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仿造、伪造与辨别 日　　 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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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仿造、伪造与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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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青铜器鉴定的一些小方法
铭文青铜器鉴定的一些小方法
&中国收藏联盟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88号开开广场
&日(距今457天)
铭文青铜器鉴定的一些小方法
各青铜器鉴定，出手 找私下买家 请找我
如何鉴别青铜器
由于国内青铜器收藏市场的整体水平不高，导致圈里对青铜器的认识不足，其实只要是真心喜欢，潜心研究，鉴别青铜器并不难。可以从锈色、手感和声响、花纹和款识、铜质与器式等几个方面进行鉴定。
一般说来，流传至今的大多是出土铜器，常见有绿锈、红锈、蓝锈、紫绣等。拿到一件铜器，先要用眼看，若锈色与器体合一，深浅一致合度，坚实匀净，莹润、自然，则为自然生成的锈色。若锈色浮在器物之上，绿而不莹，表皮锈，而且不润泽、刺眼，就是伪锈了。
二 手感和声响
用手掂量，若过轻或过重就要引起注意了。另外还可用手敲击实物，听其声响，若声微细而轻脆则可;若声浑浊，发出“嗡”音，则需提高警惕了。
三 花纹和款识
这是鉴别铜器的一个重点。夏代铜器花纹简单;商代花纹华丽繁缛，且多遍体生花;西周大致与商同，但后期趋向素朴;春秋战国的花纹清新活泼;秦汉重实用。至于款识，主要可从其字体加以辨别。商代字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周朝早期沿袭波磔体;春秋时书体有肥体和瘦体;战国金文字体大金不考究;秦朝统一了文字，通用小篆。
四 铜质与器式
铜质的鉴别较简便，翻看铜器的底，若出黄铜质地，则是伪品;足底若已伪制了铜色，用热碱水刷洗，就能看到其本来面目。除要记清楚铜器的器式、名称外，还要了解什么年代铸什么铜器、什么样式的铜器是什么年代铸的。例如钫，钫是方形，盛器，是战国末期出现的;若其按三代作工、锈色制，为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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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手里藏品不知道其价值；
& &2、藏品有价值找不到出手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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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藏联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上海唯一合作单位
& &中博文物、艺术鉴定专家：
& &蔡国声 单国强、徐荣来（鉴定专家、考古学家）、蒋文光、张淑芬、张燕燕等轮流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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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镶嵌琉璃错金银漆 咨询价
商晚期 青铜兽面纹羊首尊 500-800万 万
汉代 青铜马 万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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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晚期 青铜饕餮纹鼎 500-800万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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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西周早期 公元 860-950万 万
西周 青铜提梁卣 320-400万 万
商晚期?青铜兽面纹斝 400-600万 万
商代晚期/西周早期 A 无底价
古玩小知识
青铜器工艺是中国独有的，因而在漫长的历史流传中，不少器物成为世界级的藏品，近十年来，在海内外拍卖场上虽然只是零星出现，但不乏高价成交的拍品。
2001年，一件“皿天全”方罍在纽约拍出924.6万美元。2006年，西周青铜器“周宜壶”在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会上以2640万元成交，创下内地青铜器拍卖纪录。2007年，纽约苏富比(微博)推出了纽约水牛城Albright-Knox艺术博物馆旧藏品专拍，其中商代晚期青铜带盖方斝以810.4万美元的高价成交。也是在同一年，香港苏富比征得当年圆明园流散的十二生肖马首铜像，拍卖成交价高达6910万港币。
青铜器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铭文，青铜器铭文又称为金文，今天我们所说的金文就是青铜器里的铭文，也叫大篆。汉篆是小篆，篆书就叫小篆。金文实际它最早从商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它和甲骨文是同时并排并齐，甲骨文稍比金文早一点，也早不了多少，基本是一个时期。甲骨文、金文，但是甲骨文一传下去就没有了，甲骨文是象形的，完全基本上是按照形走的。甲骨文不太好认，金文也是象形的，基本上是以人的动作为主的，但是金文流传下来了，金文下边就是大篆，下边就是小篆、篆书，篆书从金文里边变来的，金文里边篆书完了隶书、汉隶，汉代开始隶书了，完了再往下边宋代的是宋体的。一直传到现在的文字都是从金文大篆里边来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所写的纹都是从青铜器的铭文里边发展过来的。但是金文里头现在各种青铜器里边出现了有三万多字，能识别的有60%，三千多字，能识别的有60%。铭文最早应该是在商代中期左右的铜器上出现了，一般来讲一个字，当时那个字现在人说是族徽，什么是祖徽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在这儿，一个鹿就算一个祖徽，也有的是一个旗子，还有的是一个镉，打仗的那个镉头，还有一个小鸟，一个小鸟站在上面，还有一个脚印，一个小脚印在上边，那就是一个族的族徽。现在说的都是族徽，这是最早一个字的，慢慢到发展的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像妇好墓的“妇好”俩字，逐渐发展司母戊鼎“司母戊”，现在叫“后母戊鼎”。后母戊，原来叫司母戊，后来改成后母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司母不是太准确，后母可以直接指他的后母，就是老太太，他的后母，后母不是后妈，等于他母亲、太后这个意思。后母戊的这个鼎，这是什么原因呢?最早定名的时候原来是郭沫若在呢，是郭沫若主持定的司母戊。当然这么多年就有很多人提出异议来了，最后郭老走了多少年以后有很多学者还是认为后母戊为主，所以把这个字，后母戊给改过来了，后母比较恰当。
铭文青铜器鉴定的一些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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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仿造、伪造与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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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仿造、伪造与辨别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 点击数： 更新时间： 7:31:04
&&&&全器伪作大约有两种方式：&
&&&&1、不以真器为模本，而是自行设计形制、纹饰。在设计时可能参考《考古图》、《博古图》等书所著录之图像及铭文，这些书摹绘本已多失真，再加上作伪者又常对器形与纹饰作局部改造，铭文亦多加以杜撰，于是使此种伪器常出现形制、纹饰不合规范，形制与纹饰不吻合及铭文字体、文句不合古法之漏洞，多见于乾隆以前伪器，在《西清古鉴》等书中即可以看到此种器物。如该书之“商父庚鼎”，形制虽无大错，但口下涡纹带间夹以兽面，商鼎纹饰无此种形式，显为伪制；又如“周仲尊”双耳半环式，实是西周期壶形，但耳间纹饰却为饕餮与曲身夔龙，器形晚而纹饰早，圈足上纹饰也为西周时器所不见，铭文亦不通。这种全伪之器，在著录刘体智藏器的《善斋吉金录》中亦有不少，如“子觯二”，西周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之形制，但纹饰形式似觚纹，而且带扉棱，皆为西周觯所不见。容庚先生以为伪，甚是。此种全伪器中，有一著名之器应该提到，即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晋侯盘(又称“晋侯平戎盘”)，盘内底有铭文五百五十字，有错金银纹饰。其铭文为刻成，拙劣，文辞杂取自散氏盘、石鼓文及《尚书》、《左传》，双耳制造不佳，圈足为焊接，内底呈圆形凹陷。此盘约伪造于乾隆时，曾藏于清怡王府，同治九年(1870)流入英国。&
&&&&2。以真器为模，用翻砂的方法或失蜡法(贴蜡法)铸成。多见于乾、嘉以后。以此种方式所作伪器，由于形制合于规范，且往往又于其上创造假锈，故较难识破，尤其是作伪高手制品，几乎能乱真。但研究者们经数年探讨已积累了一定的辨伪经验，主要是从青铜器铸&
&&&&作技术角度进行辨伪，其要点可以概括为：&
&&&&(1)新铸伪器一般比等大的原器沉重。这是因为商周青铜器长期埋葬于土中，多已经缓慢腐蚀，铜质已有不周程度的朽坏，而伪器无长期腐蚀过程。如陈佩芬先生曾著文公布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晚期师兑簋，重4.28公斤，而按原器伪制之器，尺寸与原器相似，但比原器重0.26公斤。由于有此种现象，故有经验的鉴定者都有用手掂量亦可感知真伪的体会。&
&&&&(2)用失蜡法(贴蜡法)所铸伪器器表无突起的范线。商周铜器多采用块范法铸造，合范浇铸后，器表多留有范线。用失蜡法制伪器既不用块范，故器表不可能有任何范线。用此种方法制模，是先于外范上贴蜡，分割成几块，然后拼合在一起。这样在浇注铜液后，即会在器表上看到蜡模拼合处所留下的凹陷的痕迹，与块范法铸器凸起之范线形状显然不同。&
&&&&(3)伪作器多无垫片。古代用块范法铸造，需用碎铜片按一定方式垫在内外范间以固定二者间距离。有的青铜器甚至能在体表凭肉眼看见垫片。但作伪者，特别是早期作伪者，限于对商周铸铜技术的了解程度，一般并不懂得使用垫片，更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不同时期垫片的分布方式，因此垫片的有无与垫片的分布方式可作为判定真伪的的重要参考。关于商周铜器内垫片的分布方式，台北故宫博物院张世贤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他用强度可达200KV的x光透视机对若干商周铜器进行观察的结果，发现商器腹底垫片一般不超过三个，放置在模、范之间距离最小的地方，呈三角排列，器壁上很少见垫片。西周时器(如鼎)腹底垫片数目皆多于三，比较常见形式是除在靠近底纹部分有三个垫片，呈小三角形排列(或在足与足间呈大三角形排列)外，每足旁又各有一或两个垫片对称排列，此时期器壁上有数量甚多的垫片。春秋战图时期圆形器腹底与器盖垫片也多作有规则的(如呈环状)排列，方形器则不规则。此时器壁较薄，故垫片使用极多。张文并介绍用强力X光机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毛公鼎进行透视的结果，知其垫片的分布及其他内部特征与大部分西周铜器表现的一样，从而肯定其为真器。&
&&&&(4)古代以块范法铸造的青铜器，表面较严密、光洁，而用翻砂或失蜡法所制伪器表面有时会出现砂眼、缩孔等现象。&
&&&&(5)新铸伪品所做锈与真锈有区别。古代青铜器长久埋于地下，与潮湿土壤、地下水及其他诸种有机、无机物相接触，表层即会发生化学反应而生锈，由于此种锈是逐渐生成的，故有复杂的层次，诸层次色泽不同，且周围边缘有自然的断面。其质料坚硬，用指甲剥抠不易脱落，用刀剔或用锤敲击后会成片或成块脱落。但假锈是用人工方法在较短时间内造成的，故与真锈在形态、质地方面均有别。&
&&&&据宋、明、清历代文献记载，假锈的制作有多种方法。如上文提到的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即曾讲述时人制作假锈方法是以水银夹锡末，涂于新制的古器上，令匀，然后以浓醋调细砂(按：即氯化Salammoniac)末，以笔蘸于器上，调成腊茶面色或漆色，立即浸入新汲水中。不入水即变成纯翠色。&
&&&&自近代以来，作假锈的方法更为丰富，对于各类假锈之制法，近年来曾有多位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先生作过研究，并指出了识别各类假锈的方法。概言之，有的假锈是用漆调色涂抹在器表制成，其色泽、层次复杂、自然，但不结实且发白，用指甲即能抠掉，用碱水煮，用酒精、香蕉水揩之亦皆可去掉。还有的假锈是用硫酸铜加化学品在潮湿环境下生成，其质地坚硬不易剥抠，但浮薄、层次单调。也有的假锈是将铜器浸泡于醋、石灰、盐水中，再埋入地下，经几年后生成，但其亦层次浅薄，颜色带土气，疏松而不坚硬。这后两种假锈均可用硝酸、氨水揩除，露出铜之本色。
&&&&(三)真器作伪铭&
&&&&凡属此种类型者多是在原来无铭的真器上伪制铭文，而且常选择大口器，如鼎、簋、盘、F之类，因为于这些器类上后制铭文较容易。前文已提到，于真器上作伪铭，兴盛于乾隆以后。咸丰以前，此方面的名手有陕西的苏兆年(即苏七)及其兄苏亿年(即苏六)、张二铭(即凤眼张)。商承祚先生曾指出，叶志铣藏器中有不少陕西人伪刻之器，朱为弼《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此种伪铭最多。陕西作伪者多在真器上刻铭，可能与该地多有素器出土(秦更年《金文辨伪》)有关。咸丰以后，同治、光绪降至民国期间，山东济南、河北衡水(居住北京)、潍县与苏州也皆有不少作伪铭之好手。乾隆以后于无铭真器上制作的假铭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伪刻铭文虽有所本，但字体、内容与真器器形时代不相合，或铭文自名与器类不相合，出现明显的错误。这是由于作伪者对商周青铜器及铭文缺乏断代知识所致。凡属此种情况今已较易辨识。例如《善斋吉金录》“诸女F”，器真，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形制，但铭文却属殷代晚期，显为后刻，此伪铭乃转摹自《三代吉金文存》五者婚方觥铭，是书标器名为“F”，但实是觥，作伪铭者不知，故以其铭文摹刻于F。又如同书“叔宾父铺”，在西周晚期铺上刻假铭“叔宾父乍宝S，子子孙孙永用”，以铺为S，是作伪铭者不懂二者之差异，故露了马脚。再如《善斋吉金录》“中义父鼎”，是在西周早期鼎上伪刻西周晚期偏早之中义父鼎铭，器形与铭文年代发生矛盾。铭文实仿于《三代吉金文存》中义父鼎铭文。&
&&&&二是真器与伪铭时代大致相合，伪铭亦有所本，但字体较松散、呆板，没有真铭之神态。此种伪铭如与其所本真器铭相比较，其为伪刻可一目了然，如《善斋吉金录》“白色彝”，器形为西周早期偏晚之簋，铭文六字为后刻，实转摹自《斋吉金录》鼎一五之铭文，两相对照，簋铭之伪即很明显。&
&&&&战国时期兵器本多刻铭，故作伪者多喜将无铭之战国器上加刻伪铭，且亦多有所本或略加改动，但伪刻字体笔画往往显呆滞且间有错字。&
&&&&三是于真器上加刻伪铭，并无所本。纯出于杜撰、字体往往拙劣，文词亦多不通。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西周弦纹鼎，器真属西周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其上伪刻六字，几不成字，为伪刻中下乘之作，且字体原欲仿商器，亦与此鼎制不合。又如《善斋吉金录》之“霉小保下、柱上有铭，但字体松散无章法、且柱上误将“彝”字写成似“J”的字。再如戈铭，是在战国时戈上加刻之伪铭，字体死板并有错误，且“孝于大宗”句只适合用于祭祀所用之酒食器及乐器，亦不适合兵器。凡此违背器物性质、用途的铭文均属伪作。&
&&&&在此种后刻伪铭中，多见仿宋人金文著录著作中已变形的书体，笔道末尾作尖头，笔画软弱无力，且时有错字及不辞之处，凡此多属清中、晚期作品。今皆不难辨识。《善斋吉金录》中所收之“齐侯豆”，是在战国铜豆上刻伪铭，文字可能参考了齐侯敦，但文句出于杜撰，字体亦近宋人变形体，且多有讹误。&
&&&&除以上在原无铭的真器上刻假铭外，亦有的作伪者在真器原铭前后又增刻伪铭，此增刻部分笔法、气韵均与原铭不符，且伪铭为刻成，与原铸铭字口及锈色亦皆不合。典型例子即《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之遂启祺鼎，原铭九字，于道光年间该铭前后被作伪者加到了一百二十四个字。&
&&&&对于伪刻铭文的辨识，上面讲到要从内容、字体等方面着眼，但当作伪技术较高或作伪者对青铜器属内行，以上两点无明显错误时，判断是否伪刻，即需要仔细观察笔刻、字口。凡铸成的真铭文如是阴文，字口与横直交接处均较圆，字口内锈色与素地相一致。但伪刻铭文字口多方直，由于使用錾子而留有痕迹，且必然损伤原器氧化皮色，所作假锈与原器素地亦不相协调。&
&&&&由于刻铭存在以上致命弱点，所以进入民国后，作伪者开始采用腐蚀方法作假铭文，即先在器表涂蜡，再于上刻字，然后用硝酸或三氯化铁之类腐蚀字口，使器表形成阴文。这样做出的伪铭不再有刻文那錾痕，但由于涂腐蚀剂时，有时在量上会把握不准，例如涂的不匀称，会使字口深浅不一，甚至有断笔。而当腐蚀过度时，又会使铭文臃肿不堪。这种假铭的例子，如容庚先生指出的《善斋吉金录》中的师麻孝叔、申比父豆。又如罗福颐先生所指出的伪铭，此铭即因腐蚀过度，文字已粗笨无笔法。近年，又有学者深入考察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兮甲盘”，将此器形制、铭文与《商周彝器通考》所载真器器形、《三代吉金文存》所收此真器铭文相比照，断定其器真而铭伪，伪铭即是用腐蚀法做成的，而且可以看出有笔划不连贯，缺笔划或过于粗肥、臃肿之毛病。&
&&&&(四)真器后制伪纹饰&
&&&&此种作伪类型包括在原本素面无纹的真器上作伪纹饰与在有简单纹饰的真器上增补伪纹饰两种情况。其中比较好辨识的是，作伪者对青铜器纹饰之时代特征缺乏深入了解，故而“张冠李戴”，如在东周时期青铜器上刻商代流行的纹饰。但亦有作伪纹饰与器形时代大致相合的，此种伪纹饰如刻工技术不高，纹饰形象与商周铜器纹饰不合，亦较易辨认出来。但入民国以后(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伪制纹饰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如罗福颐先生曾指出，《梦帏草堂吉金图续编》二十四之果尊，原素面无纹饰，1946年入北京厂肆后被作伪者在尊腹刻纹饰一圈，由于刻工甚好，如不与原器相比较即难以辨认。所以遇到此种情况，判定纹饰之真伪即要审慎，需对纹饰制作手段作精细的考察。伪刻纹饰具有与上述伪刻铭文相近同的一些难以避免的破绽，仔细观察是可与铸成的真纹饰相区别的。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多有三层花(如地纹最低，主纹饰高出地纹，而饕餮纹之类的目纹又高出主纹饰)，这是伪刻纹饰难以作出的。少数伪刻纹饰亦可能高出器表，乃是用工具在器表錾出的，但被起走的底子往往不平且留有刀痕。也有的高出器表的纹饰是用铜片或锡、铅片焊贴上的。据程长新等同志所撰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乙父癸觯”纹饰即是用锡或铅片贴成，但花纹粗糙、死板，与殷代铜器纹饰的风格难以相融。
文章录入：张春&&&&责任编辑：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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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青铜器保护修复方案研究
内容提要∶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的青铜文物是该墓地重要的文化遗存资料之一。但这些青铜器腐蚀氧化极为严重，本文对其腐蚀氧化情况进行分类，并提取个别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检测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保护修复好这些青铜器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制定出总体处理方案。为论证该方案的可行性，笔者对其中数件急需处理的器物进行了保护修复处理，时隔近两年，证实处理效果甚为理想。因此，该方案对处理该墓地所出土的青铜器具有较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横岭山青铜器保护方案
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有青铜文物共130多件，它们是该墓地重要的文化遗存资料之一。但这些青铜器在地下埋藏期间，由于受到各种化学物质的侵蚀，腐蚀氧化极为严重，需要进行保护修复处理。
该批青铜器就其腐蚀氧化程度来说，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氧化较轻的铜器，这类铜器的铜芯基体保存甚好，在铜芯基体的表面因腐蚀氧化而形成有一层薄而光亮的层膜，光膜层与铜芯基体粘连牢固结实，硬度大，表面洁净，没有附着其它的锈蚀产物。如“黑漆古青铜矛”（M34：2）等。此类铜器的腐蚀氧化是属于“光膜表层型”腐蚀氧化，其形成的表面“光膜”自身具有一定的抗腐蚀能力［1］。
第二大类是腐蚀氧化较为严重的铜器，这类铜器表面的金属基体往往是因腐蚀氧化而转变成一层较厚而致密的锈蚀产物，锈蚀产物下仍保存着较为完整的铜芯基体，如青铜甬钟（M182:1、M182:14）等，但这类铜器中有部分的铜芯基体会因腐蚀氧化而改变了它原来的金属颜色，由青铜色变成了赤红铜色或暗褐红色，已成为氧化亚铜，此类铜器的器壁一般都较厚，但铜性却较为脆弱，容易折断。如：西周铜鼎（M201：1）、铜戈（M808：1、M182∶2）、“铜矛”（M034∶1）等等；
第三大类是腐蚀氧化极为严重的铜器，这类铜器又可分为两种不同腐蚀氧化程度的状况。笫一种是青铜器已完全腐蚀氧化，器物已没有铜芯基体的存在，腐蚀氧化后的器物十分脆弱，一碰就损坏，但锈层结构致密度较高，表面形成有一层光膜，像这类腐蚀氧化程度的器物，一般都是器体较薄的器物，如铜篾刀（M306∶2）、刮刀等；笫二种是器物已大部分腐蚀氧化，仅在某些器体较厚的部位仍残留有极少量的铜芯基体，腐蚀氧化后的器物表面都有一层光膜，光膜层上不但有因器物内部锈层腐蚀膨胀而被破坏的情况，而且还布满了许多星星点点的锈蚀坑洞和大大小小的裂缝（见图一、图二），锈蚀坑洞里生长有疏松结构状态的粉蓝绿色、粉绿色或是粉白色的锈蚀产物，这些锈蚀坑洞有向铜胎内部继续深入扩散的情况，如“铜刮刀”（M303：3）、“铜矛”（M4∶12、M309∶1、M005∶1）等等。
在这三大类不同腐蚀氧化程度的青铜器中，以第三大类的腐蚀氧化程度最为危险，象这类腐蚀氧化程度的青铜器如不立即进行保护修复处理，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会大部分烂掉。另外，第二大类腐蚀氧化程度的青铜器如不进行保护修复处理的话，其表面的锈蚀层仍然会继续往里侵蚀，把青铜器蚀坏。而第一大类腐蚀氧化程度的青铜器，如不进行缓蚀和封护处理的话，也会在日后的使用（陈列、研究等）过程中，因受到氯化物的侵害而造成破坏。
针对这批青铜器的腐蚀氧化情况，制定保护修复方案如下∶
一、检测分析工作
&对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实施保护和修复前，必须要先进行检测分析工作，通过检测分析来查清该墓地出土的待保护或修复的青铜器的锈蚀状况和锈蚀的机理及其原因，为下一步的防锈、除锈、加固和修补复原工作提供必不可少的科学分析数据。
&&& 检测分析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析该墓地所出土的待保护修复处理的青铜器各种金属元素的含量，通过分析来了解这些青铜器铸造时的各种金属的含量情况；
第二、分析该墓地所出土的待保护修复处理的青铜器上锈蚀产物物相结构，通过物相结构的检测分析，查明这些青铜器是否已受到氯化物的侵蚀；
第三、分析青铜器粘着附带回来的墓葬填土，通过对这些粘土的分析来了解青铜器所埋藏的填土的酸碱度及其是否带有氯化物。
在对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检测分析时，由于文物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的实物见证，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同时，又因为文物具有不可再造性的特点，所以，除极个别特殊的情况外，是绝对不能够采用对器物本体（锈蚀附着物除外）具有破坏性（如粉碎、溶解或熔融）的检测分析方法，只能选用一些对器物无损伤的或是采样量极微少的现代分析方法来进行检测分析。综合国内外当今在青铜文物检测分析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结合我们所观察到的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的实际情况和前期所作的试验，该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工作拟采用下列的方法来进行∶
1、青铜器合金成份的检测分析方法
可用来对青铜器的合金成份进行检测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化学检测分析法”和“仪器检测分析法”两种，经实践证明，这两种检测分析方法只要选用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所使用的仪器恰当，就能够相当准确地检测出青铜文物的合金成份。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就曾分别采用这两种方法中的“化学法”、“发射光谱法”、“燃烧碘量法测定硫”和“硬度计测定法”来成功地测定了91件“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物的合金成份［2］，随后张日清、曲长芝先生又单独使用“同位素X射线荧光分析仪”成功地对64件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合金成分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并进行了同位素源激发“X-荧光分析”与“化学分析”的可靠程度检测分析比较，得出“同位素X-荧光分析法是一个比较简便的适合于考古工作中非破坏性成份分析技术”的结论［3］。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现代化高科技检测仪器的出现，人们在对古代青铜器进行合金成份（元素）检测分析时都较为主张使用无论是在文物安全方面还是在数据的准确性方面都比“化学检测分析法”更为优越的高科技仪器来进行检测分析。
目前，国内采用来对青铜文物的合金成份进行无损伤检测分析工作所使用的仪器主要有 “电子探针（EPMA）”、“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ICP）”、“X-射线能谱仪（EDS）”、“X-射线荧光分析谱仪”和“原子吸收仪（AAS）”等等，这些先进的高科技检测仪器都能比较准确地检测出各种青铜文物的合金成分（元素），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刘煜、原思训等人就曾利用“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ICP）”成功地分析了“山西曲沃天马一曲村周代晋国墓地”出土的98件青铜器的合金成分［4］，我们也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采用“EDAχ9100χ射线能量色散仪”成功地对馆藏的一件有真伪之争议的青铜器“虎食人卣”进行了无损伤的合金成份分析［5］。在这五种检测方法中，前两种是定量检测，后三种是半定量检测。定量检测方法所检测出来的数据要比半定量检测方法所检测出来的数据准确，但由于这两种定量检测方法在实际操作时会对被检测的文物造成一定的伤害，如需打磨抛光（电子探针法）或采样量多而且采集的样品被溶化（激光显微发射光谱法），所以，除非是特殊需要，一般是不宜使用这两种定量检测方法。相对于这两种定量检测方法来说，后三种半定量检测方法采样量较少，而且不会或基本不会对器物造成损伤，虽然其所检测出来的数据没有前两种定量检测方法所检测出来的数据准确，但也是属于比较准确或相对准确的，因为这三种半定量检测方法基本上是能够将通常需要了解的青铜器合金成份的元素都检测分析出来，如“X-射线能谱仪（EDS）”它能够将化学元素原子序数中排列在第11位的钠［Na］以上的所有化学元素都检测分析出来，所以，其检测出来的数据是属于比较准确的，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对青铜器合金成份的了解，这就是当今国内大多数人都喜欢使用“X-射线能谱仪（EDS）”来检测青铜器合金成分的原因。
我们在对个别青铜器进行金相组织分析进行检测时曾利用广东工业大学实验研究中心配置的“X-射线能量色散谱仪”对其中的青铜鼎（M201∶1）足尖断面和青铜戈（M080：1）内部断面选点抛光进行合金成分半定量检测（见表一）。
表一& 青铜鼎（M201∶1）和青铜戈（M080：1）金属芯合金成份检测结果
从检测结果可见铜鼎主要是由铜和锡并含有少量铅铸造而成的二元合金青铜器，铜戈则主要是由铜和锡及铅铸造而成的三元合金青铜器（见表一）。
2、青铜器上锈蚀产物物相的检测分析方法
对于青铜器上锈蚀产物的物相检测分析工作通常可以利用“电子射线衍射仪”、“X-射线（粉晶）衍射仪（XRD）”和“红外光谱（IR）仪”等先进的科学仪器来进行检测分析，这些分析仪器的共同特点就是不会对青铜文物造成损伤或因采样量极少而基本上不会对青铜器造成损伤。其中的“X-射线（粉晶）衍射仪”是被公认为对青铜文物的锈蚀产物进行物相分析比较成功的一种方法，因为“X-射线（粉晶）衍射分析”方法在断定矿相的组成中是十分有效的，所以，目前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对青铜器锈蚀产物进行物相检测分析工作普遍使用的都是以“X射线（粉晶）衍射分析”方法为主，而且都能成功地检测出锈蚀产物的物相，如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王蕙贞、宋迪生等人也曾通过利用日本理学“D/max-3x-射线衍射仪”对陕西及河北等多个不同地方出土的不同时期青铜器上的锈蚀产物进行检测分析后指出，锈蚀产物中“还有副氯铜矿和氯铜矿，而不像通常所说的铜锈就是碱式碳酸铜，粉状锈就是碱式氯化铜”［6］，从而提出了青铜器文物锈蚀机理的新观点。在使用“X-射线（粉晶）衍射分析（XRM）”来对锈蚀产物的物相进行检测时，为确认锈蚀产物的物相，也可以结合其它的检测手段来进行检测，如河南博物院的铁付德、陈卫等人就曾利用“X-射线（粉晶）衍射分析法（XRM）”结合“能谱元素分析（EDAX）”和“扫描电镜分析（SEM）”成功地对180多件“郑韩故城”外廓城内东南部白庙范村出土的带铭战国青铜兵器上的腐蚀产物进行了物相分析［7］，而甘肃省博物馆马清林等人也曾在使用“X-射线（粉晶）衍射分析仪（XRM）”对灵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X-射线（粉晶）衍射分析检测（XRM）”的同时，再增加使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谱仪”来作为辅助检测分析，增强了检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8]。因此，我们在对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锈蚀产物进行物相检测分析时，主要地也是选用“X-射线（粉晶）衍射仪（XRM）”来进行检测分析，必要时作为辅助的手段也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些其他的检测仪器来作为辅助的检测分析。
3、青铜器上氯离子（CI-）的检测方法
要判断青铜器是否已受到氯离子（CI-）的侵蚀有很多种方法，其中有一种是凭肉眼观察青铜器上锈蚀产物的颜色和形貌来进行判断的，因为这一方法认为, 凡是已受到氯化物侵蚀的青铜器其锈蚀产物的形貌是疏松的，颜色是亮绿色或鲜绿色的，但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单凭锈蚀产物的颜色和形貌来判断青铜器是否已受到氯化物侵蚀的做法已不够科学，因为有些已受到氯化物侵蚀的青铜器其锈蚀产物的颜色就不单是亮绿色或鲜绿色的，有些是墨绿色或灰绿色的，甚至是白色或灰白色的，而且其形貌也不单是粉状的，还有些是蜡状或呈粘性的[9]，一些锈蚀产物的表面颜色虽然是鲜绿色的或其形貌是点蚀疏松状的，但经采样检测，它又没有氯化物，另外还有一些潜藏于青铜器物上的氯离子（CI-），当其还没有形成锈蚀产物时，就根本不可能从颜色和形貌上判断出该器物是否已受到氯离子（CI-）的侵蚀，等等。因此，锈蚀产物的绿色和疏松只能是作为一种提示，提请我们对它的注意。所以，我们要判断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是否已受到氯离子（CI-）的侵蚀，主要依靠的是科学检测方法，要通过科学检测的方法来确认。科学检测方法有“仪器检测分析法”和“化学定性分析法”。
（1）仪器检测分析法
“仪器检测分析法”就是通过使用科学仪器对青铜器的锈蚀产物进行合金成份检测或物相分析来查清该器物是否已受到氯离子（CI-）的侵蚀或潜在有受到氯离子（CI-）侵蚀的威胁，如采用“X-射线能谱仪（EDS）”来进行合金成份检测的话，由于“X-射线能谱仪（EDS）”能够检测出化学元素原子序数中排列在第11位的钠［Na］以后的所有元素，如果青铜文物上的锈蚀产物中存在有氯元素的话，氯［CI］在化学元素原子序数中排列第17位，所以，它就一定能够作为青铜器的合金元素之一而被检测出来；如采用“X-射线（粉晶）衍射仪（XRM）”来进行物相检测分析的话，由于“X-射线（粉晶）衍射仪（XRM）”是根据物质晶体的衍射效应来测定晶体的内部结构和鉴别晶体的物相，从而确定被测样品的物质组成的，所以，作为结晶物质的氯化物，如果它存在于青铜器锈蚀产物上的话，就一定会以氯化亚铜［CuCI］和副氯铜矿或氯铜矿[Cu2（OH）3CI]等氯化合物的“相”而被检测指示出来，但被检测的样品中氯离子（CI-）如果是以单质或其混合物存在于青铜器锈蚀产物上的话，指示出的则是“元素”。由于运用科学仪器能快速、准确地检测出青铜器送检样品是否已受到氯化物的侵蚀，所以，目前国内外文博界都基本上是采用仪器来检测判断青铜器是否已受到氯离子侵蚀的[10]。
（2）化学定性分析法
“化学定性分析”有很多种分析方法，目前采用较多的主要是“硝酸银检测法”。“硝酸银检测法”又有两种具体的做法∶一种是将待检测的青铜器浸泡在纯水或蒸馏水中数天，让潜藏于青铜器上的可溶性氯化物溶在水中，然后用玻璃管取少量的浸泡液，并用0.1N的稀硝酸进行酸化，再用吸管滴进数滴浓度为5%的“硝酸银”溶液，此时用肉眼观察，如能见到浸泡液中出现有白色物质沉淀（氯化银）的话，那么，就说明了该青铜器含有氯化物。1983年10月至1985年10月间，我们在对“广州西汉南越王（文帝）墓”出土的青铜器及铁器进行修复保护工作时，就是采用了这一检测方法来进行氯化物检测分析的，其检测结果与送到北京矿冶研究院利用科学仪器所作的检测结果一样[11]；另一种是把少量的锈蚀产物放置在烧杯中，然后用浓度为6M（摩尔）的硝酸进行溶解、酸化，再在通风透气较好的条件下加热煮沸，去除可能会造成干扰的其他离子，待其冷却后再滴加进浓度为5%的硝酸银溶液数滴，此时如出现有白色的沉淀物（氯化银），则显示其存在有氯离子（CI-），说明青铜器已受到氯化物的侵蚀。
在这两种“硝酸银检测方法”中，第一种检测方法十分简单、方便、而且也相当安全，由于不用在器物上取样品，所以，根本不会对青铜文物造成损伤。但由于被检测的青铜器需用水浸泡，所以要求被检测的青铜器其铜胎基体一定要较好，而且，因为青铜器上的氯化产物一般是不易溶于水的，所以用水浸泡只能将附着于青铜器表面或隐藏于缝隙间的盐类物质溶解和清洗下来，如果青铜器虽有氯化产物但表面却没有易溶于水的盐类物质的话，其检测结果就会出现不准确的情况。因此，像该墓地腐蚀氧化如此之严重的青铜器物，一般是不能单靠这一方法来进行检测分析。第二种检测方法由于使用了硝酸来把锈蚀产物中的氯化物溶解分离出来（化学方程式为：AgNO3+CI-=AgCI↓+NO3-），所以，其检测结果相对于第一种检测方法来说是较为准确的。因此，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如采用“硝酸银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的话，对于像“黑漆古”铜矛（M34∶2）这类铜胎基体较好而器表又没有浮锈之类的锈蚀产物可取样进行检测的，则采用第一种检测方法，对于像“铜甬钟”（M182∶1、M182∶14）这类有锈蚀产物可取样的铜器进行检测时，则主要是采用第二种检测方法。
上述几种氯离子检测方法都有其利弊之处，因此，检测时必须要根据器物的腐蚀氧化程度来选用合适的检测方法，这样才能够防止因检测而造成对文物的破坏。
4、青铜器埋藏填土酸碱度及氯化物的检测分析方法
对于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所附带回来的填土酸碱度及氯化物的检测分析方法主要是采用“溶解检测法”来进行，这种方法是把粘附在青铜器上的填土取下捣碎后用纯水或蒸溜水溶解并搅混，再进行过滤或采用离心办法进行分离，把混杂在水中的泥砂杂质隔除干净，然后用“酸碱度计”来测量其酸碱度，也可用试纸来观察其PH值，最后用吸管吸浓度为5%的“硝酸银”溶液滴进澄清后的泥浆水中，并观察水中有否白色物质沉淀，便可测知填土有否氯化物的存在。我们曾用这一方法对省内多个墓葬如罗定背夫山战国墓[12]、广州西汉南越王墓[13]等墓葬中随同出土铜器带回的填土进行测试，最近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对粘附在该墓地出土的“青铜篾刀”（M306∶2）上的填土进行检测，测得其PH值为6.4，属于弱酸性。并未测出有氯化物（CI-）的存在。
5、其他方面的检测分析方法
如有需要还可进一步对青铜器的制造工艺方法进行检测分析和研究工作，通过检测分析来确认这批青铜器是采用铸造的方法还是采用煅造的方法制造而成的，是采用失蜡法还是采用分范合铸法铸造的，同时又可以确认器物用的矿物原料的来源和产地，分析铸造时熔料的温度，等等，从而推断当时广东青铜器铸造业的技术水平及其对我国治金发展史所作的贡献等。检测分析方法可以利用“X-射线（多晶）衍射仪”及“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金相显微镜”等检测仪器系统来进行。&&&
二、除锈、防锈和除泥清洗工作
&（一）除锈工作
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同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一样，它们在地下埋藏期间，由于受到水份、氧、酸性或碱性物质等各种化学元素的影响，往往会因腐蚀氧化而生成各种各样的锈，通常出土青铜器上的锈大致可分为“无害锈”和“有害锈”两大类，由于这两大类锈的化学分子组成的不同，所以，其去除的方法也不相同。
1、无害锈的除锈方法
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部分的器物在其表面上生长有绿色或蓝色的铜锈，这些铜锈质地较为坚硬，有些是与泥土掺杂在一起的，从其形态特征来看，它们应是一种被称之为元素锈或非活性锈的“无害锈”，“无害锈”的化学成份主要是铜和锡的氧化物、碱式碳酸铜［Cu2（OH）2CO3］和蓝铜矿［Cu3（OH）2（CO3）2］等，这类铜锈本身对青铜器是没有危害性的，而且又典雅和古香古色，是年代久远的象征，因此，通常情况下是不需要除去，只有在铜锈遮盖了精美的纹饰和铭文，或是有特别需要时才作除锈处理。如该墓地出土的两件青铜“甬钟”（M182：1和M182：14）表面上就生长有一层质地较硬的深绿色、粉绿色和深蓝色的薄锈层，经取样作“X-射线（粉晶）衍射（XRM）”分析，证实它们都是一些孔雀石［Cu2（CO3）（OH）2］、锡石［SnO2］和蓝铜矿［Cu3（CO3）2（OH）2］（见表六），是属于非活性的“无害锈”，对于这些锈一般是不需要去除的，但是，由于该青铜“甬钟”表面的铜锈下掩盖有精美的纹饰，因此，决定采取局部去锈的办法，把青铜“甬钟”上掩盖着纹饰的浮锈层除掉，让精美的纹饰显露出来。
“无害锈”的除锈处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化学除锈，一种是机械除锈，无论是化学除锈还是机械除锈，被除锈的青铜器一定要有保存得较好的铜质基体，如没有铜质基体的存在，或是腐蚀氧化极为严重的铜器，一般是不宜作除锈处理（“有害锈”除外），否则，会把铜器处理坏。
化学除锈就是使用化学的方法把器物表面需要去除的锈除掉，但就其所使用的材料来说，化学除锈也有两种除锈方法，一种是传统工艺的化学去锈方法，一种是现代科技的化学试剂去锈方法。传统工艺的化学去锈通常使用的是“去锈膏”，“去锈膏”的配方都是用含酸性较大的植物果实来作为配方的主体，然后再添加上一些酸碱性的化学物质，由于用植物果实作为配方主体所调制成的“去锈膏”具有一定的粘稠度，可以敷在需除锈的青铜器表面，因此，十分适合于器物的局部除锈，过去笔者就曾使用以乌梅果实为主体配方的“去锈膏”对青铜器进行过局部的除锈，收到很好的除锈效果。表二所列的是某些专业刊物所记载的三种以乌梅果实为配方主体的配方［14］。
&&&& 表二 三种以乌梅果实为配方主体的传统工艺化学“去锈膏”配方
这三种传统工艺的“去锈膏”配方中，由于在第“2、3号配方”里加进了“氯化铵”［NH4CI］，而且在“3号配方”还再增加了“食盐”（氯化钠）［NaCI］，所以，如果使用它们来除锈的话，就会对被除锈的青铜器造成一定的危害，因为“氯化铵”和“食盐”都是含氯［CI］元素较多的化学物质（氯化铵含氯量为66.28%，食盐含氯量为60.66%），所以，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出发，如采用传统工艺的化学除锈法对该墓地出土青铜器表面的“无害锈”进行局部除锈时，只能采用“1号配方”来进行处理，处理时，需除锈部位的四周一定要用油泥围栏好，然后将“去锈膏”敷在除锈部位上，约4小时后揭开观察去锈情况，已达去锈要求后即可用纯水或蒸镏水将其冲洗和浸洗干净，未达去锈要求的，可继续去锈，直到符合要求时为止。
现代科技的化学试剂去锈方法通常是使用一些化学试剂材料配制成“无害锈除锈溶液”或“无害锈除锈膏”来去除青铜器物上的“无害锈”。表三所列的是几种化学试剂除锈配方∶
表三& 几种现代科技化学试剂的“无害锈除锈溶液”配方
表中所列的几种化学试剂的“无害锈除锈溶液”由于都是液体，通常只用来进行浸泡除锈，如进行局部除锈的话，可用脱脂棉蘸除锈液进行敷贴处理，并随时用吸管滴加除锈液，以保持棉球的浸润。敷贴期间为避免除锈液流淌到不需除锈的部位，可用油泥来进行围栏，也可以改用“无害锈除锈膏”来进行除锈。表四是氨类“无害锈除锈膏”的配制方法及使用方法∶
&&&&& 表四& 氨类“无害锈除锈膏”的配制方法及其使用方法
用氨类“除锈膏”来去除青铜器上的“无害锈”，其优点是氨水溶在肥皂中可以借助肥皂的良好湿润能力而渗入锈层深部的孔隙中，同时又由于肥皂有很好的包容能力，膏体中只需要1.5%的氨水就能把器物上的“无害锈”除掉，而且其对器物本体的腐蚀性不大，因此，它是一种有效的而且又是温和的“无害锈除锈剂”。
化学方法除锈不管用的是哪一种方法，其所使用的化学除锈剂都一定要经过分析和试验，在证实不会对器物造成损伤时才能使用，而且，对被除锈后的青铜器也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清洗处理，把器物表面的酸碱类化学物质清除干净，防止遗留的酸碱类化学物质对器物造成侵蚀。
机械除锈方法实际上就是物理除锈的方法，它与化学除锈方法相比则简单得多，只要在确保不会对器物本体造成损伤的前提下，就可以通过使用超声波洁牙机和电动刻花机以及各种刻刀等工具把器物表面需要去除的锈剔除掉。
化学除锈和机械除锈都有其优缺点，化学除锈的优点就是如果选择的配方准确的话，就能够快速准确地把需去除的“无害锈”清除干净，否则，就有可能伤及铜器的纹饰或铭文，甚至会伤及到器物的本体。我们在某博物馆见到一些青铜器经化学除锈后原来精美的纹饰变成模糊，其原因就是除锈时配方的用药量过大，咬锈力过强，除锈剂在去除表面“无害锈”的同时，把铜器本体上的纹饰也咬坏了。机械除锈的优点就是除锈时可根据器物的情况来除，一般是不会伤及器物，更不会伤及器物的本体，缺点是对操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而且工作效率过慢，如遇精美纹饰或铭文上的锈层较硬时，就有可能会把纹饰或铭文损坏。因此，在实际去除“无害锈”的过程中，往往是采取化学除锈与机械除锈相结合的办法来进行工作的，首先是采用化学的办法（配方用药量要稍为保守），把器物表面大部分的锈去除掉，剩下的锈也已被咬松、咬脆，然后再用机械的办法通过超声波洁牙机、电动刻花机、刀具等把余下的锈剔除干净。
上世纪80年代中我们在对“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进行保护修复时，就曾通过运用化学除锈与机械除锈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清除了需除锈铜器表面上的铜锈层，使这些青铜器都显露出精美的纹饰或铭文［15］。因此，对于该墓地出土的铜质内芯基体保存较好的青铜器上的“无害锈”，也采用化学除锈与机械除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其中的两件青铜“甬钟”（M182∶1、M182∶14）的局部除锈处理，经观察分析，由于表面生长的铜锈是一层与泥石共生的“无害锈”，锈层很薄，可以先用脱脂棉蘸药力较为温和的多价螯合剂“六偏磷酸钠溶液”（即“卡尔贡溶液”）敷贴在需除锈处，让溶液中的“六偏磷酸钠NO2［Ca2（PO3）］6”与铜锈中泥石的某些物质结合成可溶性络合物而被提出来，从而使大部分的泥石锈软化后被除去，最后再用机械方法把末被除去的余锈清除干净。
2、有害锈的去除方法
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部分出现有斑点锈蚀的现象，而且，这些锈蚀斑点上的锈色除了有粉白色的以外，也有呈翠绿色或粉绿色的，它们大多都是以较为疏松的形态而存在。因此，有人怀疑那些呈疏松形态存在的翠绿色或粉绿色斑点腐蚀产物极可能是一种被称之为“粉状锈”的有害锈。锈蚀机理认为∶“粉状锈”是由于青铜器存在有氯离子而产生的，因为氯离子半径小，容易穿透水膜与铜［Cu］作用而形成一种灰白色的蜡状物氯化亚铜[CuCl]，氯化亚铜遇到氧气[O2]、水[H2O]和二氧化碳[CO2]及盐酸[HCl]时，又会分别形成深绿色的碱式碳酸铜［Cu2(OH)2 CO3］或蓝绿色的碱式氯化铜[CuCl2·3Cu(OH)2]，其中的碱式氯化铜由于是疏松膨胀结构（也即通常所说的“粉状锈”），所以氧气和水仍可进入内部，使氯化亚铜层继续转化为碱式氯化铜，生成的盐酸在氧存在下又再继续与铜反应生成氯化亚铜，这样周而复始，就会使青铜器的腐蚀产物（“粉状锈”）不断扩展，不断深入，最终把青铜器蚀烂、蚀穿，甚至是完全蚀掉。
为摸清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是否存在有氯化物，我们从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挑选了数件有代表性的器物从中选取了13个锈蚀产物样本及2个粘附在青铜器上的泥土样本分别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联用仪（SEM/EDS）”和“D/max-3A衍射仪（XRD）”进行元素含量和物相结构的分析（见表五、表六和表七）。
合金元素含量“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联用仪”检测分析结果
&&&&&&&& 表六& 锈蚀产物物相“D/max-3A衍射仪”检测分析结果
注：（1）1号混合样本是分别取自于“青铜甬钟”（M182：1）上三个不同部位的锈层样本，其中有：①甬钟“枚”头部脱落的粉绿色氧化层；②甬钟“甬”部表面的深绿色浮锈；③甬钟“鼓”部表面的粉绿浮锈。
&&&&&&&&& （2）2号样本是取自于“青铜鼎”（M201∶1）上脱落的残碎片。
&&&&&&&&&& &&&（3）3号样本是取自于“青铜鼎”（M201∶1）足尖断落的碎片断口。
&&&&&&&&& （4）4号混合样本是分别采自于“青铜甬钟”（M182：14）的“舞”部、“衡” 部等多处部位上呈深蓝色的浮锈层。
表七& 青铜器粘附泥土元素含量
“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联用仪”检测结果
从检测的数据结果来看，本次所采集的青铜器上的锈蚀产物样本及粘附在铜器上的泥土样本都没有氯化物[CI]的存在，这些检测都是属于采样性的局部检测，如果经进一步的铺开检测证实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确实有氯化物存在的话，就必须要采取清除氯化物和防止其进一步侵蚀的措施，因为在另一次对青铜戈（M080：1）内部断面进行合金成分的检测中，却发现抛光后的青铜基体中存在有氯元素（见表一）。清除和防止氯离子进一步侵蚀的主要方法有∶“倍半碳酸钠浸泡法”、“局部电蚀法”、“H2O2与BTA混合液涂抹法”、“螯合剂法”、“辉光放电法”、“激光去除法”、“置换法”以及“氧化银局部封闭法”、“缓蚀剂封护法”、“ACN1复合配方溶液浸泡法”等等，经实践证明，这些方法都能有效地清除青铜器上的氯化物和防止其进一步对器物的侵蚀。如甘肃省博物馆的马青林等人就曾采用“倍半碳酸钠浸泡法”结合“超声波清洗器”快速高效地清除了甘肃灵台出土青铜器上的有害锈，成功地将有害锈［Cu2(OH)3CI］转化为较稳定的［CuCO3］[16]；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杨小林、潘路等人也分别使用“00型螯合剂”、“SN型螯合剂”及“EDTA氨羟螯合剂”成功地去除了陕西宝鸡出土的唐代鎏金铜天王像表面泥锈结合的有害物质，防止氯化物对青铜基体的进一步侵蚀[17]；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宋曼先后通过使用机械除锈法、柠檬酸浸泡和双氧水+“斐林溶液”（碱性酒石酸钾钠与双氧水的混合溶液）浸泡的方法成功地去除掉蔡侯墓出土青铜器上的氯化物锈蚀产物[18]；等等。这些成功去除青铜器上氯化物的方法，为我们处理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可能存在有的氯化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我们在实际进行处理时要根据器物的具体情况来选用。
&（二）防锈工作
青铜文物在日常的收藏和利用过程中，那怕是已经过除锈处理也往往会产生锈蚀的情况，这是由于青铜器自身仍潜藏有氯化物或是重新受到氯化物的污染，当这些附着于青铜器上的氯化物接触到空气中的氧、水份和二氧化碳等物质时，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形成腐蚀现象。因此，要保护好青铜文物，使青铜文物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就必须要进行防锈处理，根据青铜文物锈蚀机理的研究，防锈处理通常只需要把青铜器封闭起来，隔绝其与氯化物以及与空气中的氧和水份接触，就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做法是在青铜器的表面涂上一层树脂薄膜。但经长期的观察，发现在青铜器的防锈上只单纯采用封护保护的办法并不理想，因为青铜器在利用过程中，封护薄膜一旦受到损伤，氯化物就会继续污染青铜器，空气中的氧和水份等物质又会与青铜器基体上的氯化物接触而继续产生腐蚀氧化，而且，潜藏于青铜器上的氯化亚铜［CuCI］实际上也是很难能够用树脂封闭得住的。但如果在进行封护处理之前，先进行缓蚀处理，使青铜器的表面形成一层金属保护膜，然后再作表面的封护处理，实行双重防护，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青铜器继续受到有害物质的腐蚀破坏。因此，在对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防锈处理时，仍需采取缓蚀处理与封护处理相结合的防锈处理方法。下面是这两种方法的处理∶
&1、缓蚀处理
缓蚀处理就是在青铜器的表面涂浸金属缓蚀剂，金属缓蚀剂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有防腐蚀和阻滞腐蚀作用的材料，它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的要求∶
第一，要能够具有较高的饱和蒸气压，在金属表面形成微环境；
第二，要能够在金属表面形成单分子吸附膜，隔绝大气对金属的影响，防止金属的腐蚀；
第三，要能够改变金属的电化学性质，以阳极阻滞或阴极阻滞来阻止金属的电化学腐蚀。
根据以上三种类型的要求，可用来作为青铜文物缓蚀剂的材料较多，如“苯并三氮唑（BTA）及其复合配方”、“甲基苯并三氮唑”、“巯基苯并三氮唑”、“苯并三唑”、“2、5-二巯基苯并咪唑”、“硝基苯并三唑”、“苯并三唑碳酸”及其“烷基金属盐”或“烷基酯”、“有机膦化合物”、“2-氨基嘧啶”和“AMT”及其复合配方“ACN1”等。但目前国内在青铜文物保护上使用较为广泛的缓蚀剂是“苯并三氮唑（BTA）”，“苯并三氮唑（BTA）”是一种白色到奶油色的粉本结晶状有机化合物，它可与铜及铜合金反应而在其表面形成一层牢固的不溶于水和部分有机溶剂的透明覆盖膜，它不但可以阻止室温下铜（Cu）的大气腐蚀，而且还可以在高达350℃的温度下降低铜（Cu）在空气中的氧化速度，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紫外线吸收剂，可以提高青铜文物表面形成后的封护膜耐光耐老化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它同时兼有上述三种类型的特性。因此，它是一种公认的效果较好的金属缓蚀剂。但由于使用“苯并三氮唑（BTA）”处理青铜器时常常需要较高的浓度，而且要经多次浸涂才能成功，所以，人们又开发出它的复合配方，在以BTA为主体的基础上添加进“EDTA”和苯甲酸钠或“KI”和对氨基苯肿酸等，从而使BTA存在着的局限性得到改善，所以，BTA的复合配方也就成为优良的金属缓蚀剂。因此，对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缓蚀处理时也使用“苯并三氮唑（BTA）”或其复合配方来作为缓蚀处理剂，处理时可根据每件待处理的器物的锈蚀程度分别采用以下两种不同的浸涂处理方法∶
（1）对于铜质基体较好、铜器表面腐蚀氧化层结构较为紧密、不疏松的青铜器，可以采取渗泡的方法，也即可以把青铜器直接放入浓度为3%~5%的缓蚀液中进行渗泡，约24小时后取出，然后再浸入无水乙醇中，把青铜器表面多余的残留液去除掉后取出，待其干燥后放置在湿度箱里，并定时在显微镜下观察其稳定性，若经24小时观察器物没有变化的话，就说明其已稳定，可以进行封护处理；
（2）对于铜质基体较差、铜器表面腐蚀氧化层结构较为疏松的青铜器，则只能采取涂渗的方法进行处理，即是用毛笔蘸浓度为3%~5%的缓蚀液把青铜器的内外壁凡能与空气接触到的所有部位都均匀地扫涂一遍，缓蚀液干燥后再重复扫涂一到二遍，然后放置在通风橱下24小时，让缓蚀剂充分反应后，再用无水乙醇将凝聚在青铜器表面的没有反应完全的缓蚀剂擦除干净，最后再进行封护处理。
为了促进铜离子与缓蚀剂中的BTA充分反应，在浸涂前，两种浸涂方法都可以先将待处理的青铜器用红外线灯照射加热至40℃左右，然后再进行浸涂，这样处理可以加快金属保护膜的形成速度。
&2、封护处理
经缓蚀处理后的青铜器由于缓蚀液中的“苯并三氮唑（BTA）”与青铜器中的铜离子反应后会形成一层可以隔绝金属与腐蚀介质相接触的苯并三氮唑铜保护膜，为防止这层保护膜因磨损或破裂而让环境中的腐蚀因素继续对铜器进行腐蚀，同时也为防止该保护膜因药物升华而随着时间的延长致使其缓蚀效力的下降，所以，就需要对缓蚀保护膜进行封护处理。封护处理的办法是在缓蚀保护膜之上再涂上一层无色、透明、折光性小的封护剂，使缓蚀保护膜更为坚固持久，防腐性能更好。适合用来作为封护剂的材料有丙烯酸树脂、聚乙烯醇缩丁醛、三甲树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微晶石腊、硝化纤维素树脂、有机氟树脂、有机硅树脂和Paraloid B72等，其中的Paraloid B72是由甲基丙烯酸甲酯和甲基丙烯酸乙酯共聚而成的有机化合物，它不但具有无色、透明、折光性小的优点，而且还具有良好的渗透性和耐候性，因此，它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在文物保护方面有着诸多优点的加固封护材料，所以，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经缓蚀处理后，也采用2%的Paraloid B72丙酮溶液来作封护处理，处理方法可以采用浸泡法或涂浸法，但就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的锈蚀程度来看，一般应采用涂浸法，也即是用柔软的毛笔蘸封护液直接在已渗涂过缓蚀剂的青铜器上进行涂扫，把凡能与空气接触到的地方都涂浸上封护液。
在涂浸封护液前，被涂浸的青铜器上原所浸涂的缓蚀剂一定要完全干燥凝固成膜，否则，涂扫封护液时，封护液的溶剂就会破坏了尚未凝固结实的缓蚀剂保护膜，为保证缓蚀剂保护膜的牢固结实，通常可以采取在浸涂完缓蚀保护剂待其溶剂挥发干净后，再用电热吹风筒或将其放置在恒温干燥箱中用低温（40℃）进行彻底干燥的办法进行处理。
&（三）除泥清洗工作&&&
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部分出土时由于腐蚀氧化极为严重，考古发掘人员为了能够较为完整地把它们起取出来，是采取连同周边的填土一齐起取的办法进行起取的，也有部分青铜器起取后为了避免伤及器物而不敢过份把粘附着的填土去除干净，因此，要对这些青铜器进行保护处理，就必须首先要把青铜器周围的泥土或其表面粘附着的泥土清除干净，清除时可根据该墓地出土青铜器的腐蚀氧化程度来分别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
&1、铜质基体较好的青铜器的处理
铜质基体较好的青铜器可以采用安全、稳定、清洗效果好的“络合溶液化学清洗法”来进行清洗，清洗时也可利用超声波清洗器让络合剂与钙、硅、镁等离子进行反应，大约清洗5～10分钟左右，就可以快速地把青铜器表面上致密的泥土沉积层分解清除干净。
&2、腐蚀氧化极为严重的青铜器的处理
腐蚀氧化极为严重的青铜器上所粘附着的泥土，是绝对不能采用“络合溶液化学清洗法”来进行浸泡清除，更不能利用超声波清洗器来进行辅助清洗，只能采用机械的方法清除，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在处理罗定背夫山战国墓出土的青铜箭簇［19］时所取得的经验，可以先用玻璃吸管滴注有机溶剂（无水乙醇）将泥土溶解松化后再用竹签等工具慢慢地把其清除干净。但在清除泥土的过程中，要密切注意器物的变化情况，要随时对青铜器进行渗透加固，对于该墓地出土的成捆腐蚀氧化极为严重的青铜箭簇（或铜削刀），要逐件地进行清除和起取，每清除一面都要先用“502瞬间胶粘剂”把器物断裂的裂缝粘接固定好，同时也用吸管（毛笔）吸（蘸）2%～3%的渗透加固液（Paraloid B72丙酮溶液）对清理好的一面进行渗透加固，加固后才能继续清除另外一面的泥土，直到完全把泥土清除干净时为止。
&三、浸透加固工作
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除极个别（如M34出土的“黑漆古铜矛”）铜质基体保存较好的以外，绝大部分的器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氧化，尤其是那些属于第三大类腐蚀氧化程度的铜器，其腐蚀氧化的程度极为严重，我们曾用“体视显微镜”对所采集的个别样本和器物通过分别放大10倍、15倍或40倍进行观察，只见这些锈蚀特别严重的铜器其锈蚀部位己疏松起粉并呈颗粒状态，表面凹凸不平，充满大大小小的裂缝，有些裂缝甚至出现有将要断裂的状况（见图一和图二）。
因此，必须要对这些腐蚀氧化程度极为严重的青铜器进行浸透加固，否则，在研究、收藏和陈列时都极易造成损坏。浸透加固使用的材料与表面封护处理使用的材料相同，都是稀释后的无色透明高分子材料，因此，可以两个工序同步进行，也即是将凡要进行表面封护处理同时又要进行浸透加固处理的青铜器采用两个工序同步一次完成，方法是适当增加浸涂的次数，直到“用体视显微镜”观察加固的有机化合物己将裂缝的空隙填满为止，但浓度不宜太高，浓度过高的话，有机化合物就难以浸透到疏松的尤其是致密结构的腐蚀氧化层的深部，而且加固后器物的表面也会产生眩光。既要浸透力
强，又要加固牢度好，还要防止表面产生眩光，这些要求的关键就是要控制
好“加固浸透液”的浓度。为解决这一问题，西北大学刘成等人在处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酥粉锈”青铜器时，他们是采用以低浓度逐次浸透的方法，也即是每次以浓度为1%的无色透明“GR1320有机硅树脂甲苯加固溶液”进行浸透，共浸透10次，使浸透加固液在腐蚀氧化层中累积到10%左右的浓度，收到很好的浸透加固效果[20]。
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的需要进行浸透加固的青铜器不同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都尚存有金属基体，其金属基体上形成的“酥粉状”锈蚀产物的表面都有一层硬而亮的外壳保护，外壳下“酥粉状”锈层结构致密，而且锈层主要是由碱式碳酸铅［（PbOH）2CO3］组成，碱式碳酸铅是一种难以溶于含CO2的水和难以溶于有有机质存在的水溶液中的物质，因此，进行浸透加固时就完全可以选择浸泡的办法，而且，对于结构致密的锈层，选用1% 浓度的浸透加固液也十分有利于浸透进“酥粉状”锈层的深部。而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腐蚀氧化极为严重的器物，已基本没有金属基体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布满点蚀现象，而且还充满大大小小裂缝的器物，其腐蚀氧化层大多都是呈疏松状态的，锈蚀产物的表面虽然有一层哑光的层膜，但却不坚实，如用液体渗泡的话，浸泡加固液中的有机溶液就会从裂缝中浸进器物的体内，浸泡时间的“度”如果掌握得不好的话，就会把原来已疏松的锈层泡软而散脱，致使器物造成损坏，这一点已经选样试验得到证实。因此，对于那些腐蚀氧化极为严重的器物只能采用涂浸的办法来进行浸透加固。在涂浸加固液的浓度选择上，考虑到该墓地出土青铜器锈蚀产物是疏松而且是多裂缝的，不是致密的，因此，拟采用2%和5%的浓度分多次进行涂浸。具体操作方法是：首先用“高浓度的（20%）加固液”或“502瞬间快速胶粘剂”对将要断裂的裂缝进行粘接固定好，然后再用毛笔蘸浓度为2%的浸透加固液对疏松的部位和微细的裂缝处涂浸五遍，一方面让加固液通过疏松部位中用眼睛难以观察到的微细裂缝浸透到深层空隙中，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强疏松部位的加固，然后再用2%浓度的加固液进行整体涂浸五遍，最后再用5%浓度进行整体涂浸一遍（各种浓度的实际涂浸遍数要视浸透加固情况而定，可通过体视显微放大镜观察干透后的胶体已把器物体内疏松的裂缝空隙填满为止），浸透完成后再用毛笔单独蘸浓度为5%的浸透加固液对空隙较大的缝隙进行填补浸透。每次涂浸前必须要待前次涂浸的加固液的溶剂挥发后才涂浸下一遍。浸涂加固所使用的材料仍然是无色透明、常温干固、浸透力强、耐气候和耐老化性能好、干固后不会在器物的表面产生光泽的“Paraloid B72”高分子化合物。我们在前期的浸透加固试验中曾用浓度为2%的“Paraloid B72”加固液对腐蚀氧化极为严重的器物样本进行涂浸加固试验（用玻璃吸管吸加固液在器物表面进行滴注浸透），虽经滴浸10遍也未见器物的表面产生有光泽的现象，而且用“体视显微镜”放大40倍后可观察到高份子材料已充填满疏松的腐蚀氧化层，图三是放大15倍后拍摄到的照片。
&四、修补复原工作
对于该墓地出土的因锈蚀严重而造成残缺的青铜器要进行修补复原工作，修补复原工作采取传统工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工艺上是传统的，材料上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因为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绝大多数都因锈蚀严重而使残缺口变得较为脆弱，如仍象传统工艺那样使用金属材料进行补配的话，残缺口虽经渗透加固后强度会有所增加，但仍然不能长期承受材质较重的金属补配件的堕拉力而重新脱离，因此，必须要采用材质较轻而强度、硬度又较高的高分子合成材料来进行填补，遇有纹饰或遇有一定造形的残缺部位，还要在另外相同纹饰和器形的部位用硅橡胶、油泥或胶泥等软性的或可塑性的材料把需补配的纹饰和器形印制下来，然后托在残缺的部位上进行填补。填补用的主要材料是环氧树脂，调制时根据待修补铜器的颜色按调配比例将环氧树脂、固化剂、填充剂和颜料粉等混合调拌均匀，然后填注在已涂了脱膜剂的范块上，凝固后脱去范块并用刀、锉之类的工具修整好，完成残缺部位的补配制作（也可采用先制作好补配件，然后再粘补复原的方法进行补配制作）。&&
完成补配制作及连接好碎片以后，还要进行最后的修饰处理，也即是行话中的“全色”或“做假”处理，这是我国青铜文物修复传统工艺技术的“绝活”之一。对于修补部位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考古修复处理方法”，另一种是“陈列修复处理方法”。“考古修复处理方法”就是对所修复补配的部位不作任何修饰处理，原有的部位就是原有的色泽，新补配的部位要与原有的部位在色泽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陈列修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传统工艺的修复处理方法，该方法是要求用矿物质颜料调胶粘剂对修补复原的部位进行“随色”加以掩饰，使其与周边原有器物表面的颜色相协调，浑然一体，看不出修复补配过的痕迹，不影响其外观的美感。这两种修复处理方法是根据修复目的的不同而提出来的，所以，它们都各有利弊。近年来，笔者根据长期从事青铜文物修复工作实践所积累的经验，综合了以上两种修复处理方法的优点，提出了第三种的修复处理方法，我们称之为“陈列研究修复处理方法”，也即是采取“内外有别”的修复处理方法［21］，此方法已经笔者三十多年来的工作实践证实是十分可行的，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同。考虑到今后的陈列展出和研究需要，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在修补复原后也都采取“陈列研究修复处理方法”来加以修饰。
五、保护修复方法举例
前阶段，我们依照保护修复方案对该墓地出土的青铜戈（M080：1）、青铜矛（M4：12）和青铜鼎（M201：1）进行了保护和修复，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现以青铜鼎为例，将其保护修复方法叙述如下∶
1、器物的状况分析
该鼎器壁上部较薄，器的内外表层腐蚀氧化较为严重，送修复时器腹上部纹饰处残缺有口径最阔为高1.1×2.2厘米的破洞一个；一鼎腿脱落，鼎腿脱落后露有破洞一个，破洞上部有一长度为2.3厘米的裂缝，鼎腿曾被考古人员用“502瞬间快速胶粘剂”粘接复位，但己再脱离，脱离后由于胶体及原来未清洗干净的泥土占位的原因，造成再次粘接时有错位；另一鼎腿下部离足尖2.3厘米处断离，但能与上部断口相连接；断落的足尖现存碎片中线的右边完全残缺，左边自上而下断裂成两块，两块碎片接缝及边缘部位有残缺（见照片）；口沿部位有一长度为1.5厘米的裂缝；一耳左边中间完全断裂；器物由于锈蚀氧化严重而造成表层腐蚀氧化层有触摸脱落的情况（见图四）。
2、检测分析工作
为能科学地对该铜鼎开展保护修复工作，在处理前要首先对器物进行必要的检测分析工作，检测的内容主要是该鼎的合金成分及锈蚀产物物相的分析，检测方法是在断落的足尖碎片断接面上选择一处不会影响将来粘接复原的部位（约0.8cm长）进行打磨抛光，然后利用广东工业大学实验研究中心配置的“X-射线能量色散谱仪”对抛光后的铜芯基体进行合金元素成分含量检测；同时又利用中山大学检测中心配置的“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联用仪”对从断落的足尖碎片表面采集的腐蚀氧化层进行合金元素成份检测，并再利用该中心配置的“D/max-3A衍射仪（XRD）”对碎片的断面及从该鼎某部位掉落的一块腐蚀氧化极为严重的小碎片进行物相分析。通过这几项分析，得知该铜鼎主要是由铜和锡并含有少量铅铸造而成的二元合金青铜器，器物尚未受到氯化物的侵蚀，器物表层的锈蚀产物主要是孔雀石［Cu2（CO3）（OH）2］和锡石［SnO2］（见表一、表五和表六）。
3、缓蚀和封护处理
该鼎由于没有氯离子或氯化产物的存在，因此，其保护工作主要是全器的缓蚀处理和封护加固处理。参照目前国内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前期取样试验的结果，缓蚀处理采用浓度为2%的“苯骈三氮唑（BTA）乙醇溶液”，处理时考虑到该鼎的鼎身下部器壁较厚而上部器壁较薄，而且腐蚀氧化较为严重的情况，因此，采用涂浸的办法来进行，将“苯骈三氮唑溶液”涂淋于铜鼎的表面，共涂淋了5遍，让其浸入于铜鼎表面的腐蚀氧化层里，使之与铜交替结合而形成类似高聚物线状结构形式的金属配合物透明覆盖膜，从而有效地隔断铜及铜合金与各种腐蚀介质的接触。
缓蚀层经24小时干燥后，即用英国产的“Paraloid& B72”聚丙稀酸高分子材料进行封护和加固处理，其浓度为2%和6%。处理时仍采用涂浸的办法，封护和加固两道工序一次同步完成，直接将“Paraloid& B72溶液”涂于已形成有金属配合物透明覆盖膜的铜鼎表面，全器整体共涂浸2%浓度的“浸透加固液”8遍，腐蚀氧化特别严重的部位增加涂浸6%浓度的1～2遍，使其表面形成有一层无色、透明、耐老化和耐候性都较好而且凝结时间快、凝结后不会产生光泽的封护膜，从而使铜鼎器身的硬度得以加强。
4、补配复原工作
该铜鼎进行缓蚀处理和加固封护处理后，就可以根据各残破部位的实际状况进行修复处理∶
（1）破洞的补配复原∶①从其它纹饰部位选取与破洞处相同的纹饰用软硬适中的胶泥把它印制成阴模；②将环氧树脂、石英砂、立德粉等材料按配方比例调配成环氧胶泥，然后根据配件所需的厚度填注入模具中；③环氧胶泥凝固后即可取下配件，并用刀锉修整好，再用环氧树酯胶粘剂将其粘接到破洞上，完成破洞的补配工作。
（2）原粘接错位鼎腿的调整复原修复工作∶①用丙酮溶液将原粘接鼎腿的“502瞬间胶粘剂”溶解后分离下来，并将接口两边的粘胶清除干净；②然后根据鼎身的色泽用环氧树脂与色粉调配成胶粘接，再重新定位进行粘接。重新定位粘接后的鼎脚出现有高低不平的情况，这是由于原器器身与脚就有变形所影明的。
（3）断裂并有残缺的鼎腿的修复工作∶①用环氧树脂胶粘剂将断落的碎片按原位粘接复原好；②用胶泥或硬纸板从鼎腿的内壁把残缺部位垫托固定好，再将用环氧树脂按配方比例和需要的色泽调配而成的环氧胶泥从鼎腿的外壁把残缺的部位填补好；③环氧胶泥凝固后除去鼎腿内壁垫托的胶泥或硬纸板，然后用刀锉把补配部位修整好，完成鼎腿的修补复原工作。
5、表面修饰处理
铜鼎修补复原处理后，就可以进入最后的一道处理工序，对修补复原的部位进行采用“陈列研究修复处理方法”表面的修饰处理工作，表面修饰处理是用粘合剂调非水溶性的矿物质颜料粉根据修复部位的周边原有器物表面的颜色通过点、涂、弹、压、贴等方法使修复部位的颜色与周边原有器物表面的颜色互相协调，浑然一体，毫无修复过的痕迹，完成该西周青铜鼎的修补复原工作。
本文对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青铜器的腐蚀氧化情况进行了分类，并提取了个别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了前期的检测分析工作，在此基础上，就如何保护修复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制定了总体的处理方案。这一方案已用于对数件青铜器的处理，时隔一年多，证实效果甚为理想。但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器物的具体情况往往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实际处理时，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采用具体的处理方法，这样，才能确保整个保护修复处理过程做到万无一失，把该墓地所出土的青铜器保护修复好。
［1］见高英撰写的《古代青铜器的腐蚀性破坏》，《中国博物馆馆刊》第1期第121页～134页，中国博物馆出版，1979年；
[2]见由李敏生执笔的《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一）—妇好墓铜器测定》，《考古学集刊·2》第181页～1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
[3]见张曰清、曲长芝撰写的《同位素X射线荧光法对稀珍文物的无损分析》，《考古学集刊·2》第194页～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
[4]见刘煜、原思训、张晚梅等人撰写的《天马一曲村周代晋国墓地出土青铜器锈蚀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12卷第2期第9页～17页，上海博物馆出版，2000年11月；
[5]见莫鹏撰写的《馆藏“虎食人卣”考略》，《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66》第138页～14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6月；
[6]见王蕙贞、宋迪生等人撰写的《青铜文物腐蚀机理研究的新进展》，《第六届全国考古与文物保护化学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页～第11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化学会应用化学委员会编，2000年11月；
[7]见铁付德、陈卫、于鲁冀等人撰写的《古代青铜器的腐蚀及其控制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9卷第2期第9页～14页，上海博物馆出版，1997年11月；
[8]见马青林、卢燕玲、黄志强撰写的《灵台青铜器保护方法述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9卷第2期第1页～8页，上海博物馆出版，1997年11月；
[9]见马清林、李最雄等人著的《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第五章之131页～132页，科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12月；见宋曼撰写的《蔡候墓出土青铜器的保护》，1982年；见任彩元、廖原等人撰写的《铜合金文物的保护》，《文博》1992年第五期第72页；
[10]见［7］文第2页～3页；见［8］文第10页～11页；
[11]见许方强、莫鹏撰写的《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与修复》，《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第149页～157页，1988年6月；
[12]见莫鹏撰写的《罗定背夫山战国墓青铜箭簇的处理》，《广东文博》1988年第1、2期合刊第106页～108页，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编，1988年；
&[13]见[11]文第150页；
&[14]见王振江、白荣金等人撰写的《出土物的清理和修复》，《考古工作手册》第142页，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12月；见贾文熙编著的《文物养护复制适用技术》第23页～第24页，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见赵振茂著的《青铜器的修复技术》第37页～第38页，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6月；
&[15] 见[11]文；
&[16]见[8]书第3页；
&[17]见杨小林、潘路、马燕如撰写的《唐代鎏金铜天王像的保护与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13卷第1期第21页～27页，上海博物馆出版，2001年5月；
&[18]见中国历史博物馆宋曼撰写的《蔡候墓出土青铜器的保护》，1982年；
&[19]见［12］文；
［20］见刘成、王煊、李东、刘家胜、朱亚蓉∶《三星堆祭祀抗出土青铜器“酥粉锈”的形成与处理》，“全国第六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年11月；
［21］见莫鹏撰写的《东汉陶水田模型的修复研究》，《岭南考古论文集·1》第167页～179页，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2001年6月；
注∶该文原文刊载于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的《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发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