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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 All Rights Reserved. 蜀ICP备号-1梦见姐妹、姐姐、妹妹，是什么意思？周公解梦 - 大家找算命网
梦见姐妹、姐姐、妹妹，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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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男人梦见自己的姐妹，是祥兆，能长寿；但是女人梦见已婚的姐妹，会与丈夫家的一个女性发生争吵。
　　2、女人梦见未婚的姐妹，额外开销会突然增多；梦见与姐妹交谈，会有好消息；梦见与姐妹吵嘴，会越来越富。
　　3、梦见听到妹妹出生的消息，打官司会得到一笔财产。
　　4、梦见姐妹去世，她会长寿。　5、梦见去姐妹的家，贵客会登门。
　　6、梦见给姐妹礼物，侵吞公款，会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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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1:00　来源: 　
　　576个签名，都是为婷婷求情的人，大院里没有了嘲笑的声音，廖家门口每天都挤满了前来慰问的邻居。
“有网友认为，婷婷捂死妹妹，随后冷静地报警，这不是激情犯罪，而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该网友认为，娟娟作为当事另一方‘永久缺席’，婷婷单方面的说辞和情感表达，会让读者的感情天平倾斜，以致忽略了对娟娟生命权的尊重。”一种委屈顿时蹿上心头，为什么别人可以这么轻松地评论自己，而自己却不能为自己反驳什么？算了吧，唯一欣慰的是只有她能理解我……经常梦中的我来到河边向她哭诉。——婷婷日博客·《谁知道我的委屈》
姐妹俩美好的时光已经成为过去。
四川省彭州市精神病院，一所灰头灰脸的小医院，蜗居在成都市的边缘。
上锁大铁门后面，一群精神病患者在会客厅里看电视，有的笑，有的叫，更多的是面无表情。19岁的廖娟娟11天前来到这里，却无法参与这种公共活动。作为“狂躁型器质性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她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只能被锁在病房里，同房的另一个女病人也被转走了。
这天是日。
娟娟没有丝毫尊严地出现在首次前来探望的亲人面前：没穿裤，身上惟一的病号服敞开着，身上粘着饭粒和粪便，左手腕上肉烂了一圈，还在流血流脓。
“我疼！”她轻轻地呻吟了两秒，忽然“哇”的一声哭出来，“姐，我疼，你们都不要我了……”
由于医院没有陪护，孪生姐姐婷婷决定晚上留下来。
深夜11点，还在彭成高速公路上的父亲廖智高接到了婷婷的电话。“爸，我帮妹妹洗好澡了，头也梳了。她吃了药，睡了，乖得很。我看到妹妹身上都是饭粒和屎，还有伤，真的难受。”
次日凌晨1点，交班的护士微微探头看了一下，顺便把房门掩上，贴着白瓷砖的病房内只剩下昏暗的灯光。
婷婷一直没睡，看着对床的妹妹。
“我拿起枕头走到我妹廖娟娟睡的床上，用枕头捂住我妹的面部，同时坐在她胸口上……我在捂她的时候，她一下就开始挣扎，由于她本身身体很差，没力气，只是她嘴里‘唔唔’地在叫，我然后就用右手去掐她的脖子，左手继续用枕头压住她面部……我这样掐她约20分钟，害怕她没死，我就干脆坐到她面部上，枕头还是压在她面部上，我就坐在枕头上，这样坐了又有20分钟……”
确认妹妹手脚冰冷后，婷婷拨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了邓薇薇(化名)，她的朋友。
“我把我妹杀了。”
“什么？”
“解脱了，我家里都解脱了，我亲手把她杀死了。”
第二个电话，她在手机上按下了110。
只能成双的姐妹花
“我织到第几针？三十六还是三十五？”
成都市锦江区森林家电维修站前，王素珍手中两根银白色的细针不间断地上下飞舞。她指了指外套里的红毛衣，“这是我自己织的。”她去年才学会织毛衣，是在二女儿廖娟娟死后。
即使是在成都，这种结构完整的前苏联旧式大院已越发稀罕了。最高不过6曾的民居被各式各样的小摊包围，单车铃声在卤菜和酸辣粉的味道中穿行。1980年代流行的方形大黑框眼镜和蓬刘海在此随处可见。女人们习惯在午后小聚，一起打打毛衣，尤其是今天，连日阴沉后难得的晴天。
2月28日，大女儿廖婷婷杀妹案件的一审判决下达，被判故意杀人罪，但因为患有抑郁症和存在自首情节，判三缓五，当庭释放。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这几乎是对故意杀人者所能采取的最轻处罚，廖家松了一口气。
“以前咋可能那么轻松学织毛衣，娟娟一刻都离不了人。”王素珍说，去年春节老家的一个算命先生断言，廖家人数“只能成双，不能成单”。
“我以为是婷婷要耍一个男朋友，没想到是娟娟走了。”
1988年开春，退伍军人廖智勇从老家遂宁迁往成都，开了电器维修店。农历二月初二，婷婷与娟娟出生，民间传说这天是“龙抬头”的日子。
婷婷、娟娟、比双胞胎小一岁的佳佳，被邻居们称为“三朵金花”。一张摄于2000年春节的全家福里，姐妹三人穿着玫的运动服，靠在父母身旁。娟娟个头高一点，清瘦；婷婷有点婴儿肥，两人头靠着头。
曾经，父母对娟娟期望最大。“娟娟喜欢跳舞唱歌，硬笔书法过了4级，还是学校里的小记者和领操员。婷婷和佳佳都听她的。”王素珍说。
2001年6月，13岁的娟娟连续高烧18天，医院诊断结果为脑膜炎，留下左半身行动不便和狂躁的后遗症。
半年后，父母尝试让娟娟复学。“学校安排重读五年级。第一天上学，同学笑她脑子笨，她一下子就把课室宣传栏的玻璃砸了。”
2004年5月和12月，娟娟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一次是开颅，一次是伽马刀，分别切除左脑和右脑的“海马”和“杏仁核”等大脑组织。手术失败，娟娟的右脑组织被完全破坏，成了彻底的“狂躁型器质性间歇性精神病”患者。
六年间，为了医治娟娟，廖家卖掉了100㎡的商品房，欠下了10万元的外债，一家人蜗居在电器维修店二楼。去年，廖婷婷放弃高考，主动退学在家照顾妹妹。
被嫌弃的精神病人
全国共有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成都市约有精神病患者12万人。据不完全统计，约56%的精神病人未参加任何医疗保险，约44%的患者无职业也无劳动收入；约56%的患者发病时不能及时得到精神卫生机构正规治疗；约13%的患者完全无人照管。
重型精神病患者，也就是俗称的“武疯子”。因受病态妄想支配，这部分患者不时会寻衅滋事。据调查估算，成都市的精神病患者中，肇事惹祸的约1.36万人次。
对于娟娟，廖家所能记得的印象就是“疯狂”，他们无数次在媒体面前讲述着：
她用菜刀砍了婷婷的后脑，缝了14针；用折叠椅砸了母亲的额头，缝了7针。这些伤害的起因，几乎都是因为家人说话不慎，或者没有立即满足她的请求。
住着过千人的大院里，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3岁的孩子，不是曾被发病的娟娟打过，就是至少见识过娟娟打人时的狠劲。廖智勇说：“她在外面经常惹事，见人打人、见车打车，有好几次不得不求助110，由警车将我们送回家。”
为了防止她伤人，父亲将一条锁链拴在娟娟的脚踝上。她的身体因为药物的缘故肿起来，清秀的下巴不见了，左眼歪斜，说话含混不清。不打人的时候，她摔电视，摔用电饭锅内壳做的尿盆，摔床头木板，用手抓碎玻璃，直到浑身血迹斑斑。
但她清醒的时候更痛苦。
“姐姐，你的传呼号码是多少，我想记下！”
婷婷一愣，“娟娟，姐姐没用传呼啦！”娟娟随口答应了一声，继续低头画画，画她想象中的公主和美少女战士。
这个19岁的病人没有自由，没有朋友，不会用手机，不会用电脑。生病6年来，只有1个小学同学曾上门探望，没有人能走进她的内心世界。
街坊四邻听到二楼飘出的嚎叫声，头也不抬，目无表情地快步离开。看到婷婷，人们问得最多的是：疯子妹妹还打人吗？
同胞姐姐是娟娟离正常世界最近的窗口。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的心灵深处：你为什么把一个生灵弃置不顾？……”
这是婷婷最喜欢的一篇初中课文《白蝴蝶之恋》里面的一句，她写的读后感被老师视作范文在各班朗读。
与婷婷当了5年同学，陈晨说，她几乎没在任何场合、任何谈话中提到自己的压力。就连母亲王素珍，也不清楚婷婷内心的苦楚。
其高中语文老师陈温雅说，师生间印象最深的那次谈话，是婷婷问自己，能否为妹妹介绍好一点的医院。“我妹今年(2004年)连做了两次手术，打人反倒更厉害了。”
2005年5月，婷婷深夜里吞下了大量的镇静剂，试图自杀。这是在她第一次退学后3个月的事情。
“我再也承受不了这种折磨，我承认我懦弱。”枕头下的遗书上写道。
从医院洗胃回来后，婷婷复学了，一如既往地帮妹妹洗澡，梳头，花光所有零用钱为妹妹买来彩笔、画纸和阿尔卑斯巧克力糖。
而内心之中的压抑和苦楚，婷婷选择在博客中发泄：“忍”、“这辈子真的就这样毁了，不仅是她，我们全家都这样瘫痪着……”、“我终于忍不住了，你不知道吧，其实锁住你的同时，我们也被锁住了。”
2007年6月，廖家搬到维修店附近的出租屋内。邻居们对病人发出的噪音一再抗议，居委会三次上门劝谕，父母打算把她送往精神病院。
这是一段摄于2004年9月、廖智勇提供的视频对话：
“爸爸给你申请安乐死，你愿不愿意？”
“申请安乐死？”
“安乐死没得痛苦，轻轻松松就结束生命。”
“要得。但我怕安乐死喝那个药。”
“不会喝药，打针。打一针像睡觉一样。”
“记得打屁股上，肉多。死了我就释放了，全家都自由了。我的救命恩人，就是爸爸。”
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由于一个精神病患者每月的治疗费用需2500元-3500元，许多病人因家庭贫困无法及时治疗。多数精神病患者家庭陷入了“因病致贫和因贫返病”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没有精神病患者救助统一政策。日，厦门符合条件的精神疾病患者可凭厦门市民政局开具的“厦门市精神病人治病减免介绍信”，享受每月最高950元的减免标准。此前，杭州民政部门也出台政府补助举措，但是在西部成都，《精神卫生工作条例》的制定才进入立法调研阶段。
廖家没有把娟娟送到距家几十分钟、有专业陪护的成都市精神病院，而是选择位于郊区彭州市的精神病院。事实上，在娟娟死前的两年里，廖家的生活已经濒临崩溃。2004年，廖智勇开始积极向外界求助，主要行动是给相关政府部门写求助信和联系媒体。
成都市民政局、成都市妇联、锦江区民政局……他们已经不记得自己发出了多少请求，可全都石沉大海，得到的答案是没有政策，无法救助。“只有街道给我们办了个270元的低保，可是拿着低保到医院挂号，根本就没有医院认。”直到2006年，娟娟终于在成都市残联处申请到每年4000元的残疾补助，但相对于每月2000余元的医药费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自2001年娟娟生病后，廖智勇几乎打遍了市内所有媒体的热线电话，可是只有成都晚报登了一个小豆腐块，内容主要是关于娟娟发病时严重扰民。直到2004年11月，廖家的情况才首次引起媒体的关注。
《父母想让精神病女儿安乐死女儿称死可解放父母》、《花季少女落下脑膜炎后遗症老父想让女儿安乐死》……一系列媒体报道中，“安乐死”成了炒作的焦点，廖家的困境成了新闻的陪衬。
“安乐死”报道后，浙江卫视、中央电视台等外地媒体陆续采访了廖家，但直到2007年4月，江苏卫视的《人间》栏目报道了“廖家寻亲”的故事后(节目讲述廖智勇带着娟娟离家出走，留书表示不想连累妻子和另外两个女儿。最终，一家人在节目中团聚，抱头痛哭。)，他们才收到第一笔捐款，一万元。
媒体报道中的杀妹案
4个月后，惨案发生，廖家的故事终于成了成都媒体圈“新闻热点”。
面对记者，廖家父母强调说，“不要说姐姐是对还是错，她真的是被逼得没得办法了。”在廖家看来，照顾精神病患者是一个家庭所无法承受的“任务”，姐姐杀妹妹是绝境中最后之举。
于是，父母因为“不能同时失去两个女儿”，找邻居签名“帮助”。被患者打闹骚扰过的200多名邻居踊跃签名，他们证明姐姐是一个乖孩子，要求轻判姐姐。父母又要求给姐姐做精神鉴定。结论是，姐姐有“轻度抑郁症”。
从起诉到判决，每一次庭审，彭州市人民法院门口都停着三四辆电视台的采访车，听审席上记者的数目远远超过了廖家亲戚。
《含泪捂死妹妹，200居民为姐姐求情》、《姐姐杀死妹妹亲人当庭跪求轻判》、《网上调查：近七成人支持法院判决》……从标题到内文，这些文章都对廖家给予了无限同情，“觉得婷婷才是这个家庭最大的受害者。”为抓人眼球，甚至有媒体在法院判决当天，请来了资深刑事律师王万琼，对婷婷的量刑进行详细预测，“我认为5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不排除判处3年并缓期执行的情况。”
就在媒体以轻佻的口气报道“含泪捂杀妹妹不应该”的时候，被关押了半年的姐姐婷婷，站在法庭上，依旧是“不后悔”，依旧说“与其让妹妹这么痛苦地活在世上，不如帮她解脱，也帮全家人解脱”。虽然，她在看守所内给父母写的一封信中说，自己经常梦见妹妹找她“报仇”。
在父母表示放弃刑事追究跪求轻判、市民落泪签字、媒体合力“救人”的情境下，一审法院作出了“判三缓五”的轻判。面对这个结果，一家人“喜极而泣”，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媒体语言)，且向法官叩头“感谢”。
但随着3月6日彭州市检察院抗诉书的下达，本想回归平静的廖家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廖智勇口袋里，揣着超过30家媒体的名片。他开始挑选，婉拒一些没听说过的媒体的采访要求。“这事再闹大，对婷婷压力也大。”
婷婷生日当天下午，一个男记者几乎和廖智勇吵起来，“你一定要让婷婷出来面对媒体，这样我们才能帮她呼吁维持原判。”廖父以婷婷不适合面对生人为由拒绝。该记者转而游说在场同行，“我们一起出钱，帮婷婷摆生日酒，她一定会出来的。”
随后几天，几家媒体主动为廖家出谋划策，为他们找来了免费律师，载着他们到省妇联递交请愿书。妇联的保安看着由7辆采访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进来，一下子慌了手脚。
576个签名中的理所当然
3月7日下午，廖氏夫妻坐在店前一言不发，上门维修电器的客人都被爱理不理地打发了。廖智勇用手托着下巴，大腿上放了一份当天的《成都商报》，上面刊发了署名何三畏的评论文章——《含泪捂死患病妹妹案中的价值迷思》，质疑在此案中精神病人的生命价值低于正常人的生命价值。
廖智勇的屁股猛地离开长凳，顺势拿起摩托车钥匙。“你要去干啥子？”“我要到报社去找何三畏说说，我出钱让他去住两个月精神病院，看他还说不说我们婷婷判轻了。”
“事情没得完，你何必这样？”王素珍说着眼眶就红了。这是案发后，他们第一次在当地报纸上读到对“杀妹事件”如此尖锐的批评。《华西都市报》曾因为刊发了法律界人士“判轻了”的质疑，遭到廖家的抵触。随后，他们的记者只好打着其他报社的名号进行采访。
对于廖家来说，这无疑是另一场漫长的折磨。“前几天好不容易哄着婷婷去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检查，开了抗抑郁药。”廖智勇说，婷婷自从知道自己即将再次走上审判席后，停止服用药物，整夜发呆。“她本来就已经觉得很对不起妹妹，现在又担心对不起家里。老天是不是要夺走我两个女儿才甘心？”
第二天一早，廖智勇在大院的铁闸前挂出用黑色大字写的“请愿书”，将挂历纸粘成长长一卷，收集附近的街坊邻居签名，表达对抗诉的不满。短短一天内，收集了576个签名和手印。
576个签名，都是为婷婷求情的人，大院里没有了嘲笑的声音，廖家门口每天都挤满了前来慰问的邻居。
与此同时，网络、论坛上也展开了一场“婷婷保卫战”。
根据网上的调查，超过70%的网友认为婷婷杀人情有可原。
天涯论坛里，网友“冷香暗渡”指出了“杀死一人，幸福全家”的观点——“‘绝大多数人’所代表的民意，则通过媒体平台被放大、被强化。最终，一个并非精神病人的凶手(仅仅是心理抑郁)的故意杀人行为，获得了法律的认可。”
帖子被迅速顶上了天涯头条，在长达10页的讨论中，无数人抛出身边有精神病人的痛苦经历批评“冷香暗渡”及其支持者的“无情”。天涯网友“无德之人”也在承受一个精神病患者家属的痛苦，生活负担沉重之余是内心的折磨。他跟帖问：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出路在哪里？如果本应承当救助的政府部门能挺身而出，婷婷杀妹妹的悲剧也就可能不会发生。
在廖家，这些争论的焦点都是被过滤掉的信息，而沉默的民政部门依旧沉默。
情与法角力中的倾向
虽然检方一审时也曾在法庭呼吁轻判，但终究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
“不适用缓刑，也不适用3年至10年这个档的刑期。”彭州检察院副检察长牟胜告诉记者，故意杀人是最严重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故刑法规定量刑时应考虑从高到低。“(媒体)讨论是好的，但讨论一定要客观。特别是作为媒体，一定要客观地表达各方的观点，而不是有选择性地进行单方面的引导。”
3月10日，廖氏夫妻在法院签收抗诉书后，堵在彭州市检察院门口，表示要找一审检察官陈丽“讨个说法”。“抗诉书上说婷婷是有预谋的，社会危害性大了，今天一定要他们拿出证据来！”
中午12点，陈丽用坤包掩面而出，廖氏夫妻箭步上前，“扑通”地跪下了。廖智勇扯着检察官的小腿，王素珍拦腰抱着。“我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能医的医，能治的治，已经倾家荡产了，还要我们怎样？不要再抓去我们婷婷了。”
纠缠了大半个小时，陈丽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如果这个案子的凶手不是你们的另一个女儿，你们还会不会这样？”
面对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彭州市法院坚持己见。彭州法院副院长代正伟表示，判三缓五同样是刑事处罚，并非减免了刑事处罚。一审时法院非常慎重，经过合议庭多次合议后才作出判决。主审法官张敏则表示，“我不太爱看报纸，我更不关心媒体对这个案子的报道，所以不存在受到影响。”
法院声音传到廖家耳中，但他们依然不放心。签收抗诉书后，他们依然在收集群众签名，并打算将这些签名扫描到网上去。
“情与法在这个故意杀人案中的确演绎得非常突出”。
“一个行为只要构成犯罪就具有社会危害性，不能以‘杀死家人’就与‘无社会危害性’画上等号，这是对法律的误读。廖娟娟是一个处于弱势的精神病人，本应得到社会和亲人的关爱，尽管她拖累了全家，但她的生命不容剥夺。如果一个生命对家庭、社会无用的话，家人就因此剥夺这条生命，那才是真正的残忍和冷酷。”接手此案后，成都市检察院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传达了上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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