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在京都，我拨通他的微信语音——

我：“你声音听起来好困。”

我：“那你要不要睡觉啊？”

他：“我每天都两三点睡。”

他：“我就是……摇滚呐。”

徐波是武汉乐队 Chinese Football 的主唱，我们通话那天是2016年光棍节，时间是晚上十一点，他在日本，正在京都游学。

我认识这位艺名叫“黑猫警长”的 rocker 已经两年多了，期间找他做过各种形式的采访，名字也被放在 Chinese Football 首版实体专辑的感谢名单上。所以，当这次持续四小时的访问结束，我发现自己仍然获得不少新信息时，还蛮诧异。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徐波讲起心目中三种不同类型的“武汉朋克”。在我看来，他就是那第四种。

“我逆流而上到丛林冒险，也许有宝藏躲在里面？”

1986年，徐波刚出生没多久，就断奶了。

这是因为他母亲还在坐月子的时候，看见报纸上“长江漂流队员全部遇难”的消息，以为孩子生下来就没了父亲，受到过度惊吓。

徐波的父亲，作为国家体委代表队员之一，1985年前往美国培训，次年参与被称为“生死漂流”的长江漂流。由于遇难人数多、付出代价大，这次漂流成了80年代被遗忘得最快的一次爱国主义运动。

“可能我爸在年轻的时候，就把男人一生应该冒的险都冒完了。”徐波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起“弃船逃生”的探险经历，印象深刻。

日子回归平稳后，徐波的父亲成为武汉体育学院的皮划艇教练。随着带领的队伍在亚运会、奥运会获奖，他家的房子也从使用公厕的单间，变成了三室一厅、四室两厅。 

除了相对优渥的生活环境，徐波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音乐，也是沾了父亲的光。从美国带回的两张 Michael Jackson 和奥斯卡金曲合辑 CD，成为他小学时在任贤齐之外的音乐启蒙。 

花儿乐队、新裤子、五月天、脱拉库、L’Arc~en~Ciel、Hanson、Backstreet Boys……初中开始自己找东西听，徐波莫名对乐队形式着迷，“买 CD 就看封面有很多人的、比较怪的、或者写了某某乐队的，只要是乐队都会买来听一下，属于在探索的状态，好奇乐队形式。”

听了“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花儿那张《幸福的旁边》，徐波觉得，写歌好像也不怎么难。在家里拿着爸妈给买的木吉他乱玩，一年左右能弹唱了，操着学会的几个和弦，就写起歌。不仅如此，还拿个在商场里买的拾音器，插上功放麦克风的孔，拉上学几天吉他贝斯鼓就敢“瞎搞”的小伙伴，就在初中学校的主席台，演了一首新裤子的《嘿！你》、一首花儿和一首原创。

 一盘 Green Day  的打口磁带，带给徐波另一种新鲜感，“当时不知道这是朋克，但很喜欢这种形式，也听得出来花儿在模仿他们。人都是这样，你能找到他们的模仿对象，就会去听原版。”于是，从第一次走入打口店“双龙音像”开始，徐波迷上了这种获取新乐队的方式，甚至形容打口为“比较救我命的一个东西”。

2001年左右，正是武汉打口市场的黄金时期，武汉大学正门附近，每晚五六点后，就会摆出很多棚子卖打口，跟大排档似的。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饥渴”的乐迷们自己带个小板凳，埋头在大堆打口碟中翻找自己的菜。当时一位被称为“广东人”的摊主，就是后来在武汉坚持经营实体唱片店时间最长的“小宋CD”店主小宋。从武大到劝业场店、华师文化街店，16年苦心经营，在2016年七月，“小宋CD”因为华师文化街拆迁，关闭实体店面，只剩下淘宝店。

当时卖打口的老板都蛮懂行，可以当音乐网站的搜索引擎使用。中学时徐波热衷于流行朋克，跟老板说“我要听朋克的”，就能得到一堆推荐。而其中包括的不只是流行朋克，音乐分类也没现在那么细，很多在类似范畴里的东西都囫囵听下去。像是后来对 Chinese Football 的创作有所影响的美国 EMO 乐队 Jimmy Eat World，就是当年入的 CD。

除了老板推荐，出现在电影《美国派》原声带里的乐队、高中玩滑板时滑板视频里朋克和硬核配乐、电视频道 Channel V 排行榜上的歌……都成为徐波购买打口的辅助资料库。

“第一个阶段听得比较深，比如喜欢朋克，除了流朋，也会追溯到 Ramones 那种老朋克听。但当你听到一定程度，对单一风格有点审美疲劳，想要新鲜的东西，就慢慢听得广一些。”这样一张一张碟，一支一支乐队“顺藤摸瓜”式地听，从初听 Radiohead 觉得“这是什么垃圾”，到几年之后听出门道，徐波也逐渐积累起自己独特的音乐品味。

当网络普及开来，Myspace，Last.fm 等互联网音乐平台吸引众多乐迷，想听的音乐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徐波还是把买碟作为一个习惯保留下来，一直到现在。“很多乐队第一次了解也不是别人推荐，就是淘碟发现封面好看，听了觉得很对路子，这种偶然的发现还是蛮好。”

徐波的极小一部分唱片收藏

徐波吃个泡面的各种装备

“这是一个朋克城市 —— 武汉！”

“第一次见林文华，觉得他像个混混，纹身什么的。”

虽然高中是学霸，徐波也没怠慢音乐创作，在一个叫“吉他扒手”的网站，上传自己命名为“武汉高中生原创”的作品。吸引到当时念大学的林文华注意，还没见面，就找他要了一首歌排练，并在酒吧演出。

即使网友见面有点冲击感，徐波还是在2004年刚从华师一附中毕业，就加入了林文华的“红蜘蛛”乐队。

“红蜘蛛”第一次演 livehouse，是在卓刀泉的群猫咖啡。一起演的还有生命之饼，那也是徐波第一次接触这拨武汉前辈乐手。当时他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吉他收藏，连固定的琴都没有，常找朋友借。调音时发现琴的声音有问题，直接借到了吴维头上。吴维把当时武汉少有的一把 Gibson 递给他时，用武汉话说了四个字—— “下不为例”。也许是吴老大气势惊人，徐波从那时起就端正乐手基本态度，时刻准备好自己的乐器。 

除了武汉老牌朋克精神象征吴维，硬核乐队“四百击”的成员麦巅，是徐波心中的另一种朋克：他读书多，英语好，听很潮的音乐，能听出“红蜘蛛”的贝斯像国外一支极小众的乐队，“觉得他是有文化的朋克，在学术上比较无政府主义，对他一直挺崇拜”。还有一种“不知道他在干嘛”的传奇朋克，徐波提到的人叫张海，跟 VOXLIVEHOUSE 创始人朱宁一起组“愤怒的狗眼”乐队。有时听说他到一个学校里卖热干面，有时又卖起了披萨，像是武汉的摇滚无业游民。

2005年，因为音乐风格从滑板朋克变成 EMO，贝斯手更换，“红蜘蛛”改名为 Flip Side。他们第一次宣布这个消息，是在 VOX 给 SUBS 乐队暖场的时候。那两年武汉乐队不多，Flip Side 是当之无愧的“暖场王”，大概跟后来的 Chinese Football 差不多。徐波非常喜欢暖场，尤其当碰到比较欣赏的乐队，他始终觉得：“摇滚乐这个东西，让完全在两种语言文化里生长的人，通过看对方演出，感受各自音乐上的相似和差别，本身就是很好的交流，语言反而比较多余。有时演完寒暄两句，感觉也挺好。”

徐波可以说是见证 VOX 发展起来的。2005年 VOX 落户光谷鲁磨路，他第一次跟着老板朱宁去看场子的时候，还帮着做了清洁。之后，在这个地方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乐队暖场，看各种演出，直到自己的乐队也办起专场，也难怪徐波谈起 VOX 充满感情：“VOX 就像一个客厅。过去没有家的时候，来个乐队就到外面找个招待所招待别人，在大堂里见面，现在就是自己有一套房子，请别人到家里玩一下，再聊一聊，有种主人翁的感觉。你需要一个基地，才能去迎接八面来客。VOX 也是培养乐队的好地方，放眼全球都是这样，所有乐队都是从暖场拼场开始的，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少了点，但毕竟武汉受众群就这么广。”

VOX目前的颜值担当 （摄影/李乐）

再次跟徐波聊起武汉独立音乐场景时，他觉得“武汉的乐队还是少”，这个现状带来的优缺点也很明显：抛开一些满足于翻唱的校园乐队不谈，正儿八经搞创作的乐队数量少，就缺乏竞争和淘汰机制。比如在武汉组个后摇乐队，也许就成了全武汉唯一一支，不管多大牌的后摇来演出，都可以作为嘉宾一起演，这很容易让人膨胀。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没有竞争的环境也带来悠闲的创作状态。当一个地方乐队数量大，大家都卯足劲儿想出人头地的时候，很可能都奔着一种短期内较火的风格去，带来同质化。反而乐队不很繁荣的地方，玩音乐的人没那么多杂念，可能会出现更有意思的乐队，比如大连才能孕育出惘闻。武汉也是这样，虽然乐队不多，但过去走出的生命之饼、达达、跳房子、AV大久保、花伦等，身上都带着独特的气质。

“我们触动别人的情感是从 Chinese Football 这个名字开始的，很多人连歌都没听就对我们产生了印象。有时音乐似乎都没那么重要，你触动别人到底是靠你自己的作品，还是靠别人的经验呢？”他感觉这个问题有点深奥。

当一个中国人看到 Chinese Football，大多会下意识把自己对“中国国家足球队”的喜爱或反感，嫁接到这支乐队身上，即使乐队什么都没说。在听歌之前，大家先用自身经验，为他们下了一个定义。 

标签，也难以避免乐迷将他们跟“美足”进行比较。而中国在国际上“山寨大国”的形象，使“chinese”这个词有些敏感，徐波觉得，也许不少国外乐迷正是出于这样的“猎奇”心理，才开始听

无论国外乐迷是否如徐波猜测，通过这种联系开始听 Chinese Football，让乐队成员们开心的是，从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收到的反馈来看，乐迷都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自去年九月，数字专辑在全球性互联网音乐平台 Bandcamp 上线以来，销售额已近4000美元。更有乐迷留言支持：“This album is one of the reasons I'm still learning Chinese.（这张专辑是我学习中文的理由之一）”徐波也调侃：“这张专辑已经成为了一张 EMO 名盘。”

由广州独立漫画家史悲绘制的醒目封面

而把时间拨回2011年的武汉，四个小伙子成立 Chinese Football，并在乐队简介中将这个名字形容为“一个无比真诚的玩笑”。没有向当时已经解散的 American Football 致敬，只是觉得换词好玩，至多不过想在伍佰&China Blue 之外，再增添一个以“中国”命名的乐队罢了。

2015年，Chinese Football 把四年多以来集体创作的十来首歌，带进录音棚。这个录音棚就是“VOX 音乐教室”，位于武汉光谷西班牙风情街一个隐蔽角落，就在这里，也出品了四张《武汉之声》合辑。整个录音过程挺顺利，就是环境有点特别。VOX 员工在两扇门之隔的房间上班，厕所被贝斯音箱占去一半，乱糟糟不那么整齐的空间内，空气中还不时有舞蹈教室的高分贝配乐、搞装修的轰鸣电钻声传来，Chinese Football 差不多算是在“夹缝”中完成录音。

在这过程里，朋克还能搞创作。专辑中颇受欢迎的《四百米》，就经历了一次“再创作”。跟现在听到的版本不同，《四百米》的前身是纯器乐，进棚录完，乐队成员都觉得蛮普通。结果徐波在录器乐时，临时想到唱的旋律，回家就把人声部分编了，包括最后的和声。这下，听到最终版本，大家都惊艳到，没想到刚成立时写的老歌，也能翻新得那么好听。不过，《四百米》的歌词被乐迷指出“比较幼稚”，因为这是徐波趴在录音棚地上修改出来的版本，“你害怕，不害怕？”（摘自《四百米》）

《Chinese Football》这张专辑2015年9月发行后，目前保持着虾米9.4，豆瓣8.4的高评分，也登上去年多家国内外音乐媒体的年终盘点。时间过去一年多，徐波回想关于专辑的遗憾，觉得无非是“人总是在变，一开始写的歌，过去四五年录，你可能审美都变了，过去的东西可能不再让你那么激动”。比如常被用作纪录片配乐的《再见米卢》，是很早的创作，现在 Chinese Football 现场几乎都不演，因为觉得演起来没劲。 

而弥补遗憾的方式，徐波赞同录音师秦洋的建议—— “要保证一个很大的量，比如每年发一张。你希望一张专辑里所有歌都完美，这不切实际。得有一定量的积累，一张专辑有几首很满意，这才正常。”第一张专辑已经尽可能做到真实，让歌保持被创作出来的状态，也就没必要再去纠结。这不，Chinese Football 计划在2016年底发行新 EP《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化用街机游戏中“新的挑战者”概念，特指这张 EP 找来不同的朋友合作，光鼓手就有三位，还加入了萨克斯。

“国足”在混凝草音乐节（摄影/李半仙）

Together!》的合辑，其中收录他们翻唱披头士同名歌曲的录音室版本，还有参与他们新专辑全国巡演每站嘉宾乐队的一首单曲。“巡演完就有这个想法，觉得这些嘉宾乐队都蛮有意思，但没什么人知道。我们自己玩乐队，都搞不清楚国内有些这么好的乐队，乐迷不就更不了解。孤掌难鸣嘛，就做了合辑。”现在讲起筹划合辑的初衷，比起当时略显文艺的合辑文案，徐波讲得更加直白。令人开心的是，回头看看参与合辑的乐队们，当时对乐迷来讲十分陌生的名字，现在已经开始活跃在各地独立音乐场景中，像是签约兵马司的谷水车间、刚完成新专辑巡演的

就已经参与了一张叫《情绪中国》的合辑，由当时中国 EMO 领军乐队 TOOKOO 发起。

“那个封面有点丑，但事情做得很好，记录了一个时候，虽然可能不是最好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乐队发合辑，在国外一直是非常普遍的。现在大家觉得这种‘落伍’的东西有意思，是因为做的人少了，现在的乐队比较喜欢各自为政。”虽然十年前参与合辑的乐队大都解散，包括 TOOKOO，好在徐波还在坚持。

采访过程中，徐波强调很多次“团结就是力量”，小众音乐人、乐迷之间的互相“扶持”是扩大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不仅是参与合辑，Chinese Football 的专辑及周边设计，跟国内其它音乐人及小厂牌的互动，甚至各站巡演后的宵夜，处处渗透着音乐品味相似的朋友间“抱团取暖”的情谊。还有乐迷称他们为“国足是我见过的唯一真正对歌迷亲近友好的音乐人”。

就像1998年，武汉四支朋克乐队“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和“生命之饼”，一行几十人上路巡演。从此，武汉有了“朋克之城”的称号。

“如果当时武汉只有一个生命之饼，就他们巡演，也不会被称为朋克之城。只有那么多朋克乐队一起出去巡演，以集体的形象亮相，给人印象就很深。后来2005年 No Bejing 四支乐队，抱团也抱很好，形成一种现象。”徐波说。

“找到了意义，找不到谜底，继续？”

上午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三点下课，骑上自行车回家，大概半个小时车程。中途看到打折超市或者有意思的地方，就停下来逛一下。

“也没觉得一天时间很多，可能因为买菜比较费时间吧，还要弄东西吃。而且家里装修是和式的，都是榻榻米，容易堕落，经常一吃完就躺下了。”这是徐波的京都日常。

徐波跟tubaida最近的出游照

今年徐波30岁，他辞掉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到日本京都游学，目前在一所类似“新东方”的学校学日语。在而立之年，给生活状态来个大改变，徐波并没经历特别纠结的选择过程，“就是想做的事情，差不多时机成熟了就去。然后老婆也来了，只能来了”，他给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

到日本半年多，虽然徐波说自己“没在混圈子，毕竟日语还是差，没能跟别人怎么聊”，他还是遇到不少有缘且聊得来的同龄好友。“他们称这个为‘golden age’，反正就是30多岁还没混出头这拨人嘛，只能互相扶持。”作为一位中年 EMO，徐波的自嘲技能仍然在线。 

有次徐波看个演出，逛到卖 CD 的摊位，摊主递给他一张免费的碟。收下之后，他感觉“拿别人手软”，就很有觉悟地拿出一张《Come Together!》合辑回赠摊主。没想到摊主竟然知道 Chinese Football，两人一聊，发现这位摊主是日本独立厂牌 HOLIDAY!RECORDS 的老板。后来，除了《Come Together!》通过这间厂牌在日本贩售，徐波也找他进购厂牌旗下乐队 Post Modern Team 的专辑，推荐给中国乐迷。

跟白羊座的徐波很合得来，在彼此还是网友的情况下，就眼疾手快帮 Chinese Football 攒了五站日本巡演。

徐波提前到东京，跟即将带“国足”日本巡演的朋友见面

巡演12月23日开跑，包括东京、京都、名古屋等站，似乎没有精细地规划。即使日本的乐队、演出和 livehouse 数量庞大，有时大牌乐队的场子只有一两百观众，Chinese Football 这次的票房都不一定够付场租，徐波还是认同 Yoshitaka 的处事方式，“做事比较朋克吧，没那么有条理，反正先做再说”。正午12：00开始的拼场、也许办在山里的小型朋克音乐节、京都后摇乐队 nim 成员运营的 livehouse、跟参与《Emotion,No》合辑乐队 falls 共演、十小时的巡演巴士路程……Chinese Football 已经迫不及待要把#国足巡演美食地图#扩展到日本了。

对徐波来说，在日本游学这段时间，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对他造成了心理上最大的冲击。“虽然哪里都是普通人最多，但中国好像特别多。不管你是玩乐队或是有其它什么爱好，只要你审美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周围人都把你当一个‘另类’看待，你也会因此觉得比较孤独。反倒在这边，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执着，普通外表下有丰富内心，跟他们一起相处，虽然语言不怎么通，内心倒不觉得孤独了。”徐波讲起他班上的一位韩国学生，认准自己是到日本来学料理，边学习边在一家有名的日式餐馆打工，目标就是回韩国开一家餐馆，在许多中国人眼中不那么“高贵”的职业，被他作为明确的目标努力，也获得周围人的无差别尊重。感受着周遭的人和事，徐波对于今后生活和音乐的想法，也逐渐在变化，虽然不明确，但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大致的轮廓。

“其实我纠结的东西很简单，就是以后还要不要搞我的本行，建筑。”徐波说。

建筑”二选一的命题。如果做音乐，徐波心目中的理想状况是：将搁置的个人厂牌“珊瑚唱片”重新运营，在中国开一间实体体验店，乐迷可以消费音乐及周边。厂牌也会延伸到日本，借助他逐步构建的信息网和人脉资源，致力于中日独立音乐的相互交流。不过，就算心中的蓝图全部实现，徐波仍然担忧这种模式的变现能力，可能仍旧需要通过建筑这个老本行予以支持。目前，他也不急于做出任何决定，慢慢接触将建筑和音乐结合的学术领域，期望之后能找到水到渠成的方向，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兼顾建筑和音乐。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全力以赴，体无完肤。”

这句刚写下时看上去热血中二的乐队简介，Chinese Football已经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一步步实现。虽然今年有1997年鼓手加入，拉低了乐队平均年龄，也不得不承认乐队另外三人，都不再是莽撞的摇滚少年。所以采访的最后，我问徐波，关于乐队，你的热情和目标都还在吗？

他给了我一个理性的答案：

“我自己反正还是有热情的。因为确实很喜欢音乐，我通过玩乐队，获得的尊重比我工作或做其它事获得的尊重更多，有成就感后就想投入更多精力在里面。”

“我喜欢去不同地方看不一样的人，如果不用上班，靠乐队就能环游世界，这不就成了很原始的摇滚明星？”

如果你要去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流浪，只能带三张唱片、一本书和一件生活用品，你的选择是什么？以下是徐波的答案：

进入的街声主页，试听他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