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奸诈“三国人”！这些人丝毫不输给曹操
&&我们都说曹操是奸雄，但是要比奸诈这些人丝毫不输给曹操。他们是谁呢?
&&司马懿 无坚不摧的大奸者
&&司马懿又上榜了，我们真的不得不承认司马懿真的是《三国》中最牛逼的人物，“忍者之王”、“表演大师”都是他的名号，他的“奸”更是无坚不摧，出神入化，司马懿屡遭孔明戏弄,为了蒙蔽对方，凭着一张老脸都能安之若素,看到诸葛亮送他的巾帼妇人之衣,心中虽是大怒,脸上却能笑出花来，真乃奸中之高人也。后来诈病除曹爽,只是小菜一碟，豢养亲信,铲除异己,那是手到擒来，最终凭着他出神入化的奸诈为他孙子统一三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曹操 最出名的乱世奸雄
&&《三国演义》中曹操被活活的刻画成一个奸者形象的，导致后世很多人都对曹操产生很深的误解，所以曹操有乱世之奸雄、和奸绝的美誉。曹操一出场就把“奸诈、狡诈”表现得相当精彩，刺董未成，献刀董卓只是牛刀小试，杀吕伯奢，杀运粮官而解军心,赤壁之战大败逃亡,上演著名的“曹操三笑”,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利用关羽讲“义”的弱点，从华容道逃脱;尔后的借酒疯杀人,装睡觉杀人等等,都将曹操使奸弄诈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刘备 最有境界的奸者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大家都认为罗贯中有意尊刘贬曹，刘备是被美化了的奸者，而且刘备虽然奸却还能留下万古美名，实在是有境界、有水平。桃园结义和平原县县令是刘备发家的原始积累,刘备工于心计,善于把握时机,在听闻反董卓联盟的矫诏后,赶紧假装偶遇公孙趱,混入联盟,又凭借三英战吕布一站成名。而刘备欲擒故纵的本领也是炉火纯青的,三让徐州,巧取荆州,豪夺西川,打着借的名义就把人家的地盘给占了,还赢得了仁德美名。
&&和曹操煮酒论英雄,面对曹操的试探,刘备假装糊涂，迂回搪塞，全身而退。在献帝面前又以血衣反曹借此行讹,使得献帝亲修皇谱,赐他皇叔之名,为其的政治生涯加盖了皇室的公章,从此他以皇叔自居,打着代表皇室的旗号谋图霸业。
&&长阪坡赵云百万军中舍命救阿斗,刘备觉得无以为报，既将阿斗往地上一摔,说出“为此小儿,险些坏我一员大将”的漂亮话，让赵云吃了秤砣铁了心地跟定他。临终托孤时，他又瞄准了孔明的性格,说出:“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等逆反言语,令孔明手足无措,从此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贾诩 最有城府的奸者
&&阎忠评价贾诩：“有良(张良)、平(陈平)之奇。”贾诩更像汉初的陈平，因为陈平的智谋中含有更多的奸诈成分。一次，贾诩被异族匪贼所抓，谎称自己为异族所惧的段公外甥，成功脱身。贾诩临走时怕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安慰一同被俘的汉人，告诉他们，自己回去之后马上筹钱来赎他们，自己桃之夭夭，可见贾诩的自私狡诈。贾诩为了自保，还怂恿李傕，使得长安城被屠城;为了挽回自己的名声，他使计救出汉献帝，把自己塑造成不记名利，忠于汉朝的高大形象。后又发现曹操势大有成，劝张绣归曹，自己也成为曹操谋士，因为知道自己是外臣不如郭嘉他们，行事都很低调，发现曹丕可成大事，又不顾曹操对曹丕的不满，坚决支持曹丕，最后位列三公，成为三国最得善终的人物。
&&司马昭 最不动声色的奸者
&&司马昭是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哥哥司马师死后，他接替做了大将军。司马昭同父亲、哥哥一样，工于心计，谋略过人。三国中姜维曾说道：“司马昭奸雄，比于曹操。”司马昭的奸是不动声色，笑里藏刀的那种。司马昭独揽大权，曹髦不满，欲铲除他，却被司马昭下令所杀，最后还将罪责归于一个小卒，轻松地把弑君之事轻易地掩饰了过去。一个敢杀天子的人，历史上能有几个。后面还戏责阿斗，让阿斗创造出了“乐不思蜀”的成语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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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属于三国时期的人物么？
我们老师说属于东汉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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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看看书吧
东汉末，老师是对的
属于人物，和，姜子牙，并成为四大天王
找个韩国人问问，他会告诉是属于哪里。
是韩国人。。
都是思密达 都是大棒子
算东汉末期，他没有称帝，三国是从吴孙权称帝算起的
奥巴马他妹也知道。。。。
傻？必须称帝才算一国？
通常说的三国包括，但历史上的不包括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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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历史长河里。并不算最杰出的。　　但却是最全面的，诗歌水平极高。统兵打仗也是好手。用人也不错。　　但毕竟没有统一国家。而且有屠城这样的记录。
　　东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曹操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从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于禁和乐进，是曹操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大将；张辽和徐晃，是曹操从亡虏中选拔出来的大将。他们作为名将，辅佐曹操成就大业，均立有赫赫战功。被曹操任命为州牧和郡守的许多人，也都出身低微。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　　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曹操施政，受其寒门出身的影响，与儒学士族阶层一味倡导仁义，主张宽纵不同，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魏统治者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宦有关。曹操的崇尚与政策即由他的阶级出身决定。”前揭《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9页。
　　首先，曹操治军施政厉行申韩法术。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末“评”中有论云：“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以为曹操“明略最优”，而核心在于“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其实，曹操在汉末初出仕时已表现出这一特征。如其任洛阳北部尉，“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他后来为济南国相，《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注引《魏书》所载更详：“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至，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可见曹操早年从政尚法术的特点。　　曹操强调法术之治，首先来自其以法治军。曹操治军，赏罚分明。建安八年（203年），颁布《败军抵罪令》，说：“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曹操所下《军令》中，也规定军队在行军过程中不得随意砍伐树木、驻扎时不得从事买卖交易，犯者严惩，确保其军队的有效战斗力。至于他下发的《船战令》、《步战令》等，涉及到各兵种军队的具体作战规范，更说明他将法制精神落实到了治军的各个方面。此外，他非常注重军队中负责刑罚官吏的选拔，曹操建安十九年颁布的《选军中典狱令》说：“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可见其军队中主持刑狱、赏罚的官员都精通法理。　　严明的法纪、详细的条文、严格的执行，充分体现出曹操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实践。曹操对兵法很有研究，他领兵御军前后长达三十余年。史书载“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根据曹操所注《孙子注》，其“以法持军”的核心在于赏罚，对于违反军令者，“轻重随其刑”；他要求执法必须严格，“设而不犯，犯而必诛”；他要求赏罚并举，“恩信已洽，若无刑罚，则骄惰难用也”，因此“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若骄子之喜怒对目，还害而不可用也。”因此，必须严厉实行军法，以达到“虽用众，若使一人”的效果参见邱复兴《曹操今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5-206页。。孙权十分推崇曹操的军政手段，曾说“至于御将，自古少有”。曹操深得领兵“御将”之法，其关键又在于他能身体力行。《三国志》本纪注引《曹瞒传》载一事例云：“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曹操以法自律如此。　　不惟治军，曹操治国也以法术为先。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他在所上《陈损益表》中便说：“昔韩非闵韩之削弱，不务富国强兵，用贤任能。臣以区区之质，而当钟鼎之任；以暗钝之才，而奉明明之政。”很显然，曹操向汉献帝表达了其治国施政遵循韩非的法家思想，“富国强兵，用贤任能”，他书“遵奉旧训、权时之宜十四事”《艺文类聚》卷52引。，也就是他具体施政的主要事宜，具体内容今天虽不可知，但显然是体现“富国强兵，用贤任能”的法家精神的。官渡之战后，曹操全面落实以法术治国。他在军队中挑选了一些有军功的将吏担任地方行政官员，帮助他控制和管理地方行政。这种取仕方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曹操明确提出“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原则，大力提拔那些“功能”之士，厉行法术之道。曹操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取仕原则，一般说来，身处乱世，出于实用的目的，必须重视“功能”的表现，而无暇“尚德行”。这是曹操同时代的其他军阀人物如袁绍、刘表等人绝对做不到的。曹操治国，对法律制度十分重视，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他在丞相府设置理曹，命高柔为理曹掾，他说：“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汉祖除秦苛法，萧何定律。掾清识平当，明于宪典，勉恤之哉！”曹操明确表示“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治国原则，要求相关官员健全、完善其法律制度。　　曹操治国，崇尚法术，他所任命的地方官员，无论其原本出身或寒门或士族，都必须执行打击、抑制地方豪强的法术政策。在这方面，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和贾逵等人的表现突出，他们“明达法理”，对各地豪强势力多有打压。对曹操的这种政策，士族社会是难以接受的，因而多有抱怨。如袁绍发布的讨曹檄文，其中指责曹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缯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袁绍之所以如此攻击曹操，不仅他本人与曹操势不两立，而且代表了那些受曹操法术之治摧残的世族豪强的愿望。袁绍在河北，执行对儒学士大夫和地方豪强有利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对大族豪强宽弛，“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曹操占领河北后，立刻反其道而行之，严厉实行法术之道。《三国志》载建安九年九月，曹操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魏书》载之更详：“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对于曹操与袁绍二人政策的不同，当时人已有比较，如官渡之战前，曹操军队数量少，有人忧虑曹操无法取胜，郭嘉对曹操说，“绍有十败，公有十胜”，其中“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指出曹操的法治远胜于袁绍。确实，曹操通过法术之道，制约了世族豪强势力的膨胀，从而在减缓对百姓盘剥的前提下，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与实力。
　　曹操依法治国，根本目的在于强化集权。据《曹操集》所录《清时令》，曹操曾对群臣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所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就是要下属对他忠心耿耿。但实际上，由于社会身份、阶级地位及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士族名士与其矛盾甚深，对其政策也多有不满。因此，曹操主政后，对一些危害其统治的士族名士毫不手软，袁绍在讨曹檄文中便指责他“乘资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县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太尉杨彪，历典三司，享国极位，操因睚眥，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触情放慝，不顾宪章。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故圣朝含听，改容加锡，操欲迷夺时权，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进而指责曹操“放志专行，胁迁省禁，卑侮王官，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蒙显诛，腹议者蒙隐戮，道路以目，百僚钳口，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曹操所杀名士确实不少，其中尤以建安十三年以不孝之名杀害孔融影响最大。以上被杀者多为长于议论的所谓“浮华名士”。对一般儒学大臣，曹操控制得也很严厉，如何夔为曹操司空掾属，“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是以终不见及”。可见曹操对士大夫是“往往加杖”的。　　不仅如此，为控制儒学名士，曹操还设立了“校事”制度，专门监督朝臣。《太平御览》卷二四一引《魏略》载：“始，欲广耳目，使卢洪、赵达二人主刺举。洪、达多所陷入，故于时军中为之语曰：'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据《三国志》卷二四《魏书·高柔传》，“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高柔反对用小人监督大臣扰乱朝政，曹操说“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曹操先在军队中设“校事”，后扩大到朝廷内外，起用一些出身低贱者为之，目的在于“欲广耳目”，“主刺举”，就是检举揭发大臣的言行。这种“校事”制度，实际上就是后代的特务机关。校事检举，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其监督的核心是儒学士人。如徐邈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赵达“白之”，曹操大怒。曹操用校事监督大臣，自然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孙权对曹操的这一手段非常佩服，他认为曹操之所以能让儒学朝臣俯首，关键在于其能行法术，孙权尝与诸葛瑾言，说汉末士大夫“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曹）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不过，严厉的法术之治，特别是过分倚重校事一类，必然造成导致政治的苛酷残暴和冤假错案，对此，孙权也说到，“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孙权本意是为曹操的军政措施辩护的，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政治有残酷的一面。　　其次，曹操重视选举制度的改革，用人唯才，知人善任。　　东汉以来，取仕一重礼法德行，一重门第阀阅，这是与当时士族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曹操力纠其弊，重视个人的实际才能与才情。他提拔了很多不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人，如郭嘉，为人任性，为曹操的核心谋士，这引起了士族阶层的不满，如“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愈重之”。士族人物攻诋郭嘉“不治行检”，实际上是抗议曹操的用人方针，但曹操非但不为其左右，而且不断提携所谓的“无行”之士。王粲、杜畿、裴潜等人皆为人“通脱”、“阔达”、“疏诞”，“不修细行”，他们曾依刘表，不受重用，后皆归曹操而颇有功业。在这方面，曹操并非启用个别所谓无行之士以对抗士族，而是确立了新的用人标准，形成了新的用人制度。曹操的用人之道就是“唯才是举”。　　在建安十五年，他第一次下求贤令，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他明确要求负责选举的官员必须打破儒家道德观念的束缚，“唯才是举”。建安十九年，曹操第二次下求贤令，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议，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在“有行”与“进取”之间，曹操要求不必求全责备，“士有偏短”，德行虽有缺陷，但只要有才能，即可以任用。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第三次颁布了求贤令，说：“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他明确要求选举必须突破儒家道德的拘束，唯重实际的“治国用兵之术”。从曹操的三次求贤令，可见他公然地向儒家道德标准提出了挑战，与以往的孝廉、贤良等科名大相径庭。
　　曹操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以往人们多从时势方面找原因，以为社会形势迫使其重视实际，这虽不无道理，但似乎总欠完满，因为同时代的儒学大族割据者刘表、袁绍等，用人依旧重德行，唯曹操反其道而行之，这当与其出身有关。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东汉与曹魏，社会风气道德标准改易至是，诚古今之巨变。而所以致此者，固由于魏武一人之心术，而其所以敢冒举世之大不韪者，则又因其家世传统少时熏习有以成之也。”《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144页。关于曹操求才三令的意义，陈寅恪先生以为“三令的颁布，是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一大变革，并非仅止是为了求才于一时，如果深入一步，联系曹操的阶级出身来考察，就可知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占有政治上的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的儒家教义摧陷廓清，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以与儒家豪族人物如袁绍之辈相竞争。从摧陷廓清儒家豪族的金科玉律来说，此三令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的宣言。与之同者，便是曹党；与之异者，便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前揭《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2页。从魏晋士风的变化看，曹操此举影响甚大，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条”指出，两汉倡导儒学，尊崇节义，整齐风俗，“而（曹）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比顾炎武等批评得更为厉害的是何焯，他在《义门读书记》中云：“如此则所得者不过从乱如归之徒，虽取济一时，东汉二百年之善俗俄焉尽矣。由此篡乱相循，神州左衽，岂非中国礼教信义为操所斲丧而然耶！”晚清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也说：“自魏武崇尚权诈，流品不立，继以文、明，点饰浮华，由是风教凌迟，人不知有礼义。晋初佐命者，皆卑污无耻之徒，视篡盗为固有。”可见正统儒家礼法之士对曹操政策影响的估量有多严重。曹操的政策引起了中古士风与世风的深刻变化。刘大杰先生所论最为直白：曹操的用人政策“正式毁灭了儒家的仁孝学说，而仁孝学说，又是儒家思想的根底”，因此，对于“魏晋时代士风的转变，曹操确是要负相当的责任”《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页。。　　不过，也应当指出的是，曹操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治家，其政策的执行也是如此。他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要求，必然造成对传统道德的激烈冲击，但不能因此就全面否认其用人完全不重道德，准确地说，他所反对的是当时普遍虚伪化的道德说教，力图突破等级制度的束缚，将出自寒门的俊杰之士选拔出来。实际上，曹操集团中的人物真正品行不端或大节有亏者并不多见。当时世家大族已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社会盛誉，其文化教养也普遍较高，因此，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政策，其所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当然主要来自于士族。曹操前期的发展便得到颍川名士代表荀彧、荀攸等人的帮助，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帮助曹操选举士人。《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载：“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荀彧所荐人才多为世袭性的大族名士，他们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的骨干。荀彧作为汝颍名士群体的代表人物，他与曹操合作，并帮助其举荐人才，“打开了（曹操）与士大夫阶级结合之通道……士大夫阶级加入曹操集团，扩大了其社会基础”毛汉光：《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第116-117页。。曹操占领河北、荆州后，虽采取打压地方豪强的措施，但也注意网罗地方名士。田余庆先生将曹操所交往的士人分为三类：一是以郭嘉等为代表的门第较低者，他们具有“事功之臣”的特征，为曹操所倚重；二是以孔融等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名士，他们往往“恃旧不虔”，起破坏作用，所以曹操寻机加以清除；三是数量最多的介于两者之间的士人，他们虽对曹操一味用人唯才不满，要求选士“慎德”与“兴功”并重，而且要“核之乡闾”，这是对唯才是举的部分否定，但曹操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后来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参见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前揭《秦汉魏晋史探微》，第158-161页。。　　从总体上说，曹操在用人政策上能够打破常规，不拘一格，最大限度地收罗各方面的人才，而且能够知人善任。他在军事方面多有出奇制胜、以弱胜强、化险为夷的经历，在社会变革方面，往往能够排除各种阻力，廓清迷障，从而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作出最佳的决策，这多得益于其众多文武大臣们的谋划和建议，而作为决策者的曹操则确实做到了知人善任。
　　其三，曹操施政重视节俭，厉行“务以俭率人”。　　作为非儒家的寒门人物，曹操不重视儒家礼法，表现在生活上就是简易、随便。郭嘉比较曹操与袁绍为人异同说：“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又说：“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郭嘉以为曹操在道德上胜过袁绍。这里所谓曹操的道德，就是寒门的实用道德风尚，而非儒学世族社会虚伪化的道德，其表现则为“自然”与“以俭率下”。曹操本人的生活确实是崇尚节俭的。《三国志·魏书》注引《魏书》载：“（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所谓“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概括了曹操的生活作风，曹操对自己及其后宫、子弟等都有严格的要求，日常生活用品皆尚朴素，摒弃华丽雕饰之物。检核《曹操集》，其中有几则曹操的《内诫令》，说明曹操自律甚严。如其一云：“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世无韦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皂韦衣之，粗布作里，此孤之平常所用者也。内中妇曾置严具，于时为之推坏。今方竹严具缘漆甚华好。”所谓“严具”，即“妆具”，日常梳妆打扮用具，曹操“不好鲜饰严具”，所用乃朴素的“方竹严具”。又一则云：“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曹操服饰之俭由此可见。又一则云：“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今以木作。”曹操以身作则，将用于治病的银器改为木器，以绝他人仿效之口实。又一则云：“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熏。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香熏”和“以香藏衣著身”是上流社会的生活习尚，曹操以不合朴素之道而禁之。　　从有关史实和魏晋之人的评论看，曹操确实比较自觉地依令行事。《三国志·魏书》注引《曹瞒传》称其衣著简朴，常“被服轻绡，身自配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又据《三国志·魏书·卫觊传》，魏明帝曹睿奢靡，卫觊谏曰：“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贵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卫觊为建安老臣，对曹操俭约之制当然熟知，曹睿亦曾得乃祖曹操亲自教诲，所以卫觊称“陛下之所亲览”，以此可见曹操的俭约确实是身体力行的。西晋时江南人陆云曾先后三次检点邺城魏宫所遗曹操旧物，并写信将“案行曹公器物”的情况告诉其兄陆机，称曹操之“介帻如吴帻”，“严器方七八寸，高四寸余，中无鬲，如吴小人严具状”，“扇如吴扇”，“笔亦如吴笔”云云《陆云集》卷8，《与兄平原书》。。从信中语气不难看出，陆云对曹操器物之俭十分惊异，以为其介帻、严具、扇、笔用品等与江南“小人”所用相似。对陆云信中提到的其他用具，如梳枇、拭目黄絮、手衣、卧笼、挽蒲等，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曹操遗物”条中对其用处已有详实的考订，皆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而非奢华之物，周先生并加案语说：“从陆云书中可以想见曹操所用器物颇为俭朴。”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　　曹操不仅生前俭朴，而且针对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也厉行变革。早在建安十年，他初定冀州便下令“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建安二十三年他又为自己选定墓址，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建安二十五年，他死前又遗令不得隆丧厚葬：“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曹操以遗令明确其丧葬规格，以节俭为意，此举影响深远，其子曹丕、曹植等皆作《终制》，行薄葬，文武大臣也加仿效，这推动了魏晋之际薄葬风尚的流行。　　曹操对其后宫和子弟的生活作了严格的规定，而宗旨是俭约。如“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适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又据前面所述曹操“后宫食不过一肉”等，这在当时都形成了制度。《曹操集》中有一则《内诫令》说：“吏民多制文绣之服，履丝不得过绛紫金黄丝织履。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以与家，约当著尽此履，不得效作也。”可见“侍御履不二采”的话并非虚言，如“（曹）植妻衣绣，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这说明曹操倡俭不仅有明确的制度，而且严厉执行。　　在曹操上述政策的制约下，其后宫和宗室厉行节俭，蔚然成风。如曹操之卞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常得名璫数具，命后自选一具，后取其中者，问其故，对曰：'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又：“后以国用不足，减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她并一再要求其亲属：“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一次她回娘家，“请诸家外亲，设下厨，无异膳”。至于平常，“太后左右，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又如曹丕郭后，“性俭约，不好音乐，常慕汉明德马后之为人。”又常告诫其外亲谨慎行事，其母卒，兄弟“欲厚葬，起祠堂”，她力止之。曹操诸子也多俭约，如曹植“舆马服饰，不尚华丽”，器物皆依乃父俭朴之制；曹衮“尚约俭，教敕妃妾纺绩织絍，习为家人之事”。这些史实表明，曹操倡俭，其后宫和宗室贯彻甚力，收效显著。　　曹操的节俭还体现在其军队服制方面。“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魏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非国容也。”曹操自行设计将校服装，其目的是“简易随时”，力图改变汉末颓风。
　　更为重要的是，曹操进一步将节俭与选举制度结合起来，作为考核、铨选官吏的依据。史载：“为司空丞相，（毛）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又：“（毛）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励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飧之絜，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曹操用毛玠主持选举，毛玠“务以俭率人”，以致“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三国志·魏书·和洽传》的一段记载正说明了这种变化：“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检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和洽指出曹操以俭举人，所以有人作伪，建议可适当调整。和洽的批评固然有道理，但曹操厉行节约，政策确实很严格。西晋傅咸反对奢侈，上书晋武帝倡俭，便援引曹操时期的做法，《晋书·傅玄传附子咸传》载：“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玠，风俗之移，在不难矣。”由傅咸的评论，可以看出曹操这一政策确实得到了具体落实，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这种社会风气的变化，正是曹操以俭取人政策的结果。
　　陈寿《三国志》：“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魏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李瓒：“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　　孙权：“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孙楚：“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　　陆机：“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釐三才之缺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辉。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　　潘安：“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算。”　　刘渊：“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　　王导：“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　　裴松之：“魏机变无方，略不世出。”　　垣荣祖：“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矣！”　　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李世民：“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　　王勃：“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故能东禽狡布，北走强袁，破黄巾于寿张，斩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顿悬颅；拥旆南临，刘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信超然之雄杰矣。”　　魏元忠：“魏武之纲神冠绝，犹依法孙、吴，假有项籍之气，袁绍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终以破灭，何况复出其下哉！”　　朱敬则：“观曹公明锐权略，神变不穷，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听不惑，临事决机，举无遗悔，近古以来，未之有也。”“昔魏兵锋无敌，神机独行，大战五十六，九州静七八，百姓与能，天下慕德，犹且翼戴弱主，尊奖汉室。”　　赵蕤：“运筹演谋，鞭挞宇内，北破袁绍，南虏刘琮，东举公孙康，西夷张鲁，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绩未究，中世而殒。”　　张说：“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傍高冢多贵臣，娥眉曼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张鼎：“君不见汉家失统三灵变，魏武争雄六龙战。荡海吞江制中国，回天运斗应南面。隐隐都城紫陌开，迢迢分野黄星见。流年不驻漳河水，明月俄终邺国宴。文章犹入管弦新，帷座空销狐兔尘。可惜望陵歌舞处，松风四面暮愁人。”　　司马光：“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何去非：“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衮；蹙袁术于淮左，彷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　　苏洵：“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　　王安石：“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驎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洪皓：“长笑袁本初，妄意清君侧。垂头返官渡，奇祸怜幕客。曹公走熙尚，气欲陵韩白。欺取计已成，军容漫辉赫。跨漳筑大城，劳民屈群策，北虽破乌丸，南亦困赤壁。八荒思并吞，二国尽勍敌。四陵寄遗恨，讲武存陈迹。雉堞逐尘飞，浊流深莫测。回首铜雀台，鼓吹喧黾蝈。”　　钟惺：“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张溥：“孟德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　　陈祚明：“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　　黄摩西：“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总结而言，同时代的诸侯和曹操有着极大的差距。包括与其对抗多年的刘皇叔与其相比也难以匹敌。“超世之杰”和“英雄之器”高下立判！
　　楼主辛苦了,wF琢5gt郝iyndl　　
　　治世之人臣，乱世之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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