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帝俄除参加八国联军外，又藉口保护中东铁路，集兵十万余人，分南北两路，以夹攻之势进入东北。吉林将军指令各地，应积极筹备战事，严加防范。遇俄军入境当迎头堵击，同年秋八月十三日，奉天仁字军赴黑龙江省抵御俄军大败，败兵退至农安北境30华里处，正好和祥、裕二社的社勇相遇，两下合兵一处，因武器不敌，数十名壮勇战死，农安县为社勇在县城修建昭忠祠。八月二十四日，清廷和帝俄和议，又命各地当俄兵过境时当执白旗相接，不得轻自开枪，以致失掉和好而酿成事端。当时有俄兵约400人渡过松花江住在狼窝地方（今前郭境内），次日晨，进驻哈拉海。知县杜雄派哨官刘德海偕通事（即翻译）前往迎接，并命兵勇不穿号衣，不带军械，商铺门口均插上白旗以表示和好。然后杜知县巡视县衙及街巷，告嘱官吏和百姓不要惊慌，安抚商户不要关门，并部署兵勇巡逻防守，以保县城安定。知县亲自到城北门外，立马以待俄军到来。傍午时间，俄兵约400名，车载快炮4门到达。知县与俄军官会面，讲明两国现已和好，俄方应遵守信义，请勿骚扰百姓，我方已命兵勇和百姓不准擅自开枪炮。俄官员点头应诺，俄兵由县城经过，秋毫未犯，驰往长春府而去。
八月二十八日夜晚，又有俄兵马队约400余名，车80余辆，载快炮5门，从哈拉海驰来。未进城，知县派哨官刘德海偕通事送牛2头，柴4车，在城南打尖（吃饭）休息，翌日天明赴长春府。
闰八月初一近午，由新城（今扶余）一带来俄军官率40名俄兵由县城经过，与杜知县晤谈片刻，双方以和好为喜，送俄兵牛1头，米1石，菜叶、白糖、点心各10斤，俄兵起程赴长春府而去。
又有俄营官夫斯带马队30余人由县城经过，吃过早饭后，赴长春府而去，送俄军牛3头，大麦3袋。
在数次俄兵过境期间，开始时，人心慌慌，东逃西躲，人们称之谓：“跑老毛子”（老毛子指俄国兵）。因知县从保护民众利益出发，亲自与俄官周旋，尽量避免发生事端，所以俄兵在过境时，只发生过一次骚扰百姓事件。在县城北赵家沟路过俄兵，有2人闯入民宅欲奸污妇女，引起民愤，被乡民用洋炮击毙，然后将俄兵和马、枪械掩埋。俄军丢失两名士兵，找不到一点线索，想血洗赵家沟村，但被杜知县据理说明，未酿成大祸。事后，有官吏想追查杀害俄兵之人，杜知县却称此人为英雄，因为他不畏强暴，有民族气节。村民深感杜知县之恩德。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日俄两国发生战争，但战场却设在了中国的辽东一带。日俄在辽东之战，日开始至日停战，共打了一年零四个月。除了辽东一带被蹂躏以外，东北其他各地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兵曾屯驻在农安县城内700余名，在县西北伏龙泉镇屯驻3000余名，县北哈拉海驻千余名，到翌年俄兵才退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春正月十二日，在县属新安镇（今属长岭县）地方，突然有200名日本人率领收降的蒙匪300名侵入农安县境内。据日方官员高如龙招降的蒙匪说，日军在升安镇东张家洼地方与俄交战，在当地招降的蒙匪，对附近的村屯进行奸淫抢掠，无所不为，仅套着马匹的大车就被抢去40余辆。经外事多次交涉，仍未得到解决，连旧《农安县志》的编者都叹息说：“弱国无外交，可胜叹矣！”
同年夏六月初二日，农安县农和社有俄总管毛他拉在该地修筑炮台，强拉农民为俄兵修筑。当时日俄战事已从辽东逼近吉林，在俄军撤退曾驻扎过的村庄，无不挖壕筑垒，田地里的禾苗大部被毁。农安县自青山口至红石砬子相距30华里，俄兵修筑大炮台14座，小炮台8座，开挖双车并行的壕沟和道路数条，侵占毁坏熟地290垧，被壕沟和道路隔断不能耕种的土地66垧，被毁田苗108垧，被砍柳条45万多捆，被毁房屋65间。又农康社209户继续被俄兵侵占，毁田苗熟地351垧。农禄社31户农民也被俄兵强拉走大量粮草、树林和牲畜。伏龙泉永和店被俄兵烧毁房屋和木器，家俱以及木料。至于俄兵随意割庄稼喂马就无法统计了。
清朝自道光皇帝以后，由于朝廷腐败无能，帝国主义不断侵入，统治者的丧权辱国，使黎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
“日本长春领事馆农安分馆”始设于1916年，1938年撤销。分馆设立之初，按当时《中日条约》，日本人在此只有合办农业及附带工业的权利，无开店及经营工商业的权利，更无设领事分馆的必要。但吉长道兼交部长春交涉员对农安县居的文告说：“外交部函覆内开满蒙设领之说，前准日使面称在郑家屯、陶鹿（西丰）、海龙、农安、通化5处设领事，设领事预算案已经国会通过，事在必行……”。日，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署交涉员令农安县知事乐绍奎：“该日领事已定期赴农设馆，自应传令农安县知事照章接待，依约保护……”。
日本长春领事馆农安分馆于日开办，9月13日在官报上发表。领事分馆设在县城东大街路南，租用民房，院内砖瓦房8间，东厢上平房5间，西厢上平房7间。日本长春领事馆设有领事，农安是分馆，称副领事。副领事到任前，由分馆主任代理。“事务取报”负责经理馆内日常事务。内设机构人员有书记生、巡警、主查等。为维护中国主权，农安县乡绅赵锡龄等代表全县民众向政府提出8条陈述：
第一条国家主权，农安地属东蒙，系属内地，不能视同租界，不得因设领事馆之故，遂做商埠看待。
第二条领土主权，日人不能享受土地房屋所有权。
第三条司法权，中国人控告，应由我司法机关执行。
第四条警察权，警察完全归我。
第五条逮捕权，日侨寓内不得留中国人犯。
第六条营业权，日人不得私自贩卖鸦片、吗啡、枪弹等物，并宜许中国警察干涉。
第七条交通权，日人不得借口交通，妨害中国人营业。
第八条教育权，日人在我国内地不得随便设立学校。
吉林省公署和吉林交涉署接到农安县所呈赵锡龄等条陈后，交涉署以第六十四号令，告农安县知事乐绍奎：“查所议各条大致尚属妥洽，应准分别施行。”但同时又说：“特日人异议横生，将来能否就范，殊难预料，为现在计自以坚持正义，凡杂居南满日人所有应享之权利，当然不能许与住农邑之日人。”由于民国政府当局外交上的软弱，日本人更加无视我独立主权。日，副领事佐佐木静吾去哈尔滨之前，居然在领事分馆门前亮出警察署字样木牌一块。县知事深感与主权有关，便亲往分馆据理陈复，指出：长春、哈尔滨属于商埠，农安系东蒙之地，设领事分馆是出于顾全邦交起见，力为通融，双方曾经声明，不能把农安作为商埠看待，根本没有标示警察署名目的必要，亮出这种招牌容易同本城警区混淆，百姓不知也容易激生恶感。至于分馆和侨居日本人的治安，由地方官完全负责，务必将分馆警察署木牌收回。日本驻农安领事分馆对此不予理睬，藉口是奉日本外务省训令行事，若撤下木牌须待日本外务省训令。
日本农安领事分馆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纵容日本人在县城和靠山屯镇，以卖药、卖杂货和开当铺为名，暗地里经营妓馆和卖吗啡、鸦片，侦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清宣统元年（1909）年，仅有1户6口之家的日本人在县城居住，到1930年底，农安城居住的日本人已达40户，男53人，妇女98人，计151人。先后开设药铺6家，杂货店4家，当铺3家，妓馆5家，粮铺1家。其中竹中和郎（字易田）利用一些吗啡贩子卖吗啡，毒害中国人。日，中国便衣稽查员刘振声，在易田药店附近先后擒拿吗啡犯于占武等十余人，查出吗啡十余包。同年5月16日，稽查员李春盛报告，县城居民孙秉义拾一瓶吗啡，被搜出后，孙犯将巡警右腕咬伤。撕打时，竹中和郎赶来帮助犯人，警兵跑来相助，才将孙犯逮捕。警察查实日本竹中和郎私藏和销售吗啡毒品，为约章所不许，且明目张胆庇护犯人，妨害警察搜查逮捕之权，县公署将日本人竹中送交日本长春领事馆核办。日本人竹中和郎不但不承认私卖吗啡，反诬告巡警对其进行种种虐待，使其丢失官帖4000吊。日，县城九号岗值班巡警韩作臣，见一人携带吗啡从日人田中友一的妓馆走出，韩前去逮捕犯人，田中友一急从妓馆走出干涉，口吐狂言：“凡从我处购买吗啡的人，不准缉拿！”并对巡警韩作臣辱骂殴打。此事件虽经长春交涉员与日本长春领事馆几经交涉，最终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日本人为了进一步刺探农安县及附近情况，除设警察署外，还开设了所谓的赤十字社农安救济所，明目张胆地接待中国当地的士农工商各界，建立帝国领事每月一、六日取报农安制度。
农安领事分馆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资料情报，编写一本《农安地方事情》，成书于1919年，日文16K铅印平装本。此书是向日本长春领事馆报送的调查报告（秘件），调查报告区域除农安县外，还包括郭前旗的王爷府和扶余县的三岔河地方。共23章50节，附46张图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做准备。
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城乡相继被占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各地爱国志士纷纷奋起反抗，与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李海青就是许许多多爱国志士中的一个代表。
李海青原名李青年，号丹忱，山东夏津人。1896年出，少时逃荒东北，青年时委身绿林，报字“海青”，松花江两岸皆知其名。他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注重“忠义”二字。后在黑龙江省督军吴俊生的劝导下，李海青更名李忠义，参加民国的军队。1932年3月在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的授意下，率所部三千余人哗变，冲出省城，攻占了扶余，联络各地抗日武装，队伍很快发展到近万人。
李海青所属部队在扶余住十数日，探知农安只有伪军一个旅（欠一个团）防守，日本人只有长大线第二勘测队警务员30人和日本驻农安领事馆人员。他便决意奔袭农安，拔除日伪这个据点，以威胁伪首都新京（即长春）。
3月26日，李海青率领其“东北民众自卫军”渡过松花江，途经哈拉海，于27日中午到达农安城北。县城的城墙约高4----5米，周长1200米左右，城的4角各有大炮1门，城南的两侧，有二、三挺重机枪。当时城内的日本人和伪军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得惊恐万状，许多伪军纷纷开小差逃跑，伪军头目刘毓坤所部骑兵第一旅（投降日军的原东北军）只剩500多人。刘毓坤命令军民在城外挖战壕，派兵把守，作为第一道防线。强迫城内各商号花钱雇人组成商团，与日伪军一道防守。派日本人西烟正伦去伪新京向日本关东军求援。西烟正伦到伪新京汇报情况后，日军认为在伪首都战斗不利，应把防线部署在农安，便派吉林伪军600人和长春伪保安团500人前往农安，与刘毓坤所部计1600余人在农安县城死守。
3月28日，东北民众自卫军从东、南、北3个方面包围了农安县城。傍晚，日伪军往农安运送弹药的数台卡车行至城南时，被自卫军堵截，当场交火。城内日人警务员配合伪军出城救援，日军飞机也多次从沈阳飞来投弹扫射。自卫军作战勇猛，加以漫天飞雪，大部分拉弹药的汽车被击毁或缴获。日伪军死伤惨重，不得不龟缩到县城里，闭门不出。
3月29日，自卫军一发发迫击炮弹不时在日本人和伪军驻地爆炸，伪军惶惶不安，寻机逃跑。这时城内的居民得知：无恶不作的铁杆汉奸李子洋被炸死，无不拍手称快。一些有骨气的居民对日本人侵占东北恨之入骨。不甘心当亡国奴，纷纷传说李海青将要攻进县城，然后到长春去端伪满州国的老窝。商会中有人主张鼓动伪军与日本人开战，宣传自卫军是我们中国的军队，我们不能枪口对内，自相残杀，要枪口一致对外，一致抗日。正象西烟正伦在他所写的回忆中所说：“中国兵丝毫无斗志，对此已无力加以管束。”日本人认为：“能靠得住的只有刘毓坤和参谋长二人，其它中国人都是靠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急忙电告长春日军司令部，请求撤离农安。司令部的答复是：“日本人抛弃一切，一路向窑门（德惠）进击。”下午2时左右，日本人开始向窑门方向逃窜，下午5时到达窑门，伤亡很大。日本人全部撤走后：“李海青已经和共产党合作，向民众宣传共产主义。”
3月30日，日军司令部为确保首都的安全，从伪新京、铁岭等地调来日军清水支队和伪军张海鹏部队增援农安，配备了十多辆装甲车，以解农安之围。自卫军猛烈阻击，来增援的日伪军受到重创，伤亡很大。
4月2日，日伪军集结到农安附近的兵力已达两万多人。日军出动飞机向自卫军司令部所在地兴隆镇（县城北约15公里）进行轰炸。
双方激战正在进行中，李海青突然接到扶余留守司令马广荣的告急信，言及狡猾的伪军张海鹏兵分两路，一路直接援助农安，一路由陶赖昭绕道攻取扶余县城，企图断绝李海青部队的归路。接信后，李海青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于4月2日下午果断地下达了撤退命令。北撤途中，缴获了高家店伪警察所的步枪12支，弹药近万发，被服十余套，同时收降了高家店伪驻军第九中队。4月3日晨自卫军到达扶余县城，将张海鹏部队击退。
李海青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围攻农安县城过程中，虽然汉奸刘毓坤死心踏地为日本人卖命，顽固坚守在农安县城，讨好日本人，受到了日伪统治者的嘉奖。但是，日伪为他立的牌坊被农安人民推倒，刘毓坤成为农安人民所唾骂的大汉奸。李海青虽然未攻下农安县城，但他的抗日壮举，为唤起民众的抗日信心，为保卫祖国写下了不朽的爱国诗篇，为农安人民所世世代代颂扬。
从1931年“九·一八”日本投降，东北沦陷十四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段历史，是东北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奴役，过着亡国奴生活的十四年。
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对中国人实施严格的统治。首先在农安县的所有统治部门，均安插了日本人做太上皇，一切均由日本人说了算，网罗一些汉奸走狗做他们的傀儡和爪牙。伪县公署主管行政，兴农合作社主管经济，协和会主管思想政治，形成三位一体的统治机构。在民户中实行“国民邻保组织”即“十家连座”，1家有事10家受牵连，人民从思想到生产、生活均在监督控制之下。日伪统治者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抗日志士和爱国者，对于平民百姓，谁敢讲几句不满统治者的话，就以“思想犯”的罪名，抓进“矫正局”矫正思想。对所谓的反满抗日分子，通过灌辣椒水、装进麻袋里摔，以及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和残害。但是，日伪统治者只能摧残中国人的肉体，征服不了中国人的心。有许多爱国的青壮年，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奔向关内抗日根据地去参加革命队伍。广大人民对日伪统治者深恶痛绝。县内一家纸坊（造纸厂）为日本关东军赶告急军需用纸，工人以要求增加工资为由举行罢工，领头工人被日伪统治者抓走，工人们再选领头人。开始时1家纸坊工人罢工，日伪统治者镇压。3家纸坊工人联合起来罢工，坚持月余，给日伪统治者很大打击。县城有位中医师叫张敬端，利用行医的条件，通过剪纸进行宣传，剪成一条“日、德、意完了”的标语，告诉群众法西斯的末日到了！张敬端因此被捕入狱，被定为“反满抗日”大案。他在伪新京监狱坚贞不屈，最后牺牲。
日伪统治者不但在政治上残酷统治，还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在农安县掠夺的重点是粮食，制定出一种特殊的掠夺办法，即实施“粮谷出荷”，所谓“出荷”，就是强制农民将生产的粮食送交日伪统治的粮栈。每到秋粮上场，由日本人副县长亲自指挥，大小伪官吏纷纷出动，将所有的村屯封锁起来，挨家逐户催逼粮食脱粒，翻箱倒柜搜查是否私藏粮谷，直到搜刮一空方休。日伪统治者规定：“中国人不准吃大米、白面”，违者以“经济犯”论处。由于物资缺乏，日伪统治者对经济实施严格的物资编制法，人民群众所必需的日用生活品，开始即实行“配给”，后期几乎连“配给”也没有了。人们为了生存，没有照明用的煤油，只好再去点麻油灯；没有火柴，只好用玉米须搓绳（俗称火绳）以保留火种，用火时用麻秆吹火来点燃柴禾去做饭；没有食用盐，只能买从盐碱地上刮下的土盐。由于买不到棉布和棉花，人们只能穿着补钉摞补钉的衣裳。一到冷冬数九，除了在外边干活的男人有棉衣御寒，一般妇女多是穿着破旧的单衣衫，有不少孩子则是赤条条的身子和老人在炕上围着火盆取暖。从日伪统治时期农安县的许多民谣中便可知道当时的情况了。
“满州，把人坑，青年去&‘奉仕’，壮年抓‘劳工’，剩下老头把地耕。”
“一年到头拼命干，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过年吃顿白面饺子，被抓经济犯。”
“一怕旱，二怕淹，三怕苍穹，四怕官，五怕催交‘出荷粮’，六怕去当劳工上密山，七怕鼠疫，八怕捐，九怕来抓思想犯，十怕缺吃又少穿。”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奴役更为凶残，对待中国的劳苦大众连牛马都不如，受苦受难最深的要算被抓去当劳工了。农安县每年平均被征集和抓去的劳工约在三千人左右，劳工被弄到边境或山沟里，为日本关东军修建军事工程，劳工穿的是更生布，吃的是发了霉的玉米面掺橡子面，住山里席子棚。人身没有自由，疼痛无人过问，由于活重、饥饿、挨打、病死，许多劳工的尸体被埋进了“万人坑”，有的被扔到了荒山野岭，凡能回到家乡的幸存者，十有八九得了种疾病。哈拉海有个去劳工死里逃生回来的农民，他保存了一双被冻掉的脚，这双脚如今仍保存在省革命博物馆中。
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地残害中国人。农安县城于1940年6月到11月发生鼠疫大流行。旧满防疫联合委员会“从伪国都新京派来了防疫班，其中日本人、朝鲜人各占一半，分别在南门外小学和北关小学设立了临时隔离所。组成了由警察率领的青年行动队，通过关闭城门，外围设卡，站岗巡逻，断绝交通来往，封锁了县城，将县城分成若干隔离区。
防疫班每天都要到隔离区检查，家家户户男女老幼排成一排，对照户口核对人数，如果是少人了，便要招来大祸，说你有病人隐藏，成为重点隔离户。凡是查出有体温稍高，颈腋部有疙瘩，便称为鼠疫嫌疑者，用大汽车拉往隔离所，此家也定为重点隔离户。因此，防疫班到各家防疫检查，可以说是无恶不作，打骂民众，调戏甚至奸污妇女。尤其是日本人灭绝人性，倘若惹怒了他，随意便将民众踢倒，强行打上“定血针”就是石碳酸，以鼠疫患者论处。防疫班不但随意残害中国人，还借机大肆勒索较大的商铺和有钱的住户。设在北关小学的隔离所，就是一座鬼门关、阎罗殿，这里充满了恐怖，被大汽车拉进来的所谓鼠疫疑似患者，很难逃出这座人间地狱。北关小学院内有座孔庙，有正门、正屋和东西两厢配殿，供奉的是孔子、孟子以其弟子七十二贤人，变成了日本防疫班的人体解剖室、化验室，也就是屠杀残害中国人的地方。日本侵略者将中国人当成了研究细菌战的试验品，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防疫班乘鼠疫流行之危，残害中国人，使鼠疫流行更加猖獗，使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愈加严重，中国人对日本防疫班恨之入骨。
由于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细菌试验已经达到其目的，日本侵略者重新组成了“满铁新京临时防疫委员会”，下设3个班1个队，即农安派遣队（亦称鼠疫歼灭队），共千余人，其中包括伪警察官、伪团兵，日本警备队，日本关东军卫生将校，哈尔滨赤字衣，哈尔滨医大师生等，于日至20日，从伪新京站至农安站开来1趟列车，停在农安火车站的西侧。派遣队来农安的目的，说是对农安县城的疫源一举扫荡，消除祸根，并向居民公开宣传先期来农安的防疫班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已经全部调回，将给他们处分。这次来的防疫队是真正来消灭鼠疫的，所有居民不要和防疫队为敌，要合作消灭鼠疫。同时，防疫队将县城所有地方经过近1个月的彻底消毒，反复进行检疫，又经过关东军将校军医的核实，哈尔滨医大师生如实的报告县城再未发生一例鼠疫病患，满铁伪新京临时防疫委员会于同年12月20日宣布农安县鼠疫解除。县城几万居民如在人间地狱里熬过165天，日伪公布仅县城因患鼠疫病而死亡者298人，实际死亡人数要比这个数字多几倍，有许多由群众偷偷埋掉者，并不在此统计数字内。
据《新文化报》日一版载：“731”曾在长春等地施放鼠疫菌致瘟疫流行，日本侵华又一罪证在日被发现。本报综合消息，臭名昭著的原日本关东军“731”部队为开发细菌武器而反复使用活人做试验。1940年在中国东北的农安、长春施放鼠疫菌造成大面积瘟疫流行，有关此事的调查报告书最近在日本的庆应大学图书馆仓库被发现。这本名为《高桥正彦鼠疫菌论文集》的书收录了1942年至1949年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27篇。作者高桥正彦当时是该部队细菌研究部鼠疫菌研究的负责人，任陆军军医少佐。报告书中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昭和15年在农安及新京发生的鼠疫》和《昭和18.4.12》等6篇文章。文章中称“中国死者有数百人”。报告还就1940年6月—11月左右在两地区发生凶猛的鼠疫进行了说明，对感染途径，不同老鼠身上的跳蚤种类和数量等都有详细的记录，非常系统。
上述这篇综合消息，完全证实了农安县城于1940年6月—11月发生的鼠疫大流行，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施放鼠疫菌所造成的。
日本统治者向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特别是向青少年灌输日满一体、一德、一心的思想。中小学生每日朝会，要向日本天皇遥拜，让下一代只知道有满州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灌输绝对服从，老老实实心甘情愿当亡国奴。
日，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策伪满州国即将倒台子的时候，由伪副县长渡边带领居住在农安县的所有日本人，约计650多人，从农安东大桥过伊通河，踏着泥泞的道路，撤离了农安去长春。
沦陷时期，日伪统治14年，农安县同东北各地一样成为殖民地，平民老百姓都当了亡国奴。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人民刚刚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农安地处敌我双方军队拉锯的前沿。东北人民解放军三下江南作战，在农安境内三打伏龙泉，三打靠山屯，两打农安县城。战事频繁，土匪猖獗。农安人民饱尝了战争之苦，为支援前线，农安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由伪官吏、商会和乡绅组成了临时地方治安维治会。8月20日，苏联红军一个连进驻农安火车站，对农安实行军管。9月15日后，相继有国民党东北党务委员办事处派孙绍卿到农安组建支部，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派赵廉、张我权到农安组建党部。两个党部互争领导权。11月15日，中共吉林省工委派县长刘德彪（县工委书记）和臧居仁、颜柏青、刘细友4名共产党员干部来农安接收伪政权。11月20日，农安县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民主政权----农安县政府，组建起第一个人民武装----农安县保安大队。12月5日，省工委又相继派李明秋、刘忠、陈全生3名党员干部来农安工作。并组建中共农安县工委，刘德彪县长为工委书记，李明秋为副书记（公开身份为县政府秘书、保安大队政治部主任），委员有公安局长臧居仁、保安大队长颜柏青、副大队长刘细友、刘忠、供给处主任陈全生。
12月9日，吉林省军区派直属独立一团（原山东黄荣海团）为主力，农安保安大队二、三连配合，全歼盘踞在靠山屯镇的国民党德惠警察大队500余人。按省军区命令，将农安保安大队改为东北东北人民自治军吉林省军区农安独立八团，步兵达600人，先由公安局长臧居仁兼任团长，后刘细友继任。独立八团在建军过程中，忽视对干部的政治审查，使一些伪军警察混入，并窃据了营、连长要职，当闻汛国民党军大批向北进犯时，12月26日午夜，由马长生指挥叛变部队包围了县政府。在激战中刘德彪、李明秋壮烈牺牲，刘细友负伤脱险，臧居仁、刘忠、陈全生、颜柏青等逃出县城，叛军头子马长生自封为农安保安司令。次日下午，苏联红军进城干预，少部分叛军被缴械，大部分叛军逃离县城。在叛乱中脱险出城的公安局长臧居仁，赴德惠找到了吉林军区所属独立支队，即曹里怀部队，曹里怀命臧居仁重返农安一带招集未参加叛变的原独立八团战士和公安人员，组建近百人的队伍，由改名丁丁的臧居仁任大队长，活动在县城南华家一带，后将这支小部队交给新任农安县委书记邱新野率领。
日，吉林军区所属独立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吉黑纵队，奉命赴西满剿匪，解放了农安西部重镇伏龙泉。1月26日，中共辽北省委派邱新野（县委书记）、刘式钦（县长）、王仪（女，秘书）组成中共农安县委，在伏龙泉镇建立农安县民主政府。董雨航（县委书记）、韩清泉（县长）、禇连柱（女，秘书）组成德农县委。在靠山屯建立德农县，两县均划为辽北省管辖。、
国民党任命纪慕天为农安县长，2月12日，由吉林省警察总队第一警察大队600人护送至农安。纪慕天为扩充武装，将窜扰在县城周围的三肇队调进县城，驻守北街。叛军头子邸文超被国民党任命为吉林省第六警察大队长。叛军驻守县城，食宿在工商业户，要吃要喝，到处敲诈勒索，闹得买卖无法做，居民不得安宁，工商业户纷纷倒闭或停业。
2月末，辽北军区一军分区一四六团，团长王一清，政委李国昌，率部队消灭盘踞在万宝山站（今开安站）的敌地方武装，为攻打农安做准备。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团长李荣泗、政委于辉、副团长郑本炎）进驻华家、哈拉海，形成对县城的包围。为消灭盘踞在县城的叛军和国民党招降的保安队，一军分区司令员钟鸣峰和县委书记邱新野到农安火车站与苏军联系，准备攻打农安县城。因叛军持有驻守县城证明，苏军不同意攻打。数日后，恰逢苏军汽车在哈拉海南潘家店被土匪截击，打死6名苏军官兵。钟鸣峰与邱新野再次同苏军联系，知此事与叛军有关，经驻长春苏军司令部同意，决定攻打农安县城。为摸清敌情，组织十几名连以上干部，化装成群众，乘苏军汽车进城，借给苏军装运土豆之机，侦察城防情况。3月14日拂晓，由三师八旅二十三团为主攻，一四六团配合，一举攻克农安县城。三肇队一枪未放从北门逃跑，叛军大队长邸文超被活捉，中队长梁树先被击毙，叛军大部被俘被歼，第二次解放了县城。县城解放后，县委、县政府由伏龙泉迁至县城，社会秩序很快恢复，学校相继开学，扶持被叛军摧残殆尽的工商业开业。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枪毙了日伪粮栈组合长苗喜三，日伪警务科暗探郑力嘎（外号）。德农县在靠山屯召开万人大会，斗争枪毙了伪科长，恶霸大地主张俊士。
由于蒋介石公开撕毁东北停战协议，命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四平大举进攻。5月26日，吉江省委副书记刘彬、行署主任郭峰从长春来农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主力部队已开始战略转移。指示县委主动撤出县城，拆毁农安到王府间的长白铁路，阻碍国民党军队向北进攻，以保卫在郭前旗的吉江省委。在撤退期间，5月26日，天齐区区队叛变，打死区队长李家农；伏龙泉区队叛变，抢走了从县城运往伏龙泉的大批物资；榛柴岗区队叛变，绑架了区长曹干臣，后释放。
5月30日，国民党新一军五十师一五Ｏ团占领县城，次日向靠山屯、哈拉海进驻。6月1日，长春、农安两县所有撤退人员撤到郭前旗。西满分局书记黄龙诚、省委书记刘震、副书记刘彬、行暑主任郭峰召集两县县委汇报情况。领导指出：在敌强我弱，主力军撤退后，部分区队和少数地方新干部逃跑或叛变了，当然是坏事，吸取经验教训后就会变好事。好在你们的老干部和部队都转移下来了，有了老母鸡，就可下蛋孵小鸡。在这开三、四天会，认识一致了，拳头攥紧了，打回去才能站住脚，开辟新区。省委决定：把长春、农安两个独立团合并在一起，以新四军三师特三团为骨干，组成长农支队，原特三团团长何文钦为支队长，冯光生、翁兴盛为第一、二副支队长。组成长农中心县委，董雨航为书记、韩清泉为副书记，邱新野、张梅溪、何文钦为县委常委。积极设法打开伏龙泉以北建立依托区，并相机楔入长春县的小合隆一带开辟工作。
6月17日，长农两县干部和地方武装600余人，从郭前旗返回农安县境内。县委、县政府到达三盛玉西北的拉拉屯后，以拉拉屯为根据地，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国民党军占领农安后，国民党县长纪慕天从长春又返回农安，重新组建县政府，并建立了保安队。当时县城附近区村和哈拉海、靠山屯、伏龙泉等集镇均被国民党军队及保安队、土匪队占据，同时建立起乡政权。民主政权只剩下三盛玉、巨宝山、杨树林3个区。这一时期，主要是武装斗争，上至县长下至马夫，一人一条枪一匹马，群众称之谓“马上政府”。主要活动在三盛玉、杨树林、伏龙泉北和郭前旗与农安县交界一带地区。6月下旬，吉江省撤销，长农地区划归辽吉省三地委管辖，地委所在地在郭前旗，地委书记刘影、副书记郭峰。由郭峰亲自到拉拉屯组织中共长农县委、长农县政府，正式成立长农县。任命董雨航为县委书记，韩清泉为副书记、县长，吴清明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副县长为唐照东、王世忠，何文钦为长农支队长，王四生为副支队长。
9月29日，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回师全歼盘踞在伏龙泉的国民党嫩江保安大队。在主力部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不断获得胜利的形势下，斗争形势好转，民主政府组织两个武工队，活动范围由3个区扩展到6个区，“上马军队，下马政府”，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开辟和扩大新区，发动群众，打土匪除恶霸，插入敌后摧毁国民党建立的乡政权。
1947年1月至3月，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松花江）作战，国民党正规军退守长春，农安只剩国民党的县保安队龟缩在县城。县委决定集中县、区、乡地方武装，对投靠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和土匪团伙、国民党各乡的自卫队进行围剿，先后收复了哈拉海、高家店、伏龙泉、靠山屯等区镇，各区机关也纷纷搬回所在集镇，随即组织工作队投入土地改革试点。为保卫农会，保卫土改，同土匪和地主“还乡团”进行了激烈残酷的斗争。
长农县是民主联军夏、秋攻势的主要战场之一。县委领导解放区人民承担了供应军粮、马草，提供担架，大车运输等繁重的战勤任务。在3个老区，父送子、妻送郎、青年争相参军上战场，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输送几千名新战士，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日凌晨，东北民主联军四师一举攻克农安县城。国民党农安县长胡琅阁被击毙，生俘县保安大队及自卫队1500余人。农安县城最后回到人民手中，农安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
同年冬天，农安县城以北12个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各村纷纷成立了农会（翻身会）、妇女会、武装队和儿童团。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平分土地。农民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文化上也翻了身，各村相继建立起小学，不识字的青壮年男女上冬学。
1948年6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围困长春，在开安设立兵站，下分华家、合隆、烧锅、龙王4个分站。每个分站每天送二、三十车粮食，供应军队和救济从长春逃出来的难民。日，人民解放军收复长春，长农全境解放，长农县委、县政府由三盛玉拉拉屯根据地迁至农安县城。
从日，吉林省工委和省军区派刘德彪等接收农安伪政权始，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武装斗争在古老黄龙府拉开序幕。一些革命先驱，刚刚从抗日战场上下来，还未来得及扑打身上的烟尘，便千里迢迢从关内转战到东北，点燃起农安的革命火种，唤起长农两县人民的觉悟。历经三年解放战争，有无数先烈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鲜血流在了长农的土地上，农安人民世世代代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来源：《农安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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