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壬辰龙年，龙年，注定是龙腾虎跃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60年前，八一电影制片厂诞生了，今年，八一厂迎来了建厂六十年的生日，我也和八一厂的诞生同岁，进入60岁了，已活过了一个甲子，虽然说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但也应该说步入了老年的门槛，岁月的流逝，使我童年和青年的记忆，已经慢慢模糊起来，与我渐行渐远了。
那天，我在计算机上浏览，我的QQ上有一个人加我，网名是“滕晨”，啊，那是我儿时伙伴，八一厂师伟阿姨的孩子，我们同岁。那时我们同住在30楼，他住在我家楼上，我住二层，他家住在四层，文革中复课闹革命以后，他每天早上下楼来我家找我，我们一起走到莲花池坐六路车上学。他有个弟弟滕昱，还有个妹妹滕易，和我妹妹小秋是同学，小时候，他喜欢博览群书，是典型的书呆子，我父亲的藏书很多，他经常来我家借书，最喜欢看的是一套文史资料，里面都是些民国时的大人物写的回忆。记得小时候非常喜欢听他妈妈说话，他妈妈的嗓音与众不同，声音很好听。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师伟阿姨在八一厂大门外，被一个骑车的小流氓假装问路抢走了戴在头上的军帽，我知道后，当上了师伟阿姨的义务保镖，经常护送师伟阿姨去莲花池6路总站坐车，手里提着一根棍子，俨然是师伟阿姨的警卫员。现在滕晨定居在美国洛山矶，已经取得美国国籍。这也是我儿时交下的终生朋友，走上社会以后大家天南海北，各自为了生活和事业奔波，联系时断时续。当年他去吉林插队，我在部队驻地甘南给他写信，引用唐朝诗人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网络真的帮我们做到了这点。
我们在网上聊了起来，他问我，看没看八一厂大院的博客，我说没有看过，他希望我看一看，他时常关注，那里有很多八一厂子弟写的博文，都是写小时候在八一厂的故事，有些写的很不错，很让人怀旧。闲暇之余我打开网页，浏览了起来，看着看着，我儿时的记忆，慢慢浮现在眼前，逐渐清晰了起来。
我们家来八一厂以前，住在六部口绒线胡同45号，我父母抗美援朝回来后，我父亲在总政文化部工作，我母亲则由部队保送进了外语学院学习俄语，我们住的地方原是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住宅，那个两进的院落非常漂亮，院子里是米黄色瓷砖地面，每当下过雨后，整个院子都是白花花的，干净极了，我们住的那个院子起码有600平米，院子边上有一颗很大的桑树，桑葚熟了的时候，我和妹妹小秋经常一起用竹竿打桑葚吃，甜甜的，好吃极了，我们经常吃的满嘴黑紫。
我记得那时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麻雀成了四害之一，妈妈给了我一个铁簸箕，一根小棍，让我在院子里敲，目的是不让麻雀落下来，我曾亲眼看见一只麻雀累得飞不动了，从树上掉了下来，满地乱钻，大人们很快的将它打死放进了筐里，筐里已经有了将近半筐的死麻雀，然后就抬到食堂，厨师把那些麻雀做成酱铁雀给大家吃，非常美味，现在看来，那个年代是多么的愚昧无知啊。
我们家的隔壁住着著名的作家兰曼叔叔和张薇华阿姨，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兰莉莉，儿子兰茵茵和兰绒绒，他的一个儿子兰茵茵和我同岁，今年也该60岁了，现在都失去联系了。张薇华阿姨的母亲，我们称她为孙姥姥，是一个小脚老太太，裹着小脚，我曾经见过她洗脚，看见了那对变形的双脚，非常恐怖，洗完脚，还要用白布精心的裹起来。孙姥姥抽烟，经常叼着一根长杆烟袋锅子。她有一个绝招我至今不解，那就是我和院子里的小孩经常在院子里捉蜻蜓，拿着一个大埽梳，四处扑打，蜻蜓都飞的高高的不敢下来，孙姥姥就告诉我们，她可以把蜻蜓叫下来，然后她吹起一种奇怪的口哨，一会儿，蜻蜓就纷纷下来贴着地面飞行，不管我们怎样扑打都不飞高，很容易就能捉到了，现在想来，估计是模仿蚊蝇振翅或同伴交配的声音吧，不过她的绝招恐怕随着她的去世早已失传了。
孙姥姥还给我们讲各种鬼故事，告诉我们这些小孩，晚上睡觉一定要把手脚放进被子里，否则晚上老狼就会来咬脚趾头和手指头，还做出啃骨头的样子，伴随着嘴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们立刻就恐惧起来，晚上都乖乖的把手脚放进被子里，竖着耳朵，听老狼来了没有。
记得父母说过我小时候很贪玩，晚上不愿意睡觉，爸爸为哄我睡觉，嘴里经常哼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每当哼起这首志愿军军歌，我很快就能入睡。那时父亲经常熬夜，写“上甘岭”的电影剧本。记得有一次白天他出去办事，我在他的桌子下面钻来钻去，后来又上了桌子，不小心打翻了桌子上的涂改液，把他辛辛苦苦熬夜写的剧本泡了几十页，字迹都看不出来了，爸爸回来后我差点挨顿打，最后他也只能叹口气，接着熬夜了。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父亲调入八一厂，那时，30号楼和31号楼都没有盖好，我父亲就每天骑车往返于六部口和八一厂之间，有时工作晚了，就暂住在郝光叔叔家里，有时也带着我去住，郝光叔叔的孩子里，一个是郝小光，比我小一岁，还有一个叫郝小凤，和我妹妹是同学，郝光叔叔特意腾出一间房安排我和爸爸住。后来30楼盖好了，我们全家就搬进了30楼。
那时，我是在“香山慈幼院”上的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香山慈幼院是熊希龄（国民党外务大臣）于1921年创办的，里面很多都是志愿军的后代，当时，八一厂也有些孩子在那上学，每个星期都有八一厂的班车往返，和我一个班的是谈进叔叔和黎娜阿姨的女儿谈小黎，黎娜阿姨的母亲是俄罗斯人，所以谈小黎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像个洋娃娃，那时她比我壮实，喜欢欺负我，尤其喜欢揪我的耳朵，我们一个班，下课时我一淘气她就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按在椅子上教训。现在见了我还习惯性的要揪我耳朵。我后来想到了一个报复她的办法，一天，在厂里看见她，就说，“小黎，咱们去捅马蜂窝呀，好吗”？小黎觉得很好玩很刺激，说，好呀。我说，你来捅，但是捅了以后一定不能跑，因为你跑不过飞出来的马蜂，你要一动不动，把自己装成是一颗树，这样马蜂就不会蜇你。我们就找了一根竹竿，在厂里转来转去寻找，终于在小礼堂边上的树上发现了一个馒头大小的马蜂窝。小黎拿着竹竿使劲捅了一下，没捅下来，我在边上看见马蜂飞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了，小黎傻乎乎的站在那里装树，被马蜂蜇的满脸是包，后来也忍不住跑了，回家后她的爸爸谈进叔叔很生气，带着她到我家告状，让我爸好好管管我，这时谈小黎还没明白，偷偷跟我说“我没想去你家告状，只是我爸爸非要带我来”，而且还问我“你不是说捅了马蜂窝不要跑吗？怎么你倒是先跑了呀”？哈哈哈，不知她现在明白了没有。后来二年级上完了，我就转学到了小井中心小学。
在我的印象里，30楼一单元都是演员，有师伟、刘江、田华、王心刚、王孝中、刘沛然，我们家住在2单元，有张景华、高保成、罗浪、王影、赵汝平，洪洁，夏川，王牧。30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川叔叔家，他的一个女儿卢小寒和我同岁，还有一个女儿卢小枚和我妹妹是同学。逢年过节，他们家总是最好客，经常举行活动，像套圈、猜谜语等，还会有很多奖品，全是他们自己掏钱组织，所以现在八一厂子弟聚会，他们家孩子也是最积极的组织者。三单元我所熟悉的只有两家，一家是袁先叔叔和刘一雁阿姨，另一家是华纯叔叔和张锐阿姨，因为工作关系，我父亲和他们来往也比较多，华纯叔叔的儿子冯元元和我同岁，后来参军也在一个部队，甘南骑二师，隶属于兰州军区。他手风琴拉的很好，在师宣传队，我没有文艺细胞，所以在基层连队。我们在部队有时会碰面，因为小时候打过架，开始觉得有些尴尬，担心他记仇，但好像他从来没有记仇的概念，一见面谈笑风生，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儿时荒唐事，都付笑谈中。
自从我父亲调入位于六里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八一厂地理位置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得天独厚，四周被农村包围，是人民村和小井村，八一厂外都是庄稼地，先是绿油油的小麦，收完小麦种玉米，玉米收完就是种高梁。从正门（南门）出去是40路和39路公交车，分别通往丰台火车站和云岗，马路对面有一条小水沟，里面有小鱼和蝌蚪，我们经常在放学的路上捞些小鱼和蝌蚪回家，装在瓶子里养着。过了小水沟就是一排商店和一个自行车修理铺，那时八一厂买肉和日用品都在那里，边上一条小路往南通往小井中心小学，八一厂的孩子大部分都在那里上的小学，那个学校大部分是附近农村的孩子，我记得那时放学了还要排队，要走到小礼堂前的操场上才能解散，各回各家。出东门就是炮兵营的房子，右边是菜地，穿过炮兵营有一条小路往东通往莲花池6路公交车总站，终点站是宋家庄，左面一条小路往东北方向就是莲花池，莲花池有一个面积很大的芦苇塘，估计有上百亩，在芦苇塘的东北角是一个很大的养鸭厂，紧靠鸭厂往西是一个小山坡，山上有一个养鹌鹑的小厂。芦苇塘里有纵横交错的船道，用于赶鸭子行小船的。到夏季，芦苇荡密密麻麻的芦苇，每天蛙声一片，有着各种水鸟，最常见的是苇咋子、水骆驼、虎不拉、点三点，时不时还有长脖子老等这些大鸟，这些鸟的学名至今我也不清楚。快到那个芦苇塘时就是总政的一个马厂和靶场，我想，有不少八一厂的孩子都在那个靶场挖过子弹头拣过弹壳，在马厂偷吃过喂马的豆饼，逗过那条大黄狗黄豆，冬季在芦苇塘里滑过冰车吧。
八一厂里孩子众多，估计那时得有一二百吧，每天到放学时，厂里到处都是小孩的喧闹声，下午很多孩子都到少年之家做功课，做完功课，整个大院就沸腾起来，小孩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玩起来，直到晚饭父母四处找寻孩子回家吃饭，吃完晚饭又是在外面玩耍，直至夜幕降临还不愿意回家。女孩子一般玩就是跳皮筋，拽包，歘拐，滚铁环，抖空竹，跳房子，还养一些鸡、兔、热带鱼（孔雀、红箭、红绿灯）等。男孩子玩的就野了，弹球，攻城，薅老根儿，扇三角，砸炮，游泳、弹弓打鸟，爬烟囱，掏鸟窝，招老干儿，斗蛐蛐，养鸽子，捉野猫，捅马蜂窝，小孩之间打崩枪仗，纸做的子弹。逢年过节，我们在兜里揣上很多鞭炮，二踢脚，在小桃园北边的空场地里，分成两拨，互相发射，后来发展成巷战，在全厂范围内互相追逐，二踢脚不再往天上放，而是成了小孩打仗的武器。
那时有一个名字叫“飞刀华”的电影风靡全国，里面主人公华少杰的五把飞刀精准无比，成了孩子们的偶像，那会很多孩子都在练习飞刀，往树上，门上扎，非常危险，住在经济宿舍的董建斌就是练飞刀把自己弟弟的右眼扎瞎了。我那会也在练习飞刀，自己找铁片做了一把飞刀，后面拴上红布条，往树上门上扔，有一次，我走到平房厕所门前，瞄准厕所的木门，扔了过去，刚出手，就见到门慢慢打开了，刘季云伯伯正好出来，手还没离开裤子，啵的一声，那把飞刀扎到门上，把刘伯伯吓坏了，他哆嗦着把飞刀拔下来，抓住我，揪着我的耳朵，从经济宿舍一路把我提到我们家，为此，我爸爸狠狠打了我一顿。自从那次我就不再玩飞刀了。由于那时经常有扎伤的人到医院抢救，所以那部电影最后禁演了。现在想来是真是很危险的游戏。有时大家在小礼堂前聚在一处，互相交流玩耍的技术和经验，挖空心思想着新的游戏，新的玩法，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创新精神和聪明才智，多大胆的想法都会有孩子去敢于实践，敢于探索，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我记得八一厂最早是用铁丝网围着的，后来盖起了高高的围墙，我们经常练习爬墙，想象能够飞檐走壁。在小礼堂后面，有一片小树林，还有一个将近两亩地的水泡子，里面还有鱼，孩子们经常去钓鱼，钓青蛙，招老干儿，老干儿就是一种大蜻蜓，很好看，公蜻蜓叫老干儿，母蜻蜓叫老子儿。老干儿的尾巴是碧蓝色。老子儿尾巴的颜色明显不同，记得好像是暗绿色。老干儿很多，老子儿很少。所以通常是用老干儿招老干儿。把当诱饵的老干儿拴在芦苇梢上，在水塘边上摇晃，飞翔着的老干儿看见了会飞过来要配对，小孩们一只手舞动芦苇杆，另一只手趁老干儿往当诱饵的老干儿身上落的时候把它抓住。因为招老干儿利用的是公蜻蜓好色的天性，所以用老干儿招老干儿需要有点儿技术，得手快，在它没有发现上当飞走之前把它抓住。如果是用老子儿招，那就不要技术了，手脚怎么慢都能抓住，你倒要操心怎么把它们分开了。
那时在小礼堂后面，孩子们经常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顶着烈日骄阳，忙碌不停，钓鱼钓青蛙招老干儿，一个个滚的像个泥猴，还有些孩子在小树林里支起火，上面放上小饭盆，倒上酱油，把捉来的青蛙剥皮，还有掏来的鸟蛋，放在饭盒里煮，嘴里吃着美味，手里还要不停的揪着爬在身上的蚂蟥。招老干儿和钓鱼水平最高的是郭大震叔叔的儿子郭衡，比我大一岁，他捉到老干儿，就夹在指头缝里，经常两手都夹的满满的，十几只。因此八一厂的孩子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郭老子儿”沿用至今，他现在还很喜欢钓鱼，很专业，现在还是只要谁约他去钓鱼，他的眼睛里还会放射出兴奋的绿光，小时候我和他经常形影不离，开始时他的爸爸不允许他和我玩耍，觉得我太淘气，会把郭衡带坏，我那时也确实淘气，三年级时就带我妹妹爬上了幼儿园边上的烟筒，那烟筒高36米，我爬上去，摘下避雷针上的天线，向下挥舞。一下子曹欣的孩子爬烟筒就传遍全厂，那次回家就挨了一顿打。后来厂里还有一些孩子也爬上了那个烟筒，以证实自己的胆量。有一个孩子叫李新生，还从烟筒里面掉了下去，可能因为烟筒往上抽气的力量很大，托住了他，孩子又轻，加上多年没有清理，里面有将近两米的极细的黑色炉灰尘，居然没有摔坏。那个烟筒在76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了。
有一次，郭叔叔看见我和郭衡在演员剧团后面的水坑边上玩，就叫他回家，不许和我玩，郭衡不干，他爸爸就提着他的耳朵，都快提离地面了，把他往家提，他痛苦的咧着嘴，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别走，一会我就出来，等我”，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果然又跑了出来，左耳朵红红的，真是好兄弟讲义气，当时的情景至今都很清晰。后来他爸爸看打不散我们，就慢慢接受了我，我可以常去他们家玩，后来我在学校参加了鼓号队，郭大震叔叔还教我吹号呢。
那时我还和经济宿舍的一帮孩子在水泡子边上玩，我记得大家在讨论鸭子会游泳，鸡会不会的问题，赖庆力（赖志友叔叔的儿子）说，捉一只鸡扔到水里试试，我们就捉了一只鸡，扔到了水里，得出的结论是，不会游，但肯定淹不死，能够用翅膀扑腾上岸，落汤鸡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有的孩子又说，“母鸡下蛋，蛋在母鸡肚子里时壳是软的，一出来见风就变成硬壳了”，孩子们对这个问题意见不一争论起来，为证实在肚子里是不是硬壳，我们把一只在鸡窝里马上要下蛋的老母鸡捉来，用手使劲探索，把蛋捅破了，放掉那只鸡后，那只鸡一边跑一边从屁股里流着黄汤和蛋皮，最后得出结论，蛋在肚子里壳就是硬的。害的养那只鸡的老太太拿着扫把追着我们打。
那时我主要的爱好就是捉鸟，用弹弓打，用排网捉，好像上辈子和鸟有仇似的，死于我手下的各种鸟不下几千只，把弹弓的技艺也练的炉火纯青，15米以内的鸟基本上都跑不出我的手，但是鸟打死了就不好玩了，我们在一起的孩子就玩起了排网捉鸟和养鸟。要说排网捉鸟的起源还要说八一厂的马勋超叔叔，他是猎人世家，曾经参加过“冬猎”电影的拍摄，还从兴安岭捉回了两只狗熊幼崽，关在一个大笼子里。那时我们都跑去看，小狗熊后来送到动物园去了。他耐心的教我们如何制作排网，如何自己用竹片做梭子织网，他做的排网漂亮极了，整个排网没有一根铁丝，堪称精品，他教我们如何观察鸟的动向，如何下排网，什么季节捉什么样的鸟，鸟的生活习性，以及如何驯化捉来的鸟。我们也经常把在玉米杆里的玉米虫和在地里捉到的蝼蛄给他，这些都是捉鸟喂鸟的诱饵和食物。后来文化大革命初期把马勋超叔叔打成逍遥派，回了老家，至今也再没见过他。
有一天早上，我在楼下玩耍，碰见小珊阿姨（史超叔叔的爱人），她对我说，史超叔叔叫你帮个忙，我说好，随小珊阿姨到了她们家，史超叔叔对我说，“我在写剧本，可是外面树上的麻雀唧唧喳喳，吵死了，我都写不下去了，我去阳台轰，刚轰走回来坐下，又都回来了，实在没办法，你弹弓打的准，能不能帮我打下一只，这样麻雀就不敢来了，我还要赶快把剧本赶出来”。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让小珊阿姨把阳台门轻轻打开，我握着弹弓，拉开架势，刚要发射，麻雀一看见小珊阿姨背后的我，呼啦一下全飞走了，我很遗憾，对史超叔叔说，麻雀现在太精了，还没打就都跑了，史超叔叔说，那就算了，你去玩吧。我略有失望的下楼去了，第二天又遇到史超叔叔，他高兴的对我说，“晓欣可真有你的，昨天自从你露面以后，麻雀一天都没敢回来，哈哈哈。我踏踏实实把剧本写完了”。去年在301医院遇见史超叔叔，他还能记得那件几十年前的趣事那，他说那时我的淘气，连八一厂的鸟都知道。
还有韦林玉叔叔，他特别喜欢吃野味，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一天，我打鸟回来，大概打了将近10只麻雀吧，遇见韦叔叔，看见了我拿着的麻雀，说：“打了这么多麻雀，是准备给我的吧”？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原准备拿回家的，我爸爸喜欢吃炸麻雀。我说：韦叔叔，我正准备给您送过去那。韦叔叔高兴的说，“不用送了，我就拿回去了啊”。回来和我爸爸说起，我爸爸说，以后捉鸟，给韦叔叔送些去，他喜欢吃。
那时，厂里有很多孩子都在打麻雀，麻雀已经很精很不好打了，后来听到一个消息，说在五里店，（过了丰台路口就是五里店）。有一个养鸭场，那里麻雀特别多，我和李伟民、沈健、张森、张林等人就骑车去了五里店鸭厂，那个鸭厂是两排长约30米的房子，房子里没有隔断，是个大通趟的房子，一排房子大概四五个门，七八个窗户，对面是放鸭子的池塘，边上是一个种鸡场，排房前面是一排小树。每天早上，养鸭子的老头就把鸭子赶出来，轰到池塘里去，当房子里空了的时候，大量麻雀就趁着开窗通气的机会飞进房子里吃鸭子剩下的食物。我们经过观察，想出了一个捉鸟的好办法，做了一个大粘网，当鸭子都赶出去后，我们把所有门窗都关上，只留下离树最近的一扇门一扇窗开着，然后躲的远远的等着，大量的麻雀都纷纷从那一扇门窗涌入鸭房，一次大概就能进去1、2百只，然后我们弯腰贴着墙快速跑过去，把那门窗关起来，这样估计有将近200只麻雀就被关在鸭房里了，然后我们打开一扇门，把粘网支在那扇门前，两个人进去轰，几个人在粘网前捕捉，捉住后在麻雀脑袋上一捏，麻雀就死了，然后一抖罗，麻雀就掉在地上，装进书包。那撞网的麻雀实在太多了，都捏不过来了，最后累得我们手指头都不听使唤了，都快捏不死麻雀了，那一次，我们一天捉了将近200只麻雀，装了好几书包，到下午，我们满载而归，回到八一厂，大家坐地一分就兴高采烈的回家去了，我分到几十只鸟，爸爸说，“你赶快给韦叔叔送些去，这么多咱们也吃不完”。我们两家吃了好几天的美味。
此后，我们隔三差五的就去五里店捉麻雀，有一次，张林忽发奇想，他看到边上的种鸡厂，说：“咱们偷几个种鸡蛋回去，自己孵小鸡，因为那是种鸡下的蛋，孵出的小鸡一定可以在八一厂拔头份。我们趁没人的时候，用竹竿拨拉捡出了两个像鸭蛋一样大的种鸡蛋，带回了厂里，张林为此还做了一个孵蛋的箱子，里面放上灯泡，孵了起来，每天晚上还要对着灯泡观察，还真有一个鸡蛋好像能孵出来，对着灯光可以看到里面有些血管的网络，可是最后不知什么原因，还是没能孵出来。剥开蛋壳，里面的小鸡虽然死了，但已经是毛茸茸的了。
在八一厂小礼堂的东侧，排列着整整齐齐的8排平房，也叫经济宿舍，一排大概住五户，最后一排是演员剧团，其它七排都是八一厂的一些领导和职工，我记得在平房东侧的围墙下，挨着墙各家都用竹竿圈出一个个小围栏，还用木板做成一个个鸡窝，养着众多的鸡和兔子，各养各的，互不干扰，在两排平房的之间，各家门前，都种有一颗果树，以梨树为主，在对面每排房子的背后，是一大排葡萄架子，种着一溜葡萄。等梨和葡萄熟了的时候，我们这些胆大淘气的孩子就去偷梨和葡萄吃，当时，史文帜叔叔的家住在第四排最东边，这里不容易被人发现，最容易得手，我放学后，经常特意路过那里，去摘梨吃，有一次，我在摘梨，低处的梨被摘完了，我踮着脚尖全神贯注的摘高一些的梨，后面突然闪出一个人，说：“晓欣，你够不到吧，我给你搬个椅子吧”，我回头一看，正是梨树的主人史文帜叔叔，我赶紧红着脸说：“史叔叔，对不起”，撒丫子跑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还记得这件事。史文帜叔叔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史秦燕和我妹妹是同学，2002年八一厂子弟聚会，秦燕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晓欣，你小时候偷我们家梨”，然后就开怀大笑起来。2009年有一次我去厂里办事，遇见史文帜叔叔，我说，史叔叔，还记得我吗？史叔叔说，当然记得，是晓欣嘛。我说，“我小时候很淘气，还偷过你家的梨那，”。史叔叔说：“我记得当时还要给你搬板凳要你摘，你倒跑了，哈哈哈哈”。我说：“哪天我买一筐梨，去你家看你去”。史叔叔说“好呀”。在平房，还有一家葡萄种的很好吃，是严寄洲伯伯，他有一个儿子严可和一个女儿严小秋。严可和我同岁。晚上，我经常和张森，李伟民一起去偷葡萄吃，有一次，李伟民看见一串葡萄，刚想摘，把手伸上去一摸，发现那串葡萄动了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严可为防人摘葡萄，不知从哪弄来一个马蜂窝，挂在葡萄架下面，吓了我们一跳，但严可没想到的是，马蜂在晚上是看不见东西的，不会飞出来蛰人，我们还是照吃不误。
小时，厂里有一些孩子喜欢乐器，像冯元元、徐小宝、李小鸽等，经常7、8个人一伙，在游泳池边上的木头架子上吹拉弹唱，手风琴、二胡、小提琴、笛子，整个一个交响乐团。我们这些不喜欢乐器的孩子晚上就琢磨怎么玩新的游戏，当看见在夜色里有很多野猫在游荡觅食，在垃圾箱里钻来钻去，就和野猫较上了劲，开始是用弹弓打，后来由葛宁宁提议，做起了一个长约一米，高低宽窄比猫的身躯略大的捉猫的箱子，一面装上铁丝网，另一面安上一个活动门，里面放上死鸟引诱，活动门上做上一个机关，野猫一钻进去，门就自动落下，我记得第一只猫就是在大食堂后面的垃圾葙边上由葛宁宁逮住的，野猫被逮住后，被我们装进麻袋，前突后撞，厉害极了，我们也觉得很刺激，大家纷纷效仿，捉猫的方法也层出不穷，张林就是受电影“地雷战”的启发，在围墙底下的用于排水的洞口做了一个机关，把门上的弹簧钉在墙上，下面带一个铁丝做成的圆扣，地上挖个坑，埋上老鼠夹子，将一根引线引到弹簧的底端，当猫从厂外钻进来的时候，触动老鼠夹子，拉动弹簧，弹簧的力量就把铁丝拽紧，铁丝则正好套进猫的脖子，把猫提到了半空中，还真可以捉到猫。开始是为了好玩，捉到玩玩就放了，后来有人提议猫肉能吃，我们就开始杀猫吃肉，屠宰工作由李伟民完成，然后拿到厂外刘锡洋家炖，刘锡洋是磨剪子磨刀老师傅的儿子，他家有一个大的柴锅。不少猫都惨死于屠夫李伟民之手，当然，我这样说可不是责备他，因为我们是吃猫肉的既得利益者。
一次，有一只猫捉住后又逃脱了，我们这些孩子大呼小叫的在后面追赶，当猫跑到楼房拐角的时候，正好遇到张林从拐角那边过来，猫和人都没料到，那猫一窜就蹬上了张林的头，跳了过去，在猫跳过去的瞬间，就听见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我们吓坏了，不知张林被挠成什么样子了，也不知这声惨叫是人喊出来的还是猫叫出来的，上前去询问张林，只见张林吓得脸色惨白腿直哆嗦，他带着颤音说猫没有挠到他，是从肩膀上跳过去的，那声惨叫是张林发出来的,不过我看是张林和猫共同发出来的。哈哈哈，不过现在比较起来，还是喜欢乐器文明些，对今后也有用，起码可以自娱自乐，对猫的杀戮也过于残忍。不过当时我们玩的太快乐了，一生中能够留下一段那样快乐的回忆，回想起来也可以无憾了。
有些叔叔阿姨也是童心未泯，陪着小孩子一起玩些游戏，我记得下雨天，一些叔叔阿姨和孩子们一起在树下挖知了猴，就是蝉的幼虫，挖出来后放在盐水里泡着，吐完泥后炸着吃，很好吃。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教孩子做木工，自己作些小板凳，装东西的箱子等等。那时还在水缸里养海宝，喝海宝水，不知哪来的偏方，打公鸡血，在卫生室前排队，每人抱着一只公鸡，等着注射公鸡血。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叔叔阿姨还和孩子们一起做毛主席纪念章，用金属的主席像章做模子，用烙铁加热，然后按在有机玻璃上，这样有机玻璃上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头像，然后用清漆和上金粉抹在头像里，再把有机玻璃用钢锯锯成大致像章的形状，用砂纸、锉刀磨平，再用牙膏和布来抛光，做的非常精致。有些人还用废胶片做台灯罩，漂亮极了。
那时的八一厂，到处都充满着生机勃勃的朝气，刚建厂时我们父母这一辈都是二三十，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人，都是由军队各个部门挑选出的骨干和精英，他们从战场的硝烟中走出来，献身于八一厂，为我国我军的电影事业呕心沥血，大院里充满着温暖祥和的气氛，那个时候，八一厂生产出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像农奴、地道战、地雷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孩子们也在这样的氛围里快乐的成长，每天伴随着军号起床上学，听着喇叭里的长征组歌回家。
后来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所打破，随着举国的疯狂，八一厂也未能幸免，在小礼堂里，小礼堂外的木头台子上，经常会有批斗会，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我记得有一次把总政的肖华拉来批斗，“打倒肖华”的口号足足喊了20分钟，还有一次斗争彭勃叔叔，在全厂游街，造反派把他两只脚的鞋带系在一起，走几步就摔跤。江青也来八一厂煽风点火。那时我父亲也在被批斗的行列，发给他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的是“反动学术权威”。那是用一个纸篓糊的，每天回家，我父亲都把那个高帽子放在储藏室里，不让我们动，因为下次批斗时还要用，一次我偷偷拿出来戴了一下，我的脑袋太小，一下就套到肩膀卡住拿不下来了，后来还是父母帮着把脑袋褪了出来。
那时在厂里有三个主要的组织，革造会、军影红军、造反楼，分别在小食堂，少年之家，16楼（艺术楼）建起了总部。后来又制造出了816黑会的冤案，把陈冯严王张抓了起来，说他们要从天津调200人来武斗，还说开黑会列出了暗杀名单，一时间八一厂的气氛紧张起来，高音喇叭每天声嘶力竭，大字报铺天盖地，互相揭发谩骂。那时第一个顶不住这样的压力自杀的是郑洪叔叔，他是我们家的常客，我记得那时我和妹妹小秋从麻雀窝里掏来了一只还没长毛的小麻雀，在家里养着，一直养到那只小麻雀可以在屋里飞来飞去，那天，郑洪叔叔来串门，小麻雀突然落在他的肩上，郑洪叔叔吓了一跳，一挥手，把那只麻雀打落撞在门上，掉下来就死了，为此，小秋哭了一下午。我们这么熟悉的郑洪叔叔突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在小礼堂后面的小树林上吊自杀了，后来王冰叔叔也自杀了，他们都是八一厂的才子，我父亲一直摇头替他们惋惜。我们这些小孩子在这个氛围里受此影响也互相有了隔阂、戒心，跟随父母也分成了几派，失却了往日的情谊。
文革初期1966年我上初一，那时学校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破四旧，立四新。我那时虽然参加了红卫兵，但觉得和人家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不愿意参与他们的打砸抢，趁着学校停课闹革命，大串联的机会索性正好回家，昏天黑地的玩，成了典型的逍遥派。那时我们大院这些孩子每天除了玩，还打群架，为了在打架中不吃亏，每天还在练习摔跤，单双杠，打沙包，翻跟头。我记得罗浪伯伯的儿子罗火火还组织一些人拿着拳套在游泳池边上练西洋拳击，大人分派，小孩也分派。我那时也是打架的参与者。现在回想起来，因为什么打的架都回忆不起来，但不管因为什么都是荒唐的。
到了68年以后，复课闹革命开始了，上山下乡成为了主流，我那时16岁，我们终于要走入社会了，当时面临的选择很少，插队、兵团、参军、留城。家家都在为自己的孩子的出路奔忙，要走的都在整理着行装。那几年八一厂逐渐冷清了下来，恢复了一些生产，我父亲也恢复了工作，跟随“万水千山”摄制组在重走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我母亲则带着学生到农村，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八一厂的一些叔叔阿姨，有的恢复工作，有的回原籍，有的调往别的电影制片厂，有的到了山西曲沃的五七干校。我想经历了这场洗礼，可能都带着一些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心灵上的断壁残峘和对未来的茫然吧。
我那时经常送一些小时的玩伴和学校里的同学去上山下乡，到了北京站，映入眼帘的横幅大标语至今都记忆犹新，上面写着“雄鹰立志战寒疆”，张森、沈健去了延安，滕晨去了东北吉林插队，沈晔、郭衡去了内蒙，张林、王龙、庆力、洪澍去了内蒙建设兵团，王跃华去了新疆，我和赵学东、李伟民、冯元元等参了军，只有极少数留在了北京，那时的八一厂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人们都在四散离去，走在马路上，冷冷清清，我和妹妹小秋因父母不在北京，每天在食堂吃饭，就像厂里的流浪猫，那时我们全家最感激的就是王章叔叔和张婉华阿姨，他们夫妇把我和小秋当成自己的孩子，每天照顾我们的吃穿，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他们家吃饭，王章叔叔有两个女儿，王黎影、王黎威，黎影比我小4岁，她的性格像个男孩子，从小就非常聪明，也喜欢恶作剧，有一次她捡了一个破钱包，想出了一个捉弄人的主意，在破钱包的一头拴上一根鱼线，藏在大食堂的门后，把钱包扔在马路上，看哪个财迷来捡，还真有路过的人看见钱包，眼睛一亮，四顾无人，就弯腰去捡，眼看到手，这时黎影拉动绳子，钱包又跑了，抬头一看，看见了藏在门后笑作一团的黎影，只得尴尬的一笑，怏怏的进大食堂买饭去了。我们全家都喜欢王章叔叔烙的葱花饼，喜欢听他说话，幽默机智诙谐，至今萦绕于耳，王章叔叔已经故去，我们怀念他。
一九六九年，我参军的那一年，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的格外迅猛，铺天盖地来势汹汹，那一年的冬天也似乎格外寒冷，寒风呼号恐怖宇空，好像都在催促我们这些孩子不要留恋，驱赶着我们尽快离开北京，夜里躺在床上，听着外面寒风吹得电线发出像哨子一样的尖叫，白天飘着小雪花，阴沉沉的。总是不停的在侵彻着压抑的心胸。虽然已经发了军装，就等着通知出发时间了，但心里好像没有特别的喜悦，一片茫然，不知走出大院，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些大院子弟是严刑拷问还是接纳和包容。有一位叔叔曾经根据我的童年对我的人生做了预测，“说我不会平淡一生，要么是一个能力很强的能人，要么就是大大的恶人”。但他的预测并不准确，我既没什么能力成就大的事业，也没成为恶人，平平淡淡到了今天。
二月二十四号，出发的日子到了，我父亲随摄制组远在甘肃的天险腊子口，不能回来送我，我妈妈赶回来送我，那天是先在宣武区武装部集合，然后到牛街的回民中学集中乘车出发，进了回民中学，一共将近十辆解放卡车一字排开，门口有几个部队的连排级干部在一排桌子后面点名，点完名后，就上了后面的卡车。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上了车，桌子后面是送行人群，我用眼睛搜寻着，看见我妈妈的目光也在一辆车一辆车的搜寻着我，但她始终没有找到我，头上落了一层雪花。这个情景，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这是我离开八一厂走入社会的分水岭。随着车子的缓缓开出，我想从此以后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所遇到的也都是陌生的人，离开了八一厂那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我不由得留恋和惆怅起来，但是人终究要走向社会，参军又是最理想的选择，子承父志理所应当嘛。
今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60年华诞，回顾八一厂当年，建厂时二、三十岁的叔叔阿姨们现如今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有些叔叔阿姨已经离我们远去，有些小时的玩伴也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不由得让人有些心酸，伤感岁月的沧桑。回首往事，岁月荏苒，令人唏嘘不已。如果从外部审视八一厂，尽管带给我的不都是愉快的回忆，但高高的围墙使我们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叔叔阿姨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大院子弟都是我的兄弟姐妹，60年后的今天，大院又恢复了祥和平静，虽然八一厂起了很大变化，但叔叔阿姨们的高大形象和他们为电影事业所创造出的辉煌业绩，是我们这一代很难超越的。对于健在的叔叔阿姨们，我衷心祝福他（她）们健康长寿，对于逝去的灵魂，我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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