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京《晨报》刊登了一则《求职启示》：

“徐玉诺君，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或各报校对及各种书记员，每日可工作十个到十四个钟头，月薪只须十二元。”

也许连刊登者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则不起眼的求职广告，竟遭到了整个北京同行的口诛笔伐。

其实，这也难怪，十二元的月薪，仅仅是当时北京同行业内最低薪水的十分之一，而且承诺的工作时长远超惯例，实在有蓄意“破坏”行规之嫌。

由于这则启事的左侧就是“百物出卖”专栏，因此，徐玉诺此举，被人们冠以“卖身启事”而广为传播。

那么，这个叫做徐玉诺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为何要如此“贱卖”自己呢？

其实，对于熟知他的人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他的“怪诞”行为远不止于此。以至于后来，因其一贯放浪形骸、特立独行的行事方式，被世人誉为“怪傻才子”。

1894年，徐玉诺出生于河南鲁山县的一个普通农家，自小耳闻目睹祖国山河沉沦和家乡兵连祸结、匪患丛生，心中时时焦灼忧虑。

也许，他的耿直性格，就是从那时渐渐形成的。徐玉诺从小喜爱读书，而且从不挑门类，典籍、小说、演义、唱本……什么书他都愿意看。

位于河南鲁山县的徐玉诺故居

19岁时，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的他，因无钱包伙，只好每周回家一次，背些玉米糁、红薯干、小米、谷糠，自己埋锅做饭。

1916年，徐玉诺一举考入了河南著名学府省立第一师范。入校后，因才华出众，被老师赞为“能文高手”，所做文言策论常在全校师生间传阅。

恰逢此时，徐玉诺接触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大钊诅咒“白首”中国、讴歌“青春”中国的文章，让他热血沸腾。

从此，徐玉诺像许多激情澎湃的青年学生一样，立志于开通民智，并成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忠实信徒。

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开封学生联合会理事的徐玉诺，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组织学生游行示威、集合演讲、搜缴洋货。

五四运动时期的徐玉诺（后排左一）

时任河南督军兼省长的赵倜，被徐玉诺闹得头疼不已，他实在没有想到，一介文弱书生，竟能如此“折腾”，当时徐玉诺被列为“一旦事态恶化则必须抓捕之第一人”，可见其影响之大。

转年春天，为了削弱学生运动的势力，赵倜收买了学生联合会的一部分成员，令他们另立“同志会”，致使学生运动组织被分化，河南的学生运动自此一蹶不振，陷入低潮。

诚然，这世上正义的人虽多，可没几个人能在利益面前无动于衷。

徐玉诺心急如焚，多次呼吁精诚团结无果。激愤之下，他竟决意卧轨，以自己的“死”来唤醒“同志会”，希望他们继续抗议军阀。

谁知他命不该绝，上课时，嵇文甫先生点名，不见徐玉诺，赶紧吩咐大家四处寻找，最后在开封火车站找到了他。

据说，同学们找到他时，徐玉诺已躺下身子，耳畔已经能够清晰地听到火车驶近的汽笛声。

虽然在嵇文甫先生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徐玉诺放弃了“以死明志”的念头，但眼看着学生运动日渐低迷，他心头的挫败感和苦闷仍久久挥之不去。

为了宣泄和抒发心中的忧愁，他终于拿起了手中的笔，开始写作。

1920年，徐玉诺的小说处女作《良心》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小说中，他用刚劲的风格和原始性的粗犷语言，对社会黑暗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控诉，令读者眼前一亮。

彼时，五四运动之风已经吹遍中华大地，加之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启发，中国文学界兴起了一股创作新诗的风潮。

徐玉诺投入其中，很快便写出了一首《秋晚》：

“我何恨于秋风呢？年年都是这样，它是自然之气。可怜我落伍的小鸟，零丁，寂寞。懒涩涩的这枝飞到那枝，没心的飞出林去，最伤心晚间归来，似梦非梦的，索性忘却了我是零丁，寂寞……”

新诗发表后，因风格清新柔美，真诚地展现了天真无邪、朴实美丽的梦想，好评如潮。

自此之后，徐玉诺一发不可收拾，从小说、诗歌、散文到舞台剧本，各大报刊争相刊载，一度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他的写作速度极快，从1920年起的五年间，单是发表的诗作就有四百余首，兴之所至，可一日数首，甚至在十几天内便能写成一本诗集。

瞿秋白、王任叔、郑振铎、朱自清、茅盾、闻一多、鲁迅、叶圣陶等一众文坛大咖都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年轻人表示了称赞和赏识。

叶圣陶曾在其长篇评论《玉诺的诗》中称赞道：

“常常有奇妙的句子花一般怒放在他的诗篇里，更有奇妙的表现力，微妙的思想，绘画般的技术和吸引人的格调……”

朱自清在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时，更是选录了九首徐玉诺的诗歌。这是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在当时有着“文坛魁首”之称的刘半农，也只被选录了八首，徐玉诺更是远超了沈尹默的一首，鲁迅的三首，田汉的五首。

在文坛的突然崛起，恐怕是徐玉诺始料未及的，然而，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会因两桩率性而为的举动，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1922年，徐玉诺在河南临颍县一所学校任教，一天，一位朋友要北上，他去送行，因惜别之情，难以言表，便亲自将朋友送上了火车。

上车后，徐玉诺觉得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就临时改变主意，准备把朋友送到郑州。

谁知，两人交谈过于投入，竟未发觉火车进了郑州站，于是索性一路把朋友送到了北京。

可是，到了北京两人分别后，徐玉诺才发现，因来时走得太急，身上带的钱别说买回去的车票了，就连吃顿饱饭都不够。

万般无奈下，他竟想到一个主意，将随身衣物当了点钱，找到《晨报》报馆，登了一则求职广告，也就是前文说的那篇“卖身启事”。

当时，除了激起北京同行的不满外，更要命的是，当得知这位发广告的徐玉诺，就是一直以来在各大主流报刊发表文章的当红作家时，不少人更是气愤不已。

他们认为，身为一个文人，没路费可以找熟人去借，大张旗鼓地发广告求职，实在有损文人颜面。有些人还多方打探，找到他的临时住所，对他当面指责。

后来，还是周作人向他伸出了援手：

“万勿多想，你尽可在北京多住些日子，到处看看，访访朋友，待到决定回河南时，定当奉上足额路费……”

即便如此，由“卖身启事”引起的喧嚣，还是让徐玉诺遭到了太多的“讥讽”和“白眼”。

那段时间，徐玉诺一出门就被人“指指点点”，这种境遇着实让他的心里不是滋味，可他又不愿白白拿别人的钱。

当时，俄罗斯盲人作家爱罗先珂寄住在周作人家，正准备回国，急需有人陪伴，于是，徐玉诺主动请缨，表示愿意承担起“护送”的职责。

就这样，徐玉诺将爱罗先珂一路护送到东北，才借此由头逃离了北京。

然而，“卖身启事”风波刚刚平息不久，徐玉诺便又陷入了另一场口诛笔伐。

1923年，鲁迅在看过徐玉诺的《良心》《一只破鞋》《遗民》《我的最后》等小说后，有意以《良心》为名将其结集出版。

于是，便通过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给徐玉诺传话，要其尽快把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二十来篇小说整理出来，并表示愿意亲自为其“作序”。

诚然，能得到文学泰斗鲁迅的赏识和提携，这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当时的青年作家无不以能与鲁迅沾边而感到骄傲。

然而，徐玉诺的做法却再次让人大跌眼镜，对于鲁迅的青睐和要求，他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甚至完全没有理会，后来在孙伏园的追问下，才略做出回复，不过也是谢绝之辞：

“这些小说，还很不成熟，且等以后再议吧……”

是的，他就用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把鲁迅“打发”了。其实，对于前辈提携的无视，徐玉诺也不是第一次了。

当初叶圣陶、朱自清等文坛大咖级人物对他推崇备至，他也完全不屑回应，他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当然，徐玉诺也有自己的想法，虽在郑振铎、郭绍虞的介绍下，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但在他看来，自己仍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

加之平日里，主要致力于新诗的写作，小说只是顺手牵羊的“副业”，拿不上台面。

徐玉诺的回应，到底是过度谦虚还是自命菲薄，我们无从知晓，但这样的闭门羹，对于鲁迅来说，却真真是一生仅此一遭。

此事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了文化界的轩然大波，有人瞠目结舌，有人咬牙切齿，有人愤而指责，有人摇头叹息，无不斥其不知好歹，朽木难雕。

不能否认，在那个动荡不堪的年代，徐玉诺这种不拘小节和纯然无心机的性格本没有过错。

可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却是奇闻异事，是“怪诞之举”，于是他就成为了世人口中那不可理喻的“怪傻之人”。

不过，尽管大多数人对徐玉诺横加指责，却也有例外，胡适就对其“怪诞之举”甚为欣赏：

“说人家未说的话，做人家不做的事。社会一班人就给他一诨号，叫他‘怪物’。怪物原有两种，一种是发疯，一种是个性的表现。这种个性表现的怪物，是社会进化的种子……社会的进化，纯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牺牲名誉、性命，而做可怪的事，说可怪的话以演成的。”

但是，即便有人声援，可不知为何，这位“怪傻才子”却突然于1925年收起了纸笔，谜一般地从文坛消失了。

有人说，徐玉诺怪傻的姿态，其实是他带泪的表演。

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却无以自遣，于是不惜用放浪形骸的举动，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叹息。

这种说法未尝没有道理，那么，离开文坛、浪迹天涯后，徐玉诺的怪傻之气自然也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有一次，徐玉诺南下途经上海时，见火车站入口处，有许多难民伸手乞讨，他当即慷慨解囊，取出钱袋予以施舍。

可是，等到自己要买车票和吃饭时，却发现已身无分文，不过他不后悔也不气恼，反而自我安慰道：“我把钱送给了难民，何错之有？”

1932年，徐玉诺任教于河南淮阳中学，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会上，他作为社会知名人士登台讲话：

“东北三省的沦陷，不怨政府，也不怨守土有责的军队，而怨那里的老百姓当了亡国奴！”

抗战时期的徐玉诺（右一）

言毕，他愤然走下主席台。当时，台上坐的国民政府官员，一个个像是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是的，徐玉诺的性格，放在任何时代都难以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可是，他又何曾贪图过安逸的生活？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入侵中国，那时徐玉诺已转战山东烟台执教，他当即提笔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告诉妻子，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自己要弃教从戎，家里诸事还望妻子多多照料。

随后，他找到国民政府鲁豫监察使方觉慧，要求随军北上抗日。方觉慧见其身板单薄，便好言相劝，让他回家照顾妻儿老小。

徐玉诺却凛然回道：“国既破，家自散，我何以安？倒不如及早做些卫国的实事！”

方觉慧劝说无果，只好介绍他到华北五省办事处去做些抗日文职工作。

不久后，国民革命军败退，徐玉诺的抗战工作也难以为继，被迫回撤。

路过济南火车站时，他看见一群群从前线下来的伤兵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无人过问，顿感心如刀割，随即振臂高呼。

“同胞们，这些伤兵是为了保卫国家、同日寇作战而流血的，我们能忍心看着他们受罪而无动于衷吗？”

他呼吁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为这些伤兵捐款，以便让他们有钱买药和吃的东西。

徐玉诺激情澎湃的举动感召了很多人，大家争相捐款，很快就募得了一千多元善款。

不承想，这时候跑过来几个黑衣人，说徐玉诺违背了省政府“禁止聚众”的命令，要将其抓进监牢。

徐玉诺拿眼一斜，跟着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的臭骂：

“你个狗娘养的，眼瞅着抗日的伤兵弟兄们不管不问，我号召大伙儿捐款救护倒有错了？给老子滚一边儿去！”

那些人嚣张惯了，没见过如此“蛮横”的主儿，竟把他们全都镇住了，以为碰上了硬茬，面面相觑一番，纷纷拔腿跑开了。

是的，作为一个游走于战场边缘的抗日战士，他又怎会惧怕几个地痞流氓？

1938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徐玉诺回到老家河南鲁山县，出任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并创办了《民众日报》，专发抗日新闻和文艺作品，深受当地以及邻县民众的欢迎。

有一次，县长过来视察，徐玉诺听说后，赶紧给自己的脚力——驴戴上了口罩，牵着就走。

众人不解，纷纷问道：“这是要去哪儿啊？”他边走边说：“我也不知道，我的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后来，考虑到徐玉诺的公众影响力，县长欲拉拢重用他，他随口答道：“好，我考虑考虑吧。”

过了一段时间，县长早将这件事忘在了脑后，他却在开大会时突然站了出来，扯着嗓子吼道：“县长呀，你那官我不能当，贪了害百姓，不贪没钱送礼，干不成。”

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县长的脸更是憋得通红。他就是这样一个有话必须放在明面上，否则便要你下不来台的主儿。

抗战胜利后，徐玉诺回到村里过了几年晴耕雨读的日子，亦是留下了一箩筐的奇闻趣事，至今仍被人口口相传。

据说，他每天早上有到村旁小路上拾牛粪的习惯，拾够满筐后，不管走到谁家地头，倒了就走。

邻村的人看到了，问道：“这也不是你家的地，你为啥把拾来的粪倒进去呢？”

徐玉诺挺直腰板，笑着应道：“这些地以后都是咱的！”说罢便转身离去，留下不明所以的乡亲，看着他潇洒的背影。

徐玉诺（摄于1956年）

1947年鲁山解放后，徐玉诺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中，把全部心血献给了造福于民的伟大事业，然而他那特立独行的风格，却始终没有改变。

1958年4月9日，徐玉诺病逝于河南开封，走完了自己64载短暂而传奇的精彩人生。

这个曾经在民国文坛闪耀一时的名字，曾经行为怪诞的“怪傻才子”，终是没有落入“俗套”，他没成为别人眼中的“任何人”，却成就了一个完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