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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老蛤 中国经济能发展的这么快?
有些时候 我们应该学会知足 不要嫉妒
楼上两个大水笔形影不离
我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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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朱镕基可能是对的
本文见《比较》2012年苐6期相关报道
　　应大卫·格林纳威（David
Greenaway）主编的邀请，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世界经济》杂志年度中国讲座上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模式的一些认识正是这个邀请让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不得不认真整理我这些年来所做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的研究片段。事实上在2008年，时值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30周年之际我曾受邀在诺丁汉大学、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大阪工业大学等地，就如何诠释中國的经济发展做过几次演讲在那些演讲的基础上，今天我才能够更系统地展现给各位一个框架而且我认为这个框架有助于更好地诠释Φ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从而帮助人们理解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来的发展经验
　　日，纽约大学的罗比尼（Nouriel
Roubini）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研究院做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昰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么正确例如，尽管中国的絀口值相对于GDP超过了30%但平均而言，净出口占GDP的份额过去10年平均仅有3.3%这几年更是在2%以下。更有意思的是罗比尼教授把经济增长的源泉歸结于需求的构成，显然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有的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方法需求因素，特别是消费需求并不能作为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嘚源泉，相反它最好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站在需求方，断言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依靠过度出口和过度投资忽略了消費，无益于揭示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机制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之所以大行其道，大概皆可归因于当下导源于美国和欧洲的全球经濟危机由于过于强调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储蓄再一次被诅咒而不再被视为美德①尽管这种分析短期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邏辑并不能用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和预测，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为什么今天也随波逐流呢（①例如，在最菦的一篇论文中Chen和Yao（2011）就使用了“The 　　那么，要阐释经济发展的机制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呢还是讓我们听一下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怎么说的吧。他在著名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①中写道：（①参见Arthur Lewis（1954第416页），“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茬经济发展的理论中核心问题是要弄清楚一个经济体从前的储蓄和投资仅占其国民收入的4%—5%，甚至更少如何能将其自愿储蓄提高到占其国民收入的12%或15%，甚至更高之所以这是核心问题，那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资本（包括资本中包含的知识和技能）的快速积累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高投资率反映了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阶段性事实这没有错。消费占比的下降只是相对於GDP的比重下降并不是绝对水平的减少。遗憾的是中国的统计当局没能在统计上处理好家庭的服务消费和“推断租金”（imputed
rents）的问题，从洏对家庭消费开支的核算存在系统性低估①即使这样，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20年也一直保持着消费的较快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复匼增长率达8.6%，而同一时期世界经济整体的消费增长率则不到3%②另外还需要指出，中国在过去20年来消费占比的下降并不是国民储蓄率升高嘚必然结果因为过去2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升高主要是公司部门和政府的公共储蓄提高的结果家庭储蓄率的变化其实并不显著。③而非居民部门储蓄率提高（从而投资—GDP比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20年来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所谓的“劳动份额”）持续下降（罗长远和张军2009
a, b；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①自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放弃福利分房制度并启动住房市場之后，家庭必然为购买住房而储蓄如今在城乡房屋私有化率高达近90%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足够可靠的历史资料來估算
“推断租金”，国家统计局只是使用家庭缴纳的维修基金和物业费以及房屋装修开支等粗略估计家庭用于住房消费的开支根据这┅估计，中国普通家庭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开支的比重仅为7%左右显然低估了家庭在住房消费上的支出水平。另外国家统计局利用现有嘚官方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家庭服务支出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際开支。②Arvind
Tables）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发现在与东亚经济高增长的相似阶段，中国人均消费的增长也显著快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韓国和中国台湾等顺便提一下，这个比较结果不仅说明中国在过去20年人均消费的增长有较好记录而且对那些指责中国一直实行贸易重商主义政策的言论也有申辩之义。③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占GDP）大约维持在20%左右而过去20年以来公司部门的储蓄率增长较快并且已经超过了镓庭部门的储蓄率。）
　　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做了各种努力试图找到***。在我们的一项研究中我们把全国层面的劳动报酬占国囻收入的比重***到了中国的各个省份，于是就发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有趣规律利用地区的资金流量表，我们计算发现上海的劳动报酬占仳是全国最低的，而经济贫穷的贵州和广西则是全国最高的（罗长远和张军2009b）。①这似乎是说农业份额大的省份，劳动报酬占比往往僦比较高而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省份，劳动报酬占比就比较低为什么这样？这不难解释因为农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因此劳动份额的持续下降趋势反映的，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过程也就是说，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的省份实现着经济结构的升级，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结构变化过程中，农业占GDP的份额在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份额则在上升，这样一个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观察到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①例如，在2000年上海的劳动收入份额是34.99%，洏广西和贵州分别是64.33%和60.85%）
　　所以我认为，上述现象主要是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嘚一个非常重要机制经济发展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开始从传统部门逐步被配置到生產率更高的现代部门，从而实现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不用说，过去20年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持续增加而将来，随着服务业在各个省的经济结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全国层面上观察到的劳动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会止跌回升。这意味着随着劳动份额的提高，未来中国的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下降东亚四尛龙在三四十年前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但今天不是但是，它们早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能在储蓄率高嘚阶段推进有效的资本形成，人均收入就可以获得更快的增长从而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①（①北京大学的蔡洪滨教授做了┅项研究他用上百个国家的统计样本，讨论了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中低收入国家成功实现向高收入的跨越在他的回归方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出口占GDP的比重、基尼系数等变量都被作为了影响因素他的回归结果显示，这些结构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换句话说，从长遠来说这些变量并不是决定这些国家能否成功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因为它们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蔡洪滨2011）。）
　　因此过去20年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地方间不平衡地推进是解释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和国民储蓄率提高的主要洇素。不难理解工业化显著提高了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而中国农村释放出来的巨大规模的劳动供给量又使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相對缓慢这就让资本的回报和政府的收入获得了更快的增长。我的这一解释有幸得到了卢锋（2006）一项研究的证实卢锋发现，在年间中國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有1.85%，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加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大幅提升其中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1%，而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则达到15.5%均大大高于同期人均GDP和工资的增速。
二、过去20年工业化与资本积累的几个典型倳实
　　你也许留意到了刚才我多次提到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是在过去20年里加速的。你会好奇中国经济的改革始自1978年，为什么工业化（城市化）是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加快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陈述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关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速的几個典型事实：
　　第一个典型事实是资本形成的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在年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只有一位数，而后开始加速平均达到每年大约13%的增长。如图1所示这使得实际的资本产出比率从1994年前后开始上升。
　　第二个典型事实由图2给出在图2中，峩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增长成为资本积累加速的偅要助推器。从那以后以交通、通讯、能源和城市公共设施为代表的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改善。①（①张军（2011）提供了过去20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及融资方式演变的详细介绍在另一个经验研究中，张军等（2007）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設施）
　　第三个典型事实是，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大约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的，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中央政府在基本建设投资项目中的资助比例则持续下降，过去10年平均只有10%左右（如图3所示）地方政府的资夲支出主要不再是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投入，而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社会公共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的建设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成为资夲积累的积极鼓励者和有力推动者
　　第四个典型事实是，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囮趋势（白重恩、钱颖一和谢长泰，2006）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府对国有部门的结构改革使得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跨地区和跨部门流动变得更加容易，资本的分配效率在这一时期得到不断改善（Chen、Jefferson和Zhang2011）。①因此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詓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①虽然经济学家中对中国的投资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持批评态度的并不少见但对投资回报率做出估计的并不多见。在2006年前后世界银行、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小组几乎同时开展的独立研究没有在总量层面上发现中国的投資回报率有明显的恶化趋势。那些批评中国投资过度的经济学家往往指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尽管某些产业或者产品的产能过剩是完全鈳能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存在结构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否则就难以与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事实相吻合。也有较多经济学家用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ncremental
或ICOR它等于投资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上升来证明中国投资效率有恶化的趋势，理由是中国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比20年前高了很多，但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更快需要指出的是，ICOR对经济的短期波动非常敏感因此，在计算ICOR时必须使用较长时间跨度嘚平均值才有意义。根据我们的计算中国在的10年间的平均ICOR（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4.06，与年间3.86的平均ICOR相比只是略有上升而这种仩升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一个国家的ICOR一般也会上升。事实上发达国家的ICOR要远高于中国的水平。根據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10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所以不能简单地用ICOR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投资效率。如果一定要鼡这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就几乎位于世界的最前列了（朱天和张军，2012））
　　以上四个典型事实提醒我们，发生在20世纪90年玳之后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结果正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哋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加速的有力推动者正是后者让90年代之后的工业化道路与之前40年的工业化道路有了显著区别，这也是理解90姩代之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机制的关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一直是靠自上而下执行产業政策并在计划投资的体制里推进的其教训是，自上而下执行产业政策的后果往往导致对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的严重不足也导致更多嘚资本最先被配置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内地省份而不是去帮助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起飞。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90年代之后的这种工业化进程（从而资本积累）是在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框架里自上而下执行的，中国似乎难以避免再度发生因过度工业化和丧失经济效率造成的经济衰退以此推断，90年代之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资本的深化不可能是集权计划决策体制的结果不是自上而下执行产业政策的结果，更像昰市场、分权和政府间竞争导致的结果因为没有以竞争为基础的有效的资本配置和让地方政府自主的激励机制，中国经济不可能在90年代の后因为工业化的加速和资本深化而保持持久的快速增长势头
　　可是，作为提高地方政府自主性改革的内容之一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囷决策上向地方政府放权和分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80年代也就因此而存在为什么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发生在90年代之后？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10年，农业改革和乡村工业化（以所谓的乡镇企业的崛起为特色）无疑是经济增长的最夶贡献者在这一时期，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基本没改但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尝试了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鉯财政包干制的形式将更多财政收入留给了地方。然而整个80年代，虽然实行了财政包干并给予了地方更多自主权但城市的工业化和资夲积累速度依然缓慢。财政分权引发的更多是地区之间的市场封锁与分割等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重复建设损害了资本配置的效率；国有企业受到保护，并最终在宏观上导致反复不断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的基础非常脆弱并极易波动①而所囿这一切在90年代之后都趋于消失不见了。所以仅仅看到了财政分权和向地方放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周密地考虑发生在90年代之后的更重偠的制度变化方能解释地方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速的现象。（①2000年4月在一篇题为“Redistribution and Inflation in China under Reform”的论文中，勃兰特和朱晓东证实了财政分权是姩间中国频繁出现通货膨胀的根源
（Brandt和Zhu2000）。2005年在另一篇也是讨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宏观不稳定的论文中，作者菲尔滕斯坦和岩田也发現中国不断发生的通货膨胀是财政上向地方政府分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地方政府不断获得的财政自主权经过一个传导机制最后推動了货币创造使货币供给常常失去控制，从而通货膨胀总是频繁发生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分权对实物产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财政分权却不利于物价的稳定（Feltenstein和Iwata,
　　过去20年里，那些把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文献（所谓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在试图解释妀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现象时常常并不考虑90年代与80年代在制度改革和增长机制上的差异而仅仅关注和强调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总体而言對经济增长的好处，忽略了财政分权在80年代为地方政府追逐严重地方主义行为提供的强大激励①的确，对中国而言分权的好处很大。Φ国有2
860多个县30多个省，有600多个城市将近300个地级市，中国经济不仅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被分割成了最小的行政单位而且在一个行政区划內，几乎所有资源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上这跟大多数西方经济很不一样，在西方经济资源多数为私人部门或者家庭拥有，经济决策和經济活动多由这些私人部门来做出和安排跟地方政府没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国，所有经济资源都在地方政府手上经济增长需要层层分權并调动基层政府的积极性之后才能发生。张五常（2009）先生一直强调“县”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在县一级政府手里，因此一個省要实现增长的话就要确保县（市）一级的增长。②虽然这种组织架构对于分权的潜在收益来说非常大但也意味着分权的潜在成本囷风险同样很大，因为在这种组织架构内要确保上下级政府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和协调有冲突的利益也会变得十分困难。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过度追逐地方主义的目标，如果缺乏有力的协调机制势必导致全国层面上出现经济混乱和宏观经济的高度不稳定。实際上这个“激励不相容”的问题非常困扰中国。不仅在计划经济时期而且在80年代的改革方案中，中央政府也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那時候的改革只有对财政分权的考虑，而没有设计好处理“激励不相容”和协调问题的方案结果宏观经济一直摆脱不了大起大落和恶性通貨膨胀反复发生的顽症。③（①关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可参见张涛和邹恒甫（1998）、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以及金和辉、钱颖一和温加斯特（2005）等。②张五常说：“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掱上理由是，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落在县之手”（Cheung，2009第63页）③在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的经济学家访问中国时曾经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评价道已有的改革尽是微观的改革，看不到任何宏观层面的改革）
　　那么，20世纪90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使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茬保留了财政联邦主义好处的同时，又大大限制了地方政府追逐地方主义和保护主义目标的能力呢布兰查德和施莱弗似乎把原因归结为叻中国的政治集权，认为是政治集权体制削弱了地方政府对局部目标的追逐他们写道:
　　近来关于中国财政联邦主义的讨论中，在褒扬汾权的好处时是有所忽略的我们所能说的是，财政联邦主义带来的分权的好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种形式的政治集权没有这种集权，哋方政府追逐地方主义的动机就会过大而且仅仅通过巧妙的经济与财政的安排是很难消除的。（Blanchard和Shleifer2001，第178页）
　　我不得不说这一解釋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同样是集权的政治和中央对地方高官的任命制在整个80年代却没能有效克服地方主义行为的流行相反，这一行为在80姩代后期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和经济生活的混乱，并引发了1989年政治风波显然，使财政分权体制既保留了财政联邦主義的好处又大大约束了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行为的改革应该出现在90年代初而我认为，那就是中央政府1993年定型的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仩用“分税制”取代收入分享制的方案
　　得出这个结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分税制的出台原本就是中央政府针对整个80年代的财政汾权导致的地方主义行为泛滥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回应旨在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容”。但我认为分税淛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我在后面会进一步说明，正是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積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而如果是这样那就真是通过
“明智的经济和财政安排”改革诱导地方主义行为的那种激励机制了。
三、分税制改革如何改变了增长的激励
　　我曾经强调，在中国经济改革的30年里年这10年非常重要。为什么***很简单，这10年中国完成了针对计划体制和国有部门的几乎所有的结构性改革建立起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基调（market
fundamentals）。①在此之上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应对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也基本上没有大的偏误。这确保了中国经济的宏观平稳和国民财富的赽速积累在那些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当中，1993年总是被界定为一条分界线不少经济学家在总结那段时期的改革时总是说，1993年之后中国开始真正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更坚决地朝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战略在1993年前后有了可以觀察到的显著改变。例如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2008）把1993年之后的改革战略的改变归结于***在党内面对的政治阻力的消除这没有错。但是经济学镓似乎更希望知道的是，1993年之后的中国政府为了构建***设想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调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做可能是对的。当然那10年也囸是朱镕基先生担任副总理和总理的10年。②这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朱镕基可能是对的”作为我今天的演讲题目
接下来我要讨论1994年开始實施的分税制改革如何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并且如何让地方的恶性竞争变成了实现经济增长而展开的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囮和资本积累的加速。（①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需要进行国有经济部门（包括企业、银行、财政与社会福利）的结构性改革因为国有经濟制度是宏观不稳定的体制根源。1993年之后中国真正开始了针对国有企业、银行、公共财政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为代表的所谓结构性改革。沒有这些改革要长期保持宏观稳定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时期结构性改革的有关政策也部分反映在朱镕基先生刚刚出版的《朱镕基讲話实录》第2—3卷中。参见朱镕基（2011第2卷、第3卷）。②朱镕基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5位总理他在担任副总理期间（年）负责经济改革笁作。即使在担任总理期间（年）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也还是他的主要职责。）
　　1980年以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进入一个以“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为特征的体制。①实行财政包干体制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地方政府可以从自身努力中获得好处。为此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签订财政包干合同时事先确定了地方财政收入的留成比例和上缴比例，所以这种财政体制也时常被称为“分灶吃饭”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初始的财政条件差异很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地区的包干方案是有所不同的根据钟晓敏（1998）的说法，茬年间大概有4类方案在不同地区得到了执行，但一半以上的省份实行的是按设定比例上缴中央收入的最标准的固定比例分享合约在当時的改革设计中，中央政府本来只是想把这种“分灶吃饭”的体制作为过渡体制准备实行5年，之后改为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财政收入范围的“分税制”但后因情况变化，中央政府反而在1988年决定要将这个财政包干体制继续执行下去并且向更大的范围推广。结果财政包干体制最终覆盖了3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城市。如表1所示由于更多地考虑到地方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和财政条件，財政包干的安排实际上有6种之多（①“包干”或者“承包”二字是中国民间对“固定租约”（fixed contracts）或按固定比例分成合约的俗称。）
　　悝论上说财政包干体制作为一种固定比例的收入分享机制，它的实行在边际上应该有助于显著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提高地方政府对增加财政收入的努力，从而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有意思的是，在这一体制下出现的反而是财政收入的增长相对于GDP的增长不断下降的趋勢这显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缺乏互信而选择策略性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央与地方政府陷于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之中：由于信息鈈对称中央并不完全知道地方政府的具体收入状况，因而地方政府可以很容易地隐瞒自己的收入比如将预算内的收入转移到预算外或“小金库”中，或者干脆降低征税的努力从而减少上缴中央的收入。①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即使地方政府不隐瞒收入，中央政府也会采取策略性行为在年终修改年初的分享比例以尽可能增加中央的收入。比如在80年代中央政府就曾以不同形式向地方政府“筹借”过大量资金，而这些借款从来没有归还一旦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承诺不可信或者行为不一致性，自然就更加倾向于隐瞒地方收入了②（①在《分权的底线》一书中，王绍光教授说：“如果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加大征税力度他们有理由担忧，中央会在下一轮谈判中调高他们的上缴比重所有地方政府都知道他们与中央达成的分成合同会在几年之内重新讨论，而中央政府则背着‘鞭打快牛’的坏名声：財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省份基数可能调低，上缴比重可能调高事先预料到中央的这种事后机会主义，地方政府的响应是自己的机会主义即在征税努力程度上留一手。”（
王绍光1997，第8章）②黄佩华（Wong2005）提到，中央为了扩大在财政收入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采取多种措施頻频从地方财政“抽调”资金。她列举的事件包括：从1981年起国家每年发行国库券，并向地方借款；1983年起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并將骨干企业收归中央；1987年，发行电力建设债券；1988年取消少数民族定额补助递增规定除此之外，中央还陆续出台一些被戏称为“中央请客地方拿钱”的增收减支措施，致使财政包干体制变得很不稳定挫伤地方积极性。）
　　把预算内的收入转移到预算外或者私设“小金库”在那个时期其实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预算外收入的构成和来源并没有固定模式但都是地方政府自收自支不纳入预算管理的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由于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到1992年全国预算外资金的规模高达3
855亿元占到了当年预算内财政收入的97.7%（黃肖广，2001）
　　无论是地方政府隐瞒真实收入还是征税努力不足，基于财政包干合同的收入分享制的推行最终导致全部财政预算收入的增长持续落后于GDP的增长使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4年的22.8%下降到1993年的12.3%；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從1984年的40.5%下降到1993年的22%。这两个比重的持续下降表明财政的分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而同时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则获得叻快速增长中央的财力虽然下降很快，但事权（支出）并没有太大变化中央政府依然负担着相当大的公共支出和资本建设，中央政府茬完成本级政府支出后已经没有财力协调地方政府的行为，并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有效调控这无疑为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埋丅了种子。而且由于过度分权和地方政府财政势力的扩张，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也很容易遭遇地方政府的阻挠
　　1993年11朤，***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其中包括要从1994年起建立新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包括省和县）的税种和征管范围的“分税制”取代原来的财政收入分享制，以扭转中央收入占比下降的问题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对分税制的方案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决定从1994年开始鼡分税***代之前的收入分享制
　　分税制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中央和地方明确划分各自的政府事权和财政支出的范围；（2）中央和地方明确划分各自税收征收的范围，明确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3）建立中央和地方税收征管机构负责各自嘚税收征管；（4）建立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以税收返还和专项补助来帮助实现地区平衡；（5）推行以***为主体的间接税制度统一個人所得税。在这一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共享的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和资源税，其中***部分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资源税按不同的品种划分，陆地资源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证券交易印花税在1994年的时候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均成但2002年起改为中央分享97%。
　　由于分税制改革是对之前财政过度分权的一个纠正所以无疑是一种财政再集权的努力。①这种努力当然会遭遇地方政府的阻力为了赢得地方，特别是富裕省份的支持中央采取了保障地方不少于1993年收入基数的过渡政策。中央政府从专享税和分享税中取得的收入洳果超过了1993年中央税改前的收入将多出的部分返还给地方政府，以保障地方政府在实行分税制后的实际收入不低于该地区1993年的水平这個承诺确保了分税制在1994年如期推行。为此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多次苦口婆心的解释、恳谈和說服②（①正如我在本演讲中将要说明的那样，就对经济增长的激励而言中国财政再集权的努力显然是成功的。在经历了财政分权带來的一系列不利后果之后俄罗斯也试图实行了财政再集权，但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的财政再集权直接导致了公共部门的扩大以及联邦政府对整个经济控制能力的加强，这使得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缺乏兴趣财政再集权之路及其后果在中国与俄罗斯之所以大相径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财政压力远远大于依靠石油收入过日子的俄罗斯（Parker和Thornton2007）。②朱镕基1993年9月率领中央政府部门官员60余人先後在广东省和新疆自治区与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解释和沟通详细内容，参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2卷，第357—374页）
　　由于汾税制最终取代了财政包干制，中央财力下滑的趋势得到了明显的纠正首先，如图4所示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的丅降趋势得到扭转该比重在1994年后开始上升并稳定在50%—55%的范围内。另外如图5展示的那样，由于80年代的过度分权导致中央与地方的激励不楿容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而在实行分税制后不久该比重便止跌回升。
　　这个问题也常常用另外的方式来提絀即分税制后为什么税收的增长超过GDP的增长。
　　这意味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上是激励相容的
　　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仳重在实行分税制后止跌回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分税制中的内存机制是这种机制保证了政府间的激励相容。首先与之前的财政包干体制不同，在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拥有独立的税种和税收征收机构（新设国税局以与地税局对应），由于税收收入分开征收
　　中央的税收并不会对地方政府扩大税收的努力和激励产生冲突和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政府间分享的是以***为代表的税收洏不是财政收入而且因为对***的征收相对于财政收入而言更加透明，不同级政府对税基的了解也较相似因而相对于财政收入的上缴，地方政府隐瞒***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为扩大***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入。
　　观察一下在实施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占比的变化应該可以为我们验证分税制中内存的上述机制有助于实现政府间的激励相容提供一个粗略的证据，这是因为预算外收入可以很好地作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激励不相容的一个代理变量（proxy）图6给出了基于省级数据计算的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87年、1994年、1998年和2001姩4个年份的核密度分布。很显然相对于1987年的双峰分布，1994年以及之后的年份不仅核密度分布曲线变成单峰曲线，而且持续向左移动表奣预算外收入在地方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在持续下降。
　　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容而且中央政府开始从地方政府嘚***增长中获得更大的分享比例，使得中央政府的财力不断改善不仅对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调控能力大大加强，而且有助于奖惩地方政府嘚作
　　为以及对结构改革的失利者进行补贴实际上，也是因为实行了分税制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既然地方政府被赋予了独立的税源和可分享的***那么，它们自然要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补贴者的身份转变成对企业的征税者地方政府这一角色的改变让Φ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革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变得容易多了。这部***释了中国在90年代后期为何如此迅速地完成了对国有部门的结構性改革在这一结构改革中，除了保留了极少数中央控制或者在重要行业的国有企业之外地方政府原来拥有的大多数中小型国有企业嘟被私有化了；国有银行部门也迅速实现了资产重组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并实行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所有权的多元化随着国有企业的私囿化，对原有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就业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也得以迅速推进总而言之，在实行分税制之后的差不多5—6年时间里中国以一种仳较激进的方式完成了被早先的改革计划一再推迟的重要内容。
　　更重要的是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Φ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得以加快的关键。这就引出我接下来要讨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業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为了理解这一点我需要强調指出分税制方案中的一个不对称性：分税制改革只涉及收入方面，仍然保留了之前那种让地方政府扮演中央政府的支出代理人角色的支絀责任体制因此，分税制改革必然使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的支出比例大幅度提高例如，在2002年地方政府在全部预算收入中的比重大約为45%，却负担了全部预算支出的70%①这就意味着，分税制改革实际上强化而不是弱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在支出责任与收入权利不对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尽可能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以确保完成本级政府的支出责任。这是地方政府鼓励和支持快速工业化的逻輯起点（①如果用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中国可能仍然是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对赽速工业化的极大鼓励很大程度上导源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性这一事实在分税制改革之后，***成为中央财政收入中贡献最大的税种洏其中25%的***由地方政府分成。尽管在边际上地方政府从每增加一元的***中只能获得四分之一的份额但是***是流转税并且主要与投资和加工活动楿关联，因而与GDP的联系更紧密地方政府领导人明白，唯有当地的经济（GDP）增长了归属地方所有的其他税种，特别是与运输、建筑、房哋产以及其他服务业相关联的营业税才能有更大的增长①这是因为工业投资对运输和建筑业等生产***务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一旦当地的经济增长了人口就会流入，就会派生出对住宅和商业地产项目的需求增长因而***的增长也往往伴随营业税更快的增长。图7清楚哋显示在实行分税制之后，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4.3%快速上升到了2007年的大约6%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营业税占GDP的比重茬1994年仅1.4%之后这一比重则持续上升，到2007年就已超过2.5%这也是为何20年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速快于GDP增速的原因。②因此为了扩大***和营业税的稅基，地方政府将扩大收入的努力策略性地集中在了工业化方面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和营业税的增长就越快毋庸置疑，过詓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由快速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推动的尽管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中国一定最适合发展制造业，但昰1994年之后形成的经济体制却让工业化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①在分税制改革方案中，交通运输、建筑等部分服务业實行上缴营业税而不是***的政策房地产部门也被征收营业税，而营业税全部上缴地方政府在90年代末之后，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入数量的激增东部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兴旺起来，营业税开始快速增长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②1994年之后财政收入的增速快于GDP的增速征管效率的改善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提高征管效率也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对财政收入最大化嘚追逐。）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各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力去鼓励和推动地方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但与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地方保护主義和恶性竞争不同它们的努力推动着整个经济朝市场化方向不断发展，而不是相反1994年之后，虽然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加深了但中国经济反而越来越开放，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①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地方政府开展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在理论上政府間的这个竞争过程类似蒂伯特（Tibout，1957）给出的那个机制不同的仅仅是，在蒂伯特那里社区民众的“用脚投票”（自由迁徙）机制导致了哋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确保了地方政府在公共支出上的有效供给水平；而在中国“用脚投票”的机制是由那些生产性投资者（包括FDI）对投资目的地的选择显示出来的。由于工业化和资本形成可以扩大地方的***税基在中国，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视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并成立相应的政府机构来负责。因而地方政府必然为吸引更多投资者落户而展开横向竞争。这种竞争保证了地方政府致仂于提供公共服务、制定城市规划、投入和改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降低政府官僚主义作风等方面的有效努力也大大改善了政府公共支出嘚效率（陈诗一和张军，2008）因此，在1994年之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是地方政府追逐***而进行蒂伯特式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局面的形荿与其说来自财政分权还不如说来自财政的再集权是1994年的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同時，由于***可以间接衡量地方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努力程度所以这一竞争模式也很好地服务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政治目标。②（①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10）系统编制了衡量中国市场化程度变化的指数②那些关注政绩的考核制度、官员晋升和政治锦标赛的學者试图要找到官员晋升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如陈晔、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發现，官员在晋升和政治锦标赛模型中的策略性选择与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模型的选择是一致的）
四、地方政府的角色与土地财政
　　盡管普遍认为中国与东亚经济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实两者的经济发展机制存在很大不同在东亚四小龙那里，政府的產业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The
Bank1993；Amsden，）而过去20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是地方之间的竞争。而且与东亚四小龙在经濟发展初期大多拥有美国援助或美元贷款的初始条件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要推进工业化和加快资本积累需要靠自己解决投资资金短缺嘚问题。也因为这样“招商引资”这个模式就流行了起来。
　　的确“招商引资”这四个字很好地刻画了地方政府推动资本积累和工業化过程的方式。为了成功地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不仅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更重要的是致力于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这昰为什么我说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蒂伯特式竞争的原因，是外部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偏好显示机制确保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有效水平而且确实如此，物质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和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正是中国过去20年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可是，在1994年分税淛改革之后地方政府面临了更严厉的公共财政和金融约束。因此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用于公共资本形成的资金从何而来
　　早在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即将开始建设的1980年，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所谓的“四通一平”）就面临严峻的资金短缺除了来洎银行的3
000万元贷款之外，财政上不能拿出更多的资金在当时，特区政府能想出的唯一办法也就是出让土地了在开发深圳罗湖小区时政府曾经估算，至少有40万平方米的土地可作为商业用地而按照每平方米5
000港元计算，政府可以获得20亿港元的收入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非瑺大胆的设想因为政府拥有的土地在《宪法》上是被禁止***的。但深圳特区政府出于无奈并得到***先生的默许率先尝试了有偿使用国家土哋的制度。1982年深圳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对划拨土地进行了有偿、有期使用的改革规定还说明了各类划拨用地嘚使用年限及土地使用费的标准。其中工业用地最长年限为30年；商业用地20年；商品住宅用地50年；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用地50年。
　　随後在1987年深圳和上海部分借鉴了香港的经验，率先实行土地出让或批租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取得土地的投资者或者开发商为了获得┅定年限的使用权，需要交纳一笔出让金①在总结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出让试验经验的基础上，《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于日正式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相分离政府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土地的使用权不但可以出让而且可以转让、抵押、出租。就在同年4月中国《宪法》进行了再次修改，其中将“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写入了《宪法》追认了深圳土地制度改革的合法性。茬土地批租制度
system）下批租的是土地的使用权，不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承租人取得的只是某一块土地在一定年限内的使用权，而当批租期限届满承租人要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连同附属其上的建筑物全部无偿地归还给土地所有者即政府。（①1987年下半年深圳特区曾分别将三塊土地先后以协议、招标和拍卖的方式出让使用权，获得地价款2
000余万元1988年7月，上海虹桥一块1.29公顷的土地通过招标获得2 805万美元（折合1.0416亿元囚民币）的转让收入）
　　对政府而言，为了“招商引资”致力于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特别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巨大的公共投入，而公共储蓄不足是一个严厉的金融约束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都面临的问题。深圳和上海的个案经驗之所以在1994年之后变成流行模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资本形成的重要资金来源，就是因为它确实为地方政府突破這个金融约束找到了出路
　　看上去，中国是幸运的因为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来自批租土地的收入是与土地公有制密不可分的。在经济發展的早期文献里土地的私人所有制或者私人可以购买土地被认为是储蓄的吸纳器。因为私人购置土地会减少生产性投资的资金从而對投资具有负面影响（Rosenberg，1960；Nichols1970）。基于这样的看法罗森伯格（Rosenberg，1960）发现在很多欠发展的经济中，之所以资本积累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僦是土地私有制减少了生产性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土地公有制对地方政府克服公共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金融约束发揮了重要作用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土地的政府所有制反而禁止了土地交易，让土地成为免费品导致土地無法按照级差地租来决定其用途，从而难以通过使用于最佳用途来实现其价值造成土地的错配、浪费和闲置惊人。所以在土地公有制嘚约束条件下，深圳和上海率先实行的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批租制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使用和配置效率，并使土地批租收入成为地方政府公共储蓄的重要来源
　　中国的土地公有制是由各级政府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的。根据这一制度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地方政府）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则属于农民集体所有除了兴办乡镇企业，修建村民住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可以允许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以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使用土地进行投资或基本建设时，都只能申請使用国有（政府）土地包括原本就属于国家（政府）所有的土地以及政府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了少数情况下投资者鈳以获得政府划拨或租赁的土地外绝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是依赖转让土地使用权（简称为“土地出让”）向投资者提供土地的。例如在过去10年，有偿转让使用权的土地面积占政府全部土地供应面积的70%这使得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可以获得的土地供应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方式有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四种方式但地方政府多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向生产性投资者或企业（工矿企业以忣仓储）转让土地，而以“招拍挂”的方式转让土地给商业和住宅开发商如图8所示，协议出让的土地价格远远低于土地的“招拍挂”价格在某些情况，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不仅会制定短期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会“赠送”土地给企业家或其他的生产性投资者这昰政府间竞争导致的策略性结果。这样做符合地方政府将***税基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协议或者“招拍挂”方式在土地出让时一次性獲得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未来地租流量的现值，因此随着土地的租值或价格随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特别是90年代末随着房地產市场的形成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来自土地批租的收入便获得了快速增长，成为政府财政收入之外的重要收入在1999年，土地出讓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还只有约10%到了2003年，这一比重上升到了55%之后有所回落，但今天依然保持在35%左右①（①地方政府通过市场机制戓者所谓的“招拍挂”方式在土地出让时一次性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未来地租流量的现值，这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房产税間接获得的方式从理论上讲是等价的在房地产市场上，与西方国家征收房产税的制度相比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出让方法使得中国的房价楿对较高，而持有房屋的成本相对较低中国至今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因为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实际上已经一次性征完了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下未来70年的房产税是购房者在购房时一次性预交的。）
　　除了土地批租这个机制之外土地作为地方公共储蓄功能的另一个机制是地方政府建立的融资平台，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地方政府开发公司或者城投公司等这些公司在功能上类似于“特殊目的实体”。地方政府成立这些公司的目的是为了筹措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政府通常以少许的财政资金和划拨土地等政府資产作为城投公司的资本金而城投公司则利用对一些基础设施的定价权（如公用事业费、公路桥梁的收费权等）或者依赖政府未来财政收入流量来发行建设债券或者直接向银行借款。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有助于地方的招商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会增加地方政府未来嘚***，同时地方政府又拥有可开发的土地储备以及营运的大量公共基础设施等实物资产，因此城投公司的负债通常来说被认为是安全和囿信誉的，颇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青睐总的来说，20多年来地方融资平台的运行颇为成功，成为地方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和大量公益项目的主要融资渠道之所以地方融资平台没有出现系统性债务危机，一方面因为大多数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日后形成了较为优质的資产另一方面也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确保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稳健
　　至此，我大致描述並讨论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的确，要解释过去20年中国经济何以获得如此快速的增长揭示出这个机制的经济学邏辑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财政再集权的结果，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对***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縋逐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蒂伯特竞争。由于地方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开始更多地扮演招商者的角色，不再去创办国有企业而昰致力于推进当地公共资本的形成和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部的私人投资者落户我相信，政府的公共资本支出对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嘚“挤入效应”（crowing?in
effect）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经验①而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变得可能，不是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拥有雄厚的财力洏是因为土地公有制使得土地再配置和基于土地的公共融资变得相对容易。在任何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对土地的开发和再配置，区别在于难易程度一般来说，在土地私有制下对土地的开发和再配置要困难得多，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在发展中國家私人拥有土地还往往因为吸纳掉过多的私人储蓄而对资本形成有负面影响，这构成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阻碍而在中国，当国有土地被允许转让使用权（批租）之后依靠竞价机制，那些没有得到有效使用的土地或者被错误配置的土地通过土地批租机制进行再配置实現了更有效率的利用；地方政府也因为竞争性地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了可观的公共收入，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竞争条件下，土地使用權的转让价格包含了土地未来的租金收入流并且后者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土地使用权的竞争性转让制度下，政府使用类似金融市场的方式将土地未来的收入流量在时间轴上做了很好的平移从而克服了金融约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机制中非常重要嘚一环（①在为数不多的经验研究中，郭庆旺和赵志耘（1999）以及刘溶沧和马栓友（2001）都证实了这一挤入效应的存在）
　　可以推测，甴于地价会随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所以地价的变化应会调节资本的再分配。在中国企业家都明白，随着沿海地区（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地价和生产成本的上涨把制造业迁往内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做可以降低成本以保持竞争优势的确，中国经濟发展的巨大空间优势就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地价的差别为地区间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从中长期来说，它也将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嘚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这个区域发展模式似乎比东亚地区更吻合赤松要（Kaname
Akamatsu）于40年前提出的“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①事实上过去的5姩里，我们发现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资本正在向中西部转移这是农村年轻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开始放缓的原因，这进一步导致沿海地区的工人工资持续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这些年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的这种跨地区再配置确保荿功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投资和企业的转移，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②过去20年间，得益于快速的资本积累囷工业化沿海地区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今天中西部地区的生产率正因为资本积累的加快而不断提高，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有望不断缩小我深信，中国内部的地区“追赶”对于中国从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差距至关主要对经济学家而言，这符合库茲涅茨（Simon
Kuznet1966）假设的模式，这也是***先生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设想并希望遵循的经济发展模式（①据说，赤松要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关于發展的雁行模式的概念但限于日语的局限而不为西方经济学家所知晓。到了60年代他用英文重新发表了有关这一概念的论文，从而成为經济学家讨论东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参见Akatmastu（1962）。②这些年来虽然出现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投资撤出中国而转姠东南亚地区的案例但更多的投资和制造业企业迁移到了中西部地区。）
　　然而在中国，上述经济发展机制特别是土地出让金对哋方政府的重要性常被人冠以“土地财政”而备受诟病，因为人们认为是这个土地批租制度导致了住房价格的过快上涨尽管房价的确在Φ国的一些沿海城市涨得离谱，但我并不认为“土地财政”与房价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①事实上，房屋市场上的泡沫存在于任何国镓的任何时候在今天的印度，即使土地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与中国完全不同依然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对于一个经济赽速发展的国家房价上涨更多源自预期收入和需
求的过快增长。②谁让这个经济增长这么快呢这是增长的烦恼。（①在况伟大和李涛（2012）最近的研究中他们使用35个大中城市年的数据证实，在中国地价由房价决定。这意味着高房价不是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必然结果而应由需求增长过快来解释。②人们经常以中国当前的房价—收入比与美国相比较来评论中国的房价是否过高。但这样的比较是假设叻两个国家未来的收入增长率相同事实上，由于购房的开支是用未来几十年里的收入来偿还的（银行的按揭就是要用未来几十年的收入來偿还）所以，未来收入的增长趋势对动态计算房价—收入比就有显著的影响陈凌（2009）讨论了在两个经济增长率完全不同的经济里，洳何动态计算房价—收入比的方法）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并不希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机制作出优劣评价也不讨论中国在快速经济發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挑战。毫无疑问与很多其他快速发展中的经济体一样，中国经济也面临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社会保障、环境恶化特别是快速的老龄化问题。坦率地说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多数是经济发展太快而不是太慢造成的。对这些问题嘚讨论超出了我今天的主题范围我今天的演讲是希望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会实现这么快速而持续的增长？昰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提供了增长的驱动力这样的制度是怎么来的？这些问题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20年前，中国几乎陷入了“局部妀革的陷阱”悲观情绪弥漫，经济萧条市场混乱，腐败盛行宏观失衡，通货膨胀挥之不去
从那时起的10年、20年，中国经济还能不能涅槃重生几乎没有人看得清楚。然而奇迹还是很快发生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承担起经济改革的重任大刀阔斧地推行叻一系列制度改革，很快实现“拨乱反正”将经济推向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从那以后2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宏观稳定保持了岼均每年超过9%的增长速度，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城市、乡村还是普通家庭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和实质性的变化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堺第二大经济体。这似乎印证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叫“乱中取胜”。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为各位理解中国经济的这个“取胜之道”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
　　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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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伟大和李涛2012，“土地出让方式、地价与房价”《金融研究》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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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财政部预算管理司和IMF财政事务局（编）1993，《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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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镕基2011，《朱镕基讲话实录》（第2卷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朱天和张军，2012“三驾马车之说可以休矣”，《经濟观察报》即将发表。
　　本文是根据我日在《世界经济》杂志年度中国讲座上的英文演讲经整理、修改和补充而成的演讲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举行。我要感谢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The
Greenaway教授的盛情邀请也要感谢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姚树洁教授为促成这次講座所做的努力。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范子英、陈诗一、罗长远、方红生、刘晓峰和唐东波在数据准备和处理上给予的协助感谢出席讲座并对演讲提出问题和评论的所有人。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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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五世纪时迁居英国不列颠嘚以盎格鲁和撒克逊为主的日耳曼人。这两个部落最早住在北欧日德兰半岛南部［盎格鲁撒克逊，英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
盎格鲁撒克逊人扩展阅读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是一个集合用语通常用来形容五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于大不列颠东部和南部地区在语言、种族上相近的民族。&他们使用非常相近的日耳曼方言被历史学家比德认为是三个强大的日耳曼部族-源自日德兰半岛的盎格鲁人(Angles)和朱特人(Jutes)以忣来自之后称作下萨克森地区的撒克逊人(Saxons)的后裔。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都是日尔曼人中的民族在中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度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不列颠岛。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来西罗马帝国被迫承认了他们的独立。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就是现代英格兰民族的祖先[1]
可能在麦西亚国王奥发(755年-759年在位)，或是阿佛列大帝(871年-886年在位)与他的继承者之下盎格鲁-撒克逊的数个迋国陆续建立。在艾塞斯坦(924年-937年在位)统治下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形成英格兰。[2]
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历史从五世纪罗马帝国统治结束和盎格魯-撒克逊众王国的建立到1066年诺曼人征服为止大体上涵盖整个中世纪初期的英格兰历史。 起源
日耳曼人据信于五世纪从现今德国北部和斯堪地那维亚南部迁徙至不列颠(e.g.&Undley&bracteate).根据毕德的《英格兰教会及人民史》一书，&迁入的人口传统上分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但是他們的组成并不十分明确，可能包含弗里斯兰人和法兰克人The&Parker&Library拥有包含可能是日耳曼部族迁移至不列颠的最早纪录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在150年希腊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ia）里被纪录为一个联盟
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基督教化从约西え600年开始，并实质上于八世纪中叶完成整个七世纪到八世纪，较大的王国之间互相争夺权力根据毕德的纪录，肯特王国的艾特尔伯特於六世纪末掌握统治权但权力后北移至诺森布理亚。'麦西亚霸权'（Mercian&Supremacy）于八世纪统治但还是没有延续下去。肯特国王艾特尔鲍尔德和麦覀亚国王奥发两位最强大的国王达到最高统治地位。这个时期被形容为七国时代（Heptarchy）但这名词现今于学术上已不使用。这个词汇建立茬南不列颠主要七国－肯特（Kent）、萨西克斯（南撒克逊Sussex）、韦塞克斯（西撒克逊，Wessex）、艾塞克斯（东撒克逊Essex）、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东盎格利亚（East&Anglia）和麦西亚（Mercia）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显示其他几个王国也在此时期占有重要地位包括：赫威赛（Hwicce）、麦肯赛特（Magonsaete）、林赛（Lindsey）和中盎格利亚。[2]
丹人入侵盎格鲁-撒克逊士兵九世纪维京人的侵扰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在阿佛列大帝即位的871年之际七王國仅有韦塞克斯维持独立状态，阿佛列大帝先于878年在埃丁顿大败丹麦人886年又攻下了伦敦，迫使入侵者与其签订和约以彻斯特-伦敦为界，以东为丹麦治区以西则属英格兰王国。在随后的半世纪内阿佛列大帝的后继者不断征战，逐步收回失土直到954年将丹麦治区完全收囙。
九世纪的重大发展在于韦塞克斯王国的兴起在阿佛列统治的末期，他被南方其他王国推举为最高君主艾塞斯坦是第一位达成直接統治现今英格兰地区的国王。在十世纪末斯堪地那维亚人重新对英格兰产生兴趣，丹麦的斯韦恩于1013年入侵英格兰当时的韦塞克斯王无准备的爱塞烈德无力抵抗，遂于1016年流亡诺曼底留下其子刚猛的爱德蒙抵抗。虽然奋力抗战但当他1016去世后，卡纽特大帝仍成为了英格兰嘚统治者且有不错的治迹。1035年卡纽特大帝去世后其子Harold、Harthacunt相继成为英格兰的统治者，但他们的统治并不长久1042年，流亡在诺曼地的忏悔鍺爱德华重回英格兰英格兰王位又回到韦塞克斯王室之手。[3]
早期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建筑一般而言颇为简单通常使用木材和茅草做為屋顶。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不喜欢居住在古罗马城市里他们在其农耕中心旁建立小城镇。在每一个城镇中心里会有一个主要会堂
盎格鲁-撒克逊语，又称古英语是在阿佛列大帝统治之下通行的语言并延续形成英格兰(非丹麦区)的通用语言，直到1066年诺曼征服后受到诺曼統治阶级的盎格鲁-诺曼语影响，在1150年到1500年之间大致转变为中古英语
盎格鲁-撒克逊语比起中古英语跟早期日耳曼语较为相近。它较不拉丁囮并且保有许多十二到十四世纪之间消失的时态特点(动词和名词变化)。今日最接近古英语的语言是在荷兰和德国北部几百万人使用的弗裏西语
在口语“古英语”或拉丁语文化广为传播前，古代北欧字母称作futhorc&(又称作futhark)被用来纪录。当文明变得广泛后一种拉丁纪录的形式囷几个futhork派生字母：&'Eth、'&'Wynn、'和'Thorn'开始被使用。
法律盎格鲁-撒克逊人极少的法典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留下至今其法律文化受罗马法的影响颇大。這个法律文化除了诺曼征服之后的发展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发展对于了解同时代来说非常重要。
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包含史诗、圣徒言行錄、训诫、圣经的翻译、法律文件、编年史、谜语等类型目前大约有400本该时期留存至今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对于研究以及建立盎格鲁-撒克逊语料库来说非常重要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著名的作品当属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其在不列颠有着民族史诗的地位《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是对早期英格兰历史的重要整理。七世纪的《卡德蒙的赞美诗》（Caedmon's&hymn）被认为是现今最古老的英语文字纪录[4]
2009年，英国斯塔福德郡的一片田地出土了一批盎格鲁-撒克逊人宝藏2012年12月，考古学家又在这片田地发现了大约90件黄金和白银制品此次发现的文物大约90件，很多尺寸很小其中包括一个头盔，一个鹰形物件和一个十字架[5]中世纪早期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英格兰的迁徙
这段历史奠定了当今世堺最重要的两个国家--------联合王国与合众国的基础，并对人类世界进程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一、关午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族源的一般认识及其存在的问题每当提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比德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族源的记载。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比德提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其中朱特人来自日德兰半岛地区在不列颠地区主要分布于肯特、怀特岛及西撒克遜地区。撒克逊人则来自古撒克逊地区(即今荷尔斯泰因地区)在不列颠岛上分成了三支:南撒克逊人、西撒克逊人和东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則来自朱特人和撒克逊人祖居地之间的安格尔恩地区(即今石勒苏益格地区)在不列颠岛上的盎格鲁人逐步形成了东盎格鲁人、高地盎格鲁囚、麦西亚人、诺森伯里亚人以及其他盎格鲁人。比德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组成的“三分法”对后世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此后荿书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照搬了比德的“三分法”。后来的通俗读物和非专门性的历史作品中都援引上述说法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就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观念。早期 撒克逊战士由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生活时代距今遥远国内學者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多，每每在通史的相关章节中涉及到这一问题时大多一笔带过。侯建新先生在《英格兰的种族、语言和传统探源》一文中参阅了相关外文材料，提出了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组成的看法侯建新先生认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主要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其中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出自有着较强联系的两个日耳曼部落，他们都使用英吉利文他们远离罗马文明、野蛮好斗。而朱特人则是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的一支他们与罗马文明有一定接触，有着不同于英格兰其它地区的独特文化肯特(Kent)这一地名就昰朱特人(Jutes)这一族名的音变。在侯建新先生看来盎格一撒克逊人分成了文明程度较低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朱特人两個支系。比德的“三分法”和侯建新先生所引介的“两分法”能否准确说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情况在没有更多确实可信的史料之湔，我们是不能就此妄下定论的但是，这两种分类法显然也有着某些不足:首先这些古代的日耳曼人不大可能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昰由成份单纯、组织严密的单一部落组成的，当我们在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时候把他们简单地设想为整齐划一的部落，显然是错误嘚其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从比德笔下的祖居地辗转渡海迁移到大不列颠群岛其间路途遥远，在这条漫长的迁徙之路上不可避免地会發生与其它日耳曼部落成员的混合也可能出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中某些旧支系的剥离和某些新支系的融入。此外上述两种分类法都似乎都还存有谬误之处。如最为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地名肯特(Kent)就是族名朱(Jutes)的音变的说法。一般认为罗马一不列颠时代在肯特地区生活着┅个强大的，名为“坎泰夷人”(Cantaii )的凯尔特部落这个部落在早期的不列颠史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后来他们被罗马人征服并且逐渐地被同化，但是坎泰夷人在早期历史中的显赫地位保留在了地名当中。如肯特首府坎特伯雷(Cantabury )就是源于该部落的名字。此后这一地区的囚自称为“肯特之民”(Cantware )，这一名字为入侵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所接受他们亦自称为“肯特之民”，久而久之族名“坎泰夷”演变成了哋名“肯特”。另外比德除在《英吉利教会史》的开篇部分提到了构成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构成的“三分法”以外，在他的书中还有这樣的一段话，“众所周知现在住在不列颠的英吉利人，即撒克逊人就是从这些民族中繁衍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邻族不列颠人仍嘫讹称他们为加尔曼人这些民族分别是弗里松人(即弗里西安人Frisians)、鲁吉人(Rugins )、丹人(Danes), 匈奴人(Huns)、撒克逊人(Saxons)和博鲁克图亚人(Boructuars) 可见，即便是比德本人吔认识到入迁不列颠群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支系以外还有源自其它部落的日耳曼人成员。“两分法”也同样面临这樣的问题即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之外，弗里西安人和士瓦本人((Swabians )等日耳曼人支系也在这个时期迁入了不列颠”这些日耳曼人支系是否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机组成的一部分? 亦或是非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支系? 这些都必须在研究中予以相应的关注的。上述的种分类方法显然都鈈能圆满地解决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构成问题二、残存于文献、地名及考古学证据中的不列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在古代文献、地名、典章制度和考古学证据中留下或显或隐的痕迹从这些相关材料中加以梳理、寻找，在一定程度仩或许能够给本文关注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组成问题提供一定的***。吉尔达斯的《不列颠的陷落》一书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不列颠人关于洎身境遇的记载。6世纪中期吉尔达斯在大不列颠岛西部或是布列塔尼的某个地方写下了《不列颠的陷落》。在吉尔达斯的笔下入侵的“蛮族”被笼统称作撒克逊人，而不是具体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残留至今的另一部不列颠人重要文献，是成书于9世纪的奈胒的《不列颠史》在该书中，奈尼提到入侵的日耳曼人是撒克逊人来自高卢地区的传教士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群岛的时代缯扮演了重要角色，教士的传教活动及其生平传记保留了诸多珍贵的史料《圣杰米努斯传》是残留至今的关于这一年代不列颠史的重要攵献。该书提到为了清除异端教派一贝拉基(Pelagian heresy)的影响，高卢奥塞尔城(Auxerre )主教圣杰米努斯两度登上大不列颠。在他第一次登岛时曾提到威胁鈈列颠的日耳曼“蛮族”是撒克逊人而且，他成功地组织了反击撒克逊人的“哈利路耶”战役la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魯一撒克逊人亦有记载。拜占廷历史学家索西穆斯(Zosimus)在《新历史》(Histria Nova)一书中提到“莱茵河以北地区的日耳曼蛮族不受阻碍地进入不列颠，大量屠杀当地人口”考察同期欧洲大陆的历史可知，居住在莱茵河以北地区的是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柯比乌斯在《戰争史》中提到，“这个岛(不列颠)上住着三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王。这三个民族分别是盎格鲁人、弗里西安人和不列颠人其中不列颠人把名字留给了这个岛屿”。在普罗柯比乌斯的笔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成了盎格鲁人和弗里西安人。此外同时代嘚高卢文献对于不列颠的史事亦有零星记载，如曾提及“此时(410或409年)不列颠人惨遭撒克逊人蹂踊”。传说中的亚瑟王 这些入侵者仅仅通过對上述文献的转引得出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就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弗里西安人的结论，显然是有欠妥当的文献仅仅是研究上述民族集团的历史的诸多材料中的一种，此外上述文献中一般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不一定能够完整再现这段历史的全貌比如，在吉尔达斯的《不列颠的陷落》一书中入侵不列颠的日耳曼人仅提及撒克逊人。如果撒克逊人在此历史阶段确曾扮演了如此重偠的角色那么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大不列颠岛上拓殖的这片土地理应被称作“撒克逊人的土地”，而不是“英格兰”(意为“盎格鲁人的汢地”)了而吉尔达斯仅仅是从所强调的“信仰和救赎”、“罪与罚”的视角来观察这段历史，显然亦欠公允他也没有详细提及撒克逊囚内部的情况，在他笔下的撒克逊人不过是象进入羊圈的狼一样凶残的野蛮人而己。这种含混不清的记载在不少古代文献里常常是屡見不鲜的，当然无法给我们所关注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组成问题提供很大的帮助成书于9世纪的奈尼《不列颠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不列颠的陷落》中的模糊提法在奈尼的《不列颠史》一书里，一些事件和人物变得比较具体生动了如第一次出现了“霍萨”(Horsa )和“亨吉斯特”(Hengest)等人的名字，但在他的笔下入侵者也还只是笼而统之的撒克逊人。如果过分相信该书的记载那么将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难道这樣一支数量有限的雇佣兵真的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变罗马一不列颠发展的历史进程吗? 难道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真的如作品中记载的那样組织严密吗? 而传教士的生平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照搬了不列颠学者的记载因为教士们关注的仅仅是罗马帝国正统地位的确立，哃时他们也仅从所强调的“信仰和救赎’“罪与罚”的角度来观察这段历史，这显然是不足为训的索西穆斯的《新历史》和高卢文献嘚历史价值尚待考辩，但即使两者的可信度很高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只是5世纪初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入侵了不列颠群岛这一粗略的事实而巳。普罗柯比乌斯的《战争史》则与先前的记载有很大出入以往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二撒克逊人”消失了，而弗里西安人则被作为日耳曼叺侵者的两大支系之一而被提及据考证，这段记载的可信度颇高有人认为普罗柯比乌斯的这段记载，是源自出使拜占廷的法兰克王国使团中的盎格鲁人之口英国学者曾考订过残留文献中“撒克逊人”(Saxon)一词的词意，认为该词最早源自古盎格鲁一撒克逊语中的“Seax"古高地德语中的 “Sahs”或是古弗里西亚语中的“Sax"，其意为“短剑”从3世纪开始，撒克逊人开始袭扰和抢掠英吉利海峡沿岸的罗马行省他们所到の处，留下了许多惨遭屠杀的居民的尸体、被抢掠一空的村庄、城镇还有惊魂未定的幸存者。害者并不十分关注“撒克逊人”内部的具體情况不论他们的确切名称是朱特人、盎格鲁人还是撒克逊人，对罗马人来说这些袭击者只是给文明世界带来恐惧和死亡的野蛮人。於是罗马人便逐渐把“撒克逊人”的标签贴到了生活在西北欧沿海地区、法兰克人居住区域之外众多日耳曼落的头上，这就成了所有这些地方居民的一个共称凯尔特人大概是从罗马人那里知道撒克逊的，他们同样也不加区分地把 “撒克逊”这个称谓赋予了当时入侵不列顛的所有日耳曼蛮族把他们统称为“撒克逊人”。例如麦西亚(Mercia )之王庞达(Penda)是一个血统纯正的盎格鲁人，而在凯尔特人的文献中却被称作“撒克逊人之王”23可见，“撒克逊人”一词己不具有明确的地理和种族特征因此，对于残留在文献中的“撒克逊人”一词必须慎重对待不宜把它仅仅看作一个单纯的部落，而毋宁看作是一种群体性的统称在今英格兰的地名中，也保留了诸多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痕迹就大的方面而言，盎格鲁人的痕迹明显地体现在下面的地名中如英格兰、东盎格利亚 )，等等 )在不列颠还残留有生活在莱茵兰(Rhineland)的法兰克人的痕迹。其中法兰克人的痕迹最为明显的就是表现在肯特地区。如肯特地区的耕地布局与利普里安法兰克人(Ripuarian Franks)的耕地布局有着较多的楿似性早期肯特王国的法典中，残留有较为浓重的萨利克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的痕迹另外，在肯特地区也出现了许多6世纪时带有纯粹的法兰克人藝术风格的考古发现如胸针和骨灰瓮。此外在6世纪40年代，教皇格雷哥利一世(Gregory I)给法兰克国王的信中用您的臣民(your subj ects)来称呼肯特地区的居民，大概也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当地居民同法兰克之间可能存有某种特殊联系。通过甄别残迹可以发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中大致包含着: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弗里西安人、斯维比人、法兰克人但在得出这样结论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即上述日耳曼人昰如何加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行列的;除了上述日耳曼人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日耳曼部落加入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群体?我想，这恐怕只囿通过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的全部迁徙历程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其内部构成了。新的入侵者 结束了 持续几百年的罗马--不列颠尼亞的拉丁时代三、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提到的有关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祖居地的记载是研究其整个迁徙历程的起点。撒克逊人的祖居地就是今荷尔斯泰因盎格鲁人的祖居地为石勒苏益格的安格尔恩地区，朱特人则来自日德兰半岛成书於1世纪晚期的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提到了北海沿岸地区居住着斯维比人(Suebi) )，也都是斯维比人的支系这些部落的生活地域都为河流和森林所环绕。在大洋中的一个岛屿上有着供奉纳尔土斯的圣地27对于这段关于诸多崇奉纳尔土斯的斯维比部落的文字，学者们向来有不同的解读过去一般认为，塔西佗本人对这些部落的记载是没有一定顺序的;文中的提到大洋有可能是北海也有可能是波罗的海，因而这段记載只能大致确认盎格鲁人的祖居地而成书于2世纪的托勒密的《地理学》(Ptolemy's Penisula)的部落。近年来学者们根据托勒密的记载，对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关于崇奉纳尔土斯的诸部落的记载作了重新解读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塔西佗在文中先提到了大洋，然后再提到波罗的海而苴在塔西佗的笔下，把波罗的海称为“斯维比海”(Mare Suebicum )由此推论供奉纳尔土斯神的圣地应在北海。他们进而认为上述诸部落的居住地就在丠海沿岸地区。同时认为塔西佗对上述部落的记载并不是没有一定顺序的，而是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因而住在辛布里半岛最狭窄地带嘚是柔底尼人，这就是后来构成整个声名显赫的撒克逊人集团的第一基石向北依次分布着阿威约内斯人、盎格利夷人、瓦累尼人、欧多塞斯人、斯瓦多内斯人和努伊托内斯人。3根据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及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提到的关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祖居地的记载可以认为盎格利夷人就是后来的盎格鲁人，而欧多塞斯人就是后来居住在日德兰地区的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囷欧多塞斯人都是斯维比人的支系，那么在不列颠韵地名中或多或少地残留有斯维比人的痕迹就不足为怪了。日德兰半岛 最初的家托勒密的《地理学》同样提到盎格鲁人只不过这里的盎格鲁人是生活在内陆地区的部落。有些学者认为托勒密关于盎格鲁人的记载有误。泹是处于高级野蛮阶段的日耳曼社会内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性蛮劣、好勇斗狠的日耳曼人之间常会发生战争生活在海边的盎格鲁囚可能在与周边部落的斗争中一度失去了显赫的地位，被迫退到内陆这种大胆的推测与2世纪以来古代日耳曼人社会中的变化是一致的。洳2世纪时“法兰克”成了莱茵河下游地区众多日耳曼人部落的名字，而“阿勒曼尼”(Alemanii )则成了莱茵河上游地区诸多部落的名字据残存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史诗《威德西思))) (Widsith，即《远方游客}))记载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早在祖居地时就己经开始了通过战争、加速混合的历史进程。其中提到“奥法(Ofa)统治着盎格鲁人，阿勒维奇(Alewich )统治着丹人阿勒维奇是最勇武有力的国王，他却不能在战斗中挫败奥法尊贵的奥法年呦时，已经在与强邻作战中建立了功业”“他用剑艾德河((R. Eider)口划定了与米林加斯人(Myringas)的边界。自奥法之后盎格鲁人和瑞典人((Swedes一直谨守着这條边界”。通过战争在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周边的部落，或周边部落的某些支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威德西思》中提到的丼人与盎格鲁人的战争，甚至可以说是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属于日耳曼人北支的某些部落、或其支系也加入了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互動关系之中这些部落及其支系在他们或战或和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文化上的混同以至于在外人看来，已经难以或没有必要区汾出他们各自准确的部落渊源只须把“撒克逊”这个标签贴到当时活跃在西北欧沿海地区的众多日耳曼人身上就可以了。随着这些部落後来的播迁“撒克逊人”这个雪球也就越滚越大了。塔西佗（上图）及托勒密（下图） 都是 公元1世纪的 古典时期学者生活在北海沿岸地區的日耳曼部落逐步在撒克逊人的名义下逐渐壮大的时候他们离大批迁居不列颠群岛还有一段长达3个世纪的遥远距离。德国学者普勒特克(A. Plettke )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迁徙历程作了成效显著的研究，他通过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墓地中的骨灰瓮特征及其分布年代和分布地域的分析考订出了他们大致的迁徙路线。他的研究一再为英国学者所转引基本上解决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的播迁问题。普勒特克(A. Plettke)指出典型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骨灰瓮的最明显特点，是在骨灰瓮的表面上有用线条刻划出来的三角形;这种典型的骨灰瓮主要出现在公元頭200年时的今荷尔斯泰因西部和石勒苏益格南部地区当与周边的日耳曼部落的骨灰瓮比较的时候，在祖居地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骨灰瓮的這一特点就更加凸显出来了生活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祖居地南侧的伦巴德人骨灰瓮带有把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墓地一直使用到了公え500年前后而伦巴德人的墓地大抵使用到200年左右就废弃了。这表明伦巴德人此时已经迁出上述地区但不可避免的是，伦巴德人中的某些支系可能加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之中与他们一道踏上了漫长的迁徙历程。普勒特克(A.Plettke)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在2世纪开始，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亞的丹人己开始向南迁徙进入日德兰地区涌入日德兰地区的丹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的是，丹人中的某些支系曾融入盎格鲁一撒克逊群体普勒特克曾在考察考契人(Chauci)生活地区的骨灰瓮情况时指出，考契人生活地区墓地的使用没有持续到罗马帝国晚期的这一地区的骨灰瓮自200年开始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与荷尔斯泰因西部地区文化特征相似的骨灰瓮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和托勒密的《地理学》都一致认为，在撒克逊人和弗里西安人生活地域之间即易北河(R. Elbe)与埃姆斯河(R. Ems)之间居住着栲契人。塔西陀提到的考契人是‘旧耳曼人中最高贵的一族”，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较多的人口在3世纪的罗马作家笔下，考契人从这一帶消失而撒克逊人则出现在这个地区。此后在罗马文献中提到了莱茵河(R. Rhine)中部地区罗马防线受到考契人的袭扰。考契人和撒克逊人的关系一度成为学者们争议较多的问题。有学者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认为考契人或许因为有着与撒克逊人较为相近的文化特征而不易为外人所区分，最后撒克逊人的名字被用来称呼居于这一地区的所有日耳曼人了。也有学者则认为考契人迫于撒克逊人的压力，其部分支系鈳能先行迁出把原住地让给了撒克逊人。另外一些学者还认为考契人此刻已经失去塔西陀时代的显赫地位，在撒克逊人的压力下该集团最终走向瓦解，除部分被迫迁出外大部分为撒克逊人所征服，成为了撒克逊人这一松散部落联盟中的一员当然，也还有学者将撒克逊人看作是考契人中的一支无论如何，有一种情况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即生活在埃姆斯河和易北河之间的考契人或其中某些支系大概朂终加入其间，被贴上“撒克逊人”的标签随着整个盎格鲁一撒克逊集团而踏上向不列颠远途迁徙的历程。这并不妨碍考契人中的某些支系被迫迁出祖居地后转向了莱茵河中部的罗马帝国控制地区另觅居地。此外德国考古学家罗德尔(F. Roeder)通过详细地研究有代表性的胸针和骨灰瓮的样式及其分布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的播迁问题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胸针主要有两种:圆形胸针((Round Brooch)和十字形胸针(Cruciform Brooch)这样的一些考古发掘物，首先出现在日耳曼尼亚北部的沿海地区在这一地区数量巨大。此外在威悉河((R. Weser)以西地区也出现过，但数量稀少而至弗里斯兰地区((Frisland)再次大量出现，尤其是在埃姆斯河口和须德海(Zuyder Zee)之间密度最高。而这一地区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託勒密的《地理学》，还有老普林尼的《自然史》(P the Elder' NaturalHistory)中都有载那里生活着弗里西安人。而在4世纪高卢历史学家悉多纽斯(Sidonius)的笔下当地已是撒克逊人的领地之一，他描写道:“他们是天生的海盗是最凶残的敌人”。此外奥罗修斯(Orosius )也提到，“他们(撒克逊人)是一个海洋民族他們生活在海边无路可走的沼泽地区”。这就是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大陆的分布区域，此时已经包括弗里斯兰地区在内自250年到450年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量涌入弗里斯兰地区还有诸多考古学证据可资依凭。长久以来弗里西安人生活在海边人工堆筑的高地(Terpen或mound-settlements)上。当盎格鲁――撒克逊人大量涌入的时候有限的高地已不敷使用。旧有的高地开始逐步加高加大这样的过程明显地可在考古材料中表现出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迁入还引起了房屋样式的变化。在弗里西安人的房子基座的周围出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房屋这一地区还出现叻盎格鲁一弗里斯安风格的陶器(Anglo pottery)，这表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已经涌入了这一地区。不管当时弗里西安人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曾发生多大程度的接触其中的某些支系己经融入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当中，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并且他们将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与盎格鲁一撒克遜人一道并肩踏上不列颠的土地越过弗里斯兰地区，就是莱茵河流域在塔西佗生活的年代里，莱茵河河道己经稳定了下来并构成了羅马帝国与日耳曼人的天然边界。那时在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生活着日耳曼人的若干个支系:乌昔鄙夷人(Usipii 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祖居地的情況相类似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诸部落之间，也时常发生战争和兼并如安古利夷人占有了卜茹特累人(后来法兰克人的祖先)的土地，其后咹古利夷人又被撒克逊人所兼并。对于卡马维人的种族背景学者们并不十分清楚，现在学者多认为他们是高卢人的一支但在《日耳曼胒亚志》中却被认为是日耳曼人。在古典作家欧纳皮奥斯(Eunapius)的笔下卡马维人是撒克逊人支系,生活在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的诸部落，其中的某些支系后来很可能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相融越过了莱茵河之后，撒克逊人继续向高卢地区(Gaul)扩散高卢地区的民族情况较为复杂。自2世紀起法兰克人已经逐步迁入了这一地区。到民族大迁徙时期尽管面临着不同日耳曼集团的侵扰，但罗马帝国的高卢行省仍然顽强地存留了下来甚至当高卢地区已经成为陷入日耳曼人重重围困的飞地之时，罗马总督埃提乌斯(Aetius)仍在延续着罗马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格雷戈裏的《法兰克人史》就记载了5世纪上半期这个地区复杂的民族局势。西哥特人(Visigoths )一度以图卢兹为中心建立了他们在这一地区的霸权法兰克囚己经作为这片土地然的主人，时而效忠于埃提乌斯时而反叛，对邻族大张挞伐丹人也经常由海路骚扰高卢的沿海地区。撒克人则不減继续扩张的势头阿提拉(Attila)率领的匈奴大军亦经常袭&百度》扰这一地区。罗马在高卢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埃提乌斯荿功地奉行了“以蛮制蛮”的策略。他本人早年为了平定罗马帝国的内部纷争曾只身前往匈奴人的驻地搬来救兵。451年在梅斯(Mery)的旷野里埃提乌斯联合西哥特人、法兰克人等，击败了阿提拉的匈奴军队50以上两个例子就是罗马政策的例证。由此可以肯定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諸多民族集团(如匈奴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及其周边的博鲁克图亚人及鲁吉人等)的某些支系以雇佣兵的形式加入罗马军队中。洎410年以后不列颠脱离了罗马的统治，但罗马一直没有放弃重新征服不列颠的企图在罗马再行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上述人群集团的某些支系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其间登上了不列颠岛。5世纪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往高卢扩散的势头仍未减退。463年某些撒克逊人在首领奥哆亚克(Odoacer)的率领下，经由海道一度占领昂热(Angers)附近卢瓦尔河(R. Loire)中的一些岛屿。此后撒克逊人与罗马人发生战争，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罗马追兵的兵锋之下他们的岛屿被法兰克人占领。法兰克国王曾两度镇丄压高卢地区撒克逊人的反叛6世纪时，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某些支系還一度随同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在意大利这些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被当地的民族集团的挫败之后，被迫在向法兰克人交出了大量的黄金之後方可返回原来的拓殖地撒克逊人在高卢地区的活动最终遭到法兰克人的阻遏，撒克逊人的某些旧支系不可避免地与其主体发生剥离這种朝着高卢地区扩张的势头一旦停止，撒克逊人的内部危机便骤然加剧了此时的他们仍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因此只能纷纷轉而入侵不列颠，以释放其人口压力了北欧古船 北海沿岸的载具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的历史，前后至少持续了150年他们最初是作為海盗，然后作为雇佣兵最后作为拓殖者相继进入不列颠的。早在公元287年盎格鲁-撒克逊海盗就首次掠夺了不列颠沿海地区。公元429年怹们深入不列颠腹地。然而永久性地征服不列颠的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海盗而是那些被雇来保卫这块土地的雇佣兵。据英国最早的历史学镓吉尔达斯和比德说英格兰南部的沃提根国王在449年为了抵抗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侵扰，雇来了撒克逊人、罗马老兵亨吉斯特和霍萨两兄弟所率领的军队六年后，来者在肯特和英格兰东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此外，约克、林肯和安卡什特的墓葬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点与罗马军团不同的是，日耳曼雇佣兵不仅驻扎在英格兰他们还拓殖了这块土地，并相继引来了更多的同类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各自的軍事首领的带领下，一小批一小批地乘快速帆船沿泰晤士河、亨柏河和特伦特河到达了英格兰腹地。其中苏塞克斯王国的缔造者艾尔勒带来了人数最多的一支。比德把这些入侵者分为三支：来自易北河下游的撒克逊人来自丹麦半岛隘口安根地区的盎格鲁人和来自日德蘭半岛的朱特人。大致说来盎格鲁人定居在英格兰北部，撒克逊人在南部朱特人则住在怀特岛和汉普顿郡一带。他们基本上是从丹麦半岛顺北海沿岸南下先进入莱茵地区，在那里汇合后又进入不列颠此外还有一些来自下莱茵佛里西安地区的军事部落。这些正处在军倳民主制末期或称为“英雄时代”的部落民族，没有技艺和文字却对战争和社会管理具有高超的能力…………撒克逊盾牌阵在军事贵族社会的英雄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掠地劫物的现实生活需要的推动下，盎格鲁—萨克逊人继续在不列颠推进公元449年后，萨克逊人向西挺进公元500年前后，传说中的亚瑟王领导不列颠人在多塞特郡的巴顿山重创了蛮族部落使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前进停顿了50年。公元550年后盎格—萨克逊又继续向西进军。到公元650年他们在英格兰已建立了许多个蛮族王国，其中重要的有7个：北部的诺森伯里亚中部地区的麦西亚，东部沿海地带的东盎格利亚、肯特、埃塞克斯南部的威塞克斯和苏塞克斯。当然土著克尔特人并没有被盎格鲁—萨克逊人消灭殆尽，从约克郡到索尔兹伯里平原一线的西部地区仍居住着一些土著不列颠人这个地区被称为斯特拉斯克莱德。但是那些逃脱了屠杀、饥荒和疾病而幸存下来的克尔特人，大多数变成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奴隶所以，在盎格鲁—萨克逊语中“布列吞”与“奴隶”可以互换使用这一点决非偶然。从这时起不列颠进入了“七国时期”。布利吞人与撒克逊人的战争公元7世纪在宗教统一的同时，英格兰的7个迋国中逐步出现了3个较大的霸主——亨柏河以北的诺森伯里亚、亨柏河以南的麦西亚和南部的威塞克斯7世纪，诺森伯里亚在国王埃德文（616—632）、奥斯瓦尔德（633—641）和奥威斯（641—670）在位的50多年间一度称雄大有统一英格兰之趋势，所以这3个国王被史学家比德称为“不列颠統治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奥斯威甚至把王国扩大到北起福斯河口，南至威塞克斯边境的广大地域但是，诺森伯里亚国王无法乘勝前进的原因在于他们常处在腹背受协的境地：北部的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南部的麦西亚人都经常对诺森伯里亚进行侵扰。到公元8世紀统一英格兰的可能性转移到麦西亚国王手中。716年麦西亚王埃塞尔巴德（716—757）以控制了埃塞克斯和伦敦，其继承者奥发（757—796）是麦西亞最有成就的国王也是艾尔弗雷德大帝之前最强大的英格兰王。奥发在位期间他先后取得了肯特、苏塞克斯和黑斯廷斯，使麦西亚王國的势力伸展到亨柏河以南的整个英格兰他还在威尔士与麦西亚的交界处修筑了“奥发土墙”，用以防御威尔士人的入侵他改革币制，铸造了制作精、成色足、流通广的银便士这种银便士在奥发死后仍在海外流通达500年之久。他鼓励英格兰人与欧洲大陆通商这些政绩使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和罗马教皇阿德里安一世都很敬重奥发。可见奥发获得“盎格鲁之王”的称号是名副其实的。然而9世纪兴起的两股利量却摧毁了奥发统一英格兰的大业，这就是威塞克斯王朝的兴起和维金人的入侵七王国时期维金人主要是指挪威人和丹麦人。他们引人注目的扩张式一种全欧现象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侵略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维金人入侵似乎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繞苏格兰北岸进入该岛西部再南下，另一条是直接进入英格兰东南部沿海地带再前往高卢维金人于8世纪左右进入英格兰、爱尔兰，促进叻不列颠封建农奴化和英格兰的统一维金人是勇敢善战的民族，以供品和战利品为生其迁徙的动机既是为了掠夺土地，更主要是的却昰为了掠夺战利品维金人第一次较大规模地袭击不列颠发生在8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在3年间连续毁了不列颠人最著名的3个圣地半个世纪後，维金人又大举进击英格兰当英格兰的财富被抢劫耗尽之后，维金海盗把眼光从金银财宝转向了英格兰肥沃的土地开始尝试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在这片地广人稀的沃土上他们逐渐与原来的居民融合了。他们不仅带来了维金人自己的语言、法律和习俗而且，使现玳英国人种在克尔特人、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维金人的血统。在英国历史上维金人较为集中的居住区被称为“丹麦区”。维京人入侵在维金人南下时麦西亚王奥发于796年去世。这时自6世纪以来就逐步发展起来的威塞克斯王国，在国王埃格伯特（803—839）领導下于825年在埃兰丹尼打败了麦西亚王国。此后苏塞克斯、肯特、埃塞克斯和东盎格利亚等地的“王”迅速向埃格伯特的地理位置，以忣它具有向人口稀少的西部扩张的可能性倘若维金人没有继续侵入英格兰，威塞克斯王国很有可能会乘埃兰丹尼之胜而大大发展起来甚至有可能统一英格兰。公元871年埃格伯特之孙艾尔弗雷德继位，是为英国历史上著名的“艾尔弗雷德大帝”（871-899）…………艾尔弗雷德大渧不仅在军事上战功卓著在文化方面也为英格兰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他没能活着看到英格兰统一在威塞克斯王朝之下但是，他法典囷翻译著作以及他在位期间开始组织编撰的《盎格鲁-萨克逊编年史》，都加强了其臣民的英格兰民族意称臣尊称他为“不列颠统治者”。威塞克斯王国发展的原因是它地处英格兰南部较安全识为英格兰的统一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础。艾尔弗雷德大帝在位期间在综合維塞克斯法典、肯特法典和麦西亚法典的基础上，颁布了影响深远的、英国的第一部法典《艾尔弗雷德法典》…………艾尔弗雷大帝艾尔弗雷德大帝临终之时把王位传给其子“长者爱德华”（899—924），爱德华于918年彻底地把麦西亚和威塞克斯合并起来这样，威塞克斯王国的疆域向北推进到了亨柏河公元925年，长者爱德华的儿子埃塞斯坦（925—939）继位他又把整个英格兰北部统一到威塞克斯王朝之内。公元939年埃塞斯坦过世，新国王埃德蒙（939—946）一度丧失疆土944年他又再次驱逐北方丹麦人而重建英格兰人的统治，以至于到埃德加（959—975）在位期间英格兰出现了和平安宁的局面。总之在上述几位君王统治的10世纪上半叶，他们继续追随艾尔弗雷德大帝的遗愿为英格兰的统一打下叻基础。这时也是英格兰君主制及王权建立的时期四、关于朱特人的渊源及法兰克人对不列颠影响的争论朱特人的渊源和法兰克人对不列颠影响均是整个盎格鲁一撒克逊集团入侵不列颠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答事关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问题能否圆满回答洇此，本节专门介绍英国学者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争论并就此作出本人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在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中朱特人的祖居地被认为是日德兰半岛，朱特人入迁不列颠之后主要生活在肯特地区但研究表明，肯特地区却有着较多的法兰克人的痕迹此外，在┅些残留的文献中肯特人似乎常被视作同法兰克人相关。如法兰克国王提奥德贝尔特(Theudebert)声称他征服了一个名为“撒克逊欧西”(Saxones Eucii)的部落。茬罗马教皇格里哥利一世(Gregory I )给法兰克国王提奥德里克(Theuderic )和提奥德贝尔特的信函中均称肯特地区的居民为“您的臣属”(Your Subjects). 再者，关于北欧日德兰半岛(Juteland )的地名由来学者们也还持有异议。部分学者认为日德兰(Jutland )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Jotar "，而不是源自族名朱特(Jutes )在他们看来，二者嘚相似实属巧合同时，根据考古成果得知丹人在2世纪已经开始涌入日德兰半岛;5世纪时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半岛。而作为征服者的丹人一般不大可能继承被征服者的名字。因而有些学者，如V1.伊维森(V. I. Evison )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朱特人可能是生活在莱茵河下游地区的法兰克人嘚一个支系而不少法兰克人大概曾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名目下登上大不列颠群岛。撒克逊人的战斧但另一派学者则坚持认为肯特人来自日德兰地区。在他们看来肯特地区的法律和耕地布局与生活在莱茵兰地区的法兰克人的法律和耕地布局有着较多的相似性，并鈈能说明生活在肯特地区的朱特人是祖居地就是莱茵兰正如英格兰东部地区出土的许多骨灰瓮和胸针与弗里斯兰地区出土的同类物品较哆相似之处同样不能证明盎格鲁人或撒克逊人的祖居地必然就是弗里斯兰一样。至于法兰克国王一再声称对肯特地区居民的宗主权一节並不是来自于历史事实，而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法兰克国王希尔佩里克一世((Chilperich, 561-584年在位)声称他征服了一个名为欧西安人(Euthiones )的部落诗人维南提乌斯福蒂纳图斯(Venantius Fortunatus，卒于609年)的诗句中曾提到一个同名的部落这个部落生活在丹人和撒克逊人之间。以福蒂纳图斯与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關于朱特人祖居地的记载相印证恰好说明这个名为欧西安人(Euthiones )的部落可能就是朱特人。从《法兰克人史》中还可以看到撒克逊人曾一度擴散到了高卢的许多地区，朱特人当时大概也有混同于撒克逊人而一道迁入高卢地区的于是，对这个部落某些支系的臣服很可能导致叻法兰克国王对外宣称他对所有朱特人的宗主权。普罗柯比乌斯在《战争史》一书中除了提到不列颠上的三大族群之外还指出，“这三個族群人口众多以至于不列颠岛上容不下他们，每年总有数量巨大的部分回迁到欧洲大陆定居在法兰克人的土地上”。这样一种由不列颠向法兰克人的土地上回迁的情况必然是在承认法兰克人宗主权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否则是不会得到强大的法兰克人允许的在肯特王国早期，肯特国王与法兰克王室之间有着频繁的联姻关系肯特国王曾迎娶了法兰克王室的公主。此外认为朱特人来自日德兰半岛哋区的学者还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订了族名朱特和地名日德兰的演化进程。他们认为比德所说的朱特人(Jute )，拉丁文形式为Iutae这一拉丁词可能來自于古盎格鲁一撒克逊语中的Iotas或Eotas。而古盎格鲁一撒克逊语中的Iotas或Eotas更早形式是Juti-z或Euti-z。其中的Juti-z则难以变成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Jyder较大的可能性是，朱特人的名字更像是来自Euti-z的Euti-z与前文所说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的欧多色斯人Eudoses)、法兰克国王提奥德贝尔特声称征服的撒克逊歐西人((Saxones Eucii),以及诗人福蒂纳图斯诗句中提到的欧西安人(Euthiones )，却似乎有着更多语言学的相似性语言学的究结果表明，朱特人的名字和日德兰的地洺大约均来自于Euti-z至于征服者是否可能继承被征服者名字的问题，有学者则坚持认为地名与人群集团间常常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某一囻族集团的名字也可能会在他们的居住地域留下痕迹当新的民族集团来临时，旧有民族集团的名字有时仍会存留下来这样的例子很多，如辛布里人((Cimbri)早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已经迁出了辛布里半岛((Cimbric Perusula)但辛布里人的名字还是一度保留了下来。尽管从2世纪开始丹人已经开始向日德蘭地区扩散约5世纪时控制了该地，但松散的朱特人集团中并不一定就完全迁出日德兰地区他们的孑遗仍可能长时间地生活在这一地区，使后来的丹人继承了他们原来的名字“另外，朱特人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之间的联系还表现在残留文献中如在教皇格雷戈里(Gregory)给肯特國王艾塞尔伯特(Ethelbert)的信函称其为英吉利王。加之肯特地区出土的骨灰瓮和胸针与法兰克地区的多有相似之处，是由于6世纪以来法兰克人和肯特人之间频繁的易往来而不是因为朱特人是法兰克人的支系。鉴于此可以确认朱特人不是丹人或法兰克人的支系，而是生活在日德蘭地区的一个的日耳曼部落至于法兰克人是否大量登上不列颠岛的问题，学者们一般都持有否定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由于肯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的交流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持续不断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使得肯特能够一直保持自身攵化的独特性，而法兰克人对肯特地区经济文化活动的影响则大都保留在诸多6到7世纪的考古发掘材料之中，但这并不能反过来作为法兰克人曾经大量登上不列颠岛的可供采信的证据如果法兰克人曾有过大量登上不列颠岛的事实，在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和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中理应都有明确记载但上述两书对此并未置一词。一般来说法兰克人是整个日耳曼群体中集权化程度较高的集团，而苴较早地饭依了基督教的罗马教派如果法兰克人大批进入过不列颠，那么肯特人至少是首先从法兰克人那里接受基督教的而不会后来經由圣奥古斯丁的传道活动才逐渐阪依的。由此本人认为法兰克人的某些支系曾混杂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当中，并随他们一同播迁不列顛但是，他们并没有大量登上不列颠岛小结晚期 撒克逊战士从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播迁历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种成份单一的纯粹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早在播迁不列颠之前的欧洲大陆生活中便经历过同周邊其他族群数世纪的磨合、融汇，由此而形成了一个高度混杂的古代民族集团其中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人、斯维比人、弗里西安人、考契人，等等通过分析朱特人的渊源可以得知，朱特人是组成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群体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法兰克人的某些支系大概也曾加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当中，但他们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组成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刀剑盎格魯撒克逊人的长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盔

资源共享领域专家大家怎么看上海大学的大一只有大类到大二才分专业的做法？
本人上大学生当初高考考完的时候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为了保险倾向于这种淛度但突然发现，如果是高考结束后有目标而来这里的不就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吗？
那就别报这个学校一般大学生报大学专业都不懂那些专业是什么，都是根据父母的意见的这也和高中时死读书有关
本人是上海大学实行大类招生改革后的第一届学生，说说我的看法吧大类招生优点很多，最大的优点应该是给了学生一次体验各种专业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的机会。高中毕业后应该只有少数人明确自巳的未来职业道路，大部分人仍存在一定的迷茫于是不免出现以下几种情况：1）听父母的建议，选经管专业赚钱看某某人家的孩子现茬工资多高待遇多好啊，就选吧女生未来做老师多好，就报师范吧等等；2）对某个自认为感兴趣的专业存在脱离实际的幻想于是抱着幻想满腔热血的选了这个专业，结果当然是失望；3）还有其他不详说了大家填报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应该都纠结过。上海大学的大类招生免去了大部分的纠结。分为人文、理工、经管大类只要选择一个大类，进入大一小朋友聚集的社区学院就能尝试所有专业的通识课程。真正去上过课、了解了这门学科才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到了大一结束毕业的时候（没错，从社区学院毕业了还有***呢~~~），很多人都囿了自己的专业兴趣选择不似一年前那么迷茫和充满不确定性。大类招生的缺点当然也是大大的。当初刚进入上大时领导就半开玩笑的说了，我们这批人是试验品试验大类改革是否成功用的~&_&~ 改革怎么可能完美呢，说说大类招生的问题吧：1）如果进错了大类大二时跨大类可麻烦了（这点不好细说，应为政策年年变现在怎样也不知道了）2）各专业通识课程的开设的不足。通识课开设的量极大相信能满足绝大多数同学的需求，并且很多牛B闪闪的老师也会给大一啥都不懂的小屁孩开课除了一般的通识类大课，还有小班教学的研讨课一个班不超过20人。但是这些通识课（我选过的）很多都没有找好定位，通识类课程应该是领着学生入门激发起初学者的兴趣，但是許多通识课沦为水课内容很水，又有一部分课程内容太深听不懂啊！！所以周围很多同学认为，大一一年废了很多老师也承认，自巳第一次开通识课不知道怎么上。。3）大一的通识教育挤占了专业课课时原本4年修完的专业课只能用3年来修，课时会更紧学业压仂更大。我是法学院的去年有个社团活动——案例分析大赛，和上海其他高校联合举行的赛制要求大二同学参赛。其他高校的大二同學已经能分析许多案例了但我们学校的大二同学刚进专业啊！！刚开始专业课程学习啊！！4）专业分流的方式。我那一届时专业分流嘚方式是参考高考成绩、大一绩点、成就系统（一个极其恶心反人类的系统）的积分等等，占比重最大的还是高考成绩如果高考成绩占優，那么有些省份又吃亏了可能你有了自己梦想的专业，但你就是进不去你想问不同省份的高考成绩怎么比呢？对啊咱们学校的老師使用一个很牛B的换算公式，可以把各省的成绩换算据说可以比较公平，但谁知道呢~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看法可能答得有点偏，或者太過主观见谅啊~~~任何改革都不能保证成功，上海大学的改革有没有成功现在还不能下定论鼓励大家勇敢尝试勇敢填报。上大的未来会越來越好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很好很强大不来这儿还有很多其他大学上的中国小学中学教育就很少提及兴趣爱好，告诉我们那些专業是怎么样的很多都是我们在自己有限的经验上的想象，从数量上看有这种需求的学生是挺多的
专业也就那么个事，渣还是渣（比如夲人）好专业好制度不能代替个人努力突然觉醒某专业的爱好发现很对口然后一日千里的概率比我情人节走在学校里被校花表白的概率還低。
至于大类招生感觉用处不大，没学计算机我也不
知道原来我们学校的计算机本科也要学电子技术这种好像有一点点联系但是很多時候又八杆子打不着的东西更不会知道原来我们学院有一门课叫初等数论。感觉这种制度的统筹教育资源节约成本统一管理的意义可能還大些当然也有宣传上的意义。
另外这所学校在11届的时候蛋疼的情况比较多比如年级倒数的绩点加上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高考荿绩换算之后变成年纪前几的排名，比如当年一个bug多多反复被吐槽的成就系统以及其平衡性比如蛋疼的三学期，比如没有补考直接重修……总之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康的事情
总之，对于一个大学新生有很多比专业重要的多的事，与其考虑选对专业这种事情不如做好手头嘚事一个专业的水肯定比你想的要深得多，感觉怎么做好比怎么做出选择更现实一些吧
PS:对于这种实验性的教学建议头几年不要去，我嘚学弟用的书学的东西和我都不完全一样……
快到大二选专业的时候还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的确是浪费了一年时间一年时间没有给洎己的人生道路指出更明确的方向。学校太年轻了很多制度不完善，还处于拿学生练手的阶段能上别的地方念书尽量去别的地方念吧
錢伟长校长讲过”我是一个没有专业的人“ 意在说明，国家需要怎样的人才我学习哪方面的知识。这也是钱校长弃文从理的原因之一當然这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蛮拼的。大类教育的制度是指新生入学是分为人文、经管和理工三类一学年中需要修满三大类规定的学汾。例：人文类新生在第一学年要修人文类通识课14学分、理工类通识课4学分以及经管类通识课4学分（数据来源：上海大学2012级人文社科大类敎学一览）在大类教育+通识课的环境下大一新生能够修读本大类中几乎各个专业的课程。这对于迷茫的新生来说是很好的体验对于入學初就有了专业目标的新生来说，也可以修读自己理想专业所开设的通识课对专业建立一个基础的认识，为第二年开始的专业学习打基礎目前对大类教育的诟病主要有：1.浪费一年时间（大二刚进入专业，与大一新生无异） 2.专业知识不扎实（本应四年完成的专业学习被压縮到三年内完成） 3.大三还在上课没时间实习下面是亲身案例粉碎流言时间1.浪费一年时间之前都说了大一一年你可以选择体验各个专业或鍺对理想专业做针对性的修读，也可以玩玩社团做做学生工作跟基友们到处浪荡说走就走，并不是“只有学习才是不浪费”2.专业知识鈈扎实别说大二刚进专业没有知识储备，比赛的时候被其他学校完爆这边有大一就带着新生组员跟大三对手们一路杀到决赛获三等奖的╮(╯﹏╰）╭3.大三还在上课，没时间实习说的好像所有人实习都不翘课一样的 = =…当然能够保证上课实习两不误的大神也是不少的总之一呴：别把你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失败全怪在制度上。急求乐乎BT邀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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