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天使还是魔鬼，英雄还是独裁者？--异域掠影--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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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天使还是魔鬼，英雄还是独裁者？
今日世界报发表评论文章《古巴进入后卡斯特罗时代》，文章说古巴正在进入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古巴面临食物价格上涨，公共交通恶化，人民住宅缺乏，日常生活困难等等问题，迫切需要改革。而卡斯特罗弟弟华罗正在推进这些改革。卡斯特罗自1959年掌权来，统治古巴半个多世纪，在一些人眼中他是“英雄”，在另一些人眼中确是“独裁者”。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古巴领导人把共产主义革命移植到拉丁美洲，让美国头痛不已。卡斯特罗和纳赛尔、尼赫鲁、铁托都被2006年9月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运动”会议选为20世纪后期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人物。虽然古巴革命已经迎来了50周年纪念日，但人们对改变这个体制的渴望却越来越强烈。卡斯特罗的辞职结束了卡斯特罗暂时让权给其弟的不确定的政治局势。周二欧盟事务秘书Jean-Pierre Jouyet在欧洲一台表示“卡斯特罗主义是极权主义的符号，我们只希望在他退位后有一条崭新的路打开，在这个国家有更多的民主。” 法国希望卡斯特罗的决定开辟“一条崭新的路”，在古巴“将有更多的民主。”西班牙也表示了同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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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像卡斯特罗一样悲剧的英雄们
　　原标题：那些悲剧的英雄们
　　作者：牛弹琴 来源：公号“牛弹琴”
　　卡斯特罗走了，很多人询问，你怎么不写点什么？
　　余生也晚，更多是旁听故事。
　　写他的传奇的人生？写他“青松傲骨定如山”？还是写他与中国的恩怨情仇？
　　再怎么传奇，都已化作浮云。但他的过世，让我想起了其他的传奇人物，那些悲剧的英雄们。
　　12年前，阿拉法特去世。在中东工作期间，我多次采访过，看到过斗志昂扬的阿拉法特，也看到过颓废沮丧的阿拉法特，还有幸曾和他握手、合影、共进午餐。
　　阿拉法特去世后，应《瞭望》的约稿，写了篇《悲剧英雄阿拉法特》，全文挺长，部分如下：
　　阿拉法特是复杂的。他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强者，与命运抗争，永不屈服；但他又是一个失利者，更准确地讲，悲剧英雄。他终身为之奋斗的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梦想，到他走到人生的终点，依然是一个梦想。
　　阿拉法特一生轰轰烈烈。不管是当年流亡黎巴嫩还是突尼斯，不管是面临背叛、失败和暗杀，也不管是近两年的疾病、围困和羞辱，他始终斗志昂扬。当以色列总理沙龙大打出手，炸毁他的专机、专车和他的官邸，甚至对他发出人身威胁，他凛然回答：“我死也要死在这片土地”。他宁可病死，都不愿选择沙龙的“单程机票”离开巴勒斯坦。当沙龙最终害怕担上害死阿拉法特的罪名同意他返回后，他才同意到法国就医。
　　面对爱他敬他的人民，他有着一个领袖的博大胸怀。他的官邸是开放的，几乎任何一个平民都可自由进入，小孩就在他办公室旁玩耍。即使在法国治病期间，他仍不忘打电话给巴财政部长，心系人民的收入问题。
　　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国记者，他总是非常热情和你握手，主动微笑与你合影，没有领袖架子，一如你家中慈祥的长辈。许多巴勒斯坦老百姓在接受采访时，一个几乎雷同的回答是：阿拉法特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父亲。
　　他像父亲一样爱护着每个子民。他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表现出了无比忠诚。从青年起他即投入革命斗争，出生入死，很多次在人生最后一刻神奇脱险，有“中东不死鸟”之称。他一生颠沛流离，流亡27年后才回到故乡。他当时趴在地上亲吻土地的镜头，充分说明他对这块土地和人民的眷恋之情。
　　阿拉法特艰苦卓绝的斗争，亲民爱民团结进取的作风，使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他本人成为巴民族解放事业的象征。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更是从他的执着和奋斗中，获得了无穷的精神源泉。他最让人回味的是他早年在联合国的豪言：“我是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这里的，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里滑落。”铿锵有力，荡气回肠。
　　戴维营协议失败后，巴以两个民族的失望愤怒情绪都开始高涨。2000年，沙龙进入圣殿山挑衅，作为直接导火索，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流血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阿拉法特更多的显露出一个革命家的本色。他希望效仿黎巴嫩的“游击战争”模式，像最终真主党将以色列赶出黎南部一样，让焦头烂额的以色列最终同意不得不撤离巴勒斯坦领土，同意巴方的谈判条件。
　　“9·11”后，反恐成为国际主旋律。巴勒斯坦的类似行动，尽管有处于抵抗的正义性，但很难摆脱“恐怖”的恶名。烽火四起的巴以冲突，反而帮助更强硬沙龙上台。阿拉法特曾要求回到戴维营协议，但他面对的是沙龙，沙龙提出了远比巴拉克更苛刻的条件。
　　自杀式爆炸在继续。在西方舆论的宣传下，沙龙巧妙的公关，美国的公开配合，阿拉法特一步步成了他们眼中的“恐怖分子”。沙龙发誓不跟阿拉法特谈判。但绕开阿拉法特，沙龙就不可能找到谈判对象。和谈终于彻底崩盘。
　　阿拉法特的去世，标志着巴勒斯坦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威望和地位无人可替代。和平在短期内依然渺茫。阿拉法特是伟大的，他把一个弱小的巴勒斯坦民族团结起来，并成功让世界理解并支持他们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他也为这个事业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名字，已成为一个为理想执着奋斗的代名词。
　　如果敌人旗鼓相当，阿拉法特或许早已成为一个胜者名垂青史；但面对超强的敌人和自己弱者的处境，他注定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他波澜起伏的人生，昂扬的革命激情，悲壮的人生结局，让人敬佩、感叹，也让人扼腕。
　　2014年，整整昏迷了8年的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最终去世了。事实上，在阿拉法特辞世的一年后，他即昏迷不醒。而这时候，却是他最可能实现巴以和平的时候。
　　壮志未酬，令人扼腕叹息。
　　当时的以色列总统、沙龙的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佩雷斯黯然说：“今天，他（沙龙）打输了最后一仗。”
　　当时，为国社写了一篇时评，不长，转录如下：
　　昏迷8年后，中东政坛的传奇人物——以色列前总理沙龙终于走到人生尽头。英雄还是屠夫？推土机还是和平鸽？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答案。但中风倒下前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让晚年沙龙实现了从狭隘鹰派人物到理性政治家的转变。令人唏嘘的是，他的转变似乎太晚，命运没能给他足够的时间。
　　沙龙的名声，与战场和杀戮相连。他是公认的鹰派，参与创建了以色列保守政党利库德集团，在无数次和谈中扮演过激烈的反对者角色；他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在以色列人眼中最凶险的“赎罪日战争”里挥师南下，扭转了战局；他也被称为“麻烦制造者”，2000年，正是他闯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挑衅，才引发数年惨烈的巴以冲突。
　　戎马一生的沙龙，晚年终于认识到，与巴勒斯坦言和，是确保以色列长治久安的唯一出路。由此，在执政的最后两年，沙龙疾速向和平的勇敢推动者转变——他下令将加沙21个犹太人定居点尽数撤除，粉碎了极右翼犹太人的“大以色列”迷梦。为此，他不惜退出参与创建的利库德集团，另起炉灶组建前进党，改写了以色列政治版图。
　　晚年的转变，展现了沙龙的过人之处——善战，但不迷信武力；强硬，但不固步自封；鲁莽，但不乏远见。或许正因亲历战争的残酷，才能具有如此坚定的媾和决心。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有句名言：“我是一个经历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晚年沙龙，有着类似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沙龙追求的和平，前提是充分保证以色列的利益，尽管很多条件尚无法让阿拉伯世界接受，但他毕竟打算迈出和平谈判的艰难一步。而且在以色列，作为家喻户晓的传奇将军和国家英雄，他更能说服民众接受“痛苦的让步”。因此，沙龙被当时的以色列和西方舆论认为是最佳的和平缔造者。
　　但最难防的敌人，却是时间。2005年底，当沙龙准备开启“痛苦的和平”时首次中风，自2006年第二次中风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对一个矢志实现和平的勇者来说，无疑是人生的悲剧。悲哉，沙龙，壮志未酬！
　　在中东这块土地，和平需要诚意，更需要敢于妥协、当机立断的推动者。晚年沙龙的转变让人称道，奈何太晚，中东只能期待新的和平勇者。
　　真是造化弄人，非常感慨。
　　在很多阿拉伯人的眼中，沙龙毫无疑问是一个屠夫，他早年对巴勒斯坦人大打出手，黎巴嫩战争时又是大屠杀的幕后黑手。但他晚年，确实在和平的道路上舍命狂奔。
　　在另一篇怀念文章中，我曾这样写过：
　　越是到晚年，沙龙采取重大举措的频率就越高，很多行动几乎是以让他的追随者喘不过气来的快节奏进行。沙龙认准了方向，根本就不允许有反对意见。他以一种豪赌的姿态推进着自己的和平主张。
　　2004年，他不顾中东局势彻底崩盘的危险，“定点清除”了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及其继任者兰提西，同时加快隔离墙修建，为他的单边计划创造条件；当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最终撒手人寰后，沙龙马上宣布撤离加沙所有定居点。昔日捍卫定居点的最强硬的鹰派领袖，现在成了下达撤离命令的最高决策者。
　　沙龙的转变，也使他不能见容于利库德集团内。他的党内盟友指责他“身处右翼政党，却干着左翼都不敢干的事”。撤离加沙时，多名利库德部长挂冠而去；利库德大会时，沙龙多次讲演被强硬派公然打断，以至于他无奈尴尬地站在演讲台上。一些极端强硬者，更是向沙龙发出“追杀令”。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就警告，谨防拉宾的悲剧在沙龙身上重演。
　　沙龙果断突围。2005年末，他突然宣布：退出自己一手参与创建的利库德，另起炉灶建立前进党。沙龙宣称，利库德“已经不能给以色列带来希望了”，他呆在利库德是在浪费撤离加沙带来的“和平契机”。
　　沙龙战胜了一个个对手，他的“狐步舞”赢得了世界的惊叹。他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继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后最强势的领袖，他的个人命运，也同和平紧紧相连。
　　但在和时间及健康的赛跑上，沙龙却疲态尽露，力不能支，现在甚至变成了与死神的较量。
　　和平路茫茫，英雄泪沾裳！这是沙龙的悲剧，又何尝不是阿拉法特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
　　尽管身处于不同的冷战阵营，当阿拉法特和沙龙竞相崛起的时候，也是卡斯特罗的黄金时期。为相对客观一些，摘录《金融时报》的部分内容：
　　对于这个固执、任性的造反者出身的政治家，他晚年发明并不断重复的口号“社会主义或死亡”是一句非常恰当的墓志铭。作为政治家，当历史潮流顺应他时，他便顺流而动；而当历史潮流逆他而行时，他敢于企图阻挡。作为他那个时代掌权最久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先任总理，后任总统），他营造了自己的传奇，直到晚年还留着胡须，身穿橄榄绿制服，使他成为一眼即可认出的世界人物。
　　在天赋使命推翻富尔亨西奥o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腐败独裁统治的驱使下，他成就了一项非凡的领导力壮举。纪律、勇气、对民心的敏锐直觉、运气以及人格力量的结合，被证明比巴蒂斯塔的庞大军队更为强大。卡斯特罗的胜利给整个拉丁美洲乃至其他地方的游击运动带来希望。
　　即便不理会对那场革命的神化描述，也不能否认卡斯特罗当年踏上了一段英雄般的旅程。日，他登上老旧的“格拉玛号”（Granma）游艇，从墨西哥海岸启航，向古巴进发。设计仅能搭载8人的格拉玛号，挤满了82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该船在冲上海岸时解体，使登陆行动变得更像一场海难，而在遭遇最初的伏击之后，只有21人幸存。
　　卡斯特罗带领幸存的战友进入森林覆盖的马埃斯特腊山脉（Sierra Maestra），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劳尔o卡斯特罗（Raúl Castro）和具有传奇色彩、从阿根廷医生成为国际革命主义者的切o格瓦拉（Che Guevara）。
　　随着卡斯特罗越来越得人心的反抗运动充分利用政府内部的弱点（最后连美国都放弃了对政府的支持），巴蒂斯塔政权在不到两年后垮台。1959年1月，留着大胡子的卡斯特罗以胜利者的姿态搭乘一辆坦克出现在哈瓦那的大街上。那年他才32岁。古巴已是他的天下。
　　武装夺权的壮举，加上美国总统约翰o肯尼迪（John Kennedy） 1961年试图（通过古巴流亡人士在猪湾（Bay of Pigs）发起的入侵行动）推翻他未果，引燃了发展中世界整整一代人以及欧美学生的想象力。对许多左翼人士而言，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实验预示着新兴国家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卡斯特罗曾在山区的丛林中写道：“这场战争结束后，对我来说，一场更广泛、更大规模的战争才将开始：一场我要针对（美国）发动的战争。我知道这才是我真实的归宿。”
　　凭借个人魅力，卡斯特罗大步游走于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世界舞台。他是不结盟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成员；自封为大卫（David），勇敢抗击帝国主义巨人歌利亚（Goliath）。陷入与苏联冷战的恐惧之中的美国，把卡斯特罗视为对其地区霸权的直接威胁，历届白宫主人都对古巴念念不忘，以至于卡斯特罗制造事端的真正能力被夸大了。
　　当然，还有卡斯特罗晚年的些许无奈：
　　冷战结束后，古巴不得不自谋生路。1989年后的4年里，经济萎缩过半，使这个岛国陷入深度衰退。
　　随着经济形势恶化，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他开始吸引外国投资，允许使用美元，使私营部门活动合法化（包括农业领域的有限改革），并默许关闭亏损国有企业带来的失业。然而，他一直只是一个不情愿的改革者，后来又逆转了一部分改革措施。
　　古巴的社会进步也受到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的破坏。哈瓦那消失30年之久的卖淫活动卷土重来。卡斯特罗的经济遗产比较清晰：尽管存在种种社会不公，但他接手的经济拥有一个繁荣的中产阶层，基础设施也跻身于拉美最佳行列。但是，他的政策给古巴人民带来了苦难（甚至食物都要靠配给），迫使150万人流亡海外，其中很多人居住在佛罗里达海峡对岸的美国迈阿密，与古巴相隔仅几十英里。其中，包括他的女儿。
　　时间，是最无情的敌人。
　　所有的辉煌和伟大，都会化作历史的一缕青烟。
　　之所以说他们都是“悲剧的英雄”，因为他们被万众膜拜，甚至成为一种符号，但也you难以掩饰的不足。
　　对阿拉法特来说，巴勒斯坦建国是最终梦想，但到他生命走向终结，他的国家仍旧是在以色列的占领之下。
　　对沙龙来说，为以色列开辟永久的和平，则是他能为这个国家作的最大贡献，但现在依然茫茫。
　　对卡斯特罗来说，革命不仅仅只是让人站起来，应该还要让大家富裕起来，他终其一生却没能实现。
　　当年廖承志致函蒋经国，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说蒋经国经常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
　　佩雷斯就曾对我说，阿拉法特是一个很成功的革命家，但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为什么？因为革命家你可以乾纲独断，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你必须建立起一个制度，你必须按照这个制度行事。
　　卡斯特罗呢？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不假，他确实是“青松傲骨定如山”，他和阿拉法特一样，他们的名字，都已成为一个为理想执着奋斗的代名词。但如同阿拉法特不能实现建国梦一样，卡斯特罗治下的人民普遍贫困，这肯定不算一个成功的执政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成就，要远远高于卡斯特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僵化意识形态是发展的桎梏，这才有了今天的民富国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中国的幸运，尽管我们仍面临种种的难题和挑战。
　　真正的英雄，应该是让人们真正地站起来，让人们真正地富裕起来，让人们真正地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那些悲剧的英雄，一度风光无限、万众敬仰，但最终无限落寞，毁誉交加。他们更多成为一种符号和一个时代的插曲，有时真让人扼腕不已。
　　他们雄才大略、壮志未酬，可能还希望再活500年。
　　但时间太无情，他们都没有越过100年。
　　历史，更会给出公正的评价。
　　但即使评价了，又能如何呢？还是那首《临江仙》说得好：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责任编辑：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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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骂卡斯特罗的都是些什么人
14:58:32 & &环球时报 &
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11月25日逝世，享年90岁。对卡斯特罗的评价很多是高度正面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唁电大多称赞卡斯特罗是“伟人”或“英雄”。但作为最大的敌人，美国媒体也争相给卡斯特罗“盖棺定论”，有的为了抢头条还把“库存”曝光了。在中国社交网站上，人们的态度同样是分裂的。一些人对卡斯特罗的攻击和贬低可以归入这两天全球舆论场上最激烈的那一类。《环球时报》今日（28日）发表社评文章《在中国，骂卡斯特罗的是些什么人》，指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表现出意识形态狂热，对卡斯特罗完全以政治划界：既然他长期“反美”，就一定“不是好人”。文章表示，对这拨人似乎没法做“思想工作”，中国社会看来需要适应围绕他们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化解他们导致的负面效应，确保国家在有他们作为力量之一的社会多元条件下的前进。　　　　卡斯特罗今年4月最后一次发表公开演讲时的情形原文如下：菲德尔·卡斯特罗11月25日去世，这位90岁的古巴老革命家离开人世时已经“无官一身轻”，他到2011年时卸光了身上的所有职务。他的去世对这个世界几无影响，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成了全球舆论一时的大事件。很多国家领导人向古巴发出唁电，大量政治人物声明或表态，媒体则发表评论，社交网站上众说纷纭。这可能是因为卡斯特罗是最后一位去世的20世纪革命年代的创业领袖，他带出的回忆和感慨都是海量级的。　　对卡斯特罗的评价很多是高度正面的，但也有些可以用“诅咒”来形容的，还有一些表现了某种复杂性。美国在很长时间里视古巴为敌人，它对古巴的制裁和封锁长达半个世纪，但奥巴马总统发声明称“历史将对这名杰出人物做出记录和评价”，当选总统特朗普则发推文称卡斯特罗是“残暴独裁者”。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唁电和声明大多称赞卡斯特罗是“伟人”或“英雄”。在欧洲，法国总统奥朗德称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希望与幻灭的化身”，“他体现了古巴人拒绝外国统治的傲慢”。 　在中国社交网站上，人们的态度同样是分裂的。一些人对卡斯特罗的攻击和贬低可以归入这两天全球舆论场上最激烈的那一类。其中有人翻出古巴追随苏联那段时期中国报纸上抨击卡斯特罗的文章，支持自己的论点。还有人发造谣帖，编这位前古巴领导人“睡”过女人的惊人数字，夸张得一看就是假的。　　不能不说，这些卡斯特罗的抨击者格局都挺低的，基本没什么历史感，在“吃瓜群众”中也属于没水平的。当然了，他们当中有一部分表现出意识形态狂热，对卡斯特罗完全以政治划界：既然他长期“反美”，就一定“不是好人”。　　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是20世纪世界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卡斯特罗对它的驾驭和调整未必精准到位，但他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坚持了那么久。美国对古巴的打压饱受争议，而且一直没有达到目的。古巴和卡斯特罗都得到诸多同情，这些是评价卡斯特罗时无法回避的参照。卡斯特罗是位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在整个拉美拥有广泛社会基础。他的国家太小，实现理想的途径会受到大的外力挤压，但很多人能看懂、领悟他的理想，并因此而肯定、推崇他。　　古巴一直面对美国的强大威胁，但是卡斯特罗没有领导国家走极端军事化路线，古巴的有限资源被更多投入到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官员的腐败程度很低。古巴的这几十年决非一个GDP数字就能够充分反映的。　中国国内如今最意识形态化的不是官方，也不是“五毛”，而是一拨认准了西方那一套“什么都对”的人。在这拨人眼里，历史和现实都是黑白两色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永远都只有直线。关于世上的善恶和优劣，他们只听《纽约时报》的。他们的几乎每一句话都与国家的路线和主流态度顶着来。　　对这拨人似乎没法做“思想工作”，中国社会看来需要适应围绕他们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化解他们导致的负面效应，确保国家在有他们作为力量之一的社会多元条件下的前进。比如他们这样骂卡斯特罗，与西方最保守的力量无异。他们当中的少数人明知外交关系此一时彼一时，却要翻出老报纸上的文章当“段子”发到网上搞出一番热闹。但是说实话，这种杂音的真实影响力非常有限。对这样的杂音当然要控制，与此同时，保持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承受力比想方设法彻底清除这种杂音，或许更加现实、可靠。　　中国人民尊敬卡斯特罗，视古巴为好朋友，这既是大多数人的真实态度，也是整个社会的外交理性。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场同时存在不同的、甚至极端的声音，但那些声音除了反映这个时代的多元特色之外，大概并无任何其他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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