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孤儿出身的爸爸来说，被人需要被人看见，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存在的价值。—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96个故事—一妈妈是爸爸在路边捡回来的。爸爸从外地打工回来，凌晨1点钟下火车，没有车，便背着行李徒步走了几个小时，在离村口不远的公路边，看到了雨雾中缩成一团的妈妈，爸爸将雨披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将她带回了家。本想天亮后把妈妈送走，妈妈却说不清家在哪里，一门心思扒拉着碗里的面条。爸爸只好将她送去派出所，妈妈不记得家在何方，也说不清年岁几何，只晓得自己叫刘琳，听口音像山东那边儿的。民警做了登记后，就让爸爸先将妈妈带回来等消息，妈妈一路紧拽着爸爸的衣角，这消息一等就是许多年。几个月后，30岁的爸爸娶了不知道多少岁的妈妈，村里人打趣爸爸有福气，路边捡了个傻媳妇儿，爸爸笑着给他们分喜烟喜糖。那是1986年8月13号。转年，妈妈生下了哥哥，又过了一年，妈妈生下了我。从我记事起，家里的一切都是爸爸在打理，妈妈不会洗衣做饭，不会打理家务，更不会干农活。她会饿了喊饿，渴了找水，每天笑嘻嘻地跟在爸爸身后。而爸爸只要一抬头撞到妈妈的笑脸，手里的锄头也能变成甜的，眼睛都会跟着弯起来。我曾问爸爸，妈妈什么都不会，他怎么像个宝贝疙瘩一样护着。爸爸低声笑了笑：“你不懂，爷们儿就得有女人靠着才是爷们儿。”对于孤儿出身的爸爸来说，被人需要被人看见，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存在的价值。而妈妈给了他这种幸福，让他感受到存在的价值，于他而言，妈妈就是看见他的宝贝，是需要他的幸福。小时候，家家户户就那么点儿粮食，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几回肉，但爸爸总是能带着我们边玩儿边弄好吃的。路边儿嫩芽儿刚出头儿，就去沙坑里挖蛤蟆，彼时蛤蟆冬眠饿了一冬，肚子里没有虫，干净又劲道，妈妈喜欢吃蛤蟆腿，爸爸总会细细地剥了皮，送到她嘴里。烈日的午后去小河里摸鱼、采菱角，顺便洗个澡真是爽快。秋风割得脸疼，却让山上的蘑菇、木耳、野菜长得肥头大耳，怎么做都好吃。踩着大雪去野外柴火垛里抓野鸡，手电筒对准野鸡眼睛一照，趁着它迷糊的间隙，拿竹竿网一扣，爸爸几乎百发百中。妈妈每次玩儿得比我和哥哥还凶，常常将自己弄得一身泥土，爸爸总能随时掏出手绢，把妈妈的脸擦干净。妈妈长得白，一双大眼睛黑溜溜的，笑起来很好看。村庄一角丨作者图那几年日子虽过得清苦，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幸福。只可惜，这种幸福只能追忆，再也回不去了。二妈妈第一次走丢，是在我9岁那年。村大队广场插满了红旗，大喇叭里不断循环唱着《东方之珠》，虽是黑白电视，但依旧能感受到各地欢庆香港回归的喜悦。只有我们家，两间土房上笼罩的乌云黑压压的，怎么也不肯飘走。那一年村里进行了30年一次的土地划分，我和哥哥顺利分到土地。我们家从爸爸一人的3亩1分地，变成了三人的9亩3分地，地多了，捉襟见肘的日子，好起来一点，爸爸也跟着更忙了。平时爸爸还会去挖墓坑，报酬多少看主人家心意。那天爸爸为了不耽误地里的活儿，凌晨两点便起来去邻村挖墓坑。回来时左手上的血迹已经干涸，原来是爸爸在山上摔了一跤，手刚好按在一块锋利的石头上。爸爸把手藏在背后，还是被妈妈看到，妈妈一边抹眼泪，一边用手绢把爸爸的手包上。我那时好像读懂了爸爸眼里的幸福。爸爸下地干活儿，我和哥哥去上学。等到中午回来时，大门锁还好好地挂着，妈妈却不见了。谁也不曾想过，那矮矮的院墙，只要妈妈愿意，随时都可以翻过去。邻居大婶说看到妈妈往村诊所那边儿去了，跑到诊所，大夫说妈妈拿了止血药便走了。妈妈只是智力低下，并非全傻，可以做到简单交流。村里人知道妈妈不见了，都出来帮着找，有人骑上自行车沿着公路去邻村找，有人往山上找去，还有的给邻村亲戚朋友打去电话，让他们帮忙留意着。天色沉沉地暗了下来，妈妈毫无踪迹。诊所在村边上，村边挨着公路，已过去十来个小时。爸爸看着黑洞洞的公路发呆。爸爸坐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烟，我和哥哥谁都没敢出去劝。我问哥哥，是不是以后我们就没有妈妈了。哥哥说，爸爸一定会把妈妈找回来的。天刚蒙蒙亮，爸爸叫醒哥哥带着他去了县城。中午，他们是骑着摩托车回来的，那是爸爸在二手市场淘的。简单吃过午饭后，爸爸带着哥哥又去了镇里，买了一些米面油回来。我知道，爸爸不会在家里坐等了。村边的公路丨作者图果然第二天一早，爸爸随便拿了几件衣服，用空矿泉水瓶子灌了两瓶水，塑料袋里裹了几个干馒头，哥哥给爸爸装了一罐子咸菜。爸爸将我们一家四口的全家福，揣在靠近心口的口袋里，骑上摩托车，在一点线索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了寻找妈妈的路。哥哥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将我照顾得很好。爸爸到哪里了，有没有找到妈妈，成了我们睡前的必修课。我经常做梦会梦到妈妈，她会对着我笑，问我吃饱了没有，会胡乱地给我扎辫子，然后将我左摇右摆说真好看。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每到春种秋收时爸爸都会回来打理土地，其余时间都用来找妈妈。我不知道爸爸都去过哪里，遇到过什么事儿，只知道那两年，爸爸眼里的光一点点褪去，眼角的皱纹像水田里干涸了的淤泥，一道道曲折坎坷。或许是老天爷看到了爸爸的诚心，感受到了我们的思念，妈妈找到了。三1999年春，村里常大爷将电话打到了家里，爸爸握着电话只会嗯嗯嗯地答应，我在一旁按着本子，眼泪顺着脸颊滑，爸爸手颤抖着歪歪扭扭写着常大爷说的地址。妈妈找到了。在河北涞水，常大爷本是去瞧刚出生的外孙，没想到竟在商场里看到了打扫厕所的妈妈。原来98年秋妈妈逗留在商场里不肯离开，商场保洁阿姨猜测她无家可归便说情让她留下，商场管吃住，保洁阿姨一直很关照妈妈。后来听爸爸说，当时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那位阿姨，便要把兜里的钱都给人家，可人家怎么也不肯收。妈妈回来时穿的衣服，还是那位阿姨捡到她时给她买的。哥哥怕爸爸把写着地址的纸条弄丢，将地址抄写了好几遍，分放在爸爸的各个口袋里。几天后，爸爸把妈妈带了回来。妈妈还如当年一般，拽着爸爸的衣角，我和哥哥强忍着冲过去抱住她的冲动，怕吓着她。妈妈瘦了一些，黑了一些，头发被剪短了，但那双眼睛还是黑溜溜的，她看我们的眼神有点怯，两年多了，我和哥哥身高猛窜，妈妈已认不出我们来。我把头发打散，学着以前她的方式，将头发弄成乱七八糟的两个小辫子，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妈妈慢慢松开爸爸的衣角，定定地瞧着我，缓缓抬手摸上了我的头：“是小华？”我哭得不能自已。爸爸晚上做了满桌子的菜，特别香。哥哥第一次端起了酒杯，一口闷下去，眼泪直接飙了出来，不知道是不是酒呛的。我认真地将鱼刺剃干净，一块儿一块儿肉放进妈妈碗里。我们家终于又有了人气儿。我无法想象当年爸爸找到妈妈时是什么心情，不知道他跟妈妈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也不知道他用了多久才让妈妈认出他的，或许一眼，或许很多眼。更不知道妈妈这两年都去了哪里，有没有受冻挨饿被别人欺负，但妈妈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妈妈的身影再次倒映在爸爸眼里，那光回来了。然而4年后，妈妈又丢了，这次却是我弄丢的。在之后的许多年，我深切体会到爸爸当年的痛，那是希望与失望双重折磨，那根紧不得松不得的弦，就那样绷在心尖，微微颤动，便地动山摇。四2003年大年初三下午，爸爸带着哥哥去县城里办事，到了晚上六点多还没有回来，老家冬天黑得早，彼时天已经黑透了。同学叫我去看烟花，说村里回来的体面人，买了好些大烟花，正要在村广场放呢。村外不远处就是松花江丨作者图我探头瞧了瞧在炕上熟睡的妈妈，按捺不住去凑热闹的心思，想着妈妈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穿上棉袄锁上房门和大门，和同学朝着村广场跑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那么大的烟花，一道道白光冲向夜空，砰砰砰地争相绽放，流光溢彩，璀璨夺目，如墨般的夜空被炸成缤纷花园，真是漂亮极了。就是这异样的美丽，让我迷了心智，丢了妈妈。这许多年来，我都不曾放过烟花，它的美成了我心里的魔。哥哥找到我时，我还在同学家磕着瓜子嚼着糖块儿，讨论刚才哪朵烟花最美。哥哥强压着愤怒将我拽走，我心里隐隐有了预感，快速往家跑。两间土房一览无遗，妈妈不见了。厨房窗户打碎的玻璃一直没来得及换上，用来临时挡风御寒的塑料布已破了一个大洞，随着寒风呼哒呼哒地摇着。我该死地忘了妈妈是怕炮声的。爸爸已经去找了一圈儿回来，要落在我脸上的巴掌还是收了回去。我哭着跟在哥哥身后，一遍一遍地喊着妈妈。我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在心里不断祈祷不管是哪路神佛，都请保佑我的妈妈。一夜无果，哥哥拿着鸡蛋在我冻伤的脸上来回滚，几次张口都没说出话来，爸爸更是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知道错了，却无法弥补。爸爸把闲置了几年的摩托车推出来，顶着寒风又踏上了找妈妈的路。或许是上一次我们把幸运都用完了，这一次老天没有怜悯我们，不仅妈妈杳无音讯，爸爸还出了意外。五2004年4月，爸爸在赶回来种地的路上被货车撞倒，送到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左胳膊却丢了。我本要请假和哥哥一起去照顾爸爸，被哥哥拦了下来，说我照顾爸爸不方便。二十来天后，爸爸回来了，看着那轻飘飘的袖管，我的心一揪一揪地疼。几天后爸爸去找村书记，将土地承包了出去。休养了一段时间后，爸爸又开始去找妈妈，他不能再骑摩托车了，只能坐车去找，付出的时间、精力、费用都比以前要多，但是爸爸说，只要他不死，就要找。我们家又回到了死气沉沉的日子，每天的希望伴着太阳升起，失望又随着太阳落下，就这样周而复始，一日一日地熬着。快过年了，爸爸回来了，他面色灰暗，两腮塌了下去，看着老了十几岁，这是爸爸在外时间最长的一次。他把我和哥哥叫到屋子里，说他没用，家里的情况已经不足以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我抢在爸爸说下一句话前，说我还有半学期就升高三了，我成绩好必须要上学，爸爸看了看哥哥，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不再说话，哥哥退出了屋子。我那时忘了，哥哥还有半学期就要高考了，哥哥的成绩也是不错的。日子一天天溜走，我既希望这日子溜得快一点，又怕日子溜得太快。2006年，我考上了省师范大学。爸爸在看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难得地笑了。哥哥送我去上学的前一晚，将3500块钱塞进我包包的夹层里，还给我一张银行卡，说会定时往里打钱。这时的哥哥已经在县城一家修车厂做学徒一年多，我不知道这3500块，哥哥是怎么从他900块的学徒工资里攒出来的。爸爸依然到处寻找妈妈，哥哥的技术越来越好，能接手的活儿也越来越多。我在学校里啃着书本，每天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同学们都说我太拼了，大学生出去玩儿玩儿应该的，我只笑不语，我凭什么出去玩儿。爸爸哥哥和我，就这样悄悄地将日子过成了固定模式，我们忙碌着各自的事情，心照不宣地守着希望，却又都闭口不提。我从没想过爸爸会那么早离我们而去。我忘了，没了妈妈的爸爸，就如没了水的鱼，挣扎过后只剩下死亡。六2008年，奥运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全民运动掀起热潮，暑假我没有回家，而是选择在一家体育馆里做暑假工。哥哥的电话打来，那般紧张又不说明的哽咽，让我的心砰砰砰乱了节奏。爸爸一脸灰绿，瘦成皮包骨蜷缩在病床上。肝癌晚期，哥哥说爸爸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怕我担心没有说，医生说已没有治疗的必要，也就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了。我不知所措，一句话也问不出来，想哭也哭不出来，爸爸找了妈妈这些年，他心里的郁结早已拧成疙瘩，没有妈妈谁也解不开，可妈妈在哪里啊？半个月后，爸爸说什么也不住院，一定要回家，我和哥哥随了他。家里一切如旧，爸爸常盯着某个地方发呆，半夜被疼醒时，会无意识叫妈妈的名字。我和哥哥尽量逗爸爸开心，可他从没真正地笑过。2008年10月27日，爸爸走了，临走前一句话也没留下，在睡梦中就这样走了。哥哥给爸爸挖了墓坑，彼时，已经不允许土葬了，可哥哥还是挖了一个很大的墓坑。整理爸爸的遗物时，在枕头下发现了那张我们唯一的全家福，照片已经泛黄，爸爸的指印还留在边缘。几滴泪砸在妈妈明媚的笑脸上。我将照片带到照相馆翻印了几张，给哥哥邮寄回一张。发帖子、发论坛、发微博，收集资料，我开始找妈妈，这不再只是爸爸的遗愿。那时候网络的覆盖率还不是很广，可是报纸、杂志的刊登我又负担不起费用，只能先网络寻人。同学和老师们都很帮忙，动员了身边和家里的朋友帮我找。可我只有妈妈一张照片，知道她叫刘琳，名字是哪个字都叫不准，这样的大海捞针，希望渺茫。可我必须找下去。七2009年我顺利毕业。我决定一边工作一边找妈妈，根据妈妈的口音，我将主要寻找区域定在山东省。山东省58个市，136个县，1824个乡镇，要找一个几乎没有信息的人出来，我知道这难度有多大。我只身来到济南，在一家教育机构担任中学生语文课后辅导老师，跟当地的寻人组织取得联系，一个名叫梁建宇的男孩子与我接洽，将妈妈的信息进行录入。我先从济南市区开始，周一到周五，白天几乎没什么事儿，我便拿着地图，骑着电动车走街串巷，到各个街道社区，查询是否有妈妈的信息，同名的倒是不少，但都不是妈妈。济南市里跑下来，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刚开始因为语言不通，不仅浪费了时间，也惹出了不少笑话，后来梁建宇有时间就陪着我跑，有了他这个翻译，省事了很多。济南周边的乡村，多到我数不过来，陌生人闯入，总会引起村里人的警惕，每每都要进行一番解释，有热心帮忙打听的，也有冷漠无视不搭理我们的。我将妈妈的照片和我的电话印在小扇子或者水杯上，在大街上发，希望能有人随时联系到我。仅仅一个济南地区，我就找了快两年，一无所获。这两年来，梁建宇一直都在极力帮助我，我当然明白他的心思，断然拒绝了他，我都不确定自己的未来，如何与他承诺未来。老板不满意我经常不在岗，将我辞退。我换了一家教育机构，做家教，只在周六日上课，这样我能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我扩大范围往邻市跑，泰安、聊城、德州、淄博，山东省地图都要被翻烂，上面的红圈儿一个挨着一个，却没有一个能圈出妈妈在哪儿。青岛、日照、烟台、威海，我在车上的时间越来越长，跑的地方越来越远。几年来，我吃惯了煎饼卷大葱，学会了山东方言，适应了酷热气候。网络上的信息覆盖越来越发达，手机每天都会响起，我不敢关机，连静音都不敢。微博下的留言、帖子的回复，我都会及时去翻看，只要有消息，便会第一时间联系。寻母心切，未能及时分辨信息真假，也因此吃了不少亏。八2015年夏天，我在微信上接到一个陌生人添加好友的请求，说他在山西某地看到了我妈妈，我喜出望外，再问细节时，便让我转好处费，我转了200过去，嫌少，我又转了300，他接收后便不再说话，我直接打视频过去，却是红色感叹号等着我。类似的事情多了，我便开始有所防备，有人提供线索后，不发来照片，不说具体信息，我便不再相信。但如果骗子想要骗你的话，方法有很多。2016年秋，我接到电话，说在湖南衡阳一带看到了妈妈，并发来了一段小视频，视频里的女子，侧影真的很像妈妈，那人说得面面俱道，外貌体征和言语特点都说的八九不离十，我一度相信真的是找到了妈妈。根据那人提供的地址，我快速赶往湖南衡阳，也顾不得白天的机票贵，只想快一点赶到。结果等我到了以后，那人带着两个人来接我，将我带到了一个旅游景点，我急着见妈妈，并不想游玩，可也看出了不给他们好处他们是不会让我见到人的。他们介绍什么，我就买什么，所谓的民间工艺品，从几百到几千要价不等，不过就是普通玻璃罐子、地摊随处可见的小茶壶、生产线上出来的挂件儿等等，我的钱包被掏空，拉住走在前的人说：“大哥，好歹给我留个路费吧，你们也赚了不少了。”男人终于开动了车子，将我拉到脏乱的胡同口，指着里面一个正在翻垃圾桶的女人，将我推下车。那背影是如此熟悉，头发乱糟糟披在肩上，衣服已经辨不出颜色，手里拎着个塑料袋，彼时一只手正在垃圾桶里翻找着，将里面的塑料瓶子拿出来扔进袋子里。我踉踉跄跄地跑过去，一把扳过她的肩，即将冲出口的妈妈戛然而止，这张脸极为陌生。我将口袋里仅剩的二百多块钱塞到她手里，不顾她疑惑的眼神，快步转身离开。同事给我转了一千块，我得以回到济南。接到兰姐的电话我有些意外，她在电话里哭，让我回家劝劝我哥。我知道她和哥哥青梅竹马，也明白哥哥为何那么喜欢她，却迟迟不肯娶。我决定回家一趟。九家里还是老样子，两间土房打理得很整洁，哥哥必定是经常回来了。我先去看了爸爸，低低的坟头压在我心尖上，憋的我眼泪晃晃悠悠涌出。邻居帮忙照看老家房子，在院子里养起了羊丨作者图晚饭是哥哥做的，他继承了爸爸的好厨艺。哥哥明白我回来的目的，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多聊，我拿出杀手锏，说他不愿结婚就是在怪我弄丢妈妈。哥哥眼圈通红，最后松了口。我无力在经济上帮助哥哥，好在哥哥自己努力，已在县城里买了房，打算婚后自己开一家小的修理店。两个月后，哥哥婚礼结束，我又回到了济南，临别时，哥哥硬塞给我5000块钱，还要我答应，不管怎样每年必须回家过年。我依旧奔波在寻找妈妈的路上，有线索后我不再那么欣喜，亲眼确定不是妈妈后，也不会再那么失望，如机械般麻木地寻找，我只坚信，妈妈一定在某个地方等着我，她知道我在找她。2020年，我找到了妈妈。我记得那是刚入冬时，济南寻人组织的小美给我发来一张照片，那照片上的少女分明就是妈妈年轻时的模样，我的心立刻就揪了起来，马上打电话过去。小美说是她在整理寻人成功档案时发现的，看着照片像妈妈，便发来给我看一看。档案记录是在3年前寻人成功，我想应该是妈妈的家人先我一步找到了妈妈。根据小美发过来的地址，我赶到了诸城市裘加林村。开门的是一位五六十岁的男人，看着他那双跟妈妈同样黑溜溜的眼睛，我确定找对了地方。我语无伦次地介绍自己，拿着我们的全家福，指着妈妈，急切地问他我妈妈在哪儿，男人看清照片上的人，拉着我就往屋里进。一个老太太闻声从炕上坐起来，眯着眼睛瞧我。“娘，是小妹家的嫚儿（女儿）啊。”男人激动地拉着我的手，往老太太身边拽。这老太太是我姥姥，这男人是我大舅，我还有二舅、三舅和大姨，妈妈是老幺。当年妈妈意外伤了脑子，无意间走失，这么多年他们也在找妈妈，妈妈叫刘玲玲，而不是刘琳。见到家人我很激动，大家都围着我问东问西，却不提妈妈。大舅说，把你哥哥也叫来吧。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哥哥和嫂子接到电话第二天中午就到了青岛，大舅带着我去机场接。哥哥问我妈妈现在怎么样，我没回答，他便没有再问，眼里的喜悦渐渐落了下去。十村子几公里外，我瘫在妈妈坟前。二十年，我幻想过无数种再见面的场景，唯独没有想过妈妈是否会不在了。我眼睛酸胀得难受，却没有哭，喉咙疼得要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瘫在坟前呆呆望着那堆冰凉的黄土。妈妈没有给我忏悔的机会，一年前重病走了。一年，255公里，我明明离她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我发了场高烧，迷迷糊糊间梦到了妈妈，她穿着白色碎花衬衫，在给十来岁的我梳头发，两个小辫子高低不等地翘着，额前一绺没梳上去的头发随便用夹子别着。妈妈眼睛弯弯地笑：“小华好看。”有一缕清风入了我的梦，清风里有一张我们的全家福照片。口述
林华撰文｜尚十二原标题：《我的妈妈，是我爸在路边捡来的》阅读原文}

　　生第8个女儿的时候，43岁的夏月蝉觉得自己这次“真的活不下去了”。　　随丈夫到厦门打工15年，这个贵州女人就一直在生孩子，“肚子没平过”。她想要生个男孩，为此肚子“越生越薄”，皮肤被衣服擦过都觉得疼。　　之前几次生产，夏月蝉都不去医院，就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完成。出租屋在半地下，够10口人“挤挤睡下”，两张铁架床和一张竹床占据了大半空间。阵痛来临，夏月蝉平躺在床上使劲，丈夫王忠魁剪脐带。消毒“最好用酒精，没有就用白酒”。　　即将迎来第8个孩子的时候，夏月蝉最大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已经11岁了，最小的还不到1岁。她两手腕各有七八个扎针留下的瘢痕，大腿上全是摩擦的淤青。接产的女医生看不下去：“你为什么拿命换这个孩子?值得吗?”　　这些孩子中5个没有户口。还有两个孩子生下不到一个月就生病夭折了。她花了半分钟才想起次序可能是“在老六前”——“太伤心了，不愿多提”。夏月蝉年龄最大的双胞胎女儿在一所外来务工子弟小学读五年级，很多孩子都不愿和她们玩，说她们“头上有虱子”。　　搞计划生育的人来过，但夏月蝉并不担心——“我们困难大家都知道，怎么交罚金呢?”　　夏月蝉除了怀孕和哺乳之外，只能靠捡垃圾补贴家用，丈夫王忠魁一个人打零工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就在老八降生前不到一周的时候，王忠魁为一个老板清理被刮倒的铁皮房，接触了漏电的高压线，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夏月蝉听到丈夫的消息伤了心，瘫软在床上下不来。　　他们的同乡记得，这一家子15年来住在厦门湖里区安兜社，很少与别人来往——“这家人知道别人在议论他们，生了这么多。”同乡们揣测，他们对儿子的执着来源于王忠魁。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一脉单传。　　夏月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15年间，王忠魁从未表达过一定要个男孩，也从未抱怨过生了女儿。　　夏月蝉也知道重男轻女不是个好词。但想生一个男孩的愿望还潜藏在这个家重叠的阴影里，偶尔被路过的老鼠尾巴扫过。　　每次怀孕，丈夫都会抚摸着夏月蝉的肚子说，“我猜，这次怎么样都是一个男孩了。”　　每一个女儿降生的夜晚，夫妻俩在黑暗里睁着双眼。夏月蝉偷偷观察丈夫，他正注视着女儿叹息流泪。她于是也流下眼泪。　　夏月蝉感觉丈夫对女儿，“表情不一样”，走在路上看着别人的儿子表情也不一样。她难以描述那是一种怎样的表情，只是说，“你看到就懂了，女人都会懂的”。　　有些时候，她觉得“受不住了”，看见隆起的腹部“就发抖”，“每一次生孩子，都是死一次”。但是很快又坚定下来，“我要尽力，为了老公”。　　王忠魁和夏月蝉从未领过结婚证。“一起出去打工，就算在一起了。”王忠魁体谅妻子，早晨出门前常帮着把堆积的女儿衣服洗了，也很少和妻子吵架。让两人都印象深刻的一次争吵是在来厦门的第一年，夏月蝉想工作，王忠魁不同意——“我养你!你为什么要工作?”　　在这个贵州汉子心中，男人养家，女人顾家，是天经地义的分工和义务。　　“自从结了婚，我觉得自己像鸟儿被关在了笼子里。” 夏月蝉感叹，“再要自由自在，只能在梦里，或者我死了。”　　出租屋越塞越满。常有好心人上门送些旧衣物，有时会多劝几句“生男生女都一样，我有个孙子还想要个孙女呢”。和王忠魁同来厦门的同乡郑传娇多年无子，收养了一个女儿。　　但郑传娇仍觉得，“不管哪里，有个男孩都是光荣的。”　　为了这份“光荣”，生孩子成了夏月蝉唯一的事业。这次生老八实在太凶险，不得已去了医院。医生建议剖腹产。需要多交2万元，她咬牙忍住坚持顺产。　　“我真的尽力了，非常非常尽力了。”月子里虚弱，她困在床上，拿手挡住眼睛。　　夏月蝉没有什么朋友，她每天都在凌晨醒来，烧水、做饭、给小的喂奶，催大的上学。白天，她挺着大肚子，招呼一群孩子，出门捡垃圾。等孩子都睡下，她需要换洗收拾。　　东西越收拾越多，视线所及全是杂物。拳头大的女孩鞋子像果实一样挂在铁衣架上，一串七八双，深深浅浅的粉色。高架床底藏着一根细竹棍。气不过的时候，她用来管教女儿，打完心疼后悔，她又抱着女儿哭，鞋子串就随着床架晃动。　　捡垃圾的工作是与王忠魁多次交锋后争取来的。王忠魁不希望妻子辛苦，也觉得丢脸。夏月蝉则希望能多少补贴点儿家用：2个大塑料瓶1毛钱，15根铁棍则能卖1元钱。杂物堆在门口，几乎挡住了半个家门。　　这不是夏月蝉想象的生活。来厦门前她坐了三天的绿皮车，本以为会抵达一个广大的世界，“生活会越来越好”。　　在贵州山里的时候，家里的亲戚叫她“敢子”，是个大大咧咧甚至有点野蛮的女孩子。男人会的她都会：上树摘果子，下河撑船，搬起大石头捕捉藏匿其下的游鱼。她喜欢水，眼力好，能看清水流的暗涌和转弯，长篙一戳，划出老远。　　那时候她的家乡穷极了。只有过年才杀一头猪，挂起来，吃一年。招待客人的时候，割一寸左右的肉炒菜。有一次为了一盘四季豆谁吃得多，她和最小的弟弟吵架。她先拿起镰刀，弟弟一急拿斧头削了她胳膊，鲜血直流。　　她记得在贵州，女人分为两类：姑娘和嫂嫂。嫂嫂们有自己的规则。有个嫂嫂结婚四五年没有生育，大家都“瞧不上”，小姑们吃饭不愿意和她坐在一起。后来嫂嫂生了个孩子，和小姑们又亲热起来。　　而姑娘的最终归宿终是嫂嫂。她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没钱了。家里人求助于一个大伯，对方说：如果是男孩就借了，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终究是要嫁人的。她在门口听到了，赌气不读了。　　之前看嫂嫂生孩子的的时候，做姑娘的她吓得发抖——“哪里敢想我以后也会生孩子。” 但“敢子”姑娘最后还是在异乡做了“嫂嫂”。　　遇见邻村小伙王忠魁的那一年，她爸爸一直着急把她嫁出去，急得拿棍子打她。她“赌气一样”，相处一天就答应和他在一起。第二天就一起坐上了东去的列车。　　这个男人很矮，穿着一套特别宽松的“套服”，“谁穿都不好看”的那种。但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这是“难得的”。在去厦门的火车上，王忠魁给夏月蝉买了一瓶可乐。那时候，村里人出门都“自己带瓶子灌点车上的凉水”，那是珍贵的饮料。　　王忠魁知道，“自己家庭情况不一样，必须要努力干活”。他偏爱夜班，赚得能比白天100多元。15年来，他过年只回过一次家——春节期间的活工钱更高。　　即使如此，一家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有时候一桶3升的菜籽油可以吃3个月。一天买1元钱的豆芽。盐巴放一点点，有点咸味就可以了。　　15年来，夏月蝉没买过新衣服，全靠邻居救济。王忠魁送了她一个几百元钱的玉镯，她一直舍不得戴。　　周围的打工者会不时接济这家人，但很少深交。他们有时会抱怨夏月蝉不让女儿和自己的孩子玩。夏月蝉有自己的盘算：孩子一玩会闹矛盾，这样大人也会有矛盾。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矛盾。　　在孩子心目中，夏月蝉是个严厉的妈妈。爸爸出事后，两个孩子不愿意上学，“想照顾家里”。夏月蝉心急如焚，她知道读书是跳出这个拥挤出租屋的好途径。但她并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只能边哭边骂。　　夏月蝉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脑子糊涂，记不住事情。她能放在每个女儿身上的精力越来越少。有一次，不到1周岁的老七差点跑丢，她以为只是去了隔壁玩耍。后来很长时间，小姑娘的眼神稍微望向门口，夏月蝉就通电似地从床上坐起，大声呵斥。　　夏月蝉觉得对不起她们，“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吃了太多苦”;又埋怨她们不懂事，不体谅自己的辛苦——出租屋里的生活已经比她“当年好多了，能吃饱，有学上”。　　她没有想过放弃她们。许多人打电话询问领养，被她一一拒绝了。“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养。”　　她只能期望女儿嫁人，像她一样有自己的“靠山”。“女人，好像有了男朋友，就放心了。”　　不过她觉得更靠谱的出路还是拥有“自己的儿子”，属于“靠山”的性别。只是王忠魁的受伤打乱了她的计划。　　事故发生后，王忠魁的左手被截到只剩下15厘米，“谁能想到15厘米能有这么短呢。”他躺在病床上挥动不存在的手。自他13岁起，那只手就搅动水泥，打磨沙土，垒实厦门市湖里区江头的高楼地基。他看着那里从一片棚户区变成了房价惊人的开发热土。　　“滚!”在病床，他对妻子怒吼。夏月蝉知道丈夫只是难受——“他一个男人，养家的能力没有了，不想拖累我。”　　她求助于媒体，外界的帮助涌了进来。儿童衣物被整袋整袋送来，来不及折叠，只能平铺着。慰问品快要从这个小屋子里溢出去。　　但这不是她急需的，丈夫的手术需要钱。一家人未来的生活也存在问题。　　夏月蝉代替了丈夫承担起与外界打交道的角色。10平方米的家从未接待过这么多的访客。最忙的时候，她的电话每隔15分钟就要响起一次。那是一台150元的老式手机，“不容易被孩子摔坏”。她不懂微信和支付宝，“因为觉得那是不正经的男女勾搭的工具”，于是只能给捐助者念一个记在废收据本上的银行账户——那是王忠魁名下的账户。　　截肢后的王忠魁还要等待一次又一次的恢复手术，夏月蝉不得不一个人撑起这个挤满了孩子的家。“不能生了。都这样了，还怎么生?”手术前一天，两人都对记者说。但有小男孩经过，夫妻俩的目光还是追了过去。　　王忠魁希望妻子回老家，在那里带孩子。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他已经学会用嘴和鼻子使用手机。他想求求认识的老板，介绍个一只手也能干的工作。　　而夏月蝉并不想回乡。这次获得捐款的体验，让她开始后悔自己对智能手机的陌生。她希望这次丈夫手术好了以后有机会学习。　　她想好了，“由不得老公反对不反对”，自己要找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