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中国农村土地资本化与“三农”问题的解决（之三）
仅就技术而言，市场无论是在日线，还是在周线上，技术性修复的短期趋势依然在继续；甚至在月线、年线意义上，也露出技术性多头的端倪。
在1月28日春节前最后一篇《新春的贺礼——震荡今日开始结束》博文中曾言：就技术而言，市场将开始由2700点——3100点的上行新行情，甚至不排除在个别房地产公司大幅上涨的带动下，房地产板块整体高开，进而带动市场整体高开；战役休整、补充弹药后进场的与战斗受伤离场的，都会利用节前最后几个交易日完成换手，成交量将明显放大，无论是日线级别的均线系统，还是五周线，都将开始得到向好修复。现在看来，仅就技术部分的预期，已经部分兑现。
下一步市场可能按照“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继续向3100点接近。在这一背景下，经过前期较大技术性回调“高成长。高送转”概念、技术上处于底部的周期性二线蓝筹概念、高端装备制造创新性概念、高端易耗消费概念、抗通胀概念等都可能受到市场追捧。
在房地产投资或投机受到限制的背景下，股市依然是目前流动性最好的出路之一。
在2月9日《通胀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将决定供给与流动性出路的双向给力》博文中曾言：为应对复杂与长期通胀的环境，最为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供给倾斜政策，以及整体供给中的结构性倾斜政策。在结构性供给短缺的方向上，实施供给给力，再给力。同时，在流动性出路上多做文章。在流动性出路上给力，再给力。
给力流动性出路、抑制长期通胀努力的另一个广阔的天地，就是中国的“三农”领域，就是县级经济圈，就是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链条化、规模化生产和经营产业。
在中国，这一领域、这一经济圈、这一产业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可能涉及数亿人口，可能产生数万亿元的产值，可能需要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资金。从这样的角度分析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只能说中国存在结构性流动性过剩，即少部分发达地区存在流动性过剩，而中西部广大落后地区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流动性；中心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而广大落后的县级经济圈、广大落后的农村则需要大量的流动性。
中国在流动性方面表现出的上述结构性差异，其实是由中国在区域及城乡之间广泛存在的二元结构和所面临的艰巨发展任务决定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但在人均GDP方面，日本却是中国的十倍，这无疑是中国广泛存在的二元结构和艰巨的发展任务的具体表现。
中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和所面临的艰巨发展任务，决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境地，尤其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在中西部广大落后地区和广大落后的农村，应该实行相对积极的货币政策，至少不应该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少部分发达地区和一线中心城市，未来应对通胀，应该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样可能导致同一个央行对二元结构的两面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或者需要两个不同的央行分别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前者在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后者则完全不具可能性。
基于以上逻辑，在二元和面临的艰巨发展任务面前，央行“一刀切”式的连续加息，或连续降息，都会对实体结构中的其中一面产生不利的结果。近期中国央行控制通胀时连续加息的措施，就有重大的、结构性负面影响。这也就是中国央行目前面临重大纠结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在二元的中国，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部分理论，过分强调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过度突出央行在调控通货膨胀的作用，可能并不符合二元中国经济及社会的全部实际。
但是，基于二元及面临艰巨发展任务中国的现实，在经济理论及政策措施上如果按照部分经济学家主张的“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完全放弃政府政策主导，实行完全的市场自由竞争，不仅不能解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问题，反而可能导致反复爆发经济危机，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和带来更大的社会不公。即使是凯恩斯的故乡英国和凯恩斯主义的成长地美国——这样经历了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标榜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中国这样严重二元结构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有意义的是，在分析中国这种二元结构和所面临的艰巨发展任务时，，一方面可以看到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性、持续性构成的重大挑战，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较快发展的巨大潜在动力。这也许是中国经济及社会能够一次次战胜各种经济危机，始终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二元结构和即将逐步释放的巨大潜在动力，将推动中国又一个五年、又一个十年的较快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新的增长是否从根本上有别于上一轮三十几年的增长。上一轮增长更多依赖的是中国加工、中国制造、中国出口；这一轮增长能否更多地依赖中国创造、中国创新、中国消费。一艘处于新增长周期波浪上的巨轮，可能已经在各种宏观调控中艰难起航。股市近期的表现，可能是对此次“起航”的新的预期。如何将这种潜在动力，有序、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值得思考。
影响上述潜在动力成为现实力量、阻碍流动性往需要的地方流动的原因很多，仅就“三农”领域而言，农村土地要素不能集约利用、各种政策限制、“三农”领域改革严重滞后等，是阻碍流动性——产业资本——流向“三农”领域、流向落后县级经济圈、流向农产品生产经营产业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法律上全体农民可以集体或由其合法组织代表行使土地所有权、及与之其相关的其他权力，农民获得相应的收益。但是由于观念、政策、制度及现实中的各种矛盾，这些本该属于农民的权力往往不能有效行使，农民的权利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和体现。
在广大落后的农村，由于实际缺乏这样的权力和权利，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农民集体合作组织，由于地方政府在组织和引导农民合法实行土地集约化整治、利用、合作开发等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加之受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个体家庭单干”的限制，因此，农民手中的农耕土地、宅基地土地、较难开发的荒山、荒丘、滩涂等荒地，都难以与产业资本有效对接，难以实现农村土地要素的集约化投入。由此，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农村基础设施靠“伸手”，农村多元化发展难以实现，农村新型社区难以形成，农村面貌长期难改等等。
中国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虽有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但从以色列农业发展的经验看，中国这些农村地区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省、县两级）地方政府缺乏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及必要的权力，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单打独斗”缺乏强有力的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引导，土地缺乏集约使用，产业资本难以进入，农村对青年人、尤其是对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逐渐失去吸引力。由此中国“三农”急需的管理、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各种要素长期无法有效、有力、持久地获得，中国“三农”领域长期缺乏进行各种要素资源配置的功能和能力。
导致上述中国“三农”问题的总根子在现有的农村土地政策和制度。农村土地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及完善，已经有了最新的法律依据，即《物权法》。农村土地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及完善需要的是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利益、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允许中国农村土地资本化，农民可以将土地作为资本要素与其他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要素合作或合股投入“三农”领域，投入农业生产经营产业、投入农村旅游观光等多元化产业，从而引导亿万农民走现代公司化、股份化的道路，使亿万农民在更高、更现代化、更市场化的基础上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自己土地的永久主人，成为摆脱以往历史定位的现代农民，实现共同富裕。
充分实现农村土地资本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合理配置；让亿万农民成为资本的主人，成为现代化的“地主”；中国“三农”实现农村土地要素资本化、农业产业集约化、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组织化、农民权力和权利股份化、农民身份待遇和农村面貌城镇化这“五个现代化”，可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最为重要、最为迫切、最为艰难的一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十年、二十年后——会成为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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