，正在自学小提琴。他讲课时不喜欢照本宣科地归纳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总是会冷不丁说起某位作家，某部文学名著，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想。是他发现了我有写作的特长，把我的暑假周记贴在黑板报上，鼓励我多读多写。自习课，他会走过来跟我聊会儿，问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我对他充满了好感。
可惜的是，没有多少同学像我一样喜欢赵老师。大家抱怨他讲课言不及意，羡慕其他班的语文老师会押题，能传授有效的答题技巧。这种不满日益增长，连赵老师的相貌也成了大家攻击的对象。流言蜚语开始盛行，说赵老师虽然名校毕业，但是因为水平太差，在大城市混不下去，只好回到我们这个小城来教中学。我感到不安，但懦弱让我再一次选择了沉默。终于，不耐烦的同学们跟父母联合起来向学校施加压力，撤换了赵老师。新来的老师是语文组长，会讲题，也懂得在同学们做题的间隙讲个小段子调剂气氛。大家都很满意。而赵老师失败的名声却流传开了。新学年开学，学校安排他担任高一两个班的语文课教学，即刻遭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抗议。无奈之下，学校发配他去初中部教劳动技术课，校园里渐渐少了他的身影。
高考之后去学校看榜那天，意外地在校门口见到了赵老师。看见我，他远远地就冲我喊：“我在榜上看见你的名字了。武汉大学是个很好的学校，上中文系也很适合你。太好了，我真替你高兴！”他看起来落魄而不修边幅。我心里有些难过，不由得脱口而出：“老师，谢谢你。其实我报考中文系，是受了你的影响。我一直想告诉你，我特别喜欢你的课。”一阵沉默，老师的眼眶好像有些红。他低声对我说：“知道了。你进了大学要努力学习，不断进步。”“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努力。”转身要离开的那一刻，老师叫住了我，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以后毕业了，一定别回来。”
那天，我哭着离开学校。毕业之后我真的没有回去，而是经过一番周折到了更远的北京。如今回想往事，我知道那个年代小城的日常生活大抵如此。然而少年时代身处其中，亲身经历和目睹的这些小小悲剧，足以让我每天早晨醒来时对生活充满悲伤和绝望。有时候，我会爬上小城郊外的高山。望着视线尽头连绵不尽的群山，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今后一定要远远地离开这里，去一个视线不会被大山挡住的地方生活。
逃离给了我向前的动力。我默默地泯然众人，小心翼翼地伪装自己，避免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我咬着牙认真对付那些令人厌烦的功课，小心维持着中等偏上的学习成绩。文学艺术所建构的精神世界是我唯一的寄托，但我不敢放纵自己沉溺其中。我知道，考上一所好大学是我唯一的逃离出口。如果逃离失败，那么等待我的可能是被碾压甚至被粉碎的命运。这段经历塑造了后来的我。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彻底决绝的人。理想和现实的撕扯总让我左右为难。
最终，我成功逃离。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当年的逃离，我建构了全然不同的生活世界，习惯在异乡独自飘荡，不在意他人看法，也漠视所谓“主流”施加的种种规范。多少轻狂少年最后都浪子回头，而我审慎随和的外表之下，骨子里的坚持和固执一直有增无减。1980年代塑造了我精神的底色，但也正是因为当年的逃离，我失去了和过去和解的机会。这些年走来，我努力拓展自己的人格境界，克服自我的偏执和虚无。但在尝试更有力地拥抱生活的时候，我总能感觉到自己内在的某种脆弱难以化解。
要化解这种脆弱，或许我需要重新回归少年时代，学会与那些曾经让我感到痛苦的一切和平相处吧。此刻，在故乡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在思考着这种回归的可能性，不论是在精神的层面上，还是在空间的意义上。我不确定这个回归何时会发生。但我知道，我在1980年代的小城生活，那塑造了我精神和人格的种种经验，至今被悬置着，有待于我的抉择和行动去做出回应。
我的1980年代，我感激它馈赠给我的一切，坦然地等待它在我生活中带来新的可能。
赵志勇，学者，现居北京。已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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