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林场共50人，是分两批下去的，一批是3月12号下来的，31人，一批是3月30号下来的，19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二股势力在暗暗较劲。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听到“你们第二批的什么什么&…..”，“我们第一批的什么什么……”。所以说，人们生活的环境，有时是自然形成了类别、帮派，山头。
我们场里，50个人从没到齐过，30号知青下来那天，12号来的知青有人请假回城，2个月后我请假半年回城伺候我患骨癌的姐姐，11月我姐去世后我回场的第二天就遇到县知青办来人处理知青打老场员之事，并当场宣布开除该知青，从此，我们场里就少了1人。
林场所在的生产大队辖7个生产小队，但1生产小队比其他3-4个小队合起来都大，所以每年每个生产队派老场员到林场劳动并指导生产时，别的队来一个，1队要来3个，其他队均无异议，由大队党支部指定一人负责任场长，其他人我们都叫老场员。
第一年的场长是个麻子青年，比我们大3-5岁，刚结婚生子，因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怪不得，第一次当官，不知道怎么当）被以保哥为首的知青们痛扁了一顿，导致一名知青被开除，开全国首例。倒是我们回城后，他和某些知青有往来，经常走动。
第一任带队干部是个小学老师，姓蒋，我的老家。30多岁，高大的身躯，篮球场上是把好手。因过分强调与农民搞好关系，并将知青的钱粮借给农民，赢得农民的好感却与知青关系很僵。他的口头禅是：我走错了路也有饭吃。1年到期后回城。以后怎么未当老师而去到一个乡里当了秘书后退休。1995年，我们去林场故地重游叫他，开始不敢来，怕知青揍他。后当了官的知青为他担保才敢来。
第二年的场长是大队民兵营长，此人年级不大（40不到）但老奸巨滑，明里不搞你，暗地使绊子。因到知青办告密说林场知青收听敌台，致使20余名知青到大队部接受公安局的讯问和写检查。回城后我们在街上碰到他，没人理他。
第二任带队干部也是个小学老师，30多岁，姓罗，他到场的那天，正好是我们林场知青吃完了国家1年的定额补助，无钱买菜第一餐喝盐水汤的时候。以后他时刻维护知青利益而和公社和大队关系处的不太好。他每个月的工资和粮票除了他本人吃外，多余的大多接济了全场几个最穷的知青，经常是买面粉和面条，用三块石头架个脸盆，待水烧开后，用调羹将搅拌好的面粉舀进盆里，也是一种面疙瘩吧，煮熟后撒几粒糖精丸子或到女知青那里讨几调羹辣椒酱和其他什么酱菜，个个狼吞虎咽的像从牢里放出来的饿痨鬼一样。1次，保哥失手用竹椅子将一个牛高马大的老场员打晕了，罗老师和保哥背他去8里外的公社卫生院看伤，那高大的身躯没把他俩瘦小的身板压垮是他俩的福气。1年到期回城后，经过自身努力，当上了小学校长。有时我们去玩，他总是说要煮面给我们吃，习惯了。
第三年没有任命场长，只是他们9个老场员由被保哥误打的那位年轻人负责，30多了没结婚。春天，他叫我们漫山遍野的创草皮积肥倒在田里，每人每天30担（其他老场员干别的活）我们整天累的要死，他一个武高武大的男子汉却手拿纸笔坐在田埂上记数，尤为扯火的是，他一边记数一边斥责某某的一担草皮份量不够，并时不时的哼着小调，这有点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第一场“东方的曙光”码头工人背着沉重的木箱在蠕动，工头挥舞着皮鞭在一旁监视的悲惨场面，知青们心中的火啊没处发，打又打不得，骂又不敢骂，只有对着有生命的鹅和没有生命的木柴出气。原来这位30出头的老兄的弟弟刚从部队复员任大队支书，他有点仗势欺人，并有着强烈的小农意识。在林场期间，他养了几只鹅（晚上不赶回家），并经常利用劳动间隙劈了大量的木柴带回家。一次，他们9人劈了几百斤木柴丢在荒山准备晒干后各自带回家，被我们于某天晚上一扫而光全部搬回我们的伙房。他们做不的声。当鹅有7-8斤重的时候，一天夜晚，三个知青熬不过饥饿的威胁，挡不住鹅叫声的诱惑，连夜宰了一只鹅充饥。第二天他来场里发现少了一只鹅，询问任何人都说不知道，后在水库边发现了一堆鹅毛，再没智商的人也知道鹅不是自己跑丢了而是被知青杀了吃了，加之有知青告密，三人很快的被“请”下了山（新支书家），是否要对他们进行法（刑）的教育我们不得而知，但三人是我们的弟兄我们心里是清楚地，于是，包括心虚人在内（指告密者，也许这时他和她比平常人更高调，其实，我们场里是没有秘密的，不管你干了什么，老场员立马就知道了，告密者是谁，大家猜着是八九不离十，毕竟还差着一，根据我的观察，我一直怀疑另一人，在场里我和个别人说了，他不相信，回城后，他想通了，也估计到了，一切也过去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嘛）凡在场的全部知青30余人倾巢而出，组成了强大的声援团找新支书讨说法。新支书毕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人民解放军里出来的，比较通情达理，比较公允的平息了事端，三人赔了鹅钱，毫发无损地跟我们回了场。这样的集体活动是不多的。还有一次是我们场里养的小鸭子50只跑到第三生产队的稻田里去了。乡里有规定，谁抓住吃禾籼的鸭子归谁。可我们是谁啊，知青，人一个，卵一条，毛主席的满崽儿子，你惹的起吗？又一次凡在场的全部知青30余人倾巢而出，走到三队，挨家挨户的搜，没找到，原来当事人把鸭子赶进山里，后听说知青们发了横话，谁抓了我们的鸭子不还，我们将把他家的鸡鸭鹅统统杀光，猪用耗子药孬死，菜地扒光。他怕了，没有了鸡屁股鸭屁股银行（生蛋卖钱用于生活的根本来源）他连活头都没有，央求生产队长将我们的鸭子放回，我们也未深究。
这位仁兄看上了我们场里的女知青金，只要看见她，才能从他永远是黑子包公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虽说我们场里“大木头”多，但跳出农门是我们的第一要务，男女知青谁都没想过要找个本地农村青年嫁娶，老兄是一厢情愿，剃头挑子一头热。1995年知青返乡时，他逃出去躲了几天，怕知青捶他，那能呢，都过去十几年了。县里下来的工作组也一直追问我们下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什么目的，就是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些70后的后生干部能懂这份感情么？也是在这次，见这里还未通电，知青们捐了款，当官的知青募了一些，农民们自己出一点，电业局收成本价给他们架了电线。
第三任带队干部是中医院的夏医生，老好人一个，基本不顾及知青和大队两边的感受，到期后立马走人，以后和知青的关系处的还可以。
下放没几天，场长召集大家在大间子开联欢会（一般一间住6个知青，留一大间住14个人，可当会议室用）麻子场长做了开场白。知青排长表了决心：要做永久牌，不作飞鸽牌。然后表演才艺。场长来了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一段唱‘共产党员’；第一批的女知青龙唱了舞剧《白毛女》“大红枣儿香又甜”反映平平。第二批的女知青杨唱了“满园的枇杷黄橙橙”，获得满堂彩，这首歌是我们本地作家叶蔚林作的词。第一批的知青吴救场，唱了舞剧《白毛女》杨白劳的两段唱“漫天皆白”“扎红头绳”，唱的真好，镇了场子，有歌唱家的韵味。
过了几天我们和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员们在大队小学礼堂（一破庙兼教室）搞联欢，丢尽了丑。知青唐平时在场里歌唱得蛮好，可上了舞台脚就发颤，平时唱得最拿手的歌《闪闪的红星》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的高音部竟唱不上去（吴回家了），杨一个人撑不起台面。农民说：这些人搞不过我们，还知识青年呢？
几个月后，隔壁邻居东安县高峰公社某生产队邀我们场的知青进行文体联欢。篮球场上我们略占上风，赢了几分球，舞台上又丢了丑。一位家在剧院长大的，10岁左右曾在舞剧《收租院》里亮过相，并有一句台词;“妈妈，我饿”.知青柏表演快板（打得很好）竟紧张的忘了词，不用轰，自己下了台.还是农民说，这些有文化的青年搞不过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农民，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要他们下来接受再教育。二年后我们二个区的农民修水库，几万人哪，区里要求每个公社要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演水库上发生的好人好事。借为林场给省地县打报告的文字功夫，别人不让我再沉默，叫我编快板。我用3天时间便写出了一部表演唱，标题符合水库指挥部的要求，内容是表彰本公社的好人好事。剧本拿出来即受到了好评。后又为宣传队编了个舞蹈。说来好笑，我连最基本的舞蹈动作都不会，包括现在的交谊舞。只是为了应急，别人只要我脑袋里所表达的舞蹈情节，动作由他们编排，舞蹈中歌词也谱上了曲，虽会演未办，但歌却流传了几个月。1976年夏，知青办通知所有的知青点，准备搞一场知青会演，要求各自编节目。我根据7月份我们知青为保卫水库下游几千亩水田而与自然搏斗的事迹写了一部独幕话剧，我脑海里的情节就像1998年湖南人民抗洪的一部情景剧差不多，后因主席去世，会演不了了之，我的心血白费了（20年后，我为我们子公司参加整个股份公司首届曲艺比赛写的小品获得‘创作奖’）
我们下放时，知青办怕我们寂寞，时不时的送书下乡，主要是知青优秀典型，像柴春泽、钟志民等等，还送了两套古典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知青们自己也带了许多书下乡，记得的有匈牙利的《小淘气》、法国的《格兰特的女儿们》，苏联小说，新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黑龙江大学翻译）。最抢手的莫过于重新修改过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登在《人民日报》上的《理想之歌》，“红日、白雪，蓝天……”我就帮人抄了三遍，以致我基本把这部长诗可以背下来，现在快40年了，诗是背不得了，但诗里的情节还相当清晰。一天，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多年不遇）我们及时拿到了知青办给我们订的报纸，老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以致我们几个人猫在一个角落，全神贯注地一气读完了这篇鸿篇巨制，全然不晓得公社开的是什么会，会开完了，我们也读完了，“一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锋”，“一叶中国人民解放军剑之英”，读这样的文章，令人回肠荡气啊，（从网上再找这篇文章看时已做了技术修改，见不到前2句话了）。
我们下放时，一批知青歌曲已流传。最著名的当是“南京知青之歌”，我们场的知青都会唱，还有几首，名气不大，也记不得了。还有一本黄色小说《少女之心》也在场里流传过。因有内线密告，一次大队民兵来场里扫黄（用现在的话说）所有箱子都要求打开受检，结果什么都没查出来，原来，携带者将它藏在了我的箱子里，时我请假几个月了，箱子钥匙放在他人处，给场里避了难，这本书至今我未看过。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爱情，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下乡不到一个月，就有男男女女数人产生了爱情的萌芽，开始是互相帮忖劳动，久而久之就成了真正的爱情，而且不到一年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我们知青点宿舍四周是齐人高的野草，像北方农村的青纱帐一样，本来是谈恋爱的最佳场所，可是我们这里又是千年未开垦的处女地，蚊虫小咬泛滥，毒蛇蜈蚣猖獗。所以，男男女女们谈恋爱大多在女知青宿舍脚抵脚、屁股对屁股的在床上谈，6张床，各人睡各人的，互不相干。还是内线告密，一天晚上，大队民兵堵在女知青5号间子的前后，门前发声喊，民兵推门而入，男知青穿着短裤跳窗逃跑，被躲在窗后的民兵摁个正着，押往女知青宿舍，傻了眼。“我来拿昨天洗了的运动裤，你们干什么？”果然，男知青的运动裤叠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头，女知青穿戴整齐站在床边，“我们什么都没做，其他人可以作证，你们想干什么？”民兵们什么目的都没达到，垂头丧气地下了山。
知青谭不知是谁搞大了肚子下放的，那时做人流是要单位打证明的，拿结婚证，男女到场。因她不愿透露男方是谁，她找到知青办要求做掉孩子。主任叫一男工作人员持介绍信陪她到医院打胎。医生将那工作人员好一顿数落。该女知青做掉孩子后，每天收工后，便和另一女知青在田头地角练习跳舞、唱歌，不知辛苦。2年后，绰号“中国地图”的笑她；“2岁了，还跳什么跳。”大家笑痛了肚皮。又2年后，知青大返城了，不知是谁又搞大了她的肚子，反正不是我们林场的男人。因为未见她和林场那个男的好过，估计是她家里生活条件太差，在社会上找个混混，弄几个零花钱吧。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事情就怕乱渲染，以讹传讹。我们林场的恶名很快就传播在永城的大小知青点，其他知青遇见我们就问“你们场里的男女知青都挤在一张床上睡”，开始我们还解释几句，后来干脆蹦一句回他“谁是谁知道，你们也一样”。
杨，父亲是南下干部，后在一县城国营农场干了20来年。1973年调地区农科所工作，她随父到地区读书。1975年成了下放对象，安置点开始是她曾经生活了快20年的那个县城农村，她不愿去，只好跟我们这些城市最底下的居民佬佬的子女混在一起。她很漂亮，文体也行，又会说普通话。下放知青想她，回乡知青也恋她，曾有回乡知青给她递过爱意绵绵的信。知青满哥“放弃”了伐家林场那头，又来追这头。给她送手帕，为她唱情歌。一次，她不小心被钩针钩住了屁股，又不能硬拔，有倒钩的，痛的嗷嗷叫。保哥在门外哪个急啊，恨不能自己以身相许，将钩针插进自己的皮肤。不久，她转到了另一个知青点，1979年返城招工，当了部门领导，现退休，每年参加我们的知青聚会。
刘，敦实，有蛮力，炮筒子一个，经常被他人当枪使，喜欢惹是生非。没事就坐在篮球架子上唱情歌。1次有一农民老妇到我们菜地扯菜秧回家种，刘追，老妇跑，老妇跑不赢，躲进一个稻草垛里俩人对骂，后老妇窜出，拿自己的短裤便往刘头上罩。农村有说法，老女人的短裤，罩谁谁倒霉。幸亏农妇的崽女赶到制止了，否则刘这辈子背透了。他给我们说起他下放前1年被人下套的事：他和本地一帮约10多人到了云南边境地段为当地人烧砖盖房，出窑结算后，准备第二天拿钱走人的头天晚上，他们被当地的民兵指挥部当作盲流给抓起来，分送至几个劳改农场砍甘蔗。根据籍贯人们叫他“小湖南”。他人小，（17岁）一直做老实状，干活扎实，为管教人员所疏忽，不太管他。几个月后，他悄悄地逃跑了，几经辗转流浪回到家乡，安身未几又成了下放对象。一天，他和女知青“老姐姐”吵架：“我日你娘的女”。女的毫不示弱，手拿一把砍柴刀:“来，来啊，拿出来啊，看老娘敢不敢剁掉你的鸡巴”。又笑得我们肚子疼。1978年他哥哥单位招工（建筑公司），他兄弟俩买了几包糖果送到大队副支书家（老书记撂挑子不干了，新支书正在熟悉情况，副支书暂管事）副支书老婆不待客人走，立马打开糖果包抓纸包糖和饼干给她崽女：“叔叔又送东西来了”。结果他的表现太差，大队通不过，成了林场最后一个到农村迁户口的知青（1980年）。
蒋，个子1米83，家境尚可，本人小气的要命。知青们传说：他每次进城回场，带一瓶辣椒酱或豆瓣酱，另用墨水瓶改装，每次吃饭时用筷子蘸着吃。一天，他和人打赌就白菜下饭吃2斤米饭，即5钵。头4钵顺利下咽，第五钵的一半顺利进口，接着就慢慢的、慢慢的吞咽，最后几口，他直起身，伸着他的长脖子，像长颈鹿喝水似的抻着脖子咽下最后一口饭，眼睛几乎翻白，结果他赢了，赌资就是这5钵饭，如果他输了，就赔2斤饭票，就这么简单。
小黄，年纪最小，还不到16岁吧，基本上没什么文化，小学二年级水平吧，因为有一天我看见他写自己的名字，把个品字写倒了。回城后进厂，下岗后搞水果批发，倒还不错。
壮志林场知青奇才周占能
( 20:46:41)
转载▼
受赵凤妹大姐之托寻找周占能。也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已阔别三十多年的周占能，并相约在闵行江川路汽车站和他见面了。那天他身穿黑色短袖T恤，牛仔裤，脚上一双白塑料底松紧鞋。还是那模样，略瘦，憨憨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只是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又在他那历经尘世风蚀碾磨的脸上刻下许多深深浅浅的沟痕。
我与周占能是在四0三工队认识的。七0年冬，林场正搞大会战；人不脱衣，机不灭火。“下雨当流汗，刮风当电扇，宁脱几身皮，也要拿下13万（指立方米木材）”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工队长是“老瓜蛋”徐广德，这家伙根本就不懂得体恤下情，关心职工，整天‘小上海，小上海’地喊着，把生来乍到的上海知青使唤得团团转。（徐现在昆山生活，有人说他常为当年的举措羞愧.内疚，这倒也难得。）周占能就是这时候从学生二连调到四0三工队来的。他着一身黄棉大衣，背着简单的行李铺盖，手拎一只旅行袋，来到工队就被安排在食堂当伙夫。周占能衣着简朴，马虎，随便，一身寒伧状，又不拘生活小节，常常垢面蓬头，胡子拉碴，邋里邋遢的，这就让他在上海知青中很显得另类了。人不可貌相，没几天，我们就知道他写一手好字。他的行李卷里一捆一捆的毛笔，和一沓一沓的用来写毛笔字的黄草纸。以后渐渐知道，别人探亲回来带的大都是吃的东西，而他带回了的一定是笔墨纸砚（二.三斤重的石砚，每次探亲回上海他都带来带去，说是到家也要写字）。
那时候他一人要忙活工队几十个人的吃喝，虽然每天是焖高粱米饭或熬大碴子粥，贴大饼子，蒸窝窝头，土豆炖白菜。一天下来，也累得气喘嘘嘘的。但每天他都写几个小时毛笔字。每当坐下来准备写字时，他那样子好似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同时又夹杂着一股渐升渐浓的兴奋，使本来很累的他，此时此刻倒觉得是一种享受了。他写字的架势也不同凡响；纸摊在桌上，做镇尺用的笔架上搁着毛笔。那时候一般人写毛笔字图省事都用‘工字牌’墨汁。他是一定要自己磨墨的，硕大的砚台里加点水慢慢地磨。墨不是一般学生用的墨，而是‘西湖十景’套墨，磨墨的时候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香。这时他会点上一支烟不紧不慢地吸着，渐渐地，墨汁稠了，突然，他把烟凑到唇边深深地吸一大口，而后掐灭烟蒂。站起身来，眼睛虽然微微眯着，但却炯炯有神了，平日里的猥琐顿时荡然无存，他握着笔像运筹帏幄的将军握着令牌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在等待着建功立业。‘闻着笔墨清香，书写心中豪情’。但见气沉丹田，挥毫泼墨；笔下银钩铁画，劲峭凌厉，笔走龙蛇，刚健婀娜，笔意淋漓一气呵成，书写字字力透纸背又蕴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围观看的人都啧啧称好，看他写字也是一种享受啊。落款是他的笔名‘山人’，是否取意‘深山里的人’呢？明朝末年有个书法家朱耷，是皇家子孙，明灭后，国毁家亡，心情悲愤，落发为僧，号‘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起来仿佛象‘哭之’‘笑之’字样。暗喻其哭笑不得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周占能&也在感叹自己的尴尬人生吗？
山沟沟里的生活忒乏味，一旦有空我就钻进周占能就寝的小屋，看他写字，跟他聊天。就在这间小屋里他向我谈起他轻易不向外人道的令人心酸的家庭。他说自己是个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当时的整个生活境遇，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他说别的青年视到寒冷的北方上山下乡为畏途，他却以每月能拿到几十元钱为极大满足。苦难的家庭必然使他有着深刻而痛苦的记忆；他祖籍在江苏海门，父亲很小就到上海打工学艺。中国有句老话叫‘造房置地’，自古以来，这是传统中国人生的头等大事，所有的精力与积蓄都是为了‘安居’这一宗旨在做准备。他父亲挣了钱就往乡下寄，他们造了房置了地。解放了，房和地没收了，留给他们的是一顶‘地主’的帽子。从此这如同山体崩塌和泥石流一样势不可挡地把这个家庭推向灾难。这顶帽子就如同紧箍咒紧紧地罩着周占能的头上，使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
大会战结束，林场要表彰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共有六百多张奖状要填写，于是周占能被暂借林场政工组，漂亮的毛笔字立马让他声名鹊起。好多单位相中他；大兴安岭报社捷足先登，来调他时看到档案就望而却步了。林场政工组蒋毅一心想留住他，最后也爱莫能助。以后他被借调松岭学校教了一个学期的书法课，也是因为家庭出身没能进入人民教师队伍。那时候，我们常说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其实是句空话。在现实生活中，处处体现‘成分’至上。当时‘政审’具有决定个人命运的绝对意义。‘家庭出身’像一把政治枷锁束缚了不少年轻人，这些人入团.入党.当兵.提干，分配工作，甚至找对象统统受到牵连。
汽车队书记沈哲秀慧眼识珠，他不忌违，不避嫌把周占能揽到麾下担任车队文书。七二年望峰筑路工地上，车队职工宁波青年刘德民炸石头崩瞎了眼睛，需人护理。沈书记说服周占能，说这会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搞书法。于是周占能陪伴刘德民来到宁波照料他饮食起居，从七二年护理到七八年，六年间周占能在宁波结识许多书法家，并师从浙江书法名师穆子正，丁乙卯
诸先生，得颜，魏书法之精髓，也进一步理解书法真谛，从此更加刻苦，勤奋练字，潜心钻研常常为之废寝忘食。几十年来周占能默默耕耘在书法艺苑之中；行，草都颇见功力，特别对甲骨文，商末.二周的金文很有研究，而且书写甚多。他常用的一套‘辞书出版社八四年版的辞源’，厚厚的，上下二册，翻开辞源，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有他用红.蓝.黑三种颜色的笔留下的文字记号；有心得，有批语，有订误，有提示，有分析说明，等眉批笔记。或者把一些字写成甲骨文或金文，他留在书上的字迹几乎把原书的字给掩埋了。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你就会看到，墙上挂的，桌上堆的，厨上摞的，床底塞的都是他的书法习作。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辛苦付出让他获得惊人的成绩；各种奖状.证书.聘书摞起来有一尺多高。其中有‘2003年上海书法篆刻大展’，入展作品‘草书苏东坡《赤壁赋》’获二等奖。同年，金文作品‘正毛公鼎’获金奖。第二届‘泰山杯’全国书画大奖赛金奖。‘2005年全国书法大奖赛’获银奖。并被授于‘金鼎奖中国书法百杰’荣誉称号。
退休后，周占能将全部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书法艺术上，除了笔耕不止外，目前他兼任‘中国书画院研究院艺术委员会’会员，‘北京中艺燕京书画院’副院长，‘北京国际书画院’理事，‘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理事等等。周占能告诉我这都是些虚衔，不产生经济效益。‘大江歌罢掉头东，周占能现在依然穷’。从跟他的闲聊中我知道，他老伴是家庭妇女，没有退休工资，儿子还没有成家，而他一个月2000多元退休工资勉强维持家用。‘酒香还须勤吆喝’，他仍需要提高知名度，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目前时时有书法界人士，出版社跟他联系，向他约稿，要帮他出书，可是非但没有稿费，还要他自己掏腰包；《华夏书画典藏汇编》中有他的一篇金文‘毛公鼎’，16K一页，他出资4000元。《中国CEO艺界书画刊》中有他的一篇书法作品，16K一页，他出资3000元。面对更多的约稿，囊中羞涩的他只能退却了。
潜心书艺，伴食笔墨一生，五十年耕耘不掇，为的是什么呢。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耕耘，也在于收获，只顾耕耘，不问收获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那收获又是什么呢？是生活简朴，粗茶淡饭，一路走来的磕磕绊绊吗？人生的确需要有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把自己放进去，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书法艺术早已融入周占能的生命，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他的身体里，我为之动容，为之心生敬意。
同时也深深地为周占能叫屈。
自《壮志林场知青奇才周占能》这篇文章在壮志知青网发表后，受到昔日同事们的关注，大家为周占能潜心书艺，孜孜不倦五十余年耕耘不止的精神所感动。在敬佩他的同时又为之深感苦涩，心酸，和无奈，周占能的不幸际遇搞得朋友们心里沉甸甸的。当然在周占能生活中还是有许多叫人感到欣慰的地方。记得73年春节前的一个傍晚，周占能回旅社时途经宁波城隍庙，见街角坐着个衣服单薄的白胡子老头，瘦骨嶙峋的，被冷风一吹浑身哆嗦。见老头颤颤巍巍怪可怜的样子。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从兜里掏出十元钱递过去，老头摇摇头不要钱，周占能有些奇怪，哪有乞丐不要钱的呢？老头说自己不是要饭的，他是没有地方住。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横行，许多地方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施行惨无人道的专政。迫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客走他乡，成为‘盲流’。周占能仔细地打量老头；有七.八十岁了，身穿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衣衫，眉毛胡子都白了，一张长满皱纹的老脸，两只深陷的眼睛闪出无助的光。常言道：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年事高的人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周占能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老人带回旅社。因为护理刘德民，他在旅社常包了一间房间。带回一个来路不明的老头，周占能谎称是自己的一个亲戚。给老头沐浴更衣，招待老头吃饭。老头告诉周占能，他是宁波天童寺的和尚，如今破四旧佛像被毁，寺院移作它用，和尚被迫还俗。老头自幼出家，无处可去便流落街头。一般人对和尚都有一种敬畏心理，周占能和老和尚却一见如故，很投缘。老人在周占能这里一住数月，无意中的动作和双手合十的音容笑貌，还有那知识的渊博，谈吐的儒雅，以及宽容大度的气度，无不让周占能心生崇敬之情，两人成了忘年交。这时周占能才知道老人是天童寺方丈慧正法师。
&&&&76年闹剧收场，百废待兴，天童寺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国家拨款150万元，黄金10斤，着手修复十年浩劫中被破坏的佛像。失落的僧人纷纷回寺院，并逐步恢复正常的佛事。慧正法师回天童寺后，时常邀请周占能去寺庙小住。天童寺坐落在层峦叠嶂的太白山下，群山环绕，绿树成荫，赤日炎炎的夏季这里也十分凉爽。此后多年每到盛夏周占能都来这里避暑。朝听晨钟，夕从暮鼓，渐渐地周占能竟然萌生遁入空门之意。慧正法师从浙江省佛教协会办好证明，叫一名僧人陪同周占能来到林场转户口关系。这号子事着实把当时的林场副主任派出所长刘忠海吓了一跳，在他的辖区里竟然有人要去做和尚，胡闹。于是周占能立即被调回林场，重新安排工作。
&&&&周占能的父亲也坚决反对儿子去做和尚。很快从老家海门为他找了个世交人家，订了一门亲。父母之命，媒妁之约；这门亲是父亲给他订的，他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且不说不违父命，就是妻子的品貌和低眉顺眼的性格都十分投合他的心意。妻子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初中文化，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直在地里刨食。她家人本想为她找一门贫下中农子弟结婚，避免一辈子受歧视，可介绍了一家又一家总没成，最后竟然嫁了个吃商品粮的工人阶级，虽然成分高毕竟是城里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只猴子满山走’。从此能过城里人的生活，又听说周占能老实本分，她是满心里的喜欢。婚后，周占能百事不管，横草不拿，竖草不拈，这正合妻子的心意。农村妇女更是中国式传统意义上的女人，勤劳而具有忍辱负重的韧性。从此她全心全意地操持家务，维护这个虽然简陋却也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家。一年四季陪侍周占能看书写字，这种陪侍已成为她婚后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她常常是一边做着家务活，一边照料周占能的冷暖饥渴。丈夫是她的一切；把她从农村带到上海来，并给了她一个赖以生存的家。她打心底里爱着丈夫爱着这个家。
&&&&什么是幸福呢？幸福是一种感受，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周占能和妻子的婚后生活是幸福的；他本来就不拘生活小节，特烦衣食起居的讲究，现在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幸福感时时在心里腾升，从此对妻子百依百顺。妻子本是农村人，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整天和锄头.铁搭打交道，现在一下子来到上海，过上了小姐妹们羡慕死了的城里人生活，她能不珍惜吗？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处在和谐而稳定之中。久而久之这种氛围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孩子的成长。他们的儿子很优秀，大学毕业后考入德国波鸿理工院读硕士研究生。一回国就被上海市政府留用，现在市府某办公室工作。如今家庭中大都是独生子女，在这些孩子中能有多少人想过，要去关心.理解和感激自己的父母，从内心去体验父母的感受，体谅父母的艰难，理解父母的唠叨呢？周占能的儿子从小目睹父母的辛劳，父母的行为.举止时时在影响着他，让他有着奋斗与吃苦的自觉。儿子将全部的工资收入都交与母亲，以减轻家庭生活负担。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艰难生活中的一缕阳光，让周占能感到心里暖暖的。他告诉我，他总有一种感念；这世界是美好的，他感恩父母给了他生命。这社会是美好的，他感恩为他提供衣食居住的人。这书法艺术同样是美好的，他用美好的书法艺术去描写美好的人生，此生无憾。
知青高建平&
转载▼
&&&&壮志林场知青中知道高建平的一定不多，但要说起他的绰号四O五工队甘榄，那么知道的人就不少了。
&&&&这天午后一场大雪正纷纷扬扬地下着，我站在窗台前观望小花园里白茫茫的雪景。突然，金发来电叫我马上赶到国平家去，说甘榄请客吃饭。哥几个在一起吃饭喝酒是常有的事，甘榄请客确实让我意外。公交换轻轨，轻轨换公交，等我赶到国平家时已是华灯初上。哥几个都到了，有金发，志平，甘榄，国平，国平爱人小吴。国平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很久以前国平为了到德国去，考了张三级厨师证，德国没去成却爱上了厨艺，以后便成了我们的厨师。见我一到小吴便往桌上搬菜；红烧羊肉，砂锅栗子炖肉，盐焗鸡，烤鳗鲞，梭子蟹，清蒸白水鱼，地三鲜，东北凉拌菜.....满满当当一桌子，厨房炉子上炖着咸猪脚鲜猪脚冬笋腌笃鲜汤。两瓶泸州老窖特曲，两瓶干红。今天请客甘榄是上心了。&&&&&&&&&&&&&&&&&&&&&&&&&&&&&&&&
&&&&“哥几个，几位大哥，小弟我今年干得不错，今天借国平家请哥几个来坐坐，感谢各位多年来给我的友情。”甘榄双手托着酒杯,站起身来，脸上挂着笑，话说到这儿时他的语音就变得压抑.苦涩.酸楚了，渐渐地眼眶里又涌出了泪水。我们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小心地摸索；一缕头发耷拉在他已谢顶的脑瓜上，常年疲惫使他过早苍老的脸上挤满了皱褶。我们几个人中论到生活困难.囊中羞涩当数甘榄。
&&&&甘榄是九六年在让胡路机务段下岗后，拖家带口回到上海的。爱人小夏在机务段家属队工作，没有工资待遇保障，干一天拿一天钱，不干啥没有。儿子正念小学。回到上海，油.盐.酱.醋.柴.米.茶，开门七件事靠三.四百元下岗工资没法招架。甘榄又是个对家庭有着强烈责任感的男人，在无援无助的情况下，这样的男人注定是活得最苦最累的人。甘榄告诉我为了摆脱贫穷宭迫，他把俗见与辛劳抛在身后，为自己挣来一份坦荡的生活。
&&&&甘榄在人民广场扫了一年地，每天清晨四点骑自行车离家去上班，从他们家吴淞水产路到人民广场有21公里路程，坐车需花一元钱，甘榄有的是时间和力气缺少的是钱，他不舍得花一元钱去坐车。一年里无论是炙热灸烤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甘榄都是骑自行车来回。后来甘榄又到北京路电机配件商店帮人送货，这商店有规定凡超过30公斤以上的货物，可坐车报销车费。30公斤以下的货物，甘榄只能骑自行车送了。甘榄在北京路电机配件商店送货也有一二年时间，这期间他几乎跑遍了大上海，他骑自行车送货到过闵行，他骑自行车送货到过罗店。从北京路到罗店有多少路程我不知道，从人民广场到闵行是35公里，加上人民广场到北京路这段路程呢？太苦了吧，甘榄说不苦，他说骑车时看到的是儿子的学费，老婆的笑脸。&&&&&&
&&&&想想吧，对家庭的责任感使甘榄的灵魂深处产生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渗透了他的血液和他的精神，他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境界。但我不相信甘榄没有感觉到苦和累，对家庭的责任使他不敢去想苦和累，所以他觉得生活里充满阳光。
&&&&这几年甘榄有点力不从心了，高强度的运转使他身体严重透支，高血压，胃病频频眷顾他。在朋友的建议和资助下，甘榄借钱买了辆奥拓小轿车，进入黑车大队，这倒让他如鱼得水了。甘榄个子不高，没有俊朗的外表，看上去很难引人注目，但他能吃苦啊，别人不去的地方他去，别人承受不了的价格他愿意，他在和自己的命运较劲啊。甘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乘客总是面带笑容，总是洋溢着一种热情，在整个服务过程中力求完美。他的举止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坐过他车的人总能记起他，有一些就主动要了他的联系电话，成为他的常客。事情总不会一帆风顺的，开黑车是公安交管不允许的。为此，甘榄也被扣车，也被罚款，但大盖帽也不全是凶神恶煞铁板一块，知道甘榄的家境后大都网开一面，总得给他一条活路吧。甘榄目前还在开黑车。几年的拼搏甘榄还清了债务，老婆小夏拿到了退休金，儿子大专毕业也有了工作。真如甘榄自己所说，我日脚开始好过了。因为心情好说话时他脸上又漾起了笑意。
&&&&市场经济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现实生活中对物质的追求和多多的拥有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想和为人成功的标志。当然谁又会拒绝显贵和奢华的生活呢。但是环境遭遇规定了一个人的可能范围，然而人不能支配命运，却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我想要是能用自己的辛劳换来的哪怕是清苦的生活，而这清苦的生活又伴随着平安.希望.真情.快乐，那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吧，比如甘榄。
《知青岁月，我们这样走过》
那是一段带有特殊颜色的青春，是一代人的珍贵记忆。
几十年后，那群当年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大都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回望那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那些被称为“知青”的人们，也把那个纯真的年代盖上了“永久珍藏”的印章。
人们一般口语中常说的“知青”一词的含义是：文革后毕业的、属于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或农垦、兵团等地方去的务农人员的统称；其时间跨度大致为1967年-1979年之间。那些年，我国大批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据有关人士统计，我国在这12年间下乡的人总数将近3000万人次。
周青馗（男，1974届知青）：
农场劳动，从心底里感到快乐
周青馗，1956年出生于德州，10岁的时候跟随家人到东北，整个学生时期都是在东北度过。1974年，周青馗从吉林省吉林市松林一中毕业，与同班的30余名同学一起分赴当地的各个林场，施展“作为”。周青馗被分配到吉林省松江河林业局，那是一个和北朝鲜搭界的地方。与他一同分到那的还有七八个同班同学，他们一同住在曙光林场知青点，他们的到来，使这个集体户增至88人。
知青们集体住在一起，住的是东北典型的大炕，一间屋子里有面对面的两个大炕，一个炕上睡14个人，整个屋子住28个人。来到此处的知青，任务就是上山干活。春夏季节种地，种上大豆、玉米、倭瓜、土豆、大白菜等；进入10月份，到了封山的时候，而这时知青们则充实到当地农场采伐队，和老师傅们一起用拖拉机从山上往山下拉木头。
周青馗和当地的吴师傅开着一辆被编排为25号的拖拉机。那种拖拉机专门为林场运输木头，简单易学，初学者当天就能学会。但为了节省时间，吴师傅一般都是自己拉下去，把周青馗留在山上。一个山坡分几个片区，虽有好几台拖拉机同时工作，但每个片区距离都很远，所以见一个人很难。周青馗说，山上到山下大约1公里的路程，漫无边际的深林里，一个人处在半山坡，寂寞的时候只能自己唱歌壮胆，歌声也已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大声喊出来的。
冬天雪多路滑，是采伐的黄金季节，即使是年三十，也如往日一样干活。“年三十不吃饺子，每人发一个面包，算是改善生活。”周青馗回忆，那里常年有雪，雪水就着馒头、咸菜，是最常见的食物。在山上劳作一天后，晚上坐着小火车回宿舍。小火车的轨道很窄，约80厘米左右，由于人多、座少，常常会出现疯抢座位的场面。累了一天，2个小时的车程，很多人都在车上睡着了，全车厢都是呼噜声。而一到采伐季节，当地的师傅披星戴月地工作，家中的孩子甚至一个月见不到爸爸。
电视剧《闯关东》热映期间，里面防霜的场景令周青馗倍感亲切。周青馗说，东北是一个高寒地区，每年光照不足，霜雪来得较其他城市要早。8月份，就到了防霜季节。防霜是防止霜雪对庄稼造成伤害，防霜时，需将找来的劈柴、杂草点燃，点成若干堆篝火，利用浓烟赶霜，以保证庄稼的生长期。森林里核桃掉得到处都是，经篝火一烧，听到核桃“叭叭”的迸裂声，他们赶紧抢着找出来往自己嘴里放。晚上回去时，一个个都成了大花脸，嘴上黑乎乎的，互相取笑。“一堆人围在篝火旁，结成对子，唱歌、讲故事，谁讲不出来就惩罚谁去捡柴火。一回忆起那种场面，就从心底里感到快乐！”周青馗说。
日，周青馗离开东北，回到德州，将知青手续转到德州大刘庄知青点。但是，长白山上那些劳累、艰苦并快乐、温馨的劳动场面时常在周青馗脑海中闪现。
朱德发（男，1974届知青）：
艰苦岁月，才学会了如何“过日子”
朱德发和周青馗是刚刚认识的朋友，同为“知青”的他们一见如故，围坐在一起，看着当年的宣传画，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朱德发，1957年出生，跟随父亲的部队，在山西省大同市上学，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大同市阳高县公社金鸡洼村“下乡”。和朱德发一起到金鸡洼村的还有3名男同学、3名女同学，他们的住所就是当地的窑洞，沿洞口进入，过道左边住男生，过道右边住女生。
对于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部队子女，适应当地农民的饭食是一大难关。这7名“知青”，由女生提前收工回去做饭，集体吃。朱德发说，他们是吃大米、白面长大的，而且大家在家里都没做过饭。刚到村里的时候，他们又吃烙饼、又炸油条，油吃得很快，一个星期就把2个人一年的油吃没了。“我们就去跟大队要，他们说知青每人每年10多斤面粉，3斤油。我们一个星期就吃了农民一年的油。”
后来他们学会了“过日子”，一个月吃一次油，过年吃一次包饺子，也学会了把小土豆煮到粥里充饥。当地一种叫“拿糕”的食物给朱德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经常是吃盐水咸菜蘸拿糕，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吃不惯，也吃不饱，但夏天收工回去时要等到8点钟左右了，由于吃饭间隔较长时间，不吃就得饿着，时间长了就慢慢适应了。朱德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拿糕是怎么做出来的，“拿糕是用玉米面做的，锅里放上水，等水开后，把玉米面往上一撒，成糕状，就可以吃了。”通过几年的“下乡”，他深知农民生活的不易，他经常把这段知青经历讲给自己的孩子，教育她要节约，要懂得“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到农村去不仅是参加劳动，而且要把知识带到农村去。朱德发在学校时是文体委员，擅长文艺体育，“下乡”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到村里小学教唱歌，那所学校第一次响起了歌声；他做好简易的篮球架，带领学生们打篮球，这些孩子们第一次接触了篮球运动。
1976年，朱德发招工到山西神头电厂工作，离开了金鸡洼村。1982年，他随父母转业到水电十三局，来到德州。这些年，他一直难舍知青情结，学生们也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
山西省阳高县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如今，朱德发当年所教学生的子女都已经长到了十七八岁。2009年，朱德发在皇明集团从事物业管理工作，他把阳高县的八九名孩子介绍到德州皇明集团工作。从没有走出过农村的孩子们，在老知青的介绍下，来到了城市，开始了对梦想的追求。
唐宝君（女，1975届知青）：
有苦有累，留恋那热闹的集体生活
日，听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歌声，伴随着热闹的锣鼓声，带着知青特有的柳条箱，唐宝君和同伴来到我市陵县边临镇开始了“下乡”生活。那时，那里已经有30多位知青，带有知青宿舍、食堂、会议室、办公室等像样的三排新房也已经初具规模。
麦收是最热闹、也是最累的时候。这时男女老少齐上阵，清晨三点多就开始领工具、磨镰刀，每人领到的割麦子任务必须在早饭前完成，吃完早饭又开始分配新任务。“前边的活还没干完，又分新任务了，许多女知青急得坐地上哇哇大哭。”唐宝君回忆，女知青们爱干净，干完活后刚回宿舍洗洗涮涮，没等洗完，生产队长就又吹哨大喊“下地啦！下地啦！”又都赶紧跑出去领任务，去的晚了可能就分到不好或自己不愿意干的活。一天下来，虽然很累，晚上知青们仍然在一起笑声、歌声不断。
除却麦收，许多大家一起劳动的场景也时常浮现在唐宝君的眼前：冬季里农活少，当地的师傅们就带领知青们改造盐碱荒草地，把阴土翻上来晒。挖土时，男知青的任务为：1米宽、1米深，一上午挖10米；女知青的任务则是1米宽、1米深，一上午挖5米，虽是寒冬腊月，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穿着衬衣依然大汗淋漓；豆腐房里的知青跟师傅学做豆腐，清早还要送到市区的饭店和食堂卖；菜园里的师傅带领大家给韭菜覆膜；养猪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跳到猪圈里一铁锨一铁锨地挖粪，女青年装车、推粪，直到把粪送到麦子地里，给麦子盖上一层“被子”……夕阳西下，知青们高歌“越苦越累心越甜”，心情格外舒畅。
1977年，大批知青返城，临走时，大家种下了“扎根树”。“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地方什么样了，我非常想念那个地方，想念一群年轻人在一起热闹的劳动场景。”回忆起那个纯真的年代，唐宝君很是留恋。
《难忘知青的那年那月》
1975年，我高中毕业，踌躇满志、抱负远大，一心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山下乡干革命，誓将青春献给党。
我插队在本县原渠口公社，我们一批来的十一个男女知青被安置在公社林场，组成林场知青插队小组，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的公社林场属于社办企业，由全社每个生产队抽人集中到林场开荒造林。为鼓励建场，公社规定林场职工每天拿十三分工（相当于生产队正劳力另加三分工）。林场办场的宗旨是以林为主，林粮间作，长短结合，以短养长。除了扦杉树，还在山场上间种玉米、芝麻以及杜仲中药材和繁育桑树苗。我们成天就是和山打交道：拨山，烧山，挖山，种山。拨山，常被荆棘划破手脚；挖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血泡。林场最吃力的活就是挖山了，挖山采取劳动定额，每人每天负责挖一块山，先安排人丈量做上记号，再抽阄，抽到哪里挖哪里，从山脚一直挖到山岗，遇上定心根（即长得很深的主根）的大柴根挖起来很费劲，一个柴根就要耗去很多体力和时间。还有就是除玉米草，在烈日炎炎的六月心，蓝天骄阳似火，早上要打早工，下午在烈日下劳作，热得吃不消的时候是多么盼望场长吹哨子，能让我们躲到油桐树下喝口水休息一会。如能留在家中干活就算是美差了，每逢下雨天，知青们更是拍手称快，不亦乐乎。
林场的座座山岗，印记着我们劳动的身影；林场的弯弯山路，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足迹。繁重的体力劳动所能提供的只是粗茶淡饭：“苞芦子下苞芦羹，苞芦羹下饭”——即用干玉米粒放点油炒着当菜，下玉米羹吃；或把玉米羹放点油盐炒了当菜下饭，这是当时知青林场伙食的真时写照。还有就是用辣椒酱拌饭吃，吃得满头大汗美其名“闪闪的红星”，偶尔有知青从家中带来一瓶猪油膏，一人挖一匙拌饭吃，就像是加餐一样，林场生活的艰苦可见一斑。我插队的倪湖大队西坑生产队还算是比较富裕的，每十分工可以摊到二角八分钱（相当于当时的一包东海牌香烟），处于全社平均水平线之上。队里的仓库保管员叫“牛仂”，我从他手上秤谷记个帐年终一起算，再把谷子拿到大队机米厂碾米，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有个七折以上（谷子晒得干折头就高），糠就在当地卖给农民喂猪，米则翻过十里山路挑到林场换饭票。那时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也单调。当时林场不通电，点的是煤油灯，除了搞政治运动，知青的娱乐最多是哼哼《战地新歌》简谱，学唱革命歌曲，吹吹口琴和笛子，我们还自编自演《让青春放光芒》、《割稻舞》等节目到公社各大队和生产队巡回演出。除此就是晚饭后和民工们一起坐在屋前的空地上纳凉聊天，享受着一天劳作后的快乐，或是三五成群打着手电筒到二三里外公社附近的供销社商店逛逛，买点生活用品。
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青春的岁月总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林场的荒山野岭在我们的手中变成了树木茂密的“绿色银行”，群山叠翠、层林浸染，从而也培养了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如今我虽已迈过中年门槛，还时常梦见昔日林场花果满山、树木遍野，一派春意盎然的情景，抹之不去的插队知青生涯，总是让我激情燃烧，魂牵梦绕。
&&曾几时“知青”这个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却早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词了。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下乡当知青，是我们走进社会的第一课，是谋生的唯一选择。因此“知青”成了一种烙印，印刻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作为历史中绝无仅有的特殊一代，我们连带的是上下两段断代史，其中中间是我国历史中更为重要和奇特的“文化大革命”。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结下的情谊却是真挚的；知青的经历是苦涩的，却也是宝贵的。回忆知青岁月，不是为了歌颂那段历史，而是要给经历了那段青春岁月、现已年过半百的人们一个倾诉、回忆的机会。也许，每一个知青的经历，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这样的故事，共同折射出当年的时代印记。它令人回忆，引人思索，给人启迪。虽然那个时代已经久远了，但这一代人的深刻印象永远都不会淡漠。&知青的那段岁月是一代人的阵痛，当总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那些日子，当总有人在反思人生时掉下热泪。那么，逝去的年代总还有值得珍惜的东西……….
&&&&&办完了下乡手续，父母的所在单位新乡市鞋厂很支持，让木工给我打了一口木箱，又给做了两床被褥，我到和平百货商店买来了脸盆，香皂，瓷碗，饭勺，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的好友到我家弄了几个菜，还喝了点酒。
日一大早，我们先到红旗区委，大卡车把我们先拉到体育场，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与市劳动局专门组织的欢送队伍。在如同节日般热闹的气氛中，由知青代表领誓，全体知青在主席台前列队，面对主席台上的毛主席像高声念出誓词：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此时、此刻、此地、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大喇叭播放着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成里的干部和群众，把他们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市领导致了欢送词，知青代表表了决心，在锣鼓喧天中我们一一登车出发，马路两边站满了两排欢送的人群，卡车经过平原路时，听到人群里有人在大声哭喊着“哥哥，哥哥循声望去。我很激动，因为她是我父母要来的养女，我的小妹妹，但卡车仍在缓缓不停的前行，我只能远远的含泪向他们挥挥手，告别了亲人、老师、同学，开始了我那未可预料的知青生活。
一路上我都在想，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从市里来到农村的，对农业我什么也不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没有阶级斗争知识，又没有生产斗争知识，对于农村的一切都感到需要从头学起。所以，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也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立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满脑子都是新鲜和刺激，还有那农村的广阔天地，试想着如何大有作为。
渐渐地汽车开出了郊外，车子开始颠簸起来，尘土也热烈地飞扬着，空气中时而散发着春天风中的清新，时而散发着灰尘中夹杂的牲畜粪便的味道。这时车厢里也热闹了起来，男、女知青们丢掉了腼腆，丢掉了羞涩，嚷着，叫着，唱着，闹着，不知谁的苹果也高兴地从书包里跳了出来，大家充满了兴奋与欢乐，饿了，便从包里拿出干粮共享，渴了，摘下水壶你推我让，友好、热情从每个人的心中溢出，友谊，情感也从此开始交往。
时至中午，车子驶入土路，开始颠簸起来，晃得很历害，车厢里仿佛也安静了许多，有的在沉思，有的在低语，但很多都东倒西歪地进入了梦乡。是啊，母亲这会儿正干什么呢？父亲这会儿正干什么呢？想着、想着，我也进入了梦乡。
&&&&&车停在了很大的一个院子，我们从车上下来，开始了好奇地张望，这是一个大院子，比城里的四合院不知大好几倍，几间青砖瓦房，虽旧，但看上去到也整洁，这时有个农村干部对我们说；“开饭啦”，一位脸上流着汗且又通红的中年男子叫着，“都出来吧，到院子里，场长要讲话啦”。大家拿着饭盆站在院子里，一位如父亲一样的老人，瘦而精神，言简而意深。原意是：“孩子们，你们离开你们的父母，离开了你们的亲人，到我们这个穷农村来，让你们受苦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有我们的就有你们的，不多说了，孩子们，你们饿了，赶快吃饭吧。”大家拥进伙房，两大锅肉丝汤和白面馒头，啊，大伙有些吃惊也有些意外，不仅是饿了，关健是在家里也难吃到这么好的饭菜，我们顾不得面子，没有了不好意思，纷拥而上，盛满了汤，捧足了馍，顾不得品尝，狼吞虎咽地一碗又一碗，直到肚子鼓鼓的，连水都喝不下去了，才罢甘休。饭后，大家在各自的屋子里和同来送行的亲友们开心地谈论着，交流着，我却自己坐在一傍，有些失意，也有些妒忌，因为我没有家人陪伴望着大家那么地兴奋，那么地热烈，倒觉得有些伤心，有些凄凉。林场有三排房子，第一排是男知青住室、农具库、会计室、老农住室、第二排是场办公室、女知青住室。第三排是男知青二住室、仓库、伙房。当我和苏建桥等四人走进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屋那时起，就蒙发出想我成年后的路也将从今天开始，从这里走出，我需要的社会知识和精神营养也将从这里吸取，我会发挥自己学到的所长，为这里虽还陌生但又热情的人们服务，也会向他们这群善良又朴实的村民学习的。
&&&&&在那时候，那里的农村生活还非常艰苦，不通电，晚上一人一个自制的煤油灯，生活很单调，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刚去，常天才场长对我们很照顾，主要任务是安排好生活，在林场先干一些零星活，都是一些较轻松的劳动，就是这样但一天下来，累得人够呛。到了晚上，我们知青点会乐器的程合作他是焦作的，他会拉小提琴，郝惠民会弹三弦，他父母原先是新乡市曲艺团的。我会拉板胡，我们知青就经常汇聚在一块儿、唱歌、吹口琴、讲笑话，苦中找甜，累中找乐，一次我们搞汇演，我自编自导，还到公社中学找美术老师学画油妆。
到了异地，啥都感觉新鲜，三月的农村，麦苗青青，花草泛绿争艳，农村不同城里的高楼建筑，树木参天，成行成排包围着我们身边，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到了麦收时节。虎口夺粮，在烈日炙烤下，我们经受了一番磨炼，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林场，果树主要有苹果，梨，栗子，少量的核桃，其余还是以麦子农作物为主，耕地100亩，麦播100亩，单产809斤，总产80900斤，人均产1839斤，上交公粮30900斤。
&&&&&每到麦收这几天，天麻麻亮，场长就站在村头上，大喊出工了、出工了，嘹亮的吼声在院中响彻，把熟睡的知青吵醒后分配一天的农活。头一两天割麦子，天太热，知青伙伴们都把衣袖挽得老高。很快胳膊被麦杆、麦芒割破扎伤，又红又肿，火辣辣的痛。以后学乖了，再热袖口也系得紧紧的，裤脚也扎得很紧。那地方蚊子不多，跳蚤格外多，专往人裤脚里钻，咬得人跳蹦子，最好的办法是扎裤脚。全副武装去割麦子，在烈日下，汗水就像小溪顺着脖子、脊梁往下淌。只要汗水不遮挡视线，一般不去擦，擦也擦不过来。我是近视眼，一出汗眼镜腿就滑，老戴不住。偶尔有风吹来，有汗水还格外凉快些。因汗多口喝，但是没水喝，离林场近时，还可送些水，太远就不好送了，只有头挤头趴在机井边喝凉水解渴。没几天，我们个个累得腰酸背痛。尤其是腰部，弯下去就不敢再起来，每伸一次腰，哎吆、哎吆地喊半天。那麦子、越割越多，东边割完了，西边又一片，山这边割完了，转个湾又一片。这广种薄收的庄稼是越割越慢，麦子全是种在果树行的夹道里。不知割了多少天，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割麦时，遇到好几次暴雨。刚才还是烈日骄阳，转眼间，乌云滚滚、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空旷的麦地，无处避雨。跑不到地埂树下，雨也就过去了，这时全身已浇个湿透。但那时年轻，很少有人头疼感冒。
　&&&紧接着就是漫长的夏锄。说它漫长，不仅是天数多达三个多月，而且每一天都很长。农民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可不是每天8小时工作制。夏天昼长夜短，干活的时间自然就长。最长的时间，早晨3点多出工，晚上8点多收工，去掉午休时间，也要工作达15－16小时。夏天的主要农活是铲地，也就是间苗和除草，那时没有用除草剂的。铲地有一定的技巧性，要将杂草锄掉，多余的苗间掉，还要将好的苗保留下来。到了中午，更是难熬，火辣辣的太阳，仿佛要把人烤焦似得。等到地里的庄稼也长到一人来高，此时在地里干活，就像钻进一个大蒸笼里，又热又潮，苞米叶子把脸上，胳膊上划出一道道血痕。
秋天收割是很累人的活，也是很有技巧的活。农活也不仅仅是凭力气，一个好庄稼把式干起活来也是艺术。割地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特别是割高粱。割高粱时，每人管四根垄。先将中间两根垄上的高粱割下撂倒，然后再割边上的两根垄。将割下的高粱放在一起，顺手拿起一根高粱秆，用手折几下，然后将堆在地上的高粱捆起来。最怕的是收割豆子，豆秧矮，你的弯大腰才能割到，等到了地头，腰都直不起来。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是血泡，又有谁没让镰刀割伤过。
&&&&&时值五月，正是给六寸长的玉米苗施肥的季节，我们从场里领来麦秸提筐，到马厩外的一块平地上去倒磷肥或氮肥，每个人的筐很大，约有一尺多长，九寸宽，六七寸高，一开始装上大半筐肥料去给玉米施肥还不是太吃力，干得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因为总是弓着腰往玉米的根部拥肥是很费劲的，不如蹲着拥，蹲的时问长了也不行，索性跪着往前拥，那汗水就象小河一样顺着眉毛往眼睛里流，后面的汗顺着头发往脖子里流，我一边用袖口擦着汗，一边默默使劲一定要赶上前面那个社员。不知是低着头时间太长还是化肥过敏，收工时脸肿的老大，眼睛也成一条缝了。吸取经验，第二天上工时拿了个干净毛巾，在盛化肥时每次盛少点多倒几次，呵，好多了。“三秋”大忙季节，战斗的口号是“早起四点半，地头两顿饭，中午学理论，晚上加班干”。到了冬天，千里冰封，寒风凛冽，男知青彻夜在麦地参加打机井，笑对寒风，夜里就睡在河边的草棚里，冻得手足发抖，偷偷流泪。
&&&&&年轻人生活在一起，除了劳动、艰苦，还有什么？还有欢乐。　在农村，农民从日出至日落，一般都是完全投入到田间的农活和家务劳动中，然后就是休息睡觉。可知青的文化水平和在城里养成的习惯，他们的生活不能只限于体力劳动，和恢复体力。在农闲时或雨季，没有任何消遣活动。因此我们需要有业余的文化生活，可我们那时受“四人帮”极左的影响，许多真善美的东西，统统被列入封资修的行列，不允许人们传播。因此我们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没有书看，没有音乐听，只有那八个样板戏，反复不停地播送。偶尔大队放映一场电影，也是翻来覆去的那几部，而且又是在露天放映，冬天冻得要命，夏天蚊虫叮咬。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们自己想出自娱的办法。现在的孩子可能都不知口琴是种什么琴，现在的电子琴，电吉他风靡世界。但在30年前，凡是有知青的地方，就会有这种携带方便，经济实惠的，悠扬而熟悉的口琴声，每次挨我去打井，我都带上我的板胡，让我的胡琴声响彻寒冷的云天。就这样每到晚上休息时间，我们就会坐在房头，看着月亮升起，星星在眼前闪烁，尽情地吹着、弹着、唱着。那时最喜欢的是《地道战》中的插曲“太阳一出照四方”，还有《喀秋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后来知青中最流行唱的一首歌是朝鲜歌曲，名叫《送郎出征》。歌词头几句是；“送郎出征漫步原野，情比月夜浓，挽手祝福你，转战南北，望郎建奇功……”那优美的旋律深深地打动着我们。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发泄内心的感情，忘记一天的老累。
&&&&&&在漫长的蹉跎岁月里，我和我的知青伙伴们春天撒粪施肥、整地播种；盛夏，起五更，挥汗如雨，一遍遍锄草、拔草、担粪，我们种麦子，种棉花，种谷子，种芝麻，种烟叶，种地黄，种菊花，中黄花菜，种焦藕；秋天又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割豆、收玉米、打碾、晾晒；隆冬，顶着风雪在零下十八、九度的气温下和社员们一起天不亮就出发，日落西山才返回，拉水泥，从砖窑里往外运砖，吃在田间地埂旁，休息在茸茸的草地上。那时由于长时间劳累，我就特别盼望老天下雨。在农村，只要挂起云彩，就是下雨天。雨下大了，进不了地，可以躺在土炕上看书、睡大觉，那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可是在农村往往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洗不了一次澡，于是身上就会长出许多虱子，那可是浑身痒得难受。
&&&&每到下大雨的时候，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也是想家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可以不用出工了，利用这一天的时间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先是把攒了几天劳动换下的脏衣服洗了，然后写写家信或看看家信，可以趴在被窝里，偷偷地写情书，或日记。大多数时间，我们会聚在一起唱歌，坐在窗台上，望着窗外飘洒的雨丝，心里思念着家乡和父母，泪水同玻璃窗上的雨水一样，无声地流淌。想想在农村的日子里，如果没有那琴声会是一种什么情景？贫穷荒凉，想家难归，风雪弥漫的日子里，是琴声、歌声支撑着、温暖着、慰藉着我们的心，让那些苍白艰辛的日子有了一丝丝色彩、生气和希望。
&&&&到了农闲，我们也搞一些副业，我和场长到新乡市麻捻厂，看他们的机器设备，我照葫芦画瓢搞了一套方案，回来自己搞，做机器成本高，公社机械厂要几千元，我就想，不就是把麻粉碎了吗？我就搞了几次试验。老办法是把麻粉碎，干燥，打散。产量低。当我在工具房找零部件时，看见了打麦机，就提出用打麦机打打试试，结果劲太小，打不散。就用粉碎机，结果打得好，就是麻捻漫天飞。我们就用麻袋把机器抱起来，给粉碎机穿上衣服。旧麻袋要到焦作去买，我和使唤牲畜的老秦头，张万山赶着马车到焦作骨胶厂，买人家不能用的旧麻袋。白天去捡又臭又脏的旧麻袋，晚上睡在一夜5毛的车马店，检够一车就往林场赶。到附近的张庄找铁匠打斧子，刨几棵柳树锯几个木墩，把旧麻袋泡在水里，捞出卷吧卷吧剁成碎块，放入粉碎机，就打出了麻捻，一斤就可以卖一元二角钱。
&&&&当时，林场里经常开会，学习社论，学习毛主席语录，我积极参加筹备了林场团支部，在院里布置了黑板，办了墙报。还被公社邀请去为公社办了一期墙报。健全了林场的卫生所，图书室。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抽调温县县委知青办，筹备县第一届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为董扎根县长写发言稿，起草《温县知识青年倡议书》，审查修改知青代表发言稿，大会结束后，又急赶新乡豫北宾馆参加地区筹备第一届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作为地区第一届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温县代表团的先期人员。会议结束后，董县长执意让我留在了县委知青办。随着时间的增长，客观情况的变化，我的思想发生了动摇。当时正逢大、专院校招收新生，对知情有少量指标，我就打起了个人的小算盘，认为自己的政治条件好，又经过了两年劳动锻炼，符合继续升学的条件，就高高兴兴地报了名。可是，知青办决定把我留下，从此，我的情绪低落下来，工作也受到了影响。董县长和侯主任发现我的活思想后，及时找我谈心，启发我正确对待这件事，教育我要树立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思想，指出上学是革命的需要，继续留在知青办同样是革命的需要。我先后放弃了百泉农专，郑大，西安民族学院上大学的机会。全县944名知青，（男502，女442）分布再22个大队，由于我在知青办的特殊位置，我为林召林场的王莉，招贤青年队的汤鲜花，祥云镇青年队的赵香玲，前杨磊青年队的和爱华在报名，体检上都给与帮助和方便。
&&&&1975年的一个夏天，赵堡公社北平皋大队的30多名知青背着行李，来县委上访，状告大队把知青赶出村子，知青已无家可归，影响波及全县。受董县长和知青办委托，我前去处理，我当时把他们带回去，当天就组织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成里的干部和群众，把他们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等有关文章，将我们来农村的意义，并详细调查了事情原因，原来是白天在地里知青与老农开玩笑吵了嘴，老农骂了知青，那个知青就夜里偷偷趁老农家没人，屙到那个老农地锅里了。大队恼了，就去知青点说了要把赶知青赶走的话。我当晚写了方案第二天去找大队调解。晚上六七点，大队司机因为灌打火机汽油，不慎点燃了油库一个两顿多汽油的地罐，冲天大火照亮了夜空，司机跑到最近的知青住地，哭着求救，我大声呼喊，快拿脸盆，被子。三十多个知青冲进火海，汽油罐上的水泥护层已烧裂，嘣啪直响，我和带队干部张四喜知青李强、王二妞、常玉荣、张俊培、王如意、冯水英、李红旗、刘新江、贺胜利、陈双全、朱长忠、苗保社、宋春原、范庆峰先推油罐子旁边的汽车到大街。然后用被褥蘸上水沟里的水护在油罐旁边粮库的房檐和房脊上，全力全部全部人员用脸盆从水沟舀水传递浇在被褥上，一直坚持到焦作消防队到来。大队书记高克温握着我的手，“咱啥也别说了”。
　&&&&1976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十二属相，辰属龙，故曰龙年。在中国“龙”的传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龙”的神话，龙颜大悦，会利万物，造福人类；龙霆震怒，会冷众生，降祸人间。1976年这一年又轮到中华民族的图腾年，或许该由龙来统治。人们传说，“四人帮”横行肆虐，上下折腾，开罪了“苍龙”，于是把巨大的灾难连连降到中国人民头上。
　　日，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数九寒天，乌云密布，清晨我们同往常一样，起来后，各自忙着洗漱，突然间院子里的广播喇叭，传出令人惊恐的哀乐声，广播员用低沉的声调一字一句地念着讣告：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日上午9时57分病逝，终年78岁。”
　　我们震惊了，都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呆呆的站着，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广播里正在又一遍的播送，让你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犹如晴天霹雳，震惊、痛苦、悲伤交织在一起，我们不知所措。那些日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收听广播，关注消息。可在“四人帮”的封锁下，又是封闭偏远的农村，我们只能知道零星消息。继4月5日天安门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然而老天并没有怜悯，7月28日3点42分，唐山又发生了7.8级地震，成为历史上最为严重后果的地震。当年九月九日，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因病逝世。我们这一代经过“文革”的洗礼，对毛主席特别崇拜，感情至深。毛主席的去世，让我们感到像天塌下来一样，每天都沉浸在悲痛中。　在一年接连不断的灾难中，迎来了10月收获的季节。1976年的10月是一个风雷激荡的10月。“四人帮”垮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我们这些知青，从小到大，都是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度过的，没离开过父母。下乡以后，远离父母，刚开始还觉得，这下子可算脱离了父母的管制自由了。可是农村艰苦的生活和劳动，使我怀念在父母身边无忧无虑地日子，期盼着春节能早点回家。总算挨到返家的日子，头一天就准备好了回家的行装。第二天中午吃完午饭，就早早的踏上回家的路程。火车站，汽车站离青年点很远，有十几里的路程，而且每天下午有一趟车，我们中间只要有人回家，就一大群去送，在公路上放一个犁耙，拦住来往的汽车，再说一大堆好话，把我们知青捎一段路。有时我们一群知青，登上火车后，为了逃避查票，大家分散成几伙，我忐忑不安的和几个老青年在一起，第一次害怕查票，一路不敢抬头。车厢里人很多，拥拥挤挤地，几乎没有空闲的地方。大多数是知识青年，实际上，列车员根本就没查票，那个年代，坐车的尽是些知青，没有钱买票，列车员也知道这一点。我们拥挤着站在车门旁，望着外面白雪皑皑，心里思念着家乡。列车载着我们这些归心似箭的游子，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回家。离家越近，思家越切，久违的家庭温馨氛围，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不是一个恋家的人，即使下乡后在路途颇为遥远的乡下，我每周都会给父母写封家信。因而，我从未感到和父母在心灵上存在距离。
&&&&&&&三十几年前，那是红旗漫卷，豪情壮语的年代，是城里年轻人奔赴农村广阔天地，用稚嫩的肩膀开始拖拉犁铧的年代。一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风暴，把我们共同卷入到农村村。当最初的激情过后，便是漫长枯燥的日子，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乎原始的劳作，粗砺的饭食和精神的贫乏，远离亲人的思念。知青在农村前途的渺茫，文化生活的贫瘠让我们感到生活苦闷，精神无所寄托。这时有很多男女知青在共同生活劳动中产生了感情，他们不管各人家庭状况的千差万别，家庭地位的高低开始了相爱。因为大家都是知青，同在一个起跑线上，相互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相爱是真挚的、淳朴的，这就是知青的乡村爱情，是知青生活造就了这样的爱情。
　　今天的姑娘小伙子们已经很难想象了，在我们可以称作“青春”的那些日子，时光是那样阴沉，生活也那么艰辛，索然无味的“天天读”之外，知识青年生活的青春亮色，便是在桃李芬芳却又去意彷煌的年纪，还有一点点爱的抚慰，有一缕缕初恋的温馨。回想起来，知识青年的初恋真是浸透了岁月苦涩与人生的艰辛。有人形容，知青年代是战天斗地的年代，知青们之间的爱情有若电光石火般，又有若细雨柔风般，各有各的婉丽。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特殊的艰苦环境中，追求特殊的理想与奉献。其恋爱、婚姻自然与“特殊”两字分不开。爱也好恨也好，这段知青的婚恋生活，都让我们刻骨铭心。当年的知青恋情不像现代青年，喜欢花前月下，喜欢浪漫情调，当时没那条件，没那煽情，没那开放。一切都是在劳动与战斗中自然产生。是一种真实的人间烟火。
&&&&&&&&&人生如流，岁月如流，我知道，时间的流逝，代际的更迭，都异常迅速，知青，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名词，一个老的快要掉牙的故事，成为一段残缺不全，过了时跑了调的歌曲。在未来的词典中，撰写这一词条解释时，需要颇费斟酌。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当年的知青并不是窝囊，同样有血性，同样有智慧，而且有在历练中燃烧着报国的烈火，当然也有小青年不脱稚嫩的憧憬。然而，在当时的政治魔咒之下，青年更多更早地趋于成熟，一种对政治敏感的成熟，一种对驾驭命运的成熟，一种对社会的宽让和理解的成熟，以至在审视现实、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选择了一种明智的克制、沉默和思考甚至必要的牺牲，以一种坚毅和顽强的意志守望明天。值得庆幸并引以自豪的是，这种时代选择对于日后释放面世的能量、改变自己的命运起到了极其珍贵的作用。当时，就有好多优秀的知青如：南韩村的郝长春，耿庄大队吴帆生，宋玉兰方召大队刘淑萍，东高招大队赵丽宏，西虢大队高淑兰，西韩村大队乔社意，公社农场的幕冬梅、王玉华都被县委安排到大队任副队长（副村长）。下乡插队，其使命就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甭管你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在我的地头，有圣旨挡驾，所有的知青都是贫下中农的教育对象。农民很穷，很勤劳、很质朴，但在那个时期，他们更看重的是套在头上的荣耀和光环，即使再穷，这份荣耀和光环是无论如何不能丢弃的。政治就是那么微妙，微妙得农民依然看天吃饭、安身立命，微妙得人群的分割可以让一群人不可一世，可以让另一群人不得翻身！这便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主宰者与被主宰者最根本的利害关系。知青进村，将意味着要与农村分羹割肉，当家的贫下中农是绝对不会轻易让与的，所以必须高高祭起贫下中农这面旗帜。而这面旗帜又糅合了亘古以来绵延生息的族群意志，于是，愚昧、冷落、压制、欺凌乃至迫害便应运而生，演绎了一叠厚厚的血与泪知青史话。
如果说不公是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就被愚弄的话，那么，农村的不平所发生的一肚子苦水、怨气更令知青们有被捉弄侮辱的愤慨。工分评比的天平永远是不平衡的，即使效率、工作量、强度胜过同等劳力；公摊劳力外派、深山林场驻扎、水利兴修、抢险救险、公粮入库，那一个不是知青的功劳。流汗出力本无所谓，但那个时候，除了劳累，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意识形态了，所以做事说话非得十分谨慎不可，过头了，那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搞不好批斗会就会落在你头上，像闹事的北平皋知青，知青点三四间房，知青26人，只有铁锨26把，十字扒13把，五子抓13把，粪插9把，镰刀26把。再看厨房白铁盆3个，水桶一副，锅盖3个，白布十尺，擀杖2根马灯2个，这就是全部家当。（事过以后，我向县委打了报告，县长批了棉花、棉布，对这个知青点予以改善）这种情形早已司空见惯了，不堪回首。我曾经亲历其境，公社组织运动会，我们报名参加了项目，青年队的全部剃了光头，短裤，白回力鞋。在赛场上因与乡长儿子打架，被取消成绩。一次到外村看戏，因争位子，被当地农村人大打出手，知青王宏被扔到粪坑里。一次在县城礼堂看电影，因为档视线知青被打，知青满县城遭追打，被我藏在知青办里屋就六名。林召林场的知青王明现因与老农吃饭拌嘴，用碗打伤老农，被捆绑送县看守所，我怕他路上再挨打，就与书记职永枝，会计王再宽去送。在县委大院我的办公室三人食物中毒，我在医院住了三十多天，（恰巧，我们出事是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刚两天，大院就传出三人自杀身亡的消息，原来大院有三个县委干部追随四人帮已被暗自任命县委一二三把手，街上就误传他们三人自杀了）
&&&&&知识青年来到了农村，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给农村带来了生气。特别是那些长得如花似玉的女知青，有如一朵朵含苞欲放的红玫瑰，给只有朴实的怀菊花、红苕花的农村增添了色彩，让农村人大饱了眼福。
　　她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本应该受到他们的呵护，在他们的培育下，茁壮的成长。但这些单纯的姑娘，有很多人却没有受到保护，毫不防备从她们身边伸来的色魔之手，
&&&&女知青受害已不是新闻，城关大队农民赵热闹强奸知青赵玉琴，徐堡大队农民李发文强奸知青史秀莲，东招贤大队支书任长江强奸知青董水仙，苏王大队团支书张志成强奸知青潘小玲致使怀孕。徐堡大队打井技术员郭建中也对知青潘小玲强奸。赵堡北平皋大队书记朱文明多次强奸知青张荣霞致使怀孕。就连我所在的林场的女知青也有类似情况。更令人气愤的是新乡市知青qiaokunna下乡温县城关后东南旺大队的当天晚上，就被大队值班员范万俭侮辱，由于知青反抗，范万俭遗精而逃。
&&&&&我们青年队还算好一点，45个知青，男女对半，我们吃饭在食堂，每人每月按口粮发饭票菜票。做饭的是个农村老头，60多岁，家是林昭公社郑杨门大队的，我们都喊他“老郑头”。
“老郑头”身材不高，有点驼背，眼睛小但有特别有神。特别是他看女知青那眼，但凡瞅上谁一眼，都会吓得赫赦。卖饭时，一手接过女知青的饭票，故意在女知青的手指上划拉一下，眼睛盯着女知青的胸部，拿馍的手却伸到了菜盆里。那一天，他又摸了冀蕾蕾的手，被臭骂了一顿，“你个老不死的臭流氓”。
&&&&&事务长宏乐不愿意，“小冀，流氓这帽子可不能乱扣呀？”
&&&“乱扣！你问问他，为啥半夜去女厕所？”
&&&&&宏乐看了一眼“老郑头”，
“老郑头”低头不言。
&&&&&我们院里养着一条黄狗，是知青的伙伴。它全身长着黄毛，乌黑的眼睛锐利、明亮，尾巴蓬松跷起。每到开饭时就围在我们跟前摇头摆尾。男知青肖石不想回屋拿碗筷，就趁“老郑头”不注意，溜到食堂里屋找碗筷，不想，翻出一个纸盒，以为是筷子。“老郑头”见状一把夺过，和肖石翻了脸。
“一双破筷子值得你给我翻脸？”肖石急的满脸通红。
“你，你，你，你为啥翻我的东西？”“老郑头”也起的说不成话。
&&&&你说巧不巧，谁也没想到趁人们正看吵架的当口黄狗一口衔住盒子跑了。“老郑头”一愣，掂起擀面杖追了出来。
&&&&院子里马上热闹起来，60多岁的“老郑头”撵着狗，黄狗在慌不择路的跑，男女知青在敲打着饭碗助着阵。宏乐在后面喊“老郑，你不要命了”？
&&&还是在知青的围堵下，黄狗才丢下盒子，畏缩着身子，显示出一副时刻准备挨打的可怜相。见宏乐拾起盒子，老郑一脸的说不出来的一种表情，“让我看看老郑放的啥宝贝？”刚把盒子的盖儿打开，啪，宏乐将盒子摔在了地上，一张张带血的卫生巾从盒子散开！
&&&&&通过下去知青点工作，我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才是人性的意涵。从此，我一直要求坚持走下去，直至以后我有幸走出今天，重写后来。
&&&&&在农村的三年半，我们是身在农村，心向城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不一样的事情。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林场43个人，每个人的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总是会有一些家里的情况：夏天了，天气多么酷热；冬天了，今年怎么冷呀，每一笔。都是跟我们这些知青的心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农村插队几年后，无论是当初写了决心书积极要去的知青，还是很无奈地被动员而去的知青，他们共同的心愿是上调，是回到城市。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如果不回去，天天劳动，不能养活自己。我们那里算是好的，每天从早干到黑，一天的收入还不到8毛钱。
后来，思想慢慢松动，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回归城市。1973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指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然这仅仅是一句话，但是已经认识到知青问题将来要酿成社会问题。其实，1975年已开始解决知青的出路问题。当时，你可以去县城的纺织厂，张新胜、郑瑞凯、冯祥云三知青就去当了工人。袁向民、姜宝琴、李梅香到新乡市废旧公司当了工人。我当时在知青办，每月工资42元，也就没有考虑回城的事儿。
根据政策，知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回归城市，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考取大学，二是在外地参军，转业后回原籍；其他大量的普通知青，只要户口还没有离开农村，只要还没有结婚，只要没有在当地安排过工作，都可以回归。1978年、1979年，每个县市区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大量知青还都在农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都在办手续想把户口迁回来。实事求是地说，只是把户口迁回来，不落实工作。那时还有一个回城的方法就是知青父母到年龄退休，子女可以接班，解决了不少知青回城。我就是1977年6月接母亲的班回城的。　总体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程可以这样简略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年中央办公厅依此发布，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号召。《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人。
　　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及其形成的《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到1981年底，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我们这一代，命中注定是沧桑动荡的一代，是狂热与消沉、惶惑与挣扎、失败与成功、泪水与欢笑交织的一代。告别校园，步入社会，历经了整整四十年。第一个十年，属于青春，是天真幼稚、激情昂扬的时期，可青春时节却上山下乡；第二个十年属于迷茫，从曾经是广阔天地的农村，先后重新回到陌生的城市，一切从头开始，娶妻生子，养家糊口；第三个十年是最为苦涩的十年，在商业时代的巨大转折和动荡中，面临下岗，自谋出路，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地位，却上有老下有小，一根生活的扁担艰辛地挑着一老一小的两头，在下岗的大军里，可以大量地找到他们的踪影；第四个十年，我们这一代开始相继到了退休之年，步入老年。落日心犹壮也好，只是近黄昏也罢，一代知青真的已经走到了尾声。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回首四十年前,人生旅途酸甜苦辣,记忆犹新。如今,我已54岁，早已韶华尽逝,青春不再。皱纹悄悄地爬上了额头,鬓角上添了丝丝华发,皆已迈入花甲之年。昔日的纯真、昔日的梦想、昔日的追求、昔日的狂热,仅存于美好的记忆之中。每个人都是一本打开的书。书的封面的装帧，里面的内容，会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代知青，命运的轨迹是大致相同。因为我们这一代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幸运也罢，磨难也罢，我们就这样风风雨雨地走过整个青春期，走到了老之将至。一代人的青春彻底成为了回忆。
上山下乡锻炼了我，从思想上改造了我，使我和农民接近了；知青生活锻炼了我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知青岁月又锻炼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增长了我的知识和才干，提高了我的综合素质，使我在以后30多年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成长为一名社会上有用的人。
(河南省温县林召林场知青（43人）王建成、刘玉霞、张新花、徐学会、张国才、程合作、王宏、马丽君、石风林、李梅香、吴德成、《孙福喜阮艳华》、王春富、彭龙海、牛超、赵宝珠、张新瑞、冯祥云、李孝慈、彭龙江、《聂林厚王淑琴》、姜宝琴、郭庆喜、刘长发、郝惠民、侯民、王相文、靳朝峰、袁向民、王福生、《张新胜朱新丽》、王明现、朱志刚、苏建桥、催灵芝、王建庄、《张新利崔灵芝》、、茹庆喜、王鹏、王莉、李新贵。)
带《&&&&&&》号的以结为夫妻
　福州新闻网讯　50年前，他们是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当年他们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来到晋安宦溪林场，成为第一批林场拓荒者。19日，百名老知青重聚宦溪林场，忆苦思甜。
　　“现在想想那个年代还真是艰苦。”19日上午，参加重聚活动的郭祥锋感慨不已：“那时候去上工，要翻五六座山，出门时装的一壶水，不到开工的地方就喝完了，就随便在稻田里再装一壶。”
　　郭祥锋今年67岁，1963年他来到宦溪林场时才17岁，刚从福州六中初中毕业。
　　郭祥锋回忆说：“当时我们在山上，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很耗体力，却没有什么吃的，主要就是米饭配点素菜。”此话一出，其他老人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时主要是没有油，肚子很容易饿。”
　　“一收工，我就拿个凳子，坐在田埂边看书，等太阳落山了，就回到房里在煤油灯下看。”“那时看的书还真不少，许多书都是在那时候看的，四大名著、《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提起在山上的休闲活动，许多老人纷纷说，那时就是看书、下棋。
　　“那段日子，吃苦很多，收获更多，身体锻炼得更壮实了，后来到其他工作岗位上都不觉得苦了。”现场许多老人都表示“不后悔上山，那是一生的财富”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