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旅行团出去旅游 一般怎么住宿的 要是情侣两个怎么办_百度知道
跟旅行团出去旅游 一般怎么住宿的 要是情侣两个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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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旅行团说说就好了
这是我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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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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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导游说明一起的，女方不同意的话，导游会安排女女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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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是双人床一个房间，报团时他就会问你你们2个什么关系一个房间行不行，如果不行你也可以自己单独一个房间不过要加房费哦
跟导游讲嘛 实在调不开可以提出自己住单房 付个单房差就好
两人可以一起住 要么就跟旅游团说要双人房
想两个人住就跟旅行社的说，看他们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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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载]欧逸文&&&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
几千年以来，没有人鼓励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走出中央王国之外去探险。而在最近的新年假期之前——兔年开始于2月3日——本地报纸上充斥着国际旅游的广告。我觉得似乎人人都在往外面跑，所以我决定也加入到其中去。当中国旅游业对公众喜爱的旅游目的地做调查时，没有地方比欧洲得分更高了。中国旅行社在竞争中并不按照西方大旅游的概念行事，而只是依照顾客的喜好来安排行程。我浏览了一些网上的广告：“大广场，大风车，大峡谷”，这是强调荷兰和卢森堡四天游程中将要看到的如画风景。“回顾过去，探访新东欧”有某种冷战的卖点，但是我想在二月份的时候，这对我不是很合适。
我选择的是“经典欧洲”游程，这是颇有人气的巴士旅游路线，在十天的时间里穿越五个国家。费用是要预付的，机票，酒店，用餐，保险和杂费加起来相当于2,200美元。此外每位中国游客还需要交7,600美元的押金——这要超过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了——是为了防止有人在平安回家前玩失踪。我是这个旅游团的第38位也是最后一位成员，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我被告知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25号口集合，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身材纤瘦的男人，他今年43岁，穿着灰色格子呢上衣，带方框眼睛，柔软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他自我介绍名字叫李兴顺，是我们的导游。为了识别团队游客，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只浅黄色的徽章，上面绘有一条卡通龙，龙的鼻孔里有烟气冒出，龙爪上穿着徒步靴，踩在一条广告语上：龙翔千里。
我们上了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直飞法兰克福的班机。我打开一本中文的“出境游客须知”，这是要求游客们仔细阅读的。须知中提示游客过去发生过的不愉快事件：“不要带仿冒的欧洲产品旅行，海关将因此对你查处罚款。”须知中强调了在欧洲旅行的安全常识，“在路边可见吉普赛人乞讨，但是不要给钱。假如他们围住你要看你的钱包，赶紧招呼导游。”须知也不主张游客随便与陌生人交谈，“假如有人要你帮忙照相，千万要小心，这是小偷下手的好机会。”我多年来在欧洲进进出出，但是这本须知还是让我长了见识，我竟然对自己将和这个三十多人的旅游团和导游一起出行感到很安全。须知用一句孔夫子风格的忠告作为结尾，把我们的旅行作为个人品性的测试：坚忍不拔，无往不胜。
我们在浓雾中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在机场航站楼全体成员首次集合在一起，团员的年龄范围从六岁的陆珂仪到他七十岁的外祖父刘恭盛，刘是一位退休的矿业工程师，陪伴着他乘坐轮椅车的妻子黄雪清。所有游客都属于中国社会中人口大约为1亿5千万到2亿的中产阶级阶层：一位高中科学教师，一位屋内装饰设计师，一位房地产企业行政人员，一位电视台的布景设计师，还有一群学生等。我的团友中没有来自农村的——第二天人们瞥见在法国牧场上吃草的马匹，人人都掏出了照相机——他们也刚刚开始走到外面的世界。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走出亚洲。
&导游李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我这个团体中唯一的外国人，大家都对我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十岁的刘宜丰剃着一个碗盖头，穿着满是星星的黑汗衫，他笑着问我，“外国人都长着这样的大鼻子吗？”
我们上了一辆金色的大巴，车子发动了。我坐在一个窗口位置，身边坐的是一位身体健壮的十八岁学生，他穿着黑色羽绒背心，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前额上的头发留得很长，上唇毛茸茸的。他自我介绍名字为许诺，中文意思为“答应和允诺”，所以他把“promise”作为他的英文名字。Promise是上海师大一年级学生，学的是经济学，他和其他三名室友共用有两张双层床的学校宿舍。他的父母就坐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我问他为什么他们一家选择出来旅游，而不是走亲访友，“那是传统习俗，但是如今中国人有钱了，”他说，“而且我们在其它时间里没有空出来旅游。”我们说的是中文，但是当他表示惊奇时他会用英语说，“哦，我的嘎嘎小姐！”这是他从学校里学来的说法。
李导游在巴士前排手持麦克风面朝我们站着，在以后的旅程中，在我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在中国旅游团中导游的作用特别重要，他既是翻译，又是向导和前线指挥官。李导游有一种从容的气度，他经常以第三人称——李导游——来称呼自己，也为自己做事的干脆利落而自得。“各位，我们大家对一下表，”他说，“现在是下午7：16，”他请求我们每次出发时要早到五分钟，“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他说，“让我们一路顺利。”
他概要地介绍了游程：我们将在巴士上花掉很多时间，他将利用这些时间来给大家讲欧洲的历史和文化，这样就不会浪费宝贵的观光时间，我们可以多拍一些照片。他告诉我们，法国科学家发现导游讲解最理想的时间长度是七十五分钟。“在李导游明白这个道理以前，我在巴士上最长的一次讲解是四个小时，”他说。
&李导游要我们在睡觉前用热水泡脚，这样可以减轻时差的影响。他还要我们多吃水果以便帮助消化欧洲的面包和奶酪。由于正值春节假期，会有很多其他的中国游客，所以他要我们小心，不要在休息地上错了巴士。他向我们介绍了表情冷漠的巴士司机彼得皮查，他来自捷克，是一位前卡车司机和曲棍球员，彼得在他的司机座上向我们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有六到七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运送日本游客，”他后来告诉我，“现在全是中国人了。”对于行程李导游还有其它事情要告诉我们，“在中国我们以为巴士司机是超人，能工作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不管多晚我们都可以要求他开车。但是在欧洲，除非是由于天气或道路原因，他们只允许开车十二小时。”
他解释说，每位司机都有一张磁卡，必须插入到仪表盘上的记录仪上去，开车时间过长司机就会受到处罚。“我们会想到用假卡，或者伪造记录，以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李导游说，“但是假如被抓到的话，罚金最低从八千八百欧元起，而且要吊销执照。这就是欧洲解决问题的方式：表面上看是靠每个人的自觉，但背后是严格的法律。”
即将到达旅馆了，这是一家卢森堡的“最佳西方”酒店，但是李导游先给大家讲了早餐的事情。典型的中式早餐有大米粥，油煎饼，也许还有肉包子。李导游明智地预先告诫说，“在整个游程中早餐只有面包，冷肉，牛奶和咖啡。”全体游客听了后静默了好一阵子。
我们并没有机会见到白天的卢森堡，黎明时分我们就离开最佳西方酒店，巴士很快就驶上了高速公路。李导游要大家确认没有遗忘任何东西，因为他以前的一些游客喜欢把现金藏在厕所水箱里或通风管道里。“我遇到过最厉害的是把钱缝进窗帘滚边中，”他说。我们正前往第一站，简朴的德国城市特里尔。尽管对大多数第一次到欧洲的中国游客来说，特里尔并不是一个经常听到的名字，但是自从几十年前中共代表团前来瞻仰马克思故居开始，特里尔就一直是中国游客的钟爱之地。我的中文导游书是一位退休外交官写的，他把特里尔说成是中国人的麦加。
我们在一条整洁的小街下了车，街道两旁排列着色彩柔和的尖顶房屋，铺地的鹅卵石在雨中闪烁着银光。李导游戴上一顶绿呢毡帽，迈着轻快的步子带领我们朝前走。我们来到了布鲁肯斯特莱斯10号，这是一幢装有绿色百叶窗的漂亮的白色房屋。“马克思曾经住在这里，现在这里是博物馆。”李导游说。我推了一下门，但是门锁着。在冬季人们行动迟缓，博物馆要过一个半小时后才开放，所以我们只能从门外体验一下马克思的故居了。李导游说，“我们早一点在这里结束，就可以早一点到巴黎。”大门边上有一块铭牌，上面绘有马克思狮子般头像的剪影。屋子隔壁是一家名为道尔斯维塔的快餐店。
李导游让我们爱呆多久就呆多久，但他也提醒我们到拐角上的超市去买一点水果在路上吃。一大群人在马克思的屋子前乱转，拍着照，躲避着来往的汽车，直到有一个孩子央求道，“我想去超市了，”他拉着自己的母亲朝着灯光明亮的超市走去。我站在王振宇身边，他个子高高的，有五十多岁了。我们看着马克思的头像，“在美国知道他的人不多吧？”他问我。
“比你想象的要多，”我回答说，还说我想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王振宇大笑起来，“年轻人已经不太知道这些事情了，”他说。王先生瘦骨嶙峋，带有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情。他在东部商业城市无锡长大后被分配去做木匠，到经济改革开始后才自己做生意，现在他经营着一家专门生产男裤的小制衣厂。他不懂英语，但想为他的公司起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名称，所以他想出了“格雷特”这个名字，因为它读起来像英语中的great,即伟大的意思。
&王先生是一位满怀激情的游客。“我过去很忙，现在要出来玩一下，”他说，“我过去总是在买地，建厂，造房子。现在我女儿长大参加工作了，我只要给她备好嫁妆就是了，这我办得到。”我问他为什么他们夫妇两选择到欧洲旅游。“我的想法是乘我们还有精力先到远的地方，”他说。我和王先生是最晚到达超市的，我们的旅游团在中国人的麦加一共呆了十一分钟。
&直到最近，中国人还没有很多理由去到处寻乐。在古代中国旅行是很辛苦的，就像老话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孔夫子更是认为旅行是一种罪孽，他说：“父母在，不远游。”然而古代佛教僧侣去了印度，十五世纪的宦官郑和把帝国的船队开到了非洲，为的是去“看一看野蛮人的地方，”他因此而扬名天下。
几百年来中国的移民遍布全世界。但是毛泽东认为旅游是反社会主义的，所以直到他去世后的1978年，大多数中国人才可以不是为了工作或学习的目的而前往国外。起初他们可以探访在香港的亲友，后来可以到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去旅游。到了1997年，政府允许公民在“有计划，有组织，可控制”的情况下去其他国家旅游。（中国的旅游许可带有政治地缘色彩，瓦努阿图在2005年同意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后，才成为中国人的旅游目的地。）初次出国的中国游客中有80%的人参加旅游团，不久他们就赢得了“激情游客”的声誉，尽管有时会蜂拥而至。2005年在马来西亚的一家赌场酒店里，有三百来个中国游客拿到了印有卡通猪的特别餐券。酒店说这只是为了把中国游客和不吃猪肉的穆斯林游客区分开来，但是这却得罪了中国游客，他们发起静坐，并唱起了中国国歌。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只有当国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到达五千美元时才会输出大量游客。但是在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旅行成为可能是因为大量订票而降低了价格，并通过拼命压价让游客住宿到远郊的旅馆里。去年有超过五千七百万中国公民出国，使中国在世界国际旅游排名榜上名列第三。世界旅游组织预计，到2020年底前这个数字还将翻一番。
起初中国人并没有想到欧洲。在2000年的时候，前往小小澳门旅游的中国游客，比到所有欧洲国家的中国游客加起来还多。但是中国游客逐渐开始设计更宏大的行程。就像成群的党员干部涌向马克思故居，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开始探访剑桥大学，他们站在河边泥泞的小道上观赏这儿别具深意的垂柳。备受尊敬的诗人徐志摩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在西方学习，他把这儿的垂柳说成是“暮日中的新娘”。我不久前经过剑桥，看见中国游客在河边摆姿势拍照，而其他游客川流不息。二十三岁的物理学生王一雄来自河南，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剑桥，这次他带来了娇艳的经济系女学生陈思，“我们不久前相爱了，”他告诉我说，“剑桥是一个浪漫的地方。”
法国酒店集团雅高开始增加中文电视频道和讲普通话的员工，其它一些酒店开始按照风水的要求把床从窗口边移开。到欧洲的中国游客越多，价钱也就变得越便宜。到了2009年英国旅游业报告作出结论，在中国“欧洲”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单一联合旅游品牌，所以单个国家大可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热衷于去推销如法国和意大利等的“子品牌”。欧洲与其说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区，不如说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国家。把尽可能多的国家放进一个星期的游程中，对外出旅游机会不多的工作者来说很有吸引力。“在中国，假如你能用100美元买到10件东西，要比只能买到一样东西更好。”李导游如是说。
我和一对来自上海的年轻夫妇一起漫步从马克思故居回到巴士上：二十九岁的郭延津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的财务部工作，英文名字是凯伦；顾小洁是环境卫生部门的职员，英文名字是翰迪。郭延津平易近人，他身高六英寸，长得虎背熊腰。他穿着栗色的T恤，上面绣有一个高尔夫球袋，但是当我问他是不是玩高尔夫球时，他大笑着说，“那是有钱人的游戏。”
翰迪和凯伦为这次旅行节衣缩食好几个月，还得到了父母的资助。李导游要大家不要为了省钱而使旅游扫兴，他说我们可以把标价上的欧元看作元，但是翰迪和凯伦却对每一分钱斤斤计较。在几天时间里他们就能告诉我，在五个国家里我们在每瓶水上花了多少钱。
回到金色的巴士上，我们穿越香槟－阿登大区的冬日丛林向西行驶。李导游为他惯常的高效率破了一个例，“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欧洲人有时行动迟缓，”他说，“在中国买东西时，我们习惯于三个人同时挤在柜台前，售货的老太太给三个人找零不会出错。在欧洲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继续说道，“我不是说欧洲人笨，他们只是还没有学会这种技巧，这需要很巧妙的计算。他们做算术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
他给了我们一些忠告来结束讲话：“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好了，因为假如你着急了他们也会着急，他们的态度就会不好，而我们又以为他们是歧视我们，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有时李导游会赞叹欧洲的高生活水准，他不断向我们灌输统计数字，如波尔多葡萄酒的价格和吃得好的荷兰人的平均身高。但是，假如有中国游客要赞赏欧洲经济的话，现在却不是时候。李导游向我们演示了地中海生活方式：“很晚才醒来，刷牙，做一杯意大利咖啡，闻一下咖啡的浓香。”大家都笑了起来。“日子过得这样悠闲，他们的经济怎么会增长呢？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民勤劳刻苦，国家的经济才会发展。”他说。
我打了个盹，醒来时发现已经到了巴黎郊区。我们的车沿着塞纳西岸前进，太阳穿破云层的时候我们正好经过了奥赛博物馆。李导叫道：“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开阔吧！”一阵相机快门的咔嚓声过后，他指出了巴黎市中心没有摩天大厦这个事实。”在上海，除非是站在黄埔江边，否则你不可能对它有什么感觉，因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欧洲人，“他接着说，“保留了所有古老而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在阿尔玛桥（Pont de l’Alma）旁的一个渡口登上了一艘双层船。船在“突突”的马达声中逆流而上，我开始跟朱忠明聊天。他46岁，职业是会计，这次偕妻女同游。他在上海长大，当他开始进入房地产业淘金的时候，上海的房市正一片红火。“无论买什么都能大赚一笔，”他说道。朱忠明很有魅力，宽阔的脸颊上有两个酒窝，脸上总是挂着一个坏坏的微笑。他从2004年起就常常出国，所以旅行团里的其他人都喜欢听他的。欧洲对他的吸引力首先是“文化”（在中国做的调查中，在中国人对于欧洲的联想中，“文化”常常雄踞榜首，对欧洲的负面联想中，前几名包括“傲慢”和“劣质中餐”等）。
到了苏里桥后，船缓缓掉头向下游驶去，在塞纳河上划出一道白色的浪沫。朱说，中国人对欧洲的兴趣蕴含着深层的个人动机。“当欧洲人主宰世界的时候，中国也很强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确，为何一个早于古登堡600年发明印刷术的文明会在十五世纪江河日下，这个问题就像中枢神经一样贯穿于中国对自己的过去和复兴前景的分析之中。朱的解释是，“当受到侵略的时候，我们没能迅速作出反应。”这是我在中国常听到的一种对于遭受劫难和国势衰落的（原因的）说法。（至于其它因素，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指责官僚体制和极权主义造成的万马齐喑。）不过朱没把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都归咎于外国侵略者。“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三个核心思想——佛教、道教和儒教——那是错误的。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学的都是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他停顿了一会，看了在栏杆边拍照的妻子和女儿一眼。远处，一轮橙色的夕阳正要没入这个城市。“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场灾难，可它占去了我们30年。”
船停靠码头后，我们穿过如织的人群前往饭店，这是我们踏上巴黎的第一顿正餐。凯伦紧搂着汉迪的胳膊，两人四处张望着。我们跟着李导进入一家临街的中餐店，拾阶而下，来到一处闷热、幽闭的过道，它的两面都是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挤满了中国食客。大街上是看不到这样的热闹场面的，里面和外面就像是两个并行的巴黎。由于没有空闲的座位，李导示意我们从后门出去，然后左转，来到第二家饭店，也是中餐馆。沿台阶而下进入另一间无窗的房间，一盘盘菜肴端上桌来：红烧肉、炒白菜、蛋花汤和辣子鸡。
二十分钟后我们沿着台阶走出去的时候，外面已是夜晚。我们匆匆跟随着李导穿过街区来到老佛爷百货公司（Galeries
Lafayette）。这是栋十层高、坐落于奥斯曼大街的百货大楼。它看起来乐于迎接来自东方的扫荡。为了迎接兔年新春，大楼的外面悬挂着红色彩带，并以兔宝宝的卡通形象来装扮。我们收到了中文书写的优惠卡，里面寓意着幸福、长寿，还附带了10%的折扣。六楼有一间名为“四川熊猫”的饭店正在供应晚餐。
我们这个旅行团的目的地明确。许诺和他的父母，后面跟着朱忠明及其家人，右转，经过劳力士专柜，直奔窗明几净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精品店。一群讲普通话、佩戴统一样式围巾的售货小姐，在专柜那儿服务着。据购买免税品退税服务商Global
Blue的数据显示，每个中国游客在国外平均会购买超过1000美元的免税商品——相比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的游客而言购买了更多奢侈手袋、手表和名牌服装。中国游客在国外购物的花费几乎是住宿的两倍。旅行团里一些人向我抱怨说，行程中没有“Aotelaise”这一站实在是一大憾事。Aotelaise这个词让我感到很困惑。有人解释说，那是个新的汉语词汇，即“名品特价店”（outlets）。
许诺的妈妈李英，抽出一叠打印了手袋资料的纸，上面印着手袋的图片和商品编号。她试了一个又一个，在镜子前晃来晃去，对自己的形象不太满意。汉迪和凯伦看了一下价签就继续往前走了。朱忠明催促李英快点找到一款“更贵气”的。“那个看起来就像我们在内地买的垃圾货，”他说道。她又试了一款名为艺术范儿的大大的提包，售价为1400美元左右。背带呈黄褐色，巧克力色的背面满是微小的LV字样。“这个怎么样？”她询问大伙的意见，每个人都点头。“我就买它了”。
那晚，我们入住了郊区一间叫梦幻城堡的酒店。大堂内饰有纹章和一个巨大的身着长袍的国王塑像。
第二天早上，在前往埃菲尔铁塔的途中，我们遇见了一群非洲裔街头小贩，李导说起巴黎对于非法移民来说就像磁铁一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没有户口”，他说，“为什么政府不抓他们呢？那是因为拘捕、养活那些人并把他们送回家太过辛苦，他们可能第二天又会马上飞回来啦。”我没从他的话里听出多少同情的意味。华人曾是全球数量最庞大的移民群体，但如今很多人认为在国内的工作前景比国外更加光明。李导开玩笑说，欧美人应当对囤积优质房产的中国游客多留点心眼。“欧洲经济正陷入衰退，”他直言不讳道，“现在轮到我们扬言吐气了。”
他指着法国议会大厦周围的空地说，那儿就是最近市民抗议提高退休年龄的所在。他对此感到困惑。“一个工人天天罢工的地方经济能够增长吗？当然不行，”他说。“很奇怪，这儿的人对此却习以为常。关于公众游行示威的法律相当成熟。只要向政府申请了，你就有权按预定的路线去游行示威。”这就是他们“要求实现自身权利的常规手段”，他继续说，不过他认为那样对旅游业不利。“你可能由于街道交通堵塞而被堵在某个地方长达四个小时。希望大家永远别遇到那么糟糕的状况。”
上午不到十点，我们已经参观完埃菲尔铁塔，并动身前往凡尔赛宫。一个讲汉语的导游在大门口迎候我们并引着我们上楼。在玛丽王后的一处殿堂里，亦即她举办贵族沙龙的场所，那个导游指着一个蓝色的花瓶说，那是个精美的中国瓷器，从中国盗来后摆在此处。他还说，镜厅不仅是皇室节日聚会的场所，1919年6月凡尔赛和约也签署于此。它因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移交给日本而在中国历史上臭名远扬。
在卢浮宫，接待我们的是另一个讲汉语的导游，一个小巧玲珑的妇女。她喊道，“在一个半小时内我们有许多东西要看，所以要走快点！”她举着一把收起的紫色雨伞冲在最前面，雨伞被她当作集结用的小旗。在没有放慢脚步的情况下，她教我们用中文发音的法语词汇：bonjour，其发音可近似发成中文里“笨”（ben）和“猪”（zhu）的音，意思是“向某人问好”。我们跟着她匆匆走过旋转门时，王振宇——那个裤子生产商，对着保安操练他刚学会的法语：“笨猪，笨猪！”
导游提醒我们要特别关注卢浮宫的三件镇馆之宝—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米洛的维纳斯和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们轮流拥挤着围观，身旁都是来自中国的其他旅游团，可以通过特有的标志辨认出各自的团员：戴着红色胸针的是U-Tour旅行社的，穿着橙色防风衣的是从深圳来的一批学生。天还没亮，我们一直马不停蹄地参观，仿佛空气中弥漫着好奇和求知的气息。当发现电梯离我们的路线要绕很长一段路之后，我不知道黄雪晴（音译）将如何坐着轮椅参观完博物馆大部分地方的。后来才发现当她一瘸一拐的上下那些大理石台阶时，她的亲戚们会帮她抬轮椅，然后再将她推到每一幅大师杰作的跟前。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结束了今天游览欧洲最佳景点的行程，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这似乎激起了我们比较中西艺术的兴趣。当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等位的时候，朱忠明提起了周王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那个诞生了孔子，老子等中国思想大家的朝代，对我们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真是太伟大了！”他的妻子王剑心（音译）瞥了他一眼，说道：“你又来了，总是说这老一套。”朱忠明戴着刚买的带电灯泡的埃菲尔铁塔的棒球帽，转过来看着我，希望能得到一点回应。“这是真的，周王朝实际上可以和古罗马或古埃及平起平坐。”
他的妻子不时瞅着餐厅里面，不耐烦地问：“我们还要等多久啊？”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去麦当劳也许能更快吃上饭，这又引起了一个新的话题。“北京是不是有世界最大的麦当劳啊？”他问我，我不确定，可他却十分肯定地感叹：“上海君悦大酒店的那个麦当劳真是太大了！”
欧洲文化之旅曾是18世纪英国年轻贵族遍游欧洲大陆的一种教育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学习新的语言，收集古玩，同时也沾染了各种花柳病，现在其已成为新贵国家的传统之一。在19世纪中期，随着铁路的出现，大量英国中产阶级蜂拥而出，“这些没几个钱的小人物们，忽然开始肆意践踏和破坏阿尔卑斯山。”后来成为英国驻法大使的诺曼比公爵轻蔑地评价道。
铁路使得教师、工程师和公务员在24小时之内从伦敦来到阿尔卑斯山成为可能，而不用再像《大陆的气息》（理查德穆伦Richard
Mullen和詹姆斯蒙森James
Munson合著的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游记）书中所说的需要坐上一个礼拜的马车。在瑞士，伦敦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尽情享受新鲜的空气，但他们也有颇多其他的抱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觉得威尼斯除了“破旧的西洋景和市场”之外便没什么可看的了。当然，人们抱怨得最多的还是食物：“黄油炖出来的”法国菜和“只有一些可怜兮兮的咖啡，巧克力和面包的”早餐。马克吐温（Mark
Twain）根据1867年到欧洲和地中海东部的旅行写成了《傻子出国记》，书中描述到美国旅游者说话又大声又粗野，当其他人都非常安静，规规矩矩的时候，美国人却肆无忌惮的大笑。但是，整个旅行一路走下来之后却让这些旅行者的行为有了极大的改观。正如英国诗人萨穆尔罗杰斯所说的，旅行在他们心中播下了质疑自身缺点的种子。
到了旅途的第四天，我们不再对早上坐三个小时，下午再坐三个小时的大巴，而只有中间安排了游览的短途旅行有任何异议。当我们停下来补充能量和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只和旅行团的驴友们说话。我们就像一艘移动的且自给自足的豪华旅游客船。从地图上看，我们的路线宛如北斗七星一般，从德国出发，绕过卢森堡后进入巴黎，在法国南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然后延伸至罗马。旅途本应该在那里结束，却来了个后转弯，又顺原路折回到米兰，从那里再飞回中国。（“每一条线路主要都是由飞机票的价格来决定的，”李导和我这么解释说。只要某天哪有最便宜的机票，中国旅行社就能逮着这个机会。）
在我们从巴黎开到阿尔卑斯山的七个小时路程中，李导用大巴上的DVD影碟机播放了《茜茜公主》（1955），这是一部关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的奥地利浪漫爱情电影。电影中充斥着翠绿的山坡，跳舞的长裙，以及奔腾的管弦乐。《茜茜公主》有中文配音版（还记得“你好，弗兰茨！”这句台词吗），20世纪80年代时在中国的电视上播放并引起轰动，在中国父母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它对大巴上的小孩们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许诺从他的双肩包里拿出来一份皱巴巴的《华尔街日报》，那是他在卢森堡的酒店里随手拿的。他安静地读着每一页，当遇到一条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时便用胳膊肘捅捅我：“欧盟发现华为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新闻里说欧洲贸易官员相信华为这家中国的大技术公司从国有银行得到了极低利息的贷款。许诺问我：“美国宪法规定了企业不能接受政府的支持吗？”
不幸的是，《茜茜公主》是系列影片，一共有三部；我们咬着牙继续看第二部。我问许诺上不上Facebook。在中国国内，Facebook被官方屏蔽掉了，不过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某些翻墙技巧登录。“上那个网站太麻烦啦。“许诺说。他改为使用“人人网”，这网站相当于Facebook的中国版本，与很多国内的网站一样，任何敏感的政治讨论都会受到审查。我问许诺，关于Facebook被屏蔽的事情，他知道些什么。“跟政治有关吧。”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但我确实不太清楚。”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种疏离感，这种态度在那些彬彬有礼的中国学生中并不少见。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能接触大量的科技和信息，然而当局设置的障碍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大家都懒得去挑战那些麻烦事。层层过滤后，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如此古怪：许诺可以详尽地和我讨论苏菲·马索的最新电影，或者是各个瑞士赛车手的优胜之处，但对于Facebook在阿拉伯国家人民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却一无所知。
我们在一个叫因特拉肯的瑞士小镇停留。李导向我们保证，这儿有“真正的新鲜空气”，对于任何中国大城市里的居民来说，这都是一个优待。我下了车，与郑道（音译）和她的女儿李程（音译）一起，到小镇里四处看看，李程今年19岁，是学艺术的。我们一路闲逛，经过几间名牌手表店、一家赌场和荷黑马特广场。广场上有一大片绿地，岳德尔调歌唱比赛（注：瑞士的一种传统歌唱方式）和瑞士摔跤比赛都在这儿举行。路途当中，郑道的女儿委婉地表示，四周的景色并不让她心动。“除了岸边建筑的样子看起来不太一样以外，塞纳河跟黄浦江也没什么两样嘛。”她说：“地铁吗？我们也有。你能说得出的，我们都有。”她笑了起来。
李程和她的朋友们走到前头去了，她的母亲告诉我，她希望女儿能看到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并非指那些“硬件”，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的导游嘲笑了欧洲那种高贵而缓慢的生活节奏，不过郑道说，她的国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笃信“如果你做事情不会抢先，你就会落在最后”。在人行横道前，一辆车停下来等我们先走，郑道把它和国内的情形做对比，她说：“我们国家的司机会这么想：我可不能停下来，否则，我哪儿也去不了。”
我们在因特拉肯附近乘上了一列火车，它载着我们缓缓地爬上了一座白雪皑皑的山，驶向阿尔卑斯山诸峰之间的一段鞍形山脊，那就是有名的“少女峰”。车窗外，滑雪的人穿着荧光滑雪服，从山上猛冲下来，满脸通红，汗如雨下，嘴里喊着德语或法语。而我们这一行人的穿着显然不是来登山，分明就是坐火车观光的：刘洋（音译）穿着皮革的高筒靴，李程戴着北极熊形状的白色毛皮帽子，北极熊长长的爪子一直垂到下巴。看着窗外那些欧洲人，我们都轻声笑了起来。
火车在一个宽敞的大房子前面靠站，我们下了车。这儿有好些餐厅，景色非常优美，可以看见连绵起伏的山峰和山谷，一直延伸至德国的黑森林一带。我们在3470米高的地方午餐，面朝伯尔尼人的草场和阿莱奇冰川吃着炒面和春卷。这里礼品店的东西定价过高，于是汉迪和凯伦只买了一张明信片寄给自己以做留念。
第二天，我们来到米兰的时候，天气寒冷而清朗。李导说这样的天气证明了“外国人为什么喜欢晒日光浴”。在中国，没有人会喜欢把皮肤晒成褐色，那儿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把皮肤包裹起来，以免晒成褐色——那是外头做苦工的人的专利。李导说：“西方人的皮肤会晒红，然后很快就会变回白色。”他继续说道：“有些人出外晒红了以后，就回去给其他人看，大家就都知道他出去度假了。”中国与世隔绝的时间太长了，以致这种关于外国人的印象几乎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很难去除。李导通过自己的观察，准备了各种向我们做介绍的材料：南韩人长着方下巴，西方男人全身都是短短的深色毛发，意大利男人的眼睫毛很长，他们对着那些毫无戒心的女人“不停眨眼，眼睫毛像拍扇子一样”。
我们有30分钟在米兰市中心自由活动；于是我与凯伦和汉迪一道，走进了中央教堂，里面很凉爽。汉迪抬头凝视着高处的彩色玻璃，上面是一幅幅高耸的壁画。“那看起来真够让人眼花缭乱，”他说：“不过真的很漂亮。”几个小时前，李导再次提醒我们要小心小偷，不过汉迪这样说：“其实意大利还不至于像他们说得那样混乱不堪。不过传闻确实让人觉得可怕。”汉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环卫专家，他无法不注意到米兰街头的大量涂鸦，还有那些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垃圾桶。李导对此解释说：“政府想要清理它们，但是没有足够资金。”汉迪尽量想表现得礼貌一些，不过他还是憋不住说：“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上海，那些老年人会给我们打一个下午的电话，不停抱怨。”
意大利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总理贝鲁斯科尼的新闻：他和一个未成年少女上床，将面临指控。我们的李导说话可圆通了。“这男人真是独一无二啊！”他说。那天坐车穿过意大利的行程，让他不禁思考了一番国内的生活。“有时候你可能会想知道，推进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他说：“当然，民主有它的好处，人们享受言论自由，也有权选举官员。不过一党制也有它的好处，不是吗？”他指着窗外的高速公路说，因为当地人的反对，意大利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把这条公路修好。“如果是在中国，六个月就修好了！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持续增长嘛。”李导对党可谓是忠心耿耿，我都快要把他当成政府发言人了；不过他的评论听起来很耳熟，在北京，这种评论在人们的日常对话里常常能听到。“外国分析师们永远都搞不懂，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可以发展得这么快。”他说：“是的，我们是个一党制的国家，但我们的政府官员都是从精英中选拔出来的；从13亿人中选出来的精英啊，可以说是‘超级精英’了。”
李导对西方的种种描述中，至少有一点他是心悦诚服的。他提到自己一个西方的朋友，辞去了工作，开始徒步旅行，找到了他人生中真正想做的事。“我们的父母能接受吗？当然不能啊。他们会用手指指着你的鼻子说：‘你这个窝囊废！’”他说。然而，在欧洲，“年轻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
他接着说道：“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这么多东西，可是为什么我们却觉得发现新事物如此困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太多的约束。”大家都开始聚精会神的听他继续说。当美国的父母想着是否能从中国所谓的严厉而讲求实际的“虎妈”那里学到什么的时候，中国的父母却想方设法使中国僵化的教育体制恢复创造性。一位叫曾丽萍的母亲告诉我，当她决定带她上六年级的女儿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孩子的老师们都为此皱起了眉头。“每到学校放假的时候，老师们就告诉学生们，‘别到外面去，呆在家里学习，因为你们很快面临中考了！’”但曾丽萍早就是不走寻常路了。她辞掉了艺术老师这一稳定的工作，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投在了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上面。“我的领导们都说：‘你离开这么好的工作环境真是太可惜了！’但我已经证明自己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我们在当天下午早一点的时候到了威尼斯，大家都饿了，就算没有中国饭馆，也纷纷让李导停下来吃点什么。我们到欧洲已经一周了，可是还没在一家不是中国人经营的饭馆里吃过一顿午餐或晚餐（一份市场调查提到将近一半的中国游客在西方国家旅游的时候没吃过一顿欧洲风味的饭菜）。但是李导警告我们西餐上菜太慢，他记得有一次在西班牙吃一顿晚餐花了五个小时。“如果你吃西餐太快，会肠胃不适，”他接着说，“忍忍到下一个景点再吃。”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停下来，在市郊的宝塔中餐厅花了20分钟吃了顿午餐。在威尼斯，我们坐渡船到了泻湖的另一边，参观了一家玻璃厂，租了一条黑色的贡多拉，离开市里之前匆匆在一家普拉达专卖店停了一会儿。在去宝塔中餐厅吃晚餐的路上，朱忠明拿起一张当地的房地产宣传单。“看看这个——一套房才11万欧元！”他喊道，“比美国的房子便宜，比上海的房子更便宜！”
第二天我们在罗马的时候，在少女喷泉停留了一会。高大的塞内加尔男人正在卖仿制的路易斯威登提包。小贩推着小车贩卖便宜的磁铁和镇纸。汉迪盯着这些小贩说道：“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在梵蒂冈的时候，圣彼得广场尽收眼底，“壮观极了！”朱忠明说道，“他们的主教可以随意什么时候探出头来看到我们在下面，对吧？我敢打赌没有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了。”广场的规模也让他想到了北京。“这就像以前中国人经常到北京，就为看一眼共产党。”他笑道。
我们溜达过一个十字路口，坐在一个窗台下休息。朱忠明点了一根烟。他一直在思考大国力量的更迭。我问他信不信美国的政治家说他们不反对中国的崛起。他摇头说：“不可能。他们会让我们发展，但一定会想方设法限制中国的发展。我认识的人都这么认为。”他用他能想到的最礼貌的方式说，美国最终得像曾经的中国一样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调整到一个较低的位置，“你们美国太习惯于高高在上，但你们最终会跌到第二的位置。虽然中国的GDP不会马上超过美国，再过二三十年我们的GDP最终会超过你们的。”我很震惊朱忠明旅行中看到的是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持久的思想差异，“两种思维方式，”他说道，“我们会使用他们的工具，学习他们的方法。但是中国基本上会一直按自己的路子走。”
&&&&&&他的观点没有激发我们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未来产生乐观预期。某种程度上，我很难对此和他争辩。变富的中国即将变为西方化的民主中国，这一迷思如今变得尤为令人紧张关注。如果认为中国的开放会拉近中西方距离是幼稚的话，不考虑更潜在变化的力量也是幼稚的。中国政府天真地认为依靠引导国民使他们远离包括西方“盗匪”和西方文化在内的威胁，就能强加给这混乱的世界以秩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旅行的时候看到的欧洲是最最真实的欧洲，是一个茜茜公主从未提到过的凌乱黯淡的欧洲。然而在贝卢斯科尼的性绯闻和对中国一党政治高效的强烈信念背后，我的同伴们也点点滴滴发着欧洲的文化内涵。在这第一次欧洲之旅当中，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很多在中国不可能见到的东西，比如喧闹混乱的出版自由，长期的政治争辩形成的社会安全体制，但他们在渐渐学会全面看待这些问题。当许诺最后放下那本皱巴巴的《华尔街日报》，他一点都不吃惊奇怪或吵着说自己的新发现。他只是简单的说道：“我读外国报纸的时候，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坐了三个小时的巴士去往佛罗伦萨---我们此次旅程的终点站。李导匆匆说着不同的话题，比如天主教和离婚，帕瓦罗蒂，意大利香醋，松露和闻着找松露的猪，还有标着意大利产实际是中国产的皮革制品。他说，有一次他带的到意大利的旅游团里有一个皮革厂的老板，专门花时间收集意大利产品的样品然后回到中国仿造。
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上是穿着各种粉色衣服的俄罗斯人，美国学生，还有戴着顶针状桶帽的警察。当地的向导引我们拐进一家叫佩鲁齐的皮革商店，鞋子和提包上写着“你不买一件佩鲁齐纪念品，就不算到过佛罗伦萨。”
我们就要再次坐90分钟的车到比萨斜塔照张相就离开意大利了。但是这时出现了意外情况：有些人说不想去。汉迪、凯伦和一些人奇怪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佛罗伦萨多逗留而不去比萨斜塔呢。李导把大家召集在巴士的阴影下面，说：“谁想去看比萨斜塔，举手。”大概三分之二的人举手了。一位女士鼓励大家要团结——“我们应该一起走。”经过一分钟的讨论，李导再次进行了一轮“民意表决”。显然一些不愿意去的人这次被排出了投票表决的过程，大家达成了“共识”，我们都乖乖地在巴士前排起队来。汉迪皱着眉头说：“中国式的投票总会是这个结果。”
在去比萨的路上，我在思考中国人这种旅行团形式的快节奏旅游还能持续多久。单独旅行在年轻人中间正渐渐流行起来，即使在这次组团旅行当中，我的一些旅伴也开始对这种匆匆忙忙的旅行心生厌倦。抵达比萨后，我们来到那游客必去的古怪斜塔下，大家依次站在最佳摄影位上，做鬼脸，伸出手臂做抱斜塔状。头顶上是湛蓝的天空。黄雪晴从轮椅上下来，站在地上，感受着脚下的鹅卵石。我们玩得有些饿了，有了食欲，我指着离斜塔不远的一家中餐馆，汉迪和凯伦另有主意，我跟着他俩进了一家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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