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内卷，这个从人类学中诞生的概念如今正广泛投射在网文、电视剧、电影和短视频当中，逐渐变成一种文化、一种可能会影响一代人的思维方式。生活在内卷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卷心人”。
近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录制了在线课程《内卷文化十五讲》，试图从近30年的大众流行文化中梳理出“内卷”脉络：是什么让《还珠格格》变成了《甄嬛传》？我们能否从“葛优瘫”和“李子柒”中逃避内卷？《你好，李焕英》和内卷有什么关系？
我们与黄平教授聊了聊内卷文化，或许文化研究无法彻底解决内卷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呼唤尊严、呼唤公平、呼唤一种壮丽恢弘的想象力。
电影院里的人为什么要站起来？
GQ报道：你为什么会开设《内卷文化十五讲》这样一门课程？你对内卷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黄平：2009年我刚来华东师大工作，在食堂的电视里看到一个养生保健节目，白领们很虔诚地问一个老中医，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每天睡5、6个小时，就产生睡熟10个小时的效果？那一幕让我非常惊讶，怎么没有一个人想过应该去和老板讲，工作压力不要这么大，我要多睡一会儿？
这个现象开始让我思考，我们正在从劳动者变成劳动力。劳动者是一个人，而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跟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是一样的。当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涌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你跟老板说我要求基本的福利保障，老板说，你爱干干不爱干滚蛋，你没有议价的能力。所以说劳动者转化为劳动力后，一定会带来一个问题，你的劳动付出和劳动所得不匹配。
我在华师大中文系开设文化研究课程已经12年了，会结合社会学、经济学，讨论我们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现代人的？“内卷”在去年成了一个热门词汇后，有平台邀请我讲内卷，我一开始以为他们会希望我多讲段子，讲得像一个脱口秀。让我有点意外的是，他们说你要讲理论。今天这个时代，知识付费的听众不是来听单口相声的，而是真的想要解决他的困惑。
GQ报道：你为什么认为“小镇做题家”是处于内卷中心的人？他们与更年轻的“鸡娃”模式下成长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吗？
黄平：内卷文化的核心是一种竞争文化，什么人是竞争的主力军呢？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是好学生，因为差生被淘汰掉了没办法参与竞争了；第二他来自普通家庭，不是深圳的拆迁户，也没有一个亿的遗产可继承。对于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他的资本只有他自身的劳动力，拿一个名校文凭，将来做一个好的劳动力，拿一份好的薪水，这群人最深切地感受到了内卷的压力。
从文化上来讲，内卷是竞争文化发展到晚期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都在抢跑。我女儿6岁，她上的英语辅导班里5岁、4岁的都有。老师讲，乌龟在英语中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海龟，一个是陆龟。我当年高考也是当地的文科状元，但我只知道一个turtle，还不知道是海龟还是陆龟，可是这些小学霸们张口就来。如果你的孩子不卷，她到小学必然跟不上，小学老师默认你已经卷过了。
“鸡娃”的家长们看似是中产阶级，但他的岗位是专业技术岗位，依然是出卖劳动力换来的。为什么他们特别害怕阶层下降？因为他们真的会阶层下降，我无法把技术像资本一样遗留给我孩子，我只有鸡娃，让孩子变得跟我一样优秀。
热播电视剧《小舍得》中，田雨岚就是典型的"鸡娃妈妈"
GQ报道：你上大学的时代与现在相比，面临的情况有何不同？
黄平：我们面对的竞争环境完全不一样。我博士毕业后来华东师大，一入职就是当讲师，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但现在的博士生毕业后进高校，要先做师资博士后，面临所谓“非升即走”，即规定时间内评不上副教授就要被解聘。研究生教育普及化之后水涨船高，现在一线城市中学教师的岗位博士生竞争都很激烈，其他各个行业竞争都在恶化，甚至街道的普通办公岗位，都有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去面试。
另一个差异是现在的大学生过于实用主义了。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寝室里，有同学天天半夜哭，一问你为什么这么难过？他回答，我读不懂黑格尔，读不懂康德，非常焦虑。如果是现在，别人会觉得他是精神病。现在完全是实用主义主导，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GQ报道：“内卷”这个词已经被讨论一段时间了，即使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过密竞争的无意义，却还是不能停下来，或主动脱离这个系统，这是为什么？
黄平：因为对于内卷当中的人我们都在调侃，但对于更下面的阶层，可就不仅仅是调侃了。今天社会其实是不容忍失败者的，资源向赢家聚集。如果说失败了只是钱少拿一点也就算了，最糟糕的是我们在文化上也觉得失败了就是一个loser，要遭到各种各样的羞辱。
像古代陶渊明那样，官儿我不当了，回家之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许没什么钱，但还是很受尊敬。当时的隐逸文化受到推崇，你不可能跟陶渊明讲，“你天天在家采菊花，你真是个loser”。但今天一个失败的人在文化上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支点。
黄平这学期为6岁的女儿报了四门兴趣班：芭蕾、网球、英语和美术
GQ报道：关于内卷有一个经典的比喻，电影院里第一排观众站起来了，后面的人不得不也站起来，所有人都更累了，收益却没有提升。在你看来，为什么电影院第一排的人会站起来？
黄平：要我概括，就是大家开始没有灵魂地追求收益。二战后兴起的控制论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把大脑比喻成一个黑色的盒子，控制论者不关心大脑里面是什么，只关注我给这个黑盒子输入一个信息，它会给我一个怎样的反馈，理想的情况是反馈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信息耗散，准确可控，人最好能变成机器人。如果我们用理性来统治这个社会，它必然使用计算的手段，把一切都转化为数据。就像有了绩点的算法之后，大学生玩命地刷绩点，写一篇论文本来我规定3000字以上就可以，有的学生最后卷到了15000字，他就是那种第一排站起来的人，他不是为了让自己更优秀，他就是为了打击别的竞争者。
然而，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这么清楚地来比较和计算。人文主义者认为“黑盒子”里面的东西非常重要，而且恰恰是不能被量化的，那个东西叫灵魂。人是有情感的，“我爱你”的程度有多少，是不可以被打分计算的。但今天大一的孩子找对象，就考虑到若干年后能不能买得起房。有同学兴冲冲给我报喜，老师我谈了个对象，下一句就说，他爸是当地税务局的局长。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个人变得越来越像微型公司，什么事情都考虑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那么婚姻不是两个人爱情的结合，而是两家公司在谈合并，是个交易了。但长远看，以合并重组的方式来看婚姻也是吃亏的，你有没有想过到了40岁，你有房有车了，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但是现在大家都很着急，不管不顾了，先把车房问题解决再说吧！
GQ报道：你在课程中提到，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爽文”、宫斗剧等大众文化形式，是内卷的疲惫情绪的一种反映。那么，它们营造出的虚拟空间可以成为我们逃避内卷的一条通道吗？
黄平：同样是描写清宫生活，上世纪90年代《还珠格格》的主人公是高度个体化的人，“红尘作伴，潇潇洒洒”，大历史的政治风云、压抑严苛的宫廷生活仅仅是个体爱情的一个模糊背景。而到了《甄嬛传》中，皇帝是必须有的，我怎么才能变成皇帝最宠爱的女人？如果他不宠爱我了，我把他弄死，换一个皇帝，但她从来没想过说我们不要皇帝了。这部剧恰恰是复制了内卷这个单一环境下过密竞争的模式。网络玄幻小说也是这样，一级又一级地升级炼丹，“败帝王、斗苍天、夺得皇位以成仙”，他从来没想过不修仙可不可以。
所以，当大众文化发展出宫斗剧的那一刻，基本就预示着个人的失败，大家发现这个系统是不可能被改变的，我们要当人上人，要往上爬。我认为，个人与系统应该是良性的关系，怎么变得良性呢？要让个人非常有力地参与到这个系统之中。我很强调青年文化中的这种参与感。
《甄嬛传》开启了大女主宫斗剧风潮
GQ报道：你在课程中提到，当参与感缺失，个人选择奋斗还是选择“葛优瘫”对系统产生不了影响的时候，就相应地产生了“丧文化”。那么，大家一起“瘫”下来，不竞争了，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内卷的压力吗？
黄平：丧文化是一个心理调节，或者说自我安慰，但你生活的基本需求还在那里。房子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而且我观察这些丧的朋友，并不是真的放弃了，而是求而不得，其实丧文化挺痛苦。
最近几年《人间失格》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卖得非常火爆，我们会被《人间失格》那种“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腔调打动，核心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无力感。日本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内卷了，他们心如止水。我们现在努力不要走到日本那一步，但是即使是日本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奢侈的，它本身的资本积累和福利建设都完成了，我当个废柴，当条咸鱼，生活也是不错的。如果我们没富起来，就到了日本“心如止水”那一步，这才是最可怕的。
GQ报道：在内卷的高压下，大众文化中出现了“李子柒”、“丁真”这样田园牧歌、与世无争的形象，他们似乎构建出了一个没有内卷的世界？
黄平：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粉丝接近一千五百万，在她的视频中，只有晨昏交替、四季轮回的时间，而不是被精密分割的现代时间；她只需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她几乎不使用现代的物件，自己动手，自给自足，从现代社会的生产-分配-消费这条流水线中退场了。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觉。真实的乡村是那个让李子柒14岁就出来打工，每个月只能赚300块钱的乡村，那个真实的乡村你是接受不了的，你只是接受了它转化出来的图像，那是个幻觉。
丁真同样如此，所以在丁真抽烟的时候大家很愤怒，“你怎么可以抽烟！”人家是个活人呀，不仅要抽烟，还要大小便。你把他当做符号了，那些日常的形而下的东西你就不能接受了。符号化的想象不会带来真正的浪漫。
GQ报道：除了流行文化形式本身，读者、观众的反应发生了哪些变化？
黄平：奥斯卡最佳影片《寄生虫》里有一句台词，“现在是招个保安都有五百个本科生竞争上岗的时代。”《小丑》也是火得不得了，小丑这个角色贫穷、失业、单身、家庭破碎，被精英们当成一个笑话。他本来是蝙蝠侠系列电影里一个反派角色，用来衬托超级英雄的励志和强大的。现在这些电影的观众代入的不是蝙蝠侠了，他们代入了小丑。
还有近年来“东北文艺复兴”的潮流非常受关注，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书写的东北工人题材讲的恰恰是失败者的故事。原先读者们要读马云、阿里巴巴的故事，现在我们青年读者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读失败者的故事了。为什么？因为大家认识到了，原来我也是那个失败者，我考上了名牌大学去外企当个白领，我还是买不起房。我们意识到了，自己也是个工人，只不过爸妈那代人蹬自行车去纺织厂，我们挤地铁去写字楼，性质是一样的，不占有资本、出卖劳动的人都是工人，甚至我们面临的下岗年龄比下岗工人那一波还要早，35岁是道槛儿。
GQ报道：你分析《你好，李焕英》时讲到，这个故事里女儿一直想把“李焕英”变成“王琴”，嫁给厂长的儿子，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但李焕英选择了嫁给工人，并感到很幸福。这是一个反内卷的样本吗？
黄平：《你好，李焕英》讲述了一个反成功学的故事，王琴所有的路都是典型成功学的路，她口中的女儿全是各种指标：考到什么级别的大学，收入是多少数字。而李焕英讲她女儿从来没有提到过数字和指标，她绕开了“内卷”。
大家这么喜爱这部电影，是因为片子中的母爱其实是一种不内卷的外部环境，我们都渴望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渴望有个人能对你说“你幸福快乐就好，不要这么累”。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爱、没有怀抱的时代，我们渴望爱，渴望怀抱。
所以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讲，人不能只靠市场连接，也靠情感彼此连接，这是我们真实的人性，它在今天被资本的逻辑所压抑住了，但仍在我们内心深处，需要我们通过批判资本逻辑，把真实的人性挖掘出来。
截至发稿当日，《你好，李焕英》票房已达到54.08亿
人生的路呵，不能越走越窄
GQ报道：有观点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需要的是更高效的、能适应纯理性工作方式的人，内卷竞争虽然残酷，但有利于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黄平：这就是很典型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嘛，他不问这个系统是否合理，总之你要适应。但我们活着是为了享受生活，不是让生活享受我们，人确实有工具的属性，但不能变成机器人，归根结底还是看你对人性怎么理解。福柯讲，从“人口”的角度理解人，是典型的现代社会治理方式。“人口”只是一种统计学方式，人活着，不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的。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讲，一个群体不能通过牺牲弱者来成就强者，这是不人道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演，残疾人怎么办？文盲怎么办？推到最后就会产生所谓“人上人”和“人下人”。
GQ报道：上面提到了东北文化复兴的潮流，你在课程中说过，曾经的重工业东北其实处于一种很理想的福利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内卷式的竞争关系？
黄平：东北长期以来被视为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的象征、官僚化的计划经济的残留，“吃大锅饭”的典型。但我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东北工人就是当年的中产阶级，高福利会极大地缓解内卷。我举个例子，你毕业后进入一家企业工作，你希不希望你们写字楼的楼下就有单位附属的幼儿园，专人来照顾你的孩子，你下楼就可以看宝宝一眼？
这不是大锅饭，是人的基本需求，是东北模式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遗产：工人福利。我强调不能让资本主导所有的领域，应该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社会的运转、福利的建设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来。如果按照市场逻辑，就一定要分层，学校、医院也分出普通的和高档的，如果老人生病了，肯定都希望找最好最贵的医院。但如果我们能建立更好的福利体系，即使我失败了，离开了大城市，我的教育、医疗跟大城市比差距也不那么大，大家这个心态就会很从容了。
GQ报道：要想实现你提到的这种状态，仅靠个人显然是不够的，社会与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黄平：我认为个人无法打破内卷，因为它制衡了每个人，就像培训机构那句“名言”一样，你来，我培养你的孩子；你不来，我培养你孩子的对手。打破内卷要依赖于政府的顶层设计，保证规则的公平，比如落实《劳动法》，先有平等，才能有效率。我们肯定无法回到东北曾经那种集体主义时代，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要福利了，而是我们要构建一个更合理的福利，当年虽说工人福利好，但农民福利很差，在今天我们希望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福利。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如果福利不能很快提高的话，我觉得至少要保障平等，重新思考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效率就是生命"，平等也是生命。
GQ报道：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你认为，内卷时代，人文主义精神应该怎样发挥作用？
黄平：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著名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里写了“潘晓”这个虚拟人物感受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崇高的道德和信念”。到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隐隐约约地成为了我们观念中的一种底色，凡是跟社达主义接近的东西，比如狼文化、《三体》中的“黑暗森林”理论，都特别流行。如果社达主义成为了我们思想的底色，那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会变成像狼一样彼此撕咬的内卷。
所以我们要重新振兴人文精神。1993年，在市场的逻辑、竞争的逻辑急剧强化的时刻，华东师范大学展开了一场后来席卷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用当时华东师大中文系王晓明教授的话讲，人文精神大讨论打开了一个讨论生存的意义、价值、伦理和精神信仰的空间。当然当年也有很多非议，觉得这些知识分子很保守很迂腐，资本世界金闪闪的，看起来还挺文明的，这多好。只有见识过资本的好又见识过资本的坏之后，我们才能体会到人生意义的重要。这场讨论到今天差不多快三十年了。在内卷时代，我们要重提人文精神大讨论，人生不是一场竞赛，我们应该更从容地看待我们的人生。
作为人文学者，我说一个特别保守的办法，朋友们不一定同意，就是回到经典文化之中，呼吸开阔的人性的气息。今天全世界似乎都丧失了一种想象，好像一个人不过这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现代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其实在现代资本主义所奠定的现代生活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科恰逢其时。文学就是讨论想象、讨论可能性的。
“丁真”的远方是假的浪漫，真正的浪漫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的浪漫，我们看小说、看电影、看歌剧，会被一种壮丽恢弘的人性所打动；看《觉醒年代》，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要缔造一个新世界那种波澜壮阔的浪漫。一个爱读维克多·雨果的人是不会“丧”的，因为冉·阿让十九年的苦役再糟糕，我们内心还是有光，人性不会堕落到很糟糕的地步。
《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因偷了一条面包而服了十九年苦役
我也让我的孩子去上培训班，但我也给她买了儿童版的《悲惨世界》，将来会慢慢带她读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普希金、曹雪芹、李白、杜甫等等。我希望她有一个充满人性的精神世界，以精神上的高贵来制衡当今这套资本文化。我觉得能发挥作用的还是文学。
今天人文主义的问题在于它软绵绵的，只讲空洞的爱与空洞的感情，不讨论今天的现实问题。我希望我们站在今天现实问题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至少在文化层面上，让“996是福报”这种话说不出口。
原标题：《宫斗剧、《李焕英》与“内卷”：为什么一定要当人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