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在偌大的课堂上认真旁听，感受很不一般。我看出，这几百位出生于西方的年轻大学生，是如此聚精会神地听着发生在遥远中国的一段往事。他们随着运动的狂热发展而面露惊讶、好奇和兴奋。特别是，当麦教授和助教们在台上戴上红卫兵袖章，举起小红书，和着纪录影片中红卫兵海啸般“毛主席万岁”一起呼口号时，我真的很不自在。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 资料图）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作者：刘伟峰，原题为：《哈佛也上“文革”课》

“文革”不应当远离国人的视野，我们也不必非到外国人那里寻找界说

在2013年7月4日《南方周末》“读者来信”上，北京市安监局公务员李怀冰先生提出“谁来讲‘文革’课”的诘问。这是个老问题，也有新涵义。素来，有所谓“文革”发生在中国、研究却在国外的说法。一方面，我们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们始终在有成效地做着自己的努力。

我在国外听过“文革”课，那是在哈佛大学。1997年春季学期开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原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文化大革命”课，在哈佛最大的教室桑德斯剧场揭开帷幕。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文革”课吸引了众多学生，以至校方几次调整教室，最后安排在了桑德斯剧场。据说，那个学期选修“文化大革命”课的学生共370人。他们被分为27个班。校方为这门课专门聘请了10名助教。在标榜文化多元、学术自由和分散管理的哈佛，有这样规模的“大课”，很不多见。

麦教授把“文革”课设计为一个概论又二十三讲。他从“近代中国革命的起源”讲起，以中共执政的前17年为政治背景，然后再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革”中的主要事件，诸如“批斗‘三家村’”、“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兴衰、“一月革命”、“二月逆流”、“争取接班人的斗争”、“四人帮”兴起、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逝世与天安门事件、毛泽东去世与清洗“四人帮”，几乎都讲到了。

麦教授通过对“文革”的讲述，向学生交待出下面几个观点：首先，十年“文化大革命”，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发展。一方面，毛泽东首先打倒彭、罗、陆、杨，继之废黜了刘、邓，这是以上层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运动被发动起来，用以摧毁党的基层组织和结构。其次，“文化大革命”在世界政治历史上是一种特殊事件。它以无约束的行为来破坏国家结构，在共产党国家中尚无先例。在苏联，斯大林只是用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来攻击和削弱另一部分。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引发整个社会的动乱和斗争。这种斗争的长时期结果，使党在国家中的权威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