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知青最官方的数字
西双版纳州知青
文化调研报告
作者：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党委副书记
&&&&&&&&&&&&&&&&&&刘向东
　　为贯彻落实州委州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关要求，加快我州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现将知青文化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我州知青的基本情况
　　知青，是指我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中学毕业或尚未毕业就被分配到农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初、高中青年学生，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殊现象。期间，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被分配到边疆各省(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和农村。
　　我州接收安置知青，始于日接收安置的550余名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1957年、1958年、1961年、1962年、1963年又有5批1996名昆明市初、高中青年学生、社会青年来到我州，分配在国营农场。接收安置外省知青，则始于1965年底接收安置的1500名原四川省重庆市知青。但在这一时期，我州接收安置的知青，主要任务是建设边疆，规模和影响不大、人数不多，且省外的仅有一批，我州农村也还尚未接收安置知青。我州接收安置知青的规模和影响大、人数多，则是从“文化大革命”，全国各类学校已经停课后的1968年开始的。同年2月，北京55名“老三届”（指1966年、1967年、1968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知青，自发组织并经周总理批准来到我州，拉开了1968年底大批知青到我州的序幕。同年12月，首批上海376名知青到达我州（另有一批，具体人数不详）。此后，1969年至1972年，大批的北京、上海、重庆和本省昆明以及思茅、墨江的知青来到我州，同时我州还接收安置了本州各县初、高中青年学生。在这几批知青中，尤以上海市、重庆市、昆明市、北京市的知青居多，思茅、墨江和本州各县的知青只是其中的少部分。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记载：“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年，全州共接收安置在农村插队知青2868人，其中上海知青1830人，思茅、墨江、西双版纳各县初高中毕业生及由外省外区转来的内地插队知青1038人。西双版纳垦区先后接收知青共53294人（其中北京知青3051人，上海知青30245人，重庆知青15548人，昆明知青4097人，思茅和本地知青353人）。”(注：经查阅《西双版纳农垦志》，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与《西双版纳农垦志》进行核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记载的1969年至1972年我州国营农场接收安置的重庆知青和昆明知青人数，实际上已将1956年至1965年我州国营农场接收安置的重庆知青和昆明知青人数，包括1968年接收安置的部分北京知青和上海知青人数计算在内。)按照这个记载，我州农垦系统（1970年1月至1974年10月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期）和农村接收安置各地知青共56162人，其中北京知青3051人，上海知青32075人，重庆知青15548人，昆明知青4097人，思茅、墨江、西双版纳各县初高中毕业生及由外省外区转来的内地插队知青1391人。根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的统计资料，1972年全州年末总人口为563894人，知青当时约占全州总人口的9.91%。知青在垦区职工中的比例，根据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的统计资料，1972年垦区职工年末总数为87965人，当年知青约占全垦区职工总数的60.59%，其中北京知青占3.47%,上海知青占34.38%，重庆知青占17.68%，昆明知青占4.66%，其他知青占0.40%。总之，1968年至1972年到我州的知青，不仅大、中城市的多，而且在当时占全州总人口的比例和占农场职工的比例都很大。这些知青，在农村他们主要是务农，在农场他们主要是种植发展天然橡胶。他们来到我州以后，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农村，他们在一天的劳作之余，要考虑自己的油、盐、柴、米。在农场，大批知青的到来，需要大规模地新扩建分场和生产队，简易的草顶挂泥墙房以及草顶竹笆房、竹笆床，是多数知青的栖身之处。
　　1970年1月至1974年10月，农场又处在“兵团”时期，带有军事化色彩，管理十分严格，再加上“文革”因素，女青年不能穿裙子和花衣服，不论男女青年都不能穿“小脚裤”(
即裤脚较小的裤子)，否则将受到批评甚至批判。从“文革”开始至1975年，农场还把职工家庭私人养一只鸡、种一棵菜，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很多基层生产队、尤其是新建生产队的知青，经常是靠食堂用韭菜烧一锅汤，即“9菜1汤”下饭。1969年至1972年前后，他们白天几乎是在农场或分场组织的开荒斩坝、挖梯田等大会战，晚上参加各生产队的政治学习或站岗放哨走过来的。1976年至1979年，农场和我州农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好转，但总的讲仍然比较差。但是，1968年至1972年到我州的知青，由于他们多数来自于大、中城市和内地，并具有一定的文化，他们的到来，既为我州带来了内地的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又为我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生力军，还为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时期，广大知青在我州期间，以满腔的青春热血，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创立了带有特定历史条件特征的“知青文化”。他们思想活跃，工作勤奋，学习刻苦，思维敏捷，善于吸收政治营养，敢想、敢说、敢干，充满了青春活力，与边疆各族人民以及农垦职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经过艰苦的磨炼，他们中有一大批在锻炼中迅速成长，其中1127人加入中国*，14685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18人被评为模范或先进生产（工作）者，1400多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
选送到大学或中等专业学校深造，800多人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2277人担任排级领导职务，1530人担任连、营级领导职务，先后有10多人担任农场场级以上领导，在10000多名割胶工和各种技术工人中知青占80%以上，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后又有一大批考上了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在农村的知青则多数被调入机关或事业单位。在这期间，这些知青，其中也有少部分因病回城或因某些原因调离，有些还因公或因病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日，仅东风农场因公或因病去世的知青，免费迁进农场公墓的坟茔就有67冢），长眠在边疆的莽莽胶林。
　　1978年底至1979年初，爆发大规模知青返城风，农场知青有49698人返城，农场职工总数下降了47.2%，使农场各行业人才断档、土地荒芜，数年后才度过难关。知青返城前农场知青有参军、推荐上大学、病退、零星回城、调回城共2426人。1980年以后，返城的上海、重庆知青又有少数返回农场就业。至1993年，农场共有知青1170多人。
　　这些知青，无论是因工作调出农村或高考录取到大、中专院校深造的，还是因返城风返回城市的，经过实践的锻炼，一批佼佼者担任了副省级或正厅级领导干部职务，一大批担任了县处级领导干部职务，一大批成为专家、学者、教授或企业家，一大批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骨干或专业技术人才。目前，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员，正在以当知青时磨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各自的岗位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智慧。
二、建立知青文化点的必要性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从全国大、中城市“上山下乡”分配到我州农村“插队落户
”或被分配到农场的知青，从1978年底前调离农村或至1979年初返城离开我州，至今已有26个年头了，当年的青年学生绝大多数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少数的甚至已经退了下来，但他们对我州以及对边疆和对国营农场的发展、进步，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我州期间，我州各族人民也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接待和欢迎，并给予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可以说，近10余年的朝夕相处，我州各族人民和知青，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情谊，边疆各族人民已把“知青”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记忆里，而知青则念念不忘把边疆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现在，州委结合我州的发展思路，在提出各项具体发展举措的同时，提出要“挖掘推出知青文化，建立具有体验功能的知青点，再现和体验当年的知青生活”，即建立一个“具有体验功能的知青文化”点。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一)建立“具有体验功能的知青点”，“再现和体验当年知青生活”，可以满足部分人、尤其是知青的良好愿望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从全国大、中城市“上山下乡”分配到我州农村“插队落户”或被分配到农场的知青，从总体上看人数不多，但当时全国的初、高中青年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几乎每户都有“上山下乡”知青，有的还有几个，对家家户户的震动和影响都极大。特别是知青，他们被迫中断学业而走向社会，且又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青年时期，对他们的震动和影响更为强烈和深刻，后来有些知青之所以有成就，他们的起步是从当知青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这种特殊现象，历史虽然已开始逐渐淡漠，但知青的家人仍记忆犹新，如有机会，有不少人希望来到自己亲人曾经“插队落户”的地方，看一看或体验一下亲人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包括一些知青的子女也很想了解和看看父辈们当知青的真实情况。知青就更不用说了，前来探视的心情更加迫切。这些知青，当年他们在我州农村和农场工作了约十个年头，他们不仅与边疆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对边疆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边疆的建设和发展也都十分关心。近几年来，不少知青，有的甚至携带儿女前来我州，到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住过的房子、管理过的林地等进行探视，看望老同志和老同事，寻访有关的人和事，并边看边向子女讲解当年的艰苦环境，向子女进行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然后再到全州各景点旅游观光。在2000年前后，即知青到我州约30年之际，他们相互邀约，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集体回我州观光，使我们应接不暇，上100人或200人以上的因各种原因则被我们所拒绝。但是，从知青返城到现在已经有26年多了，当年知青的所在地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的环境已荡然无存，所到之处几乎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一种不满足感。特别是有的知青，当看到边疆的发展虽然很快，但与内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后，很想为边疆人民做点事情。由于到我州的知青来自于首都和直辖市以及云南省的省会昆明，因此，目前有不少人和不少知青提出，希望我们多加强与知青的联系和勾通，争取得到知青的支持和帮助，并提出建立一个知青文化点。有的知青，甚至还为建立知青文化点，征集了一些知青当年用过的物件，个别有实力的还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这是我们建立知青文化点的先决条件和前提。
　　(二)建立“具有体验功能的知青点”，“再现和体验当年知青生活”，对于提升发展我州的旅游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我州的旅游景点，以热带雨林、热带花卉、民族风情、当地名胜古迹等居多，还没有满足一些人特别是知青愿望的知青文化点。根据掌握的情况，目前全省乃至全国都还没有一个知青文化点。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发生在我国的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不仅对我国的大、中城市影响大，而且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极大。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还成立了“知青办”。以后，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又相继采取措施，积极消除知青“上山下乡”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当时，可以说，一提到知青便无人不知。前几年，在我国文坛上，一度时期还出现过“知青文学”现象。但知青只占总人口的少部分，大部分人并未经历过知青生活，他们希望对知青当年的生活作一些了解，有的也希望作些体验。如果我们能走在前面，抢先建立一个知青文化点，那就会为我州增加一个新的旅游亮点，吸引更多的知青和游客前来旅游观光。这就使我们建立知青文化点，具备了一定的必要性。
　　(三)建立“具有体验功能的知青点，”“再现和体验当年知青生活”，有利于及时征集整理我州的知青文化
　　我州的知青，在我州虽然只有约10年的时间，但他们给我州各族人民却留下了深刻的印像。目前，他们有的虽然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但他们大部分人却均已年过半百。知青的往事，人们已逐渐淡忘。我们通过建立知青文化点，挖掘知青文化，有利于征集整理我州的知青文化。同时，在建立知青文化点以后，知青文化点一经开放，还可以激发一些人尤其是知青的热情，为我们提供资料和物件，这对我们征集整理我州的知青文化，同样是有益的。这又使我们建立知青文化点，具备了一定的重要意义。
　　三、建立知青文化点的初步设想
　　建立知青文化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有利于我州的繁荣和稳定，有利于我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我们建立知青文化点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原则。
　　(一)要立项并进行论证
　　由建点单位或建点人(出资人)，提出立项报告，经同意后组织有关专家，对投入、产出、市场前景、经济效益等进行分析论证，根据分析论证的经济效益情况进行决策。现在，我们认为建这个点是可行的，但结论还要看分析论证，以把我们的决策建立在科学可行的基础之上。
　　(二)对建点进行科学规划
　　即由建点单位或建点人(出资人)，邀请和组织有关专家，对点的选址、功能、布局等进行设计规划，由建点单位或建点人(出资人)按照规划搞好点的建设。根据我州旅游业发展的长远规划，点的选址以选在勐罕镇至勐仑镇路段距公路约200m左右为宜。
　　(三)建立知青文化点，实际上是建立一个旅游点，属于企业行为
　　应将这个项目纳入招商项目，公开进行招商，由有实力和愿意承建的企业或私营企业主来承建，建好后产要权归出资人，由出资人自主经营，自负赢亏。
　　(四)要建立知青文化点，会涉及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届时应予考虑
　　要纳入招商项目，则前期的立项、规划等经费来源问题，中期的土地征用、搬迁人员安置、建设许可等如何解决的问题，要通盘考虑，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建立知青文化点，有利于征集整理我州的知青文化，对于这一点，届时更应予以充分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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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找寻淡忘的记忆——随重庆知青重返西双版纳散记
找寻淡忘的记忆——随重庆知青重返西双版纳散记
作者：中条山人
找寻淡忘的记忆
&&& ——随重庆知青重返西双版纳散记
题记：过去的事情总是难以忘怀。忘了它吧，一切向前看，有人说。但是，我们能忘记吗？也许谁都可以忘记，而唯独我们自己不能。
号，我和昆明知青王佩华约好去澄江旅游。到达昆明之后，在去往新客运站的公交车上，遇到了十多个重庆知青，才得知今年是重庆知青赴西双版纳农场四十周年。当我听他们说是去参加玉溪纪念活动，并将回访西双版纳他们曾经生活、劳动、挥洒了八年血泪的地方时，我当即决定改变行程。我要和他们一起去亲眼看看那个他们曾经梦想逃离，今天却又迫切相见的农场，我想了解这一群比我们小5岁，极为普通，甚至至今还显得幼稚的弟弟妹妹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改变知青命运的伟大抗争，和他们零距离接触曾经也是我的梦想。
在玉溪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我们见到了来自上海，湖北恩施，重庆和留滇的知青，他们大部分是早些时候到达的，已经从西双版纳返回来了。大家欢聚一堂，召开了热烈充满深情的纪念大会。会上各地知青代表发表了四十年感言，情真意切，催人泪下。会后，举行了一场具有浓郁知青风情的文艺汇演，这些60上下的老知青们又焕发了青春，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他们彩装飞舞，激情奔放，翩翩起舞，纵情歌唱。整个会场欢声雷动，高潮迭起。
节目演出之后，早到的知青乘车返程，我们一行18人，其中6个重庆版纳知青，他们是：徐裕明、瞿萍、艾远秀、周国群、邓晓荣、陶凤，加我们夫妇共12位亲朋好友，将于明天下午乘大巴前往西南边陲小城--景洪市。
17号晚12点多，我们终于到达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在留滇知青的帮助下，我们顺利住进了一家不大的私人旅馆，这是一栋四层小楼，每一层有八个房间。它的主人是一位留滇重庆知青的亲戚，湖南籍农场职工。房间比较普通，但是在泼水节期间，这样的房间报价是300元，而且没有还价的余地。而此时，一个房间只收我们了35元，旅馆的经营者几乎是赠送，这里饱含了一种深厚的情谊，一种积淀了四十年的知青情结。
我曾经于2000年随旅行社来过西双版纳，姹紫嫣红的植物王国，富饶丰美的水果之乡，神秘独特的异域风光，婀娜多姿的民族风情，构成一幅五彩缤纷的美丽图画，让我痴迷陶醉，流连忘返。而这一次重返，又让我遭遇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灵上的撞击并陷入深深的思考。
美丽的景洪市依然那样迷人，整个城市簇拥在鲜花之中。景洪市比十年前扩大了约十余倍，马路宽了，汽车多了，楼房高了，街道靓丽了，商业繁华了，市民和游人川流不息，俨然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天依然是那么蓝，阳光依然是那么灿烂，鲜花依然是那么艳丽，树木依然是那么茂盛，建筑依然展示着独特浓郁的民族风格，唯一的缺憾是，十年前随处可见的少数民族色彩艳丽的服饰踪迹皆无，取而代之的是西装，牛仔和新潮前卫的短裙或者体恤，甚至连傣族的导游都不例外。他们看上去跟我们完全一样，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我们侃大山。
那么，重庆知青战斗过的景洪农场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4月19号，在留滇知青的安排下，我们乘坐公交车走访了景洪农场十分场。中巴一进场区，就被闻讯而来的农场老职工围住了。一位农场的老兵紧握着我的手，说：你们来了好啊，我是农场最早的老兵啊，你们就是当年的知青啊，我们可想你们啦！一位湖南籍的老婆婆拉住这些当年小女孩的手不放，眼睛里闪烁着泪花。这位老婆婆就是一位知青的婆母。他们是6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从湖南举家迁到西双版纳的，是景洪农场的第一代老职工。1971年重庆知青到这里之后，一个叫徐贵莉的重庆知青嫁给了他家的二儿子。我们在他家里休息，他的二儿子跑前跑后给我们联系去各队的汽车。
徐贵莉已经当了分场学校的校长，是分场上上下下都尊重的人物。学校正在建新校舍，孩子们目前还在简易的茅草房里上课，墙上的标语赫然写着："把学校建成最牢固，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这里虽说是分场，但也是一个镇，叫嘎洒镇。镇里有场部，有学校，有医院，有信用社，有商业网点。街道两边到处都是芒果树、木瓜树、酸角树、杨梅树、波罗蜜树，树上果实累累，虽是小镇，但也处处炫耀着热带水果王国的风采。
现在橡胶树全部承包给了农场职工，而橡胶的国际价格一路攀升，所以他们的日子与四十年前相比，相当于进了天堂。在他们的房子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当天割的胶，据说价值一千多元。他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割到这么多。还有不少人分得几百棵橡胶树，自己管理不过来，或者雇人割胶，或者包出去，自己去干其他的行业，收入不菲。
老婆婆的二女儿给我们切开两个很大的菠萝，让我们吃。西双版纳的菠萝是无眼菠萝，非常甜，含糖量极高，其汁液滴到桌上，会很快凝固。
现在正是割胶的旺季，农场里的人半夜起来去山上割胶，然后大约下午3、4点钟才回来，很是辛苦。农场领导都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正在开会。在场部我们见到了几个领导，希望请他们帮助找辆车，带领这些知青回他们劳动过的队里看一下。领导说现在没有车，大家都很忙，希望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然后就分头坐车走了。最后还是由徐贵莉的爱人求助两个刚刚割胶回来的职工，连同他的车一共3辆车，把我们送到下面的分队。
一路上，到处都是香蕉树，天蓝色的塑料袋裹着一簇簇硕大的香蕉，据说这些香蕉的品种刚刚从海南移植过来。知青们兴致勃勃地回忆着当年在这里劳动生活的趣事。艾远秀说，那时候，一年难得看上一回电影，晚上分场场部放电影，不管是什么片子，也要跑来看。队里离分场十几里，天很黑，她们女孩子就一个拉着一个，像一支影子部队。因为有野兽，也有野兽一样的人，她们很害怕。虽然害怕，却又这里演完，追到那里，跑着再看一回。因为业余生活实在太乏味了。
在十队的山上，我们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橡胶树，据说，知青们到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原始森林，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砍、烧、挖，毁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劳动非常繁重，而生活却是异常艰苦。没有油，没有菜，没有肉，只有咸菜，甚至以河里长着青苔的卵石熬汤来代替"鱼汤"。陶凤说，那时她偷了一些花生，悄悄跑到山上找一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埋起来。过几天花生发芽了，她就偷偷跑到那里去吃。她笑着，好像在回忆儿时的快乐。
我问他们上工这么远，雨季怎么办？徐裕明说：那当然也要出工，下雨就往回跑。西双版纳的雨季，雨说来就来，正干着活呢，飘过一朵云，马上就噼里啪啦下起来，那就跑呗。往往还没有跑回宿舍，雨就停了，又跑回来接着干活。好在气温高，衣服湿了一会就干了。
过去的茅草屋早已不见了踪影，现在基本上都是砖瓦房，虽然还是一排排简易宿舍，算不上住宅，但已经足以遮风避雨了。住在这里的人大都是受雇于农场人的外地人，有的可能连户口都没有。他们在这里打工，披星戴月，凭着不怕吃苦的精神养家糊口，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新的主人--生产财富的主人。
在山上，知青们饱含热泪地跑着，笑着，抱着橡胶树留影，充满了深情，是啊，这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就像是他们亲生的儿女，久别重逢，怎不心潮澎湃--尽管现在不属于他们。
在他们洒落汗水的地方，重庆知青不只一次演唱了一支当年由他们自己作词的歌曲，歌中唱到："好久没吃肉了，好久没吃肉了，这稀饭是稀，干饭是干，稀饭没有干饭香，……想吃瘦肉，想吃烧白，想吃红烧肉，外加老母鸡炖汤……"这支歌以最朴素的情感唱出了当年知青在生活中对肉的渴望，反映了那物质极度匮乏的艰苦岁月。有趣的是，这支歌套用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曲调，把八年后的团结抗争有机地连在了一起。
四十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故地重游，回忆起来的都是轻松的趣事，岁月冲淡了往日的哀怨情仇，如今他们表达的只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这就是知青。他们没有陷在苦难里而不能自拔，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他们还活着，还要活下去。
当然，留在心灵深处的伤痕是难以修复的，只是没有人愿意再去揭开伤口的痂疤。那时，农场某些领导对知青的迫害令人发指，有些案例几近灭绝人性。很多知青试图逃离，有的逃往缅甸，有的逃往家乡，但是，没有路条（农场介绍信、边防证）寸步难行。成功者一去不复返，失踪者尸骨难寻，如果被捉回，后果不堪设想。一切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压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否则也不会蓄积那么炽烈的地火。而聚集了巨大能量的地火一旦爆发，将势不可挡。
第八年，一场热带雨林的飓风席卷了西双版纳。知青们再也不堪忍受奴役和屈辱，爆发了"我要回家"的抗争运动。正是这场运动彻底改变了全国知青的命运，全国知青的大返城就此拉开序幕。仅此就可以说，西双版纳的知青是最伟大的。罢工、静坐、北上请愿，甚至卧轨，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其波澜壮阔的珍贵镜头永远定格在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史册里。我认为这场运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全国知青都应该感谢他们，他们的壮举正如那以自己的一颗红心作为火炬照亮自由之路的丹柯。在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中作为群体载入史册的，只有他们--他们没有缺憾。
我常常想起胡适先生的一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正是当年争取自由的知青。
橡胶树生长8年才能割胶，当西双版纳的知青们各自回城的时候，他们的辛勤付出开始得到收获，然而这些收获已经不再属于他们。而当这些橡胶树被分到每一个农场人手里，变成大把大把的人民币的时候，我们这些受尽磨难的兄弟姐妹们却不可能得到一点点补偿。当他们伤痕累累地重新回到久违的故乡，久违的亲人身边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头再来。我忽然感觉老天真的不公平。
第二天，我们来到东风农场的龙泉公墓。龙泉公墓占地约百余亩，依山傍水，紧邻公路，是一座花园式公墓。园内白玉为栏，绿草茵茵，青山环绕，花木拱卫，两片洁白的墓碑，南北分别排开。这里安葬着转业军人，下放干部，支边青年，知识青年……。我们看到，有的墓碑上面镌刻着"北京知青、四川知青、重庆知青、上海知青"的名字，有的还附有照片，这些都是长眠于西双版纳这块红土地上的知青。
那戴着眼镜，皱着眉头的脸上，分明还充满了稚气。他们是我们的同龄人，他们在风华正茂的时候离我们而去；这苍白冰冷的墓碑是那样无情，却又为他们争得了不朽的尊严。
我们还活着，却不知道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们甚至没能为自己争得尊严。我们只能为他们献上一个花圈，一份哀思，一支心中的歌。
墓碑旁边的地上，还遗撒着一些灰烬和未燃烧尽的纸钱，那是前几天各地的返滇知青留下的痕迹。
徐裕明抚摸着一座知青墓碑，非常感伤。这里安葬着一个他熟悉的知青，他们曾经一起赴滇，一起劳动，一起喝酒，一起歌唱，一起数天上的星星……，然而今天他们阴阳两隔，再也不能共叙友情了。他呜咽了。老朋友，你们还好吧？我们看你们来啦！那些冥币，纸花在火焰中燃烧，灰烬飘扬，像灰色的蝴蝶飞舞。我们潸然泪下。
在这里，我们还遇到专程从上海赶来吊唁逝者的上海知青五人。他们对我说，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忘记他们，我们还要来看他们。
陵园里安葬的知青仅仅是一小部分，他们有的是因公殉职，有的是失踪，有的是意外死亡，有的是瘟疫所致，还有一些是迫害致死。那时候，西双版纳通往昆明只有一条破烂的公路。汽车在大山里绕来绕去，要跑5天才能到昆明。而西双版纳的医疗资源极其匮乏，知青又都是外来的孩子，水土不服，没有抵抗力，病了，景洪的医院就束手无策，在送往昆明的时候，往往死在半路上。
来西双版纳的知青有十万四千人，而截止到大返城，因各种原因离开人世的究竟有多少人，这是一个至今讳莫如深的数字！我无法知道这个准确数字，因为至今没有看到官方公布的死亡人名单。这些鲜活的生命可能在瞬间就无声无息地走了，一走就是四十年，现在依然无声无息。
面对着洁白的墓碑，我们一字排开，低头默哀，祝愿我们罹难的兄弟姐妹在天国得到安息。
在东风农场机关所在地，建有一个东风农场博物馆。博物馆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在广场的南端，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纪念碑上是农场职工的浮雕。
东风农场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详细介绍了农场的发展历史。从国家决策到付诸实施，从一无所有到形成规模，发生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知青题材的内容在博物馆里占了很大比重，有知青使用过的劳动工具，有"兵团建制"时"兵团战士"执勤用的半自动步枪，我还看到了几乎按一比一比例修建的知青的宿舍：竹片编织的墙，茅草搭盖的顶，躺在竹床上，可以数清楚天上有多少颗星星。看来，后来的人们并没有完全忘记知青，这多少给了我们一丝慰藉。
时间永远是短暂的。我们从昆明相识到玉溪聚会，又到西双版纳回访，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忽然想到，1971年，这些知青有的刚刚过了16岁的生日，有的还没有过，仅仅15岁多一点。为什么竟然那么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奔赴遥远的边疆？我曾经问过他们，他们这样说：15、6岁，懂的啥子？小学都没毕业，啥子知识青年？根本就没知识！女生则说，家里穷，到这里有工资，而且告诉我们是当女兵。在那个年月，能当上女兵，握着钢枪保卫祖国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哪里知道是这个样子？！
记得在玉溪时，几个上海的农村青年也被阴差阳错地搅了进来。听他们说，当时上海支援西双版纳的任务完不成，可是已经没有知青可走了，当时的上海革委会就把万名上海郊区的农村青年连哄带撵，弄到了西双版纳。大返城时，这些青年因为不是知青，不能落实知青的有关进城政策，而农村却早已没有了他们的赖以生存的土地……
我不知道让15、6岁的孩子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干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算不算"非法使用童工"，我也不知道那种卑鄙的动员手段算不算"诈骗"，看看现在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官二代、富二代都享受着何等的荣华富贵，再想一想那冠冕堂皇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虚伪口号下对孩子们的奴役和摧残，令人感到无限悲哀。这些发生在四十年前的涉嫌违法的事件，不要说受到追究，甚至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做一点点解释。
在昆明的公共汽车上，重庆知青唱着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他们要我一起唱，我没有唱。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涩。我想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唱歌，而是反思。我们必须要独立思考了，不能再随便去听谁的话了。过去的，我们无法挽回了，但是今后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脑子想，我希望我们自己的余生由我们自己来主导。
我想：知青--这个曾经被利用之后，驱逐出城市的弱小群体在艰苦的岁月中，与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是那样真挚，那样执着，那样持久，那样深沉，那样难以割舍，那样刻骨铭心。是的，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但是，这一份情感却是我们弥足珍贵，价值千金的巨大财富。更重要的是，是火热的土地让我们长大成人，让我们学会做人，让我们懂得了怎样去爱人。我们带着迷惘而去，我们满怀思想而归；我们播种了青春，我们收获了成熟；我们用血汗净化了心灵，我们以痛苦换来了希望。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十月金秋，是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十月金秋。
&&&&&&&&&&&&&&&&&&&&&&&&&&&&&&&&&&&&&&&&&&&&&&&&&&&&&&&&&& &2011年11月
作者简历：&&& 中条山人：实名牛鸿寅&&& 1950年生于天津；&&& 天津南开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 1968年12月赴山西省平陆县插队；&&& 1971年在平陆县参加工作；&&& 1981年调回河北廊坊市；&&& 1994年离岗。&&& 干过多种工作：农民、工人、电影放映、文化馆美术教学、广告制作、平面设计等等；&&& 现担任南加州《知青》杂志特约编辑，廊坊知青网主编、《廊坊知青》杂志主编
中条山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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