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夏天》（20）
《上海夏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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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夏天，我拿到了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士学位。我在毕业照上笑得很灿烂，在分手宴上醉得很厉害。那天晚上校园里闹得极疯狂，到处都是摔酒瓶子和痛哭的声音，到处都是一张张诚挚的悲伤的脸。醉倒在楼下草坪上的小戴被女生们涂了一脸的蛋糕和牙膏，手里拿着自己脱下的T恤让每一个经过的人签名。隔壁宿舍的人在簸箕里烧教材和笔记，呛人的浓烟滚滚，纸灰被风吹得四处飘飞。楼道里的顶灯也被找不到酒瓶子的同学拆下来砸了，黑暗中只有皎洁的月光让一切都显得隐隐约约。隐隐约约中，我晃悠到宿舍门口，看到宋国涛独自骑坐在走廊外的水泥栏杆上发呆。我走过去，翻上栏杆，在他身边坐下，脚踩在晒衣服的铁丝上。自己点上一支烟，递了一支给他。从不抽烟的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去。我给他点上火，他小心地吸了一口，但立刻就被呛得咳嗽起来。我急忙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脑海里回想起了自己在黄浦江边第一次吸烟的模样。
　　我和宋国涛沉默地并排坐着，在若有若无的晚风中，俯瞰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吸掉了整整一包红双喜。整个晚上我们俩只说了一句话――他低着头，用鼻孔徐徐地吐着烟，很突然地小声说：“不知道李臭脚现在怎么样了。”我扭头看着他，但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仅仅是在自言自语。我只看到当一片遮住月亮的乌云悄无声息地飘开时，他的脸颊上似乎有微弱的光点闪烁。
　　整个不眠的校园之夜就像一场梦，梦醒的时候，四年的青春已经如烟散去了。
　　收拾好行李，离开学校之前，我走到宿舍楼后的草坪，走到小白的玫瑰长眠的地方，俯身掀开了那块写着“禁止从窗口向外乱丢东西及小便”的大牌子。下面的土壤平整如新，蚯蚓挣扎着躲避阳光，已经看不出曾被挖开的痕迹。我用手摸了一下地面，指尖感到湿润而且沁凉。
　　或许所有的一切最后都会这样消失吧，就像回到了最初，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行李箱里的小白的遗书，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我，其实都一样。
　　我蹲在原地，吸了一支烟，把大牌子重新盖好，起身离去。
　　走到学校门口，我坐到苗圃的围栏上，像初进大学时的那场文艺汇演散场之后一样，堂而皇之地叼着烟，东张西望地在四散离去的人群中搜寻一个长发女生的身影，但是一无所获。
　　直到进出校门的人流稀少如常时，我才拖着坐得酸麻的双腿，扛着行李上了一辆在不远处等候已久的出租车。车子开动的瞬间，我猛一抬头，竟在后视镜里看到了穿着蓝色连衣裙微笑着的阿米。我急忙大喊了一声“停车”，扭回头去，呆呆地看了半天，才发现只是自己的错觉。我恍惚地坐正身体，看到司机正恼火而不明所以地瞪着我。
　　“出什么事了？”
　　“没事，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走吧。”我说，把头向后靠到椅背上，闭起眼睛。
　　不管是否愿意，我终于还是迎来了穿西服打领带怀揣简历四处奔波找工作的这一天。西服和领带都是向严浩借的，穿在身上略大了一号，十分不舒服，从镜子里看起来，自己也实在是滑稽得可以。
　　世纪末的夏天炎热无比。走在大街上，衣服全部被汗水粘住身体，仿佛皮肤增厚了好几层，而一走进写字楼，整个人又迅速地被强劲的中央空调风干凉透。几个地方跑下来之后，身上散发出来的浓烈汗酸味让自己都感到窒息。唯一的好处就是――只要我一走进拥挤的电梯，里面那些俊男靓女们大多都会主动地退出，越是上档次的写字楼越是如此。
　　彻日穿行在南京西路和淮海中路的商业区和写字楼中，我发现上海真的已经变了。世纪末的上海就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八十年代的台北，已经开始彻彻底底地新陈代谢，初具国际商业大都市的雏形。只不过新的乐园只迎接新的冒险家，当年十里洋场的老面孔们已经和他们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消失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
　　而不得不感慨的是，就如阿米当初所言，在如今的上海，中文学得再好也不会有什么前途。当我在不同的面试桌前，面对不同脸孔的人事人员时，能强烈地感觉到彼此双方都犯难于一个只会用中文写小说的家伙究竟适合干什么工作，常常交谈不了几句，气氛就陷入尴尬，惟有在对方催促或请求的复杂目光下识时务地自己起身离去。
　　如此这般，很快我就适应了绝望，递简历面试的过程开始变得像上厕所一样麻木，而被拒绝时也能保持擦干净屁股拉下水箱开关的坦然。我不再在乎个人形象，热得实在无法忍受时就干脆当街卷起西服的袖子，扯掉领带，解开衬衫纽扣，借用擦身而过的某路人的话――像个招摇过市的阿乡（上海话：乡下人）。不知道倘若我动手打他的话，此人会不会以举报我没有暂住证相威胁。
　　最可气的一个插曲是某次我离开上海商城的某家公司，为了赶时间而在候车站打出租车，远远的那个制服笔挺的服务员习惯性地替我打开了车门，而当我走近后，他看清了我的面目穿着，居然随手又关上了车门，傲然地踱向一边。对此，除了“狗眼看人低”的老话，我真的想不出更恰如其分的赞美。
　　我的求职活动一直持续到某天下午我无意中遇见阿米。当时我正低头匆匆走过某栋写字楼外的露天停车场――停车场的另一边是一家沪上很著名的法国餐厅，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小名。扭头四顾，看见阿米就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停车位朝我招手。此人一副清爽打扮，长发用一块绸绢扎成了马尾，穿一条磨砂蓝的牛仔裤和白T恤，墨镜挂在领口，身边停着一辆红色的丰田佳美――不用说我也知道又是她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去哪？”她问。“随便逛逛。”“随便逛逛？”她目光闪烁地上下打量我，我不禁脸上一热，“顺便找工作。”她非常客气地坚持要送我一程，实在拗不过，我只好坐上车，随口说了一个拐几个弯就能到的地方。“你有没有买人寿保险？”发动汽车时她朝我顽皮地做了个鬼脸，笑眯眯地说，“我刚拿到车本，完全不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给我陪葬了只好算你倒霉哦。”我差点脱口而出――“那样最好。”
　　“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
　　“别提了，上午被我老爸逼着去相亲了，是个美国回来的MBA，看起来倒是蛮斯文的，问题是，一说话脸就红，脸一红就喝水，吃了两个多小时的法国大餐，直到出门分手，他居然一次都没去洗手间，想想真是可怕。”阿米一边神色紧张地打着方向盘，一边忍俊不禁地说。
　　“海龟（归）好，嘴尖皮厚下盘稳。”
　　“你吃醋了吧。”她的笑容敛回唇角，头都不扭地指出，语气淡然。
　　“我有这个资格吗？”我笑，向后靠到椅背上，举起双手假装按摩眉心，挡住了后视镜。
　　她没有再说什么。
　　下车的时候，她突然又叫了我一声，“小雨……”
　　“什么事？”我扭头问。
　　她表情迟疑地看了我一会，声音很轻地问：“是不是工作找得不太顺利？”
　　“没有。”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就――”
　　“谢谢，不用了。”我笑着关上车门，和她挥手告别。目送车子远去，伸手拦下了随后而至的一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我呆呆地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幕幕，突然做出一个决定――再也不穿成这副傻鸟德行出来找工。
　　八月底，在母亲的一个身份为军区高干子弟的朋友的帮助下，我的工作总算有了着落――暑假结束后到一家大型国企在上海的分公司报到，做科室文员。月薪2000元，和过去严浩开给我的工资一样。
　　暑假里，我闲得无聊，又不想再像高中时一样因为无聊而陷入危险的情绪，就整天从家门口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一盘接一盘地借录像带回来看。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去严浩的酒吧帮忙，就是坐在电视机前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按下“播放”、“快进”、“结束（弹出）”。但没有料到是，如今的自己对于各类如阿米所说的――“生生死死从眼前飘过去的不关自己事的”――别人的剧情，竟已经变得严重地缺乏耐心，许多天下来能够安安稳稳从头看到尾的影片加起来不到两位数。其中印象最深的一部是《两颗绝望的心（Leaving Las Vegas）》。这部电影看得我难过至极，因为它终于让我明白了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幻想的那个与世隔绝的旅馆，其实并非如歌中所唱的在加州，而是在拉斯维加斯；它不是让我幸福安宁的所在，而是注定要孤独死去的地方。我也终于了解了那句歌词――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结账，但你永远不能离开――的真正含义，因为我从这盒录像带的包装盒上的介绍中看到，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8届奥斯卡的多项提名和大奖，但它的编剧却在写完剧本的当天就已经绝望地吞枪自杀。
　　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也没有像当初看《永不凋谢的蓝色勿忘我》时那样反复倒带，而是毫不迟疑地将它立即还给了出租店。老板为此只收了我一半的日租金。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严浩发生变化的真相――毒品。不是大麻，吗啡，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毒品――海洛因。他经常会突然从吧台消失，其实就是躲到没人的地方去吸食海洛因。而之所以能被我发现，是因为那一次他瘾来得太急迫，就近躲进了洗手间却忘了插上单间的门。
　　震惊之余，我几乎完全不用考虑就想到了向严浩提供毒品的人是谁。我近乎疯狂地冲进衡山路上灯迷影乱的迪吧，从晃动的女人大腿间把穿得依旧骚包醒目的小伟哥揪到卫生间外的过道里，不由分说地开始殴打他。这个身体虚弱的资深道友毫无还手之力，被我打得满嘴是血，鼻歪眼肿，瘫软在地。而我则一直打到胳膊和腿脚都麻木肿胀得失去了感觉，手指也根本无法再握起来，才不得不停手，和他相对无言地一起大声喘息。
　　在我用脱下来的衬衣擦手上的血和眼前的汗的时候，他两眼无神地歪着头，口齿不清地问：“你来找我打架，是不是因为知道了严浩的事？”
　　“你说呢。”我冷冷地回答。感到口中有咸味，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看到在空中抖落的血丝，这才发现嘴唇已经被自己无意中咬破。
　　“是他逼我给的，我真的没办法……”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愤怒又在血管里勃张起来，我抬腿想踢他，自己却一个踉跄差点栽倒。
　　“你先等一下，好不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说。”
　　“你知不知道――”他艰难地侧了一下身子，也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但没有落到地上，而是很无力地沾在了自己的领口。
　　“快说！”我不耐烦地催他。
　　他努力地微微抬起头，看着我：“你知不知道，他第一次找我要白粉，是什么时候？”
　　他的表情非常古怪，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没有回答，皱着眉头摇摇头。
　　“就是――就是赵志鹏被枪毙的那天下午。”
　　我听到自己的脑袋里“嗡”地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爆破了。
　　“你不知道，是吗？”他干咳两声，脸上浮现出因疼痛而扭曲的笑容，“从小严浩就把你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对你比对我们这些做牛做马的小弟都他妈的要好。可是现在，不管怎么说，我至少能帮他暂时忘掉痛苦，你呢？沈哥，你又为他做了什么？”
　　他的最后一句话像一把极薄而没有血槽的刀子猛地扎进我的胸口，极其犀利的疼痛但一滴血都无法流出。我怔怔地看着他，肿胀的手脚渐渐变得冰凉。最后，我慢慢地在这个看起来像一堆五颜六色的狗屎般滑稽的人体前蹲下，伸手去擦他嘴角的血，但是擦掉一些立即又流出更多。他呆呆地朝我笑着，看不出是冷笑还是傻笑，眼睛一眨不眨，却定定地深刺进我的视网膜里。
　　“你自己擦吧。” 我说。掰开他蜷曲的手指，把衬衣塞到他手里，起身离去。站起来的一刹那，我因蹲得太久而感到眼前一黑，整个视野都在天旋地转。
　　小伟哥说得没错。事实证明即使是我这个所谓严浩最好的朋友都无法劝说严浩戒毒。我想只有一个人能够，那个人就是严浩的兄弟――赵志鹏。但是这个人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找不到他。
　　暑假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上班。工作十分无聊，给领导拎包，倒茶，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包括旁听党组织生活会，起草各种文件包括总公司的各种精神文明征文――当然署的也是领导的名字。其他的时间就是打牌，发呆，看报纸，以及时不时地打个电话给严浩确认他是否安然无恙。
　　严浩的毒瘾以可怕的速度迅速变得越来越大，某次正在开车时突然发作，差点把车开进了路边的超市里。为了防止他发生意外，我干脆收拾了一些换洗衣服搬到他那里住。
　　如今的他，比刚与我重逢时瘦了很多，所幸的是其个人卫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只要毒品不断档看起来就还算正常。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毒品竟把他过去从未显现的艺术气质全部诱发了出来，他对诗歌和音乐的感受力和鉴别力与日俱进，甚至终于扔掉了一切有人声的玩艺开始把玩纯音乐作品。更让我惊讶的是他在经历了一番苛刻的品尝挑剔之后，最终选定的竟是我外公最爱的巴赫。他常常在吸过毒之后，像僧人入定一样闭着眼睛坐在音响室中央，反反复复地听上几个小时。他告诉我，巴赫除了是杰出的音乐家之外还是牛逼的数学家，作曲时要用到严谨复杂的数学计算。
　　我对他说：严浩你戒毒吧戒毒吧，他对我说：你听你听，这每个音符里都埋藏着宿命的公式。
　　有时我真的觉得他的脑子已经不太正常了。但是我无能无力。对他无能为力，对自己无能为力，对生活无能为力。我常常想到严浩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人是一种多么渺小的动物。
　　和严浩同住的那段日子里，我见到了一次严浩的母亲。说实话，打开门的时候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她和我十几岁时在记忆中所留存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是一个装扮简朴、被失败的婚姻和琐碎的生活折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家庭妇女，而眼前的她，头发看得出来是在上档次的店里精心做过的，衣着也是价格不菲的高级成衣，脸上画着浓妆，还带了一副很大的墨镜，并且进门都没有摘下来。
　　“你是……”看见我，她也有些诧异。
　　“他是小雨。原来在印染厂大院住我们家楼下的。你大概忘了吧。”严浩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扭头看见他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厅里，看他母亲的目光也是冷冰冰的，让我感到诧异。“进来说吧。”他扭了下头，他母亲跟随他走进卧室，门被紧紧地关上。
　　我犯了一会迷糊，独自回到客厅里坐下继续看电视。卧室里隐约传出严浩和他母亲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似乎都很激动，像是在争吵，最后竟听到了他母亲的哭泣声。突然“嘭”地一声卧室门被重重地甩开，严浩怒气冲冲地快步出来，一言不发地换掉拖鞋，抓起沙发上的衣服和车钥匙，对我说了声“我们走”便打开房门直冲下楼。我急忙关掉电视追上去。
　　“去哪？”钻进车厢的时候我问。
　　“喝酒。”
　　“可是你妈……”
　　“不用管她。”严浩不耐烦地打断我。“今晚她在这里睡，我们俩出去找地方过夜。”
　　我们找到一家没去过的酒吧，喝到半夜，最后到洗浴中心开房睡觉。整晚严浩都一直表情复杂，沉默寡言，看起来很不正常。后来，当他在洗浴中心的包房里叫了一个小姐，当着我的面在地毯上近乎粗暴地性交时，我才突然想起刚经历的这一切在我去陪外公的老同学吃饭的前一天晚上全部发生过，整个过程如同记忆的复现。
　　我问了几次严浩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依然缄默不答――
　　这是他唯一没有变化的地方。
　　十月份，小伟哥因为歌舞厅临检被查出有未成年的小姐卖淫而被牵连进了局子。失去毒品来源的严浩在一天晚上惊心动魄地发作了，他在地上缩成奇形怪状的一团，抽搐，不管我把空调打到最高温度还是最低温度他都不停地出汗，最后竟然用头撞墙，咬桌腿，我去拉他的时候差点被他咬住手臂。最后我们俩全都折腾得筋疲力尽，我坐在地上大声地喘气，他仰面躺在我的脚前，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嘴里口齿不清地反复念叨着，“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
　　这句话把我吓得不轻。我不知道如果他往自己的血管里注射氯化钠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不顾神经陷于错乱的他以绝交、自杀相威胁，拨通了医院的电话。
　　在他被抬上救护车之后，我才突然回想起他念的其实只是痖弦的一首诗。原句大约是：
　　盐务大臣的驼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
　　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
　　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
　　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严浩被从医院直接转进了戒毒所。戒毒所居然连探视都禁止，我去看望他，只能面对一个始终面带微笑的中年男人――严浩的主治医师。每次他都对我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病人的状况正在好转中。
　　我不知道能否相信他的话。但听得多了，也麻木了，平静了。因为除了重复这个问与答的过程，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严浩说过：当你不再思考生活的时候，生活的真相就会自己暴露出来。
　　所以我惟有等待，等待真相。
　　搬离严浩的住处之前，我从严浩的手机上找到了他母亲的电话号码，拨过去，把严浩的状况都和她说了。她显得很震惊，说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严浩在吸毒，然后痛哭失声，哽咽着，絮絮叨叨地说了很长时间，向我忏悔她对严浩的不够关心，同时也一再强调严浩从不把自己的事情对她说，让我很不舒服地感到她像是在推卸责任。最后，我问她是否需要我陪她去一趟戒毒所的时候，她连声说不用了，随即又补充了一句，说她会自己去。于是我把戒毒所的地址告诉了她，然后挂了电话。
　　每天我一下班就去严浩的酒吧上班。我把开关门的任务交给了调酒师，告诉他和酒保，从现在开始他们俩不再拿固定工资，而是按酒吧的月营业纯收入平均分账。他们对此方案均表示满意，工作热情都高涨了许多。而我仍负责跑堂，空闲的时候跟着调酒师学学调酒，或者坐在吧台后严浩的椅子上，翻看严浩看的那些诗集。
　　有一次，我在一本米沃什的诗集上看到了这样的句子：
　　一切是多么古老，不可补救，而又空虚。荒废的时光，未被征服的顶峰，以及突然出现的卑劣。眼泪，眼泪。但是我们后来才哭，在光天化日之下，决不恰在那个时候……
　　然后，我他妈的哭了。
　　阿米来过几次。每次都是一个人，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坐上一些时间，听着音乐发呆，和我偶尔地聊上几句，话题很随意，唯独不触及我们共有的回忆。只是当我告诉她严浩进戒毒所的事时，她在震惊之余，神情黯然地提起了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第一顿饭的情景。
　　每次我都给她调一杯鸡尾酒，每次都换一个新近学会的花样。“天使之吻（Angel’s Kiss）”，“玛格丽特（Margarita）”，长岛冰茶（Long Island Iced Tea），粉红佳人（Pink Lady），还有符合她的颜色喜好的本店招牌酒――加了Bols Blue的“蓝色夏天（Summer Blue）”。有一次她说起自己过生日时我给她调的那杯“上海日出”，问我日出怎么会那么红，我笑着回答――上海的日出就是那么红，没有告诉她那其实是一个或许再也不会出现第二次的失误。
　　阿米的穿着仍是她偏爱的蓝色系，但因为都变成了“Armani”、“Max Mara”之类的名牌套装，所以蓝得更有层次了。有一次，一个凑过来搭话的客人夸她看起来像一个空中小姐，她听得咯咯直笑：“是吗？这么看不起我啊。”
　　“是啊，空姐都站在头等舱里，而你坐在头等舱里。”我在吧台里说。然后回想起自己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另一个女孩，多年的梦想只是能够站在头等舱里，不禁也笑了。
　　来找阿米搭话的客人，她兴致好的时候都会欣然接受，而我则在一旁微笑着，默默地喝酒旁观。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套近乎的倘若是老外，阿米的话会特别多些，表情也会更丰富一些。我问她为何如此，她笑眯眯地回答说英文必须勤加锻炼才能保持纯熟。她还告诉我她正在学法文，因为法文说起来感觉“很有情调”，很“浪漫”。
　　她在酒吧一般不会呆到很晚。她经常说工作很忙，回到家还要加班，但是从她的表情和语气看得出来她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也很有信心。她问到我的工作状况时，我总是回答“挺好”。有几次她的脸上出现了欲言又止的神情，在这个时候，我总是会立即去上洗手间或者去收拾残杯剩酒的桌子。
　　她离开的时候，我送她到门外，目送她开着那辆红色的丰田佳美离去。据她自称开车水平已经锻炼得非常了得，但是我没有再坐过她的车。
　　后来，她也很少再来了，或许是因为她的工作更忙了。
　　在阳光比较好的周末午后，我常常给自己调一杯“蓝色夏天”，搬一张椅子坐到酒吧外的露台上，慢慢地啜饮着杯中的蓝，仰首眺望着天空的蓝，在沉默中回想那些逝去的岁月。那些遥远的往事，就像沉积的流沙在血液里缓缓地崩散开来，最初时会让我感到体内有剧痛，但渐渐地又松弛下去，让我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磨娑自己的面颊。最后只剩下疲倦，疲倦而又安宁，仿佛终于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没有一丝云的湛蓝天空，就像最初的那个夏天。
　　有一次，我无意中从身侧的落地玻璃墙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一刹那间，我竟觉得似曾相识，苦苦思索了半晌，我才终于想起那是记忆中外公听巴赫时的画面。只不过画面中的人物由外公换成了我，而耳旁也没有反反复复的大提琴，只有轻轻流逝的微风，无始无终。
　　小伟哥终于被放出来了。走进酒吧的时候，此人竟让我有些认不出来，不仅仅是因为衣着难得朴素了一回，更主要的是本来就黑瘦的他又瘦了两圈，左脸颊上有一大块未消的淤青，眉骨上也有正在收痂的伤口。“妈的，难怪如今的上海滩没有青红帮了，我才他妈的弄明白――最狠的混混都去做公安了，收了我那么多钱，还把我打成这样，操！”他低头避开我的目光，嘟哝着骂了一句，非常小心地把屁股一侧搭到吧台前的高脚凳上，摸索尝试了半天才总算踏实地坐下。
　　我倒了小半杯Rum，加了冰块，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大口，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面红耳赤地四下寻找。“要什么？”我问。“能灭火的，随便什么都行……”他哑着嗓子痛苦不堪地说。我把身旁调好的一扎青柠汁递给他，他直接捧起扎杯猛灌了一通，又把酒杯加满，咬牙切齿地骂，“干，真是被那帮畜生打废了，酒都不能喝了。”
　　放下杯子，他东张西望：“严浩呢？”
　　“进戒毒所了。”
　　“怎么会……”他愕然地张开嘴。
　　“我打电话把他送进去的。”
　　他愣怔地看着我，眼珠在眼眶里小心地移动，仿佛在我脸上寻找什么东西似的。
　　我坦然地迎着他的目光：“别怕。我不会把你也送进去的。”
　　“不怕，不怕。”他回过神来似的，尴尬地笑了两声。又摇摇头，自言自语般地叹了口气，“我要是再进去一次的话，恐怕你就再也见不着我了。”
　　“什么意思？”
　　他抬起头看着我：“你不知道？每一次再进戒毒所，关的时间都比前一次要长很多。”
　　“你进去多少次了？”
　　“三次。”
　　我们默然地对视了片刻，各自端起酒杯。
　　话题到此终止。
　　此人再次出现的时候，形象和气质都已经完全恢复。那是十一月下旬一个周末的午后，他领着一群如同小母鸡般咯咯不停的小姐，花枝招展地冲进酒吧，嬉皮笑脸地宣称因为担心我一个人太寂寞，所以特意赶来给我解闷。随后这帮人便开始热火朝天地行动，拼起桌子打扑克、下强手棋，肆无忌弹地调戏酒保和调酒师，很快就闹腾得一片乌烟瘴气。小姐们叽叽喳喳一刻不停，音响也被开到了最大音量，所以直到夜色降临，筋疲力尽的公鸡母鸡们都各自歇下等着隔街的小饭馆送外卖来开晚饭时，我才发现手机上竟有四个未接电话。都是舅舅的手机打来的，最早的一个是在两点多，也就是五个多小时前。我拿着手机走到门外，拨叫回去，舅舅接听之后立即说了一声“等一下”，过了一会，换成了母亲接电话。
　　“你在哪里？”母亲问，声音听起来有些疲乏无力。
　　“在严浩的酒吧。”
　　“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
　　“周围太吵了，没听见电话铃响。”我闪身给抱着盒饭箱子的家伙让道，随后听见小伟哥在房间里大呼小叫地喊我。
　　“有什么事，你快点说吧，别人在等我过去吃晚饭呢。”我催促母亲。
　　“你外公出事了。”
　　“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中午在厕所里昏倒了。脑溢血。下午做了几个小时的手术，医生已经尽力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感到贴紧自己脸颊的手机在微微颤抖。
　　“你舅舅正准备在死亡诊断书上签字。我让他等一会再签，你现在赶快打车过来吧。”母亲说。
　　我手忙脚乱地掐掉电话，冲到街边，跑了半天才拦到一辆出租车，赶到医院。
　　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在。舅舅站在过道里，舅妈扶着拿着手帕的外婆坐在椅子上，父亲坐在旁边搓着双手，母亲倚着病房打开的门。没有人说话。他们都看着我，他们的目光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犯――身为长外孙，我竟没有让外公在去世前见到自己最后一面……
　　“自己进去吧。”母亲说。脸上的表情平静而苍白。
　　我走过母亲的身边，慢慢地走到病床前，犹豫着，窒息和气喘开始哽到咽喉，惊惧的畏缩和急切的冲动却又在体内不可理喻地冲撞。终于鼓起勇气，掀开了白色的被单。
　　出现在眼前的，是被剃光了头发缠裹着白纱布的臃肿头颅，没有表情的面孔，紧闭的眼睛，空茫张开的青黑色嘴唇，从幽暗口腔里微微外吐的灰白舌尖……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外公，曾经那么健硕挺拔的身躯，那么坚定而充满信念的精神，就这样毫无生气地搁置着，死亡着，僵硬着……我疑惑而茫然地看着，竟感觉不到悲伤，而是有些眩晕。
　　湿冷的汗水粘住衣服，在腋下渐渐沁凉到胸腔。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梦游似地转过身，走出门，倚在墙上，恍惚地摸索出一支烟塞到唇间，刚想点燃，却被母亲伸手夺下。
　　“这里是医院，禁止吸烟。”母亲说。我呆呆地抬起头，迎着母亲的目光，终于一下子惊醒过来，热泪忽然就涨满了眼眶，火辣辣地痛着，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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