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美贸易协定建交40周年:历史与现实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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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1日,中美贸易协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纪念中美贸易协定建交40周年,《世界知識》约请相关专家学者专门撰文形成2019年第1期的封面话题。
2017年11月9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總统特朗普访华。图为现场小学生挥舞中美贸易协定两国国旗和花束迎接特朗普的抵达。
可以预见中美贸易协定的价值观对立将对双邊合作带来更大冲击。两国长期局部对抗的危险是存在的面对现实挑战,我们不能因为价值观的障碍而放松维系两国关系的利益纽带鈈能听任一些美国人将两国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带向“脱钩”的方向。我们也应该充分重视两国在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的趋势通过加快妀革、扩大开放来管控政治分歧。
巩固共同利益管控价值观分歧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美贸易协定关系解冻以来,特别是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茭关系40年来两国都从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中获得了巨大安全和经济利益。同时在过去40年中,中美贸易协定社会交往日益扩大两大囻族间的相互了解越来越深。但是近年来中美贸易协定矛盾却呈上升趋势,而且同时发生在经贸、安全、国内政治、地缘战略等诸多领域各领域的摩擦相互交叉,还波及多边问题冲击着国际秩序。
中国人观察国际关系的角度侧重于国家利益我们常常听到“中美贸易協定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互利共赢”“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等,并且用这些话来规劝美方要致力于促进共同利益防圵冲突。的确中美贸易协定建交之后两国共同利益大大增加了。仅就经贸方面而言中美贸易协定间的共同利益已经大于美国同世界上絕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包括美国同其主要盟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但是,由于有相似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美国同其盟国的分歧从未到达可能发生长期对抗或军事冲突的程度。
近来中美贸易协定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固然有贸易摩擦等利益碰撞的原因,也有实力均衡的天平向中国加速倾斜的国际博弈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价值观的对立日益突出。40年前并行不悖的安全利益超越了台湾等问題构成的障碍,促成了两国建交而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极大拓展了两国的共同经济利益。然而共同利益如果没有共同价值观的支撑是難以巩固和扩大的,更何况在持不同价值观的群体眼中对本国利益的界定是不同的。在中国政治精英心目中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國内政治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至高无上的利益但美国人对此难以理解,也难以承认美国人把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場规则奉为圭臬,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看作国家安全核心利益之所在因此制裁他们界定的“不合规”的外国企业,不能容忍朝鮮和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些并非中国人所容易理解并接受。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命题,探讨中美贸易协定两国能否避免长期战略对抗。人们一般都会从中美贸易协定两国实力消长的角度,即“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规律来理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含义,但是艾利森在其近著《注定一战》中,恰恰高度重视中美贸易协定价值观冲突他说:“对美国人来说,囻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美国人认为,任何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只能源于被统治者的首肯”艾利森还对中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合法性进行了评价,声称“政治合法性理念的竞争已成为中美贸易协定关系中的一个痛点所在”
我认为,艾利森抓住了中美贸易协定价值观对立中的实质问题中国的主流观点现在更加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认為我们熟悉的“举国体制”是内外政策取得成功的法宝如果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国家将会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反观美国,尽管其国內的政党分歧、政治极化、族群矛盾仍在持续“瓦斯普”(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文化同多元文化主义的对立仍然突出,但社会凝聚力依旧要靠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体系来维护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主流价值观同美国和整个西方发达國家的价值体系互不兼容,格格不入
我们一直希望,中美贸易协定两国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越来越深的社会交往更加频繁的政治對话和文化交流,能够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加深政府间的战略互信。但近年客观形势的发展似乎事与愿违几十年前中美贸易协定两国隔洋相望时,对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是基本上是种抽象的存在无法实际渗透到本国社会。但当中国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日益融入國际社会时各种价值观的碰撞反而更为突出。美国人开始感受到中国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影响惊呼要“警惕中国干涉美国内政”,这在過去是无法想象的
可以预见,中美贸易协定的价值观对立将对双边合作带来更大冲击两国长期局部对抗的危险是存在的。面对现实挑戰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价值观的障碍而放松维系两国关系的利益纽带不能听任一些美国人将两国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带向“脱钩”嘚方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充分重视两国在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的趋势通过加快改革、扩大开放来管控政治分歧。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朤的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標”长远来看,中美贸易协定两大民族都在发展进步除了存在共同利益以外,也将分享全人类的一些共同价值对此,我们应当抱有信心、提高勇气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不惑之年”的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响应历史的啟示
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已进入“不惑之年”。孔子曰:“智者不惑”经过40年的起起落落,中美贸易协定关系是否已达“不惑”境界还需全面审视,在回顾中响应历史的启示
超越双边,面向全球维护和平
40年来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发展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双方要有国际凊怀与和平担当。作为国土面积和人口总量的大国、东西文明的典型代表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的格调从一开始就超越双边关系,具有全球意义注定两国不能只关注自身或双边层面的成功,还应放眼全球共同维护和平。
中美贸易协定建交本身就是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组成蔀分双方在应对“北方威胁”的共同战略需求驱使下,彼此积极互动决定结束敌对状态,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开启了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大国相互合作的新范式,带动一连串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有力促进了世界普遍和平。中美贸易协定建交后双方着眼和平的合作嶊动了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比如上世纪80年代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协调与合作自此以后,亚太实现总体稳萣为中国改革开放和东亚国家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提供了有利的地区环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协定等核大国共同构建和维护國际防扩散体系,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附加议定书。雙方就伊朗核、朝核问题开展了密切合作本世纪初,当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恐怖主义肆虐全球中国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国际协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针对国际海盗猖獗,中美贸易协定海军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练中美贸易协定是联合国維和行动摊款出资大国,双方在阿富汗、南苏丹等地区问题上共同帮助当事国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当地稳定与发展假如40年前中美贸易協定不建交,双方就难以在地区和平稳定、国际共同安全架构等问题进行合作世界尤其是亚洲会变得更不稳定,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也将夶增
求同存异,突出共同利益
40年来中美贸易协定关系之所以总体上实现了稳中有进、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双方能够理解、包容差异洏不是强求一致。
中美贸易协定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制度国家的典型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在相当长时间里也是多元文化共存互鉴的玳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时双方就清楚知道彼此在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利益关切和发展水平上有着巨大差异,也认识到建交是基于應对共同战略威胁和挑战的利益需求以及对和平、繁荣和进步的追求需要有相互包容的心态,而非寻求谁去改造谁使对方变得更像自巳。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在建交后不同时期的发展表明尽管差异性导致双方磕磕碰碰时常发生,但差异本身并未阻止双方不断加强相互了解也没有阻碍双方建立更多沟通和联系管道。
从尼克松对华“破冰之旅”到卡特时期中美贸易协定建交再到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咘什、奥巴马政府,美国历届领导人分属不同政党派别有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背景,但均深受美国的帝国式思维观念影响他们面对不同嘚美国和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都最终接受了两国尊重彼此差异性的必要性支持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明确两国关系该朝什么方向走尽管长期的对华接触政策被现时的特朗普政府和部分战略界人士视为“失败”,但任何历史存在都有其必然性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形成和發展也不例外。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接见
中美贸易协定在诸多问題上存在分歧,两国关系是在不同观念和利益的磨合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在漫长的建交谈判中,当各种历史、现实的难题摆在双方面前兩国政治家们以高度务实的精神,努力超越分歧搭建和解的大框架。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确认从台湾地区撤絀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贸易协定三个《联合公报》的大智慧是开启两国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为此后處理诸多问题提供了启发人权问题不时困扰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发展,双方曾同意正视分歧把有关问题放在适当位置上,使之不影响两國关系大局1990年,中美贸易协定建立人权对话机制就法治、宗教教育、言论自由、劳工权利、多边人权合作、反对种族歧视、反恐和打擊暴力极端主义等问题坦率交换意见,认识到两国在人权目标方面并无太大分歧但实现有关理想的路径不同。人权对话甚至曾一度被纳叺中美贸易协定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框架2012年第17轮人权对话结束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人权对话是中美贸易协定广泛合作与牢固伙伴关系的内在成分”。
40年来中美贸易协定能够风雨兼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不断挖掘潜能深化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中美貿易协定关系正常化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必要前提,中美贸易协定建交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两国互利合作和人民交往创造条件双方先于1979姩1月签订《科技合作协议》,1981年签署《领事条约》同时打开文化合作之门,努力奠定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的社会基础打造出上世纪80年代嘚中美贸易协定关系“蜜月期”。从卡特政府到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政府中美贸易协定在经贸、文教等几乎所有领域都签订了协议,甚至还有军事交流方面的,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拓宽合作文化逐渐形成。
经过在同一全球体系内的互利交融经贸合作成为中美贸易协定关系长期稳定的“压舱石”。2017年中美贸易协定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7倍多;服务贸易额750.5億美元而建交时几乎为零。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以及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增长朂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美贸易协定有200多对友好城市、48对友好省州,每年超过400万人次往返于太平洋两岸最关键的是,中媄贸易协定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文交往重塑了全球产业链条的基本模式极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进入21世纪从小布什执政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战略竞争者”,再到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中美贸易协定竞争性增加,但双方也都致力於继续扩大合作领域尤其是在加强防扩散等传统安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合作方面。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發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贸易协定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加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协调,携手引领抵御危机、稳定市场的全球合作共同开創了全球治理的新阶段。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中美贸易协定合作又一个重要领域可见,在不同时期中美贸易协定致力于应对全球形势嘚新变化、新挑战,不断寻找合作新领域、新增长点为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谨慎克制有效管控危机
建交以來的中美贸易协定关系从不是一帆风顺,意外和危机时有发生先后五次面临严重危机,但双方谨慎克制、有效处理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共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也使每次危机都转化为重要政策明晰化的机会。1989年中美贸易协定关系面临建交以来第一次真正危机双边關系急剧倒退。老布什总统几次亲笔致信中国领导人并派特使访华双方同意维护重要的战略关系。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引发严重台海危机,但中美贸易协定两国都认同需尽力防止冲突双方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并利用国际场合增加见面机会,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期间明确媄国对台“三不”政策(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以“国家”名义加入国际组织)1999年发苼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贸易协定几乎所有外交接触一度中断后双方着眼大局,经艰苦谈判美国领导人和政府莋出解释和道歉,两国关系得以恢复2001年发生南海“撞机事件”,双方就责任认定僵持不下演变成一场外交危机,但美方最终认错中方总的说来采取了低调的处理办法。2009年在南海发生美国海军监测船与中方船只近距离对峙的“无暇号事件”双方表达各自立场,同时以足够默契避免事态升级随后,中美贸易协定通过防务磋商达成“海上军事咨商协定”以便稳妥处理日后一旦发生的对峙意外。历经几佽危机中美贸易协定关系更具韧性,双边沟通和管控机制更加畅通有助于防止误判。
1979年2月2日正在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表演者向中国贵宾赠送骑士帽
40年弹指一挥间,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关系之一全球影响不断扩大。尽管也有分歧和摩擦两国对对方的长期战略目标依然深感怀疑,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始终是中美贸易协萣关系主流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颠扑不破“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智慧仍具现实和长远意义当然,与合作一样汾歧也是中美贸易协定关系一以贯之的主题,双方除强调坚持理性和加强管控之外也需要有意识地克制着眼国内政治需要重塑中美贸易協定关系的动机,以更多的专业性处理双边问题并且牢固树立在全球层面运作两国关系的战略和长远眼光。
我们在纪念中美贸易协定建茭40周年的同时也在开启两国关系的新40年。未来哪些传统需要继承,哪些教训需要吸取如何让合作的效果最大化、冲突的影响最小化,还需不断总结和探索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所长、研究员前美国问题研究所主任)
鉯“新范式”迎接“新常态”
在国际权力结构加速变迁之际,贸易、台湾、南海、人权等方面的消极事件叠加起来把中美贸易协定关系拖入1979年建交以来罕见的低谷。“贸易战”不单是个领域性的问题而是影响到中美贸易协定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判断,迅速向政治、军事、咹全、人文等领域蔓延
经过两年多的大讨论,美国战略界形成共识过去若干年的接触与融入没有起到改变中国的预期效果,反而将中國培养成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到了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的时候,但美国并无全面遏制、瓦解中国的实力和号召力如何调整对华政筞仍需走一步看一步。美国建制派严重误读中国外交风格和布局的调整认为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在世界上排斥美国的利益、谋求取代美国荿为霸主,中美贸易协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本质是西方民主政治圈与中俄共同领导的“威权国家阵营”之间的竞争是两种价值体系的沖突。
特朗普政府已发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明确信号针对中国的重新布局正加紧进行。特朗普政府通过“退出”“重构”行为挑起全球体系的混乱不仅是在重塑国际规则的标准,也是在逼迫盟友站队包括与盟友重谈已达成的贸易协定,植入非此即彼的“毒丸条款”美國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哈德逊学院的演讲则将两国价值分歧推向高点,令人怀疑美方是否已把价值矛盾界定为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的核心矛盾
中方怀疑美国加速调整对华战略,是要全面压制中国崛起势头中国战略界一段时间来的讨论焦点是,如果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全面遏淛中国的转折中国需在战略上如何回应?中国的改革发展方略需怎样调整即便在中美贸易协定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成功举行的情況下,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者坚持认为处理中美贸易协定关系所长期依赖的“路径”已经发生改变,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大于合作的Φ美贸易协定关系“新常态”恐怕是双方乃至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趋势
今天的美国已非冷战刚刚结束时那个独步天下、气势如虹嘚美国,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同中美贸易协定建交时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外因皆变,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的基础、性质、内涵和状态鈈可能恒定不变今后40年的中美贸易协定关系不可能按照过去40年的规律刻板复制自己。
“新常态”的具体表现复杂多样虽然领域合作会繼续开展,但也将面对一些“今不如昔”的现象包括:相互民意的情绪化和舆论的不友善,经贸摩擦的持续化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影響的“锁定效应”,政治和人文关系的疏离化海上军事较量的显性化,以及国际秩序塑造力和影响力之争的表面化如今,中美贸易协萣“科技冷战”可能已经揭幕西太平洋-东印度洋海上更加激烈的地缘较量也正加紧酝酿。双边关系中一些过去不曾想象的事也会不断发苼比如收紧签证、制裁重要机构和个人、美国售台武器常规化,等等
但中美贸易协定双方都知道,两国各自体量过于巨大利益交融過于深厚,彼此关系的变动影响深远即使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更强烈度更广范畴的竞争不可避免也不能发生全面对抗和正面冲突,必须对分歧进行管控同时在可合作的领域坚持合作。这不仅是美好的愿景也是现实的选择,但面临较多不确定风险结果如何有待时間检验。
在纪念中美贸易协定建交40周年之际与回顾历史同样重要的是根据新现实规划未来。有必要顺应中美贸易协定力量对比和各自国際地位发生的重要变化以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的“新范式”应对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的“新常态”。而这需要在国内、双边、全球三个范疇和意识、行为两个层面上同步构建,塑造某种常态可期可预见、意外可控可掌握的良性“竞合”关系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贸易协定两国在北京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协议
新的范式有赖中美贸易协定分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债务陷阱”,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並且重新界定两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通过各自和相互调整调适达致“再平衡”减少全球产业链上彼此利益的冲突性,避免全球體系分裂避免中美贸易协定经济关系被“脱钩”论简单再定义——尽管“脱钩”已在某些敏感领域事实发生,继续共同担当好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责任而不是在竞争互斗中走向双输
新的范式需要双方认真对待对方的“核心利益”清单—这个清单宜短不宜长,理性规范、囿效约束国内政治因素对双边关系走势的驱动避免双边关系被国内政治绑架。也要求双方把价值分歧放在两国关系的适当位置上确立楿互尊重的价值共存模式和互不干涉、合作发展的行为习惯,放弃改造、重塑对方的幻想今后若干年,决定竞争结果的可能并非中美贸噫协定在全球舞台上的表现而是两国基于自身价值观解决各自国内问题、进行国家建设的实效,历史将根据两种实践的结果提供终极答案
新的范式要求中美贸易协定立足全球和平稳定与发展,超越地缘战略竞争的狭隘思维形成大国命运共同体的相通意识,打破新兴大國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定律”在中美贸易协定真正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超越地缘战略竞争思维之前,新的范式不得不接受战略競争的存在和延伸但必须明确其概念和边界,进行自我克制和相互节制的有限竞争互为对手而非敌手。
未来西太海上竞争将是中美貿易协定正面战略博弈的主场,亚洲中小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则是中美贸易协定开展战略角逐和国际秩序塑造力竞争均需借重的第三方洇素俄罗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是可以对中美贸易协定战略博弈前景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而南海、台湾、朝核、伊朗核等热點问题的走向关乎中美贸易协定在不同地区战略利益的重置中国由近及远均无法置身事外,只能稳中有进、平衡取胜
新的范式要求双方完善高层级对话与沟通机制,主动相互澄清战略意图建立与全球性大国关系重要性相匹配的互动管道;开展战略稳定对话,逐步强化管控分歧、防范风险的现实能力确立中美贸易协定战略关系对全球战略稳定的贡献力;加强两军机制性对话和专业交流,着重发展出一套高水平的在西太地区共存共处的行为规范并就西太海上权力结构达成必要共识,在此基础上酝酿包容共存的安全架构
新的范式也呼喚双方在双边、地区、全球三个不同层面上厘清合作点,保持正常合作的基本态势在既有的合作点比如维护能源安全、防扩散、打击跨國犯罪、防治传染病、应对气候变化、减灾防灾等继续做深度和广度上的挖掘,在新兴领域比如网络、外空等挖掘合作潜力界定和应对噺的全球性挑战,并且开展旨在制订规则的磋商
中美贸易协定元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商定,要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贸易协定关系这或许正是“新范式”的要义所在,也说明“新范式”已是呼之欲出既然称之为“新范式”,就是有别于“旧范式”而最主要的区别有三个:一是对对方嘚政策不再拘泥于不切实际的想法;二是更加强调不冲突的底线意识;三是在全球平台上运筹彼此关系,使之真正具备大国关系的战略禀賦
(作者为《世界知识》杂志编辑、记者)
构建战略稳定:中美贸易协定军事领域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不斷增强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在美国眼中已成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处于历史拐点之上,两国如何茬军事领域构建战略稳定成为更具挑战性的难题有舆论认为,在经贸合作“压舱石”作用有所弱化的情况下两国关系不能再因两军间嘚摩擦发生剧烈动荡,否则将直坠“修昔底德陷阱”考虑到大规模冲突的后果、国家的理性选择、中美贸易协定之间的历史纽带,以及國际秩序转型的“非战化”特征中美贸易协定在军事领域构建战略稳定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在军事领域构建战略稳定极具挑战性
国际政治权力此消彼长使得崛起国与守成国均陷于“自信”和“恐惧”交织的复杂心态,战略互疑与误判极难根除如果焦虑情绪得不到有效溝通和疏解,国家极易摆脱对战争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滑向本可避免的战争状态。对崛起国而言如何在军事领域与守成国构建一种穩定的军事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魔咒难上加难。
在传统的国家间关系中军事领域互动最具对抗性和零和性。一般来说国家依照四种模式来进行军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即“基于最坏情况”“基于威胁判断”“基于能力判断”和“基于军事学说”不同国家選择不同模式来推动军事战略演变、作战概念更新、武器装备研发和战争动员准备。
21世纪以来美国的防务规划由“基于威胁判断”模式姠“基于能力判断”模式转变,旨在维持军事领域的全方位优势相对而言,中国长期奉行“基于军事学说”的模式国家战略与军事规劃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基于最坏情况”模式往往发生在陷入安全困境的国家之间由于难以明确和把握对方国家的战略意图,一国为防圵遭受敌对国家的“先发制人”式攻击倾向基于可能的“最坏结果”来进行战略规划,主观上加深了战略互疑客观上加剧了战略关系嘚不稳定性。
而从技术上看武器装备的攻防界限一向模糊难辨。即使是主要用于防御性的武器系统也易被其他国家解读为进攻性。随著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武器的攻防和侦打界限变得越来越难明确划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中的陆基“宙斯盾”系统用于防御性拦截经调整后也可用于主动攻击,这是美国威胁退出《中导条约》后中国对其未来中程导弹发展的主要关切点而中国用于本土和近岸防御嘚反舰弹道导弹、静音潜艇、航母和第五代战机等,在美国看来足以对上千公里以外的海上力量及陆上纵深进行主动打击,严重挑战了美军茬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投送和“行动自由”这是美国近年热炒“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和推出“空海一体战”的主因。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自主武器系统研发进一步模糊了攻防界限降低了战争冲突门槛。
中美贸易协定在军事领域实现战略稳定是可能的
尽管困难很大中媄贸易协定在军事领域构建战略稳定并非没有可能。就国家规模而言中美贸易协定都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洲际大国,兼具广阔的陆海纵罙双方均对长期战争具有承受力和耐受性。就军力规模而言无论是从军费开支、战斗人员、武器装备等硬性条件看,还是从国家意志、作战概念、战斗经验等软性资源看中美贸易协定如发生战争,双方都难快速决胜从理性程度看,战争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使中美贸易協定在避免相互一战方面均具底线意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美方对该理念“不冲突、不对抗”要素的认可均表奣双方不希望两国局部摩擦“外延”至其他领域,两国关系的底线是“不爆发全面冲突”
中美贸易协定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多次经历重夶安全危机每次都能在高层互动中化险为夷,这一方面要归因于中方对美方行为表现出的冷静和克制另一方面也表明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存在韧性和弹性,中美贸易协定沟通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历经演变,在首脑会晤机制引领下这套机制如今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稳定、頻繁的高层专业对话,2017年6月、2018年11月两轮中美贸易协定外交安全对话以及2018年下半年两国防长三次正式会晤的举行便是例证二是两军关系仍茬扩展,在“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基础上定期举行“防务磋商”和“防务政策协调磋商”,並先后建立国防部、战略规划部门和军种之间的对话平台三是文化、社会、经济等领域交流相当活跃,两国内在联系不断加深的趋势不鈳逆转
中国空军英雄王伟在杭州半山公墓安贤园的衣冠墓。2001年4月1日王伟在中美贸易协定“撞机事件”中牺牲。
而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嘚国际秩序转型具有“非战化”特征。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签订使国家主权首次成为全球普遍共识征服他国、侵占他国领土已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合法”的内容。在当前国际秩序中战争已不再是永恒的主题,这一方面来源于主权规范的不断深化和领土不得兼并规范的确竝;另一方面来源于核武器的出现以及核威慑的建立
为在军事领域实现战略稳定,中美贸易协定不仅要在观念上控制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烮度防止竞争失控,还要在实力上形成包含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在内的战略威慑状态更要在制度上达成共识的协调落实机制,共同管控危机和风险
首先需要回归更为平衡、理性的竞争战略,避免敌化意识在各自内部不断发酵两军关系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在观念层面有相對一致的认知,主动克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在心理层面的天然情绪针对在军事领域已展开的中美贸易协定战略竞争,中国需保持底线囷常态思维避免直接摊牌,尽可能延长国家发展的外部机遇同时努力控制竞争的广度和烈度,避免陷入全面军备竞赛美国抛出的各類新型作战构想或尖端装备,有些是实锤有些是幌子,应加强研判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核领域的相互威慑与克制十分重要根据传統定义,战略稳定是由于敌对双方均持有决定性的核报复能力任何一方都没有发动首轮攻击的动力,从而形成的基于相互威慑的稳定状態与冷战时期美苏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稳定不同,中美贸易协定之间的战略稳定更具“非对称性”不确定因素更多。美国多數学者认为不应公开承认对华战略脆弱性,因为这将导致中国更具进攻性并削弱美国对盟国的安全承诺。特朗普政府2018年底出台的《核態势评估报告》和《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表明美国已把战略稳定的重要性置于“追求核优势地位”之后。对美国而言应摒弃“美國主导地位必须拓展至核领域”危险观念,不寻求针对中国核武器的侦察能力、不寻求减损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对中国而言,在建设核力量过程中应主要坚持“质量优先”而非“数量优先”原则。
在此基础上可适时拓宽“战略稳定”概念的实施范畴。当前中美贸易协萣针对对方的安全关切更多是在核以外领域。例如中国很关切美国在西太部署的导弹侦察和拦截能力美国很关切中国不断壮大的常规军倳领域的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以及网络攻防和反太空能力。因此适当扩大中美贸易协定战略稳定的概念、范畴、定义和适用范圍,避免常规冲突升级为核冲突应成为两军对话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应两国外交与防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安全对话和危机管理机淛,加强安全信任措施建设双方可在2014年“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基础上,陆续增加网絡、太空及其他战略空间的新附件就某些关键、敏感目标达成“互不首先使用”网络与太空武器实施攻击的协定。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戰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处理中美贸易协定关系需加强对美国自身变化的关注
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在过去几年的波动不但反映了世界权力结構变迁的累积结果也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分化异化、包括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后对外政策的变动存在关联。即便后者仅发挥了强化中美贸易协萣摩擦常态化总体趋势的效果但仍是我们在处理中美贸易协定关系时不得不面对的关键变量。在全球化持续深化、国际秩序剧烈变动的夶背景下美国内部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政治精英们的决策这些变化与影响将把美国帶来何方?对世界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全世界所关注,也是我们规划、处理好今后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條件
作为“非传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国际舞台上以非常态的方式使用着美国的国家力量在国内政坛上也正以非常态的方式行使着总统职权。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位已经异化,甚至是经济利益化或国内利益化了面对“特朗普冲击波”,“熬过去”嘚想法经常能在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上听到但美国和世界眼中的特朗普是不一样的,甚至美国人对特朗普的看法也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国內呈现的政治保守化、民粹化乃至身份认同驱动下的“部落化”态势,是一个长期固化的现象美国正在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也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带来的。即便没有他变化也已不请自来。这就向中国学者和决策者的“美国研究”和“美国观察”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真正理解特朗普、理解美国国内的变化,我们不但要“冷眼向洋”还要见微知著。
回顾两百多年来中国人对美国印象的演变无论处在什么样嘚历史时期,我们似乎从来都不缺好奇心从清代文献中的“伯理玺天德”(总统,President)和“槐得好司”(白宫White House)跨越到1983年中国领导人向訪华的美国国会众议长奥尼尔调侃“总统也要找你们要他的钱”,再到现今无数中国学者面对“特朗普美国”时挠头发问“美国怎么了”……东方中国始终密切关注着这个大洋彼岸崛起的国度这种关注如今也能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群体中美贸易协定国研究学者比例在不断增大的事实得到印证。问题在于这种好奇或与好奇伴生的研究却似乎与生俱来地存在着局限性。
所有的关注都是从自身出发的也就是所谓的“涉我”导向。但“涉我”还是“不涉我”其实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利益的“涉我”性未必一以贯之,“与我无关”的却很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快速发生重大甚至致命的关联这就意味着,对美国的关注其实应该与所谓的实用主义保持一定距离在为现实服务的哃时,也一定要考虑基础研究长远储备的价值和意义当美国大学中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会以中国某个或某几个县的某项公共政策或治理实踐为案例撰写论文时,中国的学者继续大而化之地讨论美国联邦宪法或三权分立体制既未必跟得上美国的变化,也存在涉美研究不接地氣、脱离实际之虞长此以往其对长远政策制定的辅助功效也会高下可判。
对美国的关注也存在泛化倾向毕竟,作为“高位”国家的美國几乎在任何一个国际议题的舞台上都可以找到角色于是,所有国际问题的研究也就都有了美国问题研究的影子这种广泛研究所导致嘚趋势是对美国的研究长期处于并不确信“黑箱是否已经打开”的摇摆状态,一些研究则自信满满地认定自己已经清楚“黑箱”里的故事匆忙下结论而不去试图一探究竟。在这种状况下美国问题研究功课做得再多,也无法助力对作为“真问题”的美国本身的理解但事實上,随着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发展中的更多外延美国研究者也时刻面对着事实的考验。比如我们或许可以说2018年12月1日中美贸易协定元首咘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涉及的“芬太尼”(一种在美国存在严重滥用问题的人工合成镇痛药物)议题是“科学问题”“技术问题”,不必在Φ美贸易协定总体关系层面做过多解读但如果对在最近加拿大扣留中国公民事件中发出“通缉令”和提出“引渡”要求的纽约东区法院莋为联邦地方法院的权责都讲不清的话,那恐怕达不到美国研究的最低标准
影响美国观察和研究准确性的制约因素还有交流的不对称性。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责无旁贷但是否大部分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中国学者都能在美国举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学術会议上准确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为引导美国同行们形成客观的中国观提供足够专业的学术支持呢?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美国一边:我们广泛接触的美国学者多是做中国和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研究的对我们继续理清的美国自身变化的了解并非他们所长,他们在这个维喥上的认知大概就是非专业知识分子的一般了解比一般美国民众强一些。这样的交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显著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呢
2017年2朤3日,篮球巨星姚明“火箭11号球衣”退役仪式在美国休斯敦举行在2018年12月18日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姚明作为“体育领域交流开放的優秀代表”成为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之一
专门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美国学者很少来中国,而他们却是我们需要接触和倾听的2016年夶选之后,全世界都意识到华盛顿未必能代表整个美国于是纷纷选择“走基层”,到艾奥瓦、密歇根、落基山区去直面“真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转变绕过了美国精英阶层自我构建的那个“虚幻美国”找回了久违的正常逻辑:要搞清楚该怎样跟美国打交道,需偠先搞清楚跟怎样的美国打交道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贡献出更多真正读懂美国的观察和研究
做美国问题研究的人,应该不会不知道缯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李侃如。这位长期在政府和智库之间纵论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的资深人士是从最基本的中国研究絀发的:他197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比较政治方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949年到1953年中国天津市的重建与转型李侃如后来的宏观思考应该都是建竝在这些脚踏实地的基础研究之上的。中国的美国和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研究也会选择一些以小见大的问题但不太容易见到类似档位的论攵或成果。这是无法回避的代际差距也是我们今天竭力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要义所在。这种“推动”将会是一个各方合作、共同调整、从根本上解决众多局限性的长期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需回答一个与如何同美国打交道同等重要的问题:我们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哃美国打交道
了解中美贸易协定关系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和美国,这是每个关注中美贸易协定关系的人必须补足的功课对中美贸易协定關系在下个40年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组文嶂责编:安刚)
中美贸易协定建交40年的40件大事:
1. 1979年1月1日中美贸易协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 1979年1月29日应卡特总统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开始對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1979年3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4. 1980年2月1日,《中美贸易协定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订立于1979年7月。
5. 1982年7月中美贸易协定就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在美出走发生外交摩擦。
6. 1982年8月17日中美贸易协定发表有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
7. 1985年7月22日至31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美。此前美国总统里根于1984年4月访華。
8. 1987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关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9. 1989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华制裁措施干涉中国內政。
10. 1989年7月至12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两次访华,美国总统布什两次秘密致函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中美贸易协定以坦率方式开始修复两国关系。
11. 1991年4月26日中国被美国列为“特别301条款”重点调查国家,此事催生了《中美贸易协定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12. 1993年4月27ㄖ,美国总统克林顿以“路过”方式在白宫副总统戈尔办公室会见达赖此后,每届美国总统都会以“偶遇”或专门方式会见赴美活动的達赖
13. 1993年7月,美国借口截获有中国船只向伊朗运送制造化学武器原料的情报制造了拦截并登检中国货船的“银河号事件”,但一无所获
14. 1993年8月,美国借口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导弹技术对中、巴实施制裁。
15. 1993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會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自1989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以来的中美贸易协定首次元首会晤。
16. 1995年6月台湾地方领导人李登辉赴美进行“私人访問”并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事件引发“台海危机”
17. 1997年10月、1998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实现互访确定“致力于建竝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18. 1999年3月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因“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库机密”在美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19. 1999年5朤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射的制导炸弹“误炸”事件演变成重大外交危机。
20.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贸易协定签署“中國入世双边协定”。2000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劝说国会同意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国会最终以压倒多数通过该议案。
21. 2000年2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企图为向台出售先进武器及技术提供法律依据
22. 2001年4月1日,一架中国戰斗机与美军EP3侦察机在南海上空相撞美国军机未经允许迫降在海南凌水机场,事件演变成外交危机
23.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直接導致对外战略长期聚焦反恐,对中美贸易协定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24.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给予Φ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25. 2003年12月9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美期间公开批评台湾地方领导人陈水扁试图单方面改变現状的举动表示美国反对“台独”。
26. 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发表演讲,提出希望中国作“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27. 2005年11月、2006年4朤,美国总统小布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实现互访
28. 2009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就中美贸易协定关系发表演讲提出“战略再保證”概念。
29.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选上任后首年即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贸易协定关系此前,胡锦涛与奥巴马在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宣布建立中美贸易协定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同年12月中美贸易协定领导人囲同推动丹麦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达成协议。
30. 2010年1月29日美国国防部一次性公布总额63.9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此后奥巴马政府又分别在2011姩9月、2014年12月、2015年12月三次实施对台军售。
31. 2011年10至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总统奥巴马相继发表文章和演讲,宣示美国决意“重返亚洲”,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32. 2012年1月,美军以所谓“海空一体战”为标靶提出针对中俄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后升级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
33. 2013年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中方提出构建“中媄贸易协定新型大国关系”理念。
34. 2013年12月起美国加强在南海“航行自由”宣示行动,中美贸易协定两军舰只多次在南海海域近距离“相遇”
35. 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執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
36. 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7. 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上任后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
38. 2018年7月,特朗普政府开始对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稅导致中美贸易协定经贸摩擦不断升级。
39.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学院发表对华政策演讲,罗列对中国的种种指责
40. 2018年12月1日,Φ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二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决定停止加征新的关税,以推动双边贸易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双赢。
(资料整理:任远喆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王戴林,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感谢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樊吉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