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成书于十八世纪，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早的一部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讽刺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吴敬梓对于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事物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表现了他的可贵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和他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这是一部具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杰出的古典作品。是我们民族的珍贵的文学遗产之一。

作者吴敬梓（一七○一——一七五四）出生在安徽省全椒县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面。他的祖先做官的人很多，但他的祖父在功名上并不得意，他的父亲也只是一个“拔贡”，做了几年县教谕以后丢掉了，从此家道就衰落了。由于他轻视功名，无意“上进”，又性喜交游，轻视钱财，在他父亲死后，他很快地就把家产化光，穷得连饭也吃不上，要依靠卖文和朋友的接济过活。这种剧烈的生活变化，却正是使他比较能够接触现实社会和保持清醒头脑的重要条件之一。

但是，要了解吴敬梓表现在作品中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和在艺术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来源，仅仅从他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生活变化着眼，那还是不够的。而必须更进一步去分析一下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时还必须知道他在当时所受到的思想影响。

大家知道明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的贪欲日增，对于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日益残酷。农民身受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的重重剥削和压榨，陷于极端贫困和痛苦的境地，因而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不断起来反抗，多次地举行起义。另一方面是工商业逐渐发达，除家庭工业及独立的手工业者以外，全国并普遍地存在着各种作坊和手工工场，据古籍的记载，明万历时期已存在着原始资本家和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而依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织工、染工和矿工——即雇佣工人。与工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研究著作，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在明末也已开始出现。商业随着工业的发展，自然也日益繁荣起来，全国大都市计有三十多处，对外贸易也日渐发达，特别是广州一个港口。

自然，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虽然迅速发展，但大陆腹地，特别是虽然迅速发展，但大陆腹地，特别是西北地区，经商还是十分落后，所以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广大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级矛盾。然而除了这个主要矛盾外，我们却也不可忽视当时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显示出来的另一种矛盾，即城市市民与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对于新兴的经济势力和逐渐增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封建统治者是十分害怕的。它一方面利用封建特权实行垄断（当时大规模的工商业，都是官办的，为皇帝所有），加重工商业税，严禁下海通商；另一方面还对工商业者进行直接的掠夺。这自然引起了工商业者的愤恨和反抗，因而不断发生了城市市民与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冲突。

这些社会矛盾的发展，特别是农民的起义，大大动摇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而明末李自成的起义，甚至一举灭亡了明朝。

满清统治者进关后，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初入关时是到处烧杀劫掠，形同匪盗，因而田园荒芜，城市空虚，农业和工商业都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以后社会的生产力虽逐渐恢复，但满清统治者又对农民加紧了剥削和压榨，对工商业者实行了严密无比的垄断政策和闭关政策，以延长和巩固它的血腥统治和垂死的封建制度。然而汉族人民的反满斗争，却从来没有断过。在康熙年间，除郑成功、李来亨、朱一贵等人领导的大规模斗争以外，还有不少零星的武装起义；雍正和乾隆年间反满斗争继绩发展与扩大，特别是在下层群众中产生了许多的秘密结社，如：“三合会”、“哥老会”、“白莲教”等，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

总之，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是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的，特别是在满清统治了中国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结合了起来，更显得斗争的剧烈。在激烈的社会斗争和民族矛盾中，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顾炎武（亭林）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他们反对宋元以来的理学家只尚空谈，不重实践。而提倡“身体力行”；他们反对民族压迫，反对科举制度，认为八股的流毒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厉害得多，因而他们的思想中是包含着明显的民主主义因素的；这在当时来说，当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同时，他们又都是民族斗争的实际参加者，而且是很英勇坚决的战士，始终都不曾被满清政府所收买和利用；他们那种凛然的民族气节，在当时发生了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农民反封建斗争和中国人民反满斗争的日趋剧

烈、资本主义因素的日渐增长，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和动摇，有进步内容的学术政治思想的兴起和发展、自然都在某一方面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吴敬梓的思想；他那样地仇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事物，反对科举制度，憎恨八股时文，轻蔑功名富贵。那样地不满满清的官僚统治和文化政策。都不是偶然的，正是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和爱国思想，表现了当时进步思想对于他的影响。

明白了吴敬梓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以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来分析《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人民性，因为《儒林外史》原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是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历史产物。

《儒林外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很高的，充分显示出了作者观察生活的深入和讽刺的天才。它所接触的面很广，对于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烂，对于满清统治者的残暴和阴险，对于当时士大夫阶级散中科举、追求功名的丑态都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有力的抨击。但是他主要的揭发对象和攻击目标，却还是科举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社会风气。鲁迅先生说吴敬梓“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实在是很概括地说明了吴敬梓的主要战斗方向和《儒林外史》的中心思想。

吴敬梓所以选取这个主题，是因为满清统治者由于害怕汉人反杭，极力要扑灭人民的民族思想和爱国精神，所以对于读书人除了实行高压政策和恐怖政策——焚毁书籍，大兴文字狱以外，还提倡程朱理学，奖励考据学派，开设博学鸿词科，编纂大部头书籍，以及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藉此来收买人心，笼络士子，统制文化，阻止进步思想的发展和传播，而其中为害最大，流毒最深，收效最著的羁靡政策，就是罪恶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就是以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满清统治者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罪恶统治而采用了这种考试制度，而吴敬梓就以此为对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来唤醒人民和教育人民，可以说是抓住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除此以外上他还在《儒林外史》中提出其他在当时说来都是富于现实意义的问题。因此作者虽然主观上没有很多地直接地联系人民，但他对当时现实的看法，却在客观上使他接近了广大的人民，符合于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利益。我们不应该把古典文学的思想性，人民性看得过于简单、狭隘和机械，不应该只从形式上来判断古典作品，而不着重分析作品的精神实质。例如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直接讲到农民的地方并不多，但列宁却是那样的赞美（当然也加以批判）、说托尔斯泰的作品里表现出了俄国十九世纪农民群众的长处和短处，力量和软弱，反映出革命运动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把他看成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把他和他自己显然没有了解，而且显然有意躲避的革命联系起来。同样、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都是推崇备至的，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可是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写到法国劳动人民生活处境的地方也并不多。

文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首先是表现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深刻地揭示社会矛盾上：一部作品的真实性和思想性原不可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儒林外史》，那末这部作品无疑地是具备了这个特点的。

在康、雍、乾三朝，一般读书人只重视八股文章，把这当成做官的唯一法宝，其他学问，一概轻视。《儒林外史》中周进斥诗词歌赋为“杂览”、“杂学”，鲁编修说八股以外都是”邪魔外道”或“野狐禅”，卫体善说从一篇文章中不但可以看出作者的富贵福泽，而且可以看出国运的盛产，马二先生对通公孙和匡超人发表的一番议论——特别是后者，尤其可以代表当时社会的风气和一般读书人的思想：

“……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假如时运不济，终身不得中举，一个禀生是挣得来的。到后来，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

作者通过了周进和范进这两个鲜明的形象，极深刻地鞭挞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批判了当时的科举制度。他们两个人都考了一辈子，到暮年才考场得志，青云直上。在没有考取的时候。他们都受尽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百般痛苦，任何人都轻视他们，随便地可以侮辱他们，难怪周进在进了贡院时，看见两块考板就要眼里一酸，伤心得一头撞去，乃至撞死在地下，救醒后又一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也难怪范进一听见中了举人，就要高兴得昏厥过去和发起疯来了。

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制度，而当时考官的昏庸胡涂，尤其荒谬可笑，例如周进开始很不喜欢范进的文章，觉得实在不成话，但由于有心要取他，所以再三地看了又看，最后却忽觉得是“天地间之至文”，“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这种考试制度，使当时一般读书人名利熏心，纳贿作弊，奔走钻营，简直不顾羞耻。科场的黑暗腐败，明清两朝大略相同，而清朝更甚，因此八股取士，实在是等于作弊取士。《儒林外史》中对这种情形有极真实的描写，深刻的揭露。例如暴发户金东崖的儿子金耀一字不通，却想考秀才，因此通过杭州巡抚衙门的差役潘三贿买匡超人替他代考；又如鲍文卿父子受向知府之托去巡视试场，看到应考的童生代笔的代笔，传递的传递，人人作弊；又如虞博士巡场时发现有人夹带，而且不小心居然把夹带一道送上堂去了……。

八股时代的士子大部是迂腐而又空疏，没有一点真才实学。在这方面《儒林外史》的作者也写得很多，加以无情的嘲笑和讽刺。例如著名选家马二先生就是傻里傻气，呆头呆脑的迂儒，他曾受差役的愚弄，道士洪憨仙的欺骗，游西湖时整天乱跑，到处乱吃，而对景色则毫无会心。至于浅薄无知，那更是当时士子们的一个特色。例如周进竟把“玫”字的偏旁“玉”字认成“王”字，范进根本不知道苏轼是什么人；荀玫不懂“同门”的意思；匡超人甚至把“先儒”误解成“先生”；张静斋对汤奉信口开河地把刘基和朱洪武的故事乱说一顿等等笑话，都是富于典型性的。

除了科举制度养成一批醉心功名富贵的士子以外，封建社会还制造出了一批招摇撞骗无所不为的帮闲文人和假名士。对于这样的人物上吴敬梓所给与的挖苦也是十分辛辣的。例如《儒林外史》中所写的杨执中、权勿用、牛玉圃、匡超人、景兰江、赵雪斋、浦墨卿、支剑峰、辛东之、金寓刘等人，无不是吹牛拍马，阿谀逢迎的骗子；像虚设人头会的张铁臂，假冒中书的万里和冒人姓名的牛浦郎等。则更明显的是道地的无赖。当时，甚至有些盐商、戏子、“婊子家掌柜的乌龟”也居然戴起方巾来，冒称儒生，假充斯文了。

但是作者讽刺和鞭挞得最厉害的，还是像严贡生那样的豪绅恶霸和严监生那样的守财奴。严贡生自称“为人率真。在乡间从不曾占人寸丝半栗的便宜”，可是事实上都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完全是封建社会地主豪绅的典型；吴敬梓写他如何侵夺寡妇财产和硬赖渡船钱的无赖行为，真是刻划得入骨三分，读了以后，令人异常痛恨。严监生却是一个胆小如鼠，视财如命，连临终时家里多点一根灯草也不肯断气的地主阶级中的吝啬鬼。可是他们兄弟两个，却也居然是儒林中人！

除了严峻地抨击科举制度及其流毒和当时士子们醉心功名的丑态以外，《儒林外史》还深刻地揭露了满清吏治的腐败和残暴（如写高要知县汤奉的枷死回民老师夫，彭泽知县的乱打监船水手和舵工，江都知县的贪财枉法，杭州抚院衙门差役潘三的包揽词讼。官成解差的敲诈勒索）；揭露了满清统治阶级的文化恐怖政策（如卢信侯的因藏《高青邱文集》而坐了监牢，遽公孙因王惠的一个枕箱和几本残书面险遭杀身之祸）；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和妇女在旧礼教压迫下所受的痛苦（如王玉辉女儿的“殉节”，沈琼枝的受辱）；揭露了当时盐商（如宋为富和万雪斋）的骄奢淫逸与卑鄙下流，揭露了清廷对当时“有功”将领（如萧云仙和汤镇台）的的猜嫉和赏罚不明。

此外，吴敬梓还通过庄征君辞官回家途中所遇见的老人和虞博士所救起的佃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穷因和痛苦；通过鬻儿卖女，依靠修补乐器糊口的倪老爹，反映了当时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小手艺人的悲剧；通过牛、卜两位老爹的友谊和甘露寺僧对牛布衣的交情，表现了他对于下层人物的深厚的同情。

在《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最引人注意的自然是杜少卿。这是一个襟怀冲淡的名士，在作者的心目中，杜少卿虽然有缺点，但无疑是把他肯定的。其他一些真儒和名士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武书以及隐居市井的四个高人等，也显然都是作者所倾慕或同情的人物。作者所以同情和谐美以上这些人物，主要是由于他们都是反对八股时文，轻视功名富，不肯和当时一般利禄熏心、堕落无耻的人们同流合污，不愿替满清统治者帮闲帮忙。因而从这些人物的言行上，我们也可以充分看出作者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看出作者的一定程度的民主主义思想。

一部作品是否富有思想性——人民性，除了要看它是否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反映了生活以外，还要看它是否有完整的艺术形式充分而有力地表达出它的思想内容，要看它的形式和内容是否一致。从这一点来看，《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无疑是很高的。

《儒林外史》的艺术特点，主要是在于它有高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明朗的形象性。除了少数的例外，整部小说都是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真实的情节来表现典型的生活和人物，文字朴素而生动，绝没有连篇累牍的说教和枯燥乏味的叙述，所写的主要人物，都有突出的性格和清楚的面目。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到《儒林外史》的艺术力量时有这么几句话：

“……既多据自所见闻，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触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他还举出马二先生关于制艺如何可贵的一段议论（第十三回），说明《儒林外史》如何通过一个人物的语言概括地表现了当时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和对于学问的见解；举出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段记述（第十四回），说明《儒林外史》如何真实地描写了当时读书人的迂腐可笑；举出范进为了表示守制尽孝，不肯用银镶杯箸和磁杯象筷，一定要用白颜色的竹筷才肯吃饭，但却不避荤腥，在燕窝碗里拣起大虾圆子来就吃的一段穿插（第四回），说明《儒林外史》如何运用极细微的情节和洗炼的笔墨深刻地褐露了当时读书人的虚伪和愚妄。他认为《儒林外史》的文辞是“婉而多讽”和“戚而能谐”的。是一样真正的讽刺艺术。

所谓“婉而多讽，感而能谐“，就是说《儒林外史》主要的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和真实的描写来批判人物，指摘时弊，文字含蓄，意味深远，因此才能做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使狙击和暴露更为有力。作者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特别是科举制度和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八股文人，是非常仇恨，十分痛心的，但他却能比幽默诙谐的笔墨，作深刻无情的讽刺，这种讽刺显然正是对于封建社会不合理的事物的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十分有力，实际上

充分揭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腐朽。

《儒林外史》里面人物，大都在当时实有其人，所记情节，也有不少在当时实有其事。这些事曾为作者所亲历和见闻这些人也为作者所熟识或相知，然而我们千万不可根据这点。以为《儒林外史》仅仅是一部某些人的传记或吴敬梓的自传，这样就会把这部卓越作品的艺术价值降低。因为凡是经过作家艺术概括和艺术加工的人物和生活，往往要比真人真事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完美，更带普通性，能更充分地、突出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儒林外史》当然也是经过吴敬梓艺术概括和艺术加工的作品，否则决不可能成为一部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品。

然而，表现在《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的吴敬梓的民主思想却并不彻底；而其原因，是由于他的思想不但受他自己的阶级出身和所受教养的限制，而且也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他那“提倡礼乐，复与名教，挽救人心。振兴世风”的理想，就正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无疑的属于封建主义思想的范畴；他所肯定的人物——真儒和名士，虽然他们的言行不同于当时的世俗，却也无非是一些洁身自好、逃避现实的人。事实上，在当时那样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不但一般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投入了反对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即杰出的知识分子如像顾炎武等人也都是民族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但吴敬梓却注意不到这样的情形，创造不出这样的人物；而这正是反映了吴敬梓的民主思想和爱国思想还是不够彻底的。

至于第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第三十九回写郭孝子劝导萧云仙不要作侠客，要替朝廷效力，以图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一席话等等，则简直是替满清朝廷宣扬功德，与全书主题思想毫不调和。曾有人疑心这些片段也许正是作者手笔，我却以为恐怕这也不过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落后一面，反映了作者思想中的封建传统观念——忠君爱国的残余，反映了作者民生思想的不彻底性。

《儒林外史》的组织结构，一般读者都觉得不够严格，认为虽然全书都贯穿着反对科举制度和反对功名富贵的思想，但头绪究竟太多。鲁迅先生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足见这部小说，实在是有这么一个缺点的（当然，要说它是特点也无不可）。这缺点虽然掩不住全书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使作者比较缺乏更高度的概括力量，恐怕也有关系。

然而，《儒林外史》纵有一些缺点，但基本上却是一部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一部古典讽刺文学中的杰作。如果我们对它有正确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那么一定可以从它里面学习到一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首先，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历史知识，使我们更好地懂得明清两朝——特别是满清康、雍、乾三朝的社会面貌；其次，我们阅读了这部作品以后，可以增加我们对封建残余势力、封建传统观念，一切落后的、保守的、腐败的、虚伪的、庸俗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的决心。最后，我们还可以从这一部卓越的作品中培养我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兴趣，提高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欣赏水平，而有志于文艺工作的青年，还可以从中学习一些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

总之，《儒林外史》是一部古典文学中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珍视它，研究它，学习它，批判地接受它，必须坚决反对像俞平伯那样把《儒林外史》看成作者发牢骚的作品，以及其他一切有意或无意地歪曲这部作品的资产阶级观点。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