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要去看日本电影吗?

也很容易理解这是为什么!一个被禁锢思想,被从小剥夺思考的民族能拍出什么好电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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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媒体公布,导演佐藤纯弥于2月9日(中国大年初五)逝世。

可能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一代中国人的意义:

41年前,就是他用一部电影让所有中国人张开眼睛看世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1978年,「追捕」在中国上映,引发轰动之高,「流浪地球」根本没法比。

超过9亿国人观看,为之疯狂的人们甚至看7、8遍不带一点厌倦。日本媒体没想到,一部本土仅仅回本的电影,竟引发数亿中国人共鸣,还将之评价为: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日本电影。

沉迷二次元和小片儿的90后大概从未听过佐藤纯弥和「追捕」。对当时中国受众,当中故事让人上瘾。

主角「杜丘」是个检察官,正调查一桩医药大案:某医药集团秘密研究反人类药物AX,吃了让人失去自由意志,变成听命他人的「机器」。

杜丘抓着这件事不放,因此被人陷害入室抢劫强奸,四处追捕。逃亡中,杜丘获得北海道「富又美」女孩真由美的爱慕和帮助,最终自证清白。

电影集合犯罪、科幻、悬疑、冒险、爱情、时尚、裸戏、赛博朋克元素,一下就镇住了看惯「样板戏」的数亿中国观众。


最震撼的是发达国家的生活,电影里展示出日本最前沿的个性、穿着、科技、社会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此前这类内容在中国前所未有,人们也未曾可见。

彼时中国不比今天,人均GDP不到200美元,世界排名131名,而日本,是这一数字的44倍。

这部描述日本现代社会的电影从3个维度带给所有中国人最直观而强烈的轰炸。


首先是它的现代化生活方式。

电影一开头就是一段70年代东京上空的繁华景象。


摩天大楼直插云霄,新宿人潮攒动,穿衣搭配闻所未闻。

别说田间地头的上亿农民,北上广以及香港对过宝安镇的人也没见过。怎么看怎么有种另一个平行宇宙的科幻感:


开头仅是开胃菜,种种生活方式均是中国人见所未见的。

比如随便一家中产就能拥有佳能DF照相机及白金项链,还是带钻的。


门卫老大爷家也有电视。别说当时,90年代中国普通家庭也仍未必达到这一生活水准:


马桶也是常见品,每间班房标配,前几年中国人好不容易每家一个,日本的马桶盖又成为大陆人民心心念念的玩意儿:


上流政客聚会自然要选摩天大楼里,坐沙发喝洋酒,还必须学着花花公子,来两个兔女郎陪衬,不禁让我们感慨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


即使地方名绅也不逊首都贵族。

坐轿车、住别墅,还没下车,家里一溜仆人早已门口恭迎:

喝酒也是白兰地,沙发后面的书柜里必须摆满名著,哪怕没看过也要沾上书香气:


出门住酒店必须带星级,大厅挂着世界各地时间,显得国际化,十几年后任何县城招待所里都有这个标配。


家里开马场,专供赛马,拥有庄园和训练场,建筑风格仿照欧式,实在太上流了:


更有甚者,家里还有私人飞机,还直接送女婿玩,全方位满足一个男人的终极幻想:


最值得一提莫过于精神控制药物AX,陷害主角的横路敬二被迫服用,让干嘛干嘛,比后来的气功还厉害。

看惯「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的人们被如此赛博朋克的科幻设定吓了一大跳。


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AX对当时人的冲击。

「追捕」上映之后的20年间,中国人已经习惯拿「横路敬二」形容一个人傻里傻气。中学老师甚至用「横路敬二」骂80后叛逆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90后最爱的「海贼王」里黄猿就是以「横路敬二」扮演者田中邦卫的形象设计的。


「追捕」中无论普通还是高端生活方式,搁在当年中国,都是「高端生活方式」。养马、私人飞机这样的概念,至今仍为大众向往。

除了生活方式,片中人物穿着放到现在照样是标杆。

高仓健扮演的主角杜丘最经典搭配莫过于卡其色单排扣风衣与飞行员墨镜。

立领穿法占据了中国男性最酷穿法二十多年,同款风衣至今你仍能在小文青喜欢的日本品牌店里看到:


皮衣也是经典款,东北老爷们春节回家的面子象征:


绅装同样讲究,暗条纹蓝色外套搭配蓝白条纹衬衫,至今仍是多数男性不敢尝试的玩法。

注意衬衫袖子有个切口,称为「Mitered Cuff - 截角袖」相当考究的细节:


日常穿着同样不逊90后,渔夫帽、宽松的帽衫与橙色双肩包,近几年小潮人的普遍穿法,足够出街拍套Look:


一路追捕杜丘的矢村警官同样爱穿黑色皮衣、卡其色风衣与飞行员墨镜,这样设计突出了二人针锋相对又惺惺相惜的感觉:


身为政坛中流砥柱的检查长不同于他们。

绅装三件套是标配,油头发型看着更权威,领带从不松懈。驳头上插花眼别着徽章,低调地露出口袋巾,浑身上下透着「精致」二字,至今多数中国精英阶层也达不到。

一看就是身处上流阶层的男人:


不同场合还会更换领带,圆形图案透着权威又不失趣味的领导气质:


「追捕」全片穿着最美的莫过于中野良子扮演的女主真由美,这位北海道富家千金的穿着更为繁多复杂,她是所有中国女性唯一且毋庸置疑的时装博主:


出场就是棕色皮衣,同高头骏马相搭,不知是多少男性的梦中情人。花格裙裤是演员中野良子自己的私人单品,即便在当时日本也能代表最前沿的时装审美:


第二次骑马是为了救出杜丘,牛仔夹克同黑色鸭舌帽搭配更适应夜间行动,横行新宿,冲开数百名拿着防爆盾的警察,这才叫狂野:


跟人谈生意倒是完全换了副行头。

缎面衬衫尖角领外翻,扎起头发带着气场,绿色绒面外套明明白白告诉你什么叫上流阶层大小姐。金色耳饰及细长项链毫无土气,反增贵族光芒,无数男人心中的终极情人:


对40年前的人们来说,「追捕」的穿着不仅意味着好看,更是自由、品位、审美、前卫。

杜丘是男性形象标杆,剪平头、穿皮衣、戴墨镜是最酷扮相。

真由美的紧身裤、皮衣、缎面衬衫、西装外套深入人心。女性初次接触「烫发」概念,以至于全国每城每县都有「真由美」美发店,山寨先行者们更以「真由美」命名化妆品,赢得销量。

不得不承认,当中穿着审美时至今日仍不过时。


不仅生活方式与衣着这些实实在在领域,电影还塑造了一代中国人的现代价值观。

先说杜丘,代表现代化的男性形象。

论能力,熟谙法律、会开飞机、会骑马,荒野生存枪战格斗无所不能。

论内在,看似面无表情冷酷得很,实则内心果敢。为了探寻真相,潜入敌方精神病院,服用精神控制药物AX后抠喉咙催吐...更为重要的是,即便被全世界追捕他也决不放弃追逐正义。

当时国内兴起小鲜肉唐国强为代表的男性柔美审美,杜丘的出现,无疑对一切中国形象实现「降维打击」。当年女性以他为幻想对象,男性以他为自我要求的榜样。


然后是真由美,粉碎传统的现代东方女孩。

有本事上树,也能端庄地坐在五星酒店大堂操持家族生意,对爱情更是敢爱敢恨率性大胆。

敢直接说出「我喜欢你」,也敢为了杜丘顶撞父亲、怒斥警方。骑着一群赛马在繁华新宿杀出一条逃亡之路,片中甚至有二人接吻的画面。个个细节都是当年中国女性不敢为的禁忌。


实际上,完整版电影还有二人在山洞亲热的裸戏片段。

更挑战中国大众接受度的是,真由美在酒店为逼迫警官离开,脱掉全身衣服,挑衅地问对方「我要洗澡了,你要一起洗么?」这些情节在当时日本,也堪称前卫,放在今天中国也不输给00后。


尽管这些桥段被剪掉了,不妨碍这个千金小姐的敢爱敢恨率性大胆,谁要娶回家,简直上辈子积了大德。

回归电影立意,「追捕」还大胆探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问题——

传统东方文化看重服从集体和权威,但当个人与现代社会结构冲突时,应该怎么办?

导演佐藤纯弥父亲在二战时反对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罪恶路线。日本战败,美式教育引入让佐藤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追捕」就提出一个探讨强势集团陷害个人的疑问,其核心精神就是绝不放弃个人尊严,绝不放弃追求美好的生活与爱情,同样也是很反传统的现代观念。

「追捕」传达的诸多现代价值观像一粒粒种子,在人心中生根发芽,成为好几代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原动力。


现在的90后们很难想象「追捕」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

1978年「追捕」的引进,其实是为庆祝「中日友好条约」签订,7个中国城市举办「日本电影周」,公开放映日本电影,「追捕」只是其中之一,但真正引发轰动的只有它,甚至每一个与之相关的演职人员都受到热捧。

杜丘扮演者高仓健后来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男主,政府授予他文化勋章,表彰他对两国关系的贡献。

他在1986年首访中国,迎接他的是人潮汹涌的欢呼。


2005年,张艺谋找到他拍摄了「千里走单骑」圆了自己的「追捕」梦。2014年,高仓健去世,在中国激起无数人悼念,央视、外交部公开向他致敬。


真由美扮演者中野良子1979年首访中国,迎接她的人们比高仓健还热情疯狂。北京饭店外,数以万计的观众喊着「真由美,真由美」,导致她晚上睡觉时耳朵还有幻听。

中野良子为中国人的热情感动,从此成为中日友谊大使,往来黄海两侧数十次。她出资200万日元在秦皇岛捐助一所学校,还配备90年代少有的太阳能供暖公共设施。媒体开玩笑称她「与中国长期恋爱」。


「追捕」导演佐藤纯弥后来在中方大力支持下,拍摄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反思中日战争中两国棋手的悲欢离合,成为首部中日合拍电影。

后来,他又和中方拍的宋朝年间西域故事「敦煌」,获得「日本奥斯卡」之称的「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


某种意义上说,「追捕」是唤醒当年人们,为更好生活更好国家奋斗的动力源泉。

彼时,超过1亿中国民众年收入不超过40元。大片农村不通公路、电话、水电。沂蒙老太太吃完饭不洗碗,饿了还能闻闻碗里香味。东北一家人冬天只有一条棉裤,谁出去上厕所谁穿。


如果说,「海国图志」首度让上层精英重新认识世界,「追捕」让国内大众第一次开眼看世界,看到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发达,什么叫生活。

然而,无论如何艰难,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个人尊严及美好生活与爱情的追求不会停下。

「追捕」上映2月后,中国宣布改革开放。

最后,愿佐藤纯弥老先生安息,感谢他为当年的中国人造了一个梦想,打开一扇窗。

重温一遍「追捕」的主题曲,看看40年前唤醒中国人的那些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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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峰说他们“在美学上基本上没什么分歧”。娄烨给了他充分的“自由”,不限方向,不走模式,隔几个月或者半年问问进度,没写完,就接着写。

这份合作关系开始得挺偶然。2000年,娄烨看到梅峰一篇写“古典好莱坞观看机制”的学术论文,觉得读起来像剧本,于是隔了一年2001年找过来,让他试试《颐和园》。《颐和园》一写就写了一年半,写完了,再试试别的。

梅峰和娄烨的三部电影,是他全部的编剧作品。戛纳拿奖之后,有一段时间,一些电影公司、导演来找他,但他都拒绝了。

梅峰从来不去电影院看国产片。他说自己“对这些电影都不太感兴趣”。他列出个人最佳片单,“那肯定是,《偷自行车的人》,比如肯定是《赤色杀机》,或者说《游戏规则》,太多了,或者《朱尔与吉姆》,或者是《罗生门》”,都是60年代以及更早的欧洲、日本电影。

梅峰是33岁当的编剧。在被问到“如果娄烨不找来怎么办?”的时候,他的回答是:“那一生就去完成一个大学老师的这样一个社会身份,自己再看看书,想写写什么学术专著,再有心情再写几首歪诗。”

实际上33岁之前,梅峰曾经很想当一名小说家,但失败了。“但是突然发现没有那个文字能力。”

外人看来,梅峰是一个有点被动的人。但他为自己选的形容词是“安静”——“我只是追求我自己精神生活的不被别人打扰的独特性。我会非常有意识地躲避一些干扰,我会面对一些不良信息,我主动地会把很多扇门窗都关闭。但是我会在生活里边,选择和我最合适的人获得营养。”

2014年,梅峰决定做一件“不安静”的事。他要拍一部电影,自己当导演。

电影的第一作者,永远是导演,而非编剧。梅峰说自己写《颐和园》的时候,晚上做梦,梦到故事里的场景人物,和娄烨拍出来的“这么不一样的感觉”。

他又把“导演梦”描述得挺现实:“我觉得每一个做电影的人,特别是我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大概都会有这个念头吧!除非觉得做导演太烦了,太挑战了,这东西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一个残忍的现实。除非说太畏惧跟别人去合作和打交道了。”

梅峰第一个需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学校。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北京电影学院附属“青年电影制片厂”制片出品的。这家电影公司成立于50年代电影学院建校之初,原本是为了学生的“实践作业”,近年来进入市场,参与投资了包括《绝地逃亡》、《北京爱情故事》、《绣春刀2》等商业电影。

实际上,北京电影学院有好几位在校老师,同时也是在电影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导演,例如:《烈日灼心》曹保平、《师父》徐皓峰、《北京遇上西雅图》薛晓路。

2014年6月,青年电影制片厂在上海电影节召开发布会,宣布签约包括梅峰在内的8位老师的新作计划。

可是,青年电影制片厂虽然能为《不成问题的问题》做制片工作,但只能够承担一小部分成本。这部电影对于小公司来说不便宜。前期制作花费了600万人民币。电影在重庆白沙镇取景,一些建筑需要崭新搭建。再加上后期宣传费用,影片总成本大概达到800到1000万。

梅峰2014年底完成了剧本,就开始正式“动起来”,为拍摄筹备,找主创、找演员、找场地,以及——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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