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历史(History)主题:第六章：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系统(一)　 　 世界怕时间，时间只怕金字塔 ——埃及谚语　　6．l从一个寓言谈起　　现在我们来回答本书的中心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　　《荀子·劝学》中讲到，南方有种名为蒙鸠的鸟，用羽毛做窠，又用发丝精细地编织起来。但鸟巢却托在芦苇穗上。大风一吹，苇折窠坠，鸟蛋打破，幼鸟跌死。如果用这个寓言来说明宗法一体化结构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机制，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并不是因为它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令史学研究者吃惊的是，几乎在每个盛大王朝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新因素在成长，如商业市镇港口、国内外经济贸易、手工作坊等等。但是，在某些封建王朝后期（如明朝），成百年中精心编织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之窠，却是托在芦苇之上的。随着王朝崩溃，它将被打得粉碎。为了剖析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特有的遏制资本主义结构产生的机制，我们先分析一下西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化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西欧资本主义从孕育、发展直至取代封建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资本主义因素互相结合壮大阶段；取代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结构阶段。其演化过程如图14所示。　　第一阶段相当早。西欧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萌芽是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出现。公元十世纪左右，西欧的城市作为农村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开始兴起，商人和从领主庄园中逃亡出来的农奴，成为城镇的市民。政治结构中的新组织的萌芽，最早在十一世纪的英国产生。到十三世纪末，由贵族、教士、市民组成的议会，已发展成为管理英格兰国家事务的政权组织形式了。意识形态结构中的萌芽是人文主义。它的曙光子十四世纪出现在意大利上空，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达到高潮。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萌芽寄生在封建社会的躯壳内，不能剥离开来。十三世纪英国的国会，十四世纪初法国的三级会议，都离不开封建皇权的保护。文艺复兴运动早期在政治上的建树是十分有限的。号称欧洲"唯一的学者"的彼特克拉接受了教皇供给的经费和国王们的大量赏赐与荣誉。甚至到十六世纪北欧掀起反抗教会权威运动时，一些第一流的人文主义者仍保持对教皇和教会的忠诚。　　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因素结合阶段。我们所说的结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互联系，而是特指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形成一种相互调节的潜在结构。这一阶段很难与上一阶段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来。随着萌芽的成长，资本主义因素就会互相结合、互相加强。城市和市民力量的发展，要求他们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早在十一世纪，英国市民中就产生了商法和法庭，它们被生动地称为"灰脚法庭"。十二世纪时，一些富庶的欧洲城市以赎买方式购得了自治权。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结合还表现在市民与王权的联盟上。十四世纪英国国会不仅已获得批准赋税的权力，还有颁布法律的权力。　　英国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结合得较早也较为顺利。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英格兰的封建制既不禁止贵族经营工商业，也不完全以血统论为贵族的依据。每个自由土地所有者，不问其出身如何，只要每年有二十镑以上的收入，缴纳"盾牌捐"，就可以接受骑士称号，成为贵族的一员。这些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开始使用雇佣劳动。新贵族和资产者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在治安法官的名义下掌握了地方政权。正是这一阶层后来发动了著名的"圈地运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领导力量。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法国社会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因素成熟最终结合成一种新社会形态的标志。资产阶级的国家政体、经济结构都已成熟、社会契约、天赋人权的人文主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广泛传播。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可能取代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时，就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也在英国较早完成。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以国会反对国王专制为标志，拉开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序幕。法国、德国和俄国稍晚一些。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时间具体的道路各有差别，但它们都是经历了一个新社会形态逐步成熟并和旧社会结构进行了全面较量的历史过程。　　系统由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演化必定要经过这三个阶段：旧结构的稳定性逐渐破坏；新结构在旧结构尚未解体前就已发展成为一种潜在的新稳态，即新结构的子系统之间已建立了相互调节的功能；最后取代旧结构。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是符合系统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化又如何呢？在社会生活丰富的海洋中，在不断发展积累着的生产力推进下，任何一个社会内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新因素产生，并且不断成长，正如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总有新芽萌发那样。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强控制的特点，萌芽的成长，新因素之间互相促进以至结合，就要受到压抑和破坏。一方面强控制的郡县城市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摇篮，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也缺乏互相结合的中介。这就使得萌芽只能孤立地成长，不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甚至只能扎根于无组织力量之中。这正如蒙鸠筑巢，各种单个新因素再发达，它们也是托在芦苇之上的，不可能独立于旧结构而存在。　　这样，在社会演化第三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就呈现出和西欧封建社会完全不同的结局。　　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性和王朝周期性瓦解，使得周期性地折断芦苇的大风必定要刮起，其结果是蛋破雏死，萌芽和无组织力量一起被扫荡了。　　荀子曾感叹道："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延续。资本主义的胎儿不能产生出来，正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所造成的这种特有的机制。　　6，2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障碍之一：强控制和郡县城市　　　明末夏允彝《幸存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五个人在一旅馆喝酒。一人趁着酒胆骂了魏忠贤几句，另四人劝他不要乱说。他想反正自己的话不会被特务听见，就说："魏忠贤虽然凶横，剥不了我的皮，我怕什么？！"谁料到骂声未绝，东厂特务就冲进来抓起这五个人，魏阉也真把那个骂他的人活剥了皮。虽然明代特务机构的横行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但封建国家对市镇和人民的控制一直是相当强的。如早在汉代，《汉律》就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四两。特别是城市，更是一体化结构强控制的中心，它们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发育结合的母体　　中国封建社会强控制的一个重要政策是重本抑末。它对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在封建社会早期更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重本抑末又不允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早在战国时代泰国就规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罚为奴隶，"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西汉初年，规定商人不能作官、骑马、乘车、穿丝绸衣服。就连商人的子孙也不得幸免。当时明令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除政治上的压制外，对商人在经济上的勒索也非常严厉，"重租税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园占有名田，违者役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头税，"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唐代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唐政府徵当铺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明代政府在各府、州、县、市、集都设立了商税机关"税课司局"，并到处新设"抽分局"。以加紧对市民和商人的勒索。　　对商业实行强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使统一大国内部必要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垄断。周代就有泉府的设置，"以泉府同货而敛赊"。这是最早的专卖机构。　　从秦汉一体化结构实现以来，封建官僚政治就把触角伸进了商业、手工业，控制了盐、铁、生产工具、铸币的专营专卖，并通过官营手工业垄断了主要的商业和贸易市场。汉文帝时尚"弛山泽之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但到汉武帝时便任用桑弘羊在全国设立了盐官三十二处，铁官四十四处，还沿袭战国以来的少府机构，专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消费的手工业，以后成为定制。　　官办手工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丰富的原料，吸干了民间的精华。但它本身常常又是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从生产到经营都不受经济规律的约束，不计效率，实报实销。从采购到生产，由国家政府包管。就以元代为例，其官营手工业种类很多，分工很细，机构非常庞大，据记载；"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但由于管理系统腐败，又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以致生产力很低。忽必列时綦阳四处铁冶，有九千五百五十户工匠，但所冶的铁价还不如只抽冶户包银所得的多。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只可能在官营企业中出现。我们知道，价值规律对手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是有利的，但在官商、官营手工业中却很难发挥这种作用。管理官管手工业的是封建衙门，官员腐化、机构膨胀在这里也非常明显。明穆宗隆庆元年，在司礼监担任生产的军民工匠为一千三百八十三名，脱离生产的官员四百三十三人，占三分之一。从公元1596年起，又用宦官来管理少府，更是腐败不堪。这些部门中的官员营私舞弊，贪污浪费。因此，在官营手工业系统中，生产水平和技艺再高，它也是被埋在无组织力量的污泥中，常常随着无组织力量被扫荡而失传。　　另一方面，官商和官办手工业的发达，使得民间私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有时甚至萎缩。汉武帝时，私自煮盐、铸铁者，左脚要枷上六斤重的铁钳，并处以酷刑。国家利用行政手段推销商品，出现了"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的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　　最近，有的研究者指出，直到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和一些新生产关系因素，大多出现在那些私营的非法的厂矿中，而在官办、官督商办的厂矿中，生产关系都相当陈旧。官办手工业和厂矿，资金雄厚，技术先进，但这种生产力被束缚在无组织力量的桎梏之中。私营手工业利厂矿，虽有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它是非法的，时时要受到官僚机构的种种限制和打击，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悲的事。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是封建势力控制鞭长莫及的地方。《共产党宣言》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英王亨利二世颁发给林肯城的特许状中说，任何人只要在城市住满一百零一天，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当时欧洲有"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说法。　　欧洲的城市是农村封建经济的对立物，是封建政治势力控制薄弱地区，它成为资本主义新因素聚集结合的母体。早在十一世纪，法国朗城就以赎买为手段获得自治权。法王菲利浦二世为了争取城市的支持，曾先后对四十一个旧城和四十三个新城颁发了特许状，承认它们自治。这些自治城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种尚未发育起来的新结构的雏型。市民经济、市民思想文化以及市民政治，都是在城市里孕育、结合并进一步发展的。欧洲的城市是封建社会汪洋大海中资本主义结构的岛屿。何以说，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就是城市不断壮大、战胜农村的历史。　　一般说来，城市的发展是和商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城市能否成为新因素的结合作，就和社会结构直接相关。旧结构控制力越弱，城市越容易成为新因素成长的摇篮。　　教皇所在的意大利最为典型。教皇和霍享斯陶棻家族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各自又不具备统一全境的力量，形成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均势。这种均势造成了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局面和旧制度控制的真空。于是，发达的商业贸易和文艺复兴运动，在这里兴起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热诺阿等等城市，象种子一样在封建社会结构的裂缝中扎根生长，逐渐长成大树。　　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就不可能出现上述真空状态。在一体化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城市——都、邑、鄙……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等级和宗法色彩。"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一体化结构确立以后，城市就进一步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正如傅筑夫指出的那样，我国战国以前的大小城市中，市场是根据封建"礼法"设置的，是城市一个特殊区域。战国以后的城市仍然由国家设立，而不是随经济需要自然发展起来的。唐代以前，大小市场的兴建和废止，均由朝廷敕令行之。唐代以后经济的发展，完全由政府控制市场已不可能了，出现了大量非官方设置的市镇、集市。但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存在，它们不可能象欧洲城市那样成为相对独立于封建结构之外的地区。一旦这些城市由于经济上的重要性而发展起来，就会马上引起封建国家的重视，国家政府机构和管理网会立即延伸到这些城市中去，随之而来的是它们也具有行政上的重要性了。　　由于一体化官僚网总是和城市交织在一起，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它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受经济发展的支配。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城市比欧洲的出现得更早，规模也更大。而这些大城市又随着封建王朝、官僚政治的兴衰而变迁着。　　开封就很典型。它是在唐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后被北宋定为首都，成为中原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分繁华昌盛。这种兴旺局面同它是京城的显赫政治地位分不开的。公元1126年金军入城，开封失去首都地位以后，大批官员、商贾、市民离开了开封。开封一旦失去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商品需求也大为减少，商业急剧衰退。与开封市相连的交通网也开始冷落弛坏。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商业交往随之衰落。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后。临安迅速成为一个有百万人口、面积比现今杭州市区还要大的繁华大都市。但明代以后，杭州不再是首都，它也就逐渐衰落了。　　总之，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商业中心，而且是各级官僚机构的衙门所在地，负责管理广大农村、处理行政和法律事务，担当地方和中央的联络职能。执行着如此重要通讯联络功能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当然远比欧洲封建社会的城市发达，但它也是封建统治控制力最强的地方。因而，中国古代城市又被称作郡县城市，是带有地方行政的强烈的封建政治色彩的。这种城市，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母体。　　6．3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障碍之二：缺乏中介　　　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还使得资本主义因素结合失去了必要的中介。众所周知，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结合和壮大，通过两个重要的中介：一是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王权相结合；二是新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依靠知识分子接受市民文化来实现。这两个中介在中国封建社会都不曾起作用。　　西欧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政治结构中找到代表，是通过王权与市民联盟的方式实现的，并逐步形成了市民参加国家政事的相应组织形式。英国议会制起源于十一世纪。公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主英格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组织了由贵族和教士组成的类似谘询的机构，它是议会制最早的萌芽。法国更明显，1302年美男子菲利浦四世为了和教皇斗争，召开了由主教，贵族与平民参加的三级会议。可见，市民阶级参政直接和王权的强大有关。意大利的consuls,英国的aldermen，法国的jures，都是市民阶级在王权干预下参政的相应组织形式。　　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王权之所以能成为中介，是由于王权为了与割据的贵族进行斗争、取得政治上的统一，就不得不依靠那些与封建割据势力在经济利益上尖锐对立的市民阶级。在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之间，封建国家的王权凌驾于二者之上，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尽管王权在本质上是代表封建制度的，但它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把资产阶级的魔鬼从瓶中放出来。正如恩格斯分析的那样："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在这一点上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　　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对君主制的出现比欧洲的早一千多年，而且王权逐步加强。但为什么不能起中介作用呢？关键也在于宗法一体化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中央集权政体时，市民阶级并不强大。封建国家和皇帝利用由广大儒生组织起来的官僚机器，来和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导致的贵族化倾向进行斗争。这就注定了宗法一体化结构中的王权不可能再和市民阶级相结合，反而要利用一体化来遏制市民力量。　　中国古代城市和市民阶层，很难形成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尤其是政治方面的组织。虽然早在唐代就出现过长安商业、金融业的人员的罢市和请愿，但这种力量一直都相当弱小。商人市民为了办点事。除了我贪官污吏或宦官贵族的门路外，很难再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唐宋以后，出现了手工业、商人的行会组织，明代甚至还出现过下层官僚和市民联合反对税监的现象，但斗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十八世纪的法国第三等级不仅已经掌握了重要的经济命脉，而已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当时，法国各地有三十四个按察使，全部由第三等级的人出任。在思想文化界，则有相当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大学教授出身于第三等级。显然，他们已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大的势力了。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有力量发动资产阶级革命。　　宗法一体化结构里，王权与儒生的结合还造成一个可悲的后果；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很难分化出一个新成分，以便完成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的任务。正如人体中的血红蛋白一旦和一氧化碳结合了，就失去了和氧结合的能力。封建知识分子一旦和王权结合，形成一体化，也就中断了封建知识分子的分化，难于形成一个接受市民文化的新队伍。　　我们知道，西欧封建社会，从旧贵族、教士、商人市民中逐渐游离出了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实现了把经济、政治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新因素与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起来的任务。　　日本也是这样。十八世纪，日本封建等级制度开始破坏。那些俸禄低微的下级武士更为贫困所窘迫，不得不出卖祖上传下来的武器。他们有的去经商，有的以收养富商子弟为养子的方式出卖武士身份。据《江户町方书》记载，在二百五十家商人中，本人是武士、浪人或祖先是武士、浪人和乡士者，就有四十八家。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但更多的人变为知识分子，充任教师。他们成为学习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兰学的主要队伍。公元1838年，著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在大阪设"适适斋"，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十四年间，各地来的就学者达三千余人，其中不少是下级武士。这一接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里，出了不少明治维新的著名活动家，如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寺岛宗则等。有的则成为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代表。"把刀剑换成算盘"，这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明治政府中出任领导者和公务员的多是下级武士出身，可以说，"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明治天皇则利用由武士分化出来的新阶层，组成官僚机构。这样，维新政策得以推行，日本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同样，彼得大帝也是依靠了到西欧留学的小贵族、新知识分子，在农奴制的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　　而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之后，就始终没有分化过。无疑，科举制比欧洲封建贵族等级制更具有民主色彩：知识分子不单凭身份，而主要靠读圣贤书就可以作官。它对广大儒生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入仕，对儒生不仅意味着实现"治国平天下"报效国家的志向，而且意味着"黄金屋""颜如玉"的富贵荣华，意味着衣锦还乡和青史留名。平时，他们皓首穷经，做着白衣卿相的美梦，等待着封建政府通过科举制度把他们选拔到官僚机构中去。当了官后，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即使他们在穷困潦倒之时，也特别注意自己"士"的身份。儒生把自己的行为，严格约束在符合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个人——家庭——国家"三层次上。即使王朝面临崩溃时，他们也不会怀疑儒家思想，去接受什么市民文化。明末东林党人对李贽的看法，很能说明这一点。　　明末，我国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很大的发展，意识形态结构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思想。其中，李贽就是一个具有启蒙意识的进步思想家。他鼓吹思想解放，提倡"童心"，把追逐财富和权势的心样看作是人的本性，并对儒家经典评头品足。李贽的思想在市井中获得很大的反响，一时哄动大江南北。但因其是"惊世骇俗之论"而被禁，甚至"毁其书刻"。大多数正统儒生都不能接受李贽的思想。著名的东林党人虽反对腐败的朝政，深得民心，但是他们对李贽也嗤之以鼻，大骂他是"小人"，说什么"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李贽的思想在中国儒生中遭到如此抵制，却可以飘洋过海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知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以这样说：中国历来不缺乏伟大的思想，也不缺乏卓越的思想家，但是缺乏新思想结合、扎根的土壤。宗法一体化结构象盘根错节的古老大树，把自己的枝叶布满空间，使得新因素的萌芽得不到充足的阳光，也不可能在布满了大树根毛的土壤中真正扎根。　6．4原始积累的中断　　　为什么新因素之间的互相结合对于新社会结构的诞生那么重要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社会的框架，才能脱离封建社会而独立生存，并在一定时机取代旧结构。　　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三种要素结合——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结构中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人文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如果三者之间没有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过程，那它们就不可能正常地壮大起来。意大利就是这样。　　十四世纪前后，意大利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很活跃，城市和贸易十分发达，出口在欧洲占第一位。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这里兴起的，达·芬奇、米开昂基罗、康帕内拉、马基雅弗里等文化巨匠是意大利的光荣。意大利的文化火炬点燃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烈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王权，也没有市民与王权的联合，所以，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未能和政治结构中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十六世纪以后，意大利的经济反而衰落了，工业革命不是在这里发生。　　为了证明新因素结合对新社会结构形态壮大、发育以至成熟的重要性，我们分析两个十分典型的系统：一个是十五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因素互相结合的系统；一个是十五世纪的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但根本不可能结合的系统。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育壮大，必须要经历资本原始积累这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这一过程，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活动，是"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的分离过程"，是"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这种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历史过程"。也就是说，资本原始积累是由两个环节组成的：一是封建经济不断瓦解，大量自耕农从封建生产关系中游离出来，陷为流民；再就是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不断地吸收这些从旧经济结构中瓦解分离出来的力量，一天天壮大，成为主导形态。资本原始积累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如下条件：　　（1）旧结构能否迅速瓦解。　　〔2）新经济结构能否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把旧结构中分离出来的经济力量组织到自身中来。　　（3）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对这一新经济结构的成长是促进还是抑制。　　对于资本主义因素充分结合系统，新经济结构有着巨大的吸收能力，并且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体对原始积累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资本主义因素不可能结合，即使封建社会旧经济结构在瓦解，原始积累也不可能进行。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圈地运动"，与中国明代的流民问题都出现于十五世纪。但前者是工业革命的前导，而后者却是原始积累的中断。　　十五世纪末期，英国由于毛纺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地主、贵族、富裕农民便利用各种手段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圈地改为牧场。大批农民沦为乞丐和流浪汉，成为廉价的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它迅速瓦解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失地农民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力，促进了毛纺业的发展。而毛纺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圈地运动。随着这一循环的反复进行，资本主义结构一天比一天壮大。　　中国封建社会也出现了农民和土地相分离的现象，其规模和英国圈地运动相类似。明代中叶，公元144O年，北直隶及山西两省一百一十六个州县失地农户就达三万六千六百四十户。1468年，仅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就达二、三十万，1471年达到四十多万，最高达一百五十多万。李洵指出，当时全国六千万在籍人口中，至少有十分之一，即六百万人成为流民。这些流民必然充斥雇佣劳动力市场。他们曾大批涌向矿山，以至掀起全国范围的采银狂潮，冲破了政府的盗矿禁令。福建省一次被明经"招抚"的"窃矿小民"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余户。还有相当多的流民流入城市，充实小手工业、小商贩队伍。早在宣德年间，在富庶的江浙地区，苏松巡抚周忱曾向户部报告失地流民的七种去向：大户包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僧道招诱。其中所谓豪匠大约就是大手工业主，有点"资本家"的味道。明代南京、苏州一带纺织业十分发达，与流民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很有关系。明正德时，制造兵器的南京兵仗局手工工场，官家工匠六百五十五名不够用了，所以又花二千八百五十两银外雇工人。这反映出大量失地农民确实造就了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迹象也是出现过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内没有形成结合体，企业和手工工场不可能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不少的农民虽然从旧经济结构中分离出来，但不能成为新经济结构的建设力量。流民主要去向，则如周忱当时所表明的那样，为"大户包荫"即转化为佃农，或"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即逃入边远和控制不严的地区，开荒种地。还有一些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刚遭到残酷的屠杀镇压。更重要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不存在经济结构新因素的代表，因此，封建国家就会用种种办法来中断这一原始积累。对比一下英国封建政府和中国封建政府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都铎王朝也曾颁布过一系列限制圈地的法令，但很多封建贵族自己就加入了圈地，这些法令大多是一纸空文，压不住圈地的势头。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英国政府改变措施，把限制对象改为流民，除持有乞食特许证的人外，其余流浪汉一律迫令立志愿劳动誓言。公元1547年爱德华六世即位后，颁布"血腥立法"，用肉刑和打"S"字母烙印的办法来对付流浪汉。1597年英国议会还颁布了惩治流浪者和长期乞丐的法令，法令中有对放逐的流浪者返回本国的处以死刑的条例。这些措施加速了失地农民向无产者的转化。亨利八世时期，约有五分之三的寺院土地被国家没收，这些土地以惊人的低价卖给各种投机者、租地农场主和新兴市民。这一措施加强了王权与市民的联盟，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O年间，资产阶级政府颁布了二百零八件"圈地法令"，用国家立法手段迫使小农经济解体。　　中国封建王朝则是用一体化结构抑制兼并，用招抚的办法尽可能使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去。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英宗发布一系列安置流民法令，一方面令流民复业，一方面重申严禁隐占土地和人口。国家甚至对流民作出让步。公元1441年英宗的《大赦天下诏》中，除赦免拖欠政府的钱粮外，并允许"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返乡的流民在所居住地区报官附籍，享受贷款并"免杂泛差役三年"。这种国家调节是颇有成效的，宪宗成化年间，聚集在荆襄地区达一百五十万之多的流民，先后被诱迫复业的达九十三万人。　　对待圈地和流民的不同办法，说明了英国王权（一个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了的系统）和中国封建政府（资本主义因素不能结合的系统）具有不同性质，因而结果也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过程用图表示出来（图15）。其中粗箭头表示流民、自耕农、佃农的流动情况。英国流民主要转化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去了，而中国流民则仍在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流动：　6．5中国封建王朝崩溃前的"假资本主义"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原始积累必然中断，但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又不能阻止地主经济的瓦解，于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末期便会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大量破产自耕农流入城市，商业、服务性行业十分繁荣发达，城市畸型发展，与剥削者消费有关的奢侈品生产也高度发达。从事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的人数占总人。的比例相当小。这种现象很类似资本主义的表面特征。但它只是假象。它不是预示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大动乱来临的前兆。崩溃一旦发生，这种浮华局面立刻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假资本主义"。揭示王朝末期这种"假资本主义"现象，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是很必要的。因为"假资本主义"现象从反面表明，新因素不互相结合，会出现怎样的社会悲剧。　　"假资本主义"第一个重要特点是，王朝末期商业的高度发达和非农业人口的急骤增加。但它是扎根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　　众非周知，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与城市及城市人口的增长的历史密切相关的。　　英国的城市在十世纪左右兴起，十一世纪时共有八十个市镇，十三世纪达一百六十个，十四世纪增至二百七十六个。到十六世纪时，已有二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一千七百个小市镇了。城市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十一世纪时的百分之五，增至十三世纪的百分之十。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每十个人中间便有二点五个市民。公元1534年，英国首都伦敦人口为六万，一百五十年后，上升为五十三万。全国总市镇人口为八十七万。法国十八世纪时，人口约为二千六百三十万人，乡村人口达二千四百万，城市人口占十二分之一。因此，人们常把非农业人口的增长，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之一。　　我们先以明代为例，看看城镇的发展。明宣德年间（），全国就有三十三个大商业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有数个。如南京城、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北京城的城市贫民"不减百万"。中小市镇，更是不计其数。瓷都景德镇到十六世纪末叶，已有十万人口。当时"镇上雇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浙一带的盛泽镇、震泽镇、黄溪市、王江镇、双林镇，都是丝织名镇。明初盛泽镇仅为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庄，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到成化年间（）改村为市，一百年后，成为有五万人口的市镇。十六世纪末期，江南五府中，五万人口以上的大镇有四个，三万五千人口的一个，一万至二万人口的有七个。一般说来，王朝中期，非农业人口就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了。这超过英国十六世纪的水平。　　非农业人口增加更是十分惊人。　　在明王朝初建时，国家配给土地、推行农桑政策，务农的一人口占绝大多数。但随着时间流逝，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加。非农业人口在王朝中期即可达百分之二十，到末期则大大超过此数。明代何良俊曾分析过这一趋势。他说，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九"安于农亩'；过了四、五十年，因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赋徭役，便纷纷弃农。他分析了弃农百姓的去向：到乡官人家作佣人的比以前增加了十倍；到官府干杂活"蚕食于官府者"增加了五倍；"改为工商者"增加了三倍；流浪汉也达"十之二三"。这样算下来，"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这是一篇很好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可见十六世纪末，明代非农人口已达百分之六十左右了。这些人口成为官宦人家仆役，或为官府当差跑腿，或弃农经商，或游手趁食。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说："天下之人自力者什三四，而资余以食者什七八"。　　北宋非农业人口比例也很高。毕钟游的《耀州理会赈济奏状》中说，耀州七个县，主客户共十一万三千零五十户，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五十四，而非农业户口计四万六千三百三十八户，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四口，非农业人口达百分之六十左右。一方面是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就造成了一个王朝末年伊然是一个商品经济畸型发展的"假资本主义"社会。　　这方面，宋代很典型，北宋神宗时国内贸易总额约达三亿两千万贯，合六亿四千万石米的价值，如按当时人口平均每人每年购买商品折合米九至十一石以上，在封建社会中有这么发达的商品经济，真是十分罕见的。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分工细致上，所谓"三百六十行"的说法，就起源于宋代。当然，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宋代商业的发达。非农业人口比例之高是公认的。　　胡如雷形象地把王朝末年商品经济的病态繁荣，称之为城市肥胖症。因为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只有小部分转化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去，大量的则沦为贫民，充当茶楼酒肆的佣保，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或充当杂役，以至于："上富之家，待而举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减二三十人"。城市肥胖症的病根并不在于城市该不该发展，而在于整个社会没有产生一种新框架来容纳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应该指出。这种"假资本主义"过渡现象，在中、后期封建王朝的末代都很明显，不能把这种现象只看作是明代或清代所特有的，而应该把它和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在一起来看。　　另外，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早在汉末就有商业的病态繁荣现象。如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繁华的大都市。在王莽当政时期，南阳是大商人聚集的地区。三符在《潜夫论》中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历，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可见，弃农趋末，商业市镇发达，非农业人口增加，是历代王朝后期都具有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汉代就一定有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应该把经济史与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起来看。王朝之间被大动乱隔断，新建王朝初期的商品经济比旧王朝末期显得是倒退了。如果拿西欧的模式套中国封建社会现象，问题是无法扯清楚的。　　"假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萌芽和无组织力量相结合。"假资本主义"虽然表面强大，但只不过是墙头芦苇。因为它们是植根于无组织力量之中的，与无组织力量一起畸型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王朝末期无组织力量最大时，"假资本主义"也最明显。而一旦农民大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时，这些萌芽就象长在牛粪土的嫩芽一样，随着垃圾一块被清除了。　　资本主义萌芽与无组织力量结合的突出表现是，官、商、大地主三位一体。大贾富商们与官府勾结垄断市场，贪官污吏们插手商业贸易，他们从商业资本中捞取的资金不断投入土地兼并，变为大地主。而那些投有官位的巨商和大地主，也可以通过卖官鬻爵制度成为名义上的官僚，而获得政治、社会地位。清代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集官、绅、商于一身。浙江一巨商胡雪岩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须带，服至黄马褂。称为在籍绅士。明清著名的山陕南人、江西商人，都是在官僚机构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大地主。山西人经营票号钱庄的特别多，政府给以他们包办汇兑、贷款、代解钱粮及收捐税的特权。近代有山西富商、山西票号之称，他们一聚集了巨额财富。　　从表面看来，商人、市民阶级与官僚勾结，并通过商业利润购置田产，这一过程和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有类似之处。甚至，卖官鬻爵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十六世纪法国王室也实行过这种制度，不少暴发户买到了官职和贵族头衔，这种挤进贵族行列的人获得"穿袍贵族'的称号。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王权对地方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抑制，操纵国会。所以，这种卖官鬻爵，是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中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的一种具体途径。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卖官鬻爵制度则不然，它是政治结构中的贪官污吏和经济结构中腐败成分的结合，其结果是进一步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和土地兼并的加剧，造成了私营商业、手工业的受压制和萎缩。　　中国封建士大夫和百姓历来对商人当官嗤之以鼻。他们把市井商人穿戴公侯蟒袍，倡优缀上珠玉，仆隶换上朝履的现象，视为世道崩坏的异端现象而不齿。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大商业资本的发展总是和经济、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恶性膨胀一致的。它们也同无组织力量一样是寄居在社会机体上的毒瘤，老百姓对之仇恨入骨。所谓"老必逊幼、残必抑贵。逆天之夫，众皆敬畏"的现象，正是对其写照。所以，当王朝崩溃时，农民大起义的斗争矛头从来都是指向皇室贵族、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和富商巨贾的。无论是"假资本主义"还是夹杂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少有逃过大动乱扫荡而幸存的。　 　 　 　 □ 版权所有——金观涛、刘青峰--修改:jiang2000 FROM 219.224.169.121FROM 219.224.169.121 选择讨论区&BYR-Team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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