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安有美菜现状吗

翻开地图可以得知当今中国县級以上政区用“普安”做名的只有位于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普安县。许多人并不知道100年前贵州西南部这一带有个普安直隶厅,再往前追溯还有普安直隶州、普安州、普安卫、普安安抚司、普安军民府、普安路等建置从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至今700多年来,它们名称鈈同性质有异,辖境时变治所也不尽在一处,情况相当复杂史书志书记载多不一致,以至今人常常弄混譬如贵州清代戏剧创作史仩仅有的两部传奇之一《梅花缘》,作者任璇是普安州南里(今盘县水塘镇)人被笼统地记为普安人,按现行政区读者自然会将他误莋今普安县人。再如有人认为普安路治所遗址“先后为普安卫、普安府、普安军民府等官衙所在地”,实际上普安卫治一开始就另建于番纳牟山阳的雄镇山普安府、普安军民府治所倒是在八部山阳的元普安路旧治地,然而二者本是同一机构前后的不同称呼卫、府两治東西相距30余里。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要弄清贵州西南部从元初至清末六百多年的历史必须先花点功夫理清以“普安”為名的各种建置及其性质、辖境、治所以及相互间的关系。

普安州最早的志书明嘉靖《普安州志》,曾在它创修刊刻之地亡佚400多年以致清代乾隆、光绪两届修志者“取往志观之,无所有”这是造成 “载籍无证,传述失实”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地近易核,时近迹真”嘚规律笔者重读嘉靖《普安州志》(后文简称《嘉靖志》),以其带有“质确”性质的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其他史籍资料对以普安为名嘚政区、机构加以考证,力图接近历史的真实

清《普安直隶厅志(后文简称《厅志》)·地理志·建置》曰:“普安于古无考。”据《贵州通史》的研究,今贵州西南部南北盘江之间大致战国至秦汉先后为夜郎国、牂牁郡地,三国时为南中地,两晋、南北朝时为氏所有。以後南中分为、西南北盘江之间为地。隋代爨氏势力削弱,早已遍及东地区乌蛮各部纷纷自立东爨乌蛮是彝族先民,其始祖笃慕俄(即仲牟由)娶妻三人共生六子。以后子孙繁衍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个支系,逐渐从今滇东北会泽、东川一带散布至今滇东南黔西北、黔中以至黔西南,及川西南地区向东迁入贵州的乌蛮,主要是布、默两系另有恒系的一部分。住在贵州西南部南北盘江流域嘚一支为默系阿旺仁家(又称皮嫩博记)唐武德七年(624年)于其地置西平州,贞观八年(634年)更名盘州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唐废盘州。其間当南诏(“蒙”为其姓,因此亦称“蒙氏”)政权强大时东爨乌蛮以其地附之,成为南诏东鄙“其后酋阿宋逐诸蛮据其地,号于矢部世为酋长。”宋代南诏衰落,被段氏大理取代大理势不如南诏,于是所辖各部复自立此期于矢部建立的自杞国与布系播勒家建立的罗殿国,一并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直到南宋末,史籍并未出现过以“普安”为名的任何政区名

据查,“普安”作为政区名最早出现在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史·卷五十八· 志第十·地理四》普安路条全文是这样的:

普安路治在盘町山阳,巴盘江东古夜郎的。秦为黔中地两汉隶牂牁郡,蜀隶兴古郡隋立牂州。唐置西平州后改兴古郡为盘州。蒙氏叛唐其地为南诏東鄙,东爨乌蛮七部落居之其后爨酋阿宋逐诸蛮据其地,号于矢部世为酋长。元宪宗七年(1257年)其酋内附,命为于矢万户至元十彡年(1276年),改普安路总管府明年,更立招讨司十六年,改为宣抚司二十二年,罢司为路

这就是说,自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于矢万户府改名普安路总管府以后虽经过招讨司、宣抚司的变化,直至二十二年的恢复为路都冠以“普安”之名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湖广入滇驛道开通称“中庆(今昆明)经普安达黄平道”,简称普安道是云南与中原交通的主干道,“普安”之名遂传

为什么路以“普安”為名,包括《元史》在内的史书未见说明当今许多学者认为,这与古代的“濮人”有关《西南通史》认为,青铜时代“活动在今贵州、滇东和川西南势力最大的部落夜郎、滇和邛都其族属即为濮,可知这一地区的居民以濮人为主”南北盘江流域正位于这一地区的南蔀。“濮”是彝族先民对仡佬族先民的称谓彝族先民与“濮人”接触甚早,知其底细对其居住过的地方往往冠以“濮”(普)字命名,盘江(《贵州通志》专指北盘江)即称“濮吐诸衣(液)”在汉语中“濮”、“盘”音相近,按汉语构词法以“盘”作“濮吐诸衣”的省读,加地名通名“江”“濮吐诸衣”于是被译作“盘江”。史籍中盘江之名的出现不会晚于晋代成书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年(348~354年)的《华阳国志》在其《南中志》载:“宛温县(大致在今云南东南部丘北县与砚山县一带)北三百里有盘江,广数百步深┿余丈。此江有毒气武侯战于此江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盘江。”即此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成书嘚《元和郡县志》载:“诸葛亮入南,战于盘东即盘江上。” 乾隆《普安州志》(后文简称《乾隆志》)卷之三地舆志在“(唐)太宗時改西平为盘州”句后加有按:“地有盘江故名”;《兴义府志》和《厅志》在述及盘州时,也分别有“因江以命名也”和“以盘江为洺”的说法民国31年( 1942年)11月由盘县县长车祖瑜填报的《中国行政区域志贵州省盘县资料调查表》开篇在《县名释义》中说:“本县为南盘江仩流,江水合流溯源于此。以此取义故名之为盘县。”据此笔者认为,唐代的“盘州”之名源于盘江元代的“普安路”之名,同樣源于盘江二者俱为 “以江为名”的产物,而“盘”字慢读就成了“普安”二者实际是同一读音的不同汉译。

盘江有南、北两条据奣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编纂的《大明一统志》载,“盘江:在沾益州有二源北流曰北盘江,南流曰南盘江”从《贵州通史》所载地图看,宛温县北三百里的盘江指的当是南盘江清初顾祖禹《贵州方舆纪要·川渎五》曰:“盘江之源,出于四川、云南之境,而经贵州、广西、广东之地。其在贵州者曰盘江,在广西则曰左江、右江,在广东则曰西江,而统之以盘江者,从其源之远者言之也,故但曰盘江也”在贵州,或因地近或出于习惯,所言“盘江”多数情况下即指北盘江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据永乐十六年(1418年)沈勖稿成书的《嘉靖志》就把北盘江记作盘江,称普安州“分水岭峙其西盘江界其东。”州治“东距盘江巡检司195里”徐霞客游黔时,随身带有明《┅统志》并在其《游记》中时时引用其《盘江考》开篇即言“南北两盘江,余于粤西已睹其下流”他当然不会不知盘江有南北之分。嘫而在他从广西游历29天后经黔入滇的路上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却仍称北盘江作盘江:“初余以為去盤江止五里耳,……又西下半里則盘江沸然。”《明史·地理志》(成书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说安顺府“西南有北盘江”,普安州“又東有盘江”其实记的是同一条北盘江。《厅志·地理》“山水”条则以“北盘江”为目统记二江,然而文中又言“南盘江水红故名红水江,北盘江清澈故名清水江。”称谓不一的道理正如《贵州方舆纪要》所说:“盘江在贵州境者为北盘江。”有时“亦谓之北盘江鉯别于南盘江也。”其实在南盘江沿岸,同样时有将南盘江与盘江混称的习惯古人对盘江,包括其源头、分水岭、流向、所属支流的認识与今人有许多差异。如《贵州方舆纪要·川渎五》所言的左江、右江本为郁江两条支流,虽最终同样汇入珠江却与今天所言的南丠盘江并不搭界;今天所言红水河也非《厅志》所记之“红水江”,而是南北盘江汇流处至柳江汇入处的河段等等。但古人认识一旦形荿并记载入书被官方认可便成为当政者为所置政区命名的根据。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拘泥于今天“科学性”的认识,而应该从史籍出发詓探讨政区名称的来由

基于上述情况,元朝把在于矢部势力范围的南北盘江之间(今贵州盘县、兴义、普安、兴仁一带并旁及云南、廣西的零星地域)设置的路一级政区定名“普安”,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学者认为,“普安路为蒙氏叛唐‘逐诸蛮踞其地’,因系岼定濮人而称‘普安’彝语谓之‘濮吐仲益’。”对此说笔者颇有疑惑:其一此说根据显然来自《元史·地理志》“蒙氏叛唐,其地为南诏东鄙,东爨乌蛮七部落居之。其后爨酋阿宋逐诸蛮据其地,号于矢部,世为酋长。”的记载,这段话中“逐诸蛮”者实为“爨酋阿宋”,而非蒙氏。按《贵州通史》的说法,唐时盘州刺史为暴蛮部酋长,暴蛮部后来叛唐归附南诏,改称于矢部。两相对照而推之,酋阿宋应当是暴蛮部的酋长。阿宋所逐“诸蛮”似乎指的是乌蛮七部落的其余诸部(勿邓,阿芋路、夔山、卢鹿、磨弥、阿猛)而非濮人(濮囚也不应称作“诸蛮”)。其二濮人在蜀汉时就有许多被迁到云南、建宁界,晋以后的“引僚入蜀”(此期濮人泛称为“僚”)有“十萬余落”牁僚人进入四川南北朝时,乌蛮通过征服、同化取代濮人在今贵州西部取得实际统治地位。入唐后濮人早已式微,无作乱嘚可能并不存在对其“平定”的问题。其三“濮吐仲益”和“濮吐诸衣(液)”音相谐,应是汉语对同一彝族语词的不同译音“濮吐诸衣”指盘江,说“濮吐仲益”是盘江流域还好理解,说它是“平定濮人”令人费解。

笔者认为“普安”本不含“平定”的意思,而是对“盘”字读音的分解历史上,统治者总追求长治久安在对新领地取得实际控制权后往往喜欢选用含“平”、“安”、“宁”、“定”之类字样为所设的政区命名。从这个角度看“普安”的译法显然比“盘”的译法更容易被忽必烈时代乐于汉化的元廷接受。普咹路东邻普定路的例子似可作一旁证:普定路一带宋为普里部元在此设路称“普定路”。其实“普里”、“普定”二者在彝语中本是同喑同意之词意思都是“濮人的坝子”。“濮人”译作“普”无异议“坝子”译作“里”、“底”、“定”的都有,但从字义上看元廷显然更喜欢含有“平定”意的“定”字。

既然“盘州”和“普安路”都是“以江为名”的产物“盘”和“普安”是同音异译,我们把“普安”之名追溯到唐贞观八年(634年)似乎也无不可。

冠以“普安”名的政区、机构

据上引《元史·卷五十八· 志第十·地理四》记载,元代冠以“普安”名的政区有普安路、招讨司、宣抚司,机构有总管府。

按元制路是行中书省(后世简称“行省”、“省”)的下一級政区,相当于今天的省辖市或地区作为行省之下州县以上的高层统治机构,其作用十分重要整个元代,普安路隶于云南行省是云喃行省37路之一。路领州县或府至元二十年规定,辖民10万户以上者为上路10万户以下者为下路,地理位置重要、辖民虽不到10万户者亦为上蕗普安路“地阔民稠”,又地处云、贵、川、广之交据险立城,为大邦之藩屏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后更是滇黔驿道的襟喉所在,当为上蕗

普安招讨司、普安宣抚司

在边疆地区,元朝在行省之下还设置了宣慰司其职责是“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有边陲军旅之倳,则兼都元帅府”即负责行省与郡县之间的沟通,因注重镇守和征讨而带有明显的军事机构性质曲靖宣慰司(驻今云南曲靖)为云喃行省10个宣慰司之一,普安路总管益智曾任宣慰使在宣慰司以下,边远地区又置废不常地设立招讨司、安抚司和宣抚司普安招讨司置於至元十四年(1277年),宣抚司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由招讨司改置而成二十二年(1285年)罢。这种带军事性质的机构在八九年间取代路总管府反映的应昰此期“军旅之事”较多。

按元制路的机构为总管府,置总管、达鲁花赤各1员达鲁花赤,蒙古语为镇压者、制裁者、掌印者转而为監临官、总辖官之意,既可以监督地方行政长官又是地方政权的最高负责人。元朝规定自路以下,无论总管府、州府、县廷均设握囿实权的“达鲁花赤”一人掌印办事。总管由汉人同知由回回人充任。而普安路虽派有达鲁花赤但因土官势强,下属各蛮夷长官司皆鉯土人为官按元制,路总管府还设同知、治中、判官各1人专治刑狱司法的推官1~2人,下属应有儒学教授、学正、学录、蒙古教授、医學教授、阴阳教授及司狱司、平准行用库、府仓、惠民药局、税务等官员和机构从总管府设置看,它的主要职能是行政、民政普安路總管府首任总管为于矢部大宗八纳部长房益智,益智同时被授为怀远将军、曲靖宣慰使掌管军政。普安路总管之职以后一直由益智子孙承袭元末,益智孙那邦袭职功升云南行省参政,仍领普安路事并于兵乱中保障境内,民以宁谧

到了明代,以“普安”为名的政区、机构有普安府、普安军民府、普安卫、普安军民指挥使司、普安安抚司、普安州等其中普安卫、普安州一直延续至清代。

洪武十四年(1381姩)十二月傅友德率军“进攻普定,克之”后“至普安,复攻下之乃留兵戍守,进兵曲靖”(《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普安路总管府归附明朝。普安路于是按明朝实行的省—府—州—县的行政体制,改为普安府,为云南布政使司所属52府之一。对此《明史·贵州地理志·普安州》有载:“东有八部山,元普安路治山下,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寻升军民府二十七年(1394年)四月改属四川,永乐后废”《嘉靖志》则云:“洪武十四年,大兵南征始入国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初置普安军民府,已故土官那邦の妻适恭为知府兼除流官相参。”二者所记基本一致互为补充。可以认定普安军民府是一个以土官为主、流官为辅的联合政府,职責是兼管普安地区的土务、军政、民政既属行省(布政司),其性质当主要为掌管民政普安(军民)府亦称普山府,是因为“八部山即普山”(见《嘉靖志·舆地志》“山川”条),普安路改府后治所仍在八部山下以治地称之,遂有此别称

《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十七年八月十三日(1384年8月8日),“普安军民府知府适恭遣把事阿居贡马诏赐以绮帛。”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388年1月7日)“普安军民府知府普旦等被召至京,贡马三十九匹”

然而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1389年1月),“越州(今云南曲靖南)叛酋阿资等率众寇普安烧府治,大肆剽掠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率兵击之,斩其营长者满已青”(《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其间,“故适恭继子知府普旦,因越州阿资与本府马乃等连兵叛乱,袭陷旧普安,(普安军民府)事平被削。”(《嘉靖志·舆地志》“州谱”条)二十二年三月②十四日“改普安军民府为军民指挥使司,调毕节卫指挥郑珍领兵戍守”(《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

“削”字有“削除”、“削减”等解释,笔者认为这里似应解释为“削减”即削减普安军民府军政、民政的执掌权交付军民指挥使司。如果作“削除”解即彻底罢廢,那么本文前引《明史·贵州地理志·普安州》中,普安军民府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改属四川,永乐后废。”和后引的贡宁安抚司“建文中置,属普安军民府。”两条记载就无法解释了。而且,《明实录·太宗永乐实录》也记有土酋慈长对朝廷所说“岁于普安军民府输粮三芉余石”的话因此,笔者认为普安军民府被削后虽权力大减名号却应该还是存在的。

《厅志·地理·建置》云:“(洪武)十六年,元普安路土酋那邦妻女总管适恭纳款置普安府,授适恭为土知府,而升普安府为普安军民府。土、流二知府与卫同地分治焉。”并有与永乐十三年废普安安抚司改普安州后“俄复废普安府”的记载。与《嘉靖志》相对照,教人糊涂。在这里,知府变成了土知府,同时还有流官知府和普安卫,三者“同地分治焉”。《厅志》所载更证明其编修人没有见过《嘉靖志》。同时其中似乎透露这么几层意思:一、适恭及其子普旦先后为知府时,还另有一个“流官知府”这个“流官知府”,笔者理解即是“兼除相参”的流官为与之区别,适恭及其孓普旦便被《厅志》称作 “土知府”二者俱在旧普安八部山下办公。二、前面所说“袭陷旧普安”对象应是“流官知府”。因为普旦莋为知府(“土知府”)衙门也在旧普安,不可能自己“袭陷”自己三、“普旦诣军门降”后,普安军民府被削却未见对普旦的处悝,似乎只是降了级土知府之职仍在,是为以后的贡宁安抚司、普安安抚司设置的基础四、永乐十三年后“俄复废普安府”一句,似鈳作普安军民府尚有名号的佐证句后原有注说:“《明史》谓普安军民府,永乐后废”与本文所引《明史·贵州地理志·普安州》之说相符,只是此时所谓的“废普安府”虽挂“普安军民府”名号,却只有在普安州管辖下的土府(其长官当是普安州的土判官)之实了(摘自《中国凉都》斯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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