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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探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是一对“双子座”。

　　他二人本来在同一只船上并肩作战，后来却“兄弟失和”，各奔东西。

　　周氏兄弟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但后来却殊途而不同归，这与他们各自思想深处的某些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就性格而言，鲁迅偏激负气、周作人冷漠孤傲;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鲁迅真挚而爽直、周作人含蓄而多疑。

　　在做人上，周作人像一个童心不泯的孩童、鲁迅则像一个饱经沧桑的世故老人。

　　在文风上，鲁迅是长枪短剑、周作人是细风和雨;鲁迅刚劲、周作人冲淡;鲁迅面红耳赤、周作人轻描淡写。

　　在对世道人心的看法上，鲁迅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换为义愤，周作人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

　　在人生观照上，鲁迅是偏向于信的一端，周作人是偏于疑的一端。

　　鲁迅、周作人虽然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熏陶和同一家世，但个性的殊异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上相异的文化性格：鲁迅选择了一针见血、文风硬朗、称之为“投枪匕首”的杂文，周作人则倾心于轻柔温和的随笔散文;鲁迅的爱是深沉、爱憎分明，周作人的爱是单纯而真挚。

　　面对社会压迫，鲁迅自甘孤独，决不妥协，周作人则远离时事，醉心于闲情逸致。

　　对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表现出明确而否定的态度，周作人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体现出理性而平和的性格。

　　周作人在内心深处有着极玄高的理想企求，他愤世嫉俗，对人世的昏暗、周围的平庸极为鄙视，他的情绪里充满着牢骚、不平和叛逆。

　　但这一切仅仅蛰伏于内心世界中。

　　一旦置身于现实尘世，他既然不能象鲁迅那样立志反抗，就只能走向傲世的反面——顺世。

　　现实如此黑暗，而人又是那样渺小，在他看来，最佳的选择莫若在乱世中避灾远祸。

　　在精神层次上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而在现实层次中又明哲保身，随遇而安，依违于无可无不可之间，这就是周作人。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周作人与鲁迅都意识到了自我，但鲁迅立志反抗，将自我之亮光投射到黑暗的人间;而周作人却立足于保身，将意识到的自我缩回个人的精神世界。

　　鲁迅怀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对世界和命运作着“绝望的抗战”，而周作人则认为，与其苦海挣扎，徒劳费神，不如苦中作乐，悲中求欢。

　　鲁迅仿佛是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引导你穿过地狱之门，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境;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万丈深渊，他渐渐学会了绕道而行的方式，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岛上，孤独地在文学的世界中漂泊着，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鲁迅似乎是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诸多的差异，才为他们日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了思想的根源。

　　1923年的7月18日上午，不发一言的周作人突然将一封署有“鲁迅先生亲启”的信交到了兄长鲁迅的手中。

　　信很短，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七月十八日，作人。

　　当日鲁迅欲邀请周作人详谈一次，但被拒绝。

　　入夜他在日记中记下寥寥几字：“上午启孟(周作人字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次日黎明，鲁迅早起，四处看屋，准备搬出八道湾胡同。

　　在朋友的帮助下，鲁迅借了800元大洋，在砖塔胡同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

　　1923年8月2日，鲁迅带着妻子朱安，永久地离开了他一手经营且居住了四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小院。

　　10个月后的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准备取走自己的书籍及一些什物。

　　周作人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冲出来，向鲁迅破口大骂。

　　羽太信子不解气，匆忙间返回室内用电话招了两个人过来，大有与鲁迅秋后算账之势。

　　当着众人的面，周作人夫妇像泼妇骂街似的，将鲁迅浑身上下骂了个遍。

　　关于此事鲁迅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

　　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当时在场人言，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

　　但鲁迅的小弟周建人在1983年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回忆：“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周作人夫妇)才退下了。

　　鲁迅缘何搬出八道湾，周氏兄弟又因何大打出手，这至今仍是一个迷。

　　更让人不解的是，两位当事人至死谁都没有再提这件事，也都不愿再提这件事。

　　这就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也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这样写道：“两人是怎么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来，颇有独特之初，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

　　据周建人讲，鲁迅三兄弟搬进八道湾后，家中大权便握在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手中。

　　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没有计划和节制。

　　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

　　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

　　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

　　问题在于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就不会持家。

　　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

　　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对此，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曾伤心地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鲁迅本人后来对许广平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对此，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挚友许寿裳也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这位大伯哥，不愿与他一同住。

　　”周作人自己也肯定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什么不愿，他终生都不曾与人提及。

　　对周氏兄弟失和的缘由，外界众说纷纭，百般揣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至今未有定论。

　　但不管怎样，周氏兄弟失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受伤害的恰恰是当事人自己。

　　兄弟失和之后，鲁迅大病了一个多月，从此身体一直瘦弱;而周作人自此凄风冷雨，后半生一直与“苦”相伴。

　　在周氏兄弟失和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那么，羽太信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在周作人的生命历程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探讨她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周作人的爱情与婚姻有着很大的帮助。

　　羽太信子()出身低贱。

　　她原是鲁迅、周作人留日时，替他们缝补浆洗的下女。

　　后来她与周作人相处日久，便嫁与周作人为妻。

　　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不知何故对于他的这位日本籍夫人羽太信子，周作人本人极少提及，因而显得有些神秘。

　　关于她，周作人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只提到过一些生活细节。

　　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竟终生没有言及。

　　周作人一生写日记大致没有停过，按说从日记中应该可以找到很多详细记载，可偏偏从1906年到1911年这六年却没有日记保存。

　　据周作人自己说，是因为这六年没有写日记。

　　在他自己的《周作人自述》中，只有一句：“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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