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北京琉璃厂文化街上的乐器行中外闻名，这里集中了三十余家乐器琴行，每年大约有数亿元的销售额，北京琉璃厂乐器一条街不仅是北京乐器的窗口，而且也是中国乐器的窗口。　　我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记得我小时候曾去过一次厂甸，从和平门起到虎坊桥止的南新华街。在这条街上有与它东西走向交叉的琉璃厂文化街。小时候逛厂甸，主要是吃糖葫芦、喝豆汁。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去过琉璃厂。可是 2003年春节，我又一次去了厂甸，据说，这次厂甸庙会是老街景的最后一次庙会了。春节一过，三、四月份琉璃厂一条街就要进行全面改造，此时琉璃厂乐器一条街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琉璃厂文化产业园区。这条街的改造完成，将会更加展示北京文化古都的风彩。经过改造以后的琉璃厂文化街，将会是另一番风韵。到那时，乐器将成为八个文化商业专卖区之一的乐器街出现世人面前。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在自己的心头升起了一种想法：在中外闻名的北京琉璃厂乐器一条街，旧街、旧景将会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乐器职业工作者有责任把这段琉璃厂乐器发展的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让我们的下一代看看过去的琉璃厂乐器一条街是什么模样。　　于是，我想了一个题目：《琉璃厂乐器一条街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昨 天 　　琉璃厂的起源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区，法国巴黎有塞纳河畔，英国伦敦有弗业街，日本有“书海”之街神田町。在中国就是北京的琉璃厂文化街了。　　北京琉璃厂文化街地处北京宣武区，分为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街两部分，与北至和平门，南到虎坊桥的南新华街形成十字交叉。大约方园 2平方公里。每年的厂甸庙会就是在这个地区进行。　　在这个地区，集中了大量的书店、古玩店、画店、乐器店。其密度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琉璃厂文化街已经成为反映民族优秀文化“琴、棋、书、画”的典型代表地区。　　相传琉璃厂源于辽金时代（公元 916年），叫海王庄或海王村，经过历代王朝的变迁，琉璃厂也经历了繁荣和衰败的各个历史时期，元代时，它曾是皇家官窑，是达官贵人出城踏青的风景区，明末清初，琉璃厂逐步成为京都的文化中心，是官仕、赶考举子、文人相聚的场所，而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徽班进京（京剧的前身），一个远在安徽的三庆戏班为了庆祝乾隆皇帝的生日，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就住在琉璃厂的韩家潭。后来，四喜、春台和春徽班也相继进京，他们都居住在离琉璃厂不远的百顺胡同、李铁拐斜街等地方，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与原来在北京流行的昆曲、梆子，以及后来进京的汉调等相互融合，大约在1860年形成全国最大的剧种－京剧，这些最早来京的徽班演员都是居住在韩家潭一带。后来人员繁衍，又分布到棉花几条、椿树几条一带。北京最早的戏园像三庆园、广德楼、同乐园等，也都是设在离艺人居住地区不太远的大栅栏，这些地方在围绕琉璃厂的地段。现在，我们回忆这些，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北京最早的乐器制造业是从宣武门和前门打磨厂和琉璃厂发源的了。　　在乾隆年间，是琉璃厂最为鼎盛的时期，各类书店、字画店、古玩店比比皆是，文人墨客涌集琉璃厂，而且在这地区的厂甸庙会也开始兴盛起来，据说，那个时候有书店 230多家，古玩店37家，到了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八国联军的侵入，清朝皇帝的出逃，琉璃厂也开始衰落起来，1926年，北京开辟了和平门，拆除了厂桥，增阔了南新华街，琉璃厂被分为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东琉璃厂以古玩业为主，西琉璃厂以旧书业为主，琉璃厂的旧式书店和新式书店以及古玩业铺已每况愈下，业务日渐萧条，到了北京解放前，书店只剩下五六十家，加上装裱、文物、南纸店总共有170家，这些也是造成一些行业转向乐器制造业的原因。　　问起许多老人，他们都会告诉我，旧中国的乐器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平门的琉璃厂和前门的打磨厂。旧中国，北京根本没有西洋乐器的生产，全都是民族乐器小手工作坊，北京的乐器制造业就是从这两个地方发展起来的。琉璃厂乐器作坊的来源　　相传在琉璃厂早期，有两位善弹古琴，并鉴定和修理古琴的人，一位叫张春圃，一位叫张莲舫，琉璃厂的乐器坊就是从他们两位开始的。张春圃，北京人，生卒年月不详。古玩行人传说，他家住琉璃厂，同治、光绪年间在家修理、鉴定古琴，懂五音六律，会弹奏乐府古典乐曲。　　张春圃修理、鉴定古琴，没字号，家门上挂个小牌，上写“张春圃修古琴”。牌子虽小，四、九城会弹琴的差不多都知道他。他修古琴、配零件收费少，名琴经他手的不少。他弹奏古琴，受到众多人欣赏。京城里的王公、大臣、豪门贵族逢喜庆寿日，都请他出席堂会演奏。官宦人家请他去教公子少爷弹琴，他不吃不喝，教弹一曲就走，从不收费。　　肃王府请张春圃修古琴。肃王爷隆憋懂乐音，喜欢听乐府古曲。派人请来张春圃。张春圃弹琴为王公、大臣所赏识，西太后亦有耳闻。光绪五年前后，太监李莲英来琉璃厂向张春圃宣称；“慈禧皇太后欲学琴，听说你弹琴弹得好，召你入宫。你要好好侍候太后老佛爷，给你个内廷供奉当当，在内务府领俸听派遣。”　　张春圃进宫，不是在戏台上演奏古曲，而是在寝殿授琴。坐北朝南的寝殿七大间，慈禧坐在极西的一间，西太后听他弹琴，琴声入耳而高兴。慈禧虽然是女人，但她不愿听缠绵忧怨之曲，则喜闻高亢洪亮之歌。张春圃一曲成功，正中慈禧之所好。一次，张春圃进宫，弹奏曲终，得罪了光绪皇帝载椭。回到琉璃厂的家就把门上挂的“张春圃修古琴”的小木牌摘掉，第二天找房子搬家，由西琉璃厂街面上搬到东琉璃厂一个小胡同——文明胡同里头。宫里来人找不到他了。　　张春圃后来仍在琉璃厂修理和鉴定古琴。他去世后，琉璃厂出现一家蕉叶山房经营、修理、鉴定古琴。张春圃的故事在琉璃厂传闻很久。而张莲舫比张春圃要晚四十余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才去世，却只留下“古琴张”这个绰号，琉璃厂没有不知道张莲舫这个人的。　　琉璃厂自从“古琴张”去世后，再没鉴定、经营、修理古琴的了，这套手艺和鉴定程序与方法，算是断了捻!自从九一八事变后，琉璃厂没人经营、修理古琴了。只有马良正和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沅制作胡琴了。　　还有位姓张的于咸丰、同治年间在东琉璃厂小沙土园北口往西拐角处开一家文盛斋弦子老铺，经营到北京解放后 1956年的公私合营，是北京民族乐器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店铺。文盛斋创始人张某是河北深县人，膝下无儿，只生一女，嫁给姓夏的。她早年丧夫，未生子女，父死后，她继承了文盛斋，成为文盛斋的女经理人。　　这位妇女在老北京制作和经营民族乐器很有声望，绰号“张寡妇”。在她五十多岁的时候，体重有二百来市斤，体形肥硕，一次她坐人力车，竟把一辆车箱给撑裂。这样肥胖的女人，长寿到九十四岁，制作经营民族乐器长达六十多年。文盛斋在她的经营管理下，成为北京民族乐器最大的作坊和店铺，为北京民族乐器厂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张寡妇是位豪爽有魄力的女强人。她注重产品质量，不惜工本。制作胡琴讲究用福建紫竹、湖北蛇皮，工艺细致，音色美。培育出马良正、李辛田等海内外闻名的制琴名手。参加公私合营时，她家还存有一批给清廷御制的“雅乐器”样品。除年节外，她不准工人走街串门。她买了好多书，其中有鼓词乐谱，也有章回小说，组织工人读书。收活后由一人读，大家听，章回小说吸引人。有的工人看鼓词学乐理，提高了制作乐器的钻研兴趣，使乐器质量逐步提高。　　旧中国由于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人民穷困僚倒，民不聊生，文化娱乐业几乎没有，所以乐器行业也濒临消亡，成为一个要饭的行业。乐器作坊，说解散就解散 ,不光是工人，就是掌柜的，也会经常失业，改行干别的。而一些从事专业演奏的艺人，也同样朝不保夕，没有戏唱时，就把乐器送到当铺换钱维持生活，等有戏要演时，再把乐器赎出来参加演出。　　新中国初期的琉璃厂乐器作坊　　建国以后，整个乐器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乐器行业走向新生。　　 琉璃厂乐器一条街的昨天是什么样子，为了能够完整、历史的反映过去，我查阅了北京乐器工业志，走访了北京乐器行业的一些老领导、老工人，请他们回忆了琉璃厂乐器行业的发展情况。　　解放前位于琉璃厂的文盛斋一直延续到解放，解放初的琉璃厂乐器作坊，全都集中在现在的东琉璃厂，一共有 10家，这些店有一些是从“文盛斋”中分化出来的。字号分别是“文兴斋”、“文声斋”、“古源阁”、“史善朋”、“新声”、“马连正”、“公兴”、“陈韶轩”、“友联”、“文盛斋”。其中历史较长久的是“文盛斋”，其次是“马良正”、“史善朋”，以后发展起来有“文兴斋”等字号。　　那个时候，做乐器，不分销售和生产，以每个单独的字号为一个单位，又做又卖。　　“文兴斋”掌柜，李永祥，生产京胡、二胡和弹拨乐器，８个工人。　　“文声斋”掌柜，洪广源，8－9个工人，生产二胡、京胡等乐器。　　“古源阁”掌柜，李定国，５－６个工人，生产京胡，弹拨乐器， 1952年是从古玩店转为乐器店。　　“史善朋”掌柜，史善朋，生产京胡， 2个工人。　　“新声斋”掌柜，何广智，何广恩，以生产京胡为主。　　“马连正”掌柜，马文元， 6个工人，以生产京胡为主。　　“公兴”掌柜，傅俊丰， 4个工人，以生产二胡，京胡为主。解放初期开的，　　“陈韶轩”掌柜，陈韶轩， 6个工人，以生产京胡为主。　　“友联”掌柜，傅立山， 4个工人，生产琵琶等弹拨乐器，解放初期开的。　　“文盛斋”掌柜，王立安，生产拉弦、弹拨等乐器。　　 这些乐器作坊基本都是一个模式，前店后厂或是店厂合一，他们的资金来源各有不同，有的靠亲戚朋友投资，有的靠做一批乐器起家，如果在一捆竹子里，有几根上好的竹子，掌柜的就可以赚一笔了。这些做坊也都是小本经营，有的做坊所有股金才 3000多元。他们的乐器销售方式也各有不同，有的批发，有的专门和当时戏班艺人打交道，有的专门走农村普及品，价格从二三元到十几元不一。　　 这些乐器作坊的规模也都差不多，都是一间门脸，只有马连正有一点销售柜，其它都是店厂合一。工人的来源，大都靠亲戚介绍，大部分来自河北衡水、深县、南官等地。招收的工人，一般都有一些亲戚关系，从十五六岁就开始干，学徒三年零一节（三年半），只管饭，不开工资，每月给几块零花钱，每天要干掌柜家的所有家务事：做饭、洗衣服，有孩子还要看孩子，这些活都干完了以后，就开始干活，学做乐器。从早五点到晚十点，忙一点就到晚十二点，学徒期满，出师以后，开始赚工钱，具体多少根据技术水平给钱， 1953年那个时候发100-300斤小米，当时一斤小米，一毛三，最多的可以赚到450斤小米，小米涨了，钱也跟着涨。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56年公私合营，这些乐器作坊一个也没有跨的，说明当时乐器生意还可以。　　琉璃厂乐器作坊的发展在解放前生意并不是很好，但到解放后形势发展比较快，还有琉璃厂的其它行业也转到乐器行来，主要是因为解放后，大家欢天喜地，庆祝胜利解放，敲锣打鼓的多，而且当时抗美援朝，战场上使用大量乐器，造成那个时候乐器形势空前高涨。　　到 1954-1956年时候，国家开始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一化三改”公私合营、合作化高潮。凡是私人个体企业都要进行公私合营，合作化，从此，琉璃厂初期的乐器作坊开始发生重大的变迁。　　1954年成立了第一乐器联营组，“史善朋”、“陈韶轩”、“文盛斋”、“友联”等参加了联营组。　　1956年公私合营或合作化，雇佣人员三人以下的到合作社，雇佣三个人以上的到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以后，琉璃厂的私有乐器生产完全消失，被当时北京市第一乐器生产合作社和北京民族乐器厂所代替，东琉璃厂的乐器作坊便全部消亡。　　北京市第一乐器生产合作社，北京民族乐器厂于 1960年合并，“陈韶轩”掌柜陈韶轩任北京民族乐器厂厂长。其它字号的掌柜成了厂社的骨干，洪广源还被选为市人民代表，李定国任厂销售科科长，大部分掌柜当班组长。合并前有两个门市部，厂社合并以后，在东琉璃厂西南角是文盛斋乐器门市部，后因街道改建，乐器门市部移到了西琉璃厂的东南角，一直到1978年。北京民族乐器厂在南新华街21号(现123号)设立厂部，作为办公地点，各生产车间设在广安门、西便门、和平门等五门十一点。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虽然乐器作坊不存在了，但北京民族乐器厂的重要部门都设在琉璃厂，如现在的皮卡森乐器琴行，在当年是北京民族乐器厂的第二车间，生产京二胡、三弦、琵琶等乐器，还有响器工段（制作铜响器）也曾在琉璃厂的十间房胡同，后因噪声迁至安定门地区，还有技术试制单位（文革以前，改性木材研制组，文革中，琴筝瑟改革小组就设在这里）设在现音乐艺术服务部的地址。　　文革当中，琉璃厂文化街被作为封资修的代表受到严重的破坏， 1978年，国务院决定对这条街道进行改建，以南新华街与琉璃厂街的交叉路口为中心，向东西延长，新建及修复数十座古建筑和老店铺，而北京民族乐器厂位于西琉璃厂口的门市部被列为拓展范围，门市部面积被交换到东琉璃厂的路北一侧，在新修的琉璃厂东街上以“乐海轩”的新字号而出现。　　而位于南新华街 123号的北京民族乐器厂所属房产，因成立北京乐器总厂（后改为北京乐器联合公司），被划归公司所属供销经理部使用，于1980年成立北京音乐艺术服务部，成为北京乐器行业面对全国的销售窗口，经销钢琴、管乐器、提琴、民族乐器等各种乐器，也是北京乐器行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一二级商业批发的销售体制转为自销渠道的一种试点。供销经理部采取以批发为主，开展函购，兼营零售的经营方针，也经营其它乐器，电声乐器、音乐书刊等。　　这就是琉璃厂乐器一条街的昨天，时间一直延续到 1990年。 今天 　　琉璃厂乐器一条街的昨天到今天的衔接，从时间来讲是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大约十年间才形成琉璃厂乐器一条街的。这个时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说起琉璃厂乐器一条街的今天，还应当从北京音乐艺术服务部说起。 琉璃厂乐器一条街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七十年代末期，是中国十年“文革”结束的时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从此，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琉璃厂乐器一条街的发展过程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缩影。　　于 1979年12月1日成立的北京音乐艺术部是当时琉璃厂乐器一条街上最早的乐器琴行。这是一家国有企业性质的琴行，是北京乐器总厂（北京星海乐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供销经理部下属的销售窗口。　　北京乐器总厂供销经理部和音乐艺术服务部成立的首任领导和负责人是何汇泉、李淑平、孙增起、孙文涛等人。他们的工作首创承担起与全国各乐器商业网点的联系工作。并于 80年代初，独创了每年两次的全国乐器订货会。　　当年创办音乐艺术部的供销经理部何汇泉经理在回忆时说：“改革开放以前，商业和外贸对北京的乐器行业是实行的统购包销，不让企业有一点销售权利，在好卖的时候，他们一分也不让企业卖，一旦有点风吹草动，不好卖的时候，他们对企业的产品又是挑挑拣拣。当时北京民族乐器厂还有 30%的自销权，而钢琴厂和管乐器厂没有一点自销权，所有销售完全是通过商业合同来完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当时，北京乐器联合公司为了彻底改变这种销售上的被动局面，决定坚决要把乐器的销售权利掌握在企业手中。为此成立了供销经理部，主要负责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两方面的工作。当时借鉴了北京民族乐器厂自销比例较大的经验，决定钢琴和管乐器的销售也要实行自销的办法，因此选址成立北京乐器联合公司统一对外的销售窗口，成立自己的门市部，地点由公司决定在原北京民族乐器厂的南新华街的乐改组的基础上进行改建，成立音乐艺术部。人员由各厂抽调，由原供销经理部的20万资金作为资本金，并从北京民族乐器厂抽调孙增起同志任北京音乐艺术部主任。从此，北京音乐艺术部开始运作。每年都为公司创造了较大的利润。”　　任北京音乐艺术服务部的第一任主任孙增起在回忆当年的情况时，他说：“音乐艺术部成立时，每个厂要了一个人，有民族厂、管乐器厂、提琴厂的人，作为北京乐器公司的窗口，在音乐艺术服务部成立时，是有一种文化气氛的，当时的名人蒋凤之、杨大钧、吴祖光、新凤霞都参加了开业典礼，并且题词作画。都知道了乐器公司在琉璃厂办的琴行，什么乐器都有。音乐艺术部归属供销经理部领导。当时在琉璃厂上只有一家音乐艺术部作为琴行。除此之外，只有史善朋胡琴铺挂一个牌子。后来在虎坊桥边上，原来打击乐器厂车间也改建成乐器门市部。以后，马秀霖作为私人个体户在琉璃厂上建立了第一个私人乐器店。到 90年代以后，乐器店象一窝蜂的成立了大大小小许多琴行。”　　任北京音乐艺术服务部领导机关的北京乐器总厂供销经理部书记的李淑平在回忆当年的情况时，他说：“位于琉璃厂的北京音乐艺术服务部在 80年代是北京总厂销售乐器的窗口，在钢琴没有自销窗口以前，大部分经销的中西乐器都是通过音乐艺术服务销售的。当时各厂的乐器外埠销售是通过订货会的形式，市内乐器销售都是通过音艺销售的。在推动星海乐器的销售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在琉璃厂整个文化市场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订货会从1983年开始第一届起，一共办了四十多届，由此，建立了全国性的乐器销售网络，同时，音艺服务部在推广儿童音乐教育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当时奥尔夫系列儿童打击乐器就是音乐艺术服务部研制的，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为发展儿童艺术教育作了贡献。” 琉璃厂乐器一条街的兴起 　　北京音乐艺术服务部在乐器销售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订货会和门市零售的形式，使星海乐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商业统购包销向部分自销，最后发展到全部自销，建立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起到不容置疑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讲，北京音乐艺术服务在自我经营、自我发展的商业领域中又起到榜样的作用，随之而来，引发了“跟风”建琴行的连锁反映。 1989年前后，位于虎坊桥一侧的南新华街的北京打击乐器厂生产舞鼓、谱架的生产车间改为该厂销售窗口，起名为“打击乐器厂门市部”。　　在此期间，在琉璃厂上还有北京民族乐器厂位于东琉璃厂的“乐海轩”琴行以及位于西琉璃厂的属北京音乐出版社管理的“华彩文化艺术公司”。最初“华彩”以经营音乐书籍为主。逐步经销一些进口打击乐器，后又引进了一些中西乐器，最后形成了综合性的乐器经营公司。　　1992年北京民族乐器厂职工马秀霖下海经商，建立“艺苑”琴行，从菜市口地区迁移到琉璃厂，成为第一个私人个体琴行，后改为“育生商贸公司”，接着，马俊所开的“御曲贸易公司”、郭玉强的“晨光文化艺术公司”、陈生的“奥发泉琴行”、马顺来的“惠博斯”琴行、东德生的“长城琴行”相继在琉璃厂显现。南新华街上不时有一些临街的私人住户，或是经营其它商品的店面改弦更张，变成了乐器琴行。应当说，这些开琴行的发起人都属私人性质，并且都是业内人士所开，其中大部分都是北京民族乐器厂的职工。　　这些琴行之所以能够开起来，主要原因是这些开琴行的人，大都是具有较强的经营经验，手中掌握一定的客户。他们在开琴行的过程中，均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从1990年到1995年期间，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有利乐器经营活动，给乐器经销商创造了十分宽松的社会环境。当时，琴行少，乐器经销人员从业人数也少，而且歌舞厅开办风兴起，到处是建立歌厅舞厅，且大多数是公款购买。大量的进口乐器开始涌入国内，销售渠道仅限为数很少的几个。据说，刚开始时，有的琴行，月销售额可以达到150万元，月纯利润达到三四十万，年销售额达到2000万，年利润可以达到400万元。一架雅马哈的电子琴批发1200 元，零售2000多元，毛利达到七八百元，一集装箱的电子琴在两个小时内就可以全部批发出去，甚至还有先交钱，后提货的现象。全国各地的乐器经销商都纷纷涌向琉璃厂大搞乐器批发的业务。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同行又愿意扎堆。有人说，在有品味的琉璃厂文化街上，卖乐器有档次，有意境。在琉璃厂，乐器相当于文化艺术品，来买乐器的人也多。如果乐器店多了，卖乐器的人，可以这家走走，那家看看，买乐器的人有选择的余地，可以货比三家，卖乐器的，也是大家都有生意可做。这样一来二去，琉璃厂乐器一条街乐器店越开越多，越开越大，琴行的老板从大部分是业内人士，发展到一些业外人士，音乐艺术圈的人也开始挺进琉璃场开起了琴行。一些位于南新华街上的临街住户几乎一夜之间，都改换门庭，改成琴行卖乐器。从 1995年开始，琉璃厂乐器一条街一发而不可收，逐步形成了中外闻名的“琉璃厂乐器一条街”，不仅全国各地的批发商都到琉璃厂来批乐器，而且一些国外的观光客，甚至外国乐器商人也慕名而来，大搞乐器买卖。　　中国民族乐器在这里“流”向世界，西洋乐器也从这里“批”向全国。北京的琉璃厂乐器一条街成了地地道道的“乐器集散地”。而与此同时，琉璃厂的店租也随行就市，租金越来越高，确有点“奇房可居”“愿者上钩”的架式。一开始店租每平方米一天约 5元，后来发展到每平方米15元，增加了3倍。　　今天的琉璃厂乐器一条街已经形成气候，远近闻名。只可惜，琉璃厂马上就要重新改造了，原有的乐器一条街模样将不复存在。于是，笔者为了将这段历史永远的记录下来，从去年“十一”以后，利用每个星期六、日的休息时间，走访每个琴行的老板，把每个琴行的门脸拍照下来，前后一共历经五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琉璃厂上所有的琴行全部记录下来，写出琉璃厂现在乐器一条街上每个琴行的背景、基本情况、发展史，利用连载的形式在《中国乐器》杂志上刊登出来，反映从 1992年到2003年十年间，琉璃厂乐器一条街的真实面貌，并附有简表，以供读者参考。　　今天的琉璃厂乐器一条街共有琴行 37家，分布在南新华街（35家）、东琉璃厂（1家）、西琉璃厂（1家），除北京艺术服务部、皮卡森琴行、北京兰海乐器分公司为国有性质以外，其它多为民营琴行，柏斯琴行为香港独资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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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叙生，当今笛策制作的泰斗。1935 年生于无锡，1950年到苏州周涌昌乐器店学习乐器制作，1956 年进苏州民族乐器厂，师承老艺人唐寅昌学习笛子校音，专门从事制作专业笛箫等民族吹管乐器，由传统的六孔平均排列的曲笛和梆笛改革研制成十二平均律排列孔，研究出“12 支定音套笛”的方式，改进了传统制作竹笛上定音的难题。在制箫上，结合南箫“V” 型吹口和北箫“U”型吹口，独创出“∪+V” 式吹口，广受民族乐器爱好者的青睐。1979 年为改进工艺，控制管径制作了笛箫内径卡尺(量具)，并系统地整理了各种音调的内径规格和孔位排列。其作品工艺精细，韵味独特，深受演奏家们的赞赏而蜚声海内外。1971年他制作的笛子经轻工部审定，参加了法国国际博览会，1979年和1985年(复评)分别被评为江苏省和轻工部优质产品，1988 年专业箫又被评为轻工部优质产品。八十年代设计的新颖十六支刻诗词套笛和专业笛箫成为国内外演奏家慕名以求之精品。王荌(以下简称王) : 书桌后面的墙上挂满了快递单，这么多订制笛箫的顾客，笛箫的制作都是您一个人完成的?邹叙生(以下简称邹) : 我现在的工作方式比较自由，订单少就清闲一点，订单多就忙活一点，最近这几天就比较忙。客户都是在网上和我们沟通的，全国那么多笛友、箫友口口相传，他们互相之间会介绍“谁做的箫怎么样”“谁做的笛子怎么样” ，相互之间会有评价。接单子做笛箫，我一向很怕麻烦，我不太懂网络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家里人帮我，有些客户要求我拍几张照片看看，我也不懂怎么把图片放到网上去，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但我有一点会和顾客讲清楚，只要到手的笛箫不符合要求，可以退回来取消交易，这个不打紧。我这边虽说是笛箫订制，但顾客的要求大同小异，做乐器的要求大体上是一样的，音色、音调、灵敏度等，接单子之前我唯-的疑问是客人要用正手还是反手，这一点要问清楚。王: 目前中国热爱民乐、学习民乐的人很多，据说每年参加考级的琴童高达数千名，民族乐器厂的销售量也非常可观。邹: 人们热情很高，但真正吹得好的人并不多，大多数是把笛箫作为业余爱好，女性学者这两年比较多，很多人认可笛箫是高雅艺术，不少家庭妇女学习乐器，家里人都很支持，吹吹笛箫陶冶一下情操，有利于身心健康，和书法、画画一样的，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有些上班族一天工作结束，感觉累了，晚上吹吹笛箫，排遣一下，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能够忘记白天的劳累与烦恼;部分笛箫热爱者空闲比较多，喜欢抽时间钻研钻研音乐，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吹笛箫有点赶时髦的味道，是用音乐来装饰自己。王: 我在网上的论坛看到很多笛第爱好者讨论说您现在不再接订单做笛子了，一门心思做箫，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现在一-支箫大概能卖多少价钱?邹: 笛箫制作起来还不太一样，做笛子需要很大的场地，很多笛子尺寸很大，多数竹子原料根本无法满足要求，做箫的话，买来的竹子基本都能做，工艺方面相对简单一点，另外一点，做笛子需要的原料数量很大，废料太多了，不环保。我原本的工作室占地120平方米，还有一一个公用的院子，那时候两户人家做笛簫，-一个是我的工作室，一个是我徒弟的工作室，运原材料的车开进来，我们一块拿货，-块做笛箫。我徒弟的父亲原来也是苏州民族乐器厂的职工，我徒弟也算是子承父业，原来在西山(苏州西山镇，现改名为苏州金庭镇)开办了一个厂叫作“湖声乐器厂”，含义是“太湖的声音”,员工大多数是亲戚，后来这个厂没有继续开办下去。现在我徒弟仍然在西山，主营果园、茶园,种植枇杷、杨梅这些农作物，业余时间做笛策，我们都是个体户。从乐器厂退休以后，我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需要人手的时候就找厂里的退休老员工过来帮忙，现在他们年龄也很大，七八十岁，就剩我一个人还在做笛箫。我的客户都是个体，我也不怕来不及做，也不愁没有订单，来找我做笛箫的，全国各地都有，近段有上海的、江苏各个城市的，远一点的有辽宁丹东、甘肃敦煌.... 总体来说，客户大多来自经济富裕地区，贫穷地区的订单很少。好的箫和入门级别的箫价格差别很大，高一点的两千多，箫的价格和很多西洋乐器不好比，毕竟成本投入比较少，做得再好，原材料也就是一根竹子。有一些追求风雅的客户会要求我在箫上刻字，刻上他们喜欢的诗歌。王: 做笛箫对原材料也有很多要求吧?苏州本地的竹林也很多，其中有--些竹子就适合当原材料?邹: 苏州本地的竹子都不适合拿来做笛箫，我用来做笛箫的竹子很多来自安徽，安徽黄山、安徽芜湖的竹子都不错，福建的、江西的、贵州的竹子也挺好。给我供货的竹子卖家是固定的，现在这个老板的父亲就和我有长期合作关系，我在苏州乐器厂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他们。长期合作，他们就比较了解我需要什么样的竹子，用来做笛箫的竹子要有什么样的品质。质量上乘的笛箫从选料开始就很讲究，我不做质量不好的笛箫，品质差的竹子进价要便宜得多，出一点点钱就可以购买很多，摆在地上看看有一大堆，一根都做不了好乐器。和我合作的竹子供货商拿过来的竹子都是精选过的，他们比较懂行，出价不高不会卖，所以买卖双方都要识货才能做成生意，我出的价格就很高，不怕价格贵，就怕竹子质量不好。现在做竹子生意也很不容易，近两年来，自从箫的价格上涨以后，做竹子生意的人渐渐多了，很多人抢竹子的资源，用低价竞争市场份额，恶意竞争，市场就很乱。比如浙江余杭，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做竹子生意，当地的铜岭桥村(现改名为紫荆村)有一百来家做竹子生意，对外宣称形成产业链，但实际上“产业化”只是一个名头，我去那里考察过，说句不好听的话,所谓“产业化”都是吹牛的，他们现在的思想境界还停留在小农思想，对外宣称互相之间有合作关系，实际上都是各顾各的，并不像中国过去实行的生产合作社，大家一块共事， 有分红大家一样，统一管理、统一进货、统一推销，所以所谓的“竹笛之乡”， 各个店家之间与其说合作不如说竞争，我看到你做竹子生意发财了，眼红了(“眼红”，吴地方言，意为“美慕”)，我也开始做这门生意，当地的村子，很多人都是亲戚，山上种的竹子，你圈一块地，我圈一块地，这样就分得比较清楚。后来竹商越来越多，当地竹子的数量不够用了，他们就去江西进竹子。同一座山上，有些竹子的品种是好的，有些竹子的品种相对差-一些，比如山坡上的竹子就比山脚下的好，因为温差要比山脚下小，湿度也没那么大，光照也好，竹子密度适中、结实。-般拿来做笛策的竹子叫作“苦竹”，顾名思义，这种竹子不宜食用，入口很苦，但可用来做笛箫，苦竹容易加工，通透性好，音色很美。再讲究一点，做笛箫最好的竹子要生长四五年，但现在哪里可以买到长四五年的竹子?现在竹林基本上都是私人承包的，都抢着做生意，竹子长过两个冬天，第三个冬天来临，竹商等不及冬至的到来，立冬之后就开始砍伐竹子了，当然他们也知道竹子不能全部砍掉，要留一些长新竹子，但几乎没有人有耐心等一棵竹子长四五年， 都着急卖价钱。所以现在原料普遍有-一个问题，两三年的竹子和四五年的竹子光从外表看，看不出来差别，两三年的竹子看着卖相也很好，但劈下来看看里面就知道质量不好，长得不结实。要不要继续做笛子?我曾经犹豫了很久，除了场地的原因和工序的原因，我看到现在的原料市场，我又失去了很大信心，没有好的原料，做不出好的笛子，我宁愿放弃不做了。山里物价低、人工费用低，薄利多销的路子是走得通的，苏州城里，房租贵、人工贵、物价高，做出来的竹子卖不上价钱还有可能会折本，到时候还要产生一大堆生产垃圾，考虑再三后，我就不再做笛子了，只做箫。我最初做箫的时候，周围还没有多少人做策，我的工作室算是最早一批做箫的。王: 您一辈子都在做笛箫，想必吹奏笛策对您来说也非常容易。您的父亲、祖父也是从事音乐方面的事业?邹: 民乐我多少都会一点，做笛箫最后都要校音的，不校音根本不知道成品做得好不好。以前我演奏笛箫都挺好，现在年纪大了，气息有点弱，笛子吹奏水平有点差了，只能说马马虎虎。箫一般做4个调就可以了，笛子要做20个叶片。我用一个日本进口的校音器校音，这么多年一直用它，因为标准是世界统一-的，一般校音掌握音准就可以了，自己对音乐完全不了解，校音就会比较难。我平时喜欢和箫友、笛友-块玩玩音乐,演奏乐曲蛮有意思的。我的父亲不是手艺人，他是村里的鼓手，村里有婚丧喜事，他给人家去吹奏乐曲，那时候吹笛子的、拉胡琴的都叫鼓手，不是指敲鼓的“鼓手”，人们称他为“道友"，指从事红白喜事演奏这个行当的。我的叔父是手艺人，做二胡和三弦，也是苏州民族乐器厂的员工，我就是叔父介绍过来的，从无锡来到苏州，后来进苏州民族乐器厂工作。王：您在乐器厂工作的时候,做完笛箫以后,笛子和箫署名“1号”，“1号”是最好的意思吗?邹: 当时厂里面每一个职工都要对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负责任，我们有几个人负责做稍微高档一点的笛箫， 当时厂里给每个人分配一个编号，分配到我就是“1号”，但这个编号没有等级的含义，厂里面的“2号”比“3号”年纪还轻，“2号”是二十来岁的一个小伙子，经验也没有“3 号”丰富，后来我的手艺得到大家认可，大家都戏称我是“1号”，称赞我做得好。说到厂里的编号，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原来编号从“1号”到“4号”，一共4个人做高端一点的产品，后来厂里眼见销量增加，供不应求，人手不够，就调过来一个新的员工，编号为“5号”，“5 号”跟着“3号”学习，让老师傅带一下，做好了产品验收下，过关了就道发货。原先这件事情进行得也很妥当，但渐渐地，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厂里把高端产品发到南京去，南京那边的百货公司看到“5号”产品就要求退货，说顾客反映“5号”的笛箫音准都是不对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5 号”那位员工本身是不懂音乐的，她做笛箫只能讲是“依样画葫芦”，技艺不精到，大概知道怎么做，但里面的门道完全没有摸清楚，做出来的产品表面看上去还可以，但是一旦演奏 就知道根本不过关。一开始厂里消息比较闭塞，-直到后来，很多柜台反映这个问题，厂里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原先厂里还有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在背后嚼舌根，他们会说:“某某某做笛子有什么大不了的， 新过去一个员工，稍微学一学做得不是也蛮好嘛?”我当时就和他们讲，“你们这些 人不懂好坏，现在讲这个话为时过早，没有技术的人，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所以说原先厂里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很多人，一开 始还很轻视我们从事的工作，出了“‘5号’事件”之后，他们才逐渐意识到不是谁都会做好的笛箫。质量差的笛箫被撤下来，浪费国家财产。后来“5号”就没有继续从事笛箫制作。老苏州讲“抓把木屑，就是木匠”，什么意思?就是说手工艺人技术不过关，以为装装样子就能糊弄过去。王: 后来苏州乐器厂怎么样了?邹: 临到我退休的时候，乐器厂就转制了，原来是大集体工厂，养着很多工人，转制以后一夜暴富，一共出资48万就把厂子给买下来了,当然这边讲的48万不是现金，厂里合计着让职工买股。当时我还在厂里，再过年半准备退休，这时候有位新的厂 长接管这个厂，厂里组织开座谈会，组织老员工过去商议厂的发展。这个座谈会我没有去参加，新的厂长好不好是要看最后成绩的，厂里的成绩不是员工表表忠心就可以提高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我对当时厂里的现状比较寒心。苏州笛第事业发展得这么好，但是苏州民族乐器厂里，一个有职称的工艺师都没有，但上海民族乐器厂、北京民族乐器厂都有很多有高级技师称号的工艺师，是因为上海、北京的技术人才多吗?不是的，苏州同样有很多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光说我们厂里，连同我在内的几个工艺师也有“工艺美术师”的名号，不过这个名号是市里面批的，不是国家级的，光是有一个虚名，和工资分钱不搭界的(“不搭界”，吴地方言，意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私下说所谓“劳动技师”，都是没有名堂的(“名堂”，吴地方言，意为“实质内容”)，手艺人要评选国家级工艺师没有路子可走。现在我退休在家，自己开了工作室，有关人员推荐我去申请国家级工艺师称号，我花了很大工夫收集整理申报材料，拿去评选，得到的回应是我目前的状态是个体户，没有挂名任何单位，所以不批准。我这一辈子就和这个称号没有缘分，退休的时候我拿着技术干部退休卡，退休工资却没有因为这个名头和其他人有任何区别。王：后来就没有再想想办法参与评选，近两年社会很重视手工艺的传承，过来采访您的学者、媒体也非常多，再尝试.下或许就能实现这个夙愿?邹: 传承是近些年才议论的事情，过去手艺人就关心自己的生计。以前厂里为了留住手艺人，安排了一些虚名，现在我自立门户政府也不批准，我也不再关心名号这件事情了。过去在厂里工作的时候，我的某个朋友在内部发行的经济参考报纸上看到，内陆的笛子销往台湾，卖价1000元。当时的1000元是什么概念?我到手的工资只有50多元。朋友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厂里的领导肯定也知道，后来我们议论起这个事情，他说当时不把这一消息告诉我们职工听，因为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会翘尾巴的(“翘尾巴”，吴地方言，意为“骄傲自满”)。后来厂里改制的时候，邀请我合资，我没有答应，为什么不合伙呢?当时厂里进的竹子是江西那边的，质量不太好，用这样的竹子做笛箫，做出成品要署我的名字，一年半之后我退休在家自立门户，还要继续接单子做笛箫，墙里开花墙外香，当时很多人知道我做笛箫的手艺不错，做出来不好的笛箫就是自砸招牌，名声坏了就完了，做差的产品后患无穷。现在我自己开工作室，有很多人过来找我做笛策，也很自由，我儿子和孙子都学吹笛子，我儿子跟着苏州科技学院余飞老师学习，他们演奏的笛子都是我做的。王：笛箫市场是不是一直都还不错，过程中有没有技艺创新?邹: 过去厂里的笛子很多都是供货给国家的、地方的文艺团体，供货量很大，供不应求。笛箫工艺上也变了很多，过去笛子就两个调，没有第三个调，走南闯北就是靠两支笛子，北方的是G调，即“梆子调”;南方的是D调，即“昆曲调”， 过去就这两个调，竹子音准大多数做到近似，但不是很精准。明清时期，一笛在手，可以吹一百多首曲子，现在人们对笛子的要求就不一样了，现在讲十二平均律。低音DO到高音DO之间有八度，除了MI到FA和X到高音DO是半音音程外，其他的都是全音，这样算一下十二平均律就是十二个半音，叫作“十二平均律”，我和几个老艺人一块改革，是中国第一批改革笛子曲调的艺人，系统整理了各种音调的内径规格和孔位排列。演奏乐器在制作上不能“依样画葫芦”，音准可以照着“画线”，但音色、音质就不行，比如笛子开孔开在竹子的哪一段，哪个面?还要根据竹子粗细、厚薄，决定吹孔、音孔的大小，技艺就是要懂得掌握这些关系。现在的十二平均律，过去的笛子是不讲究这个的。竹子每-根都不一样，要求音准完全准确、没有差错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接近，要经过精心校音，海、陆、空解放军文工团的笛策都是我做的，拿着演奏完全没有问题，还有江阴文工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广播歌舞团...北.、上海的文工团基本都覆盖了， 我们厂里一般只接待中等城市级别的文艺团体，不然来不及做。当时我的工资是五六十元，但是一根笛子大陆上就能卖五六十元，更别说港台那边，笛子的价格就更高。改革开放后,我在笛子上面刻上书法作品，在上面刻上唐诗，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笛箫爱好者都很疯狂啊，第一次看到这种刻上书法作品的笛子。我当时一个月大概做三十多支笛子，交到厂长手上由他负责销售，我做的产品，外观、音准、质量都有保障，所以价格都很高，在台湾、香港、新加披供不应求，商人拿到就是稳赚，拿20支、30支等同挣大钱，他们能卖到100美元一支，按照当时的汇率就是800元人民币，我们厂里才卖57元。商人过来拿货，再拿出去卖，这里面是暴利啊，我们这些做笛箫的人都是傻瓜!后来很多人直接联系我做笛箫，我接了一些私人订单，竹子货源从哪里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常熟有些人家做毛线签子，签子是用竹子做的，冬天把竹子泡在水里，我偶然看到那些竹子，发现里面有很多竹子还挺适合做笛箫,就和他们商议着要挑着买一些，一节竹子给两毛钱，他们也非常乐意，一幅毛线签子才卖七分钱，现在光是竹子就能卖到这个价格。王: 您对这个行业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只有热爱民乐的人、热爱音乐的人才会这么坚守这-事业。邹: 过去从事笛箫制作有点服从分配的意思，大家-块建设社会主义。慢慢地，我自己有了一套做笛箫的方法，就做出味道来了。笛子演奏大师赵松庭当年到厂里订制笛子，好的笛箫交到音乐大师的手上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些演奏大师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很多的帮助，让我有不断提升手艺的信念。后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业余在家制作笛箫，收入慢慢增加，我也很欣慰。现在可以这么说，我就是很喜欢做箫，现在学箫人很多，大家的热情也激发了我的热情，我就当锻炼身体继续做下去。平时很难得的，我也会吹吹陶埙、做做陶埙，之前有一个手艺高超的做埙的老师傅，本来不打算把技艺传给别人，和我比较投缘，就把做埙的技艺传给我了，音乐是相通的，制作好乐器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选自《苏作工艺研究》访谈丨洞箫制作人贺兰原的洞箫世界一人、一箫、一古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