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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北纬十七度》——第七章、非常岁月 绿海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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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帅挑过的担子落在将军肩上　　　　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正对着羊尾巴胡同有一座临街的小楼，夹在一长溜平房里显得颇为显眼。1956年5月的一天，这座小楼的大门边挂上了一块崭新的木板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从那天起，人们在上班的时间经常看到，一辆挂军牌的小车开到楼前，从车上走下一个中等身材、体格略瘦、样子有点像农民却有着军人气质的中年人。　　都说北京人爱侃政治，对政府部门的动态和上层人事变动十分关注，这不，才几天时间，住在附近的人就打听清楚了，这位穿棉布中山装的中年人，是原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上将。　　王震现在是新成立的农垦部的部长。　　1956年的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建国七年来最好的状态。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两年多，1957年的政治风暴还未到来，国内是一片专心搞国民经济建设的环境氛围，市面繁荣，人心稳定，经济呈欣欣向荣的势头。这一年是国家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敲着锣、打着鼓，将他们的经营资产交给国家去合营。　　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在考虑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他们都清楚，在这个传统农业大国，如果农业生产力没有较大的提高，工业化就会被拖了后腿。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毛泽东对此有一个想法，办好国营农场，给农民提供农业经营方面的先进示范。1955年7月，毛泽东指出：国营农场“将有大规模的发展”。1956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农垦部，统一领导全国的军垦农场和国营农场。在考虑部长人选时，邓子恢副总理提议由王震担任，毛泽东说：好，就让王胡子去干。　　王胡子是毛泽东对王震的昵称。　　王震这个名字响亮。这个响亮的名字的主人原先叫王余开。王余开1927年参加革命，放牛娃出身，当过铁路板道工。革命是开天辟地的事，王余开觉得，干这样的大事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于是，“王震”取代了“王余开”。　　提起王震，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三五九旅与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让我来唱一唱……三五九旅是模范”，郭兰英首唱的这首歌唱遍中华大地，历久不衰，王震和三五九旅，老少妇孺皆知。　　率三五九旅南泥湾大开荒只是王震无数功绩中卓著的一个，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中，王震这个名字响亮地与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1934年4月，湘赣红军在江西永新沙市伏击敌43旅，取得歼敌4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受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嘉奖。王震是湘赣苏区和湘赣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34年8月，红六军团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任务，先行西征，冲破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队数十个团的围堵，10月到达黔东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与四方面军会师甘孜，经历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于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王震是红六军团政委。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三五九旅战绩显著，威震敌胆，被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授予“模范党军”、“百战百胜铁军”称号。王震是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　　1946年6月，王震协助李先念成功指挥了著名的中原突围，率三五九旅征战二万余里，途经八省境地，历经大小300余战，冲破敌设的100多条封锁线，胜利返回延安，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又一奇迹，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　　1949年3月，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二十万大军挥师西进，穿越荒漠的塞外高原，翻过千年冰封的祁连山急取迪化（乌鲁木齐），促使新疆和平解放。率领这支大军的，是兵团司令王震。　　……　　用一阕气吞山河的千古绝唱《泌园春.雪》姿情评点了华夏江山和中华历代豪杰的毛泽东，对他所钟爱的开国将帅却甚少作亲笔题词，王震是得获此殊荣的几位将军之一。在王震因率部南泥湾大开荒而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三五九旅被中共中央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之时，毛泽东笔走龙蛇，给王震题了五个字：“有创造精神”。　　毛泽东点将王震挑起农垦部的担子，当然不仅仅是他有南泥湾开荒的经历。二十二兵团进军新疆之后，党中央为西北边陲的长治久安，为促进新疆的经济建设和保证驻疆部队的供给，提出“屯垦戍边”的思路。王震领会中央意图，带领部队重走南泥湾之路，在新疆最荒凉的地方，建起了一大批军垦农场，随后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毛泽东对这个“垦”字情有独钟，他指示邓子恢，领导全国国营农业的部门不要叫国营农场部，叫农垦部。　　　　　　王震站在农垦部部长办公室的窗前。透过窗玻璃可以俯视到外面连片的四合院，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可他微仰着头，看到的就是一片辽远的天空了。他的心，也随着视线在走远。　　对这个新任职务，王震是欣然接受的，他曾在一次会议上风趣地说：“我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走马上任时，他的感觉是责任重大，周恩来总理对他说：“增设农垦部，管理垦荒移民、国营农场和华南垦殖等工作，任重而道远啊！……”　　此刻，他记挂的正是华南的垦殖工作。中央对华南橡胶生产基地的建设始终是重视的，虽然国际政治局势有所缓和，国家已能寻隙从国外买到些橡胶，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建设的需要，从长远看，国内橡胶自给率提高一点，受制于人的危机就少一分。中央明确批示将华南垦殖局划归农垦部直接领导，发展橡胶生产当然就是农垦部要承担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国家任务。橡胶生产基地的建设有它工作的特殊性，和南泥湾开荒，和新疆的军垦，确实有点不一样。在铁道兵司令员的任上，因修筑黎湛铁路，他经常留驻湛江，和43军、华南垦殖局的领导常有来往，也到过一些垦殖场。他目睹过历史罕见的特大台风、寒流为害橡胶的实况，对在中国发展橡胶之艰难有亲身体验。现在，华南橡胶生产基地的建设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已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橡胶生产已由“先大陆，后海南；先平原，后山地”转变为“先海南，后大陆，依山靠林，由平原向山区转移”。作为农垦部长，他必须考虑的是：橡胶生产实现大转弯后，雷州半岛的垦殖场如何经营？海南岛的开发怎样布局？怎样使实现战略转移后的橡胶生产发展得又快又好？　　这个担子，原先是叶剑英元帅挑着的。叶帅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时，对橡胶基地的建设是亲力亲为，他奉中央之命到武汉接替称病的林彪的职责，代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后，还亲自过问橡胶生产的事，将易秀湘等华南垦殖局领导召到武汉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谈科学种胶的问题，具体到怎样用天然有机肥改良土壤，都一一作了了解。叶剑英抓橡胶生产的思路很令垦区的干部和专家信服，他指出要抓好“种、苗、树、胶”四个环节，认为发展橡胶生产过程中要面对的问题都是环绕这四个环节产生的。对橡胶生产中的一些技术性措施，他也有精到的见解。比如利用天然有机肥改良土壤问题，他不但给予肯定和赞赏，还引古证今，举一反三，引导有关领导辨证地去认识和探索问题。在王震心目中，叶剑英无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在经济工作方面，都有很高的素养，很深厚的阅历和功力，是自己所敬佩的老帅。接手他做过的事情，无疑是接过一副不轻的担子。　　“叶老帅挑过的担子，我得把它挑好。”王震想，他决定往华南走一趟，作一番全面的实地考察。　　因为要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王震的南行推延到“八大”后的1957年初。在“八大”的发言中，王震说：“华南垦殖局橡胶园，1955年遭受百年未有的大寒害后，现在已经逐渐恢复，广东（包括海南）、广西、云南都有种植橡胶和热带特产饮料、香料作物的好条件，因此应积极发展以热带、南亚热带作物为主的多钟经营。”
二、将令未下，海南已新增了七个橡胶农场　　　　仿佛是心有灵犀，王震在北京崇文门的那座小楼里遥思着怎样续写华南橡胶生产新篇之时，在海南岛有一个人已经领着垦殖战士们建起了七个新橡胶农场。　　海南垦殖分局局长王昌虎在五指山腹地转了一段时间，心里形成了一个拓展计划。　　橡胶垦殖“大转弯”之后，发展的重点移到海南，这个原先的采种育苗基地，变成了种植橡胶的主战场。主要的技术力量，也移师海南来了，华南垦殖局当时惟一既掌握橡胶栽培理论，又有植胶实践经历的橡胶专家徐广泽，专门蹲守海南开展橡胶科研。　　重点移到海南但不是雷州半岛的重复，新确定的方针是“依山靠林”。这四个字是以挫折换来的经验总结，陈云在一次到海南视察时当面问过王昌虎：总结出这四个字，一共花了多少钱？王昌虎答：已经九千多万了。陈云掐着指头，一字一顿地说：“九千万，买了四个字，值得。”　　遵循这四个字，意味着橡胶林地需重新选择。王昌虎带领技术人员，背上行装、仪器，按照新垦殖方针的要求寻觅、选择、规划新垦点。保亭县境是群山环抱的盆地，琼中县大山连绵，白沙县地处海南西部山区……这些地方，台风少到，有大山的拱卫，形成静风湿润小环境。王昌虎认定，这些是适宜橡胶生长的好地方。　　1956年2月，华南垦殖局召开国营垦殖场场长会议，指出“大转弯”后这两三年，垦区的企业化管理已见成效，事业基础已比较稳固，提出要加科学发展橡胶生产的步伐，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研究海南分局怎样贯彻总局这个精神的党组会议上，王昌虎亮出了酝酿已久的想法：　　按“依山靠林”的种植方针，以前在海南的沿岛平原地带种植的橡胶要加强防护林营造。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山区的宜林地带为重点。我作了认真的考察，考虑在保亭县、琼中县、白沙县、万宁县的山区和半山区搞橡胶开发。按照这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和条件，可以开垦种植二三十万亩橡胶，至少需要新建七个农场。　　分局党组的成员，在此之前其实都有考虑过同样的问题，王昌虎的想法，立即获得大家的共识。党组会一锤定音：同意新建七个农场。新场的名称也定了下来：金江、龙江、阳江、新新、新进、新星、新中。后来新新场并入龙江场，实为六个农场，史称“三江三新”。　　计划确定，一丝不易觉察的欣慰表情在王昌虎宽圆的脸上一掠而过，只那么一瞬，又恢复了那种似乎是永远的矜持和严肃。　　新建农场的计划是确定了，这只是艰难工作的开始。一下子新增七个建制农场，涉及到的问题太多了，而且每一个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农场领导班子成员的人选、人员的调配、物资的供应、资金的筹措……。后一个问题最难解决。王昌虎曾向华南垦殖局的领导要求过资金支持，总局领导也认为应该给予支持。但得有个程序。计划经济嘛，开发资金也是严格按计划安排的。这要耗费时间，最要紧的是究竟能拿到多少资金还是个未知数。国家经济建设进入高潮，处处资金吃紧。苏联原先答应给中国提供的橡胶垦殖专项贷款，已因斯大林的逝世、苏联退出合作开发而再没有后续补充。　　王昌虎和海南垦殖分局的领导们不想干等上面的拨款，他们已经进入临战的亢奋中。分局党组会后，王昌虎开始部署新场组建工作。他将新场的拟任场长、党委书记召来，逐一谈话，告诉他们：分局从老场抽调一批办公用品和劳动工具给你们，再给你们每个场分配干部十名，先拨一万元钱，你们把新场给我建起来。　　抽调物资和干部并不难办，农垦的干部战士听到有新任务就有如听到上战场的号角声。倒是钱从何来谁也不知道。分局财务科的账上没有这笔资金。每个新场给一万元，统共就是七万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那时一元钱可买到二三十只鸡蛋，建一平方米的瓦房也就十块八块钱。　　王昌虎不会给场长书记们开“空头支票”，一个筹资的办法早想好了。　　　　　　这个月的一天晚上，王昌虎的炊事员肖乾柏一整夜辗转反侧没睡好觉，是心里不舒服。　　这天晚饭后，王昌虎问他“老肖，你告诉我，家里还存有多少钱？”　　肖乾柏感到很奇怪：“王局长在家可从来没问过钱的事呀。”王昌虎夫妻俩只顾忙着工作，家里的开销一向不管。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肖乾柏掌管。夫妻俩平时也很少上街买东西，要用钱时，才向肖乾柏要。肖乾柏掌握着王昌虎家的经济大权，一直以来，他很有一种受信任的快乐感觉。“可今晚，王局长怎么突然问起钱的事来呢？”　　“银行存款有2000元，家里零用的钱还剩50元。”肖乾柏答。　　王昌虎听后，要肖乾柏第二天早上把存折交给他，还特别加上一句：“可别忘了。”　　“是不是王局长对我不放心了？”肖乾柏心里七上八下。　　第二天吃早餐时，肖乾柏把存折交给了王昌虎后，王昌虎又交待说，家里剩的那50元要紧着用两个月才行，下个月他夫妻俩就没有工资可交了。肖乾柏心里更加疑虑，他心里想：看样子，王局长真的是怀疑我管钱有问题了。他闷闷不乐地吃过早餐，闷闷不乐地上街买菜，又闷闷不乐地走回分局机关。　　路过分局礼堂时，他见到礼堂正在开干部大会，王昌虎作报告的声音很响亮。他不由得在礼堂的门口停住了步。这一刻的驻足，他听到了一番史有记载的话：　　“……同志们，为了加快海南橡胶基地建设，尽快为国家建设提供越来越多的干胶，局里决定，办七个新的农场，但申报国家拨款的手续还没有办好，局财务又缺少资金，局党组想动员机关干部发扬延安时期的南泥湾精神，借一个月工资作为新场的开办费，完全自愿报名，有困难的干部可以不报名，工人工资低，也不要求报名。我个人除借出夫妻两人的工资外，还拿出2000元银行存款交给局里发展新场……。”　　听着热烈的掌场响起，肖乾柏在释然中又感到不安：我误会王局长了。　　说起这段往事，肖乾柏老人还有一个开心的结尾：　　听完王局长的话，我快步赶回家，找出自己准备将来成家用的326元存款，跑到会场去报名交钱。　　想不到，办登记收款的局财务科干部却对我说：“局里有规定，工人不用借，对不起，我不能收你的钱。”　　我急着争辩道：“办新农场的事全体职工都有责任，我应该有份。如果只收干部的钱，那就把我算作干部好了！”说完，我放下钱就走了。　　第二天发榜公布，我上前一看，“哈！有我的名。”我高兴得逢人就说：“我也当了一回干部！”　　几百、上千元，海南垦殖分局的干部很多人像王昌虎和肖乾柏一样，借出来的钱何止是一个月的工资！是将节衣缩食存下来的钱都拿出来了。上世纪50年代是低工资时期，海南算是高工资类别地区了，一个正团级干部的月工资不过是一百五六十元。王昌虎属高级干部，月工资也就三百元左右。拿出相当于半年的工资来做公家的事，没有一分一厘的利息却心甘情愿，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　　在短短的几天里，七个农场的建场工程就全面启动。　　　　　　黎母山脉东北部的大山深处，绵延的山体毫无规矩地起伏凹凸，各种各样不知名的植物芜杂地簇生在一起，像天然的百衲衣，在大山表面覆盖出一片一片深浅不一的绿色。　　在一处有小河流过的山麓，搭起了一座茅棚，新办的阳江农场的开荒指挥部设在这儿。　　这天，茅棚前面的两株大枫树之间，挂起了一条红布横额——“阳江农场开荒誓师大会”。几百名垦殖战士面对横额列成方阵，静静地站立在灼热的阳光下，等待开战的号令。　　阳江农场场长走到方阵前面。“战友们，荒山就是我们的前线战场！”他举起右手大声喊，“现在，我宣布，向荒山进军的第一锄开锄！”他的手有力地往下一劈。　　没有鼓乐，没有鞭炮声，有红旗。人们跟在几面红旗后面，扛着锄挟着砍刀向着前面的大山走去。刀锋似的山脊，一直伸展到远处的无名深谷……　　拓荒工地上有王昌虎的身影。他身穿一身旧军装，脚套一双旧军鞋，挥舞着大砍刀和工人们一起清岜。军衣有几处挂破的口子，鞋底有树桩扎破的洞，这是进山的“路”给他留下的印记。阳江农场办场人员进点的第四天，他就循着用砍刀在丛林里开出的“路”进山来了。　　他已经走了好几个新场。在局机关开过动员大会后，他就坐上吉普车“上前沿”。从担任林一师政委开始，他都像在野战部队时一样，每逢布置完战斗任务，他都要抓住开战前的时间“上前沿”。1952年夏季给部队做完“采种立功”的动员后，他“上前沿”还给自己下了“战斗任务”——每到一个采种点，要亲手采够一篮胶籽才能离开。对此，原林一师一团二营副教导员谢福正在他的回忆录《三个局长》中有一段叙述——　　一天，快到中午时分，二排长莫丁吉匆匆跑来报告：胶园路边停着一辆小吉普车，但没见到人，可能是师首长来了。　　……　　我和莫排长一起往停车的胶园走去，果然见到有三个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在采集胶籽。我加快脚步赶去，原来是师政委王昌虎和秘书、警卫员。我走近去，突然听到王政委高兴地叫起来：“在这里，在这里。”　　我以为政委是向我打招呼，便大步跨上去说：“政委来了，辛苦了。”　　王政委这时才直起身子，抬起头来：“啊，谢福正，你什么时候来的。你看我只顾找胶种了，没注意到你什么时候进来。”　　听政委这一说，我才知道政委不是向我打招呼而是为发现了一粒橡胶籽而高兴。原来胶果爆裂后胶籽散落到草丛里去了，三个人找来找去没找着。王政委找到后，格外高兴……　　我见王政委汗流浃背，两只手臂上还被藤刺拉扯出一道道殷红的血印。便说：“政委休息一下吧，现在已是12点了，该回转运站去吃午饭了。”　　政委立即指着两只装胶籽的竹篮说：“你看，这一筐还没满，还没有完成任务。”我说：“也差不多了，你们很累了。”他说：“差一点也不行。这是我们三个人出发时定下的任务……”说完，他就继续寻找起胶籽来。　　……　　我看吃午饭时间早过了，我把通讯员和我捡的胶种都倒进那只不满的竹篮里，说：“政委，现在满了，休息吧！”　　谁知政委不认账，还立即打起“假”来……过了一会，通讯员小陈悄声对我说：“这回真满了。”……我再次对王政委说：“政委，这回真满了，该休息了吧？”……王政委看了一下，是真满了，就说：“满了就收工。这才叫完成任务呐。”……　　这时，已是下午一点半钟了。　　……　　　　阳江农场场部座落在山间一条小河边，与山外无路可通。王昌虎坐吉普车在海榆中线公路颠簸了大半天，来到一个叫腰子村的地方就弃车步行了。山连着山，山麓和山与山之间的谷地长满荆棘和灌木丛，人们进山，都是提把砍刀边砍边走。王昌虎拨开荆棘，钻进灌木丛，辨认出砍刀砍过的痕迹一路寻去。　　阳江农场的“场部”只是一栋刚建好的茅草房。王昌虎走进去的时候，场长颜训民、场党委书记范少白正和十名干部在忙活。有的往地上打木桩，有的往打好的木桩上架用竹片拼成的笪。是在搭床铺。一看这架势，王昌虎就知道他们四天来都是露天睡的觉。　　“这几天，同志们受苦了。”　　“这不算什么。”　　这批场干部，大多是王昌虎任林一师政委时属下的官兵，什么苦都吃过。　　“这里的蚂蟥，兴许从未闻过人血味，咬人咬得特凶。第一天夜里简直没法睡。后来想出个办法，在两棵树之间，用背包带绑着床单，两头挂到树上，再穿上衣服睡在‘吊床’上，好多了。”范少白告诉王昌虎。　　“哈，这是你们的一大发明。”王昌虎夸奖道。　　谈过了开荒的事，王昌虎说：“抓开荒，还得同时抓好育苗。走，去看看，选块风水宝地做苗圃。”　　还是边砍灌木边前进。走到河边一片开阔地，王昌虎驻足看了好一会，说：“这地方好，靠水又较平缓。苗圃就设在这里？”　　大家表示赞同。　　说话间，王昌虎的后颈部有点凉凉的感觉，他用手一摸，抓出条山蚂蟥，随手就往远处扔去。　　　　　　局长亲临，大家士气更高。第一批开垦的荒地清岜后，阳江农场乘势发起首届开荒挖穴大赛。几个垦荒队选出来的几十名精壮勇士，手握银锄各踞一条环山行比试身手。　　谁都不甘人后，你追我赶，数名参赛职工创造了八小时挖穴百个以上的纪录。有两个隔着一条林带比邻相竞的对手，互相瞅着对方的进度狠命舞动手中的银锄，挖出的穴数交替上升。这天，这两位棋逢对手的勇士，工效不相上下，同是挖穴一百零二个。　　……　　阳江农场几百名垦殖战士，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在大山里开荒14000亩，定植胶苗1500亩，种植粮油、热带作物800多亩。还发展了养猪、养牛业。王震到海南视察时，对此业绩连称：奇迹，奇迹！　　1956年在山区新建的七个农场，后来都成了橡胶生产大户，海南垦区举足轻重的主力农场。
三、公路边，300个坟茔的无声诉说　　　　不必一一细说在大山中垦荒的过程。垦荒的场面和垦荒者的生活大同小异。只要看过本书中对雷州半岛开荒的描述，就不难想象在大山中垦荒的情景。如果要给出一个客观的评判，可以这样说：在海南岛的山区开荒种橡胶，其艰辛程度与在雷州半岛的原始林莽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开荒难以使用拖拉机之类的机械，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更大。每天吃的粮食，开荒所需的物资，全靠人力从山外挑进来。遇到山洪暴发，交通阻隔，在断粮的日子里，工人们就得勒紧裤腰带，到山上挖“革命菜”（一种苦涩的野菜）填肚。　　还要忍受亚热带山林中恶物的侵扰：瘴疠、雷电、恶虫、毒蚊……民间语文“海南十大怪”中之三怪：“三只蚊子一碟菜，五只老鼠一麻袋，山蚂蟥可以当腰带”，乃海南山区中恶物之写照。　　经历艰苦生活和艰辛劳作的磨难，是农垦人共有的生命印记。人并非生来就喜欢磨难，选择磨难有的是出于无奈，有的是为了某种功利，有的是为了崇高的目的和理想。农垦人是以自己人生的磨难，去换取祖国橡胶事业的辉煌。　　　　　　海南岛中西部有一条连接琼中县乌石与儋县那大的公路，叫乌那线。在乌那线32公里处的一侧，一片倾斜的坡地上，300座土垒的坟茔散布在荆棘和山花丛中。长眠在这里的，都是阳江农场的职工，他们为橡胶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提起这些逝去的职工，人们都不愿意说他们埋葬在乌那线32公里的坡地上。人们都是这样说：他们调到“32队”去了。　　“32队”，阳江农场职工心目中一个特殊的“单位”，一个光荣的生命安息地。来这里报到的没有一个有烈士的名分，甚至连名字也不为外界所知。但他们都有着伟大的平凡——平凡的人生，平凡的壮烈；伟大的付出，伟大的牺牲。在阳江农场的历史资料中的这两段记载，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受这种伟大的平凡：　　陈光定，一位年仅24岁的铁血青年，在参加一次集体劳动竞赛时，连续干了两个通宵，突然感到身子不适，头冒虚汗，发冷发热，四肢乏力，他知道自己生病了。然而，为了不拖组里的后腿，他瞒着大家带病继续苦战。这天下午三点，带病连续干了三天的他，突然身子一晃，“卟通”一声倒在了工地上。　　旁边的队友赶紧上前搀扶。　　队长用手摸陈光定的额头：“天哪！热得烫手呢！”大家这才知道陈光定带病坚持干呵！没有想到平时寡言少语的陈光定竟是一条硬汉！　　过了一会，陈光定醒了过来，看见大家都围着他，还很好奇：“我好好的，你们围着我干啥！快干活去吧。”　　队长说：“光定同志，你生病了，在发高烧呢，赶紧回去治病休息！”　　陈光定眨眨眼说：“开荒任务没完成哩，我不走。”说着挣扎着站起来，伸手抓起锄头柄，可一用力，锄头柄就从手中滑掉了。　　已经苦干了10天的陈光定，这时已实在没有一点力气了。　　队长眼里闪着泪花说：“光定啊，你现在连举锄头的力都没了，还怎么干活？你再不回去，我可要叫人抬了！”几个队友马上走过来要抬他。　　陈光定只好同意下山。队长派两名队员护送，可陈光定死活不肯，一个人摇摇晃晃朝山下走去。　　傍晚，他终于走到了一条无名沟。平日突击队员收工回来，都要在这沟里洗刷一番。过了这条水沟，前面不远就是住地了。　　水沟上面有一座简便木桥。　　陈光定踩着木桥走到桥心时，身子突然一歪，一头栽下了水沟。这水沟的水只有两三尺深，人站在最深的沟心，也浸不到大腿的一半。若是健康人掉进水沟里，稍用点力就站起来了，和在平地上跌倒了站起来没有什么两样，可陈光定同志，却已经没有力气把头从浅浅的水中抬起来了……　　年轻的陈光定，竟在这三尺深的水沟里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　　　　　　在阳江农场的一次开挖梯田大会战中，七队的年轻党员梁家锋，带着11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组成了一个青年突击队，上了牛湾村前的山坡工地。这块山坡，岩石多，地势陡，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他们原计划用两天拿下这块山坡，没想到难度太大，大伙苦战了两天仍没搞完。　　12名突击队员憋了一肚子气，一上山就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拼命干，他们下了狠心：再难干今天也得完成，决不延长时间！　　他们从早上干到下午，突然，一阵阵石破天惊的炸雷在他们头顶上滚过，一道道撕裂长空的电光在他们周围飞舞，倾盆大雨一阵猛过一阵朝他们倾泻。可突击队员们在雨中越干越勇。　　当他们干到山头最后一道环山梯田的时候，黑沉沉的天空突然掠过一道惨白的电光，‘轰隆隆’一声震山垮地的响雷直朝他们干活的山头炸下来。　　一场悲壮的悲剧发生了：12名开发祖国橡胶事业怀着赤胆忠心的勇士，因为缺少自然科学知识，全部遭到雷击。　　梁家锋、李狗子等六人被雷电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还有六人受了重伤，留下了终身残疾……　　　　　　建设新场，农垦职工表现了他们平凡的伟大，他们的领导者们同样有着伟大的平凡。　　张积成，琼崖纵队的团长，垦殖初期林一师第一团团长、琼山垦殖所所长，后来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副师长、兵团党委委员、广东省通什农垦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他完全像个农民，身材消瘦，骨骼硬朗，皮肤黧黑的脸上颧骨凸现。一口海南话成分比普通话多的“国语”，最爱吃煎了的小咸鱼。“有条小咸鱼佤（我）就能撇（吃）它三碗稀饭！”这是他对待吃的美好“宣言”。有稀饭下肚他就仿佛有用不完的劲。他才活了65岁，除了打仗，他一生的岁月都是为三叶树折腾。　　海南垦殖分局决定新建那七个农场的时候，派他到龙江农场当场长，说白了，就是让他这个当过垦殖所所长的“老开荒”再一次到第一线去做“开荒牛”。他二话不说，去了那个地处山多人少只有三万人口的白沙县的新场白手起家。他把一个新场办成了广东（含海南）农垦的主力农场，年产干胶数千吨。　　他似乎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他的人生一如他的模样那么平凡，融在人海里，普通得无从分辨他是个“官”。他的伟大，在于他在干着无数平凡的事，忘我地为了发展橡胶这个国家的大事业。　　这是他一生中非常平常的一个片段：　　龙江农场查山作业区要建一片一万八千亩的大胶林，作为海南农垦的样板。张积成带着1000多名职工和20多台机械，在“五一”节那天上山安营扎寨。他和职工一起垦荒山，抬大树、炸石、挖穴。到春节临近，考虑到大家已苦干了几个月，张积成决定放几天假让职工们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可为了准备春节过后的橡胶定植，机械作业不能停。他把工人和指挥部的人员全部打发回家，自己留下来和机械工一起过年。　　蹲在查山大半年，身上有战伤的张积成越来越瘦，不久前还得了肠炎，场党委书记饶敬臣打算过了年安排他去治疗休养，但他不回来，怎办？他想了个办法，说是有重要事情须他回来研究决定。张积成回到场部，场领导一个个摆出不少“难办的事”，要他住几天出主意解决。张积成发现这些事都是日常工作，他不在也可以办的，显然，大家是找借口让他回家过年，休养一下。　　他们没能留住张积成，他说：“领导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为了橡胶生产样板基地建设，我把几十个职工留在工地过年，如果那叫吃苦，我应该带头才是。”他家门没进饭没吃就要赶回工地。场领导们知道他肯定不愿意坐专门为他准备的车，于是以给工地送年货为由，请他坐“顺风车”。　　除夕的前夜，张积成发现给工地的职工准备的年夜饭还缺一个主菜。他挑了两名有打猎经验的青年工人，说：“跟我一起上山，给大家打点野味去。”大家都知道张场长是个好xx，但他身有伤残，得了肠炎又没完全恢复，怕他吃不消，劝他不要去。为了让职工过好年，张积成坚持连夜进山。在深山里转了一夜，凌晨扛回了一只黄猄，一只山猪。除夕之夜，丰盛的会餐之后，张积成和工人们围着篝火开起了联欢晚会……　　张积成和大家同甘共苦，职工们深受鼓舞，大年初一，他们就开动机械，为橡胶定植机耕。　　在张积成的农垦生涯中，沉在第一线，与职工保持零距离，吃苦在前，是他的领导作风的三大特点。他是为橡胶事业累病累死的。这些背景，让人从他的名字里也可以联想到一种平凡而伟大的悲壮——为橡胶事业“积”极奉献，累“积成”事业的“成”功，而自己却“积”劳“成”疾。　　　　　　已去世的原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广东省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党委书记胡辰祥,1961年到1964年期间担任海南农垦局局长。他是“xx”式的老革命，建国前就是县委书记，1953年起担任华南垦殖局处长，1957奉调海南农垦。从此，他在海南一直工作到1969年。在海南的橡胶开荒定植现场，常常看到他的身影。和职工们同劳动，在劳动中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是他的一种工作习惯，曾任过卫星农场场长的谢福正在他的回忆中，记述了其中的一次：　　……上午8点来钟，胡局长和白沙县委副书记李维麟一行6人，来到卫星农场。胡局长说：“别的事以后再说，先跟班劳动……”　　……　　到了六队工地，胡局长一看，职工们在几个山坡上干着各种作业，拖拉机“突、突、突”地来来去去，热火朝天。胡局长连声称赞：“这场面大，互相鼓舞，互相促进，有声有色，不是竞赛的竞赛。”说完，他就随手拿起了砍刀，和职工们一起干起来。他像一名技术熟练的老职工，边砍山包边清理，把从树冠上砍下来的树枝、丫杈，按技术要求分类堆好。……职工们见他肩膀、脸盘都晒得红红的，递给他草帽也不戴，顶着烈日，坚持和群众一起干。劳动到中午收工时，他衣服湿透了。　　……下午，……胡局长坐在拖拉机驾驶室里摇摇晃晃地和拖拉机手在开机拔树头.　　拖拉机驾驶室的温度比地面还高,烤得厉害,加上拖拉机作业是拔树头、拉木头，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会儿仰头，一会儿俯首。车长老陈见拖拉机把胡局长摇晃得前仰后合，又颠又烤，汗珠直冒，就说：“局长，你休息，要什么情况我下去给你汇报。”胡局长忙摆手说：“不，不，我想了解的情况离开驾驶室是感受不到的。”他始终坚持和机长一起开机作业。　　……　　“跟班劳动,胡局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谢福正说，“他了解到那些大树头、大木头、大石头，用‘东方红’很难啃得动，不仅耗油多，费工时，还窝了工，得用‘100号’才行。而当时开荒定植要求高，时间紧。他回去后，调来了两台‘斯大林100号’拖拉机，使开荒进度大大加快。”　　　　　　张积成和胡辰祥，以及那些长眠在阳江农场“32队”的人们，他们的阅历和地位不同，他们在发展橡胶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不一样，但他们的人生都同样闪耀着平凡而伟大的光华，他们的灵魂都同样永远萦绕在海南岛，萦绕在橡胶林。共和国会永远记住他们，我们会永远怀念他们。
四、第一滴胶乳在陈云眼前流出　　 王震说：橡胶为主，多种经营　　　　1957年的春天，新中国橡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春天。华南垦殖局植下的第一批橡胶，当时世界上所处纬度最高的胶林，在这个春天流出了第一滴胶乳。　　中国橡胶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现场目睹了橡胶开割的历史性场面。　　春天是橡胶树生命中一个新的轮回的开始。春雨一过，大地回暖，在冬天里掉光了叶子的橡胶，枝梢头就冒出点点芽尖来，继而绽开，在和煦的阳光里长成古铜色的新叶。　　春末，化州县城附近的建设农场沙埚队，一大片胶林的新叶已从古铜色转向青绿，形成浓密的树冠，绿伞一样在直直的树干上撑开。　　这片橡胶是高切干芽接树，1952年大开荒时从海南育好苗运到这里定植。在以实生树为主的第一代胶林中，像这样的芽接树不多。沙埚队的职工们，像哺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它们。　　1955年春节前后的那场罕见的寒流，高雷垦区有的地方气温降到摄氏零度以下，工人们早上起来，见到河沟里都结了一层薄冰。除了山坳里的胶树保存较好，平地上的都不同程度受害。整个高雷垦区，受害的橡胶幼树高达70%。情景很惨，看得垦殖职工们直掉泪。许多长到米把高的小胶树被冻死，没死的是一副恹恹待毙的样子，叶子被冻出一块块黑斑，慢慢溃烂，苗杆干硬，有如一根干柴。只有表土以下的根须部分，还存在生命的迹象。工人们不甘心亲手种下的胶树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他们按技术人员指导的办法，主动抢救冻伤的胶树。　　胜利农场退休干部梁英才回忆说，工人们先挖排水沟，把地里的水排光，然后扒开胶树茎杆下部的泥土，让未冻伤的部分露出地面，再盖上草，加强养护，用针刺的办法促使它们重新发芽。经这样抢救处理的胶苗，再加强施鱼肥和沤化的绿肥，到年底就长到2米多高。1957年，农垦部副部长陈漫远到胜利农场来看橡胶，最高的橡胶幼树已长到3.2米高。挖开表土看树根，哗，根系发达，全是营养根。　　寒流也给建设农场沙埚队的胶树带来过很大的威胁，但这里的胶林保存得较好。工人们在林中升火造烟，给胶树驱寒，在林段的北面用茅草搭起防寒障，遮挡呼啸而来的寒风。寒流过后迅速进行补、换植，加强覆盖、施肥等林间管理。这里的胶林能避过寒流之劫，其后得以蓬蓬勃勃生长，除了功在工人们的精心养护，当然也与它们优于实生树的种性有关。　　1956年的冬季，农场技术人员对这里的胶林作了林相检查鉴定，他们欣喜地向上级报告，有一千多株胶树的茎围超过48厘米。按世界植胶界通行的标准，这些胶树已经可以开割。　　这消息不同凡响，华南农垦总局和粤西农垦局（从1957年1月起，华南垦殖局及所属分局改用农垦名称）的领导们无比兴奋。建设农场地处北纬21.6度，芽接苗在这里定植后五年便可开割，意味着橡胶树成规模在中国北移种植已取得第一步的成功。他们决定，待翌年春天，这些橡胶树长齐叶子后，便隆重开始试割。　　割胶最恰当的时间是在太阳出来之前，此时分布在树干皮层里的胶乳腺管处于最舒张的状态，最利于胶乳淌流。这次试割却安排在上午九时开始。人们不愿意让这历史性的第一刀静悄悄地被黎明前的夜幕遮盖。它应该在阳光底下，在众人的视线中开始，让青山作证、大地作证、蓝天作证。　　试割由一对归侨夫妇执行。当时，农场里真正割过胶的只有这些从东南亚回来的侨工。年代久远，我们已经寻觅不到这两位当年的操刀手，连他们的名字也无人记得。　　有一个人还记得那个令人神往的情景。　　建设农场退休干部梁正品说起这事，青春的神采就立即回到他苍老的脸上。　　这位1952年从高州参加垦殖队伍的老农垦，1957年时在建设农场七里队任队长。那天早晨，他接到场里通知，有上级首长要来七里队视察，让他在队里等候。他心里有点奇怪，沙埚队今天要试割橡胶，上级领导为何不到那里去，反倒到我这里来了？他想了一下，似乎找到了理由：队里有一棵以前留下的老胶树，长得很大，树围差不多可一人合抱。曾经有不少领导来看过这棵树。　　约莫8点左右，几辆小车开到队里，车上下来十几个人。他认得里面有粤西农垦局和场的领导。场领导在前面引路，粤西农垦局的领导在后面陪着两位首长，其中一位个子不高，身体略瘦的首长穿着蓝色风衣，头戴同样颜色的解放帽。这身装束在广东很少见，梁正品想，这位首长应该是从北方来的。　　果然，场领导让梁正品带路去看那棵老胶树，看完后又去看队里种的橡胶树。梁正品发现，那位首长看橡胶幼树时比看那棵老树要开心。队里的胶林沿山势定植，是梯级式的。首长在梯田里走上走下，一边看一边夸胶树的长势好。　　看完七里队的胶园，首长们就到沙埚队去了。有人悄悄告诉梁正品，那位穿风衣的首长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紧跟在陈云后面的那位首长是华南农垦总局局长李嘉人。　　在沙埚队的胶园，场领导庄重宣布试割开始。　　男侨工手握胶刀，将刀刃贴到树皮上，环树身斜斜地推过去，随着刨花似的树皮屑纷纷落下，树干上留下一条弧形浅沟，这叫做割线。在割线下方尽头安好“鸭舌”（用来引接胶水的铁制导器），开割的第一刀算完成了。　　割线上沁出一点一点珠状的白色胶乳，胶乳慢慢汇聚，充盈了整条割线，沿着“鸭舌”滴到盛接胶水的胶杯上。　　……　　陈云仔细地看着胶工 的动作。当第一滴胶水滴进胶杯，他笑了。他回过头来，对在场的人说：“有的人说我们种橡胶没有胶水，现在不是没有胶水，这是大有希望的嘛。”接着，他又对李嘉人和粤西农垦局的领导说：“要一胶二林，有林就有胶。农场要边整顿，边发展，稳步前进。”　　说完，陈云亲切地望着操刀的胶工，笑了笑，把视线落到他手中的胶刀上，又做了个割胶的手势。跟随陈云的一位同志会意，走过去拿过胶工的胶刀：“首长想亲手割一刀。”　　陈云接过胶刀，在割胶工的指点下往开好的割线上试割了一刀，已经沁出了胶水的割线上，胶水出得更畅了。　　4月1日，陈云提笔写下了一幅题词：“我国的橡胶事业虽然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大规模的国营橡胶园还在初办。我们要兢兢业业稳步前进。只要这样，我们是会稳步成功的。”　　　　　　离湛江市区20来公里有个叫志满的小墟，离墟街不远有一个波光潋滟的大湖，湖水绿里带蓝，与海水的颜色差不多。这个湖很特别，靠岸处没有平缓延伸的浅滩，湖底呈锅形，湖水深不可测。环湖是耸起的山体，有逼临水面的陡峻山崖。最显眼的一处高岩，岩壁几近笔直，一堵墙似的竖起，高达数十米。　　这个湖其实是一个盛满水的巨大火山口，是闻名世界的火山口湖。这里的湖光山色加上有那堵高耸起的临水山崖，人们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称——湖光岩。　　从1952年开始，以湖光岩为中心，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建起了六个国营垦殖场，尔后合并成一个大农场，借湖光岩的盛名，取名湖光农场。　　1957年的春天，王震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湖光农场。　　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这里。前两次，他还是铁道兵司令员，带兵修筑黎湛铁路。　　有过南泥湾开荒和新疆屯垦的经历，王震对农业生产可谓情有独钟，不管到了哪里，总喜欢往有庄稼有牲畜的地方遛遛、看看，并将之视为生活的一大乐趣。粤西区和农垦局的领导们深知将军的喜好，因此特地请他到湖光来视察。　　这一次，将军是以农垦部部长的身份来调研指导工作。　　自从那次在这里认识了王金昌，见到了经历了寒流仍活得好好的橡胶，他对湖光农场有了深刻印象。到农垦部上任后决定来华南垦区视察，他首先就想到了湖光。　　王震乘吉普车悄没声息地来到湖光农场。王金昌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前两次来，王震给王金昌立下了“三不许”规矩：不许带他看预先布置好的“先进点”；不许预先跟基层领导打招呼搞“特殊接待”；不许通知基层单位搞“欢迎仪式”。　　一切顺其自然，这就是王震的风格。　　王震到办公室坐下，一位场领导用一只粗瓷碗，倒了一碗白开水，难为情地说：“不知道首长要来，连茶水都没准备。”　　王震满面笑容地接过碗，风趣地说：“艰苦创业，这碗白开水也很好嘛！”　　王震要先看橡胶。他随便来到一片橡胶园，看见胶树长得粗壮茂盛，高兴地用双手去合抱，饶有兴致地问道：　　“这胶树种几年啦？”　　“快五年了。”　　“五年就这样粗壮，不错嘛，同志们付出了许多辛勤的汗水呵！”　　他又提起了风、寒、旱等自然灾害对橡胶生产的影响，和王金昌谈橡胶的育苗、种植和管理。他说：　　“现在我国还是很缺橡胶，要靠进口。你们要加快发展，争取多种，早日开割。”　　走着谈着，来到了奶牛场。那时，奶牛场的牛棚还是茅草盖的，加上天下雨和管理不善，牛场又脏又臭。王金昌说：“里面很脏，就在外面看看吧。”　　王震笑了笑，风趣地说：“要喝牛奶，怕臭还行吗？”说着，他第一个弯着腰走了进去。　　从奶牛场回来的路上，王震边走边说：“你们干得不错，路子走对了，橡胶为主，多种经营。”　　王震的这句话似是即兴之话，但绝不是随口说说，来华南垦区视察之前，他对橡胶农场的发展有过一番认真的思考。　　橡胶是长期作物，华南垦区的橡胶还没有产出，每年还需大量投资。橡胶农场的粮食、副食也需要国家供应，这对于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海南岛和雷州半岛虽地处热带亚热带，但由于旱地多，耕作技术落后，粮食并不充裕，当地农民的日常饭食还是稀饭加番薯。农垦几十万人口的粮食，很大部分靠国家从外地调入。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怎样保证华南橡胶生产发展得更快，更顺利。王震考虑，华南垦区既要以橡胶为主，也要搞粮食和副业生产，一来可增加收入，以短养长，二来提高农垦的粮食、副食自给率，使橡胶生产少受制约。　　王震知道，叶剑英也想到了同样的问题。时为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的叶帅一直在关注华南垦区的发展。1956年，他两次到湖光，对场领导说：既要发展橡胶，也要多种经营。湖光地处亚热带地区，可以发展热带作物生产，多搞些产品，也搞加工，供出口，为国家赚外汇。　　王震也知道，他的老首长，当年的八路军总司令，当今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上个月也在解放军55军政委王振乾及地方党政领导陪同下来过湖光农场。他老人家视察了农场的橡胶园和畜牧生产后，对王金昌他们讲了一番很有深意的话：　　“……你们从战斗队到工作队，由带兵打仗到开荒搞生产，屯垦戍边保卫祖国的南大门，肩上的担子重啊！党中央已派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拓荒创业本事大得很的王震将军领导农垦部，亲自指导农垦的工作，你们要大力发展热带粮经作物，为国家承担困难，多创外汇，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王震这次到华南垦区来视察，就有这样的用意：向华南农垦的干部、职工宣传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思路，而且要搞出示范。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王震不顾一天的劳累，又来到香茅厂视察。　　走进厂房时，王震聚精会神地看着工人们操作。工人们拉香茅的拉香茅，装锅的装锅，踩料的踩料，豆大的汗水从额上直往下淌，谁也顾不上擦一下。王震满意地称赞工人们忘我劳动的革命精神：“我看，这样操作工人太辛苦了，得设法改进一下。”　　来到贮油棚，王震看到香茅油经过冷却后，从管口“吱吱……”地流出来，很感兴趣，亲自用手沾了沾，闻了又闻，高兴地说：“啊！这香茅油真香。”　　王震临走时，用叮嘱的口吻对王金昌和其他场领导说：“你们要关心职工生活，现在国家有困难，要向大家讲清楚，很快就可以克服的。今后生产搞上去了，厂房要建好，盖新的职工宿舍。同时把托儿所、学校办好，把孩子教好，使职工安心搞生产。”　　天完全黑下来，王震才离开香茅厂。　　一个月后，王震与罗瑞卿、陆定一再次来到湖光农场。他正式提出：“湖光农场既要坚持以胶为主，又要搞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畜牧业，养牛、养猪，办千头猪场，解决职工和城市居民的吃肉问题。”　　他表示要给农场调一批畜牧良种来，还要派农垦部的畜牧专家来作现场指导，把湖光农场的多种经营搞起来，搞成示范点。　　不久，七头三河奶牛和辛地红牛种从上海调到湖光，同时调来的还有巴克夏、约克夏良种猪。王震在部里亲自选出畜牧工程师，派到湖光农场指导发展养牛、养猪等畜牧业。　　　　　　送走王震，粤西农垦局局长陈文高第二天便匆匆赶到湖光农场蹲点，他要按照王震的嘱咐，把湖光农场办成示范农场。　　“能不能按照王震部长的嘱托，把湖光农场办成‘中国式的革命化农场’，并以此为示范点，带动全垦区发展以橡胶为主业的热带粮经作物，是考验我们粤西农垦人的胆魄和智慧的时候了。”他在湖光农场党政联席会议上说，“发展多种经营，要抓重点，要从湖光农场现有的优势项目抓起，比如养牛、养猪、养三鸟，湖光农场就有优良传统和地缘优势。”　　陈文高和农场领导分头下生产队搞调研，制订规划方案，不久，从内蒙古呼伦县特尼牧场购回了125头三河奶牛，建起了千头猪场，养起大批三鸟。　　王震雪中送炭，从北大荒调来六台东方红拖拉机，从上海调来三鸟孵化器。　　为解决农场粮食自给以及发展畜牧业所需要的饲料问题，陈文高带领湖光农场职工大搞开荒扩种，根据全年人口粮食和养猪、养牛、养三鸟的生产计划任务，合理安排湖光农场各类粮食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将池塘、洼地平整扩大，放养“假水仙”，设置水肥沟，种牧草等青饲料；大量种植番薯、木薯、大薯等杂粮，同时发动大家收集麦杆、豆藤、秕谷等农经作物副产品，晒干入库作为粗饲料……
五、非常岁月，“大跃进”迟缓了圆橡胶大国之梦　　　　金江农场位于海南岛五指山南麓的七指岭下，靠近海榆中线公路。在农场的青山翠岭之间，响水河像一条娟秀的玉带蜿蜒流过。农场四周，一重一重屏风似的山峦连绵重叠，在碧绿的山坡和奇秀的峻岭间，潇洒的槟榔、挺拔的椰树，浓密的热带雨林，汇成一层一层绿浪，像童话世界般令人神往。　　1957年3月的一天，到海南视察的王震，乘车路经海榆中线南段时，远远地看到响水河西岸有几幢茅房，这引起了他的注意。陪同视察的华南农垦总局局长李嘉人、副局长危秀英向他介绍说，这里是金江农场，海南农垦1956年4月自筹资金新建的六个橡胶农场之一。王震立时来了兴趣：“我得进去看看。”　　汽车开到这几幢茅房跟前。这里就是金江农场场部机关。　　闻声而出的人们热情而惊奇地迎了过来，他们都不认识这位不期而至的首长。　　“同志们好哇！我是王震，你们的头。我向你们学习来了。”王震亲切地笑着，未等陪同的人开口就作起自我介绍来。　　大家一听，激动不已，簇拥着他走向茅房里的办公室。场部中间有一个十分简陋的花圃，王震经过时风趣地说：“这里的大自然风光够美了，还要种什么花草呀！”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在亲切的气氛中听完场领导汇报农场建设的情况，王震说：“走，到现场看看。”　　视察完橡胶种植情况从山上下来，王震看到一块菜地里瓜菜长得水灵鲜嫩，连声称赞：“种菜好！种菜好！要多种菜改善生活。”随即吩咐身边的秘书：“在这里拍张照片，回去好好宣传宣传。”　　这次预定日程之外的视察，王震对金江农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心情舒畅地留下话：我还要再来。在农垦部长任上，他到金江农场视察和指导工作一共有七次。　　1958年10月，当王震再次来到金江农场时，他的心情却舒畅不起来。　　场领导坦率地向他报告，农场职工每月配给的商品粮，由45斤一下子跌至10多斤。职工们只好上午上山护苗，下午上山“打游击”，挖山薯，采野果，摘野菜，勉强充饥度日。因为缺粮、缺营养，职工中水肿、肝病流行，医院里挤不下过多的病人，好多患病职工只好领几个糠烤饼，拖着水桶般的脚往回走……　　王震亲自到农场区、队实地了解，看到的情况与场领导汇报的无异。　　王震在金江农场听到的、看到的情况，并非仅是金江一场所特有，当时的整个华南垦区，职工的生活都陷入困窘中，许多缺粮的农场是“瓜菜代”，饥饿的阴影笼罩着垦区　　茂名农垦胜利农场退休干部梁英才回忆说，当时他们吃的是“高产饭”——先把米用水浸透，然后加上南瓜一起放到陶盅里蒸，每盅的米只有很少一点点，这样煮出的饭比用通常的方法煮要多好几倍，但淡而无味，缺乏营养。后来连这样的饭也难吃上了，常常用以裹腹的是两种东西：将淀粉厂生产淀粉后余下的木薯渣制成饼；上山挖黄狗头（一种野生植物），与蕉树头砍碎了加工成饼和糕。　　是“大跃进”的狂热和同时而来的“公社化”、“共产风”给农垦职工的生活带来了无奈的磨难。“公社化”中，社员“放开肚皮吃饭”，“三餐干饭不要钱”。超越了物质承载能力的消耗必然招致苦涩恶果，才几个月功夫，公社粮仓见底，不单农村的“大锅饭”吃不下去了，商品粮的供给也成了问题，危及农垦工人的肚子。　　我们无从知道，王震当时是否认识到了问题的成因。有材料作据的是，面对严峻的现实，王震的眼睛湿润了，心情异常沉重。他显然意识到，农场职工的粮食问题解决不好，发展橡胶生产无从提起。　　他吩咐场领导：“你召集干部职工开一个会，我有话给大家说。”　　会上，王震给大家鼓励：　　“我们承认困难，但不能向困难低头。我们一方面要抓好橡胶生产，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副业，多喂猪、多养鸡、多种菜、多种杂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开过这个会后，他从北大荒、上海和河南等地，调来10台拖拉机、4台大型养鸡孵化器和11万颗良种鸡蛋，运来一批高粱、花生种，帮助金江农场办起了养鸡场、养猪场。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王震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农场减轻困难。离开金江之前，他和李嘉人、危秀英一起各种下了一棵橡胶树。他希望这三棵树能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　　　　　　粤西垦区，按王震“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思路发展的湖光农场，也未能超然于当时的社会之外。陈文高有一次问职工：“同志们，大家吃得饱不饱？”得到的回应是沉默。　　“大家的日子难过，我知道。雷州半岛是宝岛是个大金饭碗！我们总不能捧着金饭碗挨饿吧？”陈文高说，“我们都有一双手，没有粮食，咱们向荒山要呀。这些山头种木薯、番薯、大薯以及其它粮经作物，就是受用不尽的地下粮仓呀！”　　陈文高发动职工大种木薯。他戴起竹笠，卷起裤腿，挥动锄头，跟职工们一起到地里开沟。　　他说：“木薯是个好东西。”　　有人说：“好东西？吃多了会中毒的！”　　“中毒？谁说的。这是又白又松又香的白干木薯，没有毒的。雷州半岛的红土壤土质好，种这样的木薯长得快、长得多、长得肥厚，这木薯地就是我们的地下粮仓！我们不仅可以解决自身的肚子问题，还可以加工成淀粉，解决更多人的肚子问题，还可以当饲料，发展畜牧业，为国家多作贡献。”　　木薯成熟的季节，整个农场热闹极了：有人把木薯切成圆片，有人刨成长丝，有人舂成粉，有人晒成干，晾在晒场上、阳台上、瓦沿上、瓜棚上……凡是有阳光的地方都晒满了……整个农场像下了一场雪，白花花的，好耀眼呵！　　陈文高高兴地说：“有了粮食，心里踏实，农垦事业就饿不垮，农场活过来了，每一座山头都变成了地下粮食，每个山头都在积聚着力量。”　　1958年，湖光农场当年扭转了建场以来历年要国家补贴的局面，首次向国家上缴利润29.5万元，全面实现了粮、油、肉、菜自给。　　在那个年代，湖光农场的事例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在华南垦区老农垦们的记忆中，“大跃进”的岁月给他们留下的何止是肚子难受的感觉！全国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理想煽起的狂热连王震这样的“大人物”也无法“扬汤止沸”。就在他正与金江农场的干部、职工共谋渡过难关之计时，中央发出通知，将华南农垦总局下放给广东省，成立广东省农垦厅。海南和粤西农垦局下放给海南行署和湛江专署。不久，“共产风”无情地刮向垦区。海南垦区的66个国营农场和育种站，并入农场所在地的48个公社，垦西垦区被规划为24个公社……　　1958年，华南垦区第一批种下的橡胶树陆续进入开割期，这应该是个欣喜的年份，但老农垦们说：那段岁月给橡胶生产的干扰和伤害不堪回首。　　时任海南区党委农场部副部长的于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大跃进、公社化，大刮“共产风”，国营农场在一星期内消失了。由于瞎指挥，带来了生产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生产不计成本，发展不顾质量，导致原有胶林严惩荒芜，新种植橡胶成活率低，林段中灌木杂草丛生，有的灌木长得比橡胶树还高，连野猪、黄猄都钻不进去，工人们根本无法进林段作业……　　时任粤西农垦局局长的陈文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忆述：　　……当时有的地方对农场刮“共产风”，搞瞎指挥和高指标。农场干部被调到农村或其它系统、战线去了，大批劳力无偿地到农村搞深翻改土和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一些物资被“共产风”刮走了，一些单位被合并了。当时粤西农垦局机关也准备改为专员公署的一个局，局机关全部搬走，有的地方上级机关要农场砍胶树，换种其它作物。工人不愿砍，但上边要砍，只好一边哭一边砍。还有一部分橡胶划给公社后，农民不懂得橡胶生产，不讲技术规程，把工人们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橡胶，很快就割坏了。一些地方生产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搞形式主义，有的出现“放火烧荒”、“跑步挖穴”、“打桩定植”，严惩违反了自然规律和技术规程，使当年定植的胶苗大量死亡，成活率只有20%，造成国营农场职工思想混乱，有的人说：“一年开荒、二年丢荒、三年老婆孩子回家乡。”　　……　　　　伟人毛泽东亲自决策创立的华南橡胶事业，七年之后又因他亲手发动的“大跃进”而陷入了困局。　　他应该庆幸的是，他治下的国家有忠直憨厚而不怕吃苦的伟大人民，他们在饥饿中，仍然勒紧裤腰带为那个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美好理想苦战。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胶园里，“共产风”刮着的时候，许多农垦职工是饿着肚子坚持搞橡胶生产，而且是真正有实效的“大跃进”。　　还是粤西农垦退休干部梁英才的回忆：为了橡胶速生高产，我们那时是吃着“高产饭”、黄狗头、蕉树头大搞胶林深翻改土。在胶林里挖深沟，里面填满绿肥，胶林林带有多长，沟就挖多长。漫山遍野去采绿肥，挑回来的绿肥每挑都超过我们自己的体重。有个女工挑的一担竟有300斤。白天采了绿肥，晚上继续上林段挖沟，每人提一盏煤油灯去干……　　人不是机器，人也不是铁打的，但人的意志可以钢铁般坚强。斯大林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所指的就是意志。这些农垦工人多数不是共产党员，可他们的意志并不逊于共产党员，他们也是用特殊材料所练成。采访这些老人，我们惊异地听到，从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口里，有好几个人竟能说出鲁迅的那句话“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并将之引申为“我们吃的是杂粮，献给国家的是胶乳”。他们对自己艰难的付出毫无悔意。可见支撑他们在磨难中坚持奋斗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是奉献的精神。他们的劳作已几乎超越了他们体能的极限，是常人所难以支撑的。他们的劳累程度，退休工人梁正品的回忆里有一个细节可见一斑：我们队的支书李文星，深翻改土时每天凌晨3时就开工，晚上不过12点不回家，累得他手脚一停就睡过去。一次在半夜里大解，蹲着蹲着就睡着了，一屁股坐到大粪上。　　“如果那时我们不是坚持搞了深翻改土，这些长在高（州）化（州）地区的胶林，决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林相，这么高的产量。”他们如是说。　　历史还有一种评说：如果没有这段波折，巴西三叶橡胶树会更多、更快地覆盖住海南岛、雷州半岛的山林、土地，胶乳能够更畅快地流淌。毛泽东当初所追寻的橡胶之梦要实现得早一点，也是肯定的。
六、在那个年月，部长开了块速生高产试验田　　　　1959年的秋天，王震又来到了金江农场。　　这个时候，农场职工的生活有了改善，难关算是渡过了。自去年王震发动大家搞生产自救始，金江农场至今已养鸡4万多只，产猪肉2万多斤，收花生8万多斤，基本实现了油、肉、菜自给。　　整个华南垦区的局势也稍有好转。1959年6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省农垦厅《关于执行国营农场与原农业社分开建立不同所有制公社的若干意见的报告》，纠正了农场和农村合并的不适当做法。虽然“公社化”的阴影未完全消除，但总算刹住了“共产风”。备受伤害的橡胶生产和农场经济，有了喘下一口气来去疗伤的机会。　　这期间，为抵制“共产风”和解决农垦的粮荒问题，王震“上蹿下跳”，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尽力维护农垦的利益，保护橡胶生产，减少损失。　　他去找广东省委领导谈，要求省委指示湛江地委和粤西农垦局领导，要继续搞好橡胶生产，不要刮“共产风”。听到陈文高报告说，湛江地委想占用粤西农垦局机关的房子，王震马上驱车直奔地委找到主要领导人。　　“这么大个湛江，你们地委缺那么一点房子就坐不稳啦？”王震威严中不失幽默。　　地委领导向他解释着什么，王震说：“不要说什么理由了，农垦的房子，一块砖也不能动！”　　其时，正逢周恩来总理到湛江视察，王震得知，及时晋见。他向总理详细述说了自己在华南垦区的所见所闻，恳切请示说：“总理，给农垦职工一点救命粮吧。”周总理听罢，略一思忖，指示身边秘书：从国务院掌握的口粮中拨出1500万斤解决农垦职工的吃饭问题，其中拨给粤西垦区400万斤。　　……　　王震此次到金江农场来，是为了好好研究一下怎样继续发展好橡胶生产。折腾够了，橡胶生产不能再耽误了。他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云南、福建、广东、广西四个有橡胶种植的省份的农垦工作会议，主题是振奋精神，克服困难，稳步扩展橡胶种植面积，争取速生高产。　　会前他就有个想法，搞一个芽接树的速生高产试验田。橡胶垦殖搞了七八年了，运用过华侨的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橡胶种植的科研成果。他想，结合、吸收这些经验和成果，在金江农场树一个科学管理胶园的样板，可以鼓舞信心，促进全垦区开展速生高产胶园的建设。　　开完会，王震拉上金江农场场长李万福等人去选地。　　来到跃进区九队，王震看中一块40多亩，地势呈扇形由北向南倾斜，坡度小、土层厚、肥力高、背风，且光、水、肥条件都比较理想的土地，他说：　　“我的橡胶速生高产试验田就定在这里吧！”　　“王部长，您真是好眼力！”行家们禁不住夸奖道。　　王震笑笑说：“哈哈！这是老本行了！”　　确实是老本行。从南泥湾到新疆到北大荒，王震都与土地有缘，开荒不止。　　开垦试验田那天，下着毛毛雨，王震穿着一件风衣，跟随开荒队伍上了山，他要亲自参加开出这块试验田。　　来到工地，王震脱去风衣，露出一身整洁的旧军装，戴顶草帽，与大家一起搬石头垒梯田霸，撬石块、刨树头，活干得挺内行。金江农场印行的一本建场纪念专辑里，记载了开荒现场的一个小插曲：　　当时一些新工人凿炮眼不熟练，动作不安全，深度也不够。王老看到后连忙从一个工人手中接过钢钎，为大家做示范动作。他越干越欢，等把炮眼挖好时，已经是满头大汗了。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下，他摇摇手说：“没关系，这活我干过，难得同大家一起劳动，让我多干一会儿吧！”　　　　不仅是付出了汗水。从这块试验田的开垦开始，王震就以科学的眼光对待，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此，陈海林、肖武两先生在《部长的试验田》一文中有如斯记述：　　该定标规划植胶带的位置和走向了，王部长又来到工地。看见技术人员在用“十字定标法”操作，他略一思索，就召集大家来商量。他指着山坡地里插上的一些标杆问：“这样种下的胶树，将来管理和割胶、挑胶水方便吗？”技术人员答说：“部长的问题总是提得好，也正是我们有疑虑的事。但这是专家定的定标法，不好改。”其它的人也认真思索起来。过了一会，王部长就指出：“规划要从有利于生产出发。‘十字定标法’在平原地区种树可以，在山区种橡胶就不行了。”他站起来，比划着橡胶树的排列方向，做着胶工割胶和挑胶水的姿势，接着说：“这样胶树开割后，胶工劳动强度太大，功效就低，又不安全；胶园水土流失难控制，胶树生长就受影响。大家说是不是？”随行的人们异口同声回答：“是！”王部长说：“那好，不行就改。我们共产党的思想原则叫实事求是，所以办事情就要从实际出发。山区种胶就要根据地势、风向、光照等特点，搞环山等高定标我们中国环山梯田种庄稼的地方很多，我看，种胶也不例外。”从此，环山等高植胶法，就从酝酿到定论，正式肯定下来了。　　王部长又和九队苗圃班的工人一起劳动，讨论快速繁殖良种芽接苗的各种问题。当时在良种繁殖上缺乏经验，种源也很紧张，跟不上大规模种植橡胶的需要，工人同志们觉得压力大，信心不足。王部长一直把这个问题挂在心上，回到北京后，还写信给苗圃班，鼓励他们为发展中国的橡胶事业多作贡献……　　1960年春天，橡胶定植的最好季节来到了。王部长又从北京来到他的试验田，和九队职工一起在33.4亩的试验田里定植了优良品系的胶苗971株。这块试验田正式定名为“王震试验田”，列为九队的135号林段。　　王部长一直把这块试验田放在心上，曾6次来试验田察看。每次都像小学生一样经常提出一些橡胶生产上的问题，弄清楚才罢休。1966年，这里的胶树提前两年开割。达到了橡胶速生的目标。进入稳产期后，单株平均产干胶3.31公斤，比实生树多出近一倍，高产的目标也达到了。　　　　1986年10月6日，身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最后一次来到试验田，他已年近80了，柱着拐杖，脸上的神采不减当年。　　此时的金江农场已今非昔比，年产干胶近4000吨。试验田平均亩产78.5公斤，最高年产119公斤，真正起了示范作用。　　王震放下拐杖，最后一次亲手给橡胶树施肥。松土、撒肥、盖土……按技术规程完成了这些动作，王震从树身的胶架上取下一杯胶水，平端在大家面前，动情地大声说：　　“为今天我们取得发展橡胶事业的胜利，干杯！”
七：刘少奇说：还是我们种得好！　　　　南国珍珠：周恩来送来的精神珍宝　　　　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层始终关注着华南地区的橡胶生产。据说，毛泽东主席曾在某个场合，当面对身边的中央领导人们说：你们若去海南，要去看看橡胶。不管这句话有没有史载，这位极端重视钢铁、石油的开发、生产，为了1070万吨钢铁而不惜发动全民，搞得中华大地到处是小土高炉的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同样重视橡胶的发展是真的。坚持“自力更生”的他一直希望中国能早日实现橡胶自给。　　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直到逝去都没有去过海南岛。可是，他却请过他的两位重要的外国朋友到海南去参观。一位是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一位是柬埔寨王国的西哈努克亲王。　　这两位尊贵的外国客人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到海南岛所走的路线也不同。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给他们看的东西有一样是相同的——橡胶。　　胡志明参观的一个地方是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那是中国研究橡胶种植技术的最高科研机构。　　西哈努克被特地安排在兴隆农场下榻，那里是从东南亚归国的侨工最集中的地方，热土上除了温泉、热带作物园，还有集华侨植胶经验与中国橡胶种植最新技术于一体的好品相橡胶林。　　政治伟人毛泽东，他的每一个外事安排都蕴含深意。　　华南垦区的土地和胶林，遍布共和国领导人们的足迹。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去玩味，在共和国经受天灾人祸，史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1959年至1961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广东（含海南）垦区最频密的时期。在《广东省志.农垦志》的“大事记”中，有一连串的记录：　　195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接见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并题词：“四十年前旧胶园，将来发展看无边。橡胶好似人中脚，结合机床共向前。”　　1959年9月，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粤西试验站。　　1959年11月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由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陪同，视察海南岛橡胶农场。　　1959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视察兴隆、西联、红光等农场，并为西联题词：“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为红光农场题词：“大力发展热带作物，满足祖国需要。”　　1960年1月30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视察西联农场，并题词：“业精于勤”。　　1960年2月7日，周恩来总理视察南林农场，在红心队46号树位观看女胶工林玉兰割胶。临走时，带上一条胶线作纪念。　　1960年2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何康陪下，视察海南岛西联农场，并题词：“西联宝岛，南国珍珠。”　　1960年2月10日，周恩来总理视察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时题词：“儋州立业，宝岛生根”。　　1961年3月6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视察海南国营农场并题词：“橡胶为纲，油棕称王。以利民用，以固国防。”　　1961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海南岛视察国营农场。　　1961年8月25日，邓子恢副总理视察广东垦区，提出“橡胶产品提成以及资金问题等七点意见”，在海南岛安宁农场强调生产队搞“四包”：包总产、包工资总额、包成本、包产值。　　196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元帅及李贞将军视察国营湖光农场。　　《海南省志?农垦志》中还有对《广东省志.农垦志》上述内容的补遗：　　1961年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视察西联农场并题词：“大力发展橡胶事业，争取粮食自给，坚决贯彻党的多种经营的方针。”　　这么多党、政、军的最高层领导人，在国家经济最困难，也是农垦遭遇磨难的时刻光临华南垦区，不管是留下了指示还是没有，他们的行迹本身就是对橡胶事业期许与鼓励的表达，连浪漫的诗人和学者郭沫若，他的题词中也充满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希冀。农垦职工们由此获得的精神鼓舞不言而喻。　　　　　　林师舜先生记下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海南南林农场的情景：　　1959年11月26日，刘主席从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镇乘车来到南林农场。这时已是上午10点。刘主席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一下车连水也不喝，就部入六甲胶园。　　他看了1952年开荒定植的胶林，称赞说：“你们在山上种橡胶，也像农民在水田里插秧一样，一行行很整齐，胶树粗壮，枝繁叶茂，好漂亮啊！”接着，他又走进新中国成立前种植的小片胶园，边看边对比，连声说：“还是我们种得好！”……　　刘主席仔细看了胶工叶家瑞的割胶表演，说：“割松香比较粗，割橡胶就要细，你们一定要练好技术。”他赞扬叶家瑞割得好，鼓励他要精益求精，做到高产，又不伤树……　　当刘主席知道,南林农场已种植的橡胶多数为实生树，单株年产量只有一公斤多时，勉励大家说：“我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种橡胶的，经验不多，只要努力，多搞科学实验，是可以赶上和超过国际高产水平的。”……　　刘主席在胶园里视察了近一个小时。临上车前，他特别叮嘱农场党委书记唐胜标：“你们种橡胶很辛苦，要关心职工生活，现在国家有困难，粮食不足，要向大家讲清楚，很快就会克服的。房子要建好，托儿所、学校要办好，孩子要教育好，让职工安心搞好橡胶生产。”　　　　　　1960年2月7日上午9点多钟，周恩来迈着他固有的灵捷有力的步子，由何康等人陪同，沿着一条小路走向西联农场的胶林。　　他是第一次到海南岛，到海南岛他首先看橡胶林。一个月前，他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植胶省区发出了加快橡胶发展速度的指示。他知道国家的经济困难影响了橡胶生产发展和垦区职工的生活。他这次来海南，就是为了加快橡胶生产发展的速度搞调研。前一天，他在琼岛东路万宁县的南林农场已视察过橡胶生产，看过胶工割胶。今天，他又赶到西路的西联农场来。没有坐一坐，连口水也没喝就直奔胶林。他还要看割胶。　　周恩来一边走，一边时而驻足观望，时而转身摸摸这棵胶树，拍拍那棵胶树，有点兴奋地连连说：“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橡胶树啊！”　　走进准备进行割胶表演的林段，西联农场党委书记郝向前向周总理介绍说：“这一片是老胶园，这边的叫‘天任’胶园，那边的叫‘蔡惠’胶园，都是华侨在1919年引种的，已41岁了。1957年并入农场。”　　总理听完介绍，深情地说：“是啊！我们的华侨贡献很大呀！”　　为总理作割胶表演的是胶工郑红芬。2006年4月，我们见到了他。年过七十的郑红芬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总理满面笑容地走近他，亲切地问道：“红芬同志，你好啊！你是哪里人？”　　“我是从马来亚回国的。”　　“好啊！是爱国华侨。欢迎你参加开发祖国的橡胶事业。怎么样，生活过得好吗？”　　郑红芬汇报了自己的生活情况，谈到在农场上文化夜校时，总理高兴地说：“我们新中国工人，应该是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嚓、嚓、嚓”的有节奏的削皮声中，胶乳在郑红芬刀下的割线汨汨出，像珠子一样，一颗一颗，汇成一串往下流，一滴一滴通过鸭舌滴落胶杯里。总理看得很入神。随行的领导中有人问：“总理，你已经数到多少滴了？”总理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在南林农场看割胶的时候，他很认真地数过胶滴，被大家传为美谈。笑罢，总理说：“这一滴滴胶水，将化为飞机的轮胎，战士们的胶鞋，将为我们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呀！”　　总理在胶园里漫步，见到有工人在劳动就走过去打招呼、问好。忽然，他叫出了一个女胶工的名字：“叶娣同志！”三年前，在北京全国先进妇女大会上，他接见过这位女胶工。叶娣感动得流出了热泪：“三年了，总理那么忙，接见过那么多人，还记得我一个普通胶工……”　　在了解到农场粮食很紧张，工人们是饿着肚子坚持进行胶林管理，总理非常感动，他鼓励大家：“你们种橡胶不容易啊，好好管理，多产胶。我们国家建设太需要橡胶了。”　　总理走进农场橡胶加工厂。他详细询问了了橡胶加工的全过程，亲手试着摇了摇笨重的压胶机，问工厂党支部书记陈颖兴：“为什么不用机器代替人工操作？”听说厂里正在研究改进，他高兴地笑了，说：“好的！那你们就尽快搞起来，我还要回来看的。”他请陈颖兴拿来一块厂里加工生产的烟胶片，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阵，摸了一阵后，把胶片举起，提高语调对大家说：“同志们，新中国终于有自己的橡胶啦！”　　总理让郝向前把厂里的职工和家属都找来，他要和大家照张相。照相时，他执意请陈颖坐中间，他对陈颖说：“你是主人嘛！”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儋县县委招待所拿起毛笔，给西联农场写下一幅题词：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边防，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西联宝岛，南国珍珠”。　　周总理到农场视察，看望职工，给农场题词的消息很快在垦区传开。农垦职工深受鼓舞。那个时代讲究精神力量，周总理的题词，寓意深刻，农垦职工们觉得，这是周总理给农垦职工送来的精神礼物，是珍宝。　　“南国珍珠”，内涵深广的四个字，从此被农垦人视为他们为之献身的橡胶事业的美丽象征。　　海南岛儋州市境内的西联农场，离华侨办的橡胶公司那沧桑的旧址不远的一片胶林外，面对海南西线公路矗立着一座纪念碑。镌刻在碑上的“西联宝岛，南国珍珠”八个金字，把橡胶事业的美丽昭示向永恒。
　八、林一师走过的路来了后继者　　　　1959年冬，对于即将退伍的南京军区21军9253部队浙江籍代理副排长沈榜锡来说，是人生发生急剧转折的季节。　　起初，他与80多名待退伍兵被告知，他们将被安排到家乡所在地的企事业单位工作。这消息使他们萌生起许多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多年离家的紧张部队生活将要结束，与亲人团聚，像千百万职业人士那样，按时上班下班，建立温馨的家庭，周日无拘无束无牵挂地走街逛商场游公园……　　他们奔走相告，与战友把盏道别，只等待部队正式宣布退伍的那个日子到来。　　奇怪，退伍命令迟迟未下达。不久，又传来消息，他们退伍后的去向另有安排。他们一等，时间就进入了1960年。　　3月的一天，他们接到通知赶到师部礼堂听师首长作退伍动员报告。报告给他们指了另一条生活道路——去开发海南。　　这里有个背景。　　1959年2月14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海南和湛江热带地区座谈会，形成《关于加速开发海南和湛江热带地区的座谈会纪要》。十天后的2月24日，国务院决定动员4万退伍兵参加广东农垦建设，加速发展橡胶和热带作物生产。1959年11月29日，林彪视察海南垦区，在西联农场和红光农场写下了那两个“大力发展”的题词后，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名义发出指示：“能种橡胶的地方都要种上橡胶。要用我们部队打仗的精神去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动员广东籍的退伍军人回广东参加橡胶生产建设，还要动员中南地区的退伍军人参加广东的橡胶生产建设。”　　正是这个背景和林彪的指示传达到部队，改变了沈榜锡等80名退伍兵的工作安排，使包括他们在内的十万名退伍兵及其家属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师首长告诉他们，在他们前头，林一师的官兵们已经打下了事业的基础。　　“海南岛是个大宝岛，那里的国营农场，四季风光如画，遍地瓜果飘香，”师首长给他们描述着美好的生活前景，“分配到农场的退伍兵，每人每月可吃上45斤大米，还可把老婆带上安排工作……”　　退伍兵们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的选择。　　当然不仅仅是那美好的描述决定了他们的选择意向，经受了部队多年的教育和锻炼，他们像前辈军人一样，身上流淌的血也有着相当的温度，一煽火，就热。　　就这样，命运之神把沈榜锡等80名退伍兵和4名军属安排到了广东农垦参加橡胶生产建设。　　几天后，部队安排一名现役排长当送兵领队，沈榜锡当退伍兵临时负责人，带领79名退伍兵和4名军属坐上了南下广东的火车……　　与此同时，来自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驻地部队的近10万名退伍军人及军属，从四面八方奔赴琼州海峡……　　生活从这时起冷竣地给他们每一个人发出了一张新的人生试卷，他们必将在试卷上作出各自的回答。　　　　　　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路程，辗转火车、汽车、轮船，沈榜锡一行人来到了海口市。接着，一辆大卡车把他们送往阳江农场。　　颠簸了大半天，在退伍兵军属一连串令人心焦的“到了吗？到了吗？”的询问声中，大卡车于傍晚时分来到了一个搭着几座大草棚的地方，嘎然停下。　　“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到农场？”退伍兵们疑惑地望了望那几座孤零零的大草棚，不约而同地问道。他们以为，这里是中途接待站或是临时休息处什么的。　　“到了，到阳江农场场部了，我们到家啦。”负责接兵的农场领导跳下大卡车，大声宣布。　　那几个大草棚涌出好大一群干部职工，欢欣鼓舞地高喊着“热烈欢迎退伍战士到阳江农场参加橡胶生产大会战！”的口号，向大卡车涌来。　　这几座简陋的大草棚就是农场的场部？沈榜锡等人不敢相信。　　前来接应的农场干部职工已开始帮助退伍兵们卸行李了。　　阳江农场党委书记范少白主动和沈榜锡接上了头。他一边帮退伍兵卸着行李，一边叮嘱沈榜锡：“战友们路上辛苦了，通知大家简单洗漱一下便集中吃晚饭。”　　和想象中的图景相差太远了，一丝凉意从退伍兵们的心间淌过。这时，4名军属望着这荒无人烟的丛林野岭，死也不肯下车。她们之中，不知谁先发出一声低嚎，刹那间，手中的行李滑落车上，抱成一团，号啕大哭起来……　　这天，身处异地他乡的退伍兵们，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他们的思绪在严酷的现实和未知的前途之间苦苦思量……　　　　　　他们注定要与人生和命运作艰难的对话。　　在人生的每个新起点，人们都会有与以往不同的感觉。当这一起点比已走过的路更困苦时，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近乎悲壮的痛苦。然而，这种近乎悲壮的痛苦，可以促使意志坚强的人们耕耘出新的收获，走向更新的起点。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擦亮所有的时光和泪光，用一言难尽的酸甜苦辣，孕育一个崭新的起点。　　几天后，沈榜锡被农场党委任命为二队党支部书记，带领11名退伍兵及1名军属来到了二队。一时来不及搭建新的简易工棚，二队的老工人们主动搬到牛棚去，把他们住的简易工棚让给新来的退伍兵。　　当晚，10名退伍兵们住进了一个大连铺工棚。一对退伍兵夫妇享受“特别照顾”，被安排进与大工棚相连的一间小工棚。　　小工棚里满地是树头和杂物，那位退伍兵家属想打扫一下，她挥动扫帚，但地上的杂物早已和长年潮湿的泥土沾在一起，怎么扫也扫不动，她一赌气，将扫帚一摔，坐到树头上哭开了……　　荒野之夜，出奇的静谧。　　众人躺下后，工棚四周便隐隐传来黄猄和野鸟的怪叫声，在静夜中听来，令人毛骨悚然，使满心牵挂着家乡父老，思虑着日后艰难人生历程而久久难以入眠的退伍兵的心头爬上一绺别样的感觉。于是好几个人一齐用力扯被子，想掩住耳朵，忽然听见“轰隆”一声，原本就承受不起10名退伍兵重压的大通铺倏然倒塌到地上。　　沈榜锡摸黑叫来队长，点上煤油灯，与10个退伍兵合力抬起床架，固定在大通铺的木柱上，折腾了个把小时才又睡上床铺。　　夜半三更，半山腰隐隐传来一阵阵“嘭嘭、笃笃……”的敲击声，声音时强时弱，时东时西，众人起初纳闷：这国营农场里还有人半夜做法事，搞封建迷信的东西？后来队长告诉大家，是住在山上护苗的老工人怕野兽趁着夜色偷吃嫩绿的胶苗，敲打铁器、竹筒一类的东西震吓山猪、黄猄什么的。　　大家才安静下来，这时，大通铺那边连着的夫妻小工棚，却又传来惊叫声。　　原来退伍兵军属害怕山间的寂静黑夜，不敢熄灯睡觉，结果灯光引来一条蛇，爬到小工棚的蚊帐顶上取暖。　　沈榜锡赶紧叫上几个退伍兵，把那蚊帐顶上的蛇团团困住，花了约莫半个时辰，才将那条蛇逮住，放生到野外去。　　几件事折腾下来，天色已经发亮……　　整夜没睡个安稳觉，退伍兵们第二天一起床便粗野地发了一通牢骚。但牢骚归牢骚，大家出完气，当天便上山参加队里的护苗劳动。　　刚当上生产队支部书记的沈榜锡，很为战友们随遇而安听从命运之安排的精神所感动，决定到场部反映情况，争取改善一下战友们的生活环境。　　他到场部找到党委书记范少白汇报。　　范少白听罢，拍拍沈榜锡的肩膀说：“现在农场困难，各队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只能多给队员们做艰苦创业的思想工作。”　　范少白还告诉沈榜锡，和他同批来的退伍兵，有的捱不得苦，已当了逃兵。其中有对夫妻，分到另一个生产队后，男的在修中小苗环山行时昏了过去，军属受不了，吵着要回家，男的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走，给了她一百多块钱让她回去。这名军属找了另一对夫妻商量好收拾行李要走，刚刚才做通了思想工作留下来。　　范少白接着说：“由于大跃进和近年自然灾害严重，农场供给工人们的45斤粮食，现在一半也难以保证。老工人们都勒紧裤带干活，有时连粥也喝不上，每天抓一节木薯便上山，饿了便用火烧熟了吃，当午饭充饥。这几天，场里考虑到退伍兵刚到农场，稳定第一，才保证了三餐有米饭吃。接下来的日子恐怕就做不到了，我正要通知你明天开各生产队支部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思想工作，稳定职工。各支部既要如实把暂的困难告诉大家，又要把光明前途亮给大家，做好思想发动工作，鼓舞士气，激励大家艰苦奋斗，把场里的工作搞好……”　　第二天，沈榜锡开完支部书记会议便匆匆赶回队里作传达。　　退伍兵们听了传达便来气，又大大发了一通牢骚。这十多名退伍兵都是党团员，在部队时组织纪委性较强，奉献精神较好，经过特殊战斗的洗礼，大家发完牢骚，还是很快安定下来，并迅速适应了严峻恶劣的环境。就是那位惟一的退伍兵军属，先是情绪很大，沈榜锡特意照顾安排她干些后勤活。不久，她也为其他退伍兵特别是老工人们忘我劳动的精神所感动，最后也上了工地，干得比男同志还卖力……
九、王震大喝一声：“枪毙”，　　　　这是他在农垦部长任上惟一的一次　　　　1960年8月，正是海南岛最炎热的季节。炙热的阳光，烤得大地生烟，连野地上的贴地草也晒蔫了，人要是光着脚踩上去，有烫热的感觉。只有在大树底下和有着如盖树冠的胶林里，人们才找到阴凉的感觉。　　盛夏也是热带季候地区的风季。在海南岛，每当天空飞出一道道血红的彩霞，野地里的各类爬行动物没命地往树丛深处蹦蹿，天闷热得像个大蒸笼，那就是一场台风即将来临了。　　在这个多风的闷热8月的某天，一架军用飞机载着王震与农垦部副部长萧克上将飞往海南。同行的还有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广州军区一位副政委也赶往海口市与他们会合。　　此时，海口市发生了一件影响全岛的事情。有上万名安排到海南农垦工作的退伍兵，因为嫌农场的生活艰苦，产生思想波动，从各自的农场跑到海口市闹事。海南区党委、海南军区做了大量疏导工作，闹事的退伍兵们没有罢休的意思。王震闻讯，决定亲自出马做退伍兵们的工作。此事反映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决定派人配合王震处理有关问题。　　　　　　6月中旬的一天，沈榜锡所在的阳江农场二队在风传着一个信息：海口市区的大街小巷、机关学校、寺庙礼堂、走廊过道，一夜之间挤满了上万名集体闹事的农垦退伍兵。　　沈榜锡被召集到场部参加紧急会议，近万名退伍兵到海口市闹事的事实得到证实，其中有阳江农场的十多名退伍兵……　　阳江农场党委书记范少白，向各生产队干部传达海南农垦局局长谢育才的讲话精神：“……尽管海南农垦局党组对接收退伍军人的工作做了精心的安排，但由于部队动员退伍兵参加农垦建设时许愿过多，加上复退军人携家眷到海南的人数超出想象，原计划接收四万人，一下子变成接待十万之众，再加上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没跟上，相当部分退伍军人到农场后，所看到的现实情况和动员时介绍的情况相差太远，吃、住、行、用的都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导致了这次退伍兵海口闹事……希望各农场领导努力做好工作。对坚持在农场坚守工作岗位的退伍军人要予以表扬，稳定人心，稳定队伍；对到海口市参与闹事的退伍兵，要通过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劝说他们停止闹事。并转告他们，政府和各有关方面已在研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希望参与闹事的退伍兵尽快回到农场参加生产劳动……”　　当时的海南区党委书记是杨泽江，他在1954年到1955年担任过海南垦殖分局局长。对于农垦的困难，他尽力给予解决。他知道，农垦职工的粮食供应很紧张，十万退伍兵来后，又陡增了负担。为缓解农垦粮食紧张状况，这年7月，在他主持下，海南区党委和行署决定动用战备粮为农垦解困。沈榜锡（退休前任阳江农场组织科科长）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那个时候，各农场干部职工得悉这一消息，都欢欣鼓舞，认为这是政府给农垦人送来的救命粮！　　农场组织了好几百人的运粮大队，到五指山区的战备粮储存库运粮。这些运粮队员，一天要跑40多公里山路，还要攀山穿林，涉过宽阔的万泉河，来回一趟要走足三天三夜。　　有次运粮过万泉河，碰上了暴雨，河水在上涨，平日里清澈见底的河水变得十分浑浊，可全场几千人都在盼着运粮队员把粮运回去。大家便八仙过海想办法，有的人砍了竹子编成竹排，绑上山藤在两头拉；熟些水性的小伙子脱了衣服，背谷子过河。”　　有位叫王训玉的军工，背着一大包稻谷过河。突然，远处传来低沉的轰隆声，有经验的人知道这是可怕的洪峰从上游滚下来了，大家在岸上惊叫：“小王，快游！把东西丢掉！”　　但王训玉依然用手抓紧那包稻谷，艰难走着。　　“第一个洪峰把他压到浪下去了。　　“小王！”岸上几百人一齐喊。小王又把那包稻谷顶出水面，用尽全力同恶浪搏斗。这时候，他如果把稻谷丢掉，完全可以游到对岸，可他并没有这样做。很多熟水性的同志便奋不顾身地跳进激流中去接他，正在此时，一个洪峰带来的山石，把小王压入大浪中，再也没有见他冒出头来……　　队员们就这样，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换来了大部份坚守在农场一线的退伍兵和农场职工的稳运定……　　　　然而，在海口市，参加闹事者越聚越多，大有蔓延之势……　　他们毕竟与同是军人出身的农垦前辈林一师官兵们有不同，林一师的官兵们都经历过战火的考验，他们没有。　　　　　　王震一行到达海口市，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据当时负责保卫首长安全的同志回忆，当时怕退伍兵情绪激动，容易出事，大家都劝阻王震别去和闹事的退伍兵当面接触。王震却爽朗地笑了，说：“我们来海南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带兵几十年，哪有怕自己战士的道理。”　　王震亲自到闹事退伍兵聚集的住地，同他们谈话，召开一些座谈会，听取退伍兵的意见，对他们晓以大义。他语重心长地对退伍兵说：“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