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日本少女会提前一年为自己的成人仪式预约做头发、换和服。这一天，美容院也会通宵营业。20岁是成年的开始，也是日本参加选举、饮酒和吸烟的最低法定年龄。
　　094级战略核潜艇，北约代号：晋级。它是中国建造的排水量最大的潜艇。中国核潜艇
虽然有些学校有正式招生的权利，也能授予学位，但这只是有正式的法律认证形式，和教育
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个中国本土的环境组织，致力于推动中国环境保护。
庞格尔节的正日子是1月14日，家家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煮甜牛奶米粥。早上日出之时，泰米尔人家家户户在门...
展望非洲未来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
近年来，古老的非洲大陆正在以新的姿态快速发展，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巨大变化。然而，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仅剩一年之际，非洲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能无法如期实现大部分目标的区域。目前，非洲所面临的挑战都有哪些？如何才能确保非洲的关切在国际社会即将制定的2015后发展议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确保非洲实现社会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规划和协调局负责人易卜拉欣马亚基（Ibrahim Assane Mayaki）博士在10月16日举行的一个媒体互动会上就人们所关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尽管过去10多年来，非洲大陆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社会和政治环境不断改善，但对非洲大陆的消极看法难以消除，为非洲调动更多投资的努力因此受到破坏。
为进一步唤起国际社会及公众对非洲的关注，并为其变革与发展营造积极的环境，由非洲新伙伴关系规划和协调局（Nepad Planning and Coordinating Agency）主办的联大“非洲周”活动自10月13日起在纽约总部拉开帷幕。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联合国新闻部、新伙伴关系规划和协调局以及非洲同侪审议机制共同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新伙伴关系规划和协调局负责人马亚基（Ibrahim Assane Mayaki）在10月16日举行的一个媒体互动会上表示，今后一年对于确定非洲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非洲国家不仅需要就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达成共同立场，还要通过2063年议程，而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是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否则非洲大陆过去取得的成果将出现逆转，并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被边缘化。
马亚基：“今后10年对于非洲大陆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这也是我认为非洲大陆领导人的能力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原因所在。未来10年，当前非洲领导人中的90%都将不再担任现在的职务。这意味着非洲需要改善其治理机制，以确保实现积极的转型。50年前，非洲领导人努力的目标是非殖民化和政治解放，今后50年，实现非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必须成为他们的目标。为什么？我们以为例，该国拥有2000万人口，其中75%年龄在25岁以下，每年都有30万18岁至25间的年青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需要工作，如果找不到就业机会，他们就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现年63岁的马亚基拥有魁北克大学国立公共管理学院硕士学位和巴黎第一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他曾于1996年至1997年间担任外长，并于1997年至2000年间担任尼日尔总理。此外，马亚基在非洲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农村发展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他曾于2004年至2008年间担任支持中西非农村发展平台主任一职。
马亚基表示，当前非洲面临的挑战大都涉及多个领域，例如，遏制埃博拉的蔓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还涉及到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领域，同理，解决非洲的营养问题，也将涉及到多个领域政策制定和管理。
此外，非洲大陆的人口组成非常独特，其70%以上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非洲人口年龄的中间值是18至19岁，而欧洲是49岁。因此，这就决定非洲的治理机制和政策制定必然与平均年龄较高的国家不同。
马亚基：“刚刚独立时，我就作为非洲新伙伴关系的负责人前往该国以了解如何为其提供帮助。南的问题不是缺乏资源，而是在大量涌入的干预性行动面前，国家协调能力的薄弱。面对这一问题，人们不得不对其旧有的政策产生异议。因此，在采取干预行动前，制定切实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以埃博拉为例，在国际社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对其加以应对的同时，受影响国家也需要具备内部能力，因为埃博拉可产生两方面的影响：这一疾病不仅可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还正在对疫情爆发区的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严重破坏，所以，应对这一疾病不仅仅是采取医疗措施，也应当把重建医疗卫生体系作为的中、长期战略。”
过去一年中，非洲加强了与在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援助等关键领域的合作。2013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首次超过2000亿美元。2014年5月，中国重申其对非洲发展的承诺，其中包括成立总部设在内罗毕的中国与，资本配置额达到25亿美元。
马亚基指出，之间贸易与发展在塑造非洲未来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目前除了基础设施开发之外，中非之间的贸易不断增长。因此，他相信贸易和发展将是未来双方合作关系的关键。
马亚基：“中国正在与包括在内的一些非洲国家合作，为这些国家的工业突破本土化的局限提供协助。目前，除了基础设施开发之外，中非之间的贸易不断增长。因此，我们相信贸易和发展将是未来双方合作关系的关键。”
潘基文秘书长曾指出，在支持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国际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非洲的发展伙伴应采取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等方式，努力兑现其对非洲的承诺；而非洲国家则应积极吸引私营投资，将非洲良好的经济增长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发展。
马亚基表示，发展更多的取决于知识的积累，而不是资本的积累。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可对非洲大陆的未来起到的关键作用。
马亚基：“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非洲国家的一个最大差别就是不善于落实。落实意味着建立必要的机构、必要的能力，交付所有政策框架旨在取得的成果，因此这也意味着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机构，以及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更为开放，最后，这更意味着构建各种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国与国之间国家层面的伙伴关系，区域层面的伙伴关系，国际层面的伙伴关系等等。”
由非洲领导人于2001年通过的非洲新伙伴关系是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体愿景和战略框架，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基础广泛的、公平的经济增长，使非洲得以减少贫困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为促进非洲发展，秘书长于2003年正式设立了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以加强联合国与新伙伴关系的合作，促进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与安全的支持。（肖凡，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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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觉醒 非洲大陆迎来新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日第576期
作者：蒋俊
　　【核心提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带动下，亚非拉等较为落后的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和影响，文化产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创新型经济、知识型经济及服务业的比重日益增大。在这一转变中，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化产业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新浪潮。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带动下，亚非拉等较为落后的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和影响，文化产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
　　非洲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
　　总体而言，非洲的文化产业处于世界文化产业链的低端和边缘。非洲国家文化产业整体起步晚，又缺乏必要的资金和市场，除了非洲南北两端的大国南非和埃及的文化产业相对良好之外，其他国家的发展大都处于落后状态。从贸易上来看，非洲大陆文化产业产品的出口极为有限，尽管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7.4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2亿美元，但2008年时也只占世界出口额的0.6%，对于世界市场无足轻重。
　　非洲文化产业的一个特点是小型化和碎片化，整个生产体系、市场和销售不能有机衔接。在非洲国家，大部分文化产品在非正式经济领域中获得生产。埃及是非洲文化创意产品最大的出口国，南非、突尼斯、摩洛哥、毛里求斯紧随其后。不过直到2008年，埃及才第一次正式报道了该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数量。的确，非洲在文化产业的现状不仅反映在所占据的世界市场空间，也体现在各国政府对于这一产业的有限了解。由于主要的产品交易发生在非正式经济领域，因而无法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
　　在许多非洲国家，例如尼日利亚、马里、莫桑比克、卢旺达和赞比亚，音乐在日常生活、仪式和庆典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音乐产品有着庞大的生产和消费量。但这种需求依然建立在非正式经济领域，正式生产并有流通记录的音乐产品十分有限，良好运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更无从建立。
　　非洲国家的文化产业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经济实力与文化产业的兴盛没有必然联系，不是所有的经济中心都拥有性价比高、合法生产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埃及和南非都属于非洲经济中心，两国的开罗、开普敦以及德班等城市，是多样化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中心；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博茨瓦纳，国内则鲜见文化产品。
　　非洲文化产业的非均衡性还表现在产业发展在国别地域上的差异性。对于能歌善舞的非洲人而言，音乐产业中的表演业和唱片业是其代表性的文化产业内容，这里以此为例。充满现场音乐文化活力的现场表演业，由表演艺术家、经理人和代理商、推广者、电台、灯光和音响师、装备出租和管理者以及合适的场地构成。根据这些条件，有资料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7个国家有成形的表演业，其余很大一部分国家处于产业初建或萌芽阶段。而音乐产业，则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能被归类于&形成了唱片业&的国家行列。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技术人才的支撑，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非洲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文化产业各个层面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导致产业链条的不完整。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稳定而体面的收入，艺术家、音乐人、制作人或手工艺者等职业缺少吸引力，因此非洲国家的艺术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一些非洲国家的艺术家，如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莫桑比克画家马兰卡塔纳（Malangatana）、南非当代舞者罗宾&奥林（Robyn Orlin）和塞内加尔歌唱家尤苏安多尔（Youssou N&Dour），尽管在各自领域有很高的造诣，但很少能获得与国际明星匹敌的地位和收益。而且，非洲艺术家大都依靠现场表演，而不是版权赚取收益。非洲艺术家缺乏支撑其成长的载体以实现其理想。如果非洲本土文化产业没有突破性发展，优秀艺术家也只能继续在有条件国家的市场中寻找机会。
　　文化议题逐步纳入非洲发展框架
　　过去的20余年，见证了非洲大陆文化政策的勃兴，文化议题也逐渐被纳入到整个非洲以及诸多次区域组织、国家的发展框架中。人们已认识到文化领域和创意经济的潜力，并将其作为达成广泛发展目标和获取资金的重要途径，这个行业在减贫、就业等方面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比如加纳、马里、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等国家，在他们减贫的战略文件中将文化视为&核心&要素，强调文化产业在减贫过程中的价值。
　　以加纳为例，在其第一个减贫战略文件中，重点放在音乐和电影业的发展和推广上。2009年至2010年，加纳的减贫战略第二号文件中，&文化创意社区建设&成为此阶段关注的焦点。政府着力研究现有政策，反思文化领域的法律框架，扩大文化产业专家获取企业知识和资源的机会。其中，文化产业是第二号文件设定的生产和就业的指标，意欲通过充分利用该国文化创意产品（视觉艺术、手工艺品、时装等）的销售和展示创造条件，并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推广现场表演艺术。
　　该政策鼓励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启动目标计划。目前为止，计划的执行情况显示，在这一框架下，文化领域的各种活动吸引到实质性的投资者参与。自从2007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加纳政府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此外，利用文化创意社区建设观念，加纳政府还与世界银行地方办公室联手强化国家的文化产业。
　　马里的减贫战略将文化与宗教、社会和谐及安全形势联系起来。这是认识到马里文化在传统推广和宗教价值方面的潜力，利用此力量可建构一个社会和谐与安定的局面。尼日利亚意识到瑙莱坞家庭视频业的巨大潜力，从而将文化产业作为该国减贫战略的首要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劳工组织等国际机构是非洲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早在199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第29届非洲国家元首峰会上便出台了影响深远的《达喀尔行动计划》，标志着非洲文化产业的&觉醒&。2002年，在非盟的支持下，非洲国家与福特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成立了非洲文化政策观察委员会（The Observatory of Cultural Policies in Africa, OCPA），成员由来自非洲大陆各个地区研究文化政策的高级专家组成，专门负责把握文化政策的方向、批准预算、监督项目的执行。同时，该委员会还负责将各个与文化领域相关的机构联系在一起，整合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资源，共同行动。
　　2008年4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12次会议在加纳阿克拉举行，在部长级会议期间，发起&创意非洲&的倡议。其目标是要通过建立伙伴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国际合作关系，推动非洲文化产业的发展。2009年6月，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举办了一次高层次的文化产业对话，讨论和论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供的政策导向型研究报告最终草案《强化文化产业，促进莫桑比克发展》。该报告是多个机构联合参与项目的重要成果，确定了莫桑比克文化产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就促进就业和贸易、能力建设及改善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制定了行动计划。上述类似活动已成为国际组织常规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召集会议、出台文件和政策，为非洲文化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新时期欧盟与非洲国家的文化关系是在《科托努协定》（2010年）的框架内进行。《科托努协定》对欧盟在发展政策中文化领域的活动有清晰的规定，其中第27 条规定，欧盟发展政策在文化领域的目标是：在发展合作的所有层面融入文化因素；承认、保护并促进文化价值，促进文化间的对话；承认、保护并促进文化遗产的价值，支持这一领域的发展；发展文化产业，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的机会。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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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瑞
孟德拉斯在其《农民的终结》一书的开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2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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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发展要搭上全球产业链进程
有10亿多人口，是目前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同时又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中非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和国际公众的关注与评论，在非洲不断增强的经贸活动能给非洲发展中国家提供什么？在非的中国企业又应该怎样看到更长远的利益？近日，中国网记者就中非贸易往来的一系列问题专访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中国网：一直以来，人们到非洲，总是会联想到一些不太好的印象：贫困、疾病、战乱等等。您多次去过非洲，对非洲的印象是怎样的？唐晓阳：和其它大洲相比，从GDP、从各项的经济、社会指标来衡量，非洲的发展程度是比较落后，因为经济落后也导致它和其它地区的联系接触就比较少，其他国家的人往往通过新闻或者好莱坞大片上得到这些图标化、脸谱化的印象。大家都觉得非洲肯定特别热，其实非洲的天气甚至比北京甚至中国大部分地区要舒服，空气没有污染，非洲很多地区的气温其实并不高，即使最热的时候也就是35℃左右。在东非有很多高原，常年都是二十几度，非常凉爽，即使西非或者南非有些低洼地段，也就是三十多度。很多人都认为黑人生活得很苦，充满仇恨，饱受压迫这种感觉，但真正去了那里就会发现，大多非洲人是无忧无虑的，彬彬有礼，非常容易相处，而且非洲并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贫困中，只是贫富差距很大，有些非洲人是相当富有的。另外，非洲人的教育程度也相当高，会多国外语的人很多，教育国际化程度至少不比中国差。非洲很多地方也有现代化城市，比如说肯尼亚内罗毕，有些地方也已经开始有工厂，像南非和博茨瓦的一些公路建设还都是不错的。中国网：怎样消除对非洲的一些误解，对非洲多一些客观认识？唐晓阳：中非之间多走动，比如短期的旅游，可以促进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去的人越来越多，会有更多的真实的非洲的故事，让国内的人有更多了解以后消除恐惧感，愿意去非洲做贸易，不再那么担心了。另外一方面，企业因为本身业务需要，需要和当地官员、各种任务打交道，有很多商人现在已经定居在非洲，甚至拿了当地国籍。因此比较长期的、实质性的推动，还要依靠大量在非洲本地进行经贸交流的民间商人。中国网：中非间的交往日益引起国际和国内的广泛关注。在您最近的新书《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开篇就提到了有人对中国在非投资的种种非议，很多人认为中国对非洲友好，在非投资是别有用心的，甚至有人认为是“新殖民主义”。您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对非洲来说有哪些作用？唐晓阳：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涉及到包括金融、能源等方面，投资的绝对数额也很大，但是从企业数量来看，最活跃的还是在制造业、商贸或者农业这些领域，这些领域对非洲的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特别对非洲的基础建设来讲，有很大的改进作用。从投资角度讲，本身属于经济行为，有经济利益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要看投资这一经济行为，客观上是不是能够促进整体经济的繁荣或对整体的市场社会经济发展有益。从我目前多年来调查研究的经验看，不能仅仅依靠企业的行为，同时也要包括一些政府市场监管方面的行为。从总体上讲，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填补了当地的一些空白，因为中国企业具有一些西方企业没有的优势，使中国企业和中非之间的经贸往来能够如此迅猛发展，为非洲的工业化，以及社会发展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好处。其实，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服从遵守当地法律的，而且国企等大型企业，也受到中国政府的一些监管，总体上是遵守了当地的市场规则的，当然永远不能完全避免的是投资企业多了，就会有鱼龙混杂的少数存在，有些企业可能会违反了当地一些法律法规，但这些往往也就能比较迅速地得到当地政府的处理和管理。中国网：在您的调查研究当中，采访过非洲当地很多政要和专家，他们对中国在非投资的态度是怎样的？唐晓阳：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对中国到当地去投资是非常欢迎的。现在各国政府普遍把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第一位，而中国的投资给当地带来了急需的资金，也创造了大量就业，也能够带去很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大多数当地政府官员是能够从当中看到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好处，是比较欢迎的。可能有不同意见的是反对党，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其实也并不是说完全地否定中国的投资，而是以此作为政治手段与执政党竞争，一旦上台之后，就会马上意识到中国的投资对整个国家的好处，就会向中国企业示好，让整个环境都平稳下来，使中国企业能够在那里安心地投资经营。中国网：我看到您有个观点，认为亚洲投资者去非洲投资，是给非洲带去了机遇，也带去了挑战。如何理解您的这个观点？唐晓阳：亚洲投资者对非洲的投资，要看到更深的机理——是要在全球产业链基础上的驱动。一方面，亚洲地区自身的生产成本提高了，需要到非洲投资；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非洲，当我们产业扩大了，可能在当地要更多的市场，而且我们需要一些原材料或者上游产业的支持。这些都是全球产业发展的态势所决定的，在这样的发展下，亚洲企业去非洲投资，它其实是顺应全球产业链大势的新的发展方向。如果非洲能够把握住这个大势，制定合适的政策或者做出相应的努力，更好地和亚洲投资者进行合作，那非洲就能够和全球产业链接轨，就赶上新一轮的发展浪潮，这是一个机遇。挑战则在于，如果非洲不能够正确地把这样一个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把握住，不能够作出相应的努力，如果一味狭隘地进行保护主义，可能暂时保护了本国企业，长久看来，是把自己隔离于全球化趋势之外。因此，在受益于全球趋势的同时，也需要很多自身的配套努力，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政策等方面，都要能够鼓励全球性国际化的投资和经贸往来的需要，不然无法和全球产业链相衔接。中国网：目前埃博拉病毒对非洲的影响甚至全球的影响都很大。可以说，埃博拉病毒也不完全是非洲自己的问题，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负一些责任。唐晓阳：目前为止，从形态来看埃博拉病毒更像是我们以前的非典，埃博拉病毒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大家都不敢去那里，会形成一种恐慌。这其实和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埃博拉病毒的忽视有关。埃博拉病毒以前的爆发基本上都是在非洲内陆很偏远的地区，死亡率也很高，但是当地太落后闭塞，所以对外界没影响。这就造成了现在没有疫苗，其实并不是病毒本身多么难治，而是医药公司没有花力气去研究，但是这一次爆发就不同了，持续时间、散布范围都远远超过了前几次，所以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有了补贴，医药公司开始研制疫苗，估计疫苗和治疗药物应该在不久就会有出来。另一方面，埃博拉病毒疫情的传播，也跟西非这几个小国机构力量太薄弱紧密有关。很多地方疫情出现后，情况就比较混乱，比如说到医院里面抢病人，一些医生和主要官员在最需要的时候逃离了现场……这就需要国家加强自身的管理能力，目前美国是答应了派三千个军事人员到利比里亚去参加埃博拉的管控工作，中国也派了医生在那里，然后做了很多医疗方面的协助工作。所以，目前各方面对埃博拉所表现出的关注程度，可以说没有先例的，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国际支援力量能够弥补当地在公共卫生和公共管理上面的缺陷。中国网：说到底，这些问题都跟当地的贫穷落后是脱不开干系的，非洲各国应该如何解决好发展的问题？唐晓阳：如果一个国家很小，政府管理又比较弱，人又没有足够的文化，没有很好的商贸环境，很难吸引投资，也就很难发展起来。我在《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这本书里主要提到了发展的问题。因为中国其实也曾经经历过非常贫穷的阶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非洲独立的时候，中国甚至还要比非洲更贫穷，亚洲比非洲当时总体的经济水平更落后，但是亚洲在过去的三四十中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非洲。我在书里提到的不是经济学上的研究，更多地是从哲学或者更宏观的角度，讲到现代的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国家没能发展，而有些国家能迅速发展？我认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带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首先牵涉到的就是社会的组织形态，包括观念上对市场经济、对资本的接受程度，同时，社会观念、社会组织形态和思想观念又是否能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和生产力的成果，与相应的外部条件互动以后，可能会带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从欧洲开始，扩展到美洲，再到亚洲这样一个全球产业联动的趋势，现在市场经济一定是要走全球化的联动道路，这个就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同时也是在开放的原因，中国与全球的产业链接轨了。如今，亚洲已经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一条，现在又在进一步延伸，然后再带动非洲。非洲以前的落后，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意识形态，非洲当时的情况跟中国的明朝、清朝一样，是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形态；后来落后了被殖民，独立之后又不像亚洲这样有非常强大的国家，没有达到现代化、工业化所需要的强大的组织功能。中国网：非洲如何才能搭上全球产业链进程？唐晓阳：第一，目前来讲，比较多的有一种叫FlyingGeese（雁行模式），比如说纺织业、制鞋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再到东南亚，然后到中国，现在可能就到非洲了。但目前此类投资仍处在试验阶段，数量不多。第二，就像我在《亚洲投资对非洲纺织工业的影响》这份报告里提到的，中国不少亚洲企业到非洲当地去，中国企业到当地种棉花，收购棉花，在要原材料的同时做一些加工，把原材料这一端口慢慢地进行工业化加工，从而进入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还有许多看似规模很小的工厂为了满足当地市场需要而在非洲投资生产。这些亚洲企业具有一些非洲国家原本没有的机器设备、市场意识或者技术，他们针对当地市场的生产经营，也能够为当地的工业化打好基础。其实，对全球产业链的理解也要更放宽，怎么样能把其他国家的资金技术能吸引进来，二十一世纪的工业化不可能靠一个国家单独发展，一定是要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融合，开放市场，才能得到最有竞争力的发展。中国网：ISIS这个恐怖组织会不会让北非变成下一个中东？唐晓阳：现在ISIS主要还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附近活动，以前的基地组织有个叫“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就是在北非活动，随着2011年的利比亚的卡扎非政权崩溃以后，就更滋生了很多恐怖主义的增长。所以，目前为止，ISIS并没有在非洲产生直接威胁，但是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组织等恐怖组织，对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以及尼日利亚这些西非国家都造成了一定直接的威胁；至于中东的恐怖主义，除了现在已经对西非造成直接威胁外，东非也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活动的高发区，比如索马里的Al Shabaab，组织，已经在肯尼亚造成了多起恐怖事件，对当地的经济投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非洲很久以来都有一条线，大概在赤道以北10度左右，从索马里到苏丹，再到中非、乍德，再到尼日利亚、马里，这条线是基督教和伊斯兰相遇的地方，所以冲突比较复杂，也比较频繁。这几年来看，情况似乎有些恶化，特别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但从总体来讲，非洲最近的十几年来，政治经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只是个别国家有一些起伏。中国网：有什么途径可以将恐怖组织的危害降到最低？唐晓阳：这其实在国际社会有共识，就是要增加他们的就业，让年轻人有事干，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发展经济。因为恐怖主义拉拢的年轻人，大多数没有正当职业，或者社会地位比较低。从这一点上来讲，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找到工作，有正当的收入，从目前看还是根本方法。中国网：如何让那些对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或者商人，更好地融入非洲社会？唐晓阳：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从更长远的、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目前为止，不可否认大多数企业还可能比较遵守规矩的，但是仍然有一些民营企业难以管理，他们的目标利益太狭窄，对他们来讲，只要立刻能拿到钱，个人利益得到满足，无论是用行贿还是污染环境或者用恶性竞争的手段，都不惜一试。所以，如果这些企业到非洲的话，他们应该看到的是非洲当地长远的潜力。如果能在当地长远发展下去的话，这对企业本身来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因为目前非洲还是一片少有的没怎么开垦的市场，如果是真正用心去非洲准备开垦几十年的话，就必须认真培养当地员工，认真了解当地风俗，保护环境，不会做杀鸡取卵的事情。（记者/中国网毅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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