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六万淮军脱下戎装变成天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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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万淮军脱下戎装变成天津人
要说天津与淮军的渊源，以至其对天津的影响，学家罗澍伟认为，当年，李鸿章奉调为直隶兼北洋大臣，带来了大批淮军驻防天津。当时淮军的总理营务处就设在东门里义仓，而军械所就设在南门里的水月庵。随着大批淮军的到来，当时，安徽来天津的人员也日渐增多。而且作为移民城市的天津，由于大批淮军以及安徽人的进入，加之在清朝时期天津就成为了淮军的大本营，所以许多方言的发音以及词汇，从清朝时期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从现在天津和安徽部分地区语言的相近就能得到证实。人类学家李世瑜还曾就这个问题亲自到安徽等地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不仅天津的很多方言来自江淮平原，就连很多民间舞蹈都是安徽一带的“舶来品”。到了晚清时期，李鸿章调淮军六万人驻守天津，这六万人又最终演变成天津人。这些定居在天津的安徽兵，娶妻生子，繁衍后代。有历史专家说，现在的天津人有很大一部分为安徽人的后代。而就在这一代接一代的繁衍中，安徽人朴实、勇武好斗的性格也被留在了天津。可以说，正是淮军的进入，才造就了天津硬派个性的方言特色。安徽电视台的电视工作者出现在天津的街头。他们要拍摄一部叫《淮军》的大型系列电视片，除了采集一部分天津的外景，还要为观众寻找到一批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淮军代表人物在天津留下的历史印记。天津与合肥之间。这两座历史上就血脉相连的城市。一个公认的说法，天津的方言源自安徽。另一个公认的说法，历史上的从安徽向天津大规模移民给这个城市的发展奠定了人脉基础。从天津到合肥，顺京沪，有直达合肥的列车，夕发朝至。驾车则由王顶堤驶入京沪高速公路，上午进高速，顺利的话可在合肥吃晚饭。乘坐，从起飞到降落，需要一个多小时。虽然交通的发展使得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两个城市往来变的非常便利。但是，对很多天津来说，安徽和合肥还有离我们很遥远，很陌生。没有去过的人难以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更多的天津人知道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有黄山，有凤阳和小岗村。此文开始提到的“淮军”，是取淮河的“淮”字，历史上河流孕育了生命和文化，就象天津人愿意称自己是海河儿女，而安徽的北部的合肥以及周边地区是以淮河为母亲河，称为淮河儿女。明代，从那里走出一个叫朱元漳的安徽人，带着他的军队。建立了他的王朝，之后，一个叫朱棣的安徽人征战到此，一时兴起，为这片土地起了一个名字，叫“天津”。这座以保卫北京为重任的“卫城”，从明清两代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的淮军进津和移民的行动。语言西瓜、饮食习惯等等开始融合，经过了数百年的延续，形成了新的城市文化。数百年后，同一个祖先的后人们在相隔一千多公里的两个地方建立了不同的两个城市，一个是直辖市天津，另一个是安徽的省会合肥。聂公桥提到合肥，毕竟那是一座与天津相距一千多公里外的城市，虽然历史上有着如此深刻的渊源，但没有去过，依然很难想象那会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但是，我们在天津可以每天都看到一个来自合肥的先人的塑像，他叫聂士成，著名淮军将领，曾率领淮军入朝参战，后镇守天津庐台。如今，他的塑像就立在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天津八里台，那是一座威武而悲壮的跃马扬刀的塑像。日凌晨5时，八国联军与聂士成率领的一支清军在八里台展开了一场决战。聂士成部5500人的正面是6000多人的联军；背后，是步步逼近的500名日军。八里台阵地前有一座小桥，主帅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督战。经过激战，聂士成双腿均负伤，营官宋占标劝他退下，聂士成依然横刀跃马挺立桥头督战，并向左右说道“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聂士成腹部被弹片击中，肠子流出体外数寸聂士成依旧岿然不动，这时又被子弹洞穿头部、胸部，聂军门血流遍体，壮烈殉国。战后，有联军记载“华军虽重，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还有一个说法，八里台一战之后，联军将领库克对聂士成伤痕累累的遗体感慨不已，出于军人之间特有的敬意，他亲自将的聂士成遗体用一块红毛毯盖住，并脱帽鸣枪致哀。聂士成的遗体被郑重的交还给清军。翻开天津的近代史，从大沽口炮台到扬村再到紫禁城，天津城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发生过壮烈的战事。但聂士成作为众多以身殉国的将领却又有着更为特殊的悲壮之处。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时，满清政府对自发形成的民间武装力量义和团采取了打击、利用、剿灭的过程。聂士成奉命镇压，又奉命协作，身为军人面对命令没有选择。有一个说法，在他在前方以死督战的时候。群情激愤的义和团在后方抄了他的家，凌虐他的家人，抓走了他七十岁的老母。出于政治的需要，清政府对聂士成身后的评价为“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聂士成是个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也是个很有才情的武将，他赴朝作战时所写的《东征日记》，在开头和结尾提到母亲：“于五月初三日由芦台拜别慈亲启程。。。。。。。。初二日，至芦台，拜见慈亲，脱换征衣，已生虮虱。”中国儒家思想推崇男人的两大德行是忠臣、孝子，倍受后人尊重的聂士成从晚清政府对他的评价来看，都轮不上。但是后人却认定他是个大忠大孝的脊梁。因为聂士成的一战，天津人把那个地名称之为聂公桥。提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发展，不能不提起这个城市的历史及渊源，她拥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拥有着什么样的情节，决定了这个城市在整个社会中的角色，决定了她的发展。在城市的发展中，天津与北京相比，与上海相比，与诸多城市相比，各有所长，很多城市拥有的资源和机遇，天津和合肥没有，但天津和合肥同样也拥有别的城市所没有的文化、资源还有历史。豪门大宅富贵的概念可以从两个层面上理解，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物质上的，对中国人来说，忠孝是精神上的，体现在关键时刻对国家对民族的态度，所以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的词语叫“贵族气质”。这个“贵族气质”不仅仅从气节这样的大事上体现，也会体现在人的举手投足的这些小事情上。物质层面上体现的富贵气质就体现在建筑上，而建筑的组合其实就是城市。精神层面的富贵气质是主人翁留在书本上供后人仰望的。物质层面的富贵气质是主人翁留在街边供我们欣赏的。在天津，五大道上那些豪宅为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建筑本身，更是一段段生动而鲜活的历史。这是一段东西方文化以一种非常的方式进行交流的历史，是一段关于东方人、西方人的信仰、价值观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历史，我们能最直接看到的就是西方人留在这里的建筑。这些建筑已成为天津城市中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在合肥，也有这样的大宅，不同的是，合肥没有象天津那样和西方以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天津与合肥之间在晚清之前是多么相似的两座城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出，这两座城市在晚清之后开始有了更大的区别。天津的西式风格的建筑成为天津最重要的建筑风貌之一，这些建筑的主人多为西方人，也有当时的朝廷达官显贵商贾名流等名门望族结合东西方建筑特点修建的小洋楼。同时也有若干处占地庞大的中式庄园。如现在的人民公园，北宁公园等处。都曾经是豪门大宅。在合肥，近代由于功成名就后的淮系人物返乡，圈买土地，建造宅院，诸多人物当中，李鸿章为第一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也被称为近代历史上合肥第一官。正是由他在同治年间他创办了淮军，倡导洋务运动。李鸿章家族显赫，当年有“李府半条街”之称。如今，在合肥市在繁华的步行街修缮建成李鸿章故居，整个建筑气势恢弘，雕梁画栋。2003年又在郊区大兴集建成了李鸿章享堂。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也是一位重要的淮系人物。他抗法保台，受到海峡两岸人民深深怀念。位于肥西县境内的刘老圩是刘铭传的故居，是方圆百里最大的淮军将领庄园，占地6.7公顷，圩内古木参天，四周是深壕和石墙。目前，合肥市已着手修复刘铭传故居。由于合肥的肥西大潜山方圆百里内在清末涌现出以刘铭传、张树声为首的数百名淮军将领，在他们的老家相继出现了100多个类似刘老圩的庄园。这些庄园如张树声兄弟的张老圩、唐定奎的唐老圩、周盛波兄弟的周老圩等至今仍有遗迹。圩堡是江淮地区特有的集居住和防卫功能于一身的地主庄园，作为清末江淮之间典型的民居建筑群落，与皖南民居和江南园林等国内著名民居群落相比，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审美价值。它们在整体构造上以水环绕、攻守相宜，兼具北方建筑粗犷之气和江南园林灵秀之美。代表着晚清地主庄园的建筑潮流，本质上体现的是合肥地区兼容并蓄的江淮文化特质。淮军淮军的诞生，是在清同治元年(1862年)初。太平军攻上海，在籍翰林、道员衔幕僚李鸿章受命召集合肥家乡团练武装，组建淮军援沪。淮军通过镇压农民起义起家，但后来又是抵御外侮的主力军。合肥是淮军主要人物的故里，是淮军的发祥地。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淮军是一支从内地走向沿海、从安徽走向全国、从传统走向近代并在洋务运动时期实际上成为国防军主力的新式军队。《辞海》的“淮军”条中，列入淮军主要将领的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聂士成，以及他们的首领李鸿章，9人中7个是合肥人。早在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攻占安徽省城安庆之际，清廷便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以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吕贤基奏请简派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安徽籍同乡李鸿章随他帮办安徽团练。李鸿章在籍举办团练5年多，战场上屡屡受挫，于咸丰八年（1858）底投身曾国藩幕府，随同曾国藩办理湘军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率湘军攻占安庆并旋又受任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后，嘱李鸿章“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于是李鸿章奉命去创办淮军。李鸿章受命后，坐镇安庆，策划按照湘军营制对庐州一带的团练进行整编以组成淮军。他一面写信给庐州团首潘鼎新称曾国藩“意将合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一面又在安庆约见合肥团首张树声面商一切。潘鼎新、张树声积极响应，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募勇数营。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由李鸿章招募的淮勇陆续到达安庆，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和吴长庆的庆字营。接着，原由李鸿章办理皖北团练时招募的张遇春的春字营本来归隶湘军，这时也交由李鸿章节制，改属淮军。李鸿章招募的庐州、合肥一带淮勇4营抵安庆后，曾国藩亲自为其“定营伍之法”，凡“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淮军创办后，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四日（2月22日）离开曾国藩幕府，前往安庆北门城外淮军营内任淮军统帅。为进一步加强淮军的力量，曾国藩又根据李鸿章的请求，从湘军中调拨8营划归李鸿章率领，其中有韩正国的亲兵营2营、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的开字营2营、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营2营、陈飞熊的熊字营1营、马先槐的垣字营1营。这样，新组建的淮军共计13营，每营500人，合有6500人。淮军不仅在营制上完全仿照湘军，而且李鸿章自认为湘、淮军这种招募制明显优于绿营的世兵制，他后来曾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这是湘军、淮军的共性。但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已同曾国藩当年初创湘军极力强调“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的招募方 式已有明显的不同，淮军各营的统领除潘鼎新为举人、张树声为禀生外，其他诸如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均不属儒生，这是淮军的一个特点。曾国藩在选择营官时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到左宗棠招募楚军时就改为“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待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或顺手牵来的是已有数年规模的安徽地主团练，或由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给他数营，这时湘军营官的身份已不再一律要求以儒生为统领，淮军在短短两个多月中成军之急只能广收杂揽了。淮军体系繁杂，且多半来。?李鸿章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到达上海后仅17天，就被清廷任命为署江苏巡抚。他初到上海，感触最深的是由他统帅的这支以勇营组成的军队的素质问题。淮军因武器以刀矛为主和仅配有少量土枪土炮，并且军装不整而受到了外国人的嘲笑。李鸿章又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同太平军作战的情形，在致曾国藩函中作了如此描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于是，刘铭传所部铭字营率先聘用外国教官教练洋枪，继而其他各营也纷纷仿效。正如李鸿章向清廷奏报的那样：“臣军由江南剿贼，入手本宜水而不宜陆，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淮军聘用外国军官教习枪炮与阵法，却没有采用外国军队的编制，这是淮军以及湘军不同于以后的新军的一个显著标志。李鸿章认识到了外国枪炮的长处，便从购买与仿制两个方面着手，从同治二年（1863）起，李鸿章着手创办了3所洋炮局，主要为淮军提供军火。李鸿章率淮军抵沪的主要目的是以上海为基地，主攻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他感到仅以13营之兵颇难完成此任，便大力扩充军队。他抵上海两个月后，就派张树声、吴长庆回安徽招募9营兵力。但这种派人回籍招募的办法常常受到各种阻碍而使李鸿章感到“千里募军，殊为耽心”，因而他不再仿照湘军遣人返籍募兵之法，决意对前江苏巡抚薛焕所辖军队和两淮团练以及太平军降众加以改编，扩充淮军。这样，到同治三年（1864）淮军已增至近40营。李鸿章还在淮军中增设水师，其中刘铭传下辖水师2营，潘鼎新、张遇春各下辖水师1营。淮军虽承袭湘军制度，但训练用洋操，兵器是洋器，并聘有西洋军官为教习，这和当年湘军用土法土器与由书生自任教练者迥然有别，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对外闭关锁国，不昧世界大势；对内因循清初定制，不思更张。其经制兵八旗、绿营的营制，军队的布防，不考虑国防战略、战术的需要，而是按维护王朝统治分布，以防止绿营将领拥兵自重为宗旨，“大小相制”、“集权与分割”，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兵将平时分离，战时临时凑合。其装备仍以传统的刀矛弓箭等冷兵器为主，只有少量的抬枪、鸟枪等旧式热兵器。直到咸丰年间曾国藩建成湘军，李鸿章建成淮军，才逐步引用洋枪、洋炮和战舰武装部分军队至1864年，淮军先与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联合，在上海附近对抗太平军，继配合湘军在苏、浙等地进攻太平天国。年，先后在曾国藩、李鸿章率领下，作为清军主力与捻军做战。捻军被镇压后，淮军担负北自天津、保定，南迄上海、吴淞，南北数千里江海要地的防守。如今，在保定旧城西南隅，有一处北方地区很不多见的建筑，房屋高大，“封火墙”随墙脊阶梯式地高出，房基和柱石也比通常房屋高，气势壮观，具有明显的江淮建筑风格，这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奉旨率淮军至保定，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在这里建的淮军公所。清政府依赖湘军、淮军基本上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因性质属于勇营，按清制勇营在事平后予以遣散本是定例。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原封不动地只作了一下裁减的样子便被保留下来，这既与时太平军余部尚存、捻军起义方兴未艾有关，又因清廷感到绿营兵已不可恃，于是把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勇营作为防军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样，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跃居湘军之上。于是，清朝的军队构成中出现了以勇营屯住各地的情况，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部湘军以及其他未被裁撤的湘军连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军而建的一些勇营，被称作防军纳入清朝军队的行列，清朝兵制为之一变。由于湘军、淮军以及练军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枪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等也认识到近代化的坚船利炮的长处，主张购买与仿制并举，特别是淮军及左宗棠部湘军较普遍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武器，且模仿“洋人阵式”，表明作为勇营留作防军的淮军与湘军和从绿营兵中挑选而练成的练军，已经同以往的八旗、绿营有了很大的区别，从而成为由旧式军队向新式军队过渡型的军队。但因其营制仍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军队编制有明显的差异，这与此后以完全仿西法编练的新军还是不尽相同的。就淮军、湘军与八旗、绿营比较，前者已属新式军队。而淮、湘两军与甲午战后的新军比较，前者又成了旧军。淮军作为近代历史上中国的一只生力军，但因为体制本身存在种种矛盾和弊端。1884年中法战争时，淮军在广西战败，张树声、潘鼎新被革去督、抚职。中日甲午战争中，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统率的陆军遭到惨败，淮军势力遂逐渐衰落。袁世凯的新式陆军产生后，淮军变为次要的巡防队。淮军巡防队迄清亡而尚存。淮军在天津1、 周盛传小站练兵在天津市区，一些广告牌上能看到一个叫“小站稻”的品牌，这个闻名全国的优质水稻不仅仅是水稻品种了，而且也成了一个品牌。这个名字和这个传奇来自一个叫周盛传和周盛波兄弟的合肥人。如今天津的小站镇还有一个周公祠堂，而周盛传的后人们也在合肥平静地生活着。倘若没有这段历史的话，谁也不会想到两个相隔千里的城市之间竟然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小站在史学上称为“小站练兵”，这个概念对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概念上所涉及的区域，与现行的小站区不一样，它涵括了青县马厂、塘沽新城、黄骅祁(歧)口、大港沿海及海河南岸津南一带。这一区域，背靠华北大平原，面对渤海湾一段冲要的海岸线，是大沽海口的右翼二线防地，与京畿辅邑的天津城厢，声气相接，一军驻守，可以东援大沽要塞，西挟河北腹地，南指山东半岛，北控海河航道，进能挡关，退可纵横，是屯兵和防御的有利环境。小站的战略位置，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小站开发以前，地属几个朝代的不同的防戍系统，但毕竟是弹丸之地，很难从清以前的军事史中扑捉到它的轮廓，它被隐含在历代边戍范围之内。周盛传是淮军著名将领。所统盛字军(简称盛军)，俗称老盛军，原为李鸿章的抚标亲兵，从咸丰三年(1853)到同治九年(1870)，转战于江苏、河南、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完成了清廷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军的多次使命，是李鸿章所部各路淮军中的主力。?同治九年(1870)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调盛军屯卫畿辅。同治十年(1871)，盛军移驻青县马厂。十二年(1873)，盛军兴建新城炮台，为往来方便，于马厂至新城之间，铺垫了马新大道，长140华里，沿大道设驿站，10里一小站，40里一大站，共设大站4所，小站11所。?光绪元年(1875)二月，盛军除留马队驻马厂外，各营移屯潦水套，在潘永安坟地之小站的北侧设“亲军营”，以亲军营为中心，布设营盘， 18座营盘与新城炮台相望，南扼祁(歧)口，东控大沽，遥相呼应。盛军移屯马步兵共13个营，共约18700人。新驻营地本是海滨地区，人烟稀少，商贩绝迹，士兵购物需赴数十里以外，难以管理，为此，在潘永安坟地之小站的东侧、亲军营之南侧筑城，建设了新的城镇，命名新农镇(今小站镇)，或称兴农镇。?新农镇东西北三面开城门，城内设东西走向“行营买卖街”。之后，迁民来垦区领种，新农镇便成为小站一带的贸易中心。又以开屯兵勇，于是将镇外西南方1公里许之全神庙改为新农寺，建盛军屯田会馆(今会馆村)，共80余楹房间，作为集事、娱乐场所。?由于“饷源不济”，光绪三年(1877)各军统一减员二成，光绪四年(1878)春根据去弱留强的法则，“集阅诸勇，惟汰老弱”，然后重新整编。光绪九年(1883)八月，又把已经裁掉的8个营的二成队伍予以补足，为此，曾专派总兵卫汝成到徐州等地招募，十月初成军。?周盛传小站练兵采取的是寓兵于农的策略。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至六年，他亲率将弁在西起马厂东到大沽的辽阔土地上，挑河挖渠，建闸修桥，沟通了南运河与海河，以优良水质刷咸涤碱，使百里荒芜斥卤之地尽成膏腴，建成阡陌纵横，河网交织，咸淡分流的小站垦区，实现了南稻北移，培育成功名震中外的小站稻，为历史名镇小站奠定了基础。?盛军在小站屯营19年，其中先后有6年的时间致力于灾民的赈济，经费多半靠将佐集资。赈济办法主要是搭粥棚，开粥厂，“择平圹之地，架木为棚，覆束苇其上，又以泥涂附，以防火患”，“分路列号，界以围墙，使男女异厂而居”，“人各两餐，计口授之，日约米五合”，“夜为司守，领粥探问，皆有定时”。为杜绝非灾民混粥喝，“仿江南担粥法，碗粥二文”，“其实，开厂以后，就食之辈几如沟中瘠，虽一钱亦不忍令出”。灾后粥厂裁撤之日，“大口给粮二斗，大钱二百文，小口减半”。 由于盛军连年赈济，灾民把盛军视为依靠，光绪九年(1883)十月，“来营求赈者共四百二十余村之多，以……营中屡次赈济故也”。?赈济之外，盛军还承担了抗洪抢险义务，光绪八年(1882)“六七月间大雨，大城县南赵扶村子牙河西岸决口三十余丈”，淹了文安、大城数百里洼地。周盛传认为“救灾恤邻，义固不容恝视”，立即派马队抢堵，经过多次失败，雇募了有经验的人工，两面进占，日夜奋战1个月，两坝才告合龙。为了防止水患，盛军步队各营在减河两岸堆土牮十四五万立方米，保证了“秋收无害，乐岁声含”。?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周盛波奉诏募淮勇5000人，赴小站防备训练。十一年，周盛传病故，周盛波统帅盛军继续屯垦、训练，扩建小站镇街。十四年，周盛波病故，盛军由卫汝贵统帅。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盛军全军覆没。在合肥，周氏的后人们依然平静地生活着。如果不说，谁也不会想到这些普通的安徽农民的先人竟然和中国的一个直辖市有这样的一段渊源。?2、 淮军的武备学堂淮军的新式训练需要大批掌握新式军事技术的教育人才，为此，淮军积极推行新式军事教育。李鸿章除派淮军部分将弁出国留学外，还自行创设军事学堂。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仿照西方军事学院之制设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10余人为教官，挑选淮军弁兵入堂学习。学堂设置的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生除完成专业课程外，每天还要操练炮队、步队、工兵队及分合阵法。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传授所学军事技术。从天津东沽出来的曹锟，20岁时投淮军当兵，后入天津武备学堂，从这里出来后而一步步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人物。从这所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座培养陆军人才的军事院校中里走出来然后一脚迈进民国历史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冯国璋、段琪瑞、吴佩孚等人。。关于武备学堂的旧址，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认为在河东区大直沽与唐口之间，利用了原乾隆皇帝柳墅行宫原址的一部分。还有一个说法称，其地址可能是现在河东教育局至第一热电厂一带。不管旧址在何处，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合肥走出了一支军队，他们当中有人在这里创建了一所旨在改变中国命运的武备学堂。3、 淮河和海河海河注定了是属于城市的，她安静，平和，不声不响地流进渤海，沿途滋润着天津这座直辖市和她的人民。在中国，很多城市当中都有一条平静的河流，南京、上海、广州、苏州、绍兴等等。这些河流往往会成为富足、爱情、才华、安逸的象征。可是，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说，没有见过淮河的人确实很难描述出在中国的土地上竟然会有那样一条河。你一眼看到她，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一条属于城市的河流，她绝对的属于农业和土地。她浑浊，勇猛，宽大，而且因为污染更显出她的悲壮，本文中提到的那些淮军将领，都曾经是淮河岸边的一个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当然，本文实在无法再详细地找到那些普通的淮军士兵的名字和他们的英勇事迹。但是，本文可以通过对淮河的描述让读者看到那一个个曾经把生命和鲜血都献给了千里之外的一个城市，献给了他们祖国，在大沽炮台上、在北洋水师的军舰上、在八里台的步战中，成千上万的淮军将领和士兵前赴后继，以身殉国。他们记录在历史上叫“淮军”，历史还称之为“淮勇”，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农民”，当你站在淮河边看到那条浑浊而悲凉的河水时，你就能理解农民了。我们的历史是这样的，当历史需要粮食的时候，他们就种粮食；当历史需要建设宫殿和房屋的时候，他们就放下锄头，进城修建宫殿和各种各样的房屋包括城市的下水系统；当历史需要他们反抗强权的时候，他们就拿起武器去反抗权；当历史需要他们战死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战死在自己的阵地上。当历史需要他们饿死的时候，他们就在自己的村庄里饿死。城市对于淮河的印象是泛滥和污染，甚至于那个傲视全球的伟人也曾经为了这样一条河流而痛下决心发出“一定要治理好淮河”这样的号召。只是，这样一个人定胜天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淮河依然会淹没周围的村庄，而且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历史告诉我们，农业一直在哺育城市，从未间断地哺育城市。令城市富足、安逸。对城市来说，如果这就是天意，是定数，是必然，那就当思来处吧。（谨以此文祭奠那些近代历史上在天津这片土地上无数洒下热血的淮军将士们，并以此文向他们的后人，那些离开家园在城市里辛勤劳作如今被称之为“民工”的安徽农民们，向所有这样勤劳、善良、勇敢的中国农民表达深深的敬意，并向所有懂得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去善待进城工作的农民的富裕的城里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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