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清真公馆从杨柳青坐几路公交车_百度知道
1618清真公馆从杨柳青坐几路公交车
baidu.jpg" esrc="http1618清真公馆步行510米小白楼地铁站（刘园方向）天津西站D口下步行100米西站公交站坐153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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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豪情舞大刀--访回族重刀武术传人曹仕杰
总有豪情舞大刀--访回族重刀武术传人曹仕杰（
16:20:30）稿件来源：新华社& & 新华网天津频道６月２５日电（记者周润健）&我６岁练功，至今已习武３０多年，主练大刀和石砘，能举石砘９５公斤，舞刀９０公斤……&& &&&２４日，闷热的午后，在天津西北角民族文化宫，回族重刀武术第四代传人曹仕杰一边擦拭着大刀，一边向记者讲述关于重刀的点点滴滴。& &
重刀是大刀的原称，它是京津一带的一种传统兵器，在我国已有数千年历史。天津市回族大刀成名于明成祖初年，相传燕王朱棣的一个金陵籍回族将领惯用一把３０公斤重的大刀征战，他随朱棣北伐平定天津，后举家迁至天津，于是有了津门曹氏大刀，代代相传。& &&&
说起祖辈传下来的重刀武术，最令曹仕杰感到自豪的，是他的太爷曹金藻。曹金藻１８７９年生于天津，二十几岁时就已是享誉津门的武林高手。他武功高强，为人仗义，与霍元甲并称&回汉双侠&。１９２０年５月，曹金藻在津门开办了&市隐国术社&，广招弟子，传授武术、刀法等技能。& &
&&曹金藻之子曹克明继承父业，在本门刀、礅、抱石、拳铲等功夫基础上自创&曹门刀式&，以&弘扬武术，强身爱国&为宗旨，１９７８年，组建了天津市第一家回族武馆&回族大刀花样举重队&。& &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即将在广西南宁开幕。７０多岁的曹克明因身体原因，无力带队比赛。眼看比赛日期临近，曹克明心急如焚，老人把目光落在了孙子曹仕杰身上。& &&&
当时的曹仕杰做新郎才十几天，他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带着爷爷的嘱托上路了。赛场上，曹仕杰依靠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力压群雄，获得了第四届民运会的金奖。就在这一年，爷爷曹克明郑重地把重刀武术的教鞭交给了曹仕杰，曹仕杰成了回族重刀武术的第四代掌门人。
[ 本帖最后由 弓长柴夫 于
08:25 编辑 ]
霍元甲生前赠物惊现《中国功夫》节目现场
　10:20:28标签：
近日, 广东体育频道主办的2007《中国功夫电视擂台赛》节目中迎来几位特殊的表演嘉宾，刚刚获得&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称号的天津回族大刀第四代传人曹仕杰，带领其数名弟子来到&中国功夫&的舞台展示了令人折服的回族大刀技艺。
一名观众试举160斤重的回民大刀
　　&中国功夫&博大精深，包括拳术、器械和基本功夫等，是中国人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一宗宝贵文化遗产。而天津回族大刀也是中国功夫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回族大刀第四代传人，曹仕杰说自己有义务也有责任把回族大刀发扬光大，此次参加《中国功夫电视擂台赛》，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回族大刀，吸引更多人来关注回族文化。
　　据曹仕杰介绍，这次他们共带来4把回族大刀，重的有160斤，最轻的也有80多斤，节目中将表演大刀举、抓、拧、旋、撇，托举、挂脖、倒地、背飞等精彩动作。在节目录制候场的过程中，曹仕杰和他几名弟子使用的道具中一块笨重的石头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提起这块石头，曹仕杰满脸自豪地说到，这块石头有200多斤重，是&津门大侠&霍元甲生前赠送给他曾祖父用来强健身体的器具，至今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现在这石头已经成了曹家的传家之宝，只是参加重要的比赛或表演他都会带上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正是当年霍元甲赠送给曹家的石头，已经成为曹家的传家之宝
回族重刀武术传人曹仕杰等上榜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日期：]来源：人民网&&作者：张艳[字体：大 中 小] & & 首批22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有5位来自天津，分别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承人霍庆顺、霍庆有、冯庆矩、王文达和回族重刀武术第四代传承人曹仕杰。
这是曹仕杰在表演回族重刀技艺。& & 霍庆顺、霍庆有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霍玉堂老先生是杨柳青年画“玉成号”的创始人。他们自幼受父亲的亲传，经过三十多年的刻苦钻研，两个人的技艺都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霍庆有& & 霍庆顺说：“我们这一代，首先要把杨柳青年画作为艺术品，工艺上精益求精。”
& & 霍庆有这些年投入了很多时间挖掘抢救那些散落在民间的版样，寻找每一张古版的过程中都浸透着汗水和泪水。
& & 津门著名回族武术名家曹克明先生独创的“曹门刀式”，在津门体坛独树一帜。41岁的曹仕杰是回族大刀第四代传人。他继承了回族重刀的技艺，同时将其发扬光大。
曹仕杰& & 为有效保护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和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经各地推荐、申报，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社会公示和复审，最后确定第一批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5大类的22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在这226位传承人中，有5位来自天津，分别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承人霍庆顺、霍庆有、冯庆矩、王文达和回族重刀武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曹仕杰，他们每个人都身怀绝技，精湛的技艺令人钦佩。
头像被屏蔽
已阅,呵呵呵,不得不说几句:
一,所谓&回族大刀&的说法不妥,请看照片中的刀,明明是关公刀,刀形为月形,刀上有龙纹,而且玩这种刀的人在中国有很多,并非回族专有,冠之以&回族&纯属附会
二,这种刀毫无实战价值,是民间用来玩玩花架子或跑江湖者混饭时用来卖艺的,能举起来,丢几个架子已属难能可贵了,用于实战,呵呵呵,等于自杀.
三,从图片中也可以看出来,那几个玩关公刀的回民,一个个体态肥胖,属于蛮力型的人物,若论武功实战,估计在散打运动员手中,走不出一个回合全得躺下
& && &呵呵呵,不好意思,归了各位的兴
楼上的明显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
照你所说，这样骗人的把式都能混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要么那些评委都是白痴，要么还有一个白痴
[ 本帖最后由 engine 于
13:52 编辑 ]
头像被屏蔽
呵呵呵,我笑了.我是白痴吗?呵呵呵,狂笑
不是的，中国传统的武术和跆拳道、空手道等比起来都显的有些花架子，实战的不是很清楚，但表演的性质很强。上面所说的应该是说这种刀法道路是回族所创的，并不是说这种样子的刀是回族发明的。
你们这些人啊 反正是回族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这才是你们的逻辑 ！
看不到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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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疆日报
　　在伊犁，只要看到50岁上下、土生土长的老伊犁人，一打听，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或生或长在汉人街，而这些人的祖辈大都是从天津杨柳青拖家带口来到这个小城的。
　　很多人都知道，天津西青区杨柳青是千年古镇，以出产木版年画闻名，可知道杨柳青人“赶大营”的恐怕就不多了。其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赶大营”的影响可能要远远超过杨柳青年画。
　　从清光绪元年（1875）到1949年的70多年间，天津杨柳青约3000余户至少1．5万人移民新疆。他们成功地开辟了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南北的商贸大通道，并使尘封已久的“丝绸之路”东段重新恢复了活力，大大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对新疆开发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今年10月底、11月初，记者追寻杨柳青人的足迹，走进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
& 　赶大营 为谋生
　　清同治三年（1864），西北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伊犁也爆发了维回农民大起义，但领导权被封建上层分子所篡夺，在伊犁建立了割据政权苏丹汗国。清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国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机侵入南疆，宣布成立所谓“哲德沙尔国”牗意即“七城之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同治十年（1871），沙俄悍然侵占我国伊犁，妄图进一步侵略我国新疆领土。
　　清政府为了收复新疆，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军西征平叛。同治十二年（1873），进疆的先头部队攻克肃州牗酒泉），当时有6万大军驻扎酒泉。由于长年战乱，城内物资十分匮乏，清军的日常生活用品更是奇缺。进疆之前，数万大军的后勤补给是个很大的难题。
　　由于连年饥荒、兵祸不断，天津杨柳青人纷纷外出谋生。他们组成“货郎担”，三五成群地围着部队贩售胰子（肥皂）、毛巾、牙粉等日用小百货以及跌打损伤的药品。其中，杨柳青人安文忠等买卖公平，做事诚实，尤其博得清军好感。于是，左宗棠采纳刘锦棠的建议，派人到天津杨柳青招募“货郎担”随军贩售，并将其纳入清军后勤系统进行管理，发给“龙纹执照”以为凭证。安文忠也由此被奉为杨柳青“赶大营”的第一人。
　　当时，清军每驻扎休整时，就划出一块地方，让“货郎担”们就地摆摊，贩售商品。因为要不停追赶部队营盘，因此杨柳青人的随军贩售就被称为“赶大营”，参与“赶大营”的人后来被叫作“大营客”。
　　到光绪二年（1876），清军出嘉峪关之前，随清军大营做小买卖的杨柳青“大营客”已有四五百人之多，另有少数晋、陕、甘等地的商贩夹杂其间。
　　平定变乱后，左宗棠为巩固和发展新疆经济，鼓励进行商业经营。当时，迪化牗今乌鲁木齐）是通往南北疆的交通要道，城内经过战乱地多无主，入城者可以任意占用建房。安文忠在“买卖街”的“十字路”以东用草泥搭建了简易住房，改营“坐商”，结束了“赶大营”住官店的历史。追随安文忠进疆的杨柳青人，也纷纷效仿各建土房住人存货，并在路边摆摊设点。一般数人摊位相邻，互相照应，互通有无。同时轮流挑担到附近营房和乡村卖货，并共同集资，按股分红，生意日益红火起来。很快，赶大营的杨柳青商贩就遍布新疆各大中城镇，形成“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局面。
　　当时，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天津商帮”翘居“新疆八帮”之首，其他先后进入新疆的燕、晋、鄂、湘、豫、秦、陇各帮，均未形成足以与津帮相抗衡的财势和社会影响。
　　后来，在家乡的杨柳青人听说口外牗指嘉峪关外）容易讨生活，也挑着担子、携家带口蜂拥而至，这一风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转淡。这些后来者因已无“大营”可“赶”，因此又被称为“跑大营”或“上大营”。
　　“赶大营”发端于光绪元年（1875），光绪十年（1884）进入全盛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交通受阻和货源断绝迅速转向衰落。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陆续还有少量杨柳青人进疆谋生，但已成为最后的尾声了。
　　在历时百年、长达万里的这条热线上，驼铃不绝于途。“大营客”把天津货物源源不断送到新疆。仅“津帮八大家”运往新疆的货物，每年户均就在500驮以上，有的达到千驮牗每驮125至150公斤）；把新疆短缺的纱布、针织品、五金制品、满汉衣服、鞋帽、茶糖、海货、中成药等300多种货物运销新疆，在当地统称“京货”，为天津货品打开了一条持久、旺盛的销路，为天津萌发的新兴工业助了一臂之力。
　　津帮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第一，其数量至今难以统计。《新疆图志》记载，新疆商业“津人植基最先，分支遍及南北疆”。近年新编的《新疆通志·商业志》记载称，“津帮八大家”牗全部为杨柳青人）生意红火，资金大都超万元，经营遍及天山南北。
& 　惠远城 小天津
　　1882年，清政府派金顺将军接收伊犁，重建了惠远城和将军府，驻有八旗兵5000人，附近的绥定城则驻有总兵、粮道和绿营兵等。当时，惠远作为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稠密，贸易发达，“赶大营”的杨柳青商贩紧随接收伊犁的清军，争相进入惠远、绥定、宁远等“伊犁九城”，占地经商。
　　“大营客”最初的落脚点大都在当时的伊犁将军所在地——惠远城。当时，惠远城内各条大街上京津等地商人开设的店铺稠密、百货云屯、市场繁华、兴盛一时，有“塞外小天津”之称。据宣统三年（1911）天津总商会统计，当时惠远城内共有商户480多家，其中以杨柳青人为主体的津帮占90％以上。他们为伊犁商业奠定了基础，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据老天津杨柳青人说，六七十年前，走进惠远城，街旁都是四梁八柱的四合院，有官职的人家门前是一对狮子，有钱的人家门前是两个石礅，让置身其中的人不知道是在新疆还是在内地。
　　伊宁市工商局原副局长杨俊甲就是天津杨柳青人。清光绪八年（日，他的父亲杨恩奎出生于天津杨柳青镇碾砣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杨恩奎兄弟六人，从幼年开始，他就与父兄一起，靠打鱼勉强维持生计。由于连年的天灾人祸，家里的生活极为困难。1903年，二十出头的杨恩奎就追随清廷派往新疆戍边的军队，挑着货郎担，“赶大营”进入新疆。经过近一年的跋涉，杨恩奎来到宁远（今伊宁市），投奔先期来到这里的二哥杨恩翰谋生。杨恩奎先是给人当泥瓦工，后来进入一家叫“公庆和”的杨柳青人商号当学徒。积累了一定经验和资金后，杨恩奎与家兄杨恩翰一起，在宁远“汉人街”大桥附近开起了“公兴和”杂货铺，经营各类京津杂货。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杨恩奎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公益事业上。他集资创办了宁远私立汉族三民小学，解决了当地汉族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与人合资办起了三民电影院，经常上演抗日进步电影，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受到各兄弟民族群众的一致称赞；创办了水龙局，填补了当时宁远消防设施的空白。此外，杨恩奎还经常为当地的清真寺捐助煤油、煤炭、茶叶等，赢得了兄弟民族的拥护。20世纪30年代，杨恩奎被宁远各族工商界人士推举为商务会会长。
　　1964年，走完82年人生历程的杨恩奎在伊宁市安详辞世。
　　杨俊甲介绍，当时的惠远可谓盛极一时。据父辈们讲，每天都有骆驼队往来运输货物。“天津帮”用骆驼驮货，把北京、天津的货物，杭州的丝绸、茶叶等运到这里来。“文丰泰”京货店显赫一时、“会芳园”的津京大菜闻名全疆，“兴泰和”酱醋坊的瓶装酱笋子为当时一绝。可惜在三区革命时，老城毁于一把火，很多工艺秘方都失传了。
　　10月15日，杨俊甲带我来到惠远镇北街94号，找到了今年已77岁的于凤岐老人。于凤岐的头发雪白，但身板很硬朗。他身穿洁净的衬衣，衬衣上套着灰背心，脚上是黑帮白底布鞋。他和儿子住在一起，儿子、儿媳都很孝顺他，可以看出，他的晚年很幸福。
　　清朝末年，于凤岐的祖父于宝和带着妻儿从杨柳青“赶大营”到惠远谋生。上路前，于宝和变卖家产，买一辆老式轿车，拉着只有6岁的儿子和裹着小脚的母亲，自己挑着担子步行，全家日行约四五十里，在路上走了半年才到达惠远城。
　　于凤岐的父亲曾告诉他，离开老家前，全家人到玉皇庙烧香祭拜天帝，祈祷上天保佑平安，送行的家属和亲友在庙前为其饯行。一时间，鞭炮齐鸣，涕泪横流。
　　于宝和到惠远后，与人合伙在钟鼓楼附近开了家叫四路居的小饭馆，主要经营各种锅贴，有“于锅贴”之誉。于凤岐的父亲于金泉在惠远小学堂读书，长大当了学徒，后来在惠远经营宝泰成杂货铺，生意很红火。于金泉娶了一个杨柳青女子，生下了于凤岐兄弟姐妹4人，现在他们都定居在伊犁。
　　走在惠远街头，昔日鳞次栉比的店铺商号已不复见，惟有城中心的钟鼓楼仍高高耸立，见证着杨柳青人在惠远所创造的辉煌历史。在惠远东街上，杨俊甲和于凤岐边走边指点着，给我介绍当年的繁华景象，他们说，杨柳青人“赶大营”的首创者安文忠创办的文丰泰京货店就在东街口。
　　在伊犁，由于由“文丰泰”一家包办“协饷”，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裕资金，因此安文忠很快发展成为津帮首富，并一度被伊犁将军长庚委为伊犁官钱局总办和官茶局税事。据说，这些美差，都是其他各商帮从未享受过的。
　　忆祖辈 创业艰
　　10月18日，我和杨俊甲、张守义又来到霍城县城水定镇，这里曾是“伊犁九城”的绥定城。为躲避战乱，1945年后，不少原住在惠远城的天津杨柳青人都搬到这里来了。
　　刘伊玲今年80岁，她的祖父是天津“同仁堂”药店的创始人之一。清末民初，他和张守义的祖父张景春一起来到新疆，在迪化、惠远、绥定各地考察后，在惠远伊犁将军府东面开了“德心堂”药店。
　　他们请来原将军府的军医萧弼臣坐诊。
　　药店销售“安宫牛黄丸”、“牛黄上清丸”、“六味地黄丸”、“清瘟解毒丸”、“拔毒膏”、“避瘟散”等传统名药，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当时，生意红火，就连迪化的人都赶到这里来抓药。伊犁中心转移到宁远后，他们又将“德心堂”搬到汉人街大桥上，萧弼臣继续在“德心堂”药店坐堂行医，为边城各族人民解除病痛。
　　张守义一家都是中医，他以前是新华医院的医生，现在已退休。今天，这些杨柳青人老乡见老乡，分外亲热。谈起这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他们都唏嘘不已。
　　中午时分，在杨俊甲、张守义、刘伊玲老人的帮助下，我又找到了杨柳青人晏鸿宾家。这是一个宽敞的农家小院，5间平房，院里种着各种蔬菜和果树。
　　晏鸿宾今年虚岁90，老伴去年去世，大儿子70多岁，二儿子60多岁。他的耳朵已经半聋，我们用纸笔和在耳边大声喊话来交流。
　　晏鸿宾的祖父叫晏兰贵，父亲叫晏恩波，原来家住在天津杨柳青镇的马家胡同。在晏恩波7岁那年，祖父挑起了货郎担，带着儿子闯西口“赶大营”，走了一年光景，来到惠远。
　　杨柳青人曾有一句顺口溜：“十事九不成，就去赶大营”，说明“赶大营”纯粹是生活所迫，是“穷极一条路”。否则，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谁都不愿背井离乡。
　　“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出关容易进关难”。“大营客”们回首看不到乡关在何处，遥望前途是茫茫戈壁滩，他们怀着难以名状的酸楚，一步一回头，去搏吉凶难卜的未来。
　　踏着黄沙大漠，迎着酷暑严寒，“赶大营”的杨柳青人来到新疆。这里地广人稀，有时几十里上百里荒无人烟，遇有村落，通常不过十来户人家，甚至只有一两户。这里的少数民族民风淳厚，“赶大营”的人只需向主人双手抱拳作揖，主人就会明白客人的意思，于是热情招待。不一会儿，就会端上奶茶、烤羊肉、抓饭等。客人酒足饭饱后便早早安歇，次日付给银钱，主人都拒收分文。这些热情好客的少数民族群众为“赶大营”的杨柳青人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使他们的后代至今感念。
　　因生活在民族杂居之地，又聪颖好学，晏恩波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19岁那年，晏恩波与一位杨柳青女子结了婚，这就是晏鸿宾的母亲。为了养家糊口，精明、果敢的晏恩波卖掉了全部家当，在惠远城开了一家当铺，他虽不识字但却会画画，用各种颜色画出典当的东西，从没出过错。到后来，他挣下了二十几个当铺、一个大四合院的家当，在当地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他又把家搬到了汉人街。
　　晏恩波是一个敢于打破传统的人，他在宁远第一个穿西服、第一个骑自行车，引来当时很多人的侧目。而更重要的是，晏恩波在宁远创办了第一所中学——俗称三民学校、第一个电灯公司——宁远电灯实业有限公司、第一座电影院——三民电影院以及第一座采用现代机械技术磨面的面粉厂等。晏恩波是个有心人，创办的每一项实业完成或投入使用，都要拍一些照片作为纪念。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好多照片已经失去，现存关于三民学校、面粉厂、电灯公司的照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三区革命后，晏恩波全家迁到乌鲁木齐市，去世前，他嘱咐儿子晏鸿宾一定要回惠远守祖业。后来，晏鸿宾一家搬到了霍城县，他在中药店给别人抓药为生。1957年，公私合营时，他成了县医院医生，1960年被下放到农村。现在，县医院每月给他400元生活费，儿子、儿媳都很能干，有的在县中学当教师，有的在粮食局当工人，一家人生活得还不错。
　　告别晏鸿宾时，他坚持要送我们出门，车开出很远了，还可以看到他站在巷口向我们挥手。这些老杨柳青人在世的越来越少，用他们的话说，见了这一面，下一次还不知在哪见呢！
　　汉人街 传奇多
　　汉人街可是个响当当的地方，其声名远扬至全疆、内地，甚至中亚诸国，成为伊宁市乃至伊犁区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城区。来伊犁观光旅游的国内外客商几乎都要来这里游历一番。11月10日，我和向导梁刚来到这里。
　　1937年后，战火不断，伊犁屯垦使公署从惠远迁至宁远（今伊宁市）后，惠远逐渐衰落，在惠远做生意的杨柳青人也先后迁到了宁远汉人街。
　　梁刚从小在汉人街长大，对汉人街了如指掌。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着汉人街上老店铺、老企业的旧貌。他说，伊宁市汉人街原是一条长约两公里的巷子，道路曲里拐弯，两侧店铺林立，行商坐贾吆喝往来，可谓盛极一时。所谓“汉人”，其实大部分是“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人。当时，聚集在这里的杨柳青人约有3000人左右，店铺达400余家。
　　随着城市改造的加快，这些杨柳青人的旧迹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我想找几个典型的四合院，但是费了很大的功夫也没有找到。冯兆云今年67岁，是汉人街的老住户了，他说，以前这里全是汉式四合院，随着城市扩建改造和经济中心的转移，汉人街的杨柳青人后裔已陆续迁出，仍住在老宅的只剩一两家，因此“汉人街无汉人”已成了“伊宁三大怪”之一。伊宁市1965年开始大规模改造旧居，到1967年时，这里的四合院几乎拆完了。
　　如今，汉人街的主体部分已改造为新华东路，以前叫南叉子、北叉子，有名的三民电影院就在这里。
　　过去，汉人街曾是伊宁市最繁华的地方，如今，街上车水马龙、商贸兴旺，仍是伊宁市的繁华地区之一。沿着新华东路往前走，街上的人越来越多，穿行在熙熙攘攘的维吾尔人流中，可以看到杏仁、杏脯、葡萄干、枸杞、无花果等各类干果满满地堆放在一个个纸箱里，颜色各异，十分诱人；小吃摊上不时飘来烤羊肉串、烤包子、馕包肉的香味，让人流连忘返；一个挨一个的货摊上，陈列着手工制成的民族饰品、英吉沙刀具、羊毛挂毯、牛皮长靴，还有土耳其地毯、南疆喀什的土布、和田的丝绸等一些其他街市很少见到的商品。摊主们悠闲地聊着天，店铺里播放着维吾尔族音乐，沿街商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现在的新华东路琼库勒克街道办事处红旗社区居委会，以前是天津商会会馆，每月初一、十五这两天，天津商人都在会馆聚会。据说，新来伊犁的天津人找到会馆就算找到了家。在这里，有人给饭吃、找活干，有人凑钱帮助开铺子，就这样亲帮亲、邻帮邻，难关就渡过去了。
　　中午，我们意外地找到了一座四合院。这是一座有120多年历史的老屋，已住了4代人，虽然有些破败了，但还保持着四合院的布局。从花纹斑驳的木门和历尽沧桑的土墙上，依稀能推想出当年的气派。
　　屋主叫王志刚，今年51岁，是中俄混血儿，他的俄语名字叫巴力斯。王志刚的祖父王国恩从杨柳青“赶大营”来伊犁时，刚开始做皮匠，后来经营殡葬业，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汉人街形成了一条“棺材巷子”。那时候，天津杨柳青人去世了，是“姚八爷的车拉，关麻子挖坑，王国恩埋人”。这些天津人都埋在天津人墓地——八省仪院。
　　王志刚的父亲在伊犁娶了个俄罗斯姑娘，生育了三个子女。1976年，母亲带着他姐姐移民澳大利亚，现在，每年都要回中国来看他们。
　　戴国志和王志刚有相似的经历，他的俄语名字是马拉少夫·辽尼特。戴国志的祖父叫戴玉同，二十几岁时挑着担子，带着儿子，从天津杨柳青走到伊犁。先开始做银匠，积累了资金后又在昭苏办起牧场，后来成为当时一个有名的大牧主，还办了奶粉厂。父亲娶了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三区革命时，他被抓进监狱，得伤寒病去世，家产也被没收了。父亲去世后，戴国志全家搬到了汉人街，后来又搬到胜利路。为了养活戴国志兄妹，母亲到苏联领事馆做杂活，每天把领事馆招待客人剩下的面包、饭菜偷偷带回来，给他们兄妹吃。后来，母亲改嫁给领事馆的一个俄罗斯人，中苏关系恶化时，他俩双双返回俄罗斯，不久去世。
　　大桥板是当年“汉人街”的中心地带，原来有条宽达五六米的大渠，如今大渠已变成窄窄的小水沟，桥自然也就没了。梁刚介绍说，大桥板附近有三民电影院、文化舞台（戏院）、新华楼馆子等，因此形成一个很大的夜市，每晚聚集在这里卖干鲜果品、杨柳青风味小吃的商贩有五六十人之多。
　　由于杨柳青人聚居并基本沿袭着天津老家的生活习俗，因此居住在汉人街附近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受到影响，不少维吾尔族老人能讲比较流利的带有杨柳青口音的汉语，还有的喜欢上了京戏，成为票友。
　　中午，我们随便走进一家锅贴店吃饭。可巧，老板又是天津杨柳青人，他叫高书新，今年68岁，已在这里开店10年了。高书新的祖父“赶大营”来到惠远时，主要做绸缎生意，将天津的货运到这里，又将苏联的羊毛、畜产品运到内地。后来，他被推举为本地天津商会会长，居当时有名的“高、于、崔、张”四大家族之首。
　　三区革命后，高书新全家由惠远城搬到汉人街，父亲在天津人办的后滩学校教书。如今的红星街一巷就是原来的后滩学校校址。
　　高书新介绍说，杨柳青人虽在边城，但非常注意“买卖人”的形象，讲求衣着整洁，仪表大方。大店名店要求更严，如不得蓬头垢面、酒气熏人、袒胸露背、嬉笑失态等。
　　光绪年间，店员必须穿长衫，洁白内衣反折袖口，不论少长皆蓄长辫。进入民国，长者剪掉半截辫子，前额剃光，后面保留长发至领，称为“马盖头”；青少年店员则追求新潮，盛行“推平头”。同时津帮崇尚和气生财，待客十分礼貌，捆扎包装货物也讲究技巧，处处从顾客方便角度着想。钱款坚持唱收唱付，一手钱一手货，防止意外差错。
　　为了招徕顾客，津帮店铺还十分注意店堂与门脸的布置点缀。店堂除栏门柜、账桌、架眼（即货架）等陈设外，柜外头摆放茶几和座位，或设春凳，以备顾客暂时休息。
　　门脸点缀也很讲究。首先是字号名称，多带有义、利、和、泰、聚、兴等吉利字样。第二是旗幌，张挂门外吸引顾客目光，形状、色彩、质地多样，有强烈的广告色彩和行业特点。最后，讲究的店铺门外明柱上还要悬挂“抱柱联”，内容各适其业，使商业氛围中增添了文化气息。
　　儿时趣 最难忘
　　汉人街的繁华地段全长虽不过一两公里，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它是一个永远值得留恋的地方。在汉人街长大的徐宁回忆起儿时的情景，觉得格外幸福。
　　徐宁在呼勒佳市场办公室工作，她小时候在汉人街十月联社的托儿所里长大。听姥姥讲，在姥姥6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带着弟妹坐着一辆带篷的槽子车，日夜兼程地整整走了半年，才来到了伊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百业待兴，当时的基层委员会就相当于如今的居委会，一些家庭主妇其中包括一些小脚老太太，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维护着汉人街的安定。当时，汉人街大街小巷处处杨柳依依、渠水清清，小巷民居院落里花红蝶舞，整洁卫生，邻里关系和睦，其乐融融，就像一家人一样。
　　一到夏季，早熟的苹果就上市了，插满了麦草的柳条筐里码着整齐的、黄里泛红的“斯特勒维”，“夏梨木”的香气，随着维吾尔族小伙子的脚步飘过来，穿过小巷赶往人流如织的汉人街叫卖。
　　徐宁清楚地记得：群众电影院（当年叫三民电影院）东侧有个古味十足的德兴堂药店，在药店的偏门洞里有个转糖稀的小摊。只要把架上的十字架一拨，不论十字指向什么图案，老爷爷都会很快用红铜锅子熬好备用的糖稀，再用一个小铜勺轻轻舀几下，看看火候快到了，便拿起小铜勺，只轻轻绕几下，就会绕出一个惟妙惟肖的龙、凤、螃蟹来，精致之极，真叫一绝。让人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记得最初做糖葫芦的人姓郝，大家都叫他郝爷，只要吃过他做的糖葫芦，那绝对忘不了。嘎嘣脆的糖衣里裹着各种水果，红色的是山楂，绿色的是葡萄，黄色的是海棠果，黑色的是酸梅，一串一串晶莹剔透，咬一口软软绵绵、酸酸甜甜的，别提有多带劲了。他挎着那把长方形的提盒，在汉人街大声吆喝“卖糖冻儿”，身边立刻会围上一群孩子。
　　夕阳西下，汉人街劳累一天的人们和放了学的孩子们最高兴的事还有两件——去秦剧团听戏和去露天电影院看电影。听戏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件比较奢侈的支出，因为一张甲票要6角钱，乙票也要5角钱，一家去几个人就要好几元，那时几元钱就是一家人几天的生活费。而5分、1角的电影票相对来说便宜多了，一般家庭都能承受得起。所以，每天吃过晚饭后，孩子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去位于汉人街中心地段的露天电影院占位子。说是给大人占位子，其实就是小孩子聚在一起疯玩。电影开映前，满场都是疯玩的孩子们，一个一个就像上足了发条的玩具，从一条长凳上跳到另一条长凳上，跳着比着，看谁跳得多，时不时就会传出跳空摔着了的哭声。直到开映，喧闹的场面才会逐渐安静下来。
　　夜幕降临，热闹了一天的汉人街大桥板子上又是另一种迷人景象。每家每户都在倒了清油的铜盘里放上一截用棉花搓成了线捻，一盏盏油灯在晚风中摇曳着，冒着长长黑烟的灯光点亮在各种小吃摊上，被切成牙儿卖的西瓜和甜瓜散发着香气。最让人心仪的就是维吾尔人的土制冰激凌了。只见人力车上，有个长方形的木制箱子，箱盖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水果，箱子中间掏了两个洞，各放着一个带盖的铁桶，边上还有一个铁制的手摇轮子，在轴承的作用下，齿轮旋转，发出好听的“哗哗”声，不一会儿，声音停了，维吾尔摊主就用一个木制的铲子伸进桶中挖出一块黄色的或粉色的、散发着奶香味的冰激凌抹在两个薄薄的圆饼中间夹起来，这就是夹饼冰激凌。
　　李老爷子香气四溢的卤鸡、卤肉，回族人家经营的香酥可口的糖酥馍、葱油饼和大麻花，唐麻子用木制风箱一下一下煽出的一碗碗酸甜适口、热气腾腾、飘着蛋花的醪糟，还有那“烫水热的馅花糕呀”等吆喝声，这些早已失传并且永远都属于汉人街独有的家传绝技，尽管它们离人们的记忆是那样的久远，但它们所散发出的香气，至今让人满口余香。
　　杨柳青 伊犁情
　　“赶大营”历经了兴起、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完整历史阶段，在祖国的大西北留下了一道绚丽的经济和人文风景线。
　　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是伊犁地方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开发祖国西北边疆的先驱性行动，约3000余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为开发建设新疆、伊犁起了积极作用，对伊犁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杨柳青乃至天津市的经济繁荣。
　　最初追赶部队大营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攻克南北疆16座大城，收复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为收复祖国西北边疆立下了功勋。很多人甚至为此英勇捐躯，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忠骨。此后杨柳青人进行的一系列商贸和垦殖活动，为巩固和发展边疆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汉、维吾尔、回、哈萨克、蒙古等各族群众互相关心爱护，在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许多佳话。
　　杨柳青人促进了商贸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工矿业以及农牧业等，大大丰富了边疆民众的物质生活。京货的大量涌入，也打破了俄国和英国产品独霸市场的局面；杨柳青人兴办的大量工商企业，很多在当时都属爝火微光，对抵御外来经济侵略、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生活在新疆的杨柳青人后裔约有数十万人，仅在伊犁就有2万多人。从先祖进疆算起，他们现在多已是第四五代甚至第六七代人。这众多的杨柳青人后裔，如今已遍布伊犁所有的县市，他们中既有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艺术家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继续为伊犁的繁荣与发展作着新的贡献。
　　杨柳青人在天津和伊犁之间架起了金桥，今天，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密切杨柳青和伊犁的经济文化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杨柳青人为伊犁作出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史册上。
　　杨柳青人在伊宁创办的面粉厂和电灯公司，它们均属伊犁地区最早的民族工商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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