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花果山诗词2014年第二期总第88期
·诗词研究·
毛泽东诗词超越“诗界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这位领袖诗人所写的诗词，常常被人们誉称为诗化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史诗。大体而言，确也如此。不过，这种说法还不足以表明毛泽东诗词作为一种独特精警的语言艺术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纵观几千年的诗歌发展史，笔者以为毛泽东诗词无论思想境界还是艺术造诣都是耸立于现代诗坛的新高峰，同时也是近现代诗史上反复进行“诗界革命”“文学革命”而真正取得成功的典范。笔者曾经论述过《毛泽东诗词是中国诗史上的新高峰》，收录在中国毛诗会第十二届论文集。现仅进一步探讨毛泽东诗词是如何一步步地成功实现了对于前人进行“诗界革命”、“文学革命”的历史超越，从而坚实有力地推进了中华古典诗词的创新和发展。
我们如果认真地探究毛泽东一生的经历和创作诗词的过程，就可以发现毛泽东诗词是怎样从模仿前人而走上真正开辟中华古典诗词创新改革之路的轨迹。总起来看，毛泽东诗词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而第一阶段，就从晚清变法改良派倡导的“诗界革命”起步。
一、启蒙模仿期（1917年以前）
毛泽东幼年在外婆家唐家圫和故乡韶山冲上私塾，私塾先生教他学古诗，对对子，传说他“六岁能撰联，八岁能吟诗，人人称奇”（《关于毛泽东小时候的十个故事》）。这自然有点神化毛泽东，但他刻苦好学、发愤向上是真的。1910年初秋，他离家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青年时代写的一首明志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其诗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立志高远，不同凡俗。(据说毛泽东于1920年见到陈独秀就曾背了此诗,陈连声称赞道：“锐气十足，真是好诗！”)到了1914年，他进入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已将《诗经》读得滚瓜溜熟，他那保留至今的《讲堂录》笔记更有手抄的《离骚》和《九歌》的全文2。我们还能看到他与一师的新民学会会友萧子升（后改名萧瑜）合作的五言排律《湘江漫游联句》（1914年），以及他与新民学会会友罗章龙合作的《初登云麓宫联句》（1915年冬）3，说明他至少在1914年（廿一岁）已经熟练掌握了近体诗的格律技巧。当时他徜徉在诗、骚以降唐诗宋词的书海中，特别是非常钦佩晚清时期梁启超、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的“新派诗”。号称“诗界革命巨子”的黄遵宪在戊戌变法期间任湖南按察史，反对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尖锐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4，大有扭转古诗颓势的锐气。由于他们毕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写诗作实际仍然是文言为主、爱用典故，风行一时的“诗界革命”终于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但是，黄遵宪那些表达反帝卫国、变法图强的诗作，却与毛泽东的思想意愿一拍即合。他于1915年5月写出题在《明耻篇》封面上的四言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5同年同月还写有《五古·挽易昌陶君》，另外还写有五律、七绝的联句，七律、七古的残篇断句6，显示出青年毛泽东极富诗人特具的叛逆反抗的个性和浪漫幻想的禀赋，从此奠定他终生钟情诗词的审美情操和不懈追求。他在1936年曾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说：“在这个时候（指1917年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7我们从他这些早年诗作中可以看出，他已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识，壮志冲天，激情四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1917年）8，显露他此时思想虽与康、梁改良派还藕断丝连，却已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弄潮儿，竭力走在时代前列的急进民主主义者。这一时期他所写的诗，尽管还处在模仿“诗界革命”“新派诗”的起步阶段，同黄遵宪一样文言气息尚重，还谈不上革新创造，例如那首《五古·挽易昌陶君》长诗就是如此。但是，他诗中的虎虎生气，诗学工底，已经为他诗词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革新探求期（1917年底到1927年春）
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思想上受其影响的毛泽东于1918年9月由湘至京，经其师杨昌济推荐，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安排他为北大图书馆助理员，从而认识了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第一个提倡白话文与新诗的著名学者胡适。1936年他与斯诺谈话，曾深情回忆道：“（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开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还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的明星”，“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9他还与萧三一起去拜访过胡适，旁听过胡适的哲学课。1919年初，他将回湖南，又特意去拜访了胡适，就湖南学生运动之事寻求到胡适的支持。10也就在北大期间，他开始信奉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共建党前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因此，他对陈独秀为支持胡适而写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以及呼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1，当时并无异议。只是在他成为中共领袖之后，他才明确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2至于对胡适在其打响新文化运动第一枪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接着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13，由于要顺乎当时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时代潮流，毛泽东自然也没有正面地作出非议。但是，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并不认可陈、胡为代表的彻底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中华古典诗词的“矫枉过正”（胡适语）的偏激主张，而是从行动上坚持对旧体诗词实行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他要以新语言、新风格写出新时代、新社会的新思想、新意境，决不去写胡适倡导的割断民族传统、完全散漫无章的自由体白话新诗。他在1918年初夏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虽然还有些文言气息，但全诗不讲求对仗、平仄，用韵也较自由，总体看来，语言流畅好懂，典故少而平易，风格豪宕不羁，意境博大开阔，抒写出先进知识分子望友留学东洋、共安天下的豪情壮志。这决非胡适倡导的取法欧美、自由散体的白话新诗所可比拟，但又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所说的“不讲对仗”，“不以典代言”相合，诗中“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之类语句，接近白话，情怀激荡，比之黄遵宪实践“诗界革命”的“新派诗”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随后，胡适《尝试集》问世（1920年出版），不少新诗人跟风而上，即使是后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在赶潮流，写新诗，毛泽东则始终坚守中华古典诗词的阵地。毛泽东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回湖南后就主编与《新青年》南北呼应的《湘江评论》，难道独在旧诗、新诗选择之间落后于时代吗？否！他钟爱中华古典诗词的民主性精华和大美的艺术形式，坚信可以通过真正的诗界革命重铸旧诗的辉煌，而不屑新诗的无章可循，舍弃了民族气派和民族形式。这一时期，他留有《虞美人·枕上》（1921年）、《贺新郎·别友》（1923年）、《沁园春·长沙》（1925年）和《菩萨蛮·黄鹤楼》（1927年春）。前两首，以婉约词写革命情，全不用典，语言白描，艺术手法方面虽还留有因袭前人的痕迹，却已成为尝试风格创新、别开生面的爱情词。后两首，用长短调写天下事，格调高昂、沉郁，意境寥廓、苍莽，题材之重大，思绪之深远，语言之精警，意象之鲜活，均可比美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上乘之作所体现的“诗界革命”的实绩，更与胡适《尝试集》那种抒发资产阶级文人情调、缺失诗体特征的“诗体大解放”的“新诗”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诗词发展到此，已经显示出堪可挽狂澜于既倒、救助旧体诗词没落颓势的伟力，达到能与黄遵宪一类诗家一争高下的水平，开始向千古以来书生气十足的文人诗高峰攀登。
三、完成超越期（1927年秋—1949年秋）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政治风云突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9月9日，毛泽东奉命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浏阳一带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于1928年秋又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这两首词，不仅是毛泽东诗词的划时代之作，也是现代诗歌史上反映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开山性史诗。其意义重大：以诗的形式开始纪录了中共创建工农红军和开辟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而开展军民团结、战胜顽敌的武装斗争史；其艺术特新：全用白话，不用典故，以形象思维的强烈对比和不废格律的韵律从宽，赞颂翻天覆地的工农革命和描写惊天动地的革命战争。据载，1931年1月到了瑞金的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听了，又是开怀大笑。”14跟毛泽东同样还在坚持写作中华传统诗词的文化战线的主将鲁迅如此作评，道出了毛泽东的井词冲破了文人词的局限，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和气势，充满民间词那种质朴草野的意味和作风。毛泽东是心领神会，十分得意。因为《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那样一类的沉思国运、忧国忧民的文人词，尽管已经近乎纯用白话而少用典，意象鲜明，意蕴高远，但仍离突破文人纸上谈兵的书生气差那么关键的一大步。如今做到了，从而与黄遵宪的文人“新派诗”划清了界限，真正实现了“诗界革命”的精神革命和形式革命。由此，毛泽东诗词进入一个超越晚清变法派“新派诗”，乃至以其“山大王”造反诗风与唐宋文人诗分道扬镳、自开风气的高潮期，从而真正给旧体诗词注入了崭新的生命活力，旧体诗词的发展创新、重振雄风开始有望了。
毛泽东以两首西江月词牌写中共发动武装斗争为开端，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马背上哼成”了《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等总共十一首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词作，形象地展示了创建工农红军、进行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画面，形成了体现“井精神”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接着，以《十六字令三首》起头，在紧张、艰险的战争途程中，写出了《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等直至《沁园春·雪》总共十首诗词，反映了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到达延安的历史征程，表现出“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长征精神”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延安精神”，形成了毛泽东诗词的又一个创作高峰。终以《四言诗·祭黄帝陵》、《五律·挽戴安澜将军》等篇，写“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抗日战争；又以《七律·重庆谈判》、《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篇，写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总共将近三十篇的战争年代诗作，是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华，也是毛泽东诗词堪称史诗的力证。他自始至终以人民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身份，身临其境地描画了中共领导下的工农战士英勇无畏、百折不回的征战夺权史，勾画出人民战士的英雄群像，赞美其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显示了千古诗史上空前未有的统帅兼诗人的伟大气魄和崇高境界。这是无论梁、黄所倡导的“诗界革命”，还是陈、胡倡导的“文学革命”，都无法企及的精神革命之极致。在艺术形式上，解决了诗词语言既要通俗又要高雅的大难题，创造了一系列迥异前人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超越了晚清“诗界革命”派和“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所刻意追求的形式革命的理想效果。
我们试以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为例，看看他是如何实现了他对“诗界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历史超越。诗的代表作当然数《七律·长征》，八句，五十六个字，描画出中国乃至世界亘古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出红军战士的万难征程、英雄形象和无畏精神，作为统帅的诗人之豪迈心情和伟大气魄正浑融其中。全诗运用通俗如话又有深厚诗味的精美语言，没有一个僻字、生词和典故，创造出一个气势磅礴、雄浑壮阔的意境。此诗一出，便受广大战士热爱而传诵，不久就被斯诺载入《西行漫记》而传至全世界。不要说早已超越了追求“我手写我口”尚留浓重文言气息的“诗界革命”“新派诗”，也不要说“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的宋代诗人15不可企及，就是善于生动描绘的唐代诗人也难以达到如此宏伟的艺术境界。因此有人推誉这首诗为“千古绝唱”，我们如果不去追究毛泽东本人为何对此诗尚不满意16,而从它所起到的精神革命和形式革命的大作用来看，却也并非在虚夸。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17比之于诗，毛泽东自许他更擅长于词。《沁园春·雪》就是他1936年在陕北看大雪而写的一首绝妙好词。全词意象雄奇，意境寥廓，基调豪放，不废婉约，特别是运用近乎白话而又保持浓烈诗味的语言，“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18，赞颂无比壮丽的祖国河山和决定民族命运的无产阶级。1945年10月7日，正在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将这首词应求抄寄给柳亚子。不久由吴祖光在《新民报晚刊》上发表，顿时轰动了整个山城，并及于全国，引起了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的恐慌，纷纷以和词形式攻击毛泽东“有帝王思想”，从而引起进步文人也都纷纷以唱和形式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沁园春·雪》经此一场千古未有的诗界大辩论和大宣传，导至毛泽东诗名扬天下，同时中华古典诗词趁势也美誉扬天下，从而使得毛泽东诗词的实绩和影响远远超越了前人，取得了在近现代诗坛上空前未有的成功。
四、发展改革期（）
“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是毛泽东自许的平生所干的第一件大事；就其诗词创作而言，则完成了武装革命时期的征战夺权史的壮丽史诗，实现了对于旧诗“诗界革命”、新诗“文学革命”的历史超越。建国以后，重心转移，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进行保卫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国际的长期斗争；就其诗词创作而言，唱出了相对和平时期的建设强国史的时代最强音，全面着手“发展”、“改革”旧体诗词的实践，为中国诗歌的光辉未来开辟了道路。
单就对旧体诗词的创新“发展”和闯路“改革”而言，这个时期的毛泽东主要在八个方面进行探索和示范，对诗歌大国的永葆活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是题材范围的极大拓宽。开国后的毛泽东，从“山大王”变成“人中王”，居高临下，眼界空前。除了偶有涉及战争的题材而外，主要歌颂新中国、新时代，赞美大建设、大跃进，还有咏怀革命友情、缅怀革命爱情、悼念革命战友、视察革命老区，乃至感慨古今得失、忆念千秋人杰、纵赏美丽山河，特别是晚年大写特写反对帝修反，甚至抒写对于“文革”的沉思。他如此广泛突破第三时期专写武装斗争的题材，不仅是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更是有意把诗写成“反映时代的镜子”。正因如此，毛泽东诗词便处于往昔诗人的至高点上，构成一部崇高、雄伟的爱国主义大合唱。只是他太关注国强，而忽视民富，成为他这时期诗词题材的不可弥补的遗憾
二是语言革新的恰到好处。本来“用白话写诗”对毛泽东而言是易如反掌，就连逃离大陆的胡适也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问题在于白话“新诗”完全脱离民族文化传统而缺少格式音律美和汉语语言美，因而为他所不屑。但他又不愿像黄遵宪那样嘴上讲求“我手写我口”，写的仍是文言体。他从社会生活和创作实践中探索出对于文言的摒弃和改造，对于人民口语的提炼和追求，选用适合的新词，点化典故如口语，从而融民族化、大众化和文学化于一体，创造了既通俗易懂又有审美品味的诗歌语言。这种生动鲜活、雅俗共赏、贴近现代人审美心理的语言，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特点，也是毛泽东对于诗词艺术的一大贡献。
三是音律运用的严谨与灵动。毛泽东明确说过：“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19又说：“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20实际上包括他以前写的绝大多数格律诗词都是合律叶韵的，只是在涉及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特别用语等，特别是会以辞害意的情况下，他才在音韵上有所从宽或突破。至于《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没有按词谱一韵贯之，毛泽东为此特加说明：“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21实际他是在用自己的词作表明：艺术形式在保持前人长期形成的格律美感基本要素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诗意审美的需要和现代汉语的特点，平仄、押韵乃至词谱格式都应允许适当放宽，乃至新创新格式，才能永葆生存的活力和艺术的青春，从而为后人提供了模式，开辟了新路。
四是典故运用的浅近与创新。毛泽东之所以用典，在于审美的效果强。作为一种特殊比喻的手法，能够言约而意丰，造成绵长的诗味。但他极为注意避免由于用典而造成晦涩难懂和形象阻隔的弊病。为此他选择人所共知的古人古事或名人名句加以点化，借以表达诗人此时此地的用意，语言极尽浅近而好懂。例如：“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不知其典也能理解其意；了解其典则领会更深。或者，他改造人所共知的古人古事或名人名句，借以表达诗人此时此地的用意，语言同样浅近而好懂，例如：“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水调歌头·游泳》）这儿只是借“巫山云雨”之被“截断”来映衬三峡大坝之高大雄奇，引发读者的想像而已，即使不知其出处也无妨。用词如此浅近和创新，也就成了毛泽东精品诗词的一大亮色。
五是形象思维的发现和运用。毛泽东首先发现并强调指出：“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的《北征》······”22他把中国诗论中古老的赋、比、兴表现手法纳入“形象思维”的新理论中，既使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具体化，又令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融入到具有现代美学观念的高层次上来。毛泽东大量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或单用，或兼用，使其诗词达到形象生动、气势豪壮、诗味浓烈的艺术境界。
六是创作方法的发展和独创。“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运用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以及两者的结合这三种先进方法创作的艺术珍品。”23&前期的毛泽东诗词，特别是第三时期的诗词多数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杰作，但总含有浪漫主义理想的光芒。本时期内，则以这三种先进方法交替创作的精品呈现于世，其中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尤为动人，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卜算子·咏梅》、《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已经成为人们经常诵读和忆念的典范。
七是艺术风格的豪放兼婉约。毛泽东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24这是毛泽东独特的审美观点。诗风基调豪放雄健，词风则钟情于“既苍凉又优美”的艺术境界，（下转63页）（上转57页）成为融合两派、独树一帜的独特风格。
八是诗论诗作的公开和层出。建国前，除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指导中国革命和文艺发展的宏文而外，没有一篇专谈中华古典诗词的诗论；建国后，他通过题词、讲话，文章、书信、序跋、批注、评点、圈阅等等方式，系统地阐述了批判地继承中华古典诗词的理论，要求现代的旧体诗词“要适合时代的需要，大众的需要”25特别指明：“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26这就是毛泽东对于旧体诗词的根本态度。他自1957年1月同意在《诗刊》创刊号上公开发表《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便一改“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其旧体诗词的做法，因为他自信他的诗词具有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社会效应。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不仅远远超越了前人所说“诗界革命”的范围，成为反映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崛起的镜子，而且瞩目未来，显示其如何治国的蓝图，包括如何引领中华古典诗词如何走向长久繁荣的探索。
我们坚信，有眼光的现代文学史家必将把毛泽东诗词列入现代大家诗歌的最前列。
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歌创作的典范
产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以诗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当代诗歌创作产生着深刻的启示。当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和趋势表明，毛泽东诗词是指引诗歌创作发展方向的导航明灯，是激励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兴国之魂，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诗多好少：当代诗歌创作的困惑
当代诗歌，空前繁荣。“五四”时期诞生的白话新诗和传统诗词双峰并峙，竞相发展；中国的、外国的、传统的、新潮的各种流派诗风各异，争奇斗艳，诗坛一派兴旺景象。然而，毕竟少有洪钟大吕般扛鼎之作，能够深刻反映大众现实生活、引领时代潮流，而又具有打动人心的高超艺术表现力的精品不多，这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要求不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诗歌创作像滚滚春潮，汹涌而来。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艾青的《在浪尖上》，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都是震撼人们心灵的诗篇。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时代气息浓郁，体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诗歌与人民大众思想感情的融合。另外，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拿起笔，加入诗歌创作的行列，使旧体诗词的创作呈现“井喷”现象。及至八十年代中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欧风东渐。许多年轻诗人在创作方法上以追逐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为时尚，对西方人的生存体验、文化思想和话语方式，不加分析地生吞活剥、照搬照套；在创作内容上也与“文革”结束后的十多年诗歌日渐差异，主要不是以历史、民族、文化为主题，而是以个体、生命、存在为轴心，十分重视个体的生命经历和生存体验；在诗歌形式上，朦胧诗、现代派、后现代派等相继亮相诗坛。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以来，诗歌创作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极度活跃起来。互联网低门槛、超世俗的发表机制和快捷、便利的传播方式，给网络诗歌的火爆加足了马力。网络诗歌的互动性、个性化得到张扬，为诗人创作提供了最新的舞台。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数量空前。改革开放后当代诗词作者多达一百数十万人，全国各种诗词报刊约有数千种，诗词社团更像雨后春笋般不断发展壮大，作品数量远远超越前人。1992年首届中华诗词大赛一次性来稿就多达十万余首，超过《全唐诗》和《全宋词》的总和。二是质量有所下降。多数作品水平不高，公式化、概念化，缺少新意象、新语言、新技法的作品大量存在；有的形式怪异，不讲平仄韵律，自造所谓“新体”；新诗创作逐渐脱离现实生活，远离人民大众，走向边缘化；传统诗词创作也多为图解政治、赏景唱和之作。
纵现当代诗歌创作，“诗多好少”是个突出的问题，近几年来尤其如此。泱泱“诗国”，少有富含中国特色、体现民族精神、高扬时代主旋律的精品力作，有如滔滔洪水缺少奔腾的主流、逶迤群岭不见巍峨的主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
面向大众、源于生活：毛泽东诗词的启示
如何进行诗歌创作？毛泽早在70年前就作出了回答。他说，重要的是解决好“为谁创作”和“如何创作”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①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忠实地践行了自己提出的文艺思想。当今，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研读毛泽东的诗词，还是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对于当代诗歌创作的宝贵的、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诗歌要有时代特色。一代伟人毛泽东，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他的诗词成就，固然与其丰富的阅历、特定的地位和卓绝的才华分不开，但归根到底是时代的产物。毛泽东诗词大都以波澜壮阔的亲身实践的伟大革命斗争为题材，抒写的是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每一首毛泽东诗词都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大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工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毛泽东创作的《沁园春·长沙》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代强音和“到中流击水”的斗争渴望。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写了《菩萨蛮·黄鹤楼》，
对即将出现的革命危机作出了预言。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相继创作了《西江月·井》、《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等作品，全面反映了这一期间欣欣向荣、不断胜利的革命形势。他的一系列长征诗，反映了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抗战前夕，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以其先进的唯物主义观点讲古论今，指出人民是真正的风流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解放战争时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蒋家王朝覆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创作了《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八连颂》等众多诗词，表现了各条战线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和蒸蒸日上的新气象。面对国际反动势力联合掀起的反华大合唱，他写下了《七律·登庐山》、《七绝·为李静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
《七律·冬云》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怕压不怕邪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可以说，在大半个世纪中，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毛泽东诗词总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发出时代的强音。他的诗词成了时代风云的载体。这一点正是我们迫切需要发扬和学习借鉴的。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伟大进军，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多么期待当代诗人吹响时代的号角、发出激奋人心的歌唱啊！
启示之二：诗歌要有中国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反映到作为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文艺作品中，便构成其中的灵魂。当代诗歌可以百态千姿、异彩纷呈，其中应有的灵魂却万万不可丢弃。当代中国诗歌应当唱响中国精神。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诗词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诗词中有饱含赤子之情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清平乐·蒋桂战争》中“洒向人间都是怨”，表达了他对旧时代祖国贫穷落后、人民遭受苦难状况的深深的忧虑；《七律·到韶山》中“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可以看出他对新中国崭新气象的欢欣鼓舞；《沁园春·雪》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情赞美；《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是对爱国将军的缅怀，也是对与戴安澜将军一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杀敌的所有爱国将领的高度赞颂。毛泽东诗词中有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毛泽东置身积贫积弱、多灾多难的时代，从小就立志走出一条坚实的人生之路，兴我民族，振我中华。这种志向在多首诗词中均有体现。到了晚年，他还满怀豪情地吟诵：“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重上井》）。毛泽东诗词中有气吞山河、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如：《十六字令三首》以紧迫的节奏、高昂的情绪，表现了红军战士义无返顾、扬鞭猛进、英勇战斗的英雄形象。《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更是写出了红军藐视困难、敢于胜利的豪迈气魄。贯穿毛泽东诗词的，还有意气风发、创新自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万众一心、团结奋进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奉献精神，“环球同此凉热”的和谐精神，以及洋溢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都是中国精神。“将这么多的精神聚融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表现得这样的强烈，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品中是绝无仅有的。”②毛泽东诗词蕴含的丰富而蓬勃的精神，“是构建我们精神支柱的最好支撑，是启动我们精神动力的最佳能源，是凝聚力量的旗帜，是鼓舞斗志的战鼓，是当前提升民族精神的最佳教科书。”③
启示之三：诗歌要有大众情怀。言志抒情是诗歌的特色。然而，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却有天壤之别。以往的诗词，大都是诗人言自己的志、抒自己的情，譬如唐诗的离情别绪、宋词的风花月雪。毛泽东诗词一扫前人孤独、感伤、愤懑、颓废等情绪，代之以积极进取的革命乐观精神，由表现自我向表现大我升华，把历史的主人作为诗词的主角，满怀热情地表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造历史的精神风貌和伟大业绩，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热爱人民、依靠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的博大襟怀。毛泽东诗词，言的是人民大众之志，抒的是人民大众之情。毛泽东诗词中的大众情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讴歌大众形象。毛泽东诗词创作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次是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战争时期的诗作，以豪迈的情感、强烈的色彩、明快的风格、壮丽的画面，表现了工农武装的英雄形象和革命战争的壮美场景。诗词中塑造的艺术形象，如怒触不周山的“共工”、征腐恶缚鲲鹏的“天兵”、天欲坠赖以柱其间的群山、傲视历代帝王的今朝“风流人物”等，都是人民群众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艺术化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诗作，仍然情系人民，《七律二首·送瘟神》可为代表。诗中以浪漫的笔调，歌颂了伟大的新中国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展示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美好情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两句，是把人民群众作为群体英雄而给予的最高赞誉，体现了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和独特的群体情结。二是抒发大众情感。毛泽东把毕生献给了为最广大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壮丽事业，他的思想感情已与亿万工农大众融为一体，这在毛泽东诗词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横扫千军如卷席”、“天兵怒气冲霄汉”、“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等诗句，表现了工农革命武装的英雄气概；“欲与天公试比高”、“独有英雄驱虎豹”、“不到长城非好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诗句，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壮志豪情。就是一些抒写个人情感的诗作，也蕴含了大众情怀。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写夫妻情、同志爱，然而最后一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推出了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的壮美画面，两位烈士喜欢得热泪盈眶，化作倾盆大雨洒向人间。三是运用大众语言。毛泽东诗词中的许多语言极其朴素，如“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西江月·秋收起义》）、“分田分地真忙”（《清平乐·蒋桂战争》）、“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念奴娇·昆仑》）、“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五言韵语》）、“托洛斯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七律·读报》）、“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都是信手拈来的白话口语，丝毫没有雕琢的痕迹。另外，还化用不少民谣、谚语和俗语，嬉笑怒骂，皆成诗篇。
启示之四：诗歌要有生活基础。这是当代诗歌创作需向毛泽东诗词学习借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诗歌创作如果远离实际的社会生活，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1962年4月，《人民文学》要发表毛泽东的6首词，发表前，毛泽东加了一则按语：“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今天，我们读着这些“马背上哼成的”诗，仿佛还能听得见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人喊马嘶，看得到行军途中的山高路滑和战场上的弹洞硝烟，闻得着胜利凯旋时的战地花香。这就是生活的魅力。正因为毛泽东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的经验，才能写出如此生动形象而又意义深刻的诗篇。毛泽东诗词所写，都是诗人亲历亲见的事件，以及由此生发的所思所想。例如《七律·长征》，全诗仅用56个字和“五岭、乌蒙、金沙江、大渡河、岷山”等五个有代表性的地点，就把历时一年、途经11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出来了。试想，如果没有亲自参加长征，没有亲历千难万险，能写出这样高度凝练的诗篇吗？再如《沁园春·雪》，也是举世公认的名篇，仅靠“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红装素裹，分外妖娆”5句，就把一幅壮阔妖娆的北国风光展现无遗。同样，如果毛泽东没有到过陕北、没有看到过黄土高原那壮丽景象，没有亲率抗日红军挥师东征恰遇一场漫天而来的大雪，是绝对写不出这样华美的词句的。丰富的社会生活是产生毛泽东诗词的雄厚基础。毛泽东诗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生体验之上的高度的艺术概括，又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洒脱！联想当今诗坛，一些诗人囿于自我小圈子，天赋才华有余，生活体验不足，或故作深沉无病呻吟，或“扮酷”作秀戏说人生；一些诗人学习现代派，模仿后现代派，自称为“第三代”，不是吸取其精华，而是得其糟粕，诗歌作品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口味；还有一些诗人的创作初衷就是要让他的诗作成为与一般读者和现实生活无关的、高不可攀的东西，显示出某些诗人孤芳自赏、自我炫耀的“贵族化”心态。很难设想，一个与社会生活隔绝的作家仅靠“自我表现”，仅靠“主体性无限辉煌的发挥”，就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一些作家热衷于玩弄形式，明显看出他们的生活积累捉襟见肘。
启示之五：诗歌要有继承创新。毛泽东诗词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还在于妥善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旧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完美一致。古往今来，中国诗歌史上就一直演绎着“继承——创新——发展”的模式，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是中国诗歌保持强大生命力、创造力的根本力量。毛泽东把这种创新精神推向了极致。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既置身于古典诗词深厚的文化传统沃土中，又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把美景、深情、大事、哲理融为一体，使诗情、诗思、诗意、诗味都达到了新时代才有的高度，让人看到的是现代中国活的姿影，体悟的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不朽的精魂。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实践表明：旧体诗词固然因遣词用语方面的特殊要求和格律的限制，而在表现现代社会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气象上较之新诗有先天不足的缺陷，但只要对中国诗词的优秀传统有深厚的修养，对中国古典文学及当代口语有广博的知识，又能够自觉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用以观照现实生活，从中汲取丰富、新颖、饱满的诗情，就能够运用旧体诗词形式表现新的社会生活。在毛泽东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现实生活中的人、事、景、物，通过这种传统形式，得到精当的描写，寄寓了丰富的内涵，形成既通俗易懂又具文学品位，既让人喜闻乐见又不失中国风韵的作品。总结毛泽东诗词对古典诗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历史贡献，对于繁荣当代文艺事业，探索当代诗歌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体诗歌：当代诗歌创作的方向
当代诗歌向何处去？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毛泽东的诗词、诗论昭示了正确的方向。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需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就是毛泽东的“新体诗歌”主张。这个“新体诗歌”，与“五四”以来主要靠吸取外来营养延绵发展的自由体的新诗是不同的。
毛泽东倡导的“新体诗歌”，首先是要求扎根传统诗词的沃土。传统诗词，源远流长，符合方块汉字的特点，适宜表达中国人的思想情感。毛泽东诗作中绝大部分是传统诗词，能以极少的字数，把一种情感、一种思绪、一种意境表达得至善、至美、至真、至深；且又有无限韵味沁入人心脾。1965年夏毛泽东在武昌与梅白谈诗时说：“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这种“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的东西，就是中国诗歌的“根”和“源”。当代诗歌里如果没有流淌中华诗词的古老血脉，如果寻不到这个“根”和“源”的影子，那就称不上是中国诗歌。
其次是要求汲取民间诗歌的营养。民间诗歌是流传在大众口头上的鲜活的民间语言的艺术结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是毛泽东倡导的“新体诗歌”创作的重要的“原始材料”。毛泽东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就十分重视汲取民间诗歌的丰富营养，大量吸收民谣、民谚以及民间诗歌的韵律入诗。1934年在马背上哼成的《十六字令三首》，就通篇采用湖南民歌的风韵。对于重视汲取民间诗歌的营养，毛泽东曾作过多次论述。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泽东在《致蒋竹如》信中说：“唯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的非律的诗，即……民间歌谣体裁，尚是很有作用的。”1965年7月在《致陈毅》信中谈到新诗发展时又说：“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的这些论见，对于当代诗歌创作是具有深远指导意义的。
第三是要求发挥白话新诗的长处。客观地讲，“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还是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解放意义的。较之传统诗词，它在对审美现代性的追寻、认可上，在对科学、民主、自由精神的拥抱、释放上，在对新的时代风尚和价值观念的追求、表现上，确有超越之处。它在诗体形式上的自由奔放、不受约束等，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吸引了青年人。所以，毛泽东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④他劝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年轻人最好莫学写旧体诗，学就学作新诗，歌颂我们的新中国，歌颂工农兵！”⑤
毛泽东的《八连颂》，全诗采用白话和《三字经》的韵体形式，最后以两句七言收尾，又吸取民歌通俗易懂的长处，节奏明快，铿锵有力，是传统诗词、民歌、白话新诗三者完美融合的典范。《八连颂》创作于1963年8月，距1958年3月毛泽东提出“新体诗歌”主张仅五年有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本人践行自己“新体诗歌”主张的一个可贵的探索。为进一步推动“新体诗歌”创作，毛泽东还构想了这个“新体诗歌”的大概样式，即在形式上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在内容上贴近大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思想新颖，在方法上采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等。
科学的理论需要实践去丰富它的内涵。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诗体。毛泽东“新体诗歌”主张提出以后，得到诗界普遍赞同和拥护。朱德、陈毅、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响应，写出了一批优秀的诗篇。诗人贺敬之、郭小川是实践毛泽东“新体诗歌”主张的佼佼者，他们经过深入的研究和不懈的探索，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震撼人心的诗歌精品。就是在当今诗体多元、自由诗占据主潮情况下，仍有许多执着的诗家在实践“新体诗歌”的路上跋涉前行。我们相信，沿着毛泽东指引的中国诗歌发展方向前进，当代诗坛一定会迎来更加阳光明媚的春天。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杨义：《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
③夏家顺：《毛泽东诗词的当代价值》。
④毛泽东：《致臧克家等》，见《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⑤邸延生：《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纪实》，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校园诗教.
诗词楹联进校园&&吟哦讽诵气自华
——东港中学新校区开展“诗词楹联进校园”活动情况
东港中学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创建于1989年，学校占地面积85亩，目前有36个班级，2000余名师生。建校以来，先后获得国家级德育科研先进实验校，江苏省首批文明学校、江苏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集体、江苏省模范学校、连云港市模范学校、连云港市首批名校、连云港市全面育人先进学校等荣誉。
学校坚持以人为本，确立“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基、对学生的终身幸福负责”的办学理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发挥“经典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打造书香校园，促成学生全面发展。紧紧围绕课程改革，让学生读诗、背诗、赏诗和作诗，拓宽学生视野，增长学生知识，净化学生心灵，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情感，培养学生道德情操，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创设校园诗化氛围。学校加强校园诗化氛围的创设，在校园内营造一种“诗词满园”的良好氛围，在校园内开辟“经典诗词”文化长廊，张贴师生书写的诗词楹联书法作品；在校园教学楼的墙壁上张贴诗词警句，宣传中华传统文化；班级为了加强诗化教育环境建设，在墙壁上张贴学生的诗词书法作品，让学生们浸润在诗词的氛围之中。
聘请专家开展讲座。邀请区教育局有关专家到校对语文教师进行诗词知识讲座。通过讲座培训，提高全体语文教师对诗词楹联的认识和理解。充分了解诗词楹联在学生成长中的重要意义，极大地提高了老师们对诗歌教学的激情。&
精心上好诗词鉴赏课。让诗词楹联走进课堂，教师上好诗词鉴赏课，让学生接受中华传统诗词文化的熏陶，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组织语文教师在全区开设诗词鉴赏观摩课，激发师生对诗词的热爱与与赏析水平。
开展诗词诵读训练。“三分诗靠七分吟”根据学生年龄特征，选择适合学生的诗词楹联，利用早读、课前十分钟朗读。同时举办“青春如歌”诗词朗诵比赛，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表现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和舞台。使学生在诵读中领悟诗词意境，感悟文章真谛，体味诗词楹联的魅力。
组织师生书法竞赛。一方面利用书法课堂教学对学生强化诗词楹联的书写训练，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省市中学生书法比赛，开展“五月红”校园艺术节书法比赛、师生同书诗词楹联书法作品展示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师生对诗词楹联的欣赏水平。
成立诗词兴趣小组。以学校“向若文学社”为阵地，成立了诗词活动兴趣小组，举办诗词朗诵展示、诗词知识讲座、诗词楹联创作等活动。优秀作品除了向校向若文学社《秋水》社刊投稿外，还收入班级学生作品集，引导学生关注经典，陶冶情怀，滋润身心成长，充分展现了东港学子的青春风采。
一系列“诗词楹联进校园”活动的开展，满足了师生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使师生深切感受到优秀诗词、楹联文化的熏陶和启迪，在“吟哦讽诵”中为传承弘扬中华诗词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皖南心迹》序
认识周华仁先生二十多年了。当时的他，年轻，英俊，才华横溢。他上学时读的不是文科，但走上工作岗位后却与诗词结缘。其实这也不奇怪，这与他的气质有关。华仁先生是一位感情充沛、形象思维十分丰富的人，非常适合写诗；或者说，写诗对于他，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这不，他的又一本诗集《皖南心迹》出来了。
这是一本以七言绝句为主的集子。七言绝句，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汉魏南北朝时的联句。原来，当时的诗人们认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同作一首，一人先作四句，其他人分别续作四句，如此蝉联而下，或为一篇，就是联句（或“连句”）；如果一人先作了四句，无人续作，或续而不成，那么，这仅存的四句就被称为绝句（或“断句”）了。以上是沈祖棻先生的见解。而王力先生则说：“绝者，截也”，七言（以及五言）绝句是截取律诗的一半，或前半首，或后半首，或首尾四句，或中间四句。窃以为还是沈先生说的有道理。
七绝形式短小，下笔易，写得好难。因它必须比篇幅较长的诗体要严格地选择所要表达的内容，或描摹美丽的景物，或抒发深刻的感受，或显现灵魂的悸动。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诗人选择何种形式写诗，与内容有关；恐亦与诗人的气质有关：因不同气质的人是会喜欢不同形式和捕捉不同内容的。
华仁先生诗思敏捷，每每出口成章；七绝这种形式，于他是很适宜的。他这本集子中的诗，主要是表达自己在皖南的所历、所见、所思、所感。说“主要”，是因为还有其它方面的内容；即便如此，所表露的也仍是作者在皖南几年的心迹。诗集如青弋江的水，清澈明净而时有浪花飞溅，净化了杂质，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华仁先生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建筑工程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他用诗句记录和讴歌了当代劳动者的生活，如《青弋江特大桥工地即景》：“迎着朝阳奔大桥，大桥桥墩比山高。无风无雨心中乐，汗落长河入浪涛。”诗句豪迈，是积极人生的体现。再如《西山隧道贯通即兴赠李淮、张绍旭先生》：“西山牵动港航人，风雨三年劳万民。今日开通大家乐，扬名四海显精神。”诗句既严谨合律，又明白如话，更表达了建设者的喜悦之情。这样的诗是生活在书斋里的人写不出来的。
皖南风景如画，人文丰厚。作者沉浸于斯，状物于斯，篇篇佳作让我们如临其境，能读出作者美的心灵。“半月桥头古树斜，竹林散落几人家。长流溪水匆匆去，人道山中有好花。”（《过旌德》）好一个“人道山中有好花。”什么样的花，为什么好，让你去思，让你去念。诗集中偶有五绝，如《秋日江边》：“苍山生薄雾，江水起青烟。白鹭南飞去，客心从自然。”自然是天，自然是地，自然是人，自然是动植物。天地人和，人顺应了自然，其内心也就安详平和了。作者在写景么，是的；在写心么，更是的。
华仁先生有一颗纯真的心，感恩的心，这使他具备了写诗的根本条件。一个人心思混杂，不知恩德，笔端是写不出美的东西的。他在《过铜陵又遇暴雨水漫长江》一诗中写道：“浊水翻江逞暴凶，黑风吹雨送愁浓。若能身碎堵洪水，报效黎元慰祖宗。”其意拳拳，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他常年在外，年过不惑，每每思念父母。“儿行千里想亲娘”（《思母》），“疑是徘徊青竹边”（《悼父》），其寸草之心，与日俱增。情到真时方率性，当他喜得外孙时，则“快剥花生开美酒，仰天一醉让人知”（《喜得外孙》），其喜悦之情不可抑。对待亲人如此，对待朋友情亦深。友人入梦，诗即出焉：“青山绿水两相和，喜识云林书友多。溪柳折枝暂分别，桃花潭上唱新歌。”（《梦中送友人》）王成纲先生是华仁先生的年长诗友，他视之为恩师。当王成纲先生来到皖南时，华仁先生高兴之情溢于言表：“野外桃花今盛开，只缘难得贵人来。春风高雅能容物，满目青山共我陪。”（《王成纲先生临泾县即兴》）其情也真。而当得知王先生再次入院做手术时，华仁先生则“焦思泪水满愁肠”。（《闻恩师王成纲先生又入院手术》），其情也深。
写旧体诗讲究格律。诗词格律不完全是形式，还是汉语言内在规律的反映。除个别率性而作之篇外，这个集子中的诗总体上把握格律是严的。比如用韵，绝大部分诗篇用的是平水韵，还避开了平水韵中的生僻字，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样做的好处，仿佛是给反映鲜活感情和鲜活生活的诗篇穿上了端庄的唐装。
但凡人间事物每每有不够完美之处，这本集子也当如此。比如在情浓的同时，更去讲究意深，讲究奇绝，那就更好了。
因诗成友，我与华仁先生相交，情意相合矣。他聪慧的头脑，谦虚的态度，好学的精神，丰富的思维，给我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是如泉水般涌流出来的。
华仁先生的人生，是诗性的。
东海县积极创建诗词之县
江苏省东海县自古人文丰厚，重视诗教。为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打造文化品牌，东海县响应中华诗词学会和江苏省诗词协会的号召，积极开展创建“中华诗词之县”工作。
&&&&首先是领导重视。县里主要负责同志过问这项工作，由县委有关部门负责，于2014年4月成立了“中华诗词之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中华诗词之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即制订《东海县创建“中华诗词之县”工作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有指导思想，有工作目标，有创建内容，有实施步骤，明确组织领导及部门职责。
&&&&目前，东海县创建“中华诗词之县”工作正广泛、深入地开展，受到社会各界好评。东海县计划到2015年10月至年底之前，创建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迎接江苏省诗词协会及中华诗词学会的检查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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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之心赤子诗
——跋《竹兰轩诗草》
跋者，后序也！或阐论申发，或透辟深刻，或简劲峭拔，或真知灼见，其多由名家主笔者，实因大凡名家，总多在某一方面学有专长也。是以，当德高望重的竹兰轩主陈凤桐先生命我为之题跋时，着实让我这个后辈吃了一惊，继而惶恐起来。
论年龄，陈老凤桐先生年过古稀，远长于我；论博识，陈老多才多艺，又谦逊和蔼，观之可亲；论风采，陈老虽鹤发童颜，然中气十足、神采奕奕；论威望，陈凤桐先生更是成名已久。他工书，意象纵横开阖，笔力矫健恣肆；他善诗善联，天地山川、世情万物无不纳于胸中而出于笔端。论成就，凤桐老先生曾主编《当代楹联墨迹选》、《当代书家座右铭墨迹选》、《连云港市古今楹联选》、《弥勒佛对联荟萃》等书，编著《兰亭序集字对联大观》，著有《集联细说》（合作），专著《竹兰轩丛书》也有多本已出版。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主编的《当代楹联墨迹选》，几乎囊括了当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受到楹联界和书法界一致青睐，后荣获中国楹联界的最高奖项“首届梁章钜奖”提名奖。更不用细数陈老那众多的含金量颇高的一连串头衔……面对这样一位前辈交待的任务，我不由深深回忆并细细思索起来。
&“认识”连云港陈凤桐先生的经历，是尚未谋面而先闻其声。先闻其声，而后才看到其文，而后方见其人，而后才识其性。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几年的交往下来，凤桐老给我的感觉就是：赤子之心赤子诗！
赤子之心，家国情怀。陈老爱家乡，海城连云港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在老诗人的笔下都是那么得可喜可爱。“习习春风添爽意，青山绿野长精神”，他大声礼赞港城：“毓秀钟灵古郁洲，诸多往事足风流”。爱家，爱国，家事、国事、天下事，凤桐老事事关心。中国加入WTO、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两岸包机直航、国足出线、神九凯旋、嫦娥升空，老诗人以他那颗赤子之心时刻关注着，并用诗记录下那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其创作的《共圆中国梦》的歌词中，凤桐老算是对自己的家国情怀做了一个总注解：“人人都有一个梦，美梦香，美梦甜，美梦召引炎黄儿女勇向前”。
赤子之心，邻里深情。陈老居住的苍梧小区是极有品位的文化气息相当浓郁之地。“绿染苍梧春意浓，千家沐翠画图中。楼高好展凌云志，径曲堪吟弄月风”，在陈老笔下，小区美、邻里亲、民风淳、诗情浓。他兴致勃勃地参与小区活动，他积极热忱地编辑小区报，他还为小区居民写下一组组赠诗，如《赠友朋语诗（十则）》里，“古徐有寿祖，升腾化甘霖。华章交口赞，乌髮一老人”就是写给小区彭云老先生的。饶有趣味的诗，将浓浓邻里情尽显笔端。
赤子之心，真挚诗友情。对诗友，凤桐老总是诚以相待，绝不因自己是前辈、是名家而自矜身价、高高在上。还记得，凤桐老曾以我的网名“燕鸣春风”作了一首嵌名诗相赠：“燕剪窗前柳，鸣声上碧霄。春光弥大野，风景正妖娆”。诗情画意其表、殷殷寄语其中，更兼嵌字无痕，陈老真挚之情谊、非凡之笔力可见一斑！以文会友，其乐无穷，陈老重友情、易动情，在他的赠友诗中，你不难读出真挚的情感。比如新年接到贺卡，他感怀无限：“贺卡年年承馈赠，雪花飞处意融融。人生难得蒙关爱，一片冰心无限情”。2008年10月，陈老在参加一个全国楹联教育基地会议时，特意携带其《七十生朝自勉唱和》一书与同好交流，诗友们亦有回赠20余册，陈老就喜出望外地写道：“出外一箱书，归来书一箱。抛砖期引玉，回赠尽甘棠。册册弥珍贵，虔虔集众芳”。
赤子之心，弥漫亲情。和谐、温馨、团结、奋进，始终是陈老一家的氛围。在其赠亲友诗中，陈老抒怀出浓郁的亲情：“人生好似一条河，夹岸青山逐逝波。宠辱升迁全不计，同舟共唱和谐歌”。陈老与老伴相亲相爱，相濡以沫，所以《银婚纪念日》也就感人至深：“不怨清贫甘共守，芸窗作伴若鸳鸯。”每年新春佳节新年伊始，陈老都召集全家举办一次家庭笔会，那其乐融融、和和美美又充满艺术气息的满室春风真是羡煞人也。陈老喜爱孙辈，每每与孙辈同乐。在书香门第的家风熏陶下，孙辈们一个一个长大成才。“事理深明何惧险，裁云摘月阿爷期”，诗中所寄殷殷厚望令人动容。当爱孙翰婴高考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后，陈老欣喜地赋诗贺勉：“人生驿站几多多，登上一坡又一坡。学海无涯鹏展翼，岂将虚誉费蹉跎！”对爱孙翰辰他同样寄希望勉之曰“忠厚传家远，诗书润德行”。当翰辰考上南京林业大学后，陈老又谆谆嘱曰“勤学善思才艺展，碧空万里任翱翔。”正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赤子之心，生活之趣。在其《七十生朝自勉》一诗中，他述怀说：“岁月匆匆越古稀，壮心不减少年时。词章朝夕勤研读，墨彩风神细润滋。爱揿快门留笑影，常随网络探新奇。人生有限情无限，枫叶经霜胜柳丝。”他写书法、作诗填词、写对联，他爱竹、爱兰、爱自然，他爱旅游、爱品茶，他能网上冲浪、编辑照片，QQ、博客、微信无一不精。乐观、旷达、爱生活，让陈老的笔下充满了美好和情趣。“新楼珍木奇葩，明窗净几春茶，万卷诗书满架。兰馨竹翠，催吾笔底生花”，这是他的书斋，也是他高雅志趣的写照。若玩电脑，则会因兴之所至，以至于“老伴频频催用膳，窗前明月挂中天”；若盛夏赏荷，他定会“手按快门裁锦绣，风姿醉我梦乡中”；品茗时，他留诗曰：“回壶玉液留香久，禅院春融桃李花”；即使身在浴池，陈老还不忘风趣幽默一把：“此处不分身贵溅，相亲相近乐融融”；陈老爱品尝美食，对于好菜式，他饶有兴致地写道：“醇厚清鲜交口誉，风骚独领越千年”。某次采草莓时，面对那挡不住的诱惑，于是干脆“颗颗馋人频入口，总教蜂蝶笑痴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用香椿“香味凉调酬远客，频斟美酒话桑麻”。陈老爱旅游，旅欧时曾挥笔写下组诗，记录下异国情调、异域风情。美和爱，真和善，是陈老笔下永恒的主题。
交往越久，陈老的诗品和人品就越吸引人。他勤勉：“莫作邀功事，但为勤奋人”。他不畏艰难：“世上无难事，全凭一寸丹”。他淡泊名利：“甘于静处听喧闹，淡极始知花更香”。他谦逊：“一长莫作夜郎大，人外有人天外天”。面对荣誉，他题联自勉道：“雅中求雅，妙中求妙，方能云锦再添花”。陈老曾说：今“我之所爱，心笃意钟，惟兰惟竹。因为他觉得：兰之幽香素雅，超世绝尘；竹之虚心劲节，格高韵清”。因此陈老的追求乃是：“屋不攀富，万卷充盈。居不求豪，德业争荣。质朴为本，家和事兴。开窗撷竹翠，理案阅兰馨。句敲诗韵美，笔舞墨华生。虚怀汲今古，积善行。有高朋谈雅俗，有诤友议浊清。”……这，就是我们可爱的陈老、赤子之心的陈凤桐先生！
感佩之余，遂诗一首以赠凤桐老先生并贺《竹兰轩诗草》之问世：
赤子之心赤子诗，行云流水碧参差。
笔中自有山川在，万丈风华君可知？
（魏艳鸣：第二届江苏十佳女诗人，楹联家。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副秘书长兼《江苏楹联》副主编。）
情随景出&&浑然一体
七绝·争春
暄风时雨梳杨柳，烂漫桃花映翠烟。
布谷声声铁牛唱，翁婆相竞咏春篇。
同题赛诗，古已有之，今人仿此，意趣翻新。《郁州诗苑》编辑部送来一组多篇以《七绝·争春》为题的参赛作品，读来真有百花齐放的感受。
这首匿名编号的小诗所以能被推为魁首，只是在于她用相互映衬又层层推进的典型画面渲染出富有时代特色的“争春”景象。其它各首虽然各有特色，但是有的只写春景，近乎古人咏春，有的尽管写出当代实物，却少浑然一体、突出争春的韵味。
我们看这首小诗从春风杨柳下笔，道出春天最早的信息，意象不算崭新，一个“梳”字却画出杨柳依依的争春意蕴。接着写桃花绽放场面，开得是那么鲜明美丽，映照着翠绿的杨柳烟，既点争春景色，又承前构成春光大好的境界。
&&&&如果说前两句与其它各首所咏春景并无大异，只是炼字遣词、立意造境显得比较和美生动，那么，绝句最为关键的第三句在此诗中就写得颇为突出，由自然花木的无声描写一变而为鸟雀农机的动态描写，“布谷”叫之争春，伴随“铁牛唱”之争春，使得画面突然充满了古今万物都在争春的热烈气氛。于是，结句随之而发，画龙点睛，以大镜头推出老人竞相咏诗争春的画面，蕴含着他们不仅歌咏自然春光而且更在歌咏时代春天的内涵。
&&&&因此，这首小诗既有起承转合自然浑融的结构美，更有情随景出、情景交融的意境美，尽管其中并无语言精警句，也还堪称佳作。&&&&&&&&&&&&&&&&&&&&&&&&&&&&&&&（李德身点评）
吴会长率隊视察连云区诗教工作
5月21日上午，市诗协吴加庆会长带领副会长李德身、陈凤桐、孙勣元、刘畅征、江华以及刘福云、胡占山一行，由连云区宣传部原部长张佑源引路，到连云区的西苑中学和东港中学视察和促进诗词楹联进校园工作。
&&&&连云区教育局对此事非常重视，由局教育工委书记曹越冬同志亲自陪同视察，并当场作出指示。连云区诗协负责人房同桩自始至终随同视察。
&&&&吴会长一行首先来到西苑中学，看到这所完全中学校园秀美，文化气息很浓，都很高兴。该校张校长作了诗联进校园工作汇报。其特点是：在校领导小组督促下，搭建了五个活动平台，包括每周一诗，主题班会，广播站，手抄报和文艺表演，诗联进校园工作已全面铺开。
&&&&后来市诗协和区教育局所有人员又到了东港中学视察。这个学校的张校长汇报说：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每个班都开中华诗词楹联课和书法课，并且刚刚开过“青春如歌”诗歌吟唱会，学生文化生活非常活跃。
&&&&吴加庆会长在每个学校都作了指导性总结发言。他充分肯定了连云区诗词楹联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连同连云区墟沟小学、东港小学、南巷小学及大港中专等其他学校，已有基础开展创建“诗词之区”的工作。他指出：一定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一定要将诗联进校园工作纳入学校规划之中；学校要建立以校长为首的领导小组，落实评比机制；具体活动要有灵活机动、讲求实效的载体；整个校园要有浓厚的诗教气氛，让学生耳濡目染，健康成长。
&&&&大家相信：连云区各校的诗词楹联活动一定会搞得越来越好。&&&&&&&&&&&&&&&&&&&&&&&&&&&&&&&（晓&&云）
思乡梦绕鲍参军
据《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等地方志所载，刘宋时代的鲍照大名列入海州“人物”名单中。考之正史《南史》卷十三，有云：“鲍照，字明远，东海人。文辞瞻逸。”此“东海”，或谓今山东郯城。然而刘宋时的东海，非指郯城，其郡治是在今之“涟水县北”（详见臧励龢等在1931年所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东海郡〕南朝宋置。东魏改曰海西。隋废。故治在今江苏涟水县北。”）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有关著作均采是说。而1931年的“江苏涟水县北”，即在今之于1958年建县的连云港市灌南县境内。因此，鲍照当为今之连云港市辖县之人，大致可以认定。
&&&&鲍照出身贫寒，少有文才，因献诗于临川王刘义庆，得到赏识，擢为国侍郎，以后做过秣陵令、中书舍人，终为临海王萧子顼的前军参军。后子顼作乱，照为乱军所杀。他诗赋俱佳，作品中充满了愤懣不平之感，表现出寒门对世族门阀制度的不满。特别擅长写作七言歌行，对唐代大诗人李白、高适、岑参等人的创作有明显影响。他与同时的谢灵运、颜延之齐名，人称“元嘉三大家”，而其成就实为南朝刘宋时代第一家。
&&&&他有一首五言古诗《梦还乡》，收于《鲍参军集》而传世，可见其怀才不遇、春念故乡的悲愤情怀。其诗云：
衔泪出郭门，抚剑无人逵。
沙风暗空起，离心眷乡畿。
夜分就孤枕，梦想暂言归。
孀妇当户织，缫丝复鸣机。
慊款论久别，相将还绮闱。
历历檐下凉，胧胧帐里晖。
刈兰争芬芳，采菊竞葳蕤。
开奁集香苏，挥袖解缨徽。
梦中长路近，觉后大江违。
惊起空叹息，恍惚神魂飞。
白水漫浩浩，高山壮巍巍。
波澜异往复，风霜改荣衰。
此土非吾土，慷慨当告谁！
此诗当为鲍照寄寓建康（今南京市）而未见知于临川王刘义庆之前所作，时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之前的两三年间，亦即其名作《拟行路难》十八首末首所云“余当二十弱冠辰”之后的两三年间（参见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钱振伦《鲍参军集注》开篇所附的《鲍照年表》）。开头四句，即写流落异乡的思乡离情。接下十二句，描述夜梦归乡、与妻相亲的缠绵情景。最后十句，抒写梦醒空叹，乡情难诉的愤满之感。故乡之美好，他乡之失意，相互映衬，淋漓酣畅。
&&&&钟嵘《诗品》称誉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晋人张协）之諔诡，含茂先（晋人张华）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晋人，字叔源），驱迈疾于颜延（南朝宋人颜延之），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虽以四家诗比其诗风不尽妥帖，但看此诗，抑塞不平之气，刻骨思乡之情，堪谓擅美而孤出。
&&&&鲍照其妹鲍令晖，亦有诗才。兄妹二人同为故乡而争光，流传百代而不息。
我来真是客乘槎
因为牛郎织女的关系，中国人把七夕看成是一个重要的爱情节日，也有人直接称它为情人节。我们家乡有一个古老的景点叫乘槎亭，与七夕的故事有一定关联。
晚清著名学者、江苏学政王先谦，光绪十三年（1887年）曾到过海州，有《乘槎亭》诗一首：
博望门前贯月华，蓬莱山外引云车。
岁时著记从荆楚，牛斗穷源说汉家。
世事又看尘起海，我来真是客乘槎。
青盘苜蓿分明在，月与曜仙一笑夸。
这位王老夫子并没有见到过乘槎亭，他在题记中说：“东坡集有《次韵陈海州乘槎亭》诗。案州志，亭在龙兴山，今孔望山也。寄题此诗，用存遗址。”他还自注：“州城西门曰博望，以张骞得名，其称盖古。”
博望侯是张骞的封号，海州人以他的封号来命名城门，自然非同寻常。他与海州有什么渊源呢？
查《汉书》可知，张骞是汉中成固县人，汉建元二年（-139年）应募出使月支，路过匈奴时，被匈奴人拘留十多年。以后他逃了回来，在大将军卫青手下任一名校尉，随军进攻匈奴。由于他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对沙漠的地形地物非常熟悉，哪里风沙大，哪里有水草，了如指掌。在他的引导下，汉军很容易便突破了匈奴的沙漠天堑获得全胜。凯旋归来，皇帝论功行赏，封他为博望侯。
元鼎二年（-115年）时，他又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乌孙，同时他又派遣了副使到康居、月支、大夏等国，宣扬汉室，缔结盟好，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张骞通西域的事件。由于他的成功，使中原的铁器、丝织品传入西域，也将西域的音乐、葡萄等传入中原，是中华民族之间的一次文化大交流。
海州人对张骞十分敬仰，过去传说，张骞出使西域后，遂为国家重臣，曾乘槎（木筏）探黄河源，以根治中原水患，其动身地就在海州孔望山下，也许孔望山的乘槎亭便是因此所建。然而张骞忽然成了大禹式的治水人物，却未见史载，只能姑妄言之姑听之。真正见于文字记载的倒是另一个很出名的神话故事。
楼高百尺望诗人
云山灌水,钟灵毓秀,文功武治,人才辈出。在海州、灌云一带,曾一度出现了赫赫有名的三位诗人——“三杖老人”,惜因史志无传,竟致文采风流不为人识。今经过多方搜集，撷其玉屑，以飨读者。
自号铁杖老人的周九华，海州锦屏人，清末秀才，后参加革命，曾在战时涟水中学任教，解放战争时被评为模范宣传员。所生五男一女，均参加革命。老人于戎马之中，不废吟咏，诗的数量和质量，在“三老”中为最。其《赠涟水中学全体教师》一诗，每句嵌一人名：“久仰文风中学堂（沈仰文），泛舟访戴好观光（戴占元）。酒逢醉后眠希白（罗希白），席未温时梦醒黄（唐醒黄）。绛帐传经推马氏（马仲安），瑶琴弹曲识周郎（周晓如）。终天笑我黄花瘦（罗天笑），年老何如年少香(朱少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写下了大量反映战斗生活和期盼和平的诗篇，如《过年》：“六塘河上过年关，讨贼难忘颠沛间。四海为家聊自慰，一生将老不偷闲。承蒙优待无饥色，捷报反功有笑颜。遥望家乡云雾里，几时能上锦屏山？”《七十自寿》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遇时艰生亦微。千里战争惊鹤唳，十年跑反逐鸿飞。面如槁木黄弥瘦，鬓似秋霜白渐肥。不惜此身无着落，但缘环境有回机。”《自豪》：“五男俱学虎头班，一女也充花木兰。组织民兵游击战，先收华北后华南。”其夫人早逝，他赋《悼亡》云：“人生修短不能均，孤苦如卿痛煞人。亲没兼无花姊妹，病多难配药君臣。素妆拼得珠沉水，青冢谁为纸化银？辱在愚郎曾结发，愧无一字寄乡邻。”新中国成立后，他过八十大寿时，单请了时常互相唱和的18位诗友，每人贺诗一首，其他人一概不请，一时传为佳话。
藜杖老人潘峻峰，在三老中年龄最小。我县陡沟许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去世。他原为私塾先生，写诗通俗易懂，用典自然。因其表弟朱宣城（号哲夫）送他藜杖一根而得号。朱送藜杖时赠诗二绝云：“藜杖赠翁翁莫嘲，等于千里送鹅毛。从今行路有援助，胜似王维折柳条。”“随翁作伴助翁行，哪怕崎岖路不平。朝夕不离多便当，超过孝子并贤孙。”潘和诗云：“杖藜赠我敢自嘲，顾影须眉变白毛。并赠佳章要我和，宛如绝细压诗条。”“幼学希图老壮行，深沉不必问君平。独弹古调何人识，只把勤劳教子孙。”藜杖老人交游甚广，与许多诗人有唱和往来。周九华八十岁时以“七阳”韵作诗百首，潘贺诗云：“八十老翁自动忙，宣传模范贯城乡。兴来挥动生花笔，百首诗成在七阳。”同乡马球家贫，潘怜其贫在拜访后未饮其酒而回。马球赠诗云：“潘老不知何事忙，相逢片语即还乡。家贫无以酬知己，独对榴花到夕阳。”潘一次步行数十里到小柴市拜访诗人吴月楼未遇，寄诗二首云：“吴刚伐桂古传今，君亦方家有至情。月满一轮怀旧友，楼高百尺望诗人。”“月楼对峙峻峰巅，想是前身有宿缘。每愿识荆难会面，聊将数语寄台前。”吴月楼和诗云：“东山高卧近王饥，蒙惠阳春句句齐。横扫千军江淹笔，包罗万象杜陵诗。三生有幸连云志，一事无成堪笑痴。愿得宣城千页锦，与君吟到大同时。”
今吾人读其诗，想见当时诗友文朋惺惺相惜之态，诗酒风流之况，不禁为之动容，浮想联翩！惟有与二老齐名的竹杖老人，姓赵，家住我县南岗赵庄，因其家庭成分是地主，所作诗稿被斗争时付之一炬，竟致片纸无存，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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