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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萍乡市旅游局”关注?写在前面的话:为让更多朋友了解萍乡文化底蕴、熟悉萍乡历史风景,微信公众号漆宇勤说、萍乡市旅游局、萍乡百科、萍乡百味等(也欢迎更多公众号参与)从3月10日起原文连载《阅读萍乡》全书内容。萍浏醴起义:辛亥革命的预演1906年, 岁在丙午, 同盟会在萍乡发动了 “萍(乡 )浏(阳)醴(陵)反清大起义” , 那反抗的意志、 冲霄的浩气, 今天回望还让人心旌动摇, 史称 “辛亥革命的预演”。孙中山黄兴先后为牺牲于起义中的刘道一赋诗挽怀 ……1906年12月,在湖南的浏阳、醴陵和江西的萍乡地区首先爆发了号称“革命军”的大规模会党起义。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因1906年是农历丙午年,故又称“丙午萍浏之役”。萍浏醴一带,向来会党众多,且和自立军、华兴会有过密切的联系。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次年,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被清政府杀害,会党群众亦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好在会党的组织基础并没有被打乱,马福益旧部肖克昌、龚春台、李金奇等在矿工和农民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们都对清政府的残暴镇压深感愤慨,积极扩大力量,准备重新起义。1906年夏,黄兴派刘道一、蔡绍南等返湘整顿会党。蔡绍南通过同乡魏宗铨与龚春台等会党首领取得联系,进行革命宣传,联合当地各派会党组成了“洪江会”,推龚春台为首领。洪江会成立后,发展迅速,很快增加到10多万人。这年,湖南大水,萍浏醴地区灾情严重,龚春台、蔡绍南等召集各路头目会商,决定发动起义。日,龚春台部会众二三千人在麻石竖旗起事。10天之内各处会党首领先后举兵,拥有会众2000余人的姜守旦也在浏阳响应。起义军很快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义军得到群众的支持,很快发展到3万多人,震动长江中下游。这次起义明显地反映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脱离旧式会党起义的弱点,仓猝举事,各股蜂起,号令不一,事前缺乏严密计划,起事后又没有迅速出击的战斗方案。清政府急忙调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军队5万多人四面围剿。起义军仅凭从地方团防局夺来的两三千支枪,和清军英勇奋战多日,交战20余次,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道一、蔡绍南、肖克昌、廖叔保等首领数十人牺牲,龚春台辗转逃往长沙,数千群众被杀。清政府借此在长江中下游大兴党狱,大肆杀害会党首领和革命党人,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挫折。然而这次起义的影响是重大的,它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增强了革命党人武装反清的信心,被史学家称为“辛亥革命的预演”。刘道一牺牲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黄兴哀恸至极,黄兴边哭边说:“我每次谋划革命活动,就数道一考虑得最为周详。他不仅懂日语,还精通英语,又有辩才,将来是外交方面的绝好人物!可这次他竟牺牲了!”随后,黄兴挥毫写下一首悼念刘道一的诗,以寄托心底的哀思。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黄兴所作的这首挽诗笔力遒劲,词意沉重,倾注了他对亡友刘道一的深深思念之情。这首黄兴手迹的挽诗由刘道一胞兄刘揆一装裱、珍藏,并先后邀请梁启超、章士钊等志士友人在挽诗周围题跋,从而使这份哀思沉重的挽诗更增添了凝重。后来,孙中山也挥毫赋诗,表示深切的哀悼:“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萍浏醴起义爆发地麻石街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党团建设安源曾被中央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大量留苏同志聚集在这里,中共湖南省委、湘东特委机关均一度设在这里。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建立在安源,安源的中共党员人数一度占到全国党员人数的五分之一,中国少先队在萍乡诞生……在组织安源工人的过程中,毛泽东审时度势,指示李立三他们尽快从工人中发现和培养优秀分子,发展他们入党成立工人的党组织。1922年2月,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安源路矿工人支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又及时指出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尽快建立工会组织,推进工人运动,并亲自给这个组织取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毛泽东正确方略的指挥下,李立三、刘少奇共同领导的安源工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带来了一个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安源的党员人数快速增长,中共三大时,安源的党员占了全国党员的十分之一。而到了1924年中共四大时,安源已经建立了13个党支部,党员人数约200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以至于从党的“三大”到“六大”,中央均直接给安源下派与会代表名额。同时,安源还有团员245人,团支部26个。由于这些工作特色,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安源被中央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中共湖南省委、湘东特委机关均一度设在这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安源一直是湘东赣西革命斗争的中心。在推进党团建设和组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时,安源还出现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就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先驱组织—安源儿童团。安源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诞生地。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目前还陈列着一根长90厘米、宽6厘米,两头呈三角形的红布带和一个红袖章。它就是当年安源儿童团团中共领导创办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员所佩带的标志,和今天的红领巾一样,它曾经激励了一大批少年儿童参加革命。史料记载,早在1922年4月,安源的少年儿童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并于次年正式成立儿童团,儿童团员们从小接受党的教育,听从党的指挥,安源儿童团员的年龄为8-15岁。党的目的是训练这些儿童,使他们成为独立有作为的人,分配给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为工人俱乐部送文件、传递消息。当时安源儿童团的组织机构严密,纪律严明。据1924年安源的《小学国语教科书》记载:“童子军的编制,9个人算一队,两队算一团。每队有个队长,每团有个团长,团长上面,更设立一个总团长带领着。”安源儿童团在革命的历程中,几起几落,它由当初的七八个人发展到1926年的350多人。不少少年儿童经过儿童团的培养,从安源走向了井冈山,走向了延安,走向了新中国的重要岗位。如:开国将军王耀南、吴烈、幸元林、唐延杰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吴运铎等。原北京军区工程兵司令员王耀南在他的回忆录《坎坷的路》中写道:“1922年4月末,老矿工刘振海大叔把我们七八个小伙伴聚集在一起,叫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安源路矿的第一个儿童组织。”被誉为“中国的保尔”的吴运铎在《在安源的日子里》中写道:“1926年,北伐军到安源,工人俱乐部办起了学校,我又进学校读书了。这时,又成立了儿童团,团长叫杨世桥,我是东区儿童团的宣传委员。”历史证明,安源儿童团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少年儿童组织运动的先河,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先驱组织,安源因而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诞生的摇篮。引兵井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究竟在何时何地决定上井冈山?随着一封密信的解密,史学家发现,引兵井冈的决策正是在萍乡莲花作出的。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序幕,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起点……1927年9月,在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看到双方力量悬殊,决定边打边退,先撤到了浏阳的上坪,再撤到浏阳文家市。这时,起义部队从近6000人锐减到了1500余人。9月19日晚上,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了前委会议。毛泽东对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检讨。随后,毛泽东在详细分析了双方态势之后,以“叫化子不能与龙王比宝”的生动比喻,说服大家放弃了打长沙的原定计划。会议决定:经萍乡——莲花,退往湘南汝城,在汝城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挺、贺龙的队伍北出广东。9月23日上午,部队到达芦溪与莲花交界的杂溪村宿营。这时,秋收起义部队已经只剩下1000人左右。毛泽东开始痛苦地思索:部队下一步怎么办?往哪走?这时,毛泽东忽然想起1927年1月在醴陵县农民协会所在地先农坛认识的莲花人王佐。王佐是莲花高洲人,毕业于萍乡达成师范,在学校里加入了党组织。1926年10月,王佐参加了萍乡县党部举办的工农运动班,结业后由安源特委派到醴陵帮助开展农协工作。王佐积极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决定联系王佐、找到当地党组织。通过起义部队中莲花农军仅剩的两名莲花人连夜赶到莲花联络,王佐带着村里的3名党员于24日上午到达杂溪,见到了毛泽东。有了地方党组织的接应,24日下午,部队顺利到达了高滩。但由于一路上发生了多起逃离部队的事件,部队吃饭点名时只剩下了700余人了。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悲观情绪和逃队现象,前委委员在高滩村“长房祠”开了一个“行军会”,毛泽东和余洒度先后给部队做了宣传鼓动。毛泽东引经据典地讲述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以三千甲兵打败吴国生擒吴王夫差的故事,项羽破釜沉舟、以少数兵力大败秦军的故事,迅速稳定了部队的情绪,官兵们信心受到很大的鼓舞。行军会议后,毛泽东等人谢绝了高滩村党员和群众的一再挽留,由王佐做向导向坊楼进发,并于天黑时分,部队到达了坊楼甘家村。毛泽东在与甘家党员的交谈中得知,莲花秋收暴动失败后有110多名革命同志被关在县城监狱的情况,当晚与师长余洒度商定了第二天攻打县城、解救革命同志的作战计划。战斗进行得异常顺利,国民党守军听到秋收起义部队攻打县城,早已四下逃散,部队不到五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救出了被关的党员和群众。工农革命军攻打莲花县城的胜利是部队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打的第一个胜仗、攻克的第一座县城,这对于扭转战局的颓势,扫除官兵心中的阴霾有非同寻常的意义。26日上午,莲花党组织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县城南门外的“宾兴馆”。朱亦岳向毛泽东汇报了莲花县党组织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之后,又专门询问了莲花周围永新、宁冈两个县的情况。正当朱亦岳、刘仁堪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哨兵带来了一个叫“宋韵琴”并声称要找毛泽东的人。宋韵琴(后改名为宋任穷)告诉毛泽东:他是浏阳工农义勇大队的中队党代表,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他从南昌来追赶秋收起义部队的,并写了一封密信要交给毛泽东。汪泽楷在信中告诉毛泽东,要他带领秋收起义部队退到赣西宁冈,因为那里有党的组织,有党领导的一支队伍。对正处于迷茫状态的毛泽东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信息。下午,毛泽东在宾兴馆主持召开了前委会。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先向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等其他3名前委通报宋任穷送信的简要情况及密信内容,并将朱亦岳等人介绍的宁冈和井冈山的情况也讲了一遍。听说不去湘南汝城,又要改变计划去宁冈,余洒度和苏先俊先是强烈反对。毛泽东耐心地告诉他们,中央有过规定,前委到了哪个地面,就接受哪个省委的节制,并综合分析了当前全国革命的形势和宁冈和井冈山的优势,指出那是一个避敌锋芒、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去处。副师长余贲民赞成按照江西省委密信的指示,把部队开到宁冈去看一看。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解释和余贲民的劝说,余洒度和苏先俊二人最后同意到宁冈去看看。9月27日上午,部队离开县城向南开进。9月29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的三湾,部队在那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撤换了几名师团军官;取消军官小灶,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等影响后世建军的根本制度。后来,毛泽东又与宁冈县党组织负责龙超清和袁文才派来的代表陈慕平取得了联系,双方达成了部队到宁冈休整的初步协议。10月4日至5日,前委在古城“联奎书院”文昌宫内召开了范围更大的扩大会议,对于放弃退向湘南汝城,转到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的方略作出最后的决定,形成了文字决议。之所以在古城进行这一工作,一是在莲花县城决定转兵井冈时,由于没有与袁文才接上联系,还不清楚这个“山大王”的态度,只能定下了总的原则,不可能最后确定下来;二是毛泽东知道,对于这样重大决定必须通过党的会议,变成党的决议,让党员、干部们思想上明确,行动上支持。10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宁冈的茅坪与袁文才见面,双方正式确定了秋收起义部队“安家”茅坪、设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等事宜。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序幕,成了中国革命新的胜利起点。推荐美文,点击阅读:喜欢本文请【分享到】小编微信号:zjh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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