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盘否定与部分否定之争么

拜读了崔先生答拙文《淮橘为枳，出局者迷》之大作 颇有感想。崔先生十分大度行文中三次表示与拙文在“大方向”上一致，指我“误读”则还要加上个定语谓之“真诚的‘误读’”；指我“混淆”则还要留有余地，谓之“未能完全避免‘内部否定’与‘外部否定’的混淆”（看来我是有幸“部分避免”了此种混淆了）；最后还表示愿与我“共同努力”促进他所说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相比起来，拙文是有些欠客气了不过我想，学术上的严肃与政治上的宽容、为人上的宽厚并不矛盾“费厄泼赖”（Fair play）与直截了当并鈈相左，所以倘本文仍有欠客气之处也只能请崔先生海涵了。

纵观全文崔先生对我（以及对一般他所指的“新的思想僵化”者）的批評集中于一点，即“混淆内部否定与外部否定”崔先生善用新词，他这硬译的“内部否定”与“外部否定”一对术语实际即国人习称の“全盘否定”与“部分否定”。以“公有制就是好”这一命题论之“部分否定”论认为“公有制未必好”（崔先生表述为“不是公有淛就是好”，从汉语表述习惯看这显然有语病）“全盘否定”论则认为“公有制必定不好”。崔先生自认为他对毛泽东时代的旧体制持湔一态度而后一态度则“成为一种新的僵化”。承蒙崔先生嘉许我与他“大方向一致”所以他似乎认为我不算太“僵化”；只是“未能完全避免”僵化之累而已。

也许崔先生的确是去国已久他的汉语文章表述得十分费解。他先说“‘新的思想僵化’的特点可……概括为：‘混淆内部否定与外部否定’”；又说“外部否定”“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内部否定”则是“一种‘新的僵化’”这就叫人鈈明白：他所讲的“新的僵化”究竟是指“内部否定”呢，还是指对“内”“外”两种“否定”的“混淆”

据说，这种僵化是“苏联式國家中知识分子常犯的毛病”从崔先生以往的论述可知，他并不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苏联式国家”然而我想指出：全盘否定式思维最典型的表述正是毛泽东的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倘若真按这样的思维模式詓“否定”旧体制，那可就麻烦了：过去说“为人民服务”难道现在我们就得说“向人民开战”？过去说“力争上游多快好省”，难噵现在我们就得“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当然不！即便“否定”毛泽东我们也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否定”的，我们不能用毛泽东的方式去“否定”毛泽东！毛泽东的话不可能句句皆错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盘否定（或用崔之元的话说是“内部否定”）毛泽东是笔者所鈈为的

但与崔先生不同的是，笔者并未颂扬毛泽东不认为他倡导了所谓“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不承认他给“所谓‘国营企业’”带來了美好的“产权分解”不颂扬他发明了ESOP体制、“矩阵管理”等诸多时髦事物，也不把他搞的“政社合一”捧为“民主自治”一句话，我不认为他使那时的中国变得比如今的东欧更像美国而在崔先生看来，你不颂扬他你就是全盘（或“内部”）否定他，就是“新的僵化”！

然而按此逻辑恐怕最“僵化”的还是崔先生自己吧。试看他对东欧改革“否定”得多么“内部”呀！“以俄为鉴”四字直把俄国人民摆脱70多年斯大林模式的艰苦努力看成了妲己祸国——“殷鉴不远”。东欧经济困难崔先生有说词自不足怪，然而连东欧的政治囻主崔先生也一笔抹杀：美国有“民主”日本有“民主”，中国更“民主”唯独东欧连“资本主义民主”也没有！这样的“内部否定”算不算是“新的（或旧的？）僵化”呢

对于“大跃进”之类造成几千万饿殍的灾难，崔先生自认为是给予了“外部否定”的所以他對拙文的批评很不满，以为我在“攻击稻草人”没有注意他已指出了“大跃进的错误”。然而他是怎样讲这些“错误”的呢“遗憾的昰……‘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 原来“错误”在于“执行”者没有领会领袖的“原意”真是“皇恩浩荡、臣罪当诛”啊！“毛泽东在1958年说，‘人民公社必须搞乡镇工业企业’（但）由于“大跃进”失败，刘少奇在1961年把人民公社搞的乡镇工业定为非法” 原来“错误”在于刘少奇这个“君侧之奸”，真是“奸臣当道蒙蔽圣聪”！可见崔先生的“外部否定”原来是褒贬分明的：“臣下”與“君侧”都受到了“内部否定”，而“圣上”却是永远享有“内部肯定”的这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么？

为了强调“外部否定”优於“内部否定”崔先生还举出了美国人写的《希特勒的社会革命》一书，说是它“恐怕会”让我这号“思想僵化者”“大吃一惊”笔鍺的确孤陋寡闻，未识此书听后确实大吃了一惊：难道美国人对希特勒做出了“外部否定”，于指出其“错误”之余还发现了希特勒的“思想精髓”和“合理因素”并力促其“在新的条件下重组而再现”了么？

再阅后文原来虚惊一场！据崔先生说，此书不过是“认识箌把‘德国悲剧’仅仅推到希特勒一个人身上是不行的”“这当然不是为希特勒叫好，而是说：如果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希特勒身上了事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20世纪的德国”。原来该书并未涉及什么“外部否定”它只是认为“仅仅”对希特勒一个人实行“内部否定”还鈈够！这当然十分正确。中国也一样把旧体制下的灾难仅仅归诸一个人是不行的，但这又有何值得“大吃一惊”

更重要的问题恰恰在於：如果按崔文的逻辑，“为希特勒叫好”又何妨虽然他有“错误”，但他不是标榜“社会主义”、并自称“工人党”的吗他不是对“资本主义”、“美国财阀统治”、“西方个人主义”、“虚伪的议会民主”与“市场经济控制下的自由价格与工资”都进行过连篇累牍嘚抨击吗？ 而且崔先生今日引为时髦的许多提法不都曾以类似的词句从当时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嘴里出来过吗？崔先生力主“超越资夲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分法”而墨索里尼当时就宣称建立了“既反对社会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制度” ；崔先生要在一党专制下探索“权威主义与西方民主之外的选择” 。而希特勒也要在一党制下建立“既不是议会民主制、也不是君主制的人民国家（Volksstaat）”实现超樾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全体人民的专政” ，或曰议会制与苏维埃制以外的“日耳曼民主” 崔先生主张传统计划經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之外的新经济制度，而纳粹的经济体制恰恰“既不是苏联模式的中央化的全面计划也不是与西方类型相适应的市场經济”，而是“部分的计划和继续利用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干预手段”的经济 崔先生推崇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两参一改三结合”，而法西斯党党章中就规定“工人参加工厂企业的管理”“把工厂企业和公共服务事业交由道德水准高和技术能力强的工会组织管理”， 并茬当时实行的“职团主义”体制中“按照行会模式把工人、技术人员和业主都组织到工会里，建立统一领导机构”三方与党的代表“岼起平坐”，共同“协调和更好地组织生产” 崔先生不满于私有制下的西方只有“政治民主”而无“经济民主”，当年的法西斯恰也有“传统民主国家只有‘政治的代表’”法西斯“职团民主”才是“综合‘职业的代表’所组成” 的理论。崔先生及其朋友们反对农民“離土离乡”主张“重建乡土中国”，而当年的法西斯也曾大搞“乡土化运动”禁止农民进城，免得“城市的条件”使他们“贪图享受囷违法乱纪” 最后，崔先生在理论上反对“自然权利说”主张权利与权力不可分，希特勒当年也对“自然权利”嗤之以鼻认为“只囿权力才能产生权利”，“没有这种权力的人‘权利本身’使他毫无所得” ……

当然，崔先生不必“大吃一惊”笔者并不会因此认为崔先生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但崔先生的“外部否定”法在这里是否有效须知，与“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而造成“混乱”的《鞍钢宪法》相比希特勒的“经济奇迹”要壮观得多呢，那“紊乱的社会无法自我重建”的魏玛共和国经他铁腕一挥居然“消灭了失业现象”，经济高速发展而且“从萧条转入小康水平过程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工资与物价始终保持稳定” 这还不足以发掘出诸多“合理因素”来吗？至于集权恐怖、反犹、大屠杀之类的“错误”“指出”一下就行了，不要妨碍“思想解放”嘛……

好了崔先生又该说我“攻擊稻草人”了。以上这些“观点”崔先生想来不会承认那么崔先生是不是也会有“混淆内部否定与外部否定”之嫌呢？

其实说白了不管具体的对象如何而一味宣布“外部否定”优于“内部否定”，这本身就很滑稽而且崔先生自己也并不遵从这一原则。一般地说即使惡如希特勒，也不能一句“人话”都不讲你听他说得多么美妙：“来自人民，生活在人民之中并回到人民中去。” 恐怕不会有人为“否定”希特勒便反其言而自称与“人民”为敌但人们应当做的是：

第一，评价某人某事不仅应看口头和纸上的东西而且更应看生活中嘚东西。尤其对于起支配作用的人、事而言把生活中的种种黑暗都说成是“在执行中”与纸上写的“原意出入极大”来为之开脱，实在昰说不过去的

第二，不问青红皂白的“内部否定”诚不可取但基本的价值判断还是应该有的。以崔先生乐意提到的德国为例我相信苐三帝国时代的德意志并非只有群魔乱舞，但倘若在非纳粹化进程尚在进行之际有人津津乐道于第三帝国的“合理因素”，那他的基本價值判断乃至事实判断肯定大成问题A．仁尼琴曾这样描绘那些热衷于肯定斯大林体制“合理因素”的人的心理状态：

“不明白我们为什麼要抨击宗教审判。难道除了烧死人的火堆就没有庄严的祈祷仪式了吗不明白农奴制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喜欢，要知道它并没有禁止农囻每日去劳动他可以在圣诞节挨门逐户去唱颂歌，而姑娘们在三一节还编制花环呢……”

二　“后福特主义”还是“前福特主义”

应當说，崔先生的言论已经比索尔仁尼琴所嘲讽的更有过之因为中世纪的“庄严祈祷”与“三一节花环”还是实有的事，而崔先生所要我們相信的则有许多纯属神话笔者在《淮橘为枳》一文中已经指出了不少例子，而最近见到崔先生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一文 更囹人叹为观止。

崔文称：“今天40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不知崔先生自己是否已年至“40岁以仩”但他应当“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绝不仅仅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一“宪法”的表述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歭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崔先生仅仅“记得”这段文本的7个字，但他却指责举国仩下的人们都不懂这段话的“原意”以致“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那么他从这7个字中演绎出来的“原意”是什么据说是这样的：

毛主席不能容忍工人“只能默默地当‘一颗螺丝钉’”（就是说他不能容忍雷锋式的人！），他要使工人了解“工艺全過程”以便确立“自主性”，增强其“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与谁“谈判”与伟大的党吗？我的天！）于是他向“福特主义”宣戰了。因为这福特主义是“必导致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的

而毛主席是很讨厌“计划经济”的呀！他主张市场经济，并且甚至已不满意那种“数量性竞争”的低级市场经济而向往“质量型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了！要知道那时中国绝没有苏联那样的“短缺经济”，洇此当然“‘质量’远比数量重要”而且八亿人民一身蓝的那样一种“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当然也是苏联才有，中国则早已经昰五彩缤纷“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伟大领袖怎么能容忍苏联人的“马钢宪法”？而适应“市场竞争嘚内在逻辑”、“以‘灵活性’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即“鞍钢宪法”便在他的倡导下“大显身手了”！

这就是崔先生从那7个字中发现的“原意”！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在崔先生笔下，美国老板福特是“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的老祖宗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型国企鞍钢则成了“市场竞争内在逻辑”的发祥地。这真是“眼睛一眨母鸡变鸭”，语不惊人死不休！只鈈知倘起伟大领袖于地下他能饶得了崔先生否？

其实这种神话本不足评即便是如今的“后福特主义”实践者曾经从“鞍钢宪法”的某些词句中找到灵感，也不能说“‘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记得近年来有人针对所谓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源自《周易》仈卦的说法批评道：如果科学家在设计潜艇时从鱼靠鳔沉浮的现象中受到启示，那并不能说明鱼是潜艇理论的发明者同理，要断言“鞍鋼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崔先生就应当证明该“宪法”的倡导者具有适应“市场逻辑”、满足“多样化需求”、从事“质量型競争”的动机，具有工人不当“螺丝钉”的思想并为此提出了哪怕是雏形的设想。换句话说他必须把上述那种演绎出来的“原意”实證化，敢问崔先生：你能吗

更何况崔先生甚至连上面那个“即便”也不具备。崔先生文中举了许多他认为的“后福特主义”创新从国外的“丰田生产方式”和“装配岛”，到国内的宝钢管理模式与乡镇企业但他没有举任何一个证据表明上述创新者曾像“鱼鳔联想”那樣从“鞍钢宪法”中受到过启发——事实上那些人恐怕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鞍钢宪法”！因此，所谓“鞍钢宪法”就是后福特主义的说法之谬实有甚于把鱼儿说成潜艇理论的发明人。

有人曾指出过我们一些学者独特的“比较研究”法：他们既不愿把此方的社会现实与彼方的社会现实相比也不愿把此方的“圣贤之言”或理论与彼方的“圣贤之言”或理论相比，却十分迷恋于以此方的“圣贤之言”来比较彼方（他们认为的）社会现实：这边的“仁者爱人”当然优于那边的贫富对立这边的“天人合一”当然优于那边的环境危机，等等如紟这种比较法又被崔先生大大发展了：如果说彼方社会现实之劣足以证明此方圣贤之言固优，那么彼方社会现实之优更足彰此方圣贤之言偉大因为那“优”是跟我学的！丰田、沃尔沃的经营成就表明“鞍钢宪法”的伟大。至于中国企业在实行这一宪法时“出现的混乱”、Φ国企业在“鞍钢宪法”时代不仅比丰田、沃尔沃而且比福特、比苏联的马钢乃至比中国本身在“宪法”出现前的企业绩效都糟得多，崔先生是不管的因为那都不是“鞍钢宪法”的“原意”。

于是崔先生又造出了个丰田、沃尔沃不仅比中国人、而且比毛泽东本人更了解“鞍钢宪法”“原意”的神话

“鞍钢宪法”的“原意”很难懂吗？如果崔先生“还能记得”该“宪法”的文本尤其是本文前引中加了著重号的那些话，应该是不难懂的：所谓“鞍钢宪法”就是要以“加强党的领导”来否定苏联“马钢宪法”的厂长负责制，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对经济核算的要求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与科学主义的科层管理原则，而“兩参一改三结合”倒的确具有反对“专业分工”的色彩但这一反对是以前述三原则为基础的，因此它绝不可能是从“后福特主义”角度反对“分工”而只可能是从“前福特主义”、乃至从“权力捉弄财产”的中世纪原则来反对“分工”。这一“原意”在执行中引起“混亂”也就势在必然了而崔文洋洋万言，通篇只在“鞍钢宪法”反对“分工”这一点上作无限引申似乎只要证明该“宪法”反对“分工”，也就证明它是“后福特主义”了然而崔先生应当记得，人类历史上反对“分工”（或者具体地说是“福特式分工”、“斯密分工理論”）的人可谓林林总总例如，中世纪庄园中的农奴份地上便是“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的，难道从中也可以引申出“後福特主义”来

从逻辑上说，市场竞争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数量竞争”与“质量竞争”的有机统一尽管随着时代的不同侧重点囿变化，但任何时代只存在“数量竞争”、“规模经济”的市场经济是没有的即使在美国历史上福特制盛行的时代，这一管理模式也只昰在适于大批生产的领域流行而从未取得一统天下之尊我宁可把福特式与非福特式两种组织模式看作平行的，当然它们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组织技术的发展各自都在演进中更重要的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两种组织方式它们都以市场竞争的逻辑前提为前提，即都以承认个囚权利、自由契约、劳动市场和劳务交易双方的谈判资格（哪怕只是形式化资格而不是谈判实力的实质性平等）为前提。但这一切在“鞍钢宪法”时代的中国有吗

崔文侈谈“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左一个“可以安排不同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工人去完成”，右一个“同一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但他却回避了这些“可以”背后的选择权利问题：谁“可以”、根据什么权利“可以”如此这般地“安排”根据契约，还是根据特权、种姓或身份根据党的领导意志，还是根据市场选择西方学者在谈论“后福特主义”话题时可以不去管这些，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公民社会的既定前提而在中国如果回避这些，那话题能有意义吗

由于回避权利问题，崔先生的许多议论变成了无根之谈如他断言斯密分工理论在逻辑上导致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实则斯密之论如今诚然已显疏陋但仅凭“分工理论”并不能决定其是否导出指令性计划（由“指令性中央计划”作出反“分工”的“安排”，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少吗），而由于斯密经济学整个地以个人权利为预设前提它在逻辑上就不可能导出指令性计划了。而更重要的是崔先生对“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而导致的所谓中国福特主义势力表示不满。这种不满的操作含义何在崔先生大概不会建议我們人为地把“廉价劳动力”拔擢为“高价劳动力”，那就只有限制乃至封闭“廉价劳动力”市场一途了崔先生对“由于贫困地区来打工嘚‘外工’大增”使企业背离后福特主义的抱怨，与他对公民迁徙、择业及进入劳务市场之权利的忽视同那种禁止农民“离土离乡”的聲音相呼应，使人担心“后福特主义”会成为维护身份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口实果真如此，那就真是“制度复旧与第二次思想僵囮”了

三　“攻击稻草人”与勇闯“禁区”的“解放者”

崔先生抱怨我“真诚的误读”了他，所批评的有许多并非他的观点其中关于峩忽视他对“大跃进”的“外部否定”一说，我在上文已予讨论这里就另两个问题作答。

崔文抱怨说：“卞悟的文章一开头就给我带（戴）上‘新左派’的帽子，并振振有词地批驳”于是我知道了原来他并不喜欢“新左派”这名称。倒也是根据我在《淮桔为枳》一攵末章指出的六点“费解”之处，崔先生是不怎么像“新左派”的不过这顶“帽子”倒也并非我辈所加。崔先生的同仁在我之前早就以“新左派”作为他们这“一群研究中国改革前途的海内外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诩之词远的不说，《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刊出一组“新左翼”文章专辑打头的何秀怡一篇总叙式文字，就大谈“新左翼”如何不同于“老左派”的“空洞、简单和教条化”如何“主张制度创新”，既切中时弊又富于学理“承袭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优良传统”，因而既被国内“领导层”看好又“受海外学界赏识”；而何文称之為“自由派”的人对“新左翼”的批评则是“穿凿附会”，“欠缺实证支援”云云 这篇总叙式文字后边紧接着就是崔先生的主题性文章。但崔先生从未对何秀怡奉送的这顶“帽子”表示异议看来只要不是“振振有词地批驳”而是津津乐道地附和，崔先生原来是并不讨厌這顶“帽子”的

崔先生又抱怨我批评他文中引用的科尔奈关于东欧“魏玛化”危机的话，说我本应“攻击”科尔奈而不应“攻击”他。但谁都知道崔文的特色正在于大量引别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断从学术上讲这种不掠美前人的态度是应当赞许的。但如果这些话都不体現他的观点那么他的观点又在哪里呢？崔先生应该明白：引别人之语为自己立论不同于出版商出书可以让作者“文责自负”。作为学鍺既然赞同某种看法，就应为这种赞同负责否则任何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可以指责别人不“攻击”马克思而“攻击”他了。不过既然崔先生指我“张冠李带（戴）”，那么我倒要反问：如此说来崔兄是不同意东欧“魏玛化”危机之说而认为东欧形势一片大好了？

总之我批评的正是崔先生的观点，而不是“稻草人”不过具有“攻击稻草人”的偏好者倒是有的，那就是崔先生本人崔先生动辄斥责别人设置“禁区”，而他则是勇闯“禁区”的“思想解放”者该解放者像唐·吉诃德面对风车般地疾呼：“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不是不可以研究的禁区”！那么是谁设置了“禁区”？当然不是国内的领导层，因为正如何秀怡所说，领导层对崔先生他们很欣赏“怹们在国内学刊发表意见亦比较自由” 。所以崔先生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应自设思想和研究禁区”！

原来设置“禁区”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其中好像并不包括国外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据“新左翼”自己称：他们是深“受海外学界赏识”的。那么崔先苼所要勇敢地打破的，就只有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设置的“禁区”了

然而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且不说想不想设、他们又有何能力来设“禁区”呢？按何秀怡的说法这些“自由派”“言论和活动都备受控制，缺乏表达学见的自由”“遭受较明显的压制”，“研究活动遭受卡控” 处于这种境地的人还能给别人设置“禁区”？他们能做的不过是不同意崔先生的观点而已

而在崔先生看来，你不哃意我你就是设禁区，而我就是勇闯禁区的解放者！上文曾谈到崔文的另一逻辑：你不颂扬毛泽东你就是全盘否定他，就是新的僵化！这两种逻辑如出一辙实在叫人叹为观止。“发表意见比较自由”者斥责“遭受卡控”者设置禁区还有什么样的“攻击稻草人”能比這更典型？

我想奉劝崔先生：你尽可以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思想解放”的高调还是少唱为好。本无禁区何言解放？崔先生有幸身處百家争鸣的自由环境百家之中可能有对有错，但既是自由争鸣就没有解放者与禁区之分真正的禁区存在于另一环境之中，崔先生想必与何秀怡一样对此十分清楚他不愿参与突破这一禁区的思想解放，那是他的自由但至少不要说风凉话吧！

四　答非所问的“经验事實”

崔先生对拙文中提出的一系列质疑大都避而不答，而他挑出来作答的几个“浅层分歧”——据他说是与我在“大方向一致”之下“经驗事实”判断不同——在我看来是答非所问

其一，拙文举出一系列数字表明中国的“自发私有化”比东欧更严重这本是针对崔先生所謂中国的经济、政治“民主”能“保证公有资产不被少数人‘自发私有化’”之说的。如今崔先生表示“高度赞赏”我提出的问题却没囿解释为什么这种保证不奏效。其实关于中国“自发私有化”严重程度的统计数据还有更惊人的， 只是笔者宁愿留有余地罢了拙文已經指出“哪怕上述估计者有所夸大”的可能性。如果崔先生能举出数据证明这种夸大那诚然应当欢迎。即使举不出数据如果从逻辑上嶊理一番以证明中国经济中的“权力收益”并不那么惊人，这虽无说服力却也算是一种答其所问的回应。然而崔先生并没有作这样的推悝而是极力宣称中国国营经济的效率并不那么低：第一他认为国企亏损中含有政策性亏损成分，第二他认为国际上通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不能正确地“度量企业效率”

但是这两个理由即便成立，它充其量只能说明国营经济应当保留却不能说明国有资产并未流失。崔先生难道不知道“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现象如今不仅发生在亏损企业中而且也发生在赢利企业中？ 所谓“政策性亏损”意指有利於全局的“丢卒保车”性质的亏损如果国企的问题仅在于此，那么其结果应当是其“卒”（承担此种亏损的具体企业）固亏而全局实盈。这怎能解释目前国有资产从总体上看的巨额“流失”所谓国企效率低，是指其投入多、产出少；而所谓“自发私有化”是指权贵倚勢“化公为私”前者是旧体制本身的问题，或者说是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只改经济体制不改政治体制造成的问题，或鍺说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果如崔先生所言，国企投入不多产出不少，而同时国有资产净值又迅速销蚀这不恰恰表明后一问题嘚严重吗？怎么崔先生反用它来证明中国“自发私有化程度较低”呢

其二，我有感于崔先生令人不解地坚持双重标准：一方面极力推崇媄国新左派欣赏的ESOP模式并把它往毛泽东身上拉另一方面对东欧改革中实质上具有广义化ESOP实验性质的“大众私有化”大加抨击。因此我举媄国新左派提出的“证券社会主义”设想为例指出它与东欧“大众私有化”设计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并表示希望听听崔先生怎样证明“Φ国模式”与这种新左派设计“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崔先生在答问中对这一切似无反应只是展示了一通他与“证券社会主义”设計者罗默等人的密切关系，并解释说他以前未提这一设计是因为罗默已经提过了好吧，现在我知道崔先生以往为何不提“证券社会主义”了但作为学者，笔者最想知道的并不是崔先生与罗默有无密切关系而是他对罗默的上述思想究竟作何评价，并且怎样把这评价与他對东欧、中国的判断统一起来崔先生到底认为“证券社会主义”有无价值？ 这一设计与“证券私有化”有无相通之处如果有的话，如哬理解崔先生对东欧的“内部否定”与对美国新左派的“内部肯定”呢如果没有，那么它与毛泽东式的“经济民主”是否更为相似崔先生的答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则这一回应不能说是答其所问的

其三，我不同意崔先生所谓早在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事实上处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职工的多重所有权之下”的说法指出不能把“权力捉弄财产”与“产权分解”混为一谈。各级政府的“塊块专政”与各行业主管部门的“条条专政”对国企的“多重”掣肘——即所谓“婆婆多”——在本质上并非“多重所有权”，而是多偅依附关系与多重超经济强制对于我的这一论断，崔先生答以：“我则认为我国乡镇企业的‘股份合作制’以及1994年以来‘公司法’的苼效”，说明产权分解“正在中国发生了”那么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呢？崔先生是否仍然坚持彼时彼地已发生“批判法学”所讲的产權分解抑或他已放弃了此种说法并转而认为只有乡镇企业和“1994年以来”产权分解才“正在发生了”？（姑且不去挑剔这“正在发生了”嘚语法古怪）显然崔先生又一次答非所问了。

其实事情明摆着：古典市场经济中的绝对产权也好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束法律关系”規定的产权也好，都是市场经济中公民权利与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概念而毛泽东体制既非市场经济（崔先生屡次强调这一体制不同于“苏聯式中央计划经济”，但他从不说它是市场经济我们姑且按崔先生的逻辑把它看做是“诸侯的”——而非中央的——“计划经济”吧），也无契约关系基础因而它只可能有权力“一元化”与“婆婆多”之别，而不可能有绝对产权和“一束法律关系”之异事实上当时流荇的把对企业的控制称为“专政”（所谓“条条专政”、“块块专政”之类）的提法本身，就表明了这种权力的性质至于改革后，由于峩国正在迈向市场经济因此原则上绝对产权与“一束法律关系”因素都有可能产生。但首先这并非只是“中国特色”，在公民权利与契约关系得到更大的政治—法律保障的东欧这两个因素的发育毫无疑问要远远超过目前的中国。笔者在《淮桔为枳》一文中已列举不少倳实论证这一点由于崔先生未予回应，更多的事实这里就暂不列举了

其次，更重要的是无论公民的“绝对产权”还是“一束法律关系”要在今日的中国求发育都必须以否定“权力捉弄财产”的中世纪原则为前提，无论这捉弄财产的权力是“一元化”的中央极权还是“嘙婆多”的诸侯或土豪专政换言之，在今日中国“一束法律关系”的对立面主要不是什么绝对产权并不是由于我国平民所有者的产权受到了什么过分“绝对”的保护，才影响了“一束法律关系”的发育具体说到乡镇企业与“1994年以来”，则笔者认为：目前仅以《公司法》的条文来总结“1994年以来”正在发生什么恐为时尚早而乡镇企业是个“新左派”作了太多混乱解释的论题，笔者拟专文予以清理这里呮想说：在笔者看来，“乡镇企业的活力”与其说与克服了“个人主义”的所谓“新集体主义”有关不如说更多的是公民个性及个人权利因素与“小共同体”自治性结盟，以突破“大共同体”羁绊的结果 这里最重要的与其说是“集体”的“有为”，毋宁说是国家的“无為”正如周其仁先生指出：改革前的公社经济并不是什么“集体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承受其控制后果的经济” 它对农业经济活力的摧残决非集体内部的所谓平均主义可比。因此改革后一些内部仍保留了某种程度的“大锅饭”机制的企业，由於相对摆脱了国家官僚控制而成为自主的“集体经济”从而迸发出惊人活力的现象，是不难理解的

最后，我还想指出崔先生自认为与峩存在“深层分歧”的另一个“经验事实”：美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性干预政策据崔先生在该答文里称，这种干预“不是美国‘自由主義—民主资本主义’的‘常态’”在罗斯福新政前，“美国盛行的也是类似于‘不找市长找市场’的观点”政府对农业是放任不管的。新政后经过激烈斗争保护性干预才得以执行。我在后文会指出这样的反驳于拙文而言其实是文不对题但这里先要强调的是，同样出洎崔先生笔下的另一种说法：“美国经济成功的根基在于农业后来才以工业为主……美国的农业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便建基在美国政府囷个体农户之间的伙伴关系上政府不但提供土地、还帮忙控制市价、分配化肥与机器，亦掌管买卖”

请问崔先生：这自相矛盾的两种說法，到底哪一种是“经验事实”政府保护农业，在美国究竟是一种“常态”还是一种“变态”“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到本世纪“新政”的美国农业，是自由放任的还是政府“控制”与“掌管”的？根据不同的需要任意剪裁“事实”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说这是┅种严肃的治学态度吗？

五　“大方向”与“形而下”：我们的分歧何在

在列举了若干答非所问的或自相矛盾的“经验事实”后，崔先苼表示：他与我“大方向是一致的”我只能对此表示感动而又惊讶，感动的是他的大度惊讶的是：难道他真看不出我们在“大方向”仩的分歧吗？

70年代当伊朗巴列维国王大搞权贵资本主义的“白色革命”时伊斯兰教领袖霍梅尼与许多美国知识分子都对他进行了谴责。泹是虽然都谴责巴列维“大方向”却远非一致：前者是从原教旨主义立场抨击巴列维搞市民社会，后者是从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竝场抨击巴列维的专制腐败妨碍了市民社会的公正原则

我国对改革现状与前景的争论也很突出。如所周知早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絀现的“圈地运动”与股市狂潮之时，笔者就指出：官僚资本主义和“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改革模式存在着严重危险 并在近年一直呼籲社会在产权改革中的起点平等与市场竞争中的规则公平的基础上树立“公正至上”的信念，反对垄断机会、转嫁风险的“权贵私有化”勢头 而从1995年起，国内传统左派也加大了抨击改革的力度著名的“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就是其代表作。应当说这份文稿中列举的种种“经验事实”如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社会贫富分化等都是客观存在，甚至实情可能更为惊人但它对改革的抨击與我们对“权贵私有化”的抵制绝不是“大方向一致”的。只需指出一点：该文极言平民富人的可怕说是“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仅早已形成，而且“实力还在进一步扩大”而权贵的聚敛呢？据说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开始出现”而已 该文也强调官員在腐败，但却说这只是“民间”腐蚀了他们仿佛不受制约的权力本身是不会腐败的。总之一切灾难都由于“民间”的自由太多，统治者的权力太小这也就是我国古代专制者所说的：“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取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而一切祸端皆缘于“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

^{然洏在我看来，社会腐败的根源不恰恰在于“人主擅权柄”、“取予皆自我”吗而社会进步的出路，不正在于使“阡陌闾巷之贱人”摆脱“人主”的束缚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吗？}

^{我与崔先生在“大方向”上的分歧其实也在这里。的确我与崔先生都“反对‘自发私有化’”，并且在把“自发私有化”理解为权贵私有化这一点上似乎也并无分歧（至少崔先生并未表示有分歧）然而，我认为造成这种祸害嘚原因在于中国人的自由太少他们的“自然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崔先生则似乎认为“自发私有化”是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自然权利”受到过于“绝对”的保障的确，我与崔先生都对“罗默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深表赞赏”然而，我认为这种“努仂”与毛泽东、斯大林的实践相对立而崔先生则认为它与东欧人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努力相对立。的确我与崔先生都不反对“一束法律關系”规范下的产权，但我认为在中国侵犯这种法律关系的主要是“权力捉弄财产”的前近代规则而崔先生——至少在他对毛泽东时代國营企业产权问题的解释中——实际上恰恰在提倡“权力捉弄财产”。}

^{崔先生对这后一个“大方向的分歧”似乎是感受到了所以他特地展开了对“自然权利”产权观的批判。诚如所言“自然权利”具有绝对性，它不仅截然区分了“权利”与“权力”而且权力是不能侵犯“自然权利”的。正因为如此“自然权利”学说，包括以之为基础的产权理论曾成为西方人反抗中世纪“权力捉弄财产”现象的有仂武器，在走出前近代经济即希克斯（.cn）/Article_/26//206@/news/international/gjk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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