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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升级王》
《无敌升级王》正文以改革与创新加快浙江现代服务业发展――浙江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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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无论从短期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还是长期促进我省经济转型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长三角三省市比较，我省服务业发展处于中游水平，但是近年发展速度偏低，服务业质量不够高。发展服务业的主要障碍是，追求规模化政绩的偏好、现有的人才、技术水平及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化需求不够，城市化水平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要求，制度层面的诸多问题也直接制约服务业发展。本文提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自主创新与服务业发展的互动、完善服务业发展环境以及面向全国推广发展浙江服务业等对策。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 改革 创新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省的影响仍在继续，多方面矛盾并存的形势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都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谨对我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对策作若干探讨，以利于在当前作出更加科学的战略决策。
　　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我省抵御金融危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2008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提至未来十项工作的首位，并要求到2020年，长三角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这一提法说明，长三角的发展定位已经由之前的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发展转变。　　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需要采取的策略至少包括：一是推动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占领和扩大国际市场，减少外需不足的冲击；二是促进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增强国内需求对经济的拉动力以保障经济稳定发展；三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缓解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所造成的就业压力，保障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以上三方面的应对策略均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　　第一，发展服务业是产业升级和提升竞争力重要前提。世界经济的历史证明，高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本身就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内涵和标志。同时，一、二产业实现产业升级，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当制造业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后，服务业为其进一步走向先进性和高技术领域提供基础。　　目前我省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的生产服务业发展不足，对经济形成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其一，应用性科技研究开发机构多数仍未形成市场化的服务业，未能使科技与生产有效结合而形成以自身效益促进良性循环的机制。其二，科技创新的中介服务机构不足。例如德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德各地200余家功能强大的技术中心的中介服务功能，而对我国数千万家企业而言，技术中介服务的缺乏确实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一大制约。其三，支持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保险产业的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务业不但有力促进了大多数产业向高新技术和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方向的升级，而且也使金融保险机构自身在支持创新中得到发展。而我国由于金融改革的严重滞后，整个扶持风险投资的金融支撑体系远未建立。金融业的欠发达已成为制约产业创新、升级的瓶颈。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第三产业滞后对我国产业升级的瓶颈制约，现将我国与德国、日本的三次产业投入产出关系与作一比较。由于资料的原因，限于用直接消耗系数来进行分析。表1即是我国与日、德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的比较。
　　[表1] 中、德、日三次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
　　注：以上数据，中国为2005年；德国为1995年；日本为1990年。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德国数据来自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Germany, “National accounts”, http://www.statistik-bund.de/basis/e/vgr/vgrinol.日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统计年鉴》，http://210.72.32.89/information/g.j97/0422)
　　[表2] 中日第二产业所消耗的第三产业投入结构比较
　　注：数据来源同表2。由于中日第三产业统计口径有所不同，对具体项目的行业归属略有调整。
　　由表1可见，日、德的一、 二、三产业对第一、二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多数(12个数据中的10个)低于我国，而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则全部高于我国。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日本分别为 0.1229和 0.1743, 德国分别为 0.3，比我国的0.0695和 0.1237高出一至二倍。这种情况的唯一解释，是其高层次的农业和制造业需要更充分的第三产业服务的供给，而较充分的高层次第三产业的服务供给，保障了其产业的高层次和竞争力。　　再看第二产业所消耗的第三产业投入结构的中日对比。从表2可见，第三产业分为五大行业，其中批发零售贸易及住宿餐饮、运输邮电属于传统基础性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其他服务业应属于高端的服务业，例如教育、科技研发及各类中介、咨询等生产性服务均归属于后三者。日本的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总消耗中，上述后三者的消耗占54.858%，而这三项在我国的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消耗中的比重仅为30.95%。我国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服务产品的消耗多集中在低层次的传统基础性服务业，如商业饮食、运输邮电上，两者相加达68.0%，而日本仅为45%。缺乏高端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服务，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瓶颈因素。　　第二，服务业极大地扩大了消费领域，并且形成大量的开拓性创新，从而创造出巨大的需求，这在工业化中后期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的条件下，能够有效的扩大需求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消费的增长，从而制约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就传统第三产业而言，主要表现在空间上的极不平衡。在全国多数地区的农村，商业、邮电通信、生活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与城市有巨大的差距，农民的消费显性或隐性地受到抑制。即使是改革以来收入不断提高的农民，他们的新增收入不能激发起多样化的物质和服务消费。由于第三产业不发达导致的消费环境不佳，它们大多还只能长期停留在潜在的形态上。目前城乡高收入的居民的消费已趋于向新的层次升级，除住房、汽车外，多数新的消费需求集中在个人服务业上，如医疗保险、旅游、餐饮、求学深造、文化娱乐、体育、家庭服务、信息服务等，如果这些第三产业得不到完善的发展，城乡高收入居民的新的消费需求就不可能得到激发。须知消费有很强的乘数作用。只有当我们有效地激发和满足了新的消费需求，才能引致更多的生产和投资，拉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升级。　　第三，服务业相比第一和第二产业是就业弹性最高的产业领域，在工业化中后期由于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大幅度降低，就业的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服务业能够缓解就业矛盾。我国目前服务业发展不足，既使大量服务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又使其相关的就业受到制约。例如我国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业、教育科技和文化服务业的很多领域，由于体制性的垄断，民营经济难以进入，供给方缺乏市场竞争，维持价格垄断，不合理的市场价格制约着需求的扩大，导致供给的萎缩，陷入低水平的恶性循环。因而如果在更多领域放开服务业，让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就业，就能增加他们的收入，收入的增加促进消费的增长，从而拉动生产的扩大，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就业和消费的良性互动中促进经济的增长。　　第四，服务业对于资源的依赖性较低，生产过程较少污染物排放，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在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的制约势必越来越严峻，对我省而言，在经济恢复高增长以后，如同前几年那样能源资源严峻制约的问题又可能重现。如果我们抓住当前倒逼机制的机遇，将我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为第三产业比重更高的低消耗结构，在未来发展中就可能更加主动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前随着产业高级化的演进，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越来越向软性要素如科技、信息、人才等转变。这些要素的瓶颈确实不象交通、能源等会形成感觉强烈的硬约束，而是潜在的不明显的软性约束。但它们对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并且面临世界性挑战的国民经济所造成的阻滞作用完全不亚于交通、能源等硬约束。它们就如慢性病对人的摧残一样，使国民经济长期维持低质高耗运行，丧失竞争力，导致经济的衰退。我国制造业的相对落后，其实质是制造业的科技水平、人才层次、管理水平、信息化水平以及资本组合能力等的相对滞后，而这与我国新兴第三产业，尤其是科技研究开发、科技中介服务、教育产业、信息产业、流通产业、资本市场等的落后直接相关。因而，制造业落后的原因，从根本上可以归结到第三产业的瓶颈制约。
　　二、从长三角三省市比较看浙江服务业发展状况　　为综合判断浙江目前服务业的状况以及在长三角服务业发展中的位置，明确我省的相对优势和不足，我们利用已有统计数据对沪苏浙三省市服务业发展状况作了一定的比较分析。表3我们计算了2007年三省市第三产业GDP的总量、内部行业结构以及人均水平。表4计算了年期间，三省市服务业的比例变化以及年增长率。两表中我们将金融、科学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七大行业作为高端服务业加以统计，据此反映服务业的层次和质量。应看到，在其他行业中也会包含高端服务，例如现代物流业包含在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中，但由于在统计中，传统的交通运输业比重很大，又很难将其分离，因而难以计入。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中，政府占了较大比重，目前我国政府行政消耗过大、政府职能不规范等问题仍较为突出，故亦不计入
　　【表3】 上海、江苏和浙江第三产业总量和结构比较（200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及相关省市的2008年统计年鉴
　　【表4】 三省市第三产业及其中高端服务业的比例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全国的及相关省市各年份的统计年鉴
　　如表3所示，从经济总量分析，江苏的第三产业总量最高，浙江其次，上海最小。这是由于三省各自的人口规模有明显的区别。2007年江苏的常住人口7625万，浙江5060万，上海1837万。因而如果从人均水平看，排序则是相反的。上海的所有指标都比江苏和浙江要高。浙江除了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二方面低于江苏外，其他方面全部高于江苏。从结构看，浙江的金融业较为突出，2007年增加值为1122.86亿元，比江苏省高，仅比全国金融业的龙头上海的1209.08略低一点；科学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浙江为174.2亿元，也比江苏(154.9亿元)要高，但是不如上海。其他第三产业行业，除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是上海占第一位外，江苏省以其人口规模较大，而比上海和浙江都要高。　　表4所示高端服务业的比例，2007年上海为0.4532，浙江为0.390，江苏为0.345。上海最高，浙江也高出江苏。在这四年中，高端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各省市分别提高了一至三个百分点。其中浙江提高了2.70个百分点，上海提高了1个百分点，江苏提高得最多，达到3.13个百分点.从增长率看，三省市的高端服务业都比全部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要高三至四个百分点，说明近年来高端服务业呈现加快发展的趋势。其中江苏虽然总体比例比较低，但是提高速度最快。　　对三省市服务业发展状况的比较，可以引起浙江的思考：　　首先，应看到，浙江服务业无论是从发展速度还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来看，与国际水平及上海的发展水平相比，都有很大差距。虽然近年来其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并不甚理想，三年仅提高一个百分点，没有达到省委省政府早已提出的“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要求。如与第二产业比较更可看出问题。上海和江苏年在第三产业呈上升趋势的同时，第二产业比例均呈下降趋势，如上海分别为48.2%、48.6%、48.5%和46.6%，江苏分别为56.3%、56.6%、56.6%和55.6%，而浙江第二产业呈现递增趋势，分别为53.6%、53.4%、54.0%和54.1%。可见浙江偏重第二产业的势头没有改变。可喜的是我们从最新的2008年浙江省统计公报中看到，2008年浙江的工业比重下降为53.9%，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为41.0%。如果未来延续这种变化，则十分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其二，又应该肯定，浙江在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增长速度及提高的比例明显高于全部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和科技服务方面，发展相对有优势，与浙江的民营经济较为发达有直接关系。由于民营经济对于金融业和科技服务有强烈要求，拉动浙江这方面的发展相应较快，而这正是浙江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所在。未来浙江大力发展服务业，无论从需求拉动还是供给推动来说，都必须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优势。　　其三，从近几年情况看，三省市中江苏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尤为突出，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及人均水平提高较快，浙江要在服务业发展方面保持相对优势，有必要发挥浙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优势，在改革和创新中加大推动力度，促进服务业与兄弟省市并驾齐驱加速发展。
　　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　　我国和我省多年前就已提出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方针，然而事实上其增长速度往往仍低于第二产业，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　　首先，各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需要对服务业发展不够积极推动。虽然在口头上对服务业是重视的，但是在实际上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不够。其根源是，与发展工业相比，服务业发展的周期长，要形成一定的气候，而成为看得见的政绩，所需要的时间成本比发展工业高得多。有些投资见效本身需要若干年，例如教育、科技、信息业等，多数要依托人才培养，而“十年树人”，人才培养周期长，效果却很难评估，很多投入的产出看不见摸不着，而要产生经济效益，最终回收投资，则所需要的时间也更长。反观工业投资，一个项目建设周期短则半年，长则最多也就是两三年，就可以生产出产品，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投资回收期比较明确。这正是服务业往往对那些要求在短期内（例如在任职的三年之中，）就要产生政绩或者经济效益的干部来说，确实有点远水救不了近火。　　表5显示用增量资本产出率计算的近年来浙江分别在一、二、三产业领域的投资对于生产总值(GDP) 增长的作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即投资与增量产出之比。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增量资本产出率越高，投资对于GDP增长的作用越低。我们分别以当年GDP增量和２年平均的GDP增量计算ICOR。可以看出，2003年至2006年，浙江省第三产业的ICOR均高于第二产业的ICOR 50%以上，其中年接近甚至超过一倍。显然，第三产业的投资对GDP增长的效应远不如第二产业，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对于投资第三产业不够积极的原因之一。　　其次，现有的人才和技术水平不适应高端服务业发展。由于生产性服务多体现无形性、异质性、不可分性、即时性、易逝性等特点，其知识多为内隐的，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学习和创新难度也相对较大，依赖人力资源、知识和技术的特点比较明显。与制造业相比，高端服务业更加需要掌握特定技能的人才队伍。如高等教育、科技研发、特定的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咨询业、各类生产技术服务行业、创意服务等，都极依赖于相应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人才多数并不是从高校的本科、硕士或博士能够直接培养出来，而是需要在一定的期间内，通过实践才能磨练出来。但是我国由于原有这类服务业基础不足，因而这类人才培养的基地也比较缺乏。这是真正顶用的人才十分缺乏的原因。
　　【表5】 浙江省三次产业增量资本产出率比较（）
　　资料来源：各年份的浙江省统计年鉴
　　其三，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化需求对高端服务业的拉动力不足。多数高端服务业作为一种市场化条件下形成的以营利为目的产业，不可能单纯依靠政府扶持发展，而主要应该依靠市场化的需求拉动而得以发展。最重要的是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管理改进、风险投资等方面的创新需求拉动服务产业的发展。企业通过接受服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了盈利，相关服务业自然也能获得高额回报，从而刺激其高速发展。　　目前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化需求对高端服务业的拉动力明显不足。其主要原因：首先，较多中小企业仍然采取依靠资源和劳动力消耗和低水平规模扩张维持有限盈利的模式，在低质低价的同质化竞争面前，自主创新而形成的高端产品可能反而缺乏市场占有能力；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的缺乏，使努力创新的企业难以享受创新成果，相反却可能因无法补偿巨大的创新成本遭受损害，而一味依赖模仿的企业反而可能取得高盈利，这种效应势必遏制企业的创新动力。其次，在政府主导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条件下，很多企业养成了依靠政府来获得技术创新的支持的思维定势，而不习惯于从市场化的服务业寻求技术创新的帮助，对于智力产品的定价也往往难以接受。再次，即使有一些企业有从市场获取创新支持的要求，但由于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业平台与技术平台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导致供给单位成果过剩与需求单位成果缺乏的现象长期并存。　　其四，城市化水平不适应服务业发展。服务业与一、二产业的另一个显著不同，是其需要特定的人口集聚的条件。因为服务业多数需要服务者和被服务者面对面进行接触，才能完成服务过程。服务者进行生产，被服务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就是消费的过程，服务产品通常看不见，并且瞬时即逝。必须使人和人之间距离比较近，聚居要形成一定规模，服务业才可能有最低规模的客户群，才能保持它足以盈利的低成本。只有城市化形成人口的集聚，才有服务业良好的发展条件。相反如果在农村，村庄和村庄离得较远，人口居住分散，服务业生产和服务的距离成本（如运输、信息传递、人际沟通的费用）都比较高。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如果难以承受相应的成本和价格，服务业就很难成规模地发展起来。我国我省目前城市化水平不高，人口集聚度相对较低，也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原因。　　其五, 制度层面的诸多问题制约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对制度安排比制造业更为敏感。虽然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最终都要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但服务业的生产过程多数直接就是人对人的服务，或者集团对集团的服务，而制造业的直接生产过程是人对物的关系。由于人与人的关系主要由制度来规范和调节，因而服务业对制度更为敏感。我国目前不少重要服务业制度的特征仍是垄断性，即由国有部门或政府高度控制的民营部门占据支配性地位，尤其是一些涉及意识形态的服务业，由极少数部门集权控制。其结果，一是投资能力最大的民营经济无法进入，例如金融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等，在发达国家民营化程度较高，但是在我国，国有经济和少数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未被打破。二是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没有竞争就意味着没有动力，也就意味着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缺乏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从而供求脱节、资源配置失衡、短缺和浪费同时存在的现象就难以避免。
　　四、深化改革与创新，推动浙江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根据我省服务业发展现状和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改革和发展对策。　　1、深化改革,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1) 从观念和制度上消除将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化，工业化等同于工业规模扩张的片面观念，进一步调整地方政府和干部的政绩考核机制和考核标准。　　由于目前“唯GDP规模”和短期政绩的考核标准仍然有其深刻的影响，干部重视投资见效快、产出规模大的工业投资和生产，相应也造成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要促进“不易形成GDP”的服务业发展，必须从调整干部考核标准着手，进一步降低GDP规模指标的权重，同时可以考虑对于服务业的GDP规模设置较大的权重,凡培育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消费扩大和就业效应的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可以增加一定的系数，有利于其政绩的提升，从而改变干部不重视服务业发展的倾向。　　(2)全面推进服务业领域改革，形成多元化投人、多样化经营和有效竞争的发展格局。　　加大市场准入制度改革与开放力度，大力发展民营高端服务业，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公有服务型企业的改组改造，推进服务业的资源配置由政府为主向市场为主转变,改变很多服务业领域仍然是国有制一统天下，或者行政垄断的局面。 应进一步促进各类公有制服务业的市场化进程，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机制，建立为企业服务获取盈利，促进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加快垄断性高端服务行业的改革步伐，对于现有带有垄断性和行政职能的服务型企业要形成竞争压力，促进其改善服务。放宽金融、保险、通讯、公用事业经营限制，放宽教育、卫生、文化、中介服务的资格限制。构建竟争机制，强化市场竟争，改革服务业的定价收费和管理体制，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完善服务业市场的运行规则，营造公平、规范、快捷、有序的市场环境。满足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使服务业真正促进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　　(3)加强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以城市化推动服务消费增长、服务企业发展和服务就业的提高。　　对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市镇设置的法律制度等直接影响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进行创新，是推进城市化的主要环节。以调整和优化结构为重点，加强服务业总体政策与部门政策的协调。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战略性服务业，包括产业服务业和教育等战略基础产业，培育服务业增长的主导力量。通过科研服务业这一桥梁把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而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推动服务中间需求产业地位的上升已是现阶段服务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2、促进自主创新与服务业发展的紧密互动　　正如只有从依赖政府的计划经济转向依靠市场化推动的市场经济，才形成发展的强劲动力一样，我国的自主创新也必须从原来依靠政府推动和支持，真正转向依靠市场化动力和市场化的创新服务业支撑，才能形成持久的自发机制及供需双向互动的均衡状态，真正成为具有不竭动力的潮流。 　　一方面，促进企业积极从市场化的服务业寻求技术创新的帮助。现在不少企业认为智力产品和服务的定价过高，难以接受，很大程度上还是缘于原有的外延式发展的思维定势，重视“硬实力”，并没有真正重视人才、技术、管理、信息等“软实力”的巨大作用，或者没有运用从市场中获得的“软实力”取得高回报的经验，往往舍不得去寻求市场化的创新服务。因此需要更多加强对企业家及企业管理人员的培养，增强其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依靠软实力取得竞争优势的理念，大力宣传通过市场化的创新服务取得企业经营业绩的典型经验，造成市场化创新服务的良好形象和社会氛围，真正将这方面需求“做大做强”。　　另一方面，要鼓励服务组织与企业紧密结合，了解企业需求，积极主动为企业服务，将高端服务业的成果在企业转化为生产力，将企业的创新需求转化为高端服务业的良好服务和适销对路的优良产品，转化为确实产生经济效益的创新产品。　　我省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切入点可以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对象的创新服务产业。中小企业为数众多，对于创新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迫切需要社会化的、为所有中小企业共同服务的创新服务产业。保持服务的低成本和较低价格是满足中小企业创新需求的重要条件。针对共性技术、共享的专业技术人才、共同需要的中介服务等，形成普遍性和规模化的创新服务，既可降低服务成本，又可以激励中小企业形成更强的服务需求。加强创新服务需求和供给的信息平台建设，形成供求双方交易的便捷通道和低成本的交易手段，真正使高端服务业的市场能满足企业的创新需求。　　努力营造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应该注重引入高端服务业，利用国内和国际已积累的成功经验发展高端服务业，不仅有利于以较短时间和较低成本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且还能比较有效地带动本地区相关高端服务行业的发展。发展高端服务业关键在于专业人才的支撑。要建设国际化的社会人才中介机构，积极培养和引进服务业人才，实施柔性引才的鼓励性政策，形成高端服务业人才聚集和流动的格局。对服务业高端紧缺人才甚至可以考虑实行一定额度的个人所得税免征。努力营造总部经济，以总部经济促进高端服务业的形成和集聚。纵观国际上总部经济发达的城市，无一不是以资本、信息、技术、教育、管理等高端服务业控制了世界经济的特定领域，并且能够营造不断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浙江建设总部经济的过程，也就是促进自主创新和高端服务业互动发展的过程。　　3、面向全国拓展浙江服务业　　区域经济学理论表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关键看其“输出产业”的比重大小和发展程度，并决定于外部地区的需求对本地区相关产业的拉动程度。这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供给对象地区的广泛程度。由于高梯度地区服务业优先发展，其服务业不仅为自身的产业升级服务，而且应重视为低梯度地区服务，高梯度地区服务业向低梯度地区延伸，也逐步促进低梯度地区服务业的自我发展。对多数国家服务业发展的统计分析表明，人均收入在到达1,500美元以前，服务业发展十分迅速；1,5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服务业比重稳定不变或低速增长，保持在40%～50%之间；5,000美元以上，服务业又重新加速增长，比重达到60%至70%。浙江2008年人均GDP为42214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6078美元，已超过服务业加速增长的5,000美元水平，浙江的人均水平约为中西部平均水平的2.7倍。中西部处于服务业比重稳定时期，而浙江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应是服务业高速增长而工业比重相对下降时期。浙江及东部发达地区应该作为服务业的供方，最充分地满足中西部对服务业的需求。　　（1）通过浙商网络强化在全国发展服务业的功能。　　以连锁服务的形式，促进在各地从事制造业和商贸流通业的浙商，通过产业链“6＋1整合”，向“微笑曲线”两端即产业链具有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进入服务业环节，着重向研发创意及设计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教育、现代物流、节能环保服务、专业维修服务、总集成总承包、品牌经营、市场营销、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例如发展设计创意服务业，可以利用浙江已有的优势，为全国各地企业提供各种开发设计服务，在服务中拓展经营网络，将浙江人的智慧展现到各地。由于浙商在各地已有生产经营基础，这种扩展能够依靠共建共享机制等，保持较低成本。由于浙江经济在国内的相对优势，浙江服务业在全国各地容易建立起商业信誉。同时，与发展制造业的总部经济一样，顺应浙商服务业发展的态势，在浙江建立服务业的总部经济，形成在总部控制下的连锁经营。　　（2）以浙江的文化、理念、体制优势吸引全国，搭建服务业推向全国的平台。　　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浙江人务实创新的文化、理念，敢为人先的体制优势等也为全国人民所肯定和重视，近年来全国到浙江考察学习的政府机关、企业乃至普通民众络绎不绝，浙江的软实力也为全国所认同，并且对全国产生较大的影响。服务业发展靠的是人气，靠的是吸引眼球的能力，全国人民对浙江感兴趣，国外的人们也对浙江感兴趣。浙江应该在文化和体制方面充分发挥优势，并据以扩展与全国各省市的合作关系，扩大软实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各种现代服务业将更为顺理成章。　　（3）在全国创立和拓展浙江服务业的品牌。　　有重点地推出若干浙江有优势的服务业，省和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进行品牌战略规划和实施，在全国以加盟形式扩展网点，加强品牌营销。目前浙江已拓展至全国乃至国际上的服务业如“阿里巴巴”电子商务、“义乌商城”、“温州街”、“颐高电子”等等，主要还是商业服务类的，今后可向多种高端服务领域发展品牌，要在服务质量上加大力量提升，提高信誉度和知名度，真正把浙江服务业品牌推向全国。例如浙江的文化创意、设计产业可以在全国形成更多各具地方特色和优势的新的创意产品推向市场；浙江的民办教育如树人大学、万里学院可以在全国建立分校；杭州等地的软件产业可以在全国建立服务点，承接更多的服务外包业务；浙江较有名的大饭店、餐饮集团可以在全国建立更多的连锁分店；浙江会展业可以将业务推向全国；乃至“三替家政”这样的生活服务业也都可以更多在全国布点，形成全国连锁集团。　　（4）更紧密接轨上海，加强地区服务业合作，借上海之力扩展浙江服务业网络。　　上海是我国市场化的服务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服务业最先形成了服务全国的格局，也是全国服务业当之无愧的龙头。上海服务业既包括本国的若干服务业的龙头，例如金融、科研、对外贸易、国际航运、信息服务、展示和结算、城市配送物流服务等等，也包括各类跨国公司以上海为基地，向全国延伸的服务。例如位于上海市北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近年发展起以研发服务、传媒创意服务、交通服务等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目前园区已经形成了以美国科勒、中铁工程、日本住友化学、瑞典爱生雅为代表的世界五百强区域性、功能型总部，以台湾神达、晶澳太阳能为代表的跨国研发中心、以赛科斯、智联为代表的服务外包企业等。浙江通过与上海加强合作，既能遵循国务院关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有效整合、整体联动的战略部署，又能够借助上海实力“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借力发展、借市营销”，把在上海的全国服务业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机构引进来，在提升浙江服务业层次的同时，借这些企业和机构之力把服务业之网撒向全国。　　（5）政府支持服务业拓展全国。　　政府应对面向全国拓展浙江服务业给予政策支持和帮助。例如支持建立服务业集团经济，在一定期限内对企业拓展业务给予税费优惠和金融支持；在省际政府合作工作中，通过政府间关系，促进各地政府帮助浙江服务业到相应地区建立分支机构，扩展发展业务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2、W.B.Beyers and D.P.Lindahl.Explaining the Demand for Producer Services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3、J. N. Bhagwati. why Are Services Cheaper in the Poor Countries?[J] . Economic Journal ,）　　4、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5、陈自芳：《解除经济增长的第三产业瓶颈约束》，《经济学家》，2001年第3期　　6、苏刚：《完善我国第三产业政策的几点思考》，《管理世界》1998第3期　　7、王子先:《当前国际上服务业创新的新趋势》，商务部网站，日。　　8、金芳:《现代服务业在国际大都下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贸》,2008年第3期　　9、尹晓蕊、刘洪武:《欧盟鼓励服务业创新活动的政策措施》，《科学与管理》,2008年第2期　　10、杨亚琴、王丹:《国际大都下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比较研究―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例的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11、何俊:《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是加快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突破口》，《经济纵横》2008年第3期　　12、喻金田等：《第三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及其评价》，《中国技术经济科学》,1996年第3期
（作者：陈自芳，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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