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红土(叙谱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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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红土江夏堂“金大朝登”派行《黄氏家谱》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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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 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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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稿）
古往今来国盛修史，邑富撰志，族旺续谱。家族之有谱谍，犹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谱者，上述祖迩之来历，下叙子孙之继承，血脉贯通，声应气求，近者感以恩，远者联之情，追思祖宗懿德，辨明吾之所自。宗谱是维系家庭血缘的惟一纽常，是认祖归宗的真实依据，是寻根竭祖的神圣物证。
近年来随着“寻根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姓氏，探寻自己家族的历史，你可以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但不可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人们常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管你身居何处何年代，都能通过修谱联宗的方式寻根问祖，追溯自己的家族史，找到血缘之所出，而探根寻源的最可靠工具便是族谱。
追溯我黄姓，尊奉轩辕氏黄帝、伯益、少昊、陆终为远祖，发源于商末周初的黄国（今河南潢川县西部），子孙以国为姓，称黄氏。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姓逐渐迁徒祖国各地，繁衍生息，英才辈出，在许多地方成为名门望族，並播迁海外。黄姓是当代中国人口排行第七位的中华大姓，总人口3100多万。
星移斗转，人世沧桑。我黄姓源远流长，人丁兴旺，世系繁杂，分支浩瀚，年远代湮，居处星散，虽先祖累纂谱谍，仍难免挂漏失修。而宗谱失修，就难以正本支，序昭穆，别亲疏，倡尊卑，广孝悌。人生最大的缺憾莫过于忘宗失祖，终其一生而谱中无名。中华民族是教化有方的“礼仪之邦”，而今有些现代人似乎道德观念和宗族意识正在悄然淡化，甚至连“六亲”都不认，可见修谱是多么必要和刻不容缓。
湖北江夏（武昌、云梦一带）是海内外黄姓华人公认的发祥地，自汉魏以来有“天下黄姓出江夏，万派归宗江夏黄”之说。大约在宋初，江夏堂一部西迁清江蛮荒之地，开疆拓业，其中“金大朝登”派行一支，辗转至恩施东乡红土，挽草为记，披荆斩棘，乐业世居于此。历史上是红土、石窑两集镇的开拓者，有黄明经公于嘉庆元年被朝廷授予“六品军功”，有一家五兄弟连中秀才被施南知府颁赠金匾“王桂联芳”，有黄国炳公于光绪初年以乡试第二名荣取举人，这些佳话被长期颂扬流传，可见本族祖德之深厚，名望之宏大。然而，就是从金字派算起也已有十余辈，最大的遗憾是至今没有发现一本家谱流传，追宗忆祖，言之泫然，实乃族人之心病。
今值太平盛世、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有感于亲三代而疏、族万年而存之常理，根据文化部办公厅所发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通知精神，我们特发起编修恩施红土江夏堂黄姓“金大朝登”派行之家谱，以期寻宗溯源，彰显祖德，长次分明，尊卑有序，籍表仁孝之心，启示子孙后代，也为黄氏联谱补之缺漏。
家谱的编修是一项繁杂的历史人文工程，耗时劳力费财。由于历史的原因，文献资料、实物证据馈乏，能提供素材的知情者寥寥，口头流传的版本真伪难辨；加之族人居住从业分散，且思想认识难免有隙，因此家谱的编修必然困难重重。但只要族人积极参与，各尽所能，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是完全能够完成这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的。为此我们倡议：首先是相互转告，广泛宣传，统一认识，使之深入族人之心。其次是族人应紧密配合，热心搜集有关资料，如实提供所需素材。再次是号召广大宗亲共襄此举，踊跃出谋献策，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同时协商成立编修委员会，集族人之精英，高质量完成这次的家谱编修工作。家谱编修乃利在当代，功高千秋之举，我们理当义不容辞竭尽全力而为之，籍以告慰列祖列宗，激励后世子孙。
敬请各位宗亲来函来电赐教！
倡议书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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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人：黄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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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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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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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红土江夏堂“金大朝登”派行《黄氏家谱》编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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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报（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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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黄氏“金大朝登”派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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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红土江夏堂黄氏这支人有40字派行，即“金大朝登，显国家兴，维新世泽，学宗昌平，祖述宪章，源远流长，功名卓立，三纲五常，积德从善，百代飞黄”。
关于这40字派行，从近几年发现的两座祖人墓碑得到了确认。2009年秋，我们一行到红土乡平锦村后塘坝一个小地名叫碑场的地方寻古，这里埋葬着我们的祖公大名鼎鼎的“六品军功”黄明经的夫人谭金桂（俗称老金桂）。墓地很大，坟墓由大小一致的麻条石砌成，墓碑高大雄伟，碑前竖立着石人、石马、石烛、石桌、石凳等，所以这里的地名也此而叫碑场，在当地很有名气，我小的时候经常到这里来玩耍。很可惜的是，经过“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四旧”，除了坟墓尚在外，碑石等已荡然无存。见到如此情境，我们心中的悲伤由然而生。在场的堂弟黄维涧介绍，墓地后面他家的责任田边另有一墓，还有些碑石，于是我们立即走过去探看。这座墓在老金桂墓的右后方，距离不到50米。坟后半部被埋，墓前的荆棘杂草丛中散落着一堆墓碑石。砍除荆棘，割去杂草，最上面的一块碑石便露了出来，抹去上面的青苔，字迹逐渐显现，一看竟然是族谱，我们欣喜若狂。经过一番认真清理，碑文清晰可见，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碑的上联为“辉光封宿草”，下联为“瑞气产灵芝”，横批为“江夏族谱”，中间正文正是40字派行，我当即拍照留存。族谱或派行一般只有大中型的墓碑才有，镶刻在碑的上层。这块“江夏族谱”碑石很大，其余的几块碑石不十分规则，更厚更重，没有发现字迹，应该是镶边石，可见这座墓碑原本很高大，规格不低。主碑和有字的碑石不见踪影，一定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被人破坏后抬走作了它用，因此墓主人是谁成了谜，是座无名墓碑。不过，按照当时墓葬的规矩，这墓在老金桂墓的后面，肯定是老金桂的晚辈。
&&&&&这次编修家谱时，编委成员黄祝然在月间四下前塘，在黄维洋家门口发现一座规格很高的墓，于草丛中找到被打成几大块的虎头碑石，经过仔细清洗辩认，虎头碑的正面中间镌刻着“皇清待赠邑庠生显考黄公讳显声老大人墓”，碑的背面上方镌刻的是“谱系”，其40字派行与后塘坝碑场发现的无名墓碑上的派行完全相同。在封建社会时代，墓葬、墓碑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虎头碑是比较高等级的一类，很有名望的人才可以享用。该墓主人黄显声是黄明经的第二个儿子，是个秀才，所以建立的是虎头碑，根据碑文推算，该墓碑至少已有130年的历史。
从以上两座祖人墓碑可以完全证明，我们这支人的40字派行是准确无误的，勿容置疑的。这个派行选字精准，讲究平仄，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记忆，而且内涵丰富，含义非常深刻。我们不妨来解读一下：金贵大王朝中登堂，显赫国势家庭兴旺；推陈出新世代恩泽，学习宗祖昌盛平安；祖宗陈述制度典章，来源很远流传久长；功劳名誉高而直立，人伦原则三纲五常；积淀道德从事慈善，百代子孙腾达飞黄。
那么这个派行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制订出来的呢？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推论一番。2013年8月我们专门组织了一次考察活动，对一批能知道的祖坟进行了考察。从目前我们找到的祖人墓碑来看，只有以上两个墓碑有族谱。最有名的黄明经墓在稻池村的双天坑，墓碑、墓石早被破坏殆尽，据说一部分在大办钢铁时运到梦埫沟筑了小高炉，一部分被搬到稻池小学修了学校。该墓依山而建，自下而上的梯形拜台就有五级，可见墓地是多么宏大，这是我们祖人中规格最高的墓。如果不被破坏，我们的族史在墓碑上会一览无余，很可惜现在只留下了一堆黄土。在幺房考察时看到了在堰塘湾被用作洗衣石几十年的“向君老儒人”残碑。碑文载系“开选祖母也”，黄开选即黄显庸，是黄明德的大儿子、黄朝文的孙子，说明这位“向君老孺人”是黄朝文的妻子，这墓碑没有族谱。在离堰湾不远的黄振新家屋后看到了黄朝信的墓，墓碑上也没有族谱。这就是说除“金”字派的墓未发现外，“大、朝”字派的墓碑上未发现族谱。“登”字派的墓碑有没有族谱，如上所述，由于黄明经、老金桂的墓碑被毁，已无法考证了。
我们黄氏这支人的鼎盛时期是在“登、显、国”这几辈人。黄明经在清朝嘉庆初年被朝廷授予“六品军功”的殊荣，恩施县志有记载。他的五个儿子先后考中秀才，施南府赠送“五桂联芳”的匾牌；他的第二个儿子黄显声，五个儿子又中秀才，被荣赞“五桂再芳”；他的第三个儿子黄显修，其子黄国炳在光绪初年以乡试（即省试）第二名荣中举人，恩施县教育志有记载，家族荣誉达到了顶峰。由此看来在这一时期制订派行的可能性最大。黄明经、黄明德是两弟兄，应该是“登”字派，却没有“登”字派的名字，从这点上分析，在“登”字派前派行可能尚未形成。黄明经功成名就之后出面组织族人修谱编派是完全可能的事。五个儿子是秀才，所以派行才有那么好的文采和寓义，至于之前的“金、大、朝、登”派字，是他们巧妙地纳入其中了。
当然也不排除在“金”字派时或之前就编好了派行，至少确认了一部分，因为在“登”字派之前的祖人，是按“金、大、朝”派行取的名字。我们的祖人从巴东白果树来到红土，人口迅速繁衍增多，为稳定和发展家族，必然要统一派行，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族规。
历史上黄姓是大族，人口众多，遍布全国各地，乔迁海外者也不少，要想有一个统一的派行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各地的黄姓就自行设立派行。我们的前辈反复告诉我们，红土的黄氏来自巴东白果树。巴东白果树位于野三关平坦村，那里有黄氏祠堂，叫黄家村祠堂，不远的枫木村还有个黄氏祠堂，白果树黄氏族人在1917年和1947年曾两次续过族谱。据族谱记载：明朝年间（1368年）祖公黄天治（广西柳州右江分巡道黄体之子）从山东出发，出任川东道台（正四品），路过巴东野三关白果树，见这里有如世外桃源，便说：“此地乃吾落业之地也”。于是将随带的家人安居于这里，他年老辞官后也归于此地，据说那里还有他的坟墓。这支黄姓迅速繁衍，然后其子孙逐渐分赴恩施、宜昌、川东各地开基创业，我们红土黄姓当属此分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0月，白果树黄学巧、黄家复等人组织续谱时，有来自恩施、长阳、秭归及川东一些地方的族人代表千余人参加，讨论联宗合谱。据当时统计，发源于白果树的黄氏族人已有46个派行。据记载我们红土去了两人，一位是老村一组的黄维国（号洛三），是代表我们这支人去的；另一位是老村四组的黄邦章（号泽臣），是代表“永兴正大光”派行这支人去的。会议发起人想把其它派行合成白果树的派行，即“家治本在德，敦伦必振纲，守诚为孝子，定国有忠良。远大培仁厚，延开锦绣长，炎胄永兴隆，联宗合万邦”，还编了个续叙40派。会上提出我们的派行“维合家（即‘维’字派与‘家’字派同辈而合）、新合治、世合本、泽合在、学合德……”两年后解放，这次联宗合谱无法贯彻落实，不了了之。可见联宗合谱并非易事。
&我们红土黄氏这支人“金大朝登”的派行，是老祖宗遗留给子孙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绝不可小视，更不可随意更改。当然这个派行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兴”和“新”本是同音字，而且中间只隔了一辈，取名时易混淆，但我们的族人有办法，将“新”字放于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叫“取倒派”，变换一种方式，叫起来还有新意。还有最后一个派行是“黄”字，与姓相同，名字怎么取法？这要相信我们的后人到时会处理好的。
&以往取名字是非常讲究的，正名或大名一定要按派行来取，字、号可以听便。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现在取名字随意得多、自由得很。有取单名的，没了派行；有的虽然取三个字，却不管派行；有的把派行字搞错，甚至还有不知道排行的。严格来说，名字只是个符号而已，当然可以随便取，凭兴趣取，不必强求，不必要那么多条条框框。但是有一条，你千万要记住自己的派行，否则时间一长，辈分混淆，族将不族，会闹出许多荒唐事来，你自己将自己剔除族外，结果将是很悲哀的。我们常说“一笔难写两个黄字”，“亲是三代，族是万年”，“乱亲不乱族”，这些可是真理啊！
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派行以口授为主的方式流传，自然会出现不少谬误，有的把派行子弄错，有的把句子颠倒，就连白果树的谱书之中也把我们的派行搞错许多，不知是黄维国报错了，还是写谱书的人记错了。现在甚至有人在立的碑上也写错了。当然，这些现象都无需去责怪。现在有了统一的、标准的派行，我们就应该严格遵守、认真执行，再发生错误则不可饶恕。应该提及的是，碑上的错误必须改过来（现在技术很成熟），否则会贻误子孙。
“金大朝登”40字派行，是我们祖人精心创造出来的，是族人的精神结晶，也是族人的骄傲，它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从第一个“金”字派算起，到最后一个“黄”字派止，一个轮回大约需要800—1000年，其意义是深远的，它属于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方便地使用它时，要有谨慎的态度，更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它，这是我们每个族人必须牢记的。
附记：此文为《黄氏家谱》所写，请各位提出修改意见。欢迎大家为家谱写出有关的文章，以便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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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氏家谱》编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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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恩施市红土江夏堂“金大朝登”干（支）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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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开榜﹚
﹙黄开烈﹚
﹙黄瑶圃﹚
﹙过继焯子﹚
﹙黄伍三﹚
﹙黄祝然﹚
﹙黄& 岸﹚
恩施红土江夏堂“金大朝登”派行《黄氏家谱》编修委员会
简报（第七期）
寻 宗 觅 祖
恩施红土江夏堂“金大朝登”派行黄姓是红土的望族，历史上曾有两百多年的辉煌，人口众多，占地广大，人才辈出，至今兴旺发达。这族人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迁来的？祖人是谁？根在哪里？是人人关心的问题。由于历史上的几次浩劫，我们这支人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留下可供佐证，至今未发现一本家谱，有文字记载的祖人墓碑更是惨遭毒手，损坏殆尽，以上问题成了谜团，难以解开。能知道情况的先辈们早已作古，不过口口流传，说我们祖人是从巴东白果树迁来的，这成了追根求源的惟一依据。
巴东白果树是个地名，位于现今野三关镇附近的平坦村。泸蓉高速公路从该村穿过，在野三关服务区大桥下以前有一棵大白果树（银杏树），据说主干近地空心处可放进一张方桌供人下棋，可见树之大。年长月久，白果树被大风刮倒，后又从根部长出新树，非常茂盛，影响周围庄稼生长，被谭姓人砍倒，白果树就不存在了。而这棵大白果树据说就是我们的祖公黄天治所栽。
据白果树《黄姓族谱》记载，黄天治是元末明初人，其父黄体曾任广西柳州右江分巡道。明朝洪武（1368—1399年）初年，黄天治出任川东道台总理重（庆）夔（府，即今奉节），从山东出发，路经巴东平南村（即今平坦村），见这里山青水秀，茂林修竹，土地肥沃，有如世外桃源，便说：“此地乃吾落业之地也。”于是将家人安居于此。天治公年老谢仕归田，死后葬于白果树不远处，墓前原有高大虎头石碑，被毁于“文革”中。平坦村原有黄氏祠堂，临近的枫木村也有黄氏祠堂，现只剩下遗址。屈指算来，天治公落业于此已有六百四十余年。天治公生有五子，曰文昌、文举、文质、文卓、文学，后子孙发达，分居于巴东、建始、恩施、川东、宜昌等地。
根据《史记》等史书和黄氏有关《族谱》记载，黄氏元始始祖为轩辕黄帝，轩辕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卷章，卷章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樊。樊第一十八代孙名黄隐，黄姓自此而始，为一世祖，二世祖黄高，三世祖黄旺……此后黄姓繁衍生息，播迁各地，成为大姓。及至宋朝，八十九世祖（也有说八十四世祖，一一0世祖的）黄峭（994—1084年），字峭山，娶官、吴、郑三妻，各生七子，共二十一子，除留长子奉养老母，其余十八房子孙信步天下，择地而居。官夫人第三子黄荀生圣崇，圣崇生庭坚；庭坚号山谷，有三子，长子顺天，传至山谷第十二代孙黄体；黄体有四子，其长子即为黄天治。
巴东白果树黄氏族人分别于1917年、1947年、2012年发起组织撰写族谱，以1947年的规模最大，恩施、宜昌、川东逾千黄姓人赴此会族，撰有《黄氏宗祠联宗合派族谱》留世。2012年又编撰了《黄姓族谱》。根据这两本族谱记载，黄天治乃黄山谷十三世孙。天治公娶文氏，生五子：长子文昌，明朝进士，左江分巡道，配谭氏，住白果树，生启宗、启孝；二子文举，石柱直隶厅布政，配孙氏，住石马岭，生启宣，启光；三子文质，邑庠，配孙氏，住白沙坪，生启圣、启志；四子文卓，举人，配孙氏，住业州（今建始），生启贤、启闵；五子文学，明朝翰林院，配龙氏，居施州，生启哲、启会。又载明：启哲字益臣，副榜浙江嘉兴秀县丞，配覃氏，生三子思忠、思明（住景阳常）、思敬（住景阳常）；希澄（住景阳带，思明后裔），希凤（住景阳带，思敬后裔）。这里说的“景阳带”，应该是景阳大里，因为当地人把“大”读成“带”。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景阳一带”，包括大里、花坪、下坪、官店等地。
景阳大里是黄姓人的聚居之地，2012年他们编撰出版了建始大里黄氏支谱《黄氏家谱》。该谱称：据景阳流传的家谱记载，大理黄氏是天治公第四子黄文卓的后裔。因为该流传家谱从天治公传下来直到大里还叙述了五辈人，在1947年白果树联宗合派时，从启字派算起共计18辈，脉络清晰，具有可信性。
而建始高坪大水田的黄氏家谱，从巴东白果树到大水田直至现在都有完整的文字记载，称黄文学长子启哲是大水田、大里黄氏的共同祖先，启哲生三子，长子思忠到了高坪大水田，次子思明和三子思敬到了景阳带。
大理黄氏支谱《黄氏家谱》最后的结论是：“这两个版本对大里黄氏都有记载，又都不完整，历史久远，无法考证。但有一条是肯的：大里黄氏是巴东白果树黄天治的后裔。”
我们红土黄氏的先辈们口口相传，说是从巴东白果树来的，那么与“景阳带”的黄氏就有密切的关系。红土和景阳一衣带水，隔清江、伍家河相望，黄氏祖公从“景阳带”迁来红土的可能性最大。我们的先辈们还说，祖公是先落业于石窑龙潭。龙潭又叫子母潭，是一个有百多亩大的湖泊，深不可测，这在高山是少有的，祖公选定了这里。上世纪中叶，族中名人黄兴锐（字敏之）带着只有不到十岁的黄维涛专程去石窑，在龙潭边的一座山腰找到祖公的墓碑。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敏之公早已作古。为了写家谱，去年八月，我们一行七八人去到龙潭，黄维涛是家谱编修成员与之随行，但他已经记不清地方，我们在龙潭周边几座山上找了大半天，最终没找到祖公墓碑。可以推测，我们的祖公可能先到景阳，再到官店，然后来到临近的石窑。石窑是高山，海拔1800米左右，冬季非常寒冷，有“高不过太山庙，冷不过石灰窑”之说。祖公们后来发现红土最好的地方在清江河沿岸，于是下迁到低山的后塘坝、石板场等地。当时的红土，乃属蛮荒之地，人烟稀少，祖公们挽草为记，披荆斩棘，开创家业，终于成为红土的望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与原来就生活这里的土家人，或先后迁居来的谭、向、廖、董等诸姓人，共同开发红土，融洽相处，互被同化，创造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土家文化。
红土的地理位置处于恩施市的东部，被称为东乡。我们黄姓人具有“东乡人”的典型性格，勤奋，直率，
豪爽，仗义。在语言上是别具特色的“蛮子腔”。大体以红土镇为界，以上是高山，人们说的语言有湘音、汉腔特点，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在“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南、江西迁来的，所以在当地被称为“搬家子”，说的话被称为“搬家子腔”。红土镇以下为二高山与低山，居住民被称为“蛮子”，意即本地人的意思，其实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先民不过是早于“搬家子”先民到达红土，占据了优越的清江河谷台地地区，被同化成了当地人，他们说的语言被称为“蛮子腔”。在发音上“T、Q”不分，“L、N”难辨，“an、ang”、“en、eng”相混，例如把“天”读成“千”、“林”读成“宁”、“光”读成“关”、“红”读成“横”，所以一开言，别人能立即判断：你是东乡人。而“蛮子腔”恰恰与相邻近的建始景阳、巴东金果坪一带的“蛮子腔”相同，这一带是黄姓人多的地方。这正好应了祖公黄峭山的那句诗“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黄姓本属汉族，而在1982年进行民族成份普查时，红土的黄姓人绝大数认定为土家族。
在中华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巴东白果树黄氏家族续谱时，谱书中收集了各地“老派”三十多个，其中有“恩施红土老村一组老派”，即我族“金大朝登”40派，不过有的字写错，有的句子搞颠倒了。又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年）十月巴东白果树黄氏联宗合派谱书上有记载，“红土老村一组黄维国”参加了会议，黄维国又名黄洛三，据说是当时的族中名流黄玉卿派去的。这次会上决定了联宗合族40派：“家治本在德，敦伦必振纲，守诚维孝子，定国有忠良。远大培仁厚，延开锦绣长，炎胄永兴隆，联宗合万邦。”谱书中还提出了红土“金大朝登”派行的合派顺序，“维合家（即我们的‘维’字派与‘家治本在德’的‘家’字派同辈）、新合治、世合本、泽合在、学合德。”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我们红土黄氏是从巴东白果树来的，我们是祖公黄天治的后裔。
我们的先辈还告诉我们，红土的派行为“天道曰文邦”的黄氏与我们同宗共祖，他们为余母四房人。据这支黄姓认定，他们是天治公第四子文卓的后裔，文卓世孙心德，心德世孙迁居景阳河，后来于母四房黄统宗迁徒到红土稻池定居繁衍。1947年白果树联宗合派时，他们派去的是“老村四组黄邦章（字泽臣）”，谱书记载的合派顺序是：“正合家、大合治、光合本、启合在、宗合德”。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我们这族人千真万确是黄天治的后裔。
遗憾的是哪位祖公迁到红土？什么时候去的？甚至连到底是黄文卓还是黄文学的后人？已经无法搞清楚了。好在这并不影响我们是黄天治的后裔这个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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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家谱》编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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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恩施红土江夏堂“金大朝登”派行《黄氏家谱》编修委员会
简报（第八期）
《中华姓氏通史》（主编张明林，共12卷本 ，2006年出版）在第7卷本 “黄姓”篇中，载有一首族诗：
骏马奔驰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
但愿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总炽昌。
这是黄氏家族的一首认祖诗，相传为黄峭所作。据《黄清老墓志铭》记载，黄峭山，名峭，字峭山，唐末五代人，唐昭宗大顺进士，官授江夏太守、刑部侍郎、奎章阁学士。其祖父是福建邵武黄氏始祖黄惟淡。邵武黄姓，最初是由江夏北迁至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县），然后再折向东，于隋唐之时迁福建邵武，所以黄惟淡原籍河南光州固始。据福建《麟峰黄氏家谱●旧序》，黄惟淡于唐末昭宗景福年间从固始迁居邵武，成为后世闻名的邵武黄氏一派始祖。黄峭山在黄氏家乘中事迹独特，名望尊显，流传久远，为海内外黄姓万派共宗的邵武黄氏大显祖。据传黄峭山娶了三位德才兼优的官、吴、郑夫人，各生七子，这二十一个儿子个个功名卓著，成就斐然，而且子孙兴旺，后嗣蕃昌。黄峭山在年逾八旬时，将二十一房子孙召集齐全，各领祖传家产一份，除三位夫人各留长子奉养老母之外，其余十八房子孙随即离开家乡，信步天下，分赴闽、粤、吴等地，另立基业，自谋发展。这次及以后的迁徙流布，相当多的黄氏谱牒都有详细记载。据传，在儿孙登程拜别而行时，黄峭山即咏此诗相赠，以为日后各处子孙相传证验，方知一本之脉。这首诗流传很广，黄姓人无不知晓，凡族人相逢，能背出这八句诗者，便相互认同为同祖同宗。用诗作为子孙后裔相会验证的密码，只有黄姓独有。黄峭山卒葬于福建邵武禾平（今和平镇）坎头村黄家村祖莹，其祠与墓成为历代黄氏族人拜谒的圣地，现为邵武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这首诗，由于时间久远，又多口口相传，便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内容大同小异，谁是真正的原版已难考证。
巴东白果树《黄氏宗祠联宗合派族谱》（1947年版）载：
骏马行行出异乡，任从随处立纲常。
年深外境皆外境，身在他乡即故乡。
夜晓不忘清明雨，晨昏须敬祖宗香。
但愿苍天垂庇佑，三七男儿总吉昌。
施南城郊黄家峁《黄氏家谱》载：
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
身居外境犹吾境，久住他乡即旧乡。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
根深叶茂同庥庆，三七男儿总炽昌。
他们还将此诗镌刻在一块硕大的景观石上，立于黄家峁道路旁。
《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载宣恩“黄姓承荫薄”：
骏马堂堂生异乡，任你随地利纲常。
年深外境犹吾境，生在他乡记故乡。
早晚不忘父母命，晨曦书见祖宗香。
但愿苍天沉没育，三七男儿总之昌。
《恩施民俗》（主编：廖德根、冉红芳，2013年出版）载：
信马登程出异乡，任尔随地立纲常。
年深远境如吾近，身在他乡即故乡。
朝暮勿忘亲命语，晨昏须念祖宗堂。
但愿苍天垂庇佑，三妻男儿永其昌。
至于各地民间流传的版本，更是多不可言。例如红土后塘坝流传的是：
骏马堂堂出异方，仍从各地立纲常。
年深异境即吾境，身在他乡思故乡。
朝夕不忘父母命，晨昏当敬祖宗香。
但愿苍天垂没佑，三七男儿总吉昌。
笔者认为《中华姓氏通史》所载这首诗，选词精准，内涵丰富，寓意深刻，诗韵味足，可作样榜流传。再者，这套通史系正式出版物，想必引用的出处是有依据的。其余各种版本，有的用词不当，有的表意欠妥，有的甚至明显有误，族人自己应多加斟酌。
另据所传，黄峭山所作这首诗称为“外八句”。其时三妻各自吟诗一首，称为“内八句”：
官氏：才郎峭老有三妻，官吴郑子二十一。
创业兴家离祖地，归来报命省亲仪。
吴氏：吾年日久难相会，叶茂崇枝为汝题。
不论富贵与贫贱，相逢须念共根蒂。
郑氏：祷造苍天佑各乡，官吴郑氏三七郎。
奉奏公命吾儿去，投辙绵绵奕世昌。
又据说当时二十一个儿子随即回敬父母两首诗：
敬父：乔木茂兮慰儿孙，年逾八旬尚聪颖。
耕读为本成家计，挤身学界系人文。
研讨金融数十载，廉洁奉公两袖清。
分甘娱自寄情趣，老有所乐度余生。
孝母：慈萱矍铄阖家欣，相父以勤理家政。
茹苦含辛秉四德，举案为宾具三从。
择邻勖学贤内助，画狄熏陶育儿孙。
营建寿藏旌孝意，迨至百年为佳城。
当然，与“外八句”一样，这些诗流传的版本也很多，无法考证其真伪。或许为后人所作，也很难说。现仅录以备考，供族人究研。
《黄氏家谱》编修委员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从我记事时候起，就经常听父亲黄兴録、堂伯黄兴锐（字敏之）、堂叔黄兴铸等人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就是他们如何联合族人杀死了族中忤逆黄维清、黄维汉。
我的老家在恩施红土后塘坝，清朝初年，这里曾是施州塘分汛把总外委署（一种军事机构）的驻地之一，所以称“塘”。清江与伍家河在这里交汇，地势险要，山青水秀，景色宜人，是一个偏僻的土家小山寨。上世纪农历癸酉年正月初八（日），当人们还沉浸在浓郁的过年氛围中时，后塘坝发生了一桩震惊恩施东乡的大血案，黄维清、黄维汉两兄弟被族人聚众杀死！除脱了两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人们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
黄维清、黄维汉是亲兄弟，年少时终日弄枪舞棍，竟练得一身好功夫，飞檐走壁，臂力过人，在当地小有名气。及至成人，终日游手好闲，寻衅滋事，称霸后塘坝。1929年，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建立了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红土、新塘为根据地的一部分。伪区长兼团总傅卫风为了抵抗红军，招兵买马，加强团练。他手下的团防中队长黄敬卿看中了黄维清、黄维汉，将二人招为团丁，挎上手枪，成了他的保镖。二人更是如虎添翼，耀武扬威，为非作歹，六亲不认。
这年秋天，族人黄家栋正在收割稻谷，他俩路过，黄维清便喊道：“三爷爷，把你家的新米借一斗，孙娃们好尝尝新！”黄家栋答道：“你家前两年借的大米还没还呢！”黄维汉黑着脸拍着手枪说道：“别扯那么远！这两天我们公事忙得很，还是请三爷爷费个步，把大米送到我家去！”黄家栋不敢怠慢，只得晒了谷子舂好大米，忍气吞声给他家送去。这是“文借”，还有“武借”。有一次，他俩到其舅舅董廷瑞家“借鸦片”，舅舅好心劝他俩不要喝鸦片，也不答应借。他俩恼羞成怒，用枪逼着舅舅一家老小下到一个4米多深的苕窖里。当时在董家做裁缝的黄兴义实在看不过去了，仗着是叔叔辈份，劝说了他俩几句。谁知他俩不但不听，反而口吐恶言，动手将黄兴义也关进了苕窖，并把木梯抽走。直到他舅舅一再求饶，答应借鸦片，他俩才放下木梯，苕窖里的人得以出来。另一种手段是强拿硬要。譬如周围哪家杀年猪，他俩必定不请自到，吃了年猪饭，还要拿走一支猪蹄子或一个“坐墩”（猪后臀）。逢年过节，他俩想要谁家送东西，就在屋外喊一声，送迟了送少了，轻则辱骂，重则遭打，人家敢怒不敢言。
他俩还做出了更缺德更黑心黑肠的事。我有个堂伯叫黄兴钿，是个清末秀才，祖业有十多庄田（一庄田约20亩左右），佃田收租，富甲一方。先是娶绰号叫赵瓜瓜的为妻，没有生育；后娶绰号叫廖砂罐的继房，也不生子。不惑之年过，又娶了小他二十多岁的谭氏，果然生了一子，取名黄维潆。老来得子，从小溺爱，娇生惯养，沾染了不少恶习。等到十六七岁，便为他娶了沙地偏南人郭世英过门。这郭世英年轻美貌，长得水灵灵的，黄维清、黄维汉馋涎欲滴，三天两头去她家，郭世英也不是一个安份守已的人，不久三人便勾搭成奸。为进一步霸占郭世英及其家产，清、汉暗怀鬼胎，终日缠着黄维潆赌博喝鸦片，一年多下来，二人说黄维潆欠他们几千块银元，逼着他卖田还债。到年底佃租收不上来了，黄兴钿才发觉是儿子背着他把田地卖得只剩下两三庄了，他怒不可遏，扬言要找族人活埋黄维潆。黄维潆在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得远走高飞，有人说看见他是跟红军去了，从此再无下落。清、汉又威逼黄兴钿，说他儿子欠他们的钱不还，胆敢参加红军，不交出来就没有好下场，便趁机厚颜无耻地强行霸占了黄兴钿的家。可怜年过花甲的黄兴钿，眼见得田被卖了，儿子走了，家被占了，又恨又怕，悲愤交加，终日以泪洗面，后来忧郁而死。
1930年红土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元月8日（农历己巳年腊月初九），贺龙亲率红四军打到红土石灰窑，师长王炳南率部冒着大雪严寒连夜急行军，于9日凌晨包围了红土溪，歼灭团防武装100多人，击毙红土团总赵金轩。贺龙随即来到红土溪，在白果坪孙家大屋场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还检阅了八斗田区300多名游击队员。5月上旬，红军三十八团团长程海波（红土天乐水人）带领战士300多人，从建始官店口打到红土茅田，驻扎在凉水井董家屋场。他派红军大队长向兴奎（红土杉树淌人）带领20多名红军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杉树淌土豪黄文宇（黄敬卿之兄）夫妇捉住杀死，打开他家的粮仓，号召当地贫苦农民来分粮，满仓满仓的稻谷、苞谷，分了三天才分完。红军在这里组织发动群众，筹备成立农协会等组织。当地的团防武装、土豪劣绅吓得屁滚尿流，纷纷逃到清江河北岸的沙地、花坪等地躲藏起来。不久，红军因战略转移离开红土，团防武装和土豪劣绅迅速返回，对在打土豪中的积极分子和农协会员进行疯狂的报复，杀了好几个人，大部分被撵得不敢归家。黄维清、黄维汉则把枪口对准了族人黄兴鋐和黄兴録，因这两人不仅是打土豪的积极分子，还与他俩有宿怨。清、汉的父亲叫黄兴键，与黄兴鋐两家田界相连，为争田界发生纠纷，黄兴鋐曾打过黄兴键一火枪，后经族人调解才得已平息。当时清、汉年纪尚幼，但却记仇在心，这次找到了报仇的机会。红军走后黄兴鋐在外躲了三天，悄悄回到家里，倒床便睡。清、汉得到消息，带了四五个人摸到黄兴鋐家，用手指蘸着口水将窗户皮纸戳开一个洞，见黄兴鋐熟睡在床，便两枪将他打死。
我父亲与清、汉则是因为买田一事产生了过节。当时我家很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租住在黄氏祠堂里。我父亲与黄兴钿共祖祖，眼见得败家子黄维潆将田地贱卖得差不多了，祖业不守，心里很是不平。便找黄敏之等人出面，要黄兴钿将小地名叫龙洞湾二等里的一庄田卖给我家，作价130块银元，成约时父亲四处借钱才凑到30块银元，所以约定过两年再交钱上庄。清、汉得知此事后认为坏了他们的好事，大发雷霆，极为不满。在打土豪时我父亲是积极分子，还是农协会会员，红军走后在外躲了五六天。这天夜里悄悄回到家中，时值农历六月，天气炎热，我母亲打了一盆水，父亲正在洗澡时，清、汉就带了四五个人破门而入。黄维清吼道：“大叔，值价些，傅团总派我们来送你上路！”父亲穿上一条短裤，披了一件白布对襟，连扣子都没来得及扣上，双手就被反扳着押出了大门。在昏暗的月光下走过一段水田埂，前面有一道两人多高的田坎，坎下是苞谷田，苞谷正在扬花挂托，非常茂密。这时父亲听到后面“啪”的一声响，是手枪撞针的响声，不过没打响；接着又是“啪”的一声，仍然没打响，原来遇到了水子。我父亲当年28岁，正是血气方刚，说时迟那时快，他猛地向前一冲，挣脱被捉的双手，“嗖”的一声飞步跳下田坎，钻进苞谷林，飞也似地狂奔。捉他的人手里只剩下两只衣袖。跑了没多远后面的枪声响了，连打五六枪，几个人叫喊着也跳进包谷林去追赶。我父亲凭着地形熟悉，又有包谷林掩护，跨沟越坎，东躲西藏，逃得无影无踪，保住了一条命。人没抓到，清、汉并不甘心，返回我家，将粮食、衣物掳掠一空，一头快要下猪娃儿的大母猪也被赶走。
我父亲连夜逃到老村黄家槽，仅穿一条短裤，浑身是伤，在几个族人的资助下，又迅速逃离。流落到湖南，为了谋生，学织背篓，后来竟成了一名好篾匠。他心里放不下家人，更憎恨黄维清、黄维汉，随时盘算着如何报仇。于是他一边做篾匠，一边游走在红土周边的官店、景阳、花坪、沙地等地，后来常常潜回红土，找族人密谋报仇之事。
黄维清、黄维汉的恶魔行径，搅得当地人心惶惶，都担心哪一天横祸会飞到自己头上。黄氏族人对这两个大逆不道的败类更是深恶痛绝，意欲除之而后快，于是族中有几个仗义者开始活动。黄家润（run）辈分高，很有威信，说红不绿，绰号“六阎王”；黄敏之识文断字，能掐会算，善于谋划；
黄兴鑿、黄兴铸、黄兴广一干人讲义气，胆子大，不怕事。黄兴録与这几个人多次商议，决心联合族人惩办清、汉。壬申年（1932年）下半年起，他们分头行动，到本族人聚居的后塘坝、石板场、老村、下米托、小衙门等地串联，得到族人的响应。后又多次秘密集会，制订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因清、汉手里有手枪、火枪，不是可以轻易拿下的，为使行动万无一失，大家一合计，决定请谭光吉、谭光函、谭光尧等人当杀客。为什么专请谭姓杀客？这也是有缘由的。原来当时后塘坝出了个女恶人，名叫谭光春，既喝鸦片又赌博，还是个淫妇，特别是经常与清、汉绞在一起，沆瀣(hang
xie)一气，危害一方。谭姓人在后塘坝也算大族，出了这种败类觉得很没脸面，抬不起头来。于是谭氏族人请了一位姓廖的杀客，趁谭光春骑马出门时一枪打死在路上。谭姓人对清、汉虽然恨之入骨，却也不敢贸然下手。现在黄氏族人请他们去杀清、汉，正中下怀，欣然答应。一切准备就绪，决定在农历癸酉年正月十三日（日）动手，计划捉住他俩，先祭祠堂，再到黄兴鋐坟上去砍头。
当时有一个姓刘的人在黄兴钿家当长工，因他会解锯木头，人称刘解匠，被收买成内线，监视黄维清等人的行动。正月初七一早，刘解匠发现清、汉到马圈里去了好几次，以为他们是在备马要跑，急忙溜出来给黄敏之、黄兴録报信。他俩立即喊来一干人急商，分析一怕时间长走漏风声，二防清、汉逃跑，决定提前在第二天即正月初八动手，于是大家火速分头去通知族人。首先急忙请来杀客，万一清、汉要逃跑，就在路上设伏干掉他俩。不久刘解匠又来报信，说是母马下了小马驹，不是他们备马，大家又松了一口气，但提前行动的计划不变。从当日下午开始，各路族人陆续汇聚祠堂，对外则称是拜祭祖宗。晚上一清点共有130多人，首先面对祖宗牌位敬香发誓，喝鸡血酒；接着公布具体方案、人员分工，满祠堂人群情激奋，个个摩拳擦掌。杀猪宰羊，大摆宴席，喝酒吃肉，通宵达旦。
正月初八天刚麻麻亮，队伍就出发了，武器有10多支火枪，其余为大刀、梭镖、木棍，甚至有的人手里拿的是锄头。从祠堂里到黄兴钿家不过里把路，很快就到了。黄兴钿家是一个很大的四合天井屋，大门朝北，两边也有围屋。屋的西南面是树林，东面一道土坎，北面一条人行大路，两边有土坎，犹如一条战壕，便于掩蔽。队伍按照分工，很快把他家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声火枪响起，接着有人高喊：“黄维清、黄维汉赶快滚出来，今天你们的死期到了！”清、汉三人还在床上做着美梦，听见枪声和喊声，知道大事不妙，急忙起床，接着他们发现四面都是枪声杀声。开始清、汉仗着有手枪、火枪，并不示弱，从楼上的窗户开枪还击，围攻的队伍不敢贸然上前，两边对射的枪声不时响起，枪声、叫骂声引来周边几百名老百姓远远围观。双方对峙了快两个时辰，清、汉的枪声惭惭稀疏，原来弹药将尽。清、汉商议，派郭世英去他们老家取弹药。郭将大门推开一条缝，刚探头，围攻的人发现，一枪打来，她发现根本出不去，吓得又将大门关死。这时围攻的队伍决定用火攻，黄兴鑿、黄兴铸、黄兴广几个人头顶成捆的苞谷杆冲到大门口，接着点燃苞谷杆，顿时火光升起。见大门起火，清、汉飞奔下楼，打开大门，企图逃跑。刚一露头，门外的梭镖就杀过来，他们缩头避开，反复几次。这时黄维清朝大门外打了仅剩的一火枪，黄兴鑿左手臂中弹受伤，二人趁机冲出大门，夺路而逃。在大门外的刘解匠，腰间系着一个半月形的牛皮包，刚喊声“他们出来了！”黄维汉一梭镖杀过来，正好杀到他的牛皮包的圆形铜饰上，才没有伤着。黄维清大声叫喊着：“等老子搬兵回来扫你几爷子的圈！”二人没命地奔向北面的大路。这条路是后塘坝上红土街的大路，他俩飞也似地朝下坡方向跑去，围攻的人立即追了上来。跑出一里多地，来到檀木树大丘旁，斜地里杀出六阎王。原来为防止他俩逃跑，在几条主要道路上专门设了卡，这里是其中的一个。六阎王大喊一声“你死定哒！”一梭镖杀过去，黄维清手急眼快，顺手抓住梭镖，两人争夺起来。六阎王哪里是他的对手，眼看就要反被刺中。在这千钩一发之际，杀客谭光吉追了上来，从两丈多远处猛地扔出梭镖，正中黄维清的后背。黄维清松出右手去拔背上的梭镖，谭光吉高叫着“你也有今天！”冲上来顺势拼命狠插，梭镖对穿过胸。黄维清口里喊道：“谭光吉，老子在鬼门关等你三年！”说完噗通一声倒地，气绝身亡。
黄维汉见他哥哥倒地，更没命地向前跑，后面黄兴録带着几个人穷追不舍。跑了大约六七里路，来到姚家沟谷，这是一条峡谷，两边是几十丈高的悬崖峭壁，一条羊肠小道蜿蜒穿行在嶙峋的怪石之间，下面直通伍家河，在一个叫跳石包的地方过河，再爬上壁陡险要的梯儿岩就到了建始景阳。后面追赶的人急追到姚家沟，便不见了黄维汉的踪影。他们担心，如果他逃到景阳，会借兵景阳团防回来报复。正在踌躇之时，看见对面坡上有一个人在放牛，认得他是下米托的，姓廖，就问他看见有人从这里跑过去没有？那姓廖的不吱声，只是用嘴巴向沟心噜了噜。原来在荆棘丛生的沟心旁有一股山泉，过路人常到这里喝水，他们追过去，果然看见黄维汉瘫坐在那里，动弹不得。他跑得太急，时间又长，猛喝凉水，热血崩心，再也无力跑了。这时，他跪着有气无力地对黄兴録求情道：“大叔，求你给侄儿留个全尸”。黄兴録怒斥道：“现在才认得大叔，晚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说完，给杀客谭光函两块银元道：“动手吧！”谭举起手中的火枪，瞄准黄维汉的后背，正要扣动板机，不想黄维汉扭头一看，谭一急，手一抬，枪响了，脑袋被打飞。
黄维清、黄维汉均被杀死，没有再活祭祠堂和坟的必要，众人散去。区长傅卫风得知被杀的是团丁，这还了得，立即报告县里。县里很快派人与傅卫风的团丁来到后塘坝，所见到的当地人都说他俩坏事做尽，早就该死，说族人是为当地除害，也是按族规办事的。有些参加过围攻的人见官兵来了，以为闯了大祸，有些后怕，躲藏了起来。他们捉到了黄兴録、黄兴铸，押着走了八九十里崎岖山路来到新塘区公所，将两人关在二楼，反扣双手，拴在一根麻绳上。区长傅卫风当晚设宴犒劳执行任务的人，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看守的人就睡在两人隔壁，酒醉饭饱，酐声如雷。两人悄悄商议，此去生死未卜，必须逃走。半夜时分，两人背靠背将麻绳互相解开，轻轻推开窗户，来到走廊上，见下楼的门被反锁，只得跨廊跳楼。黄兴録先跳下去，“咚”的一声落在装油的大古子上。响声惊醒了看守，慌忙跑到走廊，抓住正待要跳的黄兴铸。黄兴録趁机逃出区公所，远走湖南等地避难。黄兴铸则被押送到县里，坐了三年大牢才得以回家、
时局很快发生激剧变化，新年刚过，2月底贺龙领导整编后的红三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打败团防武装，杀向恩施清江南岸。3月在红土石窑的朱家湾设立了红三军政治部和被服厂。不久恩施县苏维埃政府在双河桥上坝宣告成立，下辖10个区、61个乡苏维埃政府，同时建立了游击队、自卫队、农会、妇救会等组织，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的革命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清、汉被杀之事被肯定为是群众的革命行动。6月红军战略转移再次离开红土。团防、土豪劣绅组成“铲共团”，大开杀戒，几天之内，红土、新塘苏区干部群众被杀的有上百人，这里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几天之后国民党军新三旅占领，制止再杀人，他们才罢手。1935年贺龙率红军长征北上，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其间清、汉家人虽一再告状，终因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自顾不睱，便无人问津。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血案发生的第二年，本乡联保主任黄立人，心怀鬼胎，串通区长傅卫风，说我父亲当农协会代表杀死团丁不归案伏法，将我母亲捉到区公所，强行交出购买龙洞湾一庄田的契约，宣布充公为学田。解放后，我父亲于1952年给红土区人民政府写了一封《状词》，其底稿现存于我手中，《状词》详细陈述了这庄田被强占的经过，现照录如下：“民于癸酉年得买堂兄黄兴钿龙洞湾之田产一形，付去田价，价明契实。是年共军入境，派民为代表，不料本乡恶霸黄立人充当伪政府联保主任，傅卫风充当区长，而黄立人遂与傅卫风逗串一气，声言民为共军代表，到处捉拿，民只得逃生湖南，致未遭害。立人图利心切，诡计多端，又串卫风于甲戌年（1934年）五月，既将民妻向氏捉至区公所，估将龙洞湾之田约缴出，又将黄兴钿捉到，估立施约一纸，施与学校。钿兄老迈，处恶霸势力之下，只得含泪勉书。”我们现在查阅《恩施市教育志》，可看到在“教育经费”一章中，列有一份“1935年联保教育产业登记表”，表中载明“单位：第二区（当时红土划归第二区）红土镇；产业座落地点：龙洞湾，二等里；全年实收租额：苞谷7石，水稻12石，木油100斤。”这乃是龙洞湾一庄田被“施与学校”的佐证。不想这庄田后来又被盗卖，《状词》中说：“名施学校，实则每年归黄立人收稞，独饱私囊。及民回家，始知将约追去。后立人又使其子黄昇将此田私卖于徐美五。民闻知后，随于癸未年（1943年）在政府具报。时本乡乡长为宋洪兴，立人子黄昇时为宋洪兴之副乡长。其婿向如三在城见民具报，遂好言劝民回家解释。民回后，宋乡长听黄昇之话，将民唤至乡公所，宋乡长将徐美五之约毁销。再三劝民俟抗战终局，此田终必返还，要民暂忍。民观立人父子手段遮天，只得候水清石现之时。到前年抗战已终，民又在乡公所求返还。时立人之婿向如三充当乡长，如三又劝民与黄永川（时稞种该田者）退顶，令暂住挨身一形，自然返还有期，要民与乡公所立稞字，以图支延。伏思立人既恃其婿向如三充当乡长，又恃其子黄昇充当副乡长、校长、代表、主席，各职一门皆官，为所欲为，民敢恕莫言。一切事情，有彭青黄（租种该田者）可证。窃民约据虽缴，尚有钿兄亲笔收字可凭。已买之田，不能管业，谅无此理。而黄立人狡计谋产，以施校田为名，试问此田每年煤炭（该田中有煤炭洞）稞百余拖（每拖约200斤），而学生每人在家要送煤炭四拖，即此煤炭一宗，已可证实立人自饱，彰明较著矣！”
自己买的田上不了庄，管不了业，反被强施为学田，后又公然被盗卖，这是什么世道？哪里有公理可言？我一家可被害苦了，父亲长期流落在外，有家不能归；母亲拖着一家老小到处打工，租田耕种度日，先后搬家13次，成了真正的“搬家子”。我一个哥哥十多岁时患痢疾无钱医治死去，另一个哥哥被逼于1945年去国民党军当兵，后杳无音讯。
终于盼来了云散天开之日。日恩施解放，不几天解放军工作队来到红土，当得知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时，人们欢欣鼓舞。1950年开展清匪反霸，红土罪大恶极的黄敬卿等34人被镇压。1952年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土地要还老家，我父亲看到时机终于到了，于是请人写了那份《状词》。《状词》末尾写道：“今幸有青天开眼，得遇解放之期，是以披沥具报，伏乞将黄立人黄昇父子传案对质，追还民之田产。”《状词》送到红土区副区长庞伟手中，他立即派人查实，宣布龙洞湾这庄田归黄兴錄所有，给原稞种者黄永川退顶粮食10大石（约8000斤）。一家人欢喜若狂，父亲到处去借粮食，分两年给了黄永川10大石，收回了全庄田地。1953年土改工作队为我家颁发了《湖北省恩施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这证我保存至今，上面内容为“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贰拾肆亩，房产共计房屋两栋伍间，地基贰段叁分壹厘，均作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县长郭甫。一九五叁年贰月柒日。”
记得当年父亲得到这张盖有“恩施县人民政府之印”大红印的土地房产证时，激动得捧证的双手发抖，热泪长流，二十多年了，土地终于还了家！这是全家人的命根子！他将这证当作宝贝，小心折叠后收藏在一个精致的小梳妆盒里，为避虫害，还用皮纸包了麝香放在盒内，然后放进一口大木箱中锁上，时不时拿出来端看一番。后来我遵循他老人家的遗愿，一直将这宝贝精心地保存着。那份《状词》与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我一家人苦难经历的见证，是万恶的旧社会逼得无数穷苦老百姓家破人亡的缩影，是新旧社会本质绝然不同的记录。它们成了我家的传家宝！
二○一五年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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