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赵孟頫对“临济正宗”的另一种解读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黄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教授做主题发言（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摄影：印媛）　
编者按：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自成立以来，致力于佛教学术交流与发挖整理，在成功举办了&佛教节日与民俗&、&辽金佛教研讨会&两次年度学术研讨会后，又在成立十年之时，举办&元代北京佛教研讨会&，开辟了学术界对元代北京佛教研究的先例，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学术空白。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教授发表了题为《赵孟頫与奉勅撰《临济正宗之碑》》的论文，通过对&临济正宗&的提出，赵孟頫撰文背景的分析，论述了赵孟頫对&临济正宗&的理解，及对后世对&临济正宗&理解产生的深远影响。论文摘要如下：
元代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一方面中国佛教随着蒙古人问鼎中原，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开始大规模流传，改变了内地佛教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汉地佛教禅宗临济宗一派正在大规模兴起，径山中峰明本一系对汉地佛教影响巨大，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而在元代佛教的发展史上，居士趙孟頫对佛教的贡献是显著的，本文对趙孟頫及其所撰的《临济正宗碑记》作一研究，以飨同行。
一、?趙孟頫与佛教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作孟頫，汉族，吴兴人。宋太祖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宋代亡后，其父亲也逝世，只好自立谋生，受尽苦难。至元二十三年，为程钜夫看重向朝廷推荐，元世祖召见，得到重用。由于赵孟頫的卓越才能，使他成为元代世祖之后的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五代老臣，善终于斯。
赵孟頫除了参政议事之外，他更多的是在做元代的文化事业，元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但是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书画，他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元世祖又称赵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赵孟頫书写的与佛教有关的书法也受到后人的称赞，
赵孟頫是高僧中峰明本的弟子。赵孟頫除受中峰明本的心要之外，还与佛教界多名高僧关系尚好。由于赵孟頫文学天分恃高，文人泰斗地位不可憾动，因之他经常受到皇帝的敕令，以及应他人之请撰写各种文体文，其中有关佛教的文字也非常多。这些文字或书碑内容广泛，文字生动，记录了大量的元代佛教史料，对研究元代佛教无疑有着重要价值。
二、《临济正宗之碑》之内容
《临济正宗之碑》是赵孟頫奉勅撰写的佛教碑文，收入《松雪斋集》卷九里面。通读以上原文，可知全文共有六层大意。第一段是叙佛法的原理与禅宗的由来，&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而成禅宗不言的教外别传特色。第二段简略介绍禅宗中土之传法脉之由来，由达磨而至临济的简历。第三段说临济下的传法，由临济下传十二世到海云印简之经历。第四段云海云禅法特质以及由他而下的二位弟子，海云与元世祖之间的合作关系。第五段介绍了海云的法孙西云大师与成宗朝的关系，强调了临济一宗在元代发展，以及撰写碑文的由来。最后一段是铭文，对上述的文字做了一个总结。总之，这篇文章的中心是介绍了元代临济宗海云印简一系的发展，以及海云弟子从元成宗统治者的手里获得了敕赐，给予&临济正宗之印&，临济宗在元代成为汉传佛教里面最有势力的一派，&由是临济之道愈扩而大&。
三、&临济正宗&说来自宋代禅宗高僧圆悟克勤禅师
说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临济正宗&之说。圆悟克勤是宋代高僧、临济宗杨岐派人，曾经住持过数座寺院，并且先后受到和宋高宗的敕赐，圆悟下有二大弟子，为大慧宗杲、虎丘绍隆两支。临济宗就是在圆悟和弟子们的努力下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宣和六年圆悟禅师被旨都下天宁寺，大慧宗杲听说造访天宁寺，聆听了圆悟升堂说法，果然与平时听到的法师讲法逈异不同，随即倾心依附。后于听圆悟说法之后，豁然顿悟，并得圆悟认可。此后宗杲充为侍者，宗杲与圆悟同住，出入其室，圆悟专门为他讲解有关知识，密加妍练。虽然圆悟有&垂慈救弊&，直指人心的一片苦心，但是在宗杲看来这样的方法还是不能完全反映出真正的临济正宗的特色。
四、《临济正宗之碑》对&临济正宗&的转换
圆悟的《碧岩集》虽然被宗杲毁了版，但是由于他在教内的崇高地位，故他所提出的&临济正宗&说被后人给继承下来，并且做了更多的发挥，成为宗门的流行语，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赵孟頫奉勅撰《临济正宗之碑》是在元代，若按《元史》所说，《临济正宗之碑奉勅撰》或撰于江南，或者是在他进入北京之后所撰。笔者认为，《临济正宗之碑》应是受仁宗皇帝所敕撰写，因为碑文里面曾经说到，&今皇帝钦承祖武，独明妙心，刻玉为印，以赐西云。&&祖武&即是武宗，&今皇帝&就是其子仁宗。因此，此碑文不应是至大二年所撰，而是应在&皇庆&年间（年）或延祐初年（年）所撰，也是赵孟頫传进入京城后所为，故《北京佛教石刻》将此碑放在了延祐年间的板块里面，应该是对的。
碑文里面提到了&西云安公&在佛教的史书里无传，但是外书里有其事迹。言其文学造旨颇高，与当时的文人来往密切。作为文坛领袖赵孟頫自然也与西云有过酬唱，由其所作《次韵西云长老赠周仲和》可知，赵孟頫对西云是了解的，所以把他写进了碑文之中，并且给予了很长的篇幅。
《临济正宗之碑》记载的是北方佛教的事情，为以海云印简一系为中心的临济宗一派的历史。《临济正宗之碑》虽以佛学义理开头，但是中心则在于介绍临济宗的法脉，强调了自摩诃迦叶廿八传到东土菩提达磨初祖，再到六祖慧能大师，十祖临济义玄，又自临济义玄到海云印简，以及印简之下的可庵朗赜，庵儇朗公，及其法孙西云禅师之薪火相传的法脉。回溯辽金完北京地区的佛教，在辽代与金代是万松行秀一系的曹洞宗势力与影响最大，但是到了元代以后，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开始崛起，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得到了仁宗皇帝敕赐的&临济正宗之印&，这一系已经成为北京地区势力最大的一派，加之赵孟頫本身就是江南临济禅宗中峰明本的弟子，由他代替皇帝撰写《临济正宗之碑》，也可以视为包含了他本人的愿望在内，所以，这既是元代统治者扶持海云临济一派的结果，也是赵孟頫的心中诉求，或者说是与佛教界和仁宗联手的结果。
元代统治者取得了全国大部领土之后，定都北京，在这个形势下，统治者接受了赵文定的建议，以儒术治国，厚待士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纳入了像赵孟頫这类的优秀人才。
对于宗教，元代统治者也有政策，朝廷曾经召开过佛道二教的论辩会，道教告北，佛教占了上风。这时的佛教除了禅宗的临济、曹洞两大派之外，华严、律等小宗也仍在流传，而且还出现过禅宗的附流糟糠禅，虽然这时佛教里有过吃教坏教的狮子虫，但是从总体上说，元代的宗教形势是好的，除佛教以外，各种宗教皆在流行，作为元代第一大宗教－－佛教，其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是不可忽视的，能起到&皇帝万年，正法永传&的功效。海云的弟子刘秉忠扶佐元世祖平定天下，借此因缘，海云一系的临济宗得到元代统治者的青睐。仁宗皇帝就是顺应了历代前王的遗志，加上赵孟頫翰林侍读学士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于是对临济宗格外有加。
由此可见，《临济正宗之碑》的撰写，不在于其禅法义理的坚持与正确于否，而在强调的是其在宗门中的正宗地位，圆悟无勤禅师与大慧宗杲禅师生前所努力为之并强调的&临济正宗&的大机大用，快捷迅速，机锋竣烈，具正法眼的临济禅法，到了赵孟頫笔下，一转而成为维护宗门之内的正统地位，取得教内领导权的含意，变成了国家与政府的意志了。
五、《临济正宗之碑》的发展与影响
《临济正宗之碑》由名臣、文人赵孟頫所撰，突显了其文化价值，但是更重要的是此碑的撰写正式开启了后出的&临济正宗碑&模式，对后出的明清佛教临济正宗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元代开始，&临济正宗&更多的是代表了宗派的意义，具有正统法脉的含义，特别是时间越往后，&临济正宗&四个字更显示了其正统的意义。到了明代以后，其宗派的意思明显地超过了禅法的意思。
不唯如此，自从赵孟頫的《临济正宗之碑》之后，佛教界内接着出现了不少以此为名的碑文，仅笔者就先后在重庆、河南与台湾见到这种碑文。
总之，&临济正宗&四个字从最初的禅法施设到宗派肯定的转变，走过了一个漫长路程，这是佛教中国化正在不断深入的表现，也是佛教界内部力量重新整合与竞争的结果。圆悟克勤禅师提出了这个概念，赵孟頫居士推动了他的转变，之后不管在禅法还是在宗派上都深刻地影响着佛教的历史发展，至今&临济正宗&仍然不断地被人们提起与引用，这是圆悟禅师与赵孟頫大师生前可能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也是中国佛教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印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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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济禅文化东传日本及其嬗变
高玉春　　薛德合　　刘秀萍
　　内容提要：以临济禅文化东传日本为研究视角，从临济禅文化东传日本的载体、临济禅映现着东方文化的真髓、临济禅盛传日本后的新趋向之三个层面提示临济禅文化弘传日本的内涵和轨迹，是本文的宗旨。而系统阐述我国临济一系东渡日本高僧的大师风范及其在日本弘传临济禅文化的杰出贡献，以及在日本室町文化、五山文学、五山禅形成中的重大作用，则是本文的立足和开拓之处。
　　作者：高玉春，1936年生，河北师范大学民族经济系教授；薛德和，1953年生，河北师范大学民族经济系副教授；刘秀平，1955年生，河北师范大学民族经济系副教授。
　　临济禅文化东传日本及其嬗变临济宗为我国佛教禅宗五家之一，属南宋南岳法系。该宗由唐代义玄(?—866)禅师于晚唐时创立。至北宋时期，临济宗又分为黄龙、杨岐两派，盛极一时。伴随临济宗的东传日本，日本的禅学也保有勃勃生机。日本的日种让山所指出：“日本现存的佛教，有十三宗五十六派那样多”，“但只有禅宗最为直接简明，嫡传的相承着释尊的真精神——自觉的大法，虽到现在，尚耿耿地放大光明”。[1]而历代中日临济禅师，则在弘传临济禅文化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禅师：临济禅文化东传日本的载体
　　据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五评价元代东渡禅僧时称：“东渡宗师十有余人，皆是法中师也。”应该说，如此赞誉，毫不过分。
　　第一、名播海内外的禅门宗师
　　我国宋、元、明朝东渡日本的高僧几乎都是丛林中极负盛名的禅师，不论其德性，还是就其学识而言，均有着大师风范，为时人和后人所敬仰。
　　在众多前往日本传法禅师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兰溪道隆()禅师。他曾随浙江无准师范学习禅道，后在晋谒阳山慧性禅师时开悟，之后寄寓天童山。宋理宗淳佑六年(1246)，带着无明禅师法印率徒东渡日本。宝治二年(1248)开法于模州常乐禅寺。执政北条时赖闻师至，大喜，并为他创建了建长兴国禅寺，道隆为开山祖师，其寺额曰：“天下禅林，东海法窟”。诸山往谒，雨注云奔。嵯峨天皇极为敬慕道隆禅师，特下诏谒见。道隆在日本传法长达32年，门下业本弟子24人。苇航、桃溪、无及、约翁名望最盛，被日本禅林称之为“门下四杰”。
　　兰溪道隆是第一位到日本传授禅法的中国禅师。他在日本的名望当时可与唐代鉴真和尚相比。宏安六年(南宋祥兴元年，1273)七月于建长寺示寂，敕赠“大觉禅师”。为日本有禅师谥号之始。弟子集其言论为《大觉禅师语录》。
　　兰溪道隆圆寂后，日本幕府北条时宗遣禅僧德铨、宗英二人入宋，迎请祖元()东渡日本主持建长寺。祖元号无学，嗣法于无准师范，有盛名于都下。无学祖元于1280年与禅友镜堂觉圆、弟子梵光一镜等渡日弘化，在建长寺大振禅风，极受日本政府和僧俗尊仰，后又为圆觉寺开山祖师，其法嗣7人多为当时名僧。他的杰出功绩还在于创立了“日本临济宗佛光派”。祖元圆寂时(1286)日本天皇诏赐为“佛光国师”，后光严天皇再赐“圆满常照国师”谥号。祖元在日本的杰出弟子有13人，其中高峰显日和规庵祖元最为著名。高峰是后嵯峨天皇的皇子，也是圆尔的弟子。他的弟子梦窗、无翁、真空和处齐等人的禅法流遍全日本。
　　镜堂觉圆与无学禅师同船来到日本。他先后住圆觉寺、建长寺、建仁寺等。在德治元年(1306)九月圆寂，敕赐“大圆禅师”谥号。灵山道隐于元应初年(1319)来到日本，住建长寺，在正中二年(1325)圆寂，敕赐“佛慧禅师”谥号。
　　兰溪道隆和无学祖元于镰仓倡导临济禅，之所以能够在京都把临济宗风推行开来，是与圣一、大应(即南浦绍明)二位国师大力弘布教、禅二法分不开的。而京都的临济宗达到极盛时期，却得益于天龙寺的第一代祖梦窗国师。国师名?石，是宇多天皇的九世孙。他曾依次侍奉无及、苇航、桃溪及一山诸位著名禅师，最后在万寿寺从高峰禅师受心印。后醍醐天皇敕请他入皇宫，特赐锦座，讲述佛心宗。元弘三年(1333)后醍醐天皇又敕命足利直义让梦窗国师入京，创建临川寺，令他作第一祖师。梦窗在后醍醐天皇以后，共受过七个朝代的诸如“国师”、“正觉”等赐号。
　　当然，“镰仓佛教兴旺发展的首要功臣，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作为宋代佛教界代表派来日本的兰溪道隆等中国僧人们的活动和他们的修持。”[2]
　　第二、披荆斩棘开创山门的祖师
　　南宋景定元年(1260)，杭州无准师范法嗣兀庵普宁()东渡日本。兀庵普宁自幼出家于建康(今南京)蒋山。参无准师范而得法。师范喻之为“本色衲子”。先后住径山、灵隐、天童、象山灵岩寺、南禅福圣寺。普宁受先去日本的兰溪道隆禅师之邀赴日后，历住圣福寺、福禅寺。后继道隆法席，住持“掌国最名寺殿”的建长寺，并应请指示参禅诸问题。镰仓北条时赖皈依普宁，信仰颇笃。经开示证入悟境，遂作普宁弟子。普宁在日本60余郡传法，无不“仰德瞻风”。景定四年(1263)兀庵普宁执意“心复宋国”。日本全国悲泪劝留，普宁坚持不允，部众远送上船，列拜涕别。咸淳三年(1265)普宁留下一偈返宋。偈云：
　　无心游此国，有心复宋国。有心无心中，通天路头活。
　　普宁回国后，住持明州双林寺、温洲龙翔寺，景炎元年(1276)示寂，追谥为“宗觉禅师”。
　　南宋咸淳五年(1269)，径山石溪心月(?—1254)法嗣大休正念()赴日弘法。这是北条时赖向正念的师父、径山的石溪心月禅师恳求派师的结果。前辈兰溪道隆在镰仓也久已等侯。正念东渡日本后，遍住禅兴寺、建长寺、寿福寺、圆觉寺等寺院，并开创净智寺。其门下不少弟子为当时日本名僧。他还创立了“日本临济宗佛源派”。在正观寺圆寂后，日本天皇赐号“佛源禅师”。
　　第三、重振临济宗风的禅匠教家
　　日本临济宗是依靠镰仓幕府兴起的。其宗门形势也常常随着政治中心的变迁而变动。因而，当足利氏威信逐渐下降之时，临济宗风也随之衰颓。特别是在应仁之乱以后，临济宗的僧统和幕府唯一顾问官的鹿苑院和萌凉轩的僧录职务，都归金地院。因而临济宗的宗风更趋微弱，急需重振宗威。中国的一山一宁、隐元隆琦等高僧，就是肩负这一使命而出使日本的。
　　一山一宁()是中国元代临济宗僧人。据《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行记》、《元亨释书》卷八载：一宁出家后先在本郡鸿福寺师事无等融公，后入四明山从普光寺处谦研习《法华经》。之后，又摄受律宗及天台宗教义。至元间主昌国祖印寺，名闻天下。成宗大德二年(1298)任江浙释教总统。翌年(1299)，由曾在宋代到过日本的僧人西磵士昙和弟子石梁仁恭陪伴，在普陀山逐浪东渡日本。日本朝野奔走相告，竞相瞻礼，一时冠盖如云，门庭若市。执政的幕府邀他先后为建长寺、圆觉寺、净智寺等名刹长老，最后由天皇宇多诏令住持京都南禅寺，并一再叩咨法要。一山一宁留日20年，赢得日本朝野上下尊信极笃。他开创的法系被称为“一山派”。在日本，一山一宁不仅广开法度，传播临济禅法，而且大力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儒学、文学、书法和绘画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一山一宁开创的禅宗流派“一山派”，造就了一大批学识非凡的弟子，成为一代高僧。他们从一山一宁的身上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遂纷纷不远万里到元朝学习文化和佛教，从而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日文保元年(1317)秋，一宁病重，天皇一再亲临寺中问病。寂于该寺后，天皇亲撰像赞，称赞他是“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并敕命为一山一宁建塔，特赐“江雨”匾额，赐“国师”尊号。
　　元大德三年(1299)随同一山一宁赴日弘法的径山石梁仁恭()，在日本长野创建慈寿寺，先后住镰仓福寿寺、京都建仁寺，在日广传梵文、华语，极受后宇多天皇的礼敬。圆寂后天皇谥“慈照慧灯禅师”号。
　　西磵士昙禅师，年23岁(1271)至日本，历游京都、镰仓等地，约7年后回国。在正安元年(1299)又与一山一宁结伴到日本。镰仓幕府的执政者北条贞时，对士昙执弟子礼，请士昙主持圆觉寺。士昙受京都宇多上皇之请解答有关禅法的咨询。他后来又住建长寺，于德治八年(1306)圆寂，敕赐“大通禅师”。
　　正澄清拙与无准师范是同一个法系。他在杭州时，入元日僧就久闻其道誉。执政的北条高时曾两次选派使者前来邀请他去日本传法。他于嘉历元年(1326)由日本入元僧6人引导赴日。他在镰仓住持名刹建长寺、圆觉寺时，得到幕府、镰仓武士的尊崇和信仰。在住京都建仁寺、南禅寺时又得到朝廷方面的皈依。此外，他对当时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也作出颇大贡献。他还为日本禅宗制定了清规，不仅对寺庙丛林、日本一般武家，而且对一般社会的礼仪也给以很大影响。清拙于历应二年(1339)正月圆寂于建仁寺，敕赐“大鉴禅师”。
　　明极楚俊是元僧菁英，元德元年(1329)由日本入元僧物可什等人引导到日本，足利幕府以至朝廷皆给予优厚礼遇。而且，后醍醐天皇还特地召见于紫寰殿，赐佛日焰惠禅师称号。接着楚俊继住建长寺，后又迁住南禅寺、建仁寺。而南禅寺则被列为五山之首。楚俊在建武三年(1336)圆寂。
　　元僧中另一位杰出人物竺仙梵仙禅师，号“来来禅学”。他和楚俊一起赴日，受到镰仓幕府将军足利尊氏和直义的优厚待遇，得到他们的虔诚皈依。竺仙先后住净妙寺和净智寺等地，历应四年(1341)奉旨入住南禅寺。天皇当时以南禅寺为“天下第一刹”。后来竺仙到达镰仓，入建长寺和净智寺，于贞和四年(1348)圆寂。
　　明末清初时，隐元隆琦()禅师赴日。隐元原系临济宗禅师。据《中国佛教》卷一载：天目山的“中峰门下千岩元长，其法系曾传入日本，到了他的第十三传隐元隆琦，在崇祯时住黄檗山万福寺，复兴黄檗宗风。”所谓黄檗宗风即为临济宗风。因为希运禅师住山之后，遂为临济一派之大道场，宋代最盛。至崇祯九年，隐元住此山，竭力中兴黄檗之古道。南明永历八年(1654)六月，隐元应日本长崎兴福寺僧人逸然之请到长崎住该寺，后在京都宇治建“黄檗山万福寺”，广传禅法，称“黄檗宗”。但从其师出中峰法系，东(日本)西(中国)两黄檗共仰一宗师而言，称隐元亦是临济禅师也不无道理。日本和中国一些学者也认为：我国唐代禅师中有临济义玄和黄檗希运两僧。隐元继承的恰恰是临济之法系。只是隐元在中国时住在福建省洪州的黄檗山万福寺内，去日本后便使用了黄檗宗名。当然，日本黄檗宗有着与日本临济宗风格完全不同的禅风格也是不容忽视的。[3]
　　一山一宁、隐元隆崎等高僧在日本盛倡临济(黄檗)宗风与日本高僧白隐禅师矢志重振临济宗风是一脉相承的。白隐禅师，名慧鹤，号鹄林，15岁出家后几经从师参学，终于究明临济宗旨，得嗣关山(妙心寺第一代祖慧玄之号)派的法灯。此后云游四方，道声更高。于享保元年(1716)应同门的邀请住松萌寺，大力振兴临济宗风。一时间蔚然成为东海的法窟。白隐于第二年到京都，首次担任“妙心寺第一座”，四方学者竞相挂锡，道声遍传日本。明和初年，在他唱评《大应录》时，门庭盛极。明和五年(1768)十二月病寂于松萌寺。翌年，后樱町天皇特谥“神机独妙禅师”之号。明治天皇又加赐“正宗国师”称号。白隐禅师的门徒有被称为“白隐门下大器”的遂翁，有“松萌寺栋梁”的提州等30余人。他的法孙也有众多英杰。由于众弟子大张法幢，致力教化，使临济宗日益繁盛、广为传唱。上述各法派，统称为“鹄林派”。现在日本临济宗的僧徒，大抵属于这一流派。
　　二、临济禅：东方文化的真髓
　　日本禅学大师无不认为：“禅，于世界宗教里是特殊的，真是全无其类莫可比拟的存在着。它的风格，是超脱的，神秘的，是诗的；可说之为把东方性格的精粹，完全发挥出来，把宗教的真髓具象化出来，也决不是过言。所以体悟了禅，就是体得了宗教的真髓；认识了禅，就是认识了东方文化的精髓”。[4]
　　我们认为，从临济禅史来看，临济禅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临济禅是指临济义玄的禅道，而广义的临济禅既包含义玄禅，也涵盖佛果克勤禅师的文字禅、大慧宗杲的看话禅等等。
　　第一、临济义玄禅的弘传
　　临济义玄创立的临济禅，系统地总结了洪州马祖以来的禅学成就，并且在洪州禅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自信”既是临济禅的起点，也是临济禅的归宿，而且是解脱的根本、成佛的枢要。他说：“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总上他闲尘境，都不辩邪正”。所谓“自信”，就是“不受人惑”。临济义玄禅不仅保持了洪州禅活泼、洒落的禅风，还铸就了呵佛骂祖、棒喝交施的风格。《人天眼目》卷二评曰：“临济宗者，大机大用”，达到了“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转天关、斡地轴，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提持，卷舒擒纵，活杀自在”的更高境界。
　　临济义玄的四料简、三句、三玄三要、四唱、宾主相见、权实照用、无位真人等公案，为后代各家所重视，多方举唱。
　　“定上座问临济：‘如何是佛法大意?’济下床擒住，与他一掌便托开。定伫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礼拜?’定方礼拜，忽然大悟”。这个公案，大体和百丈野鸭子意义相同。但在临济方面，可说特具临济独自的宗风。率直简捷，是临济凛烈严峻禅风格的物色。临济是马祖的法孙，两者之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临济宗创立者义玄的禅学思想为他的后世弟子们，包括日本临、黄两派禅僧所继承、传播和发展。12世纪末，临济宗由日僧明庵荣西传入日本。他曾于镰仓建寿福寺、京都建建仁寺，传播临济禅，主张坐禅断案，以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至室町幕府时期，迎来临济宗的全盛，甚至成为官方宗教。在这期间，幕府还按照中国宋朝的官寺仪轨制定了五山官寺制度，进一步奠定了临济宗发展的基础。随着幕府崇仰以梦窗?石为代表的五山派为中心的禅宗的隆兴，五山禅也获得进一步发展。
　　第二、《碧岩录》文字禅的弘传
　　入宋以后的禅学由于大量灯史、语录以及对公案的拈颂评唱的出现，使“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中国禅宗日益走上“文字禅”的道路。临济义玄的五世法孙、首山省念的法嗣汾阳善昭(947—1024)开创了以“颂古”为主要内容的“文字禅”这一禅学新形式。法演的首席弟子、宋代禅僧成都昭觉寺的佛果克勤禅师()是杨岐禅得以光大的关键人物。他编辑的《碧岩录》把文字禅推上了顶峰，亦把“不立文字”的禅宗，演化为依托文字的禅学。据《禅林宝训》载，《碧岩录》一问世，“于是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很快在丛林中传播开来，成为中国禅宗临济宗的重要入门读物。而且，正是《碧岩录》被誉为与《坛经》合璧的禅宗圣经，也成为开启禅宗秘密之门的一把钥匙。
　　《碧岩录》传入日本后，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日本禅宗称它为三大奇书之一。它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爱好禅学的僧俗大众，也直接诱发了后来日本五山禅学的兴盛。枯木法师确认：“日本的禅学确实颇发达”，“尤其是关于语录的研究，可说是不遗余力”。又指出：“日本的禅宗都是从文字上入手，从文字达到最深处的妙境”。[5]
　　第三、看话禅的弘传
　　看话禅是禅宗所谓通过“看话头”而达到开悟的一种参禅方式。宋代看话禅的大力提倡者是大慧宗杲。宗杲()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天宁寺参谒克勤得法后住浙江径山，道法很盛，形成独树一帜的以参公案禅为主的看话禅。
　　大慧宗杲的看话禅，以赵州从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为根本话头，在“无”字上直观、内省、达到自悟。这一禅法成为后世丛林开导禅僧和参禅士大夫的重要手段。看话禅的真正特色是从“疑”入手，通过对“无”字的参究，自证自悟。宗杲指出：“千疑万疑，只是一疑。话头上疑破，则千疑万疑一时破；话头不破，则且就上面与之厮捱。”[6]又指出：“疑情不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则生死心绝矣。生死心绝，则佛见、法见亡矣”。[7]大慧宗杲还主张通过“时时提撕话头”，达到对宇宙实相证悟，而且，“若能一句下透得”，便可以于现实世界中“如实而见，如实而行，如实而用”。作为一代宗师的宗杲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禅宗的危机，也使临济宗“再兴”，“殆其去世未几，道价愈光，法嗣日盛，天下学禅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8]看话禅代表了与“默照禅”风格截然不同的宋代另一流派的禅风并取得优势地位，成为当时富有民族正义感禅僧和文人士大夫的旗帜。
　　明清佛教大体上是对宗杲看话禅的继承、发扬。高峰原妙一生接引弟子，以看话禅的精神 展开。他认为参禅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是：大信根、大愤志、大疑情。他还强调参禅须实参，悟须实悟。原妙又说，他的看话，主要以“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为话题，以示与宗杲“无”字话头相区别。中峰明本()、天如惟则等临济禅师的禅学都以大慧宗杲所倡导的看话禅为本，但他们更注重实参实悟，视实修重于顿悟，将明心见性的顿悟禅导入平实展开的轨道。中峰明本的八世法孙笑岩德宝()是明代最著名禅师之一。他对盛行的看话禅有新的发挥。他认为，参话头确是“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他常教人疑的是“哪个是我本来面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他还主张，将看话禅与净土念佛融为一体。德宝的禅学在时辈中堪称佼佼者，“名震海内”，“海外禅学”也“皆奔走座下”。[9]汉月法藏()对禅、禅机和话头等都从正面解释，使本来只可参究、不可言说的东西又带上了义理的色彩。而禅的义理化恰恰是法藏的创新。
　　宗杲、中峰明本及其法嗣的看话禅对日本的禅宗有很大影响，而且日本佛教学者对看话禅也有独到研究。日种让山认为，没有疑，就不会获得证悟，“疑团，好比太阳未出以前的默暗，所有都是无，是平等的黑暗，一切差别的概念全被否定了。”[10]铃木大拙、柳田圣山等日本禅学家也持类似观点。日种让山还认为，“什么是真实的无，真实的绝对呢?这是唯有立脚在有与无之外，才可以得到。换言之，说绝对，便早已不是绝对的真相；说无，也已不是无的面目了。若契合于离四句、绝百非，那末无的真相才活泼泼地呈现。唯其是这样，所以禅宗的古德唱出‘两头共截断，一剑倚天寒’的语句来，指示着得到禅的境涯的意味，这便是截断两头；截断了这把无依剑，就倚这绝对无的自然天，放射其寒光。若不超过有无的戏论，是决不能领略禅的境涯。日本大智大师，把一剑倚天的境地拟之于日本最高的富士山，咏出这样的诗句：
　　巍然独露白云间，雪气谁还不觉寒?八面都无向背处，从空突出与人看。
　　临济把这称之为‘无位真人’或‘无依道人’。”[11]
　　当然，还需指出，无准师范、中峰明本及其弟子天如惟则以及楚石梵琦倡导禅净合一、禅净双修，特别是宋明理学被定为一尊，就不仅使佛教内部教净律合一，甚至呈现与儒道等传统文化融合的趋向，即形成时人所称道的“阳明禅”、“孔门禅”。这也毫无例外地掣肘了日本临济禅的走势。家永三郎在其所著的《日本文化史》中确认：“宋学即宋代的新儒教哲学——朱子学，也于十四世纪传入日本。这一时期流行的临济禅，鼓吹儒佛道三教一致，朱子学作为禅宗文化的一环首先在禅僧中开展研究。……”
　　第四、茶禅文化的弘传
　　自古以来，饮茶与参禅密切相关。凡佛徒打坐入定、诵经念佛前后，即以饮茶与参禅密切相关。凡佛徒打坐入定、诵经念佛前后，即以饮茶修身养心，解渴提神，久而久之，成为佛门风尚。因而名山古刹都自植茶供采摘饮用。宋时，径山茶就与天目茶齐名，并列“六品”，被誉为“龙井天目”，意为兼有龙井茶和天目茶之美。
　　荣西两度入宋，不仅潜心习禅，而且亲自体验中国饮茶文化及茶的效用，并深感有在日本普及的必要。他在回国登陆后即在平户到洋都的路上撒下茶籽，使富春院、背振山、圣福寺、高山寺等地成为最古老的茶园。由此可见，荣西是奠定日本茶道的日本“茶圣”。
　　日僧圆尔辩圆于南宋端平年间在径山寺求法时，就搜寻茶种籽，回国后播种于安倍川一带，并传播了径山茶研制法。随后日僧南浦绍明在径山修学五年，归国时又将“茶台子”、“茶道具”一并带回日本崇福寺。而径山“茶宴”也逐渐形成日本“茶道”的传统。至今日本佛教界仍认为径山是日本“茶道”的故乡。而茶文化也成为中日文化以至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
　　临济宗七传之后又分为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两派。“前一派由荣西等人传入日本；后一派由兰溪道隆、祖元、一山以及圆尔、南浦、法灯等人传入日本。后来日本黄檗宗之祖隐元所传入的禅法，也属于这个系统。”而禅的弘传在日本形成鲜明文化氛围。宋朝后期，日本禅僧经常挂锡的祖庭，除径山、灵隐、净慈、天童、育王五山外，还有天竺、道场、蒋山、万寿、雪窦、江心、雪峰、双林、虎丘、国清等十刹。因此，无论是日本的镰仓文化，还是足利义满时期的北山文化、足利义政将军时期的东山文化，都有着佛教特别是临济禅文化的特征。譬如，在这一时期统称的室町文化，因为佛教的临济宗成为官方宗教，而且足利义满按照中国的官寺制创立的五山制和十刹制所形成的五山文学、五山禅，无不体现着日本古典文化与禅悟之微妙交错、融合，也映现着临济禅文化的精华。甚至日本各禅寺的构造、仪规，也多模拟宋地禅刹式样，中国禅门诗偈也在日本禅林中非常流行。这就有力地说明，临济禅文化不仅是日本古典文化构成的重要要素，而且在日本古典文化及其形式的形成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嬗变：临济禅盛传日本后的新趋向
　　南宋以来，禅宗风靡日本，成为文化主流达五六百年之久，现在也是其传统文化三大主流之一。但临济禅东传日本后也出现一些“逆向”和多向发展的崭新现象，值得特别关注和研究。
　　(一)群体朝山拜祖的新格局
　　20世纪60、70年代，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契机是纪念鉴真大师。日本把鉴真和尚视为日本文化大恩人。1962年，由中日两国佛教界共同发起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活动。此后，于80年代又掀起了日本临济宗团体巡拜祖庭的热潮，为中日传统友谊揭开了新的一页。
　　1979年5月，日本临济宗和黄檗宗联合成立“日本友好临黄协会”。该协会先后10余次派佛教代表团到正定县临济寺参拜祖庭。日日本友好临济黄檗协会“友好之翼”访华团一行61人，在团长鶨谷带领下访问正定县临济寺，并且表达了同中国佛教界共同修复临济禅师塔的愿望。18日访华在临济塔前举行隆重诵经仪式。鶨谷长老面对巍然耸立的圣塔朗诵法语：“仰之弥高赞弥坚，赞仰几年梦未圆。临济塔前逢蓦面，怒雷一喝轰青天”。日以日本临济宗东福寺派僧堂师家福岛庆道为团长的日中友好临黄协会第二次友好之翼访华团一行32人，到正定县临济寺朝拜祖迹。而后，日本临济宗代表团访华，不仅商谈维修临济塔事宜，而且于日参加了临济寺的“庆祝临济塔修复落成法会”。日，中日双方又联合举行了“庆祝临济塔院大雄宝殿落成法会”。此后，于日，日本临黄协会访华团在正定临济祖庭参加了佛像开光法会和重建赵县柏林寺奠基典礼。日，日中友好临黄协会访华团一行39人，还参加了临济寺重建山门剪彩仪式。
　　为突出祖庭的特点和日中临济禅缘的关系，在临济寺大殿两侧又修建了法乳堂和传灯堂。在法乳堂内供奉菩提达摩、大鉴慧能、临济义玄三位祖师相。在传灯堂内供奉日本临济宗开祖明庵荣西、中兴祖南浦绍明和日本黄檗宗开祖隐元隆琦三位祖师相。系由日中友好临黄协会捐赠、制作，于日奉安临济寺传灯堂。堂之两壁用青石分别镌刻《正法眼藏·禅宗佛祖源流》、《中国临济宗源流》、《中国临济宗禅源纪略·日本临济宗黄檗宗法脉图》和《日本黄檗宗大本山万福寺历代主持系谱》。同年5月11日，由本焕老和尚和福岛庆道长老为义玄禅大型石刻画像碑揭幕。随后，中外佛教徒前往法乳堂、传灯堂为祖师像安座、净坛诵经，并在大雄宝殿举行供奉仪式。法会分别由临济宗第四十四代传人、广州光孝寺方丈本焕长老和日本临黄协会访华总团长福岛长老主法。 日，日中友好临黄协会第11次访华团一行17人，在团长、日本南禅寺派南禅寺僧堂师家率领下，抵达正定县临济寺礼祖。受到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净慧法师、临济寺住持有明法师、首座弘川法师及当地众多信徒的热烈欢迎。
　　佛教有着超越国界的以世界为本位的平等慈悲精神，佛教文化亦是人类文明史上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鉴于此，赵朴初会长提出了中韩日佛教“黄金纽带”的构想。[13]的确，自古以来，由于中日佛教界的友好往来，相互交流，才使得佛教以及其它的优秀文化得以在东方大地上广泛地传播和发展。显然，正是这样一条“黄金纽带”，一千多年以来，为东方乃至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宝贵贡献。我国临济宗及其禅僧为缔造这一“黄金纽带”奉献尤多。
　　(二)形成由中国向日本、欧美传播又回到中国的发展轨迹
　　从荣西禅师领受临济宗黄龙派的秘义到如今在日本弘传900年之久的禅风，使许多日本高僧和禅宗学者领悟了禅的真谛。
　　在19世纪末，被誉为“世界禅者”的铃木大拙()坐海轮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传去了日本式的禅学。之后的六、七十年里，他以大量的英文禅宗读物和风趣的通俗演讲，在欧美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及“世界禅者”、“圣人”和“伟大的智者”的美称。铃木大拙的老师著名禅师释宗演有一首诗说：
　　“人有赤黄兼黑白，道无南北与西东。不信乞看天上月，清光透彻太虚空。”
　　该诗敬告世人，在东方人释宗演心中，禅思想是全人类的。铃木大拙继承了先师这一思想，在其《禅论》、《禅学便览》以及《通向禅学之路》等著述中，鲜明地渗透着弘扬禅宗，拯救人类的迫切愿望。不用说，在他看来，西方那种把主体意识与客观世界、神界与人界、灵魂与肉体、超越与世俗分裂为二的二元化思维方式以及抽象化、图式化的逻辑思辨，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内在自我的分裂与疏远。因此，人类需要解开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枷锁而回归于浑然同一的思维方式，同时，也需要摆脱由于西方“现代商业主义、机械主义的狂浪”中人之占有欲泛滥造成的人类生活的不安宁。而禅宗则被他们认为是“拯救我们的宗教”。东方型的思维方式与心灵境界正好与20世纪西方蓬勃兴起的某些思潮发生了契合。于是受到了西方极大的欢迎，也在欧美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禅宗热”。[14]
　　当然，楔入西方的“东方思想”，实际上也是有些“西化”了的东方思想：一方面，表现在铃木大拙著作中使用相当的存在主义术语；另一方面，曾与日本著名禅学者久松真一有过密切接触的海德格尔与铃木大拙所说的话也十分相似。显然，“西化”了的东方思想确乎存在，甚至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种思想倾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禅宗又从日本、欧美反馈到中国，似乎是在最富有代表意义的文化区域内兜了一个圈子。由于不少人对这原产中国的神秘宗教发生极大兴趣，因而在中国又兴起了“禅学热”。其偶然而又奇特的契机则是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一本根据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编译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1983)。在这个一书中引述了一些禅宗语录和铃木大拙的论点。显而易见，肩负把东方智慧传输给西方人这一繁重而有意义的使命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智者铃木大拙”。恰如《禅的精神：一种生活方式》一文中所指出的：“他的富有魅力、充满了生命力的作品，应当是西方人的新的‘福音书’”。这也有力地说明，在当代，禅宗由日本传至欧美又回到中国的发展轨迹中铃木大拙占据着重要位置。当然，也必须指出，中国及其香港、台湾地区的高僧和禅宗学者，在向欧美各国弘传临济禅文化中同样做出了载入史册的贡献。
　　注释：
　　[1]日种让山著：《禅学讲话》，第12页。
　　[2]道端良秀著：《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第78页。
　　[3]范作中编著：《日本传统文化》，第224、225页。
　　[4]日种让山著：《禅学讲话》，第88页。
　　[5]日种让山著；《〈禅学讲话〉序》。
　　[6]《大慧语录》卷二八，《答吕舍人(居仁)》。
　　[7]《大慧语录》卷二八，《答吕郎中(隆礼)》。
　　[8]《僧宝正续传》卷六。
　　[9]《补续高僧传》卷一六。
　　[10]日种让山著：《禅学讲话》，第76页。
　　[11]日种让山著：《佛学讲话》，第82—83页。
　　[12]村上专精著：《日本佛教史纲》，第172页。
　　[13]见《法音》，1995年第8期，第7页。
　　[14]见铃木大拙著：《〈通向禅学之路〉译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