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 （1899年—1988年6月27日），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随汪精卫逃往河内，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陶希圣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冀察自治的时候，平津学界一直反对，那个时期，在北方的国立大学中，以北大、清华、师大的地位最高。当时，《独立评论》在平津是一份很重要的刊物，《独立评论》每个月有一次聚餐，地点是在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参加者不限于《独立评论》撰稿的人，每次大概一桌人或两桌人。这个同学会在大学里头相当重要，也很发生一些影响，以前的许多事情不必细说，许多我也不知道，是事后真相才剖析出来。当时，中央派驻北方维持大局的人，如黄膺白先生挡了一阵，何敬之先生挡了一阵，最后，是宋明轩先生才由平津卫戍司令，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出面。在这中间，华北当局与南京中央的内在关系是很秘密的，我们当时都不知其详，仅仅知道的是，在日本人的压迫之下，北方的省市党部全部撤退，关（麟征）、黄（杰）两师的部队退到保定以南，中央的机关都从平津撤出。在策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宋明轩在怀仁堂邀集北平各界，包括国立大学的校长们，说明他宣布冀察自治的苦衷。当时，傅孟真（斯年）先生首先站起来，慷慨陈词，坚决反对冀察自治的主张。接着，胡适之先生发言，同申反对之意。最后还是没有结论就结束了。胡、傅两位先生回到北京大学后，北大教授同人就在景山东街马神庙理学院一间小讲堂里集会，我们都去了，胡、傅两位报告怀仁堂开会的情形。（那时，反对冀察自治不只这一次，不过这次是宋哲元在怀仁堂亲自约请，比较突出。）那一晚，我们在北大开会的结果，主张北京大学不搬走一部图书，不移动一架仪器，只要在北平一天，就当作二十年来努力。如果日本人打进来了，同人们南下，无论什么地方，只需搭一座茅棚，一样讲学。所以，这样子下定决心，北京大学留在北平不动。1935年12月9日，以北大学生为首，各大学学生为反对冀察自治而列队游行。这就是“一二·九事件”。“一二·九”的游行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其他北平大学的学生发起的，教授也有人参加，是自动的，不是有计划的，人数也不多。到后来的“一二·一六”才是新学联搞起来的，他们假借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为中心集会，以对抗北京大学。他们主张罢课，北大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大会，我站在后排，文学院院长胡适之上台说话，胡一上台，左派的学生就开始搓地板，表示反对，胡先生就指着他们说：“你们有话，就公开地站起来讲。为什么这个样子？”多数学生大鼓掌，把那些预备闹事的学生的气焰给压了下去。结果，大会决定不罢课，长期地、坚决地留在这个地方讲学，由于北大不罢课，北平的大学也就没有罢课。这个时候，二十九军已经有部队出来搜查北大三院（译学馆，当时是学生宿舍），另外，还有部队去搜查中国大学和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园很大，二十九军的官兵进入清华园之后，一个学生也看不到，学生都躲到体育馆廊沿的阁楼上，官兵找他们不到。但是，在体育馆里有好多一格一格的小房间（更衣室），每间里头有一条链子，一扯，水就哗啦哗啦地下来。士兵们大惊小怪，这是什么？学生听见了，大笑，士兵们就把他们抓下来。而且，二十九军官兵是坐卡车到清华的，士兵下来抓学生，可是，卡车的引擎却都给学生破坏了，士兵们只好走路回去。这个时候，学界人士反对冀察自治与华北特殊化的气氛是很浓的。那时候，我跟西北军的一班朋友素常熟悉，一个人长于什么或喜欢做什么事情，往往就在那事情上出毛病，时常到处演讲，颇受欢迎，我也很有兴趣。前一年，即1934年夏天，寄居泰山“读书”的冯焕章请我去演讲，我上泰山为他讲了四次，住了一个礼拜。我跟陈希文住在山上的一座小庙，叫作五贤祠，跟他同游山顶，又进泰安城游岱庙。我回到北平之后，冯焕章带口信给西北军的朋友，要他们听陶某人的演讲，因此，我在北大的讲堂上，就有西北军的朋友来旁听。并且，他们每月有一次聚餐，都约我参加，并做演讲。这是1934年下半年的事。不过，日军搞冀察自治运动的时候，聚餐会忽然停顿，这班朋友都不见了。突然有一日，他们回来了，而北平的局面已经变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已经成立，秦绍文（德纯）先生做了北平市长，陈希文先生做了北平市警察局长，邓仲芝（哲熙）先生做了高等法院院长。而当时反对冀察自治的空气很浓，哪里还能再跟二十九军这班朋友见面呢？但是我想，这个严重而微妙的局面之下，将来我或许有可以努力的地方，我就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给秦市长向他道贺。“一二·九”及“一二·一六”学生游行之后，二十九军搜查北大、清华和中国大学，有三个教授和三十个左右的学生被捕。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我说国立大学和二十九军的关系一定要合作来维持北方的局面，现在双方对抗的情形不能这样子下去，建议蒋校长出面去看宋委员长。梦麟先生回信给我说：“在这个风头上，我不能够去接触。”于是，我又到米粮库胡同去看胡适之先生。我说：“适之先生，现在这个情形很紧急，我们国立大学在这里是代表中央，我们跟二十九军的关系一定要和解。如果你认为可以做的话，我去！”他问说：“你怎么能去呢？”我说：“二十九军这班朋友，我都很熟悉。不过现在如果我去的话，若没有先得到你们的谅解，我贸然出头跟他们接触，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吃不消。”胡先生说：“你当然可以去呀！但是你有什么把握呢？”我说：“我有把握。宋明轩是北方农村出身的，也是行伍起来的，北方农村的人看到一个翰林或举人，都认为很了不起。我们国立大学的教授跟学生，在他们眼中看来，都是举人跟翰林之流，是尊重的。这跟我们国民革命军不同，国民革命军都是能文能武，二十九军则不然，他们对于学界的人是尊重的。如果国立大学能跟二十九军合作的话，则今天的这个局面还可以维持；如果互相对抗的话，就不可收拾。”结果，适之同意我去。接着，我立即进北平市政府见秦绍文市长，我小时候念《战国策》和《左传》，在这个地方现在用得着了。他一见我就说：“你现在来看我，一定是有事？”我说：“我是为宋明轩先生而来。”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建议三条：第一条，停止搜查大学，停止拘捕教员和学生。第二条，被捕的学生由校长保释，校长能够保学生，他就可以管学生，如果不通过校长就抓学生，则校长他不能保障学生，他就不能管学生，所以，一定要让校长来保。第三条，教授们如果另外有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的话，可以通知校长，并把资料给他，到学年终了时不予续聘。”秦绍文说：“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吃饭，接着谈好不好？”我说：“不行，我现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入市政府，我还上你府上再谈！现在就是这三条，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我们再见面。”他说：“我马上去报告宋先生。”第二天，各大学的搜查停止，被捕的学生就由各校校长保出去，被捕的教授也被释放了。过了两天，清华大学同学会聚餐，在座者有北大、清华两校校长及两大学的几位院长和教授。我提出国立大学同人与二十九军将领见面之议，大家都表同意。于是，我找北平市参议会议长唐嗣尧先生，由我们两人共同具名邀请双方重要的人士在廊房头条撷英馆会餐。（当时他们说这两个具名的人“唐嗣尧”和“陶希圣”刚好是一副对子。）二十九军的高级官员都来了，大家吃吃饭，敬敬酒，也不谈什么就散会了。一星期之后，二十九军方面由秦市长出面，约请大家在中南海会餐。以后，大概每一个月，双方互请一次客。国立大学与二十九军之间的谅解和友谊也就建立起来了。还有一件事，就是《独立评论》的停刊和复刊。《独立评论》是胡适先生创办的，也是他主编的。1936年冬，胡适到美国去参加太平洋学会的年会，刊物交予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来编。在《独立评论》二二九号，张奚若发表了一篇《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的评论，指责冀察当局“一切设施都朝着独立或半独立的方向走”，希望“冀察当局能认错，能改悔”，更希望中央“立即明令取消分裂国家行政完整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结果，宋哲元看到后，立刻下令警察局长陈希文封《独立评论》，陈希文派了两个警察到独立评论社，前后门各站一人，这一期的刊物不能发行。于是，独立评论社的同仁马上打电报给胡适之。当时，他正从美国回来，刚刚抵达上海，一接到电报立刻赶到北平。第二天，我去米粮库看他，我们谈到《独立评论》停刊之事。我问他：“胡先生，你愿意复刊吗？”他说：“当然是复刊的好。”我说：“如愿意复刊，我立即办这件事，三个钟头就把它办好。”他笑说：“你还是这一套！请你走一趟。”那时，已是下午五点钟，我到绒线胡同高等法院看邓仲芝（哲熙）院长。一见面，仲芝见面即问：“你这个时候来找我，一定有事！”我说：“有事才找你。”他说：“是不是《独立评论》的事？”我说：“是呀，正为此事而来。”我告诉仲芝说：“《独立评论》每期销一万二三千份，平津一带不过三千份，其余一万份都销南方。今天《独立评论》封了，南方那一万份，假定一份有五个人看，南方就有五万人看不到《独立评论》，那北方出了什么事，宋哲元干的什么事，他们对宋先生和二十九军的批评是可以想见的。”仲芝先生问我胡先生回来没有，我说胡先生已经回来了，他说：“这样好了，请胡先生写一封信给宋委员长，只说他出国之后，《独立评论》因为彼此少联络，有了一点隔膜，致生误会。现在他回来了，多了一点联系，以后就不致有误会发生了。就写这么一封信。这封信到了宋先生那里，就由宋先生请胡先生吃饭，席上也不必再谈这件事。一面把警察撤退，也不必说复刊，就继续出版好了。”次日清晨，我到胡宅回话，说明这个办法，胡问说：“信里头要不要道歉呀？”我说：“不必道歉。”他说：“就说一句也不要紧！”他那一封信是怎么写的，我不知道。后来，就由宋先生请胡先生吃饭，《独立评论》也就这样继续出版，直到七七事变发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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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1899-1988)，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陶希圣(1899年-1988年)，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之父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922年，陶自北大法科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