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是2011年正月16凌晨4点34生的，求取名 父亲名叫：王鹏雎 农历1983年12月初一生，母亲：刘瑞芳 农历198_百度知道
儿子是2011年正月16凌晨4点34生的，求取名 父亲名叫：王鹏雎 农历1983年12月初一生，母亲：刘瑞芳 农历198
儿子是2011年正月16凌晨4点34生的，求取名父亲名叫：王鹏雎 农历1983年12月初一生，母亲：刘瑞芳 农历生的，取个古典一点的名字，特别的 谢谢
属兔，正月16，年后的第一天，凌晨4点出生，而父亲是年尾，母亲是年中，综合来看叫
王瑞途 或者 王陵曦，你看你喜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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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我属虎，农历86年10月初一生日，中12点左右生，请问命硬吗？能嫁比我小的男人吗？_百度知道
我属虎，农历86年10月初一生日，中12点左右生，请问命硬吗？能嫁比我小的男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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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百度知道为人合婚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寻求帮助的人并不知道答案谁对谁错。现在百度知道乌烟瘴气，复制灌水、刷票刷分满天飞，有真本事的人会有心情为你解题吗？合婚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通常是拿着双方八字到合婚师那里进行合婚。如果八字和，则合婚成功；如果八字不和，恐有问题，至少需要化解。因此通常合婚师会给出八字不和的原因并报以轻重。如双方坚持成婚，合婚师也会给一些趋吉避凶的办法。不管和与否，合婚师都会择一个好日子，以达到趋吉避凶之目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即使合婚结果不妙，只要两人感情很好，依然可以通过诸多化解来达到趋利辟邪、和睦相伴。反之；即使合婚结果很好，但是，不注意彼此的沟通、不注意屋宅风水的调理、不注意交往的朋友好坏，那么，也可能感情破裂、婚姻解体。建议你还是花点钱找本地有点名气的先生吧！因为你很难让你的家人相信网上的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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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算的运程』：此外，因要处理全新的工作范畴，初期处处碰壁，沉重的工作压力随之而来，加上备受失眠困扰，因而影响身体健康。『宜佩带的饰物』：猫眼石玉佛公吊坠（或作为护符随身携带）『适合乔迁居住的楼层及朝向』：3、25、朝东、坐北朝南『适宜相伴的配偶星座及属相』：摩羯座、水瓶座、巨蟹座、属羊、属猴等『八字喜用神』：「土木」为此命的「喜（用）神」『周易算卦』：泽雷随（随卦） 随时变通 『催财的摆设』：道德天尊又名太上老君六御『黄道吉日』（结婚/订婚/注册/领证/搬家/提车/装修/乔迁/开业/动土/出行/生子/摆酒）：11月1日『吉祥的纹身、十字绣图案』：小鸟图案『本月幸运色』：深黄 deep yellow 『本月幸运数字』：「80」『本月幸运石(水晶)』：蓝晶石，黑玛瑙，海蓝宝，松石，青金『本月幸运花』：牵牛花——虚幻的爱情『事业上有效好发展的职业』：作家／记者、非营利机构总裁、医学研究者、工厂主管 『求桃花姻缘方法』：室内不要摆放太多的钟，因为你会很容易让人感觉紧张、戒备，给人一种拒人之千里之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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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我是农历1991年12月初一生的，户口册上是阳历日，话说我是哪个星座的啊，我有点寡言宅_百度知道
我是农历1991年12月初一生的，户口册上是阳历日，话说我是哪个星座的啊，我有点寡言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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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魔蝎座公历：日（星期日）农历：羊年&腊月&初一日摩羯座简介摩羯座出生日期：12月22日-1月20日摩羯座是十二星座中最有耐心，为事最小心、也是最善良的星座。他们做事脚踏实地，也比较固执，不达目的是不会放手的。他们的忍耐力也是出奇的强大，同时也非常勤奋。他们心中总是背负着很多的责任感，但往往又很没有安全感，不会完全地相信别人。摩羯座特性关键词：社会地位象　　征：山羊四象性：土掌管宫位：第十宫阴阳性：阴性最大特征：实际主管星：土星颜　　色：咖啡色、黑、墨绿三方官：基本掌管身体：头发&皮肤&牙&骨珠　宝：黑玉幸运号码：4金　属：银金　　句：有最多名利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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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共 2357 浏览 22 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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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
　　文/商略
　　人的一生,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些事情,才会圆满呢?
　　哥出工伤昏迷不醒已经三天了。他是上班时从高处跌落，摔伤了头部，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生命垂危。我一直在想着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父母亲都老了，我怕他们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也不愿意看到他们伤心的哭泣。可是，万一哥有个三长两短，真的撤手而去，我又怎么向父母说呢？
　　看着哥躺在病床上毫无动静，我心急如婪。监测仪器反映他的各种生命体征都趋于稳定，可毕竟三天了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好转。医生说，脑部受伤的人一般都要看他的生命意志力，是否醒过来关键要看病人自己，即是说现在哥的生命充满了变数，生存抑或死亡都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还是去把父母亲接过来吧，姐姐们说。有些事情总是要去面对的，比如生或死。想想还是这样吧。如果真的等到发生了什么不测才去告诉父母，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当年迈的父母亲颤颤微微的走到病床前时，母亲早就泪流满面，不住的说，儿哦，怎么的又是你啊。父亲则呆呆的看着哥，一语不发，不知道在想什么。在父母亲长长的一生中，尽管经历过很多人间的悲欢离合，但每次都在极度的悲痛中挺过来的。人世的辛酸，生活的苦难，已经让他们越发坚强，也越发的坦然面对。只是每次遇到这些，他们都会寄希望神灵保佑，也让自己的苦痛得到缓解。
　　还好，经过医院精心的医疗和单位同事的护理，以及亲人的照顾，哥的病情在慢慢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从最初的肢体能动，到慢慢睁开眼睛，这几天已经能自己坐起来了。每有一点进展，我都很快告诉父母，每一次都让父母很宽慰，一家人也露出欣慰的笑容。
　　“为什么他要来到人间，又要让他受这么苦呢？”每次母亲谈起这件事情时，母亲都要这样问，她一直心存疑虑。“你哥来到世间真的是为了来吃苦吗？而有的人又为什么会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呢？”
　　母亲的这些问题让我无语。是啊，我确实无法回答母亲提出的这些问题。从母亲的口中，我知道，到目前为止，哥已经经历了三场大的灾难。一两岁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家中没有吃的，哥饿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奄奄一息，一个好心人用一碗稀饭将他救活，才让他的生命得以继续。那个好心人至今让我们一家人念念不忘。后来，到17岁时，由于家中人口多，哥就过早的踏上了谋生的道路，没想到在外一个雷电交加之际，一场大雨让他受到惊吓，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之后人就变得沉默寡言。
　　生活的艰难，家庭的灾难让父母感觉到生活的绝望。八十年代初，正超赶上一家企业招工，在别人的指点下，哥就来到这家单位，当了一名井下工人，家中的情况有了好转。在单位上班的日子里，还算平安。一晃近30年的时光流走，再过几年哥就要退休了，到了儿子绕膝怡养天年的时候，本以为他的人生就该变得平淡安稳，没想到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确实让人感觉到命运的无常，令人唏嘘。也许哥的生命中注定是要经历这些劫难的，我想。宿命也好，认命也罢，总之，生命里充满着诡异，让人无法把握，无法左右。
　　但让我们感觉到高兴的是，每当一次灾难来临，总会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和我们一起渡过这些不幸，让我们的生命得以继续。人类的善良教会了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有了困难，都会有人和你站在一起，让你绝望的心看到希望，让你冰冷的心感到温暖，让我们有了坚强活下去的不屈意志。
　　善良与温暖，爱与光芒，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步伐，这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是是一种幸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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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面镜子,在镜子里认识自己,是头等大事.---尼采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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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灾难。一两岁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家中没有吃的，哥饿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奄奄一息，一个好心人用一碗稀饭将他救活，才让他的生命得以继续。那个好心人至今让我们一家人念念不忘。
　　&&&&&&&&&&&&&&&&&&&&&&&
欢迎本论坛评论员兼西藏版主的充满感情的好帖！
　　我要纠正你一点：那三年风调雨顺，不能将饿死大量老百姓赖给老天爷。
　　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还是野蛮发展观呢？请看野蛮发展观的恶果：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文件。
　　《郑州会议》文件中附上了杀气腾腾的关于“反瞒产”的“毛泽东讲话”全文。
　　后来，为了进一步督促反瞒产抢粮食运动切实全面地在全国展开，，毛又一次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毛又一次重复强调指出斗争的对象：“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饿死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老毛的大手笔；是他在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上亲自领导和发动了以普通农民为斗争对象的反瞒产抢粮食运动造成的。时出动民兵等武装力量和工人阶级武装下乡征粮队，挖地三尺抢粮食，连来年的种子也不准留。捆绑吊打，死伤基层干部无数。夜半三更，被拷打的人的惨叫声“象杀猪一样”。贵州农民家一般都有用竹竿编成的天花板。抢粮队担心农民将粮食藏在竹竿里面，连这样的天花板都要用刀一根根劈开检查！
　　听到全国老百姓大量饿死的消息，老毛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向全国发文件下命令不准农民逃难进城（文件首次将逃难的农民称为“盲流”），派兵把守路口，农民就只有继续大面积饿死这一条路可走了。
　　贵州下文件决定两个月不发粮食给大食堂“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早已经禁止农民自己做饭，砸了灶头，上交了铁锅以满足全国钢铁高指标）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全省农村被政府人为绝粮。在此基础上还要到农村抢农民最后一粒粮食！贵州的反瞒产运动被省委书记李景膺创造性地称为“捉鬼拿粮运动”。同全国相比，贵州饿死的人数排名第五，也成功地活活饿死了380多万老百姓，其特点是：人吃人。
　　有一部分人吃人事件作为阶级敌人的“报复”处理，如遵义县农村两母子吃次子事件发生后，将残余的尸体强迫一地主分子背上游乡示众。现在仍然有档案保存。
　　没有哭泣、没有哀悼、没有鞭炮、没有花圈，380多万贵州各民族的父老乡亲，就这样带着对生存的渴望，带着对美好生活的遗憾无可奈何地、无声无息地成为了饿殍！伟大领袖老毛的让死人作肥料[毛本人除外]的庆祝大会就这样在贵州辽阔的田野上沉痛召开了。
　　事后处理：湄谭县、大方县的县委书记、县长、金沙县的几个区委书记被枪毙。这些都有档案可查。遵义地委书记（人称“魔鬼李苏波”）、铜仁地委书记、毕节地委书记被调离草草了事。这三个地方也是贵州反瞒产抢粮食运动的急先锋，饿死人数也是最多的地区。其中仅金沙县全县就饿死老百姓三分之一！
　　时遵义的官方称为“遵义事件”、“湄谭事件”。现在看来应该叫“中国反人类事件”。
　　现在，中央早已经改称：“三年困难时期”
　　老毛说&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9.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大家很清楚，饿死人其实要不了三年，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足够了。
　　因此，所谓三年饿死四千万民众，实际上是“反瞒产运动”饿死四千万民众！
　　当时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而强迫各地开办的所谓“公共食堂”，创造了大量饿死老百姓的重要条件：农民家中的灶头碗盆全部被砸烂，金属的铁锅铜器等一律上交以满足“大炼钢铁”高指标的需要。这样，老百姓吃饭就只能完全依靠“公共食堂”了。如贵州省委为了“反瞒产”，竟然下文件规定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各县不得发粮食给“公共食堂”。使“公共食堂”揭不开锅。这就走出了成功地饿死几百万人的极为关键性的一步。再加上残忍地以武装力量从老百姓口中夺粮，于是出现了前无古人的全国性饿殍遍野的惨况。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正是饥饿的人们最难熬的严冬：农历的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贵州俗语云：又冷又饿，（死亡）快当不过！因此，选择这个时间给老百姓断粮，是不够妥当的。
　　民间俗语有云:“男饿三,女饿七,老婆婆要饿半个月”。其科学依据是男劳力新陈代谢旺盛，三天就要饿死。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人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要把人民饿死实在太容易了；首先饿死的是壮劳力,然后是妇女和儿童。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就这样将老百姓逼上了绝路,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这是中央的最新叫法）就这样降临到全国人民的头上!!!
04:14:42 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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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世上,恐怕是上帝的安排.
　　愿哥哥早日康复!
　　@@@@@@@@@@@@@@@@@@@@@@@@@@@@@
　　杨继绳，1940年11月生于湖北省浠水县。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经济参考报》编委。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主编。两栖于新闻和学术之间，发表新闻作品上千篇，学术论文近百篇。
　　杨继绳（1940年11月－）湖北省浠水县人，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教授、《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现居北京。
　　杨于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1968年1月加入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至2001年，任记者时发表多篇社会探讨性文章，如1972年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80年代撰写学术性文章，198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2000年初起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之一、《经济参考报》编委，并继续评论写作。杨已婚，有一子一女。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著
　　第十二章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年贵州省共有1700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2002年12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对以后的研究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年7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年比1957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年起，5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年3月和8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亿斤，比1957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亿斤，比1957年增加23.8%，人均留粮又比1957年减少35斤。
　　1959年和1960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1959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
　　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9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84.64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40.17亿斤，占产量的47.5%。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23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52.1%，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
　　降到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
　　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天只有0.4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2-3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1959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40.17亿斤，而是33.50亿斤。1960年的征购数为23.53亿斤。
　　表12-1年贵州省粮食情况
　　产量（亿斤）
　　原粮107..7763.5
　　贸易粮93.58.9355.22
　　征购(亿斤)22.3.5315.86
　　销售(亿斤)15.26.3314.25
　　净拥有(亿斤)86.61.7353.61
　　总人口(万).5
　　人均净拥有(斤)512.5.72330.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12-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年度，人均净拥有为375.72斤，其中口粮大约有263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2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7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2，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很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忆中写道：1959年底，贵州正在挨饿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搞代食品，并介绍了北京市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1961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没有其它营养，浮肿病在干部中迅速蔓延开来。厅局负责人患浮肿病的也相当普遍。根据省委书记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省府路贵阳饭店办了临时厅局长浮肿病院。，住院人数达六七十人。省里各团体也办了浮肿病院，省粮食厅大楼三楼会议室就改为病房，挤满了浮肿病患者。
　　1961年3月，王民三奉副省长徐健生之命去安顺察看，徐副省原来以为安顺问题不大，没听说死人的事，打算从安顺调点粮食。安顺地区地委书记孙汉章告诉他，安顺地区已死了一万多人。孙汉章对王民三说：“请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顺地区现在实在无力向上调粮食了，我们虽然没有遵义、铜仁那样严重，但势头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书记说，已经死了2600多人，还有2000多人浮肿。旧州公社拉岩小队，共有32户，已死去122人，有6户死绝，浮肿人数200多人，全家躺倒的有64户。到村外四处一看，不是十几个棺材，就是七八具没有掩埋的尸体。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日到18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是2月24日发出的，报告说：
　　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些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1，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2，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3，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粮管理制度，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4，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5，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经成为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农村创造了条件。
　　报告说，群众热情地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劲头高又高”。报告还煞有介事地说：“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有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的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留地转交给食堂（在这个报告的后部分，明确强调“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2，有些地方由于办好了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纷纷集中到食堂周围。若干个小居民点，集中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报告也谈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的现象。这个报告认为“少数”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数人把粮食霸占起来”、“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看起来，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
　　中共中央两天后就向各省、市、共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省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当农民期望摆脱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时候，贵州省委却送上了这么一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欢心。经毛泽东“全国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遵义地区和毕节地区由于问题严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这两个地方曾发生“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由于档案还未公开，无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纪委副主任李坚（大饥荒年代是中监委处长，曾到很多地方调查过大饥荒中的问题）给了我一份材料，即《中纪委大事记》，其中有遵义和毕节的情况。
　　中央监委王维舟1960年11月上旬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听取了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李景膺、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等人的汇报，发现遵义和毕节地区的严重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春，遵义地区曾发生大量肿病、死人的现象。1960年4月以来，遵义地委组织了5000人的医疗队给群众看病，组织机关干部20多万人帮助群众秋收冬耕，下放22万多人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这个地区的病人还很多，特别是妇女病。约有36%的劳动妇女患了子宫下垂和闭经等病。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如正安县大阡公社，从1960年8月以来，有4000人患病，8、9两月死亡150多人。
　　当群众断炊、肿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遵义地委却大搞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建设。建有四座大戏院、三座招待所、一座8000多平方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有跳舞厅、照相室、电梯等设备。招待所的门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制成。室内陈设着许多古玩字画、象牙雕刻、高级皮沙发、锦坐垫子等。他们为了美化街道，搞所谓“半边街”，把街道靠河边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沟里去住，有的至今没有得到安置。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县也跟着学，大搞计划外非生产性建设。从1960年1月到6月，共搞计划外基建项目93个，动用国家资金400多万元。
　　毕节地区一些县、社干部违法乱纪和群众肿病死人情况非常严重。如金沙县，在县委书记赵广玉、书记处书记王国民的指挥下，从1959年冬起，连续搞了8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瞒产私分当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兑现”。“四光政策”是：小队以上党员干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灶头刮光。“十大兑现”是：凡是刮树皮、挖野菜、杀猪羊、偷庄稼、不出工、死人后戴孝埋坟堆等，都要罚款、抄家。据统计，全县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仅管理区一级干部被撤职、调离、开除、法办的就有25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69%。禹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某，私设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劳改干部和群众1270人，其中被折磨死的124人，致残85人。这个公社人口外逃、肿病死人情况十分严重。
　　金沙县的浮夸、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从1958年以来，他们搞了一千多个“跃进组织”，把13－20岁的姑娘集中起来，从各公社抽调好房子、好地、好农具，单独成立核算单位。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从事生产，成天敲锣打鼓、跳舞唱歌。有几名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不管生产，经常带她们坐汽车到各处“参观评比”，所到之处无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仅县委书记王国民等人1960年开支的汽油费就达8000多元。
　　上述中纪委的材料是李景膺汇报的。李景膺的汇报并没有完全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从遵义地区的湄潭县的情况可见一斑。
　　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一起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称“59事件”），是一次以10多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合县后除县机关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区、镇以下均改级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县有18个人民公社，下设136个管理区，776个大队，5901个生产队。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湄潭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惩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亿斤，虚报5亿多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1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17:01:35 被【】修改
网易论坛，天天相伴
鬼头刀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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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确实命苦哈,这次还有贵人相助,再渡难关.
网易论坛，天天相伴
梦久不知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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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不错的地方,就是有些个别人不太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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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杨继绳的《墓碑》
　　曾慧燕
　　【该文章阅读量：15807次】【字号：大中小】
　　读本书前言《永久的墓碑》，点击这里。
　　饿死3600万人是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于发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今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半世纪前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3年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个鲜活的生命死于人为的饥饿，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饥荒过去50年了，这段历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公司），此书长达80万字，分上下两册，堪称是血泪交加、资料翔实的长篇调查报告，也是一幅真实记载大饥荒的全景图，详细记述了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的史实，并着重介绍其中12个省饿死人的情况。
　　请看书中记载的一段文字；「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饥饿比死亡更恐怖
　　此书是作者逐一实地考察、走访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各级干部、饥荒幸存者及见证人，并详细阅读档案资料写成。对没有实地考察的其它省分，他则透过各种渠道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着、统计资料等。他穷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写成《墓碑》一书，填补了历史空白。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细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
　　这是一本承载了许多幸存者集体记忆之书，亦是纪念3600多万饿死亡灵的墓志铭。
　　1999年秋，杨继绳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他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他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杨继绳感叹：「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他在书中描述，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骨肉亲情是杨继绳写作《墓碑》的动机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善良、正直的农民，1959年死于饥饿，事隔半世纪，父亲临死时的惨状、家乡惨不忍睹的情况仍历历在目。
　　杨继绳说，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改为《墓碑》。他指出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杨继绳在体检时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后来有幸在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因此，杨继绳决心为历史作见证，记录这一旷世灾难，以警后世。他强调，把真相公诸于众，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历史包袱，迟早要卸掉，并要从中汲取教训。他深刻指出，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字字血泪不忍卒读
　　美国西东大学、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10月17日至19日在纽约联合举办「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学者与会，旨在探讨中国当代史上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及影响。《墓碑》作者杨继绳也是与会者之一，这次应邀访美，在会上发表「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调查报告，并接受《世界周刊》专访。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确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书，不少人在阅读此书时，难以忍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读《墓碑》，感觉每一个字，都有30个魂萦绕在旁，深深体会什么叫『令人发指』的感觉。」他并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字血泪」之说。
　　杨继绳在「墓碑」前言部分，详述了他父亲悲惨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杨继绳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学读高中，他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学校通知他：「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他：「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杨继绳当即向老师请假并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粮──3斤大米，然后赶回他下湾的家。「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待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他走进家门，发现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变成这个样子，杨继绳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他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然而父亲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与世长辞。
　　埋葬了父亲，他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杨继绳说，那时，他没有怀疑过共产党和政府，所有被灌输的东西都全盘接受。「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杨继绳说他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他不敢怀疑。「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大学期间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他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几名同班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大字报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3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杨继绳在清华大学拖拉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它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他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及许多与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杨继绳说：「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还原历史追求真实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实。他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导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杨继绳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他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
　　当他得知，父亲因大饥荒饿死的年分，中国并没有什么天灾，是一些正常的年分，虽谈不上丰收也谈不上灾害。当他得知，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100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至少有25亿斤粮食库存，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全国征粮库存额度，他的愤怒无以复加。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原因是谎言，加上人民公社对人身控制、计画经济的荒谬以及极权政权的残酷。
　　当一个人从当年迷信的谎言中醒来时，首先是愤怒，然后陷入对历史真相的沉思。杨继绳说，发生在他家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在新华社的第1个10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曾在人民日报发了14个头版头条。现在回顾，杨继绳说90%的稿子都应当烧掉。第1个10年，他只有两篇稿子是凭良知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经中央批评军队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
　　第2个10年，杨继绳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个10年，杨继绳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是他的追求。
　　他说：「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父亲墓碑立在心中
　　杨继绳有感于大饥荒已经过去50年，在中国国内还没有一本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帐，「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杨继绳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他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他「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3、4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1980年代，杨继绳家乡兴起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气派。亲戚朋友也劝他为父亲修建个墓碑。
　　杨继绳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接着，他花了10年功夫，调查大饥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报导为幌子，要求地方党委开放大饥荒的档案，抄写资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况，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写作，终于完成《墓碑》。「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饿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他认为，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分（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他强调，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内情惊人力透纸背
　　《墓碑》面世时间不长，引起海内外读者极大关注，佳评如潮。中国大陆自由作家、历史学者丁东说：「这是一部力透纸背的信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指出，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的书籍，但「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书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国大饥荒的情况，书中详载各省饥荒的惨烈实况和剖析饥荒发生原因，有力驳斥官方谎言，并披露大量内幕，例如，1961年，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集后得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阅后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还追问是否销毁了，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放心。
　　徐友渔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忍尼辛(又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虽然，关于中国的古拉格，也有中国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说古拉格是史达林时代的代名词，那么，饿死几千万人则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
　　他说，杨继绳曾惊叹索忍尼辛为记录罪恶而收集证据的专注与坚韧，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未能专心致志还原历史而叹息。而《墓碑》一书既体现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洞察力，还在史料的汇集、分析和内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岛》。「当然，可以说杨继绳的身分和条件优于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规律是，身分和条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顾虑就越大。像杨继绳这样出身于体制内而为正义冒险犯难、孤注一掷，虽不是绝无仅有，也只有顾准、李慎之等少数前例」。
　　徐友渔指出，在大饥荒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着实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省委负责人说：吃4两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徐友渔说，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千村薜荔万户萧疏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阳，这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当时在四川、河南、甘肃、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阳、通渭、凤阳、亳州、罗定、无为、馆陶及济宁等，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送瘟神》里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墓碑》详细记录了以信阳地区为重点，下至县、乡、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况，比对、分析了各种资料和方法之后，得出结论说，河南饿死人至少为300万，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人10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1000万至1200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
　　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国家强力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3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众说纷纭的问题。
　　在该书第22章，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后的结论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另外，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徐友渔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可信的数字。
　　美国明尼苏达诺曼学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下限》的演讲时指出，1960年前后，整个中国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千千万万个村庄，每天都有许多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灾、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
　　丁抒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来无需别人开会来讨论。
　　可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直到现在还用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唬弄世人」，以至他们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破其谬误」。他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在《墓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
　　徐友渔对此反驳说：「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死200万人就天经地义？」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万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0万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这个数字相当于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之间。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发生。
　　易子而食抢吃人肉
　　中国古籍记载「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并非个别现象。在河南信阳的一些乡镇，在甘肃通渭，杨继绳都听到当事人讲述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他还见到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在《墓碑》各章节里，有详尽记载。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及官方档案，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公共食堂大吃大喝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墓碑」一书以大量事实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此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杨继绳说，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仅余的口粮和种籽，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面临种种刑罚，甚至被活活打死。
　　乔培华根据中共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调查报告，记录了数十宗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来几例：
　　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该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况，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脚踼、冻、饿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冻饿而死。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忍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万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书作者根据资料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统一用粮，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中共共领导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大惨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年是正常年景。中国地域辽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它年分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有人曾辩解说，毛泽东在3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书引证官方出版物说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高，建议毛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度超过国宾馆。
　　十分人祸无关天灾
　　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吴康民高度评价杨继绳及《墓碑》。说他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继杨继绳此前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涉及访问赵紫阳的敏感题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后，「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
　　吴康民指出，杨继绳的「墓碑」，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书中强调四点，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众，其实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300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1000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确纪录的已达3000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煮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蜂拥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人肉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的影响超过文革，其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8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称此书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书」。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
　　丁学良指出，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价极高。他也认为这是他20年来所读到的研究「大跃进」著述「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他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杨继绳表示，这本书题材沉重，估计出版后会让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历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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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楼 中国龙A 】:
　　大的灾难。一两岁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家中没有吃的，哥饿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奄奄一息，一个好心人用一碗稀饭将他救活，才让他的生命得以继续。那个好心人至今让我们一家人念念不忘。 　　&&&&&&&&&&&&&&&&&&&&&&& 　　欢迎本论坛评论员兼西藏版主的充满感情的好帖！ 　　我要纠正你一点：那三年风调雨顺，不能将饿死大量老百姓赖给老天爷。 　　饿死人是因为老毛在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上亲自领导和发动了以普通农民为斗争对象的反瞒产抢粮食运动造成的。 　　现在，中央早已经改称：“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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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谢谢龙版,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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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与温暖，爱与光芒，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中国人特有的坚韧，支撑着我们在许许多多的困难中生存下去。
龙版提供的资料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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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任何时候，有了困难，都会有人和你站在一起，让你绝望的心看到希望，让你冰冷的心感到温暖，让我们有了坚强活下去的不屈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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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人生态度，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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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量的帖子，沉掂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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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悲剧不要重演。生在中国已经很不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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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悲剧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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