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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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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红二十军为何兵变：认定毛泽东指使李韶九滥杀
作者：罗平汉
富田事变的悲剧在于，当时不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还是中共赣西南特委，都对AB团问题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抓AB团，抓到AB团再用逼供信。如此一来，不但证明AB团确实存在，而且必须加紧肃清，于是继续抓AB团，结果形成了肃反扩大化&&再肃反&&再扩大化的恶性循环。
如何定性：项英的努力失败了
富田事变发生后，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此前的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余飞、等人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让项英先去中央苏区。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和当地两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未去之前由项英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已经胜利结束，摆在项英和中央局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处理富田事变。1月1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决定将事变领导人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至于在他们影响之下，和其欺骗的党员党是号召他们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还强调&今后肃清AB团取消派等具体方法，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
项英及刚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对于富田事变的处理，已为研究者所充分肯定。实际上，这个决议对富田事变本身的定性，与此前总前委的看法并无本质的区别。项英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值得肯定的，是将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与一般干部战士加以区别，在对事变领导人处以严厉的组织处分的同时，希望受&其欺骗的党员&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并没有将参加事变者全部看作AB团分子；同时强调以往在肃AB团&执行中发生许多错误&。
随着对富田事变前因后果的了解，特别是事变领导人和红二十军到河西之后，不但没有投降敌人，而且还将误捕的易尔士释放回总前委，又派人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继续从事对敌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还准备再次攻打吉安。在这种情况下，项英倾向于以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富田事变。2月4日，项英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指出：党内领导的互相摧残是国民党才有的，在共产党内绝没有这种事情，是不容许的。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第十一号《通告》，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进一步缓和，认为&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
然而，项英用内部问题的方式解决富田事变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作出了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件&的最终定性，结果使已经扩大化的苏区肃反，非但未能停止下来，反而进一步加剧&&
1931年4月后，以反AB团为主要内容的肃反扩大化进一步严重，而所谓AB团分子几乎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1932年5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在谈到肃反工作时说：&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每一犯人，至少要用刑一次&&总之，犯人不招供，审判的方法，就是用刑来对付。不招供，不停刑。&
用这样的方式去打AB团，自然使许多人屈打成招，而一旦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又必须把他所在同一级单位的&反革命组织完全招出&&等机关内AB团组织完全供出，如供不出，则续刑追&。如此一来，&犯人不（就）在各机关捉熟人诬供，没有熟人的，则看见过某机关袖章上人名的，即据以招供&，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或把袖章上的名字涂去，或者将袖章放在袋子里面。在让所谓AB团犯人招供时，一定要提供一定数量的AB团同犯名单，如果招得太少，即认为不忠实，&甚至有开一名单向犯人提问的，有用暗示的方法，要犯人招供的&，凡被两个人供出为AB团，&不论事实是否符合，更不耐心去另找旁证证明招出的口供忠实与否，即将被供人拘来&。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此次反&围剿&从1931年7月至9月历时3个月）最激烈的时候，肃AB团&天天在行动中，而拘捕之人犯，又多无时间来审讯，于是把拘捕的人犯或被AB团供有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询问，如承认加入AB团的，即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AB团坚决分子处以死刑&。处决所谓AB团分子多在夜间进行，&如省保卫处曾于一夜处决六十个保卫队，兴国一夜处决三四十个&，&间有残酷办法，剖腹剜心（各县都有此现象）&。
这一段时间，打杀AB团极其草率，&对消极怠工分子，不采取教育的方式，提高他的积极性，不考察他消极的来源，一律认为这些分子都是AB团，有计划地来捣鬼，如夜间说梦话，不挑禾草，不去开会（胜利县），因家中有困难，不愿意出席全苏会（兴国）等认为是AB团&而被扣，以至于一时间出现了人人自危的局面。由于许多机关团体的干部被当作AB团分子被肃掉，需要相应补充人员，但对于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原因是到了一个新单位，便有被供为AB团分子的可能。&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所以彼时的党团员如果没有上级来人参加，都不敢开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谁是我们自己人？
日，周恩来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检讨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会议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个文件虽然也肯定&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AB团一个致命的打击，破获了A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的政权&，但整个决议案的核心内容，是指出反AB团斗争的简单化和扩大化错误。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认为李韶九&在肃反工作中所做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独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在这之后，中央苏区肃AB团的工作逐渐进入&停顿状态&。一部分所谓AB团分子被允许自首，属于工农出身者自新自首后可以不杀，区乡政府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捕人杀人。&此后，虽然还打AB团，也杀了一些著名人物，但没有1930年到1931年那样大规模地乱打乱杀了。因为，当时各级领导知道中央及周恩来同志对中央苏区肃反&简单化&、&扩大化&作了严厉批评，同时建立了司法机关，对于犯人，逮捕、审讯和处决，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了&。（《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之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土地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肃反出现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1980年，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这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依笔者的理解，这里所说的&没有经验&，除了没有肃反的经验外，恐怕亦包括对于如何搞革命、如何分清敌我友没有经验。
苏区肃反扩大化，还与当时盛行越&左&越革命的潮流有关。大革命失败后，因全党对于右倾错误给革命和党自身造成的危害有切肤之痛，对于国民党右派利用共产党的退让对革命者大开杀戒产生了强烈的阶级复仇情绪，因此，全党在克服右倾错误之后未能预防左倾错误的产生，而是认为&左&才是真正的革命，并且越&左&革命越坚决彻底。在许多地方，革命暴动之时，均曾提出&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口号，而对土豪劣绅又没有具体的评价标准，误杀甚至乱杀也就难免发生了。对于AB团，不论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还是赣西南特委，无一不认为它是江西最反动的势力，自然要彻底肃清。所以，当时在要不要肃AB以及在AB团遍及于赣西南各地的认识上，各方并没有不同之处。
毛泽东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中，似乎还有一点：谁是我们自己人。肃反扩大化就是没有搞清楚敌我，把大量自己的同志误当作敌人处置。为什么连谁是自己人都没有分辨清楚，一方面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环境的确紧张&。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在指导思想上将革命的敌人设想得过于强大和过于无孔不入，并且将本不应当作主要敌人看待的可争取力量，也视为敌对力量，进而认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如此一来，肃反岂有不扩大化之理？
[责任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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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归自谣〉
(1918年春，25岁)
直把天涯都照彻，
清光不令青山失。
清溪却向青滩泄，
马嘶人语长亭白。
&&&&&&&&&&&&&
简注：归自谣，词牌名，很多书中误作“归国谣”。
----------------------------------
22、魏都怀古(联句)
(日，25岁)
横槊赋诗意气扬(罗)，
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畴墓(毛)，
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
23、五言诗：大沽口观海(残句)
(1919年3月，26岁)
苍山辞祖国，
弱水望邻都。
----------------------------------
24、四言诗：祭母文
(日，26岁)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
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
其他不育，二女三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
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
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
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
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
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
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
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
大小亲疏，均待报赉。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
以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
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
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
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
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
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
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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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虞美人：赠杨开惠
(1921年，28岁)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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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贺新郎：别友
(1923年，30岁)
挥手从兹去。
更哪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
27、沁园春：长沙
(1925年春，32岁)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
28、菩萨蛮：黄鹤楼
(1927年春，34岁)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
29、西江月：秋收起义
(1927年秋，34岁)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
30、西江月：井冈山
(1928年秋，35岁)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31、四言诗：红四军司令部布告
(1929年1月，36岁)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
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
官佐兵伕，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
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
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
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
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
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军民匪党，完全反动。
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同床异梦。
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
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
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
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国队待遇，亟须改订。
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
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
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
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
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
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
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
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
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
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
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
32、清平乐：蒋桂战争
(1929年秋，36岁)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
33、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36岁)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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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如梦令：元旦
(1930年1月，37岁)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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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1930年2月，37岁)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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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1930年7月，37岁)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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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六言诗：《讨逆檄文》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会布告
(1930年12月，37岁)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叛逆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
38、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1931年春，38岁)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不周山下红旗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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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1931年夏，38岁)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为营步步嗟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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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六言诗：苏维埃政府布告(节录)
(日，38岁)
军阀豪绅地主，到处压迫穷人。
利用国民政府，要捐要税不停。
地主白占土地，厂主垄断资本。
大家要免痛苦，只有参加革命。
穷人一致奋起，组织工农红军。
豪绅地主土地，一律分给农民。
免除苛捐杂税，都是有吃有剩。
工人每日工作，只做八个时辰。
商人服从法令，生意由你经营。
各地工农群众，赶快参加革命。
建立工农政府，快把地主田分。
工人组织工会，快同厂主斗争。
大家一致努力，完成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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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他们都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原创）(转；历史的故事)
1930年12月中旬，江西红色割据区域的一支隶属于红一方面军的骁勇善战、战功卓著的战斗劲旅——红二十军公开背叛毛泽东，最后全军不复存在，史称“富田事变”。
当时历史背景的因素拾掇如下：
一、为摆脱湘赣国民党地方军队对井岗山的第三次围剿，“朱毛红军”主力移师赣西南地区，同当地的中共地方党组织及地方红军发生了“强龙”与“地头蛇”的磨擦。
二、“古田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威初步形成。由于毛泽东不是中共中央，所以，在江西苏区部仍有部分地方党组织及红军借助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对抗毛泽东的权威。
三、当时苏区，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红军内部的“秋收系”“南昌系”“平江系”，他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1929年6月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竟在一次民主选举中落选了。毛泽东虽在几个月后官复原职，红四军领导层表面分歧化解了，但中下层的矛盾依然存在。
四、当时中共中央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对江西苏区的政治领导权。如果中共中央一旦搬到江西，就意味着毛泽东原来的角色被抛开，而江西苏区内非毛泽东派系就有了重要的靠山，何况中共中央本来就不满毛泽东通过军队对地方党委实行支配关系。
五、中共中央内部斗争异常激烈，李立三制服了向忠发，暂时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江西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党组织便打着中共中央的旗号，抗衡毛泽东的霸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泽东不能容忍自己开拓的红色割据区域内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
1929年2月，红四军移师赣西南与地方党组织会合之初，双方关系亲密。赣西南地方党机构及地方红军经历多次组合，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主要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改变李文林直接领导的红二团、红四团的隶属关系，赣西南地方党组织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批准才能生效。“地头蛇”甩出“中共中央”的牌，“强龙”已经输了在“组织原则”上的理。红四军前委针对赣西南有不少基层党组织实际上处于农村家族式甚至帮会式的管治，强行合并赣西南、湘赣边界两特委，任命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赣西特委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所属各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坚决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赣西南肃“AB团”运动迅速从基层清洗转引向上级机关，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开除了地主富农一千多人，地方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
日，红军总前委给中共中央写信，通报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信中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整合前后的红一方面军有不少异己分子，同时也为了让地方党组织无话可说，所以，红军总前委在红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大清洗“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军团攻占吉安旋又退出，彭德怀率三军团在打下长沙后退出。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红军总前委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红一、三军团发动“快速整军”。在排以上单位成立肃反组织，捕杀红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过去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大多数遭处决。红一军团有位宣传科长叫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在危急形势下将一支叛变队伍拉了回来。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何笃才站在朱德一边。他认为“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组织路线不对头，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顺从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不久，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红三军团第三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被当作“AB团”肃掉。
据萧克将军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先杀了60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一批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虽救出了20多人，但还是被杀了20多人。
1930年5月，李文林赴上海参加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返回江西后，李文林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贯彻执行李立三的路线，反对毛泽东放弃攻打南昌。会议还撤销了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红军总前委闻讯后将参加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的人一律全部被列入应予“剿灭”的“AB团”范围。
从中共组织程序看，中共江西省行委和红军总前委，属于同级平行关系，主要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地方党组织，一个是军队系统。兵多将广的首领，怎么会把李文林放在眼里？
1930年10月，红一军团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一张便条，字条什么内容不得而知，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就有了“证据”。10月下旬，红军总前委和中共江西省行委召开联席会议，双方就红军的战略问题发生严重对立。李文林公开反对红军总前委提出“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红军总前委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红军总前委公开宣称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联席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已经开始，十万敌军气势汹汹地向红军杀了过来，红军总前委遂下令红军退往赣江以东。此时数万大军粮草无着落。11月20日，红军总前委写信严厉要求江西省行委督办军饷，怀疑李文林故意消极怠慢，不配合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于是，红军总前委下令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拘捕，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也相继被捕。
12月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内容如下：“为了斗争的需要，同时有中央通知一七四号的现定，总前委的职权必须在省行委之上，所有红军及地方一切军事政治党务均归总前委统一指挥。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在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来。红军中危机已得挽救，地方的危机必须迅速挽救。”信中还列举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机关的一批“AB团”人员名单，严辞责令“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红军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行委、省苏维埃捕捉、搜查赣西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省行委接到此信务必会同李韶九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
山高皇帝远，上海的党中央根本不了解江西苏区的情况。李文林只是不同政见而已，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阶级敌人。该给他定个什么罪呢？消极怠慢督办军饷又查无实据，单凭怀疑又上不了纲，定不了罪。“AB团”这艘“贼船”已“打造”出来，李文林上得上，不上也得上。既然是“AB团”，当然就是一大批。已经改组的江西省行委书记曾山，认定江西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等就是“AB团”分子，下令坚决捕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各县各区必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从此，剿灭“AB团”的利刃，毫不犹豫地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
AB团，何许人也。原来，当时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是中共帮助建立起来的，有许多共产党人在省、市党部中任职。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派亲信段锡朋和郑异负责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目的是削弱共产党的影响。两人到任后，马上组建了“AB团”。“А”是代表省级组织，“B”是代表县级组织。后来“AB团”演变成反布尔什维克。1927年1月，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并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的段锡朋，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幕后操作“AB团”分子大闹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得的选票加上一倍上报，由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圈定的办法解决，致使得票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多被圈掉，得票少的“AB团”分子反而入选，从而控制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接着，段锡朋派遣“AB团”分子以“特派员”身份，到全省各县、市进行反共活动。日，中共江西区委在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策动江西工会、学联和朱德为首的军官教导团，突然包围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三十多名“AB团”骨干，段锡朋连夜潜逃南京。第二天，南昌各界团体三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揭发控诉大会，对“AB团”骨干分子批斗后予以处置。至此，寿命仅有三个月的“AB团”组织彻底崩溃了。此后再也没有恢复。
1930年3月，江西莲花线山，突然发现“改组派”、“AB团”的蛛丝马迹。5月，在安福西区、纯化、兴国等地破获了“AB团”的一些零碎组织。8月，中共赣西特委通告破坏了大批“AB团”的组织。10月，红军攻占赣西重镇吉安，发现了几年前“AB团”的旗帜和印章等物品，更使“AB团”成了草木皆兵。
直接激发“富田事变”的台前主角是李韶九，他生于1904年，父亲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自己跟父亲学会了奸淫虏掠的恶习，但此人很讲江湖义气。李韶九原在程潜的国民党革命军第六军五十四团四连任职，“南昌起义”时当了俘虏加入朱德部队。在东江作战失败时，李韶九失踪半年后找到中共江西党组织，被派到李文林创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工作。李韶九同李文林产生了矛盾。毛泽东整合成立红一军团时，李韶九任前委秘书长。毛泽东组建红一方面军时，李韶九任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接着被指定兼任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飞黄腾达被提拔重用后，决心以肝脑涂地报“知遇之恩”。
日，李韶九率领一个连全副武装的士兵，携总前委的指示信到达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两天后，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并带去总前委第二封信，指示李韶九要从被捉的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12月7日，李韶九率兵包围了江西省行委机关，把段良弼、李白芳、刘万清、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邦、周冕、马铭等各方面的负责人统统逮捕。此前，李韶九已经处决了25人。应当说，李韶九虽主持审案，但红军中使用刑讯逼供，却不是他发明或引进的。“不招供，不停刑，招了供，便处死”。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的人“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熬不过酷刑的受审者，只好乱招供，所以“AB团”越捉越多。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等人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施以“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严刑。“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12月7日至12日晚，李韶九、曾山和古柏坐镇富田，厉行肃反。五天的时间，抓到了“AB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了50多人。段良弼、谢汉昌熬刑不过惨酷的刑讯，供出李文林、金万邦、任心达、丛允中、刘敌、周冕、马铭、段起风等人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中有大批“AB团”。12月9日，李韶九把江西省行委肃“AB团”的任务，交给古柏和曾山负责。然后带领一个连的士兵，押着从省行委捕获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前往红二十军的军部捉“AB团”。李韶九到达军部后立即通知刘敌前来报到。刘敌感到不妙，便带着一七四团第一营抵达。
红二十军是由永新、吉水、泰和等地农民赤卫队组成的地方红军，1930年6月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军，以曾炳春为军长，刘士奇为政委兼军委书记，10月，改由刘铁超出任军长，曾炳春改任政委，驻防富田、东固一带。由于是相熟的老乡关系，李韶九没有立即把刘敌抓起来，而是先谈话。刘敌针对李韶九吃软不吃硬的特点，便“躺下去装死”，诚恳地说：“死不要紧，刑罚却受不得。我绝对相信毛泽东、刘军长和你，我总以你们三位是追是随。”李韶九知道刘敌带来了一个营的人马，便暂时将他放走。
刘敌原名欧阳俊，湖南嘉禾人，1927年加入中共。担任过中共莲花县委书记。1930年6月成立红六军时任三支队政委。7月攻打吉安时腿部负了重伤，离开部队治疗两个月，伤愈后调任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离开李韶九后，苦苦思索了一个晚上，眼看许多熟悉的战友、首长突然被关押、审讯、严刑拷打，竟连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刘敌认为肃“AB团”是政治大阴谋。他清楚李韶九是一个“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人。于是，刘敌决定采取先发制人。
次日一早，刘敌召集第一营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等干部紧急商议。刘敌说：“李韶九是反革命，他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也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捉我们呢。”大家听后，心潮澎湃，情绪激昂，七嘴八舌说道：“刘政委，你要保全我们啊！”第一营的指挥员们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他们决心“坚决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采取实际行动“挽救党的危机”。为了防止他们的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立即向独立营战士进行宣传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和李韶九，释放了谢汉昌等人。傍晚，谢汉昌、刘敌率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一百多人。军政委曾炳春跑回家乡躲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慌忙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二十军官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事件的经过,控诉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会后，谢汉昌、刘敌等把红二十军带到赣江以西的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并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赶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等人。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三、争取曾被毛泽东追捕过的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出山担任政治头面人物。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的旗帜，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东有“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公开反对毛泽东，这是“富田事变”至今不得翻案的主要罪状之一。
红二十军的大部分将领卷入并直接参与了这一造反行动。12月20日，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人在永阳镇书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信》，这封信大力谴责李韶九乱抓“AB团”，对同志滥捕滥杀，同时又抨击总前委袒护李韶九。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泽东的行动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王怀的观点是“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地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可见，当年红军总前委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者又是臆造罪名，逮捕、枪杀，又是严刑逼供，制造冤案。那就难怪反抗者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也在所不惜。丑陋的政治文化强调党性绝对支配个性，上级的官性泯没下级的人性。但在具体活动的行为中，往往总是缺乏“忍辱负重致死也无怨无悔”这样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的。
1930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驻扎东山坝的红三军团突然来了一位神秘信使。军团秘书长周高潮接过一封呈交彭德怀的机密信件，他丝毫不敢耽搁，立即转达。已经睡下的彭德怀，打开密信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那是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亲笔信。
信中内容如下：
“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拷问段良弼、李白芳、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山、李韶九、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泽东”
信的内容将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和黄公略等红军主要将领，定为“AB团”的主犯，并准备予以捕杀。写信的字体极似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彭德怀继续翻阅着信封夹有的传单，一封“段良弼等给朱彭黄滕的控告信”，信中斥责毛泽东指派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的唯一目的就是用极刑逼供，借肃“AB团”为名剪除异己。传单上所说事情详细经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彭德怀有些困惑了。
把“富田事件”书成“铁案”的专家，说彭德怀再看了一下毛泽东的亲笔信，忽然发现了一个疑点：毛泽东书写日期从来都是用汉语的，这次为什么使用阿拉伯数字呢？为了论证彭德怀的这一正确判断，还列举了有一个能把毛泽东的字体模仿到简直以假乱真的地步的人，他就是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丛允中。模仿毛泽东的笔迹离间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的关系，这是“富田事件”至今不能翻案的又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一亲笔信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彭德怀什么都可以相信，包括“AB团”的帽子迟早会把戴到他的头上。但彭德怀决不相信毛泽东会在反蒋介石“第一次围剿”的大战前夕斩杀军中大将。权衡利弊后，彭德怀马上召集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参谋长邓萍一道商议，达成共识，决定发表宣言，明确指出“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动，并坚决拥护毛泽东总前委的领导。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召开了红三军团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军团领导对这－事件的处理态度。彭德怀将红三军团宣言连同那些假信、传单一并送交总前委。与此同时，朱德也收到了一份同样内容的假信、传单，他也很快识破了真伪。红一军团的大权由毛泽东操握，因此“离间”朱德，成功与否，意义不大。而彭德怀却牢牢掌握有一万多兵力的红三军团，其厉害的程度可想而知。为消除毛泽东的怀疑，彭德怀赶紧拉上红三军团，从东山坝向距离总前委只有几公里的小布靠拢，并专门请毛泽东在朱德陪同下，到红三军团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彭德怀此举，不但避免了红一方面军的一次重大“分裂”，而且在“富田事变”后的动荡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有着巩固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对“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已经划定。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联名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和《致曾炳春等一封公开信》。指出“富田事变”的严重性及其在客观上造成的恶果，呼吁苏区工农民众、红二十军广大官兵及共产党员的各级干部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反动派。但是，红二十军的大部分将领不但没有接受劝告，反而带走了部队，因为他们不希望因轻率归队而被杀头。
“富田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舆论，严重损害毛泽东的声望。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毛泽东于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信中坚持认为：“肃AB团，是有根有据的行动。从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设有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AB团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如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所以，必须进行坚决镇压。”
信中没有提及段良弼人等人被定为“AB团”及其供出的“AB团”，全是靠刑讯逼供取证的。反而指责段良弼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是后来发起运动造成连绵不断的冤假错案的政治文化思想根源。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A
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毛泽东这一“平叛”宣言，理直气壮地认定，扑灭“AB团”就是保卫革命，所杀的皆是反革命，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
当时上海的情况正如毛泽东原先预料的那样，中共中央转移江西的步骤开始实施了。张爱萍、黄火青、刘伯承、叶剑英、李卓然、傅锺等一批从苏联受训返国的军政干部被送往江西苏区。成立了以吴德峰为局长的中共中央交通局，打通比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筹备建立莫斯科—上海—江西苏区的无线电通讯渠道。1930年12月底，项英以中共江西苏区临时最高负责人的身份于抵达江西。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并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个人性格及作风拘谨和严肃。1921年项英在武汉加入中共后，是中共“四大”后的历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日，从莫斯科跑到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导演了中共史上最滑稽的政治闹剧。短短的一天“六届四中全会”便敲定了新的中共领导核心，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陈绍禹（王明）当了主宰者，争夺权力的矛头立刻向红色割据领地延伸。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担任书记，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余飞、曾山为委员。周恩来未到职之前，由先期到达苏区的项英代理书记。
项英根据中央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革军委。项英任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项英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决定采取党内教育的形式解决，一是采取措施制止乱捕乱杀的现象，二是批判段良弼、丛允中等人的分裂活动，勒令他们公开承认错误，挽回影响。三是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动员红二十军回到中革军委领导之下。
1931年4月，“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王怀等，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纷纷作出“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的沉重检讨。红二十军也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江西省行委和红二十军领导人对项英的处理表示完全接受，将部队交给项英指挥。这就说明江西省行委和红二十军领导人根本不是反党反革命。但他们的命运，是连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价及其处理方法，等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只有死路一条！
李立三被周恩来的“元老派”撵下了台后，而周恩来的政治权力仅仅是向江西派出了作为自己的先行代表项英。王明为了否定“元老派”，在肃“AB团”的问题上同毛泽东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认为项英搞“调和路线”。日，续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刚到达苏区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指责项英为右倾，推翻了前段会议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决定。重新认可毛泽东原来对肃“AB团”和“富田事变”的定性，再加上一条罪名：立三路线的代表。敌我矛盾和党内矛盾两罪并立。5月，毛泽东接替项英出任代理书记职务。7月，参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全部被逮捕，首先枪毙了刘敌等20多人。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将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全部杀害（仅两人逃脱）。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前军长刘铁超、后任军长肖大鹏，以及从老家前往动员红二十军回归中革委领导的政治委员曾炳春也遭处决。红二十军的建制被取消，士兵编插到其他部队。中共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被认定为“AB团”的大批干部，也遭到逮捕杀害。为了节省子弹，“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
萧克将军在1982年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黄克诚将军在当时担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他在其《自述》中对自己在清查AB团运动中的作用感到五内俱焚。他说：“如果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的这一颗人头就是不足以抵偿的。”
由于“肃反运动”上升为中共中央的决策，在捉“AB团”的同时，“肃反运动”又扩大为开展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反对“改组派”的斗争。不但江西，而且所有红色割据领域都一片杀声，邓发从闽粤赣杀起……张国焘从鄂豫皖杀起……夏曦从湘鄂西杀起……终于演变成血淋淋的“恐怖”。肃反运动实行残酷的刑讯逼供，越捉越多，越杀越多，到处充满了“AB团”“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的鬼魂，共计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和许多其他早期红军高级将领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就永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
右江起义的著名红军将领李明瑞，经过千辛万苦和艰难转战，好不容易把起义失败的队伍带到了中央苏区。不久，他本人也被扣上“改组派”的罪名，被自己的警卫员枪杀了。这位北伐战争的一代虎将拒绝了蒋介石的“高官厚禄”，却枉死在蒋介石的劲敌红军之手。陈毅也被扣上“AB团”主犯的帽子，还险些送了命。中央苏区肃反运动开始时，陈毅觉得“反革命即使有，也不会那么多”。于是，时任红二十二军军长陈毅，被派往赣西南出任特委书记，参与并领导“肃反运动”。正是：你不打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必被清除；如果稍为犹疑，也因袒护反革命而被清除。陈毅能够躲过此劫，说明他有出色的作为。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前往江西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此前，周恩来是支持“肃反”的。进入苏区后，他发现事情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怎么肃来肃去，越肃越多？大为震惊的他走马上任的头件大事，就是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主持制订《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有所仰制。但“红色恐怖”的恶果未能得以根治，错捕错判错杀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周恩来不敢得罪“马列主义山沟派”的人马，他要在中央苏区极力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态势，就像大自然要保持生态平衡一样，里里外外的杀戮总是难免的。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但是，随着周恩来较深入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泽东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行动。周恩来在“纠偏”处理过程中，一方面同意苏区中央局“少数服从多数”罢了毛泽东的军权，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措施安抚他，还批准枪毙了李文林。“富田事变”的当事人段良弼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博古会见了他，向中央政治局作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泽东的文件大体都是相符的，也就是真实的。从此，“留苏派”播下了对毛泽东极不信任的种子。
历史线索非常清楚：肃“AB团”促发了“富田事变”；王明是“肃反”扩大化的罪魁祸首；各红色根据地及各个“山头”的首脑趁机剪除异己。史实证明，当时根本不存在什么“AB团”或“改组派”组织，中国也从来未有过什么“社会民主党”。一切都是虚构的，一切都人为的。在红色割据领地特别是大敌当前，坚决地肃清内部奸细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夸大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风声鹤唳，草木皆妖。结果是：假亦真时真亦假，真亦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在日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毛泽东虽不承认个人责任，但不等于没有反思。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曾经明确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有一个新的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日，因不愿意参与进攻拥兵自卫的“闽西王”傅伯翠。闽西杭武县第三区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两百多人被控以“社民党分子”的罪名拘押在坑口和白砂，准备处决。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和副政委张纯铭和副大队长丘子庭闻讯后，逼迫正在检查肃反工作的闽西政府秘书长罗寿春书写释放令，再率领第三大队武装包围了坑口和白砂的几个临时牢房，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全部带回释放。邓发认定这是“反革命暴动性质”，下令红十二军立即进攻杭武第三区。第三大队寡不敌众，缴械投降。李真、何登南、丘子庭等数百人以及两天前被解救的二百多人，除个别逃走外，均被处死。这就是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事变”
。但是，严厉镇压了“坑口事变”后，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极度愤怒。6月1日，杭武县第二区部份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
邓发，广东云浮人，担任过“省港大罢工”纠察队队长，对“专政”动向十分敏感，手段坚决果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邓发新增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12月被中央派遣福建担任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抵闽西后不久，邓发看到苏维埃文化部里竟有干部抱着两个女人睡觉。接着又听闻地方武装红十二军部份指战员在一次大会上竟呼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邓发凭直觉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于是，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肃社民党”，其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等方面，与江西赣南的“肃AB团”如出一辙，不分伯仲。
闽西苏区“肃社民党”由处决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拉开了恐怖的帷幕,
狂潮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系统。闽西苏区的“肃反运动”产生了许多五花八门的罪名，除“社民党”外，“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由。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在一片惊恐之中到处躲避，有的离乡别井，去外地谋生；有的飘洋过海，出国避难；有的别无选择，纷纷逃往上杭古蛟区逃避捕杀。
绰号“闽西王”傅伯翠是上杭古蛟区农民暴动领导人，曾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闽西苏维埃政府任命其为财政部长。因与上级意见不合，没有上任。邓发走马上任后，开除了他的党籍，并指控傅伯翠组织“社民党”。此后，傅伯翠组织地方武装在古蛟区实行地方自治。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傅柏翠曾接济过在赣、粤、闽坚持斗争的中共游击队伍。1949年5月，傅柏翠率所部三千余人起义，配合中共解放闽西地区。建国后，傅伯翠历任福建省政府人民法院院长、省政府委员。1986年1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闽西苏区政府发出第25号通告，修改了处决人犯需报请闽西政府批准的规定，明确宣布：“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先行刑，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这个新规定造成处决迅速蔓延，闽西苏区各级组织，甚至包括医院，都有权随意逮捕、处决“社民党分子”。
中共中央的4月4日来信，对闽西肃反起到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这封信是由中央政治局负责分管军事和苏区工作的周恩来起草的。要求福建省委“依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并对肃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社民党、赣西的AB团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下，指称“社民党”全凭肉刑和逼供，结果，被捕者屈打成招，胡乱招供。地方红军中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50﹪，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尽行被消灭。这些人大多为20多岁的青年。闽西肃反第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24岁。被害人群中，有儿童团员，最小的只有十六岁。
在近一年时间里，“肃社民党”成了闽西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上级号召的推动下，各级组织均以捕人愈多、处决愈快为革命最坚决的标准，一些对运动稍有怀疑的干部迅即被草率处决。永定县委负责人谢献球、卢肇西、曾牧村等因“对特委拘捕社会民主党的名单，持犹疑及不坚决的态度”，被冠之以“社民党”罪名处死。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上“社民党”的罪名而镇压，处决人数达6352人。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由原先的8000人减至5000人。
张鼎丞是闽西苏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9年认识毛泽东。地方部队红十二军政委谭震林和军长罗炳辉是“朱毛红军”派来的。在赣西南发起的“肃AB团”，尤其在“富田事变”爆发后，张鼎丞等人思想受到波动。从时间上，江西“肃社民党”比江西“肃AB团”要迟。中共中央对待闽西“肃社民党”的态度和对赣西“肃AB团”态度则完全一样。
正当闽西肃反走向高潮之际，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在前往赣西南途中路经永定县的虎岗。任弼时向邓发等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闽西“集中火力反右倾”。从而这助长了本来就“头脑发热”的邓发，掀起“肃社民党”的狂潮。
邓发与项英都是在中共早期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两人同六届三中全会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所不同的是：项英具有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并提出了缓和“肃AB团”扩大化的举措，邓发的激烈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直接导致“肃社民党”的惨祸。
闽西“肃社民党”颇有革命绞肉机的特征：全凭肉刑和逼供；唯一的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疯狂运转的内在动力，不断依次进入更高阶段，结果：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宣布：闽西肃反裁判部部长林一株是闽西“社民党”特委书记，闽西政府秘书长罗寿春、闽西政府文化部长张丹川、闽西政府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八人为闽西“社民党”的核心人员。这些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直接听命于邓发的刽子手，被邓发一一送上了断头台。
从形势上判断，任弼时进入赣西南后，毛泽东很快就忙于领导红一方面军与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作战，没有机会过问闽西“肃社民党”一事。中央代表团批判项英，支持毛泽东，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再掀高潮。此时，闽西“肃社民党”运动正方兴未艾，恰好证明开展“打AB团”的合理性。毛泽东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场与“肃AB团”平行展开的“肃社民党”运动。1931年10月以后，毛泽东受到中央代表团的排斥，失去了军权。
1931年11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向新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汇报闽西肃反工作。毛泽东指示张鼎丞要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拨款五百银元作为善后救济费。
当发生了赣西南“肃AB团”和闽西“肃社民党”后，周恩来在未深入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出中央指示信，客观上助长了苏区内已经蔓延的肃反祸害。三个月后，周恩来对苏区肃反问题的认识发生明显变化，严肃批评赣西“肃AB团”和闽西“肃社民党”过于“简单化”、“扩大化”。
从来龙去脉看，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周恩来本人，在赣西南、闽西苏区肃反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是“始作俑者”。抵达江西后，周恩来派李克农具体负责纠正赣西南、闽西和红一方面军在肃反工作上的失误。在“肃反”紧急刹车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但在处理有关责任人时态度却极为谨慎。1932年春，将闽西“肃社民党”的策划者邓发，调至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对在赣西南“肃AB团”造成惨祸的李韶九，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原赣西南党和地方红军负责人李文林被处死。将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调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这位“肃AB团”的干将，被张国焘以“改组派”的罪名处死。
邓发在1945年反省说：“今天来看，不仅当时全国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连傅柏翠本人是不是也难说。”1954年，中共福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对在闽西肃反中被错杀的3728人予以平反昭雪，并追认为烈士。但对闽西苏区到底有没有“社会民主党”，则维持1931年的结论。毛泽东在世前“肃社会民主党案”长期得不到平反，其根本原因是赣西南的“肃AB团”与闽西“肃社党”有极大关联，如果为“肃社党”平反，势必牵扯到为“肃AB团”翻案的纠缠。直到1985年，中共福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闽西根本没有“社民党”。“肃社民党”运动也不是什么“扩大化”问题，而是纯属历史冤案。中共福建省委为傅柏翠平反，宣布其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民党领袖”的不实之词。
湘鄂西苏区是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大根据地之一，从1928年开始，湘鄂西红军几经缩扩整合，组成红三军，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湘鄂西红军的组成和苏维埃联县政权的建立，拥有7座县城，几十个集镇。湘鄂西苏区正式形成规模。1931年1月起，在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领导下，苏区军民连续打破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保卫了苏区的中心区域。同年春，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又成立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重新组合红三军并增编第9师，段德昌任师长。红三军发展到鼎盛时期总兵力达3万多人，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团和各县、区普遍建立了警卫营以及10多个县的游击队。根据地总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共有20多个县区政权，人口近300万。1933年7月，国民党军对湘鄂边区发动新的进攻，红三军转战湘、鄂、川边界。1934年4月，红三军改称红二军团，经四川省黔江、彭水等地向黔东转进。至此，湘鄂西苏区全部丧失。
湘鄂西苏区“肃改组派”的历史记载了一个恐怖的名字：夏曦！
夏曦，湖南益阳人。1917年入立第一读书。1919年参加毛泽东的新民学会。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学校担任教员，培养党的骨干。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参加国民党，被国民党本部派任为湖南国民党组织筹备处负责人。1925年春，被选为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3月被派往湘鄂西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1934年10月，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2月途经贵州毕节时溺水而死。
夏曦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结识王明，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也许书生从政欲要在政治激流中觅取强势地位，只有打开“潘多拉魔盒”从杀自己人中崛起。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得势后，选派夏曦取代邓中夏主宰湘鄂西苏区工作。
抵达湘鄂西后，夏曦忠实执行王明的旨意，在“反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全盘否定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和商人”并“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在军事上“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红三军分兵出击受挫。在政治上大搞“窝里斗”。湘鄂西苏区创始人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1932年1月，中央派来的代表关向应传达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夏曦把湘鄂西苏区一切不满自己的人，初时划分“取消派”、“AB团”、“社民党”、“托派”、“随从党”、“反共产国际党”，后来一律统称“改组派”。夏曦和关向应担任肃反委员会正、副书记。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由红三军政治保卫队负责执行逮捕任务，军部特务班专门施行斩杀任务。
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4月，先从地方开始，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进行逼供讯，不到两个月便宣告：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有9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和反革命疑犯一人。湘鄂西苏区各级党组织都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5月17日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也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
“肃反”迅速大开杀戒。很快就捕杀了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级以上干部27人，他们都是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创始人，包括：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红7师师长孙德清，红8师师长，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等。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认定是“改组派”而遭处决。接着，此外还杀死了1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军队中的大批团营级干部。
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受过此刑者不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当众打死。
对于万涛的被捕，红三军政治部主任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只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他想起了自己在“马日事变”的丑事，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还蒙在鼓里，还打算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谁知一出门就遇见迎面而来的江奇，当场被打昏抓到政治保卫总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想把柳直荀私放。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连彭国材也一起杀掉。据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红军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夏曦临阵脱逃，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
第二次“肃反”始于1932年8月，从离开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火线肃反”，对象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三军指战员。夏曦首先逮捕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三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于当年11月被杀。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
据贺龙回忆道：洪湖失败后，红三军在大洪山打圈子时，夏曦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洪湖出来的领导干部几乎全被杀光了。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分散与持久硬打”的作法，电报要求“红三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人各个击破”。夏曦封锁不予传达。贺龙和关向应就此提出严正抗议。夏曦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三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第三次“肃反”始于1933年3月，夏曦不顾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反对，决定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解散党团组织对所有共产党员实行重新登记。结果，领导层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
夏曦头脑中更是草木皆兵，认为红三军中的党团员十之八九是“改组派分子”。部队中的恐怖气氛更厉害了，人人提心吊胆，生怕“改组派分子”的帽子落在自己的头上，都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想法。战士看到被打成“改组派分子”的大都是干部、党员，就认为“当官危险”、“入党危险”。出现了无人愿意当干部、无人愿意入党的现象，许多战士死活不肯当干部。大家私下里都不能交头接耳，否则，就会被怀疑是在进行反革命密谋或是在替“改组派分子”通风报信。
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说段德昌“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
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率领特委机关、独立团与在洪湖的红三军一部会合。夏曦不顾当时湘鄂边被敌军重兵“围剿”的客观条件,硬说他们放弃了湘鄂边苏区,立即以通知开会的名义将他和其他负责人定为“改组派”,予以逮捕杀害。
红9师师长段德昌，毕业于第四期，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杰出将领。对夏曦的错误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认为：“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是湘鄂边苏区和红军创始人之一。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被人架着砍死。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道：“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
湘鄂边独立团政委陈协平，参与创建湘鄂边红军和苏区。曾嘲笑夏曦“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所以难逃“改组派”罪名，以开会的名义将他逮捕，打折十指后被石头砸死。
中共湘鄂边特委委员、桑植县委书记杨英，被夏曦划为“改组派”，却被反对夏曦左倾政策的贺沛卿率领红军游击队杀害。而贺沛卿也被湘鄂西中央分局定为“改组派”予以杀害。
第四次“肃反”始于1933年6月。不久前，夏曦解散党委，另外成立了由他和贺龙、关向应、卢东生、叶光吉、盛联钧、宋盘铭七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很快，委员会中除了贺龙、夏曦、关向应、卢东生以外，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以“改组派”罪名被处决了。红9师政委宋盘铭抵制夏曦的“清党”。夏曦忽闻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把宋盘铭也当作“叛徒”抓了。宋盘铭辩驳说：“熟人叛变，我只是认识他，怎么也成了叛徒？”夏曦不由分说，干脆把宋盘铭当作“改组派”领袖“公审”后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被捕的“罪名”只是与一个“改组派”分子下过馆子，就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他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亲自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以解脱。
曾经是贺龙身边的亲信随从魏赤龙，自始至终作为特务班成员参与了四次肃反屠杀。他后来回忆说：“红军在鹤峰县麻水、春磨云一带时，杀的人最多。当时是1933年秋季，我们都穿上了夹衣。特务班与大部队分开，住在麻水镇外的一户独居的农家。那户人家只有年轻小俩口，有三间屋子。我们去了以后，他们俩口住一间，特务班几个人住一间，关犯人用了一间。房子后面有座山，山上是一片松树林。这树林里就成了我们的刑场。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时间，杀了好几百人。那片松林里后来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埋尸坑。一天一个坑，同一天晚上杀的埋在一个坑里，有的坑三、五个人，多的上十个。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等人都被杀害在那里。与王炳南同一天晚上被杀的有13人，埋在一个坑内。屋后的那片松林里充满了血腥气味，空气中都漂荡着烤焦了的血臭味。”
长征到了延安时，贺龙曾经魏赤龙问：“你们到底杀了多少人？”魏赤龙答：“我也搞不清楚。”贺龙元帅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中说：“洪湖苏区在肃反中错杀一万余人。”国务院在1983年91号文件中,提出了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的处理意见,并部署湖北省对湘鄂西苏区肃反中被错杀的人员情况进行了摸底，初步统计数为：被错杀人员有12488人。其中军队包括地方武装5182人（军师级干部20人，团级干部99人，团以下人员5057人），占41.5%；地方工作人员4763人（省地级干部53人，县级干部189人，县以下人员4521人），占38.1%；其他被杀人员包括地下党员、赤卫队员、工农积极分子2543人，占20%。而另有资料说经过四次肃反后的情形是，仅仅是湘鄂西苏区的武装人马就由5万多人减员为3千多人。当中也有作战伤亡减员及逃跑人员。贺龙曾对夏曦说过：“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
贺龙“文革”挨整的时候，湘鄂西苏区肃反的错误被说成是夏、贺同流合污；贺龙平反以后，又改成贺龙和夏曦做过坚决的斗争。
尘封了几十年的历史解码后，湘鄂西苏区中共高级将领及地方领导及普通士兵、群众骇人听闻的惨遭杀害,揭示位高权重者的人品好恶，往往左右许多人命运这一人类劣根性的特征。无数优秀、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却惨死在自己阶级弟兄的屠刀下，可谓不寒而栗，惨不忍闻。这些先烈们死不瞑目！
日，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在毕节涉水过河时，背着不会游泳的夏曦过河的警卫员一不小心跌倒，夏曦随即被漩涡卷走。夏曦在湘鄂西肃反胡杀乱砍，甚至亲手杀了自己身边四个警卫员之中的三个。而背他过河的正是在他枪下唯一活下来的警卫员。
传说二，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红三军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竟是国民党特务。情报密送夏曦那里，他极为气恼，立刻下令逮捕。江奇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国民党派遣特务参与了夏曦“肃反”的滥杀无辜。夏曦在湘鄂西的所作所为，一是王明路线的遗祸，二是国民党特务成了“罪魁祸首”之一。
遵义会议后，
日的中央电报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根据中央电报指示，夏曦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十分赏识这位“极能做事”的同学。曾给夏曦的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信：“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
1945年4月，中共中央为段德昌等因被诬而殉难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名誉，肯定了他们一生的光辉业绩，并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毛泽东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就是段德昌。
1958年，毕节市修建了烈士陵园。夏曦墓是陵园中最大的墓，大理石墓碑，镌刻书写着“夏曦同志之墓”六字。夏曦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得到高度赞誉。
与其它苏区不同，张国焘在鄂豫皖肃反“肃”出了理论，“肃”出了特色。张国焘打着王明的旗号否定苏区业绩，通过否定苏区业绩打倒苏区创始人。
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王明靠否定“立三路线”占据中央政治舞台。张国焘内心对共产国际并不感兴趣，但对已经盘踞中央的王明却溢于言表的感冒。张国焘是中共资深元老，但资格老不如因势利导。因为没有王明的赏识，张国焘没有机会另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什么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把握机会擭取实权，才能颁布主义或路线。当年斯大林就是靠讨好列宁才得以接班继任的，利用列宁缔造的红军征服各路白军后，立即展开党内军内血腥清洗。在苏联被“冷藏”了近三年的张国焘就是凭着肉麻地吹捧斯大林的“国际主义”才得以脱身回国的。如果不是见风使舵，张国焘没那么快走出苏联，即使出了莫斯科，也到不了鄂豫皖。
回国后，张国焘连续著文《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和《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宣扬“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指出王明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王明“龙颜大悦”，马上委以重任。这样，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带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等三人，于1931年4月风风火火到达鄂豫皖苏区。5月，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任书记，沈泽民、陈昌浩、曾中生、舒传贤、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等人组成。与此同时，成立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兼任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
张国焘到苏区打着王明路线的幌子，召开各级会议，发表宏论。指责苏区执行的是“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苏区的红军还停留在“流寇时代”，充满了“土匪习气”；苏区的政权大部分被地主、富农及其子弟把持；苏区的土地改革政策根本错误。根据地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没有真正的红军部队，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一切都要从进行各级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开始，改造各级“领导机关”。
认为凡是知识分子，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提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原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犯有“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习气”，
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是“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分子”并将其开除出党；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破坏工农联盟”。
革命队伍中难免会混进一些社会渣子或敌人的奸细，因而在革命过程中的肃反除奸工作也是必要的。把党外的敌我斗争同党内的分歧混淆起来，开展残酷斗争，这就是斯大林“肃反”在中国的再版。为了争夺权力，有用就是真理。张国焘决定对苏区实行大换血，第一步就是撤换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上中下层的人事同时变动，仅黄麻地区的八个县委书记，就被撤换了七个。经过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创建了根据地，却被初来乍到的人剥夺话事权，创始人当然就要极力抵制。于是，张国焘便展开了第二步：“肃反”，把抵制或意图抵制的人抓起来，严刑逼供。欲取群龙，先诛其首。
许继慎是安徽六安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毕业后率部参加两次东征；北伐期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参与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战。1930
年，奉中央之命到鄂豫皖工作，合编红31、32、33师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率部出击，扩大了鄂豫皖苏区的势力。遵照“李立三路线”攻打武汉，失利后被排除出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但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军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1931年任红四军11师师长。
曾中生、许继慎先后主张红四军立刻出兵南下，张国焘同意出兵但方向是东进。红四军虽战果累累，却是南下作战。张国焘命令红四军北返，同军队将领发生了尖锐矛盾。如果将一个赫赫战功的将领无过撤职，势必引发军队的不稳。正在此时，许继慎收到黄埔军校的同学、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清送来的一封信件。信中说蒋介石许欢迎许继慎投奔。许继慎将送货的特务连同信件交到四军军部。政委曾中生，军长徐向前经过分析，确认“完全是敌人用各种手段阴谋的破坏”。遂将特务、信件还有军部的意见送交中央分局处理。
张国焘诬陷许继慎主张红四军主力南下是为了便于率部投降蒋介石。在后方逮捕了红28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和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严刑逼供迫使他们招出红四军南下确有“准备投降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在所谓物证、人证、口供齐全的情况下，张国焘召开中央分局和军委联席会议，由陈昌浩到前线取代曾中生接任红四军政委，并指示陈昌浩对许继慎“相机处理”。张国焘随即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通告宣布“严厉镇压反动派”。
张国焘在白雀园亲自主持“肃反”，严刑逼供、毒打成招，连成串案。“改组派”、“AB团”、“第三党”，都是以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团伙和反革命阴谋。许继慎被捕后拒绝张国焘诬加在他头上的反革命罪名。1931年11月，许继慎死在张国焘发动的肃反屠刀下。同时被牵连遭株杀的人有数千人。
鄂豫皖根据地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每一个被抓来的无一例外地遭到刑讯，所使用的刑法有50种之多，令人毛骨谏然。如火铲烙身、滚油烫背、摊在门板上手脚钉钉、枪条捅肛门等等。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凡是受到刑讯的人，十有八九打熬不过，只求速死，情愿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的人还得招供同党，所招的都是熟悉的同志。各级政治保卫局再根据口供抓人，抓来的人犯依然实行刑讯，如此轮着进行，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
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48人，被捕杀45人；英山县苏维埃11个委员，有10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200多人；六安独立团有200多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捕杀；红山警卫团第8连从战士到连长100多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3个营长2个被杀，9个连长有7个死于张国焘手下。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11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传贤，红10师师长陈奇，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侯，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王宏学，鄂豫边特委委员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等全被杀掉。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杀害的红军高级干部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第10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第11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28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34团政委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委任难等75人相继被害。
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杀一万二万也不奇怪。”这种血腥肃反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高级将领。1933
月，任伟章被扔进了早就准备好的万人坑中，张国焘强令任伟章手下的军官向坑中扔石头。有一位叫邱正和的团长也被保卫局人员捆住扔下坑去，和任伟章一起被石块活活砸死。紧接着，独立师100
多名排级以上军官也被全部抓回杀头。后来在长征前夕，张国焘又派人将任伟章的妻子儿女杀掉。1933年6月，红25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笃三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1935年，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胡底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红四军军长曾中生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开的杀。1935年8月长征途中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
据估计，整个鄂豫皖根据地先后被杀的达万余人。鄂豫皖苏区军民人心惶惶，是导致后来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历史逻辑，也是“窝里斗”的逻辑。张国焘对鄂豫皖苏区党政军干部进行了一番整肃后，给中央总结报告说：这一肃反，比江西苏区处理“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作为全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
1932年3月，中央在致鄂豫皖苏区的信中认为“在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争斗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联合的反革命派的破获，红四军的光荣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改造，阶级异已分子的肃清，群众工作之开展，新干部的提拔和训练上，鄂豫皖苏区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之下取得成功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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