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第111页
伊爾格洛娃
《晚清七十年》【勿忘豆瓣上的驳斥文章】为什么不是孙中山而是袁世凯得到列强支持的承认？章太炎：论功孙中山不如黎元洪，论德不如汪精卫，论才不如宋教仁，论革命功劳不如黄兴？面对二十一条我会怎么办？我能怎么办？袁世凯钦点继承人：黎元洪 段祺瑞 徐世昌辛亥是袁世凯的机会，抗日战争是共产党的机会。1、封建社会直接由部落社会转型而来，奴隶源于部落战争系暂时现象亦为反常？（中国夏商周&北美洲印第安人）2、中西封建制崩溃虽相差1700余年，然性质与形式颇为相似？欧洲中世纪以文艺复兴终结，而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诸子同坑结束。同样封建社会一者思想禁锢一者却是争鸣？宗教的因素？?封建后中国200余年皆是国家强于社会，然欧洲由工业革命诞生的城市中产阶级则导致社会强于国家，独立于政治的经济力量。而国家强于社会模式则是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资本主义）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且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自视汉家制度为通制，2000年从未因别人改变什么），一如近日美国无法改制的瓶颈？欧洲形随音转-分裂（方言）-部落主义；中国形不随音转-统一。中国也有方言呀？3、晚清中国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美随英，俄法日皆附庸而已）4、门户开放由美国提出但实为英国利益服务？日俄战争标志其失败？5、法帝的非洲模式？6、俄国的土地帝国主义，因生产落后故对华贸易兴趣不大？志在兼并长城以北整个满蒙和新疆，鲁滨逊漂流记中说长城不过是大而无用的建筑还是有威慑作用的吧？7、太平天国、义和团、白莲教、法轮功、气功？?太平天国等研究中对宗教因素的简略：因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故而缺少执笔经验，将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反而陷于低级泛神论“遍地鬼神”为什么会这样？8、小刀会株守上海城?由租借地变为殖民地，英国代征关税?上海成为如香港般的自由港？经济问题搞不懂?9、1842《南京条约》后6年1848《共产党宣言》：“欧洲中心主义”分裂的开始五四为西化的分水岭（全盘西化），十月革命为彻底分裂之日｛胡适：杜威实验主义；陈独秀：列宁主义？）【中国算是抄近道吗？】10、新式海军：北洋-直隶总督-拱卫京师门户-丁汝昌；南洋-两江总督-防卫东南海岸及长江内外-沈葆桢；闽粤-两广总督-保卫东南沿海。设想与实际差异及原因？11、梁启超：甲午战争为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胜则大清之福，败则老李砍头）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周恩来与李鸿章，彭德怀与左宗棠，那么毛是慈禧咩？“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李鸿章&邓小平？12、清人入关后圈地等只顾奢侈享乐贪婪的行为与其“清教主义”不许旗人经商矛盾吗？13、“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贪不贪？14、西方政体：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定型已维持四百多年，欧元标志又一个转型期？?15、1885年中法之战对人民信心和政局影响不大，因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都打了胜仗。怎么那么多战争？时局很乱嘛？16、曾左李胡张翁陈沈刘等生在转型期，属于前一期的型态不能应付后一期发展。那我们今日实在应该珍惜啊！17、孙中山革命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毛和蒋做了吗？?18、“太子党”“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张之洞子张权，曾国藩孙曾广钧、翁同龢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陈寅恪父）、沈葆桢子沈榆庆、左宗棠子左孝同、湖北巡抚谭继洵子谭嗣同；造老子的反：台湾陈履安、大陆叶选平【文革时风和日丽中所言弑父的冲动相似？】?19、强学会的失败？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章太炎学阀？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拒斥了开明派和中间派。20、袁世凯和张学良之比较?21、义和团拳乱和八国联军是戊戌政变的立刻后果？不是反洋教斗争吗？22、义和团运动和保路运动和黄花岗起义的关系？23、八国联军后美英维持首要战犯慈禧权力于不坠居心与二战后维持裕仁天皇皇位一样，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倒是一直没搞明白呀。24、弃城潜逃时将主和大臣一网杀尽，杀珍妃而不杀光绪，蒋自大陆退败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why？25、攻使馆“横竖炮声一响，宫里边是听得见的。”使馆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是因为宣战后又不敢打但碍于面子说过的话不好收回？26、李承晚、胡志明、武元甲、李光耀为中国近代史上民族英雄？慈禧遗孤？【岳麓书院超级减肥版？】【两广总督是求之不得还是远离中央？】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对美国利益好在哪里？】同时旅美华侨因排华法案而家破人亡。庚子十月始赶到北京的德军，其军纪之坏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和二次大战时的日军一样，为对被征服者显示威风，杀人强奸掳掠，都是不犯军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颇为不同。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流，因此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以上都是铁案如山的事实。笔者信手拈来若干节，只是冰山之一角耳。然纵是一鳞半爪，亦可聊概其余。笔者试选一二之目的，只是想说明，历史里面的悲剧与善恶，都不是绝对的。一个手掌打不响，两方面各有善恶。拳乱时代我们大清王朝内的贪官污吏，昏聩胡涂，和义和团的画符念咒，其劣迹固罄竹难书。但是侵凌我们的东西帝国主义，也万般混帐；不特他们的军阀政客毒贩奸商，罪无可逭；连他们专程来华劝人为善的上帝使徒， 亦不无可议。如此则坚持“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中西学者，又从何说起呢？。?【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英国为什么要搞个门户开放呢，本篇不能捞过了界来大谈外交史。因此只想以最简短的辞句，略事交代：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一）时代，英国对中国的企图是要把大清帝国造成“第二印度”。可是为时已晚。在“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时，英国所搞的是政治与列强合作，经济则大英独占。这一点英国搞得十分成功。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直至“八国联军”前夕（一八九九～一九〇〇），中国内河、沿海和对外航运的百分之九十及中国进出口贸易百分之七十都操纵在英商之手；而商品价值中百分之六十以上，又系英商经营和运载的鸦片毒品。这种“毒品贸易”（drug trade）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利润最厚的贸易了。今日还是如此。“鸦片”是一种“黑色黄金”（乌金），只要有货，不怕没买主。吸毒者纵倾家荡产、鬻妻卖子、盗窃杀人都是要全力搜购的。瘾君子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庚子之前，中国对外开放贸易者共有三十五个港口之多。几乎无一港口不是以英商为主；也无一埠非烟毒弥漫之区也。鸦片一项已足说明一切。其它商品，就不必多提了。可是这种以英商独大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到一八九七年就受到严重挑战了。前此一篇已言之，自德人占了胶澳，俄人占了旅大，法人占了广州湾，英人自己也补占了九龙与威海卫，与这些港口邻接的中国腹地，渐次就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 fluence）。在这些“范围”之内，各列强始则强迫中国不许在各该范围内，让第三国插手租借土地或筑路开矿。次一步则各“范围”就要逐渐被各列强划为“保护地”（protec torate）。第三步则各列强就要各自建立其海关体制、关税税率和行政系统。如此一来，大清帝国就变成鄂图曼帝国和波兰第二。要被列强正式“瓜分”（partition）了。“瓜分中国”（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几乎已成定局。这一瓜分形势大致说来是：俄占满蒙新疆。德国以山东为中心，南向至吴淞口，北到秦皇岛，西及西安和宜昌。法则囊括滇桂川黔四省和粤西。日则独占福建包括厦门。英国如参加瓜分，则可侵占长江流域、粤东地区和西藏。这一瓜分局势之迅速形成，作为倒霉的“炎黄子孙”不必谈了；读者试思，您如果是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您作何感想，中国对外通商的三十五港口，二十一行省，蒙藏新疆地方，原来都一强独大的英国市场；对美贸易粗及百分之二十。其它列强对华贸易之总和则不及百分之十。如今这些小鬼竟然要把大清帝国瓜分！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瓜分的不只是中国而是大英帝国的市场——这市场有四万万消费者，值百抽五由英国管理的低关税，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工，开不完的煤铁矿，建不完的铁路。千万以上吞云吐雾的瘾君子……要让这些小鬼来“瓜分”？他们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因此，英国佬就要设法阻止他们来瓜分中国了。要防止中国被瓜分，就要维持半死不活的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并取消列强划定的“势力范围”。但是在老虎嘴里抢肉岂是易事？为此，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就双管齐下了；他们一面要积极设法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一面又要积极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设计。庶几阻止不成，大英帝国在华的利益，也不会落空！为着不在瓜分行列中落伍，当法国正强租广州湾时，英国就先强占了九龙——其后遗症至今未了。在德国强占胶澳、俄国迫租旅大时，英国又单刀直入，强租了威海卫。为防德、俄两面夹攻，英国乃向德国暗示，绝不妨碍德国以山东为“势力范围”；英之强入威海卫者，防俄而已。但是它又于一八九九年四月与沙俄明订条约（所谓 scott-Mouraviev 协定），以长城为界，把两国在华筑路特权，一分为二。互不干扰。这些都是英国为瓜分中国设伏；但是它真正的政策，则是要阻止列强瓜分中国。这样它就只有远渡大西洋去疏通对瓜分无份的美国了。门户开放政策对英国固有“大利”，然亦有“小弊”。——门户开放了，则香港九龙、威海卫、西藏和缅甸，开放不开放呢？为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着想，它如果能“ 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那就十全十美了。【美国力量在远东的异军突起】对它国内的扩张主义者自然是个绝大的鼓励。例如美国驻厦门的青年领事蒲安臣·约翰逊（Anson Burlingame）就兴奋不已。约翰逊知道菲律宾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华侨之手；而菲律窦华侨主要来自厦门。如今美国既然占领了菲律宾，如果再占个厦门，建立一条美国掌握的菲华经济之桥，把菲律宾接往亚洲大陆，那该多美？！自此以后，约翰逊就变成了厦门的守门之犬。庚子八月当日本人正想浑水摸鱼，趁拳乱正烈之际，在厦门制造借口，接着便派遣水兵登陆，以图占领厦门时。第一个攘臂而起大呼抗日的竟然不是中国人，而是约翰逊这个小帝国主义者。他终于伙同英国水兵，把日本人赶回大海。美国毕竟是个气魄恢宏的民主大国。国内多的是帝国主义者，也多的是反帝人士。美、西之战本是兵以义动。赶走胡作非为的西班牙帝国主义；援救古巴出于水火。和中国地方当局私订终身，然后再要中国中央追认，是沙俄赤俄通用的老办法。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斯大林对盛世才兄弟，对高岗，对张治中，对陶峙岳所用的手段不是与韦特诸公前后辉映；高岗丢掉脑袋还不是和斯大林勾结的结果。朋友们知道吗？全世界黄金总量没有多少吨呢！我们如把全世界的黄金（包括你的金戒指和你夫人的金顷炼），通统放入矗立美京的华盛顿纪念塔之内，也装不到顶呢！但是小毛根一人便拥有百分之八十的纯金的华盛顿纪念塔，那也就够吓唬人的了！老毛是生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里，所以他只许政客搞权，而不许人民搞钱。国家要管制一切，弄得我们十亿同胞都一穷二白。三毛则是生在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传统里，所以他们只许资本家搞钱，而不让政客揽权。——“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 best government governs the least）嘛！政府不管事，因此就弄得盗匪横行，娼妓满街了。?【英国外交】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国是最重实际利益，最有远见，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处的。吾读英国外交史，真未见其有严重“败笔”也。——纵使是后来的“慕尼黑”，那也是对一个有心理病态的独裁者的估计错误，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败。英国人搞外交之有如此高超的段数，我想是它全民族政治成熟的结果。他们搞国际政治发育最早；成熟也早。整个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实，是它全民族智能的产品。不像美国专靠几个锋头人物；或我们中国专靠几个独夫独妇“一句闲话”也。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记得一九七九年春初，邓小平在访美之后，不久便发动了他的“惩越之战”。这一仗打得苏联老大哥一头雾水。这也可说是中国外交史上两件巧合的小事吧！【？】大致说来这时入侵的八国盖可分为三大阵营。最穷凶极恶者为沙俄。它志在并吞东北，不达目的不已也。因此它在国内要尽量示好中国，不恃首先自京津撤兵为各国示范；并协助鸿章抗拒列国。然李鸿章亦终为它逼死，留为后话。另一阵营则为德法日义等瓜分派。他们对领土野心远大于商业利益，无奈浑水摸鱼的局势已成过去。如今一致行动，并向英美“门户开放原则”（Open Door Doctrine）一再表态。因此各国想再次作零星殖民地之抢夺：心虽不甘，行动上已不可能矣。再一组便是英美二国了。两国对华的基本原则，前节已下厌其详缕述之矣。因此庚子之后，英美二国竟成大清帝国的看门犬。其后英国为着联日抗俄，美国为着防日守菲，两国都背弃门户开放之原则，取媚日本，牺牲朝鲜；而中国之免于瓜分，则不能不说是受惠于海约翰之门户开放也。——前节所言：拳乱起于瓜分的威胁，而瓜分的威胁，亦以拳乱的结束而告终，此之谓也。国际政治之奥妙，有如此者！八国联军这场纠纷，我们终能逢凶化吉者，盖有二端。其要者为英美合力的“门户开放政策”之适时提出，另一点则是我们李刘张三督在分明的国际战争中为中国化除了交战国的身分。既然是“议定书”，中国就不是战败国。割地一条也就可名正言顺的省去了。李鸿章死于一九〇一年辛丑，十一月七日。死前数小时，俄使仍伫立床前，迫其画押，为鸿章所拒。俄使去后，鸿章遂命儿子经述草遗折劝自强；并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临终切齿痛恨毓贤误国而卒。（见《庚子国变记》）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之乱确实是始于“毓贤误国”。迨李鸿章痛恨“毓贤误国”而死，拳乱痛史也就正式结束了。遭殃的是四亿五干万人民，而身为祸首的叶赫那拉老太婆，却因祸得福。——江山无恙，归政免谈。【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蒋在大陆人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正在直线上升。【为什么原因？】《纽约时报》对中国中央执政者的偏见《纽约时报》这种偏见，因而使早年的国民党和近年的共产党对它都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它关门大吉才好。可是《纽约时报》对我们国共两党，如稍示青睐，则被赞誉者又无不喜形于色，争相转播，视若殊荣——乖乖，真是【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纽约时报》是一份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报纸。它的言论、立场，以及它一切对中国的评述，都是从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出发的。它的千百万读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为今日西方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正因为它被西方读者宠坏了，东方读者不知其所以然，震于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脑，也跟着它起哄，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同志们乱骂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喉舌，实在也是“ 不怪自家无见识”了。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从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毛泽东……到李登辉、江泽民……，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黎元洪像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那是“直系军阀”先贵之、后贱之的结果。在黎的两任之间干得最长的是徐世昌大总统（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徐是“皖系军阀”所导演的“安福国会”所选出的。这个国会就是当时孙中山、陆荣廷等南方政客和军阀所领导的“护法运动”中，所要打倒的对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这些总统干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总统，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他花五千银元一张票，在合法的国会之内，收买了一些“猪仔”议员去投票选举他。终于当了个“贿选大总统”（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其后继曹而来的国家元首有所谓段执政（祺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和张大元帅（张作霖，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他二人连个“总统”名称都不敢当，那就更无法律之可言了。军阀终于被打倒了。继起的是国共两党“以党治国”的政权。中共建国以后，根据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先是“共同纲领”，后是“宪法”，老毛干了两任国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五四～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选”出来的。可是【毛公公开声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选出来的。】文革期间，毛对欧洲来访的贵宾们就坦白地说；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 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那如果有绝对的自信是否便能有划时代的创举了呢？或者说必要条件？】?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 low 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洪（宏）扬宪法也。可是毛泽东的干法，岂是洪宪而已哉？他造宪毁宪。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杀掉不算；再把个依“党宪”产生的接班党魁（林彪）也赶尽杀绝。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这算啥名堂呢？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为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除 CC（陈立夫），气死黄埔头头（陈诚）。最后还搞个“于右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忆数载之前，愚有“黄石公园”之游，曾亲闻黄信介君的谠论曰；“反攻大陆”，说得做不得。“台湾独立”，做得说不得。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做而不说者，真小人也。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澧监国，对袁世凯乃力图报复，欲置之死地。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诉我要“不疑处有疑”。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曾以三个C字打头的英文名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 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回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强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十万取一是为奇迹】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 那才是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不过那时应付下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担。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澂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海峡危机】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 A American interest！”（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马基雅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李熙赠袁宫姬四人】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骝教授也，夫人则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家骝幼年颇受祖母宠爱。 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韩国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只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 安，“以汉治汉”。——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 天津市原名也是 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缜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啊哈？】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 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 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 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原有洋员敦习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 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大清传统，以文驭武。袁、蒋、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驭文。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近代中国文明就要从波涛汹涌的 “历史三峡”中，平安“出峡”了。——再说句政治学中的“老生常谈”：“制度者，智慧和机运之联合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从专制“转”民治，我们可敬可怜的老国父，有此 wisdom 而无此 chance。我们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说：“你们追随我革命”的蒋总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声声“完全为人，毫不为己”，却只会打烂仗、玩女人、作旧诗的毛主席，都有其 chance 而无其 wisdom。袁皇帝之可悲，是在这场千载一次的“转型史”中，他陛下既无此 chance，更无此 wisdom；所以下场最惨——几乎是“众口铄金”、“遗臭万年”，不学试究古今之变 ，略为之不平也。【袁老四干爹】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三大危机一项运动】戊戌变法庚子拳乱辛亥革命、救亡运动（自强变法立宪）【戊戌变法注定要失败】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 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黎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的。【联系袁世凯听闻政变计谋时魂飞天外】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义和拳起始】这个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变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入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而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借口占领胶州湾，火上加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毓贤】决定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袁世凯】于一八九九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个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杀得血腥遍地，人头乱滚。——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红卫兵来，就不可收拾了。【真假如何辨？】【？】蒋介石决定牺牲外蒙时，连他最亲近的机要主任陈布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绝签字，而以一个专心想做外长的王世杰去作替罪羔羊。蒋之决定对日放弃赔款，也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可能连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杜聿明骂他为“独夫”。以一个人的简单幻想去敌一党（中共）两国（美、苏），他怎能不失败呢？ 他（她）一失败，四万万人跟着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怀于一念之间，破坏了连赫鲁晓夫都十分忌炉的“二五计划”，终于饿死农民数千万。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刘少奇于一念之间。他原想搞个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把刘搞下去就结束，谁知又一搞十年，死人亿万。——毛曾一再说过，文化大革命只搞六个月。谁知纵是毛泽东耍久了，狐狸尾巴也有暴露之时，六个月就变成十年了。同胞们，我们如今也受够了吧！言之可叹。【军事贡献】三十六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废科举】要废，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作其釜底抽薪之谋，才不会出纰漏。——袁就掌握了此项原则，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果然在全国安堵，四境匕鬯不惊中，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一九零六）悄悄地滑入历史了。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 然袁则颇有异于其它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 “下海”（且用个今日大陆上最时髦的名词），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资本家，与国民党时代之孔、宋，共产党今日之陈希同、王宝森……，以及无数高干子弟（包括周北方），甚至邓朴方、质方兄弟一样。——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读者贤达，您批览拙著至此，千万别大惊小怪！说句意蒂牢结的话，官僚资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以前的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后来的日本亦如此，今日大陆也是如此！美国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盖地，他少爷早年的参议院，还不是叫做“百万富翁俱乐部”？——有权不用，过时不候！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这样，大家吃大锅饭；干不干，八分半，哪还有啥经济奇迹呢？——赚饱了以后大家再到“俱乐部”去肢体抗争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访台的大陆敦授们讪笑台湾的立法院“动不动就打架”！我这个在电视中观战吶喊助阵的“归国华侨”，倒要为气呼呼的立法诸公辩护，而告诉我的北京朋友们说：“等到你们的人大代表也开始打架，中国就有希望了。”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帐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二虽可敌国！但袁的另项更深远的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一九零五年俄军在我东北溃败之后，立宪运动在全国各地也如决堤之水，一泻而下，无法阻止。（国人咸以“立宪”的日本打垮了“专制”的俄国，而一窝蜂要学日本搞“君主立宪”。）西后终被袁世凯说服，批准十二年行宪之议，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从联俄容共到联美容国】孙文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是叫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虏驱除，中华恢复，则其它一切枝节问题似乎均可迎刃而解。这一响当当的口号， 在那时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决定了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 所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举国风从，“辛亥革命”就变成个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了。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便是一个美国模式的民国。那位一辈子崇美的胡适先生对这个“民国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终于崩溃了，胡氏还惋惜不已。其所以然者，实是当时中国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当时美国的国民运动？】【寡头政治之尝试与构想】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革命政党在 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一九二七年的 “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 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的“国民党”（一九二零年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其实正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 ）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零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举一、两件孙文独断独行的小例子，便可见其余： 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当时是国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身分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奥援，甚或干涉。在此国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民心沸腾，甚至远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学生也闹起爱国情绪，集会喧嚣，主张对日作战，使那火气不大的胡适曾为之写了英文信，劝大家安心向学。这时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国际间争取援助——这些都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 的襟怀与器度。谁知在这种情况下，曾做过革命党最高领导人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竟不顾民族利益，与日本侵略主义者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之“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护国护法运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袁氏突背叛民国搞起“帝制”来，因此惹起全国各界的反帝“护国”热潮。在袁世凯帝制失败暴卒之后，孙文又卷入一个闹成南北大分裂的“护法运动”——自此以后，中国就一直维持了南北两个政府，无法统一以至于今日。中国是否应该随同美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呢？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国会议员、各政团，乃至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有的是由于政治利害，也有少数人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或以之为借口。这种争论在民间的问题不大，在国会里也不太严重，但是闹成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府院之争】，问题就不易解决了。【张勋入京宣统复辟】（黎元洪是依宪法当选的副总统，递补为大总统。在那个干戈扰攘、法制荡然的时代，他是没有太多实际权力作后盾的，而段祺瑞则是北洋军阀实力派的首领。）【旧国会之废除】意味着对建立民国有功的“八百罗汉”之失业。少数议员固可由不 同关系重返政府，而大多数有国民党党籍或意存反段的议员，则难免由于失位失业而想依附于南方反段实力派来从事反段运动。段氏北洋实力派——逐渐由袁氏余众中形成的所谓“皖系”——亦以南方军阀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要加以整顿。这样便搞出个各实力派各为其利，而以法统为旗号的“护法运动”来。【德国两百万银元贿金】有金钱、有“法统”、有武力，孙氏遂浩浩然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然搞法统的国会人数不足，乃只好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举孙氏为大元帅，开府广州，以与北京政府分争帝国主义唾余之“关余”，同时亦与北京政府作法统之争—— 对列强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强承认。此一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氏实是始作俑者。此一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读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历史家实难下笔，今但言其事实而已。【孙文二事：筹钱、收买雇佣兵为他打仗】中山在民国初年是个勇于内战的地方武力。他的主要目标，也和其它主要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统一”初无二致。从远古史上看，则颇似战国七雄之争。七雄何以终为虎狼之秦所统一，便是赢秦氏找到了一个新的富国强兵的方法。中山打了十来年内战毫无结果，最后终于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这新方法叫做“以俄为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蒋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师孙文“以俄为师”教训的结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蒋就不再【以俄为师】了；最后弄出个“独裁无当，民主无量”的失败结果。千秋大业，及身而败，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蒋介石半途而废，毛泽东则青出于蓝。七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孙中山的“以俄为师”也只是个阶段；一个“马上得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是“武力统一”和“枪杆出政权”。【和之前的区别？】这阶段一旦从历史上退去，马上既不能治之，则下马而治之，就得找出个新的主题、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线。【细数辛亥革命】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后者则叫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帐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孰知好景不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革命的单干户，一心为同盟会】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的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活得长才是硬道理啊！】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椿「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五权】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未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那么中国呢？】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平均地权】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余的。?【十大起义】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训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顼。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 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俨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了。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为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它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尔巴乔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