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与欧美诗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诗与欧美诗各自承载着自己的文化是迥然不同的。或许与中国古代诗歌严格的格律与形式相比，中国诗与欧美诗的不同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到的。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直观的不同使得我们很少能够发现中国诗与欧美诗的相同。这种相同不是说不存在，而是被我们给长期忽略了。
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都有意无意地遵循着这么个原则：去繁就简。我们会凭我们的直觉与经验，在第一眼后就迅速地将大量的主客观的信息杂糅地反映到大脑里。而这种未加工的认识往往又让我们的认识肤浅甚至错误。举个例子小学生在刚学分式加减法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受整式的影响而将分子与分母同时相加减；到了学分式乘除法的时候他们又可能会受方式加减法的影响而不将分子与分母同时乘除了。
我们在认识中国诗与欧美诗的时候何尝犯的不是小学生分式算法的错误，又有谁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们不妨看看大家眼中的中国诗与欧美诗的区别都有些什么：
观点一：中国诗词善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欧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理唤起的反映，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
观点二：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欧美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
观点三：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欧美诗歌多以揭露为主。
（以上观点摘自天涯问答）
那么我们不妨一个个看看上面的观点是否都站得住脚。
第一个观点显然是很牵强附会的，它说了半天所谓的不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不同，反倒是佐证了两者的相似即都是以客观的存在来抒发主观的情感，这是主要，而所谓的意境则全然都是次要。
所谓意境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艺术境界”。（夏征农主编《辞海》）意识“在心理学上，一般指自觉的心理活动，即对客观现实的自觉反应”。（夏征农主编《辞海》）由此可见，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在胡闹，他根本就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里游走，前者所属的是艺术，后者又混迹于心理学。那我倒想问了是不是验证一匹马跑得快不快，只要让他和骡子溜一溜呢？现在很多人做比较，他们所立足的是什么？他们所立足的是一些根本就不消比较的事理。他们是与潘长江比谁高，与巩汉林比肉多，与奥巴马比中文。
第二个观点认为中国诗词含蓄。那么“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经·国风·周南·关雎》）这该算是再直接不过的诗句了吧，都说自个儿因思春而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如果这还算含蓄，那么我恐怕也只有那些一丝不挂的黄段子才够得上奔放了。选《关雎》作为论据是有代表性的，“《诗经》对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夏征农主编《辞海》）“《关雎》是我国爱情诗之祖”。（摘自百度百科）祖师爷如此奔放想来徒子徒孙们是不会太含蓄的。
至于英美诗奔放这也是不能一概而论道。比如说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The Tide Rises, The
Tide Falls “The tide rises, the tide falls,/The twilight darkens,
/ Along the sea-sands damp and brown /The traveler
hastens toward the town, /And the tide rises, the tide falls.
/Darkness settles on roofs and walls, /But the sea, in the darkness
/The little waves, with their soft, white hands, /Efface the
footprints in the sands, /And the tide rises, the tide falls.
/& The morning breaks, the seeds in their stalls
/Stamp and neigh,
/The day returns, but
nevermore /Returns the traveler to the shore, /And the tide rises,
falls.”（潮起，潮落，/暮色渐浓，鸟儿啼号；/沿着潮湿金黄的沙滩；/旅人匆匆赶往城郭，/啊，潮起，潮落。/&
暮色降临屋顶和墙角，/而大海，大海在黑暗中呼啸；/浪花，伸出柔内、洁白的小手，/把沙滩上的足迹抹掉，/啊，潮起，潮落。/&
骏马还在圈舍，天刚拂晓；/踢蹬，嘶鸣；马夫高声吼叫，/日子重又归来，/而那旅人却在没有来看海，/啊，潮起，潮落。）全诗未着一个“death”（死亡）、“old”（衰老），却将这两个词贯穿始终了，比起“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不知要含蓄了多。两相一对比，我们又怎么可以说英美诗奔放呢？
第三个观点说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国风·魏风·硕鼠》）就是极具讽刺性的。如果说这首诗还不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杜甫“中华民族的脊梁”（鲁迅语）与这么评价他的鲁迅一样所写的并不是歌颂的文章而是极具批判性的揭露当世社会的黑暗的。“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新安吏》）“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杜甫《石壕吏》）“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杜甫《潼关吏》）“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杜甫《新婚别》）“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杜甫《无家别》）“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杜甫《垂老别》）其中没有一句不是揭露社会的，都讲人民经历战争后的疾苦写得淋漓尽致了。可以说杜甫的诗在中国诗坛是具有代表性的。“李白和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郭沫若语）“元稹《唐故检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早称杜甫超过李白，能‘兼综古今之长’”（《钱钟书散文·中国诗与中国画》）单从杜甫如此之高的地位，我们就不能忽视他的诗，但是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怎么就好像患了眼疾一样，硬生生地将杜甫给忽略了呢？
至于说欧美现代诗歌以揭露为主更是无稽之谈。我们应该要清楚欧美诗歌是直接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诗作而来的。而古希腊、罗马的诗歌主要是赞颂英雄与战争的。“现在，忒拉蒙之子用粗长的枪矛破击，打在/耳朵下面，对手翻身倒地，栲树般，/耸立山巅，从远处便可眺见他的风采，/被钥斧砍倒，绿油鲜嫩的叶片；/就像这样，死者猝倒，粗工制作的铜甲响声锵然。”（《伊利亚特》）这是对敌人的描写，对待敌人尚且是歌颂，难道对自己偏就是用批评了，我想人是不至于这么变态的吧。“他不会久离亲爱的故地乡国，/哪怕止阻的禁锢像铁一般实坚；/他会设法回程，此人多才多艺。”（《奥德赛》）这就是对英雄人物的赞颂。当然，终归还是有人会觉得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诗来说明欧美的诗作终究缺乏说服力，那么我们就举英美诗人的诗来说好了。“O
caption! My Captain! Our fearful trip is done, /The port has
weather’d every rack, the prize we sought is won, /While follow
eyes the steady keel, the ve /But O heart!
Heart! Heart! /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Where on the deck my
C /Fallen cold and
dead.”（啊，船长！船长！可怕的航程已完成；/这船历尽风险，企求的目标已达成。/港口在望，钟声响，人们在欢欣。/千万双眼睛注视着船——平稳，勇敢，坚定。/但是痛心啊！痛心！痛心！瞧一滴滴鲜红的血！甲板上躺着我的船长，/他倒下去，冰冷，永别。Walt
Whitman& O Captain! My
Captain!）这首诗写得是美国总统林肯，虽说是悼念他的，但却充斥着对他的赞颂。
综上所述，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是连常识都没有的，几乎是到了颠倒黑白的程度，他们一来不知道欧美诗歌是荷马史诗的继承；二来不知道中国文人通常是与政府采取不合作的姿态的。第一种观点是属于故弄玄虚，是把一些说不清的事情弄得愈加模糊，企图以此来使人信服，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必须对其抽丝剥茧。只有第二种观点还是有那么点道理的，不过依然有待论证。我们要彻底弄清中国诗与欧美诗的区别与联系，我想我们还是应该从中国诗与欧美诗各自的历史开始说起。
先说说中国的诗歌的历史吧，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是发源于诗歌的。“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按照三古的分法，我们可以较为轻松地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一个梳理。
中国诗歌最早的可以算《诗经》《楚辞》和汉乐府。“《诗经》最后编订成书，大约是在公元前6世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之后中国的诗歌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诗、宋词、元曲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这一时期“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之后诗歌一度进入了衰落期，我想其中主要原因还在于诗的约束太多，既有韵的限制又有平仄对仗的限制，而这显然又是与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格格不入的。商业的要求是实用，是方便交流，而诗显然在这方面是不符合要求的。新文化运动废文言、兴白话其实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任何文化的现象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经济的本质。
不过中国队诗歌并未就此消亡，而是在一大批留洋的受西方影响的现代诗人的努力下将中国的诗歌改造成了符合时代需求的诗歌艺术。“他们致力于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促使新诗艺术走向成熟”（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很多人认为中国现代诗已经和古体诗不一样了，在他们看来现代诗歌倒是与欧美诗歌更加接近。对此，我很是纳闷，虽然变异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至于变得如此离谱吗？狗再变异那也是狗，不可能一变异就成了猪了吧！“胡适在纲领性的《谈新诗》里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提出这种观点是不足为怪的，不过作为探索者的胡适我估计他本人也是很矛盾的。特别是他那最后一句话特别地耐人寻味，什么叫“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诗到底是该按传统还是该打破传统的束缚呢，我琢磨着胡博士应该是刻意说了句这么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本人也没个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远。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尝试集》）。这首诗基本上用了旧体五律的形式（颔、颈联没有对仗），韵也是押了，但为什么读来让人感觉很是别扭？因为这就是胡博士在矛盾中创造的不伦不类的新体诗，在他自己主张的不拘平仄等的引导下，这首诗变得毫无艺术价值可言。
而且胡博士的主张终归是不能代表我们新诗的发展方向的。真正能够代表中国新诗发展方向的当属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美学主张”（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而且“闻一多进一步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鼓吹诗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可有谁注意过我？/只因丑陋/没有！一点关注也没有！/只因丑陋/我已被人遗漏。/历经千辛/我终于长大，/我在花间游玩，/吸引力多少眼眸！/但我厌恶/多么讽刺/前后都是一个我/缘何前一个这般劣后一个这般优。/我在花间玩游，/我要产下虫幼，/我要诅咒，/诅咒每一个人，/因为我本丑陋，/彻头彻尾的丑。”（林缘《蝴蝶》）这是一首受新月派影响的诗，若论不名气，我想大家对于同样是写蝴蝶的两首诗会更喜欢这一首。
不管是上古期诗歌刚刚起步、中古期诗歌渐进鼎盛还是近期诗歌逐渐衰败，乃至新诗时期所出现的新气象。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在所有这些诗歌中几乎都找不到叙事的史诗，这种文史不分家的中国倒真是一件极其古怪的事。或许正因为此，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这部巨著中，公开宣称“中国没有史诗”。很多年来“中国没有史诗”几乎成了学界颠扑不破的真理，1953年陈寅恪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去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后，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再生缘》全书基本上是七言排律的韵文，一次可以说这算得诗。所谓排律是律诗的一种，由于按照一般律诗的格式加以铺排延长而成，顾称排律。较为有名的有南朝宋谢灵运的《湖中瞻眺》、南朝梁庾信的《奉河山池》和唐朝白居易的《代书诗寄微之》。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中国的诗主要在情，比较擅长于对内心情愫的把握，至于颇要理性的叙事诗与史诗的确是不怎么在行的。现代诗歌也不能摆脱这一陈规，我们又凭什么说现代诗歌已然西化了呢？我们实在不该因为表面的变化而评定一样事物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欧美诗歌的发展历史似乎与中国的诗歌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欧美诗歌的起源恰恰是中国诗歌发展中匮乏的元素——史诗和叙事诗。
欧美诗歌中较早的有荷马史诗、维吉尔的《牧歌》《农事诗》《埃涅阿斯纪》。荷马史诗从名字就看得出是史诗自是不必多说了，《埃涅阿斯纪》同样也是一部史诗，《牧歌》与《农事诗》从形式上看更像是叙事诗。
中世纪最具代表的当属但丁的《神曲》，诗歌的形式虽然玄幻但归根到底还是叙事诗。
直到19世纪欧美诗坛才有了抒情诗的影踪，不过要形容抒情诗产生的过程比起用雨后春笋，我更倾向于用大爆发，在这一时期欧美诗坛出现了一大批善于写抒情诗的诗人真可谓是个群星璀璨的时期。“1798，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将各自的诗歌合为一册，定名为《抒情歌谣集》”（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它摆脱了多数18世纪诗人所恪守的简洁、典雅、机智、明晰等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在形式上摒弃了在蒲柏手里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并垄断了当时诗坛的英雄双韵体；在内容上则以平民百姓使用的语言描绘大自然的角色和处身于大自然中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遭到不幸和贫苦无告者的境遇），抒发诗人的感受和沉思，开创了探索和发掘人的内心世界的现代诗风”（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这显然只是欧美诗歌抒情诗的序曲，之后的岁月里又出现了诗歌中有强烈抒情性的拜伦、与拜伦齐名的雪莱。普希金也“写了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如《囚徒》、《致大海》等”（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史》）、海涅有《抒情插曲》，惠特曼、哈代、波德莱尔等人的抒情诗也极有名。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是欧美抒情诗发展的黄金时期，很容易让人将这一时期联想到中国的唐朝。确实，二者之间是存在可比性的，唐朝时中国物质文明空前发展的时候，19世纪同样是欧美物质文明空前发展的时候。同样，可能有人会质疑，在物质文明同样空前发展的今天，为什么诗歌会出现一种衰败的趋势呢？的确，现在是出自一个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的时代，而且比起从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亢龙有悔”（《周易·乾》），当一样事物发展的太快必然会阻碍其他事物的发展而产生物极必反的结果。现今社会的发展正是陷入了这样的泥淖之中，片面地对经济的追求使得人们愈来愈物化，使得人们逐渐地忽视了对精神层次的追求。电视等媒体的产生更加冲击了传统文化的地位，可惜的是高端并不能代表高级，新技术对旧传统的冲击并非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取代，而是填鸭对思考的冲击。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峰自然是需要思考的，在这样一个社会思考即是意味着浪费时间，将思考花费在可有可无的文学上浪费的成分就尤为明显了，有了思考文学还不如思考自己的生意来得实在。
20世纪艾略特发表的《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更是一击击中了现代人的内心世界，“此诗虽名为‘情歌’而普鲁弗洛克与女友间恰恰是只有欲而没有情”（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不可否认这是对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物欲的横流已经对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人变得简单化，精神让位给了物质，很多现代女性的择偶标准相当的简单与程式，那就是有房有车，至于浪漫则多抱以“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洒脱态度。当然现代人的价值观也不是多么多么的不好以至于我们要进行批判，“有情人能成眷属是最美好的，不过也不能忘记，饥饿穷困时爱情的大敌”（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不仅不批评我反倒觉得她们是很理性的，毕竟，爱情是风花雪月，生活却是锅碗瓢盆。这一时期较有名的诗人还有贝克特。不过，这一时期的诗人真的是寥若晨星了，此诗的欧美诗的境遇其实和中国近古时期时代的诗歌一样渐入衰败。我们甚至可以预测诗歌在未来的两三百年里将走向消亡，可能有人会将某种文学形式称之为诗歌，不过我想说那将只是一种只具诗歌之表的东西，艺术需要节制，那些东西之所以不能称为诗歌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缺乏节制把爱情等情愫直呼口中，而真正的诗歌的妙处恰在无中生有，即是不着一个爱字，而让人感到爱的无处不在。
这种预期并非是毫无根据地臆测，我们从流行歌曲的演变中便可寻得其中的轨迹。“开心的关心的真心的变心的成败未知的是谁/多亏在生命中化身作救主的趁早已做了准备/欢心的伤心的痴心的负心的爱恨交织又是谁/多谢在生命中化身做知己的你为我做个奉陪”（罗大佑《台北红玫瑰》）很显然这首歌写的是爱情，但是整个的并没有直呼海枯石烂，没有你我就活不了的陈词滥调。“江山如画新纷飞/只等伊人生死陪/强说愁容春不回/单膝跪地月已碎”（海雷《花满楼》），这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注重文字的歌曲，在文字的排列是现代歌曲的重视度也已经越来越少了，当然文学的形式下来是不只一种的，我们尊重各种不同的形式的存在，但是实在太缺乏格律性的文字必然也就失去了他的美学意义，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当然歌曲终究是不同于诗歌的，不必太可以追求句式的严谨，但由于我们这儿讨论的是中国诗歌与欧美诗歌，因此有意选取了相对注重句式的歌曲，在此我想讲一句题外话，90年代前的歌曲大多脱胎于诗歌因此对句式是相当讲究的，我们甚至可以定义其为“诗化的歌曲”。
诗歌（广义）的魅力来源于什么？“首先它使读者惊奇”“诗的魅力的另一个来源是它的充满感性魅力和理性光辉的意象”“诗的魅力的另一个来源是它的意象和幻景，意象不是用形象的语言和修辞表现现实，幻景不是描写现实，它们是化成了诗的现实本身”“诗的魅力的另一个来源是诗的内在结构”（郑敏《英美诗歌戏剧研究》）。在此，我们不妨根据上述种种原则来对上面提到的两首歌进行一点儿理论分析。首先两首歌是否引起了读者的惊奇，毫无疑问第一首是很能够引起读者的惊奇的，不说别的单从修辞入手我们便能深深为其吸引一连串“……心的”对人是极富吸引力的，这就不是辞藻的堆砌。“上古巢穴处曰岩栖，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谢灵运《山居赋》）这才称得上是堆砌辞藻，“……曰……”这种形式用得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四者不同”简直就是一句废话，一样了倒是怪事了。然而像“……心的”用的很有用处，至少这反映出了作者当时复杂的心情，爱情本就是很复杂的东西心情又怎么可能简单的了呢？至于说第二首歌虽然用词很古朴但归根到底都是些陈词滥调，而下在方文山的带领下，中国词坛一下子以古典味依托的中国风很是时兴，其实，这些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多有原型，因此对这类歌曲的追捧一方面反映了国人国学知识的欠缺，一方面也多少表明了中国风是不可持续发展的。
从是否具有“感性魅力和理性光辉的意象”来看第一首歌显然是具有一个朦朦胧胧的“你”的存在的，虽然我们看不见但她确乎就是在我们身边，而一个知己更是将那种缠绵的情愫搅得越发缠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但是很明显作者对对方的身份并不满意，这是给了我们出租的想象空间的。第二首的意象写得很美，同样也很清晰但也正是因为在这的极尽笔墨使得感情过于简单，与第一首一比自然就出现了高低。
从“意象和幻景”来看两首歌曲运用的都还是可以称道的，在这儿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强行评个高低来。
至于说内在结构是两首歌曲都构架得不错，第一首歌曲的高明之处是他用了更加复杂的词汇组合，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苦心，而作者的苦心也确实得到了回报，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不是一般的填词人能够够得到的。
以上我们简单地对不同时代的两首流行歌曲进行了一番评价，从艺术的角度看孰优孰劣我想大家也能够得出一个公道的答案来了。当然艺术并不等同于流行，当年梵高在世时，他的画几乎是没有人要的。当下莎士比亚的著作没有玄幻小说畅销、卓别林的影迷没有偶像剧的多，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就否定了这些真正的艺术家。“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崔永元），大凡用统计的方式来评定的好坏那都是不靠谱的，因为这种看似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存在着误差的。“在概率抽样中，我们依据随机原则抽取样本，可能抽中由这些单位组成的样本，也有可能抽中另外一些单位组成的样本。根据不同的样本可以得到不同的观测结果”（贾俊平等编著《统计学》）但我们很多的商界人士却偏偏很是热爱这一华而不实的东西。当前的艺术发展已经完全被商业所左右，一向清高的文人各个都满身铜臭味，竟还有人恬不知耻地以作家富豪榜为荣，呜呼哀哉，我又岂能不为艺术的前途而担忧？
如果按什么排行榜来评判一个作家的成就的话，我想这张榜单中是不会有诗人的影踪的。一来买诗看的人本来就不多，二来一个诗人出版一本诗集的周期远不如一些流行写手来得快。我们单凭数据说话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诗人不是艺术家。这个逻辑看似荒唐，但是逻辑而出的结果何尝又都不是荒诞的呢？记得当年金岳霖先生在小时候就做过这么一个逻辑推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如果将这句中国俗语作为前提，那么结论就是‘朋友如粪土’”。因此“诗人不是艺术家”的结论完全是成立的，出现这样的结论我想我们可以做出以下两种思考：第一种是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第二章是原假设有误。大凡只要是有脑子的人都是不会接受第一种原因的，“诗，语言的艺术，是把造型艺术和音乐这两个极端，在一个更高的阶段是，在精神内在领域本身里，结合于它本身所形成的统一整体”（黑格尔《美学》），诗作为艺术，创造诗的人又缘何不是艺术家呢？于是乎，在二选一的情况下，答案自然就是非此即彼的另一个。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竟然做了个证明题，推翻了那么一条逻辑假设，看来现行的评判标准是存在严重不足的。
在错误的路线的指导下，什么严重的后果都是会有的，我预测说是个在二三百年内可能会衰亡那也是客气的了。
前面，我们简单地对中国诗歌与欧美诗歌进行了论述，但是我们至今没有对二者的关系下一个明确的结论。其实二者到底是怎样的关系的确是很难得出一个权威的论断的，因为不管是中国诗歌还是欧美诗歌在各自动麾下都有着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流派。中国古代诗歌就有桐城诗派、虞山诗派、山水诗派等等，现代诗歌又有尝试派、新月派、象征派等等，欧美诗歌同样有温柔的新体、修辞学派、虔诚诗派等等。而且诸多流派之间本身就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差异，比如说在欧美诗派中有一派以庞德等人为代表的意象派，我就觉得他们的诗歌倒是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诗歌很相像的。“在荷荫之下；/在满荆豆花、丁香花/金黄、蓝紫、褐红色的河水里，/鱼儿颤抖。/&
漂浮穿过冷绿的落叶，/银色的漪波，/天鹅的古铜色的劲和嘴/弯向黑色的深水，/它缓缓游向拱桥下。/&
天鹅游向桥洞的暗处，/游向我的悲哀深处的暗洞/它带来一朵白玫瑰，一团白火焰。”（庞德改写的弗灵特的《天鹅》）全诗就不是就是在不断地构造意象，直接地主观表达少之又少，这和我们思维定势中奔放的欧美诗歌简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其实我们认为欧美诗歌奔放那确乎是上了思维定势的当，那些善于抒情的其实也不过是寓于一个流派罢了。中国现代诗人吕德安也写过一首名叫《天鹅》的诗，但我觉得这首诗偏向于叙事在天鹅的形象的刻画上不如庞德，若说在刻画形象上骆宾王的《鹅》可以与庞德媲美。由此可见欧美的意象派的诗歌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诗歌倒是很一致的。
我一直觉得天下艺术是一家，不管那样艺术是存在于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里都能找到它与其他艺术相一致的对方。长期隔绝于世界其他大陆的澳大利亚，在其山洞中发现的那些被搞得神乎其神的壁画，其实它们和世界上其他大陆上发现的壁画又有什么大的不同呢？有人说壁画中有的人物形象头上好像有天线，但我试问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认为壁画中人物头上带的树枝或稻草一类的装饰呢？“艺术类型发展到了最后阶段，艺术就不再局限于某一类型的特殊表现方式，而是超然于一切特殊类型之上。在各门艺术中，只有诗才可能这样向多方面发展。”（黑格尔《美学》）从黑格尔的话来推断，他应该也是支持艺术是一家的，只不过他将一家的本体细化了、唯一化了，不过他的话正好是解开了我们的疑惑，那便是中国诗歌与欧美诗歌的关系是：大同小异。我们实在是很难找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可能有人会说比较文学就是要找出不同，这种观点何尝不是对比较文学的误解呢？其实比较文学和找不同是不同的概念。举个例子来说吧，大家一定都玩过一个QQ游戏叫“大家来找茬”，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用到的方法就叫做找不同，比较则是国家复杂、系统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要知道两幅图不同的原因是什么，这种不同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等等。当然这个理性过程在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因为这样做无异于是在送分给别人。
因此，关于中国诗与欧美诗的关系我的最后的结论是两者在宏观上是一致的，在微观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具体点说，这种宏观就是值指的风格、意象、结构等，这种微观就是指的措辞、节奏、音调等。当然，这些不同的成因似乎更多的是语言学应该关注的问题，这里主要是从文学方面探讨诗歌的问题，因此对于与文学关系不大的问题也就从略不谈了。
可能还有人很多人会因为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势而否定掉我的关于中国诗歌与欧美诗歌关系的结论，他们甚至一看中国古典诗歌那整齐的格式就厌恶我所说的结论，毕竟人家欧美诗歌中哪有来这样工整的格式哪。对于持这种顽固观点的人，我只能告诉他格式只是结构的一种，欧美诗歌有着自己的结构，为什么欧美诗歌没有中国古典诗歌那样严谨的结构，这原因也是语言学的问题，为了消除长期以来折磨着大家都误解，我也不妨在这儿累赘地提一提，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是语言结构。相比印欧语系（欧美各国语言就不是都属于这一语系）中文在语法上是很松散的，众多语素可以混杂很难说有什么规定的结构。“英国人的常识战胜了语法的荒谬，现代英语已经不肯承认一只茶杯或是一张写字台，有什么阴阳性别，这是英语与法语、德语之不同点。英语实际上已经淘汰了性别，而且也几乎废掉宾主格了。”（林语堂《基本英语与洋泾浜英语》）相对于印欧语系中其他语言，英语的语法结构已经算是很松散的了，但是由于的松散程度终究还是不能和中文相比的，因此英文再压缩也不能压得像中文的绝句、律诗那样精简。至于其他语言的诗就愈加复杂了“La
Nature est un temple o& de vivants piliers/ Laissent parfois sortir
/ L'homme y passe & travers des for&ts de
symbols/ Qui l'observent avec des regards familiers.
/& Comme de longs &chos qui de loin se confondent/
Dans une t&n&breuse et profonde unit&,/ Vaste comme la nuit et
comme la clart&,/ Les parfums, les couleurs et les sons se
r&pondent./& II est des parfums frais comme des
chairs d'enfants, /Doux comme les hautbois, verts comme les
prairies, /— Et d'autres, corrompus, riches et triomphants,
/& Ayant l'expansion des choses infinies, /Comme
l'ambre, le musc, le benjoin et l'encens, /Qui chantent les
transports de l'esprit et des sens.”
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音；/行人经过该处，穿过象征的森林，/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
仿佛远远传来一些悠长的回音，/互相混成幽昧而深邃的统一体，/像黑夜又像光明一样茫无边际，/芳香、色彩、音响全在互相感应。/&&&
有些芳香新鲜得像儿童肌肤一样，/柔和得像双簧管，绿油油像牧场，/——另外一些，腐朽，丰富，得意扬扬/具有一种无限物的扩展力量，/仿佛琥珀、麝香、安息香和乳香，/在歌唱着精神和感官的热狂。Charles
Baudelaire&
Correspondances）。法语是相当严谨的语言，它的名词不仅有单复数，而且还有阴阳性，相应的形容词也有阴阳之分，动词有着极其复杂的变位。如果用中国绝句律诗的要求来要求法语诗这就真的有点儿强人所难了。
但是我们应当清楚语言本身所造成的问题并不难阻断了中国诗与欧美诗在本质上的相一致。诗的表达离不开语言文字，但是诗归根结底还是超脱于语言文字的一种升华了的艺术表达。如果我们非得咬文嚼字地探究诗，甚至像中国的那些滥考卷问出“诗中哪个字用得好，为什么”这样的滥问题来，那就真的误解了诗的真意了。
前面我说过中国诗与欧美诗在本质上相一致是站在了诗歌本身的角度而讨论得出的，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白纸黑字，自是具有最不可辩驳的说服力的。但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也会有着其致命的缺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当研究的人站在了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同一样事物的时候往往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来，特别是文科类的东西就更加难有统一的标准的存在了。那么我们是否能有更加精确的方法来证明我们所持有的观点呢？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从创作这些诗的诗人本身去探讨中国诗与欧美诗为什么在本质上相一致，当然这种研究方式尚未得到普遍的接受，但诗归根到底是诗人所写，“诗人在写诗之前要经过一个感性、理性的升华。诗人的感觉长时期为他存储了大量的资料，诗人观察世界，思考问题，体验生活，经历感情的风浪，这不过是诗的素材的积累，这些素材要变成诗的内容必须经过一次艺术馆，灵感，想象对它的发酵和催化。”（郑敏著《英美诗歌戏剧研究》），不管诗是哪国的诗，诗人是哪国的诗人，但是诗人创作的过程大体上是一样的，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一致性，我们也就有了从诗人来探讨诗的依据了。
“诗人在举动上是有异于常人的，最容易看到的是诗人囚首垢面，有的爱花或爱猫狗如命，有的登高长啸，有的海畔行吟，有的老在闹恋爱或失恋，有的挥金如土，有的狂醉悲歌。”（老舍《诗人》）在普通人的眼里，诗人就是一群特立独行、行为异样的怪物，而这似乎也正是蕴藏于所有诗人体内的共性。那么，我们不妨就顺藤摸瓜地从怪说起，进而阐释中国诗与欧美诗相一致的人都因素。
首先，我想我们有必要说一下这个“怪”应该怎么理解。因为在我们很多人都印象中，“怪”应该是个颇具贬义的词，但正如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当它加之于诗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会不能地觉得这个词非但没有什么贬义倒有了许多“可爱”的意思。或许这个“怪”在用在诗人身上的时候就不再是用的它在字典中的原始意义了，这个“怪”更多的应该是个性鲜明的意思。
无论在中外的哪一部学术著作中，我们都是找不到一条对诗人的规定是要个性鲜明的，但是大凡世界上超一流的诗人却又都无一例外的都是个性鲜明的。原因何在，因为这条绝对真理是以顽童的姿态展现在世人的眼前的，而学术的严谨与这向来是不相容的。但是真理终究是真理，毋庸置疑，上去了个性自然也就没有了诗人。“诗人被雪莱认为是个预言家，因为他们常常走在时代的前面，预见即将到来的历史风暴”（郑敏著《英美诗歌戏剧研究》），若是诗人没有个性而是像政治家一样谨小慎微，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生恐被别人耻笑了。那只能是连自己的思想都没了，又何以像雪莱所说的是个预言家呢？
我们不妨找几个中外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诗人，来看看他们到底是这样个性鲜明的，然后在他们的个性中找到一些使得中国诗与欧美诗相一致的共性来。
屈原，在很多人都印象中屈原应该是个极其迂腐的老夫子了，我们的年轻人简直难以将他与浪漫主义的创始人相联系到一起，当我们上学的时候第一次在身上接触到这个人的时候，爱国主义或许还能接受，浪漫主义那简直就是纳闷的不得了了，他老人家哪门子浪漫了吗，又没留下什么风花雪月、花前月下的桃色往事。其实在屈原身上是极具诗人的个性的，他极度的乐观却又极度的悲观，总而言之，他是极度的矛盾。身为三闾大夫，遭到贬谪后第一反应不是自己的不顺，不是躲在没人的地方自怨自艾，而是在诗人本能的乐观的促使下忧怨着国家的命运，不仅没有怒斥楚怀王的昏庸无道放到对他还充满着幻想。当得知郢都被破的消息后，年过花甲的屈原居然还去投汨罗江，都过了“耳顺”的年龄了，老先生居然还要做“愤青”，同样的事换了孔老夫子是绝对不会干的，他宁愿“累累若丧家之犬”（司马迁《史记》）也不可能选择走结果自己性命的路，不过子确实曰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干得最有种的也不过是怒吼一声“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两相一对比屈原真的算得是性情中人了，说他浪漫也是不为过的。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在无意中竟然发现了思想家与诗人的区别所在了，思想家是教唆人去死，诗人则是自己去践行着死亡。难怪乎当年鲁迅成天喊着战斗也没见他做出什么有种的事来，骂声震天地把全中国都骂了也没见一篇文章是直指民国政府的，倒是尝试派的诗人胡适平日不说什么大话，关键的时候总能出来写文章直击民国政府。“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这儿诗人似乎在诗中表现出来中国诗与欧美诗中都有的情愫了，即感叹时光易逝；“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湘夫人》）这儿又有着一种中国诗与欧美诗中经常出现的“自古逢秋悲寂寥”（刘禹锡《秋词》）的情怀；“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屈原《天问》）这儿又是一种中国诗与欧美诗中常会出现的内容即使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
杜甫，作为盛唐诗人双子星座之一，他的个性似乎并不如另一位叫李白的来的鲜明。或许这也是历史给我们所造成的一个误解，让这位现实主义的大诗人在我们的印象中很是刻板。其实这位大诗人和所有的诗人一样是极其富有个性的，甚至在某些地方他那鲜明的个性是连李白都比不上的。首先，杜甫身上有着几乎所有诗人都有点基本元素——乐观。但是，杜甫的乐观却是极其个性化的，换句话说他的乐观是杜式的，是他对人生、仕途的乐观。他对自己的政治定位那可不是一般的高，他要做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而且这宰相也绝非是一般的碌碌无为的宰相而是要做“太平宰相”。我想有这种政治抱负的诗人是不多的，这是杜甫的个性，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恰恰正是诗人的乐观。杜甫同样是个性情中人，虽然他和李白相交过，但两人交往的时间是并不长的，但就是这并不长的一段交往使得杜甫一直都对处在险境中的李白牵肠挂肚。倘使李白是个女的，那杜甫的行为能不能算是一见钟情呢？诗人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感情最丰富的人，他就曾特意写诗嘱咐搬入他草堂的人要体谅偷枣的老妇人，别人都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说什么已经算得仁至义尽了，还记得叫别人体谅，那也恐怕只有诗人才会干得出这样的事情来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这句颇有英国诗人Ted
Hughes “the earth’s face upward for my inspection”（大地的脸蛋上，任我检阅Hawk
Roosting）的意味，只是杜诗在造势的同时更多了一份哲思。杜甫作诗还特别爱写古人，而这恰恰在中国诗与欧美诗中也是相通的，中外诗人都喜欢借助古人来写自己的真相或批判当世，比如庞德的诗作A
Pact中就表达了自己要想诗人惠特曼学习的志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向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说实话中国的古体诗写叙事诗不太容易，但证据俨然偏向于叙事，由此可见中国诗作也是并不乏叙事的，不能因为少或佳作少而认为这是中国诗与欧美诗的区别。
徐志摩，说到中国诗人实在是不能不提到志摩的，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个性实在是太鲜明了，他对中国新诗所做出的贡献又实在是太不可没了。作为诗人，我们实在不能否认他待人的真诚，他的确是个没有什么城府的人，可以说这是诗人的本色，他所炽烈追求的是艺术本身，没有徐志摩就不会有后来的沈从文。而志摩为世人所熟知的风流爱情，则更是无例外地显示出了他为人的真，世人对他的感情会有非议，但是在尘世中又有人是多少诗人，不是诗人又岂会知道这位诗人徐志摩的爱情表面上伤害了很多人，但真正受伤的却是志摩本人，“成功的花/人们只只惊慕她现时的名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渗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肉”（冰心《繁星·春水》），我们看志摩实在是看得太浅了。至于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的爱情事迹，那也早已是为大家所熟悉的脸，这儿也就不多做赘述了。不过我想补充一句的是，诗人都是多情的，不过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却是不同的，徐志摩只是将这些光辉集中地投射到了他所热爱的女人的身上。至于说志摩的诗我实在是不知道用哪首来做代表好了，他是个文字的天才，文字到了他手中那简直就是可以随意地轻松组合了。他能用很西化的语言写出让中国人看起来并不觉得别扭的诗句来，“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徐志摩《偶然》），这就是句很西化的句子，按照中文的句法是不这么讲的，中文直说“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但是徐志摩确乎是没有用正常的中文语序来写着句句子，但是很另类的写法并未给人带来不适的感觉，他成功了。诗人几乎都是运用语言方面的天才，别人杜甫的《登高》句句都是对仗的，这也是一改律诗写法的。
叶芝，这位爱尔兰诗人52岁时才结婚，与徐志摩的爱情相比，他俩仿佛走了各自占据了地球的一极。徐志摩证据的是多情的一极，因此在他的有三个令他死去活来的女人；叶芝占据的则是痴情的一极，一次在他的生命中有着一个令他爱得撕心裂肺的女人。叶芝一生追求着毛德刚，一直等到这位意中人已成了人妻，一直等到这位意中人成立寡妇。但是他的爱情并没有得到回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想与她见一面的请求都被拒绝了，而且最后，毛德刚拒绝参加叶芝的葬礼。世上对爱情执着，却又无法得到一点儿回报的恐怕只有叶芝一人了。但也只是这悲剧式的爱情为我们展示了诗人们的又一个特性——执着。他们有的执着于真理、有的执着于信仰、有的执着于爱情。“When
you are old and grey and full of sleep/And nodding by the fire，take
down this book/And slowly read，and dream of the soft look/Your eyes
had once， and o/How many loved your
moments of glad grace，/And loved your beauty with love false or
true，/But one man 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And loved
the sorrows o/And bending down beside the
glowing bars，/Murmur，a little sadly，how love fled/And paced upon
the mountains overhead/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壁炉旁打盹，请取下这本书/慢慢读/回想你曾有的温柔而深邃的眼神/多少人爱你风华正茂时/假意，或者真心/但只有一个人爱着你纯洁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跪在熊熊炉火旁哀声低语/诉说爱的逝去/而爱已飞越山巅/在群星中隐没了脸庞。William
Butler Yeats& When You Are
Old)对于爱情的讴歌永远都是诗人们写不尽的题材，这颇让我想起中国那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过叶芝这种痴情何尝与徐志摩的多情是不同的呢，他们的看似不同不过是证明了诗人的非同常人罢了。
莎士比亚，人们都尊称他为莎翁他绝对是个天才，历史剧、喜剧、悲剧、诗歌、悲喜剧以及传奇剧他都在行。如果单单定义他是个诗人，那显然是狭隘的，但是他的诗歌的成就又确乎是无可指摘的，特别是他证明的十四行诗。莎士比亚所具有的诗人特质应该是他的特立独行，莎士比亚是著名的同性恋者，他的十四行诗是写给他的同性爱人的。同性恋在而今都是个敏感的话题，而一想到莎翁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更是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感觉了，不过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位诗人的行为是容易让人理解的呢？“Let
me not to 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 /Admit impediments. Love is
not love /Which alters when it alteration finds, /Or bends with the
remover to remove: /O no! it is an ever-fixed mark /That looks on
tempests /It is the star to every wandering
bark, /Whose worth's unknown, although his height be taken. /Love's
not Time's fool, though rosy lips and cheeks, /Within his bending
sickle's compass come: /Love alters not with his brief hours and
weeks, /But bears it out even to the edge of doom. /--If this be
error and upon me proved, /--I never writ, nor no man ever loved.
”（我绝不承认两颗真心的结合会有任何障碍；
/爱不是真爱，/如果对方转弯你便转舵，/或是对方改变你便离开。/哦，决不！/爱是恒古长明的塔灯，即使面对风暴也兀不为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明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拨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遭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我这话若说错，或被证明不正确，/那我就不会这么写，也就没人真正爱过。William
Shakespeare& True
Love）这是一首思考爱情的诗，原来无论中国诗还是欧美诗都是富含哲思的，它们都不谋而合地起着启迪人们的心智的作用。
雪莱，他有着一段说不清的三角风流债，由于太长这儿就不说了，不过这只是源于他身上所显示出来的核心光彩，即是反叛。反叛可以说是雪莱的鲜明个性，但这同时又是诗人们身上所共有的，只是雪莱的反叛实在是太鲜明了。上学的时候由于他的反叛他的得罪了同学、老师，后来又惹怒了自己的父母，最后索性是与全社会为敌了。或许除了济慈、拜伦这样的同为诗人的朋友才能以诗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与他相交外，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和他走到一起了，包括他的妻子，当然，雪莱的婚姻正是他人生最失败的一笔。“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啊，春日怎能遥远呢？Pray Byssi Shelley&
Ode to the West
Wind）这是一首给人希望的诗，但是我们确实不能知道诗人自己的生活是否充满了希望，但是中外的诗人们永远都没有放弃干给人希望的事。
前面我们分别说了一些诗人的事迹，也从他们身上零散地总结了诗人们的共同处，但是实在是太松散了，我们毕竟不是学钱钟书先生写《管锥编》，零散的东西我们还是有心去把它们整合在一起的。一来，现在的读者对于学术性的作品都没有什么耐性去仔细阅读；二来，整合后方便了大家去理解文章的主旨。
总结一下，全世界的诗人都有着这样的气质：乐观、自信、真诚、感性、独特、叛逆。我想以上六个词足矣做天下诗人的索引了，不管这位诗人处于何时、身在何处都是不能逃出这六个标签的。或许有人会说我是在妄下结论，但是你却不放将你所知道的诗人一一代进去看看是否能有一位是可以成为例外的，不过到头来你也只能白费力气，因为我这六个词只是将一个叫做“诗人气质”的词形象化了。倘若能有一个诗人是游离于“诗人气质”之外的，或者说的更坦白点是不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么他还能被称为诗人吗？
因为诗人们都具有这相同或相近的气质，我们自然也就不难推出中国诗与欧美诗本质上相同的原因了，因为“诗言志”诗说到底其实是思想的物化，是高明的诗人将行云流水般的浮动的思想定格在了笔与纸相接触的刹那。
乐观这就决定了诗人们的作品中通常都会有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虽说悲愤出诗人，但诗人们都没有就将情感止于悲，他们大多都有升华。诗歌毕竟不同于悲剧，悲只是起点不是终点，或许，一篇诗歌真的会以悲情贯穿始终，但这些说到底都不过是一根线，诗歌出来就没有就事论事这一说。
自信者就决定了诗人们的作品中通常都会有一种美好的希望。自信是一种力量，当然这种强大动力往往走向极端，使得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一首诗是在写什么因为普通人甚至没有解开这首诗的真意的力量。
真诚这就决定了诗人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确诗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学形式，但是这并不妨碍诗歌的现实意义。诗歌是用灵魂书写的，自然有一些潜意识我们并不容易理解，但是它所同时具备的显意识确实能为我们所用的。
感性这就决定了诗人们的作品具有美学价值。我们即便是不去探究一首诗所富有的深意，光是随便翻阅一下也是可以得到很大的收获的。因为很多的诗歌本身就是由极其优美的辞藻构成的，而这些的确是很具有美学意义的。
独特这就决定了诗人们的作品有着翻新的潜力。我说中国诗与欧美诗在本质上说相同的，但真正能够本质上的相同说到底是一种动态的相同。我们不难发现每个国家的诗在不同时期都是有着不同的特点的，这正是因为诗人的独特不愿守旧所造成的，但是人终究是要受时代限制的，这也就决定了诗歌会有纵向比较上的差异性和横向比较上的相似性。
叛逆这个就决定了诗人们的作品大多在他们身前不能畅销。雪莱说诗人是预言家，其实，他们的语言本事正是来自他们的叛逆，因为他们不肯与当局合作，所以他们更能看到一些时人所看不到的弊端的存在，他们为了寻求解决办法势必会去思考一种更合理的解决途径，这也就促成了他们的预见性。但是，他们毕竟是太超前了，所以当时的人看他们写的东西只会觉得是些疯话。
最后，综上所述：诗歌的本质决定了中国诗与欧美诗在观念、写作手法、基本结构是的一致，诗人的共同特质决定了中国诗与欧美诗内容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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