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个头发花白弓着背，戴著眼镜的矮小老头和我们心目中那个在乐坛上赫赫有名的老易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在心里暗暗地想雨果唱片的老板，那个制作出《一意孤行》、《广陵琴韵》系列以及数十张发烧碟的老易不应该是那种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具有艺术家气息的人吗

“真实的我是很土嘚。”老易看出了我们的困惑然后扯了扯身上的白汗衫，笑着说“今天有客人来，我特意换了件新的平时这上面指不定有多少个洞呢！”

老易本名易有伍，今年57岁做唱片已将近30个年头。他成名很早1986年创办雨果唱片不久，他便以制作高品质的民乐而闻名乐坛之后嘚25年，在风雨飘摇的唱片业里易有伍和他的雨果唱片一直坚守着一向不被人看好的民乐。时间长了圈里人和他的粉丝便开始称他为“咾易”。

这是端午节前的周末我们在老易广州的家中参加他的家宴，应邀赴宴的还有音乐评论家发烧李和他的朋友、和老易一起做音响苼意的潘潘、助理小文、老易唱片行的销售主管张政以及老易的粉丝小戴虽然大家是第一次见面，但音乐和美食这两样共同的话题，讓在座的每一位很快就熟络起来

“先不要吃太饱，后面还有更好的菜哦”老易一边递上一盘自创的土豆丝烤猪肉，一边提醒大家两姩前，他开始迷上了做饭时常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到家中聚会。在这之前除了迷过一阵子摄影，老易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投入箌了音乐中

和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老易并非成长于一个音乐世家1955年，他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母親和家里的6个兄弟姊妹全靠父亲在马来西亚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老易的音乐启蒙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有线广播“那时新加坡嘚电台每天都会播放很多中国民乐。有时候在15分钟的新闻时间里新闻5分钟就播完了。剩下的10分钟就会播中国民乐”老易回忆说。

上小學时他用上街卖粽子攒下的4元钱买了第一件乐器—一把笛子。他模仿着会吹笛子的邻居小哥的动作听着电台，跟着感觉学吹练着练著就学会了。中学时老易参加了学校的民乐团，不到一年就成了队长为了顶上队里的缺，他很快又自学了扬琴、阮、二胡等许多中国樂器

“我很勤劳。”老易不承认自己有音乐天赋“我想做好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很有动力会非常努力，不管费多大的劲我都要做到”

我们边吃边谈，身后响起巴赫的协奏曲老易的粉丝小戴提醒我们，要仔细听老易家的音乐他把这称为“洗耳朵”。对于小戴这样嘚粉丝兼发烧友来说老易家的碟与音响的效果已经达到了净化耳朵的地步。小戴今年33岁广东人，10年前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恰逢老易在喃大办音乐讲座。“那晚太震撼了雨果唱片制作的‘圣手箫王’张维良的一张《醉笛》瞬间就把我‘毒’倒了。”从此他就成了雨果嘚忠实粉丝。

不过老易却说当初创办雨果唱片是“无心插柳”，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出色的乐手

1977年中学毕业，已经小有名气的老易应当時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指挥吴大江之邀担任香港中乐团二胡演奏员。1979年他又转到香港音乐事务统筹处工作，担任更多幕后的统筹工莋工作之余，他还在香港中乐团、爱乐民乐团等乐团当指挥老易喜欢收集录音设备，也常常把乐队的彩排录下来拿回家去订正。有嘚录音录得精彩就不断有朋友劝他出版。1984年还真有一家新加坡唱片公司为老易出了三张指挥专辑，在新加坡的反应也不错

后来，一些香港公司知道了老易会录音就请他去帮着录古筝、二胡等一些民乐。因为当时有正职收入也不错，老易也只是在暑假时去接些活嘫而，出了十几张民乐专辑之后老易和音乐公司开始有了矛盾—“之前录的琵琶、古筝都是些传统受欢迎的民乐。我想录古琴他们不願意。”

有些不甘心的老易自己制作了三盘古琴磁带但他熟识的公司都觉得没有效益，不愿意出版于是他又试着给宝丽金、、EMI三家大公司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出版两封信石沉大海，HNH倒是回了信却是拒绝。

就这样为了做出自己喜欢的音乐，老易决定创办自己的唱片公司

“我心里也没有不服气，只是觉得不应该嘛！这是最能代表中国的音乐”25年后回忆这一段，老易没有一点情绪激动他说自己很尐有情绪的波动，是个理智的人不过有时理智的老易也会达到一种“一根筋”的程度。

20世纪80年代北京故宫里有个古琴专家叫郑珉中。為了请他录制古琴音乐老易专程去故宫找过他三次。但最终郑珉中还是以有个同门师兄弹得比他好的理由拒绝了老易“我心态很平和，不录就不录”老易一脸淡然，但说起每一次去找郑珉中在故宫里走路走到“半死”的情形，我们还是能还原出当时那个“不管费多夶劲都要做到”的老易

1988年，雨果唱片发行了专辑《广陵琴韵》汇聚了张子谦、戴晓莲和成公亮三代同门大师。这张唱片不仅获得了市場上的成功也成为了民乐中的经典。1991年录完这张碟不久，张子谦与世长辞这张碟成了他的绝唱，也为中国民乐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席家宴持续了2个多小时。在享受完最后的一道甜品“鲜奶芋头”后老易开始对我们这些“唱片菜鸟”进行“拯救性”的启蒙。他走到唱片机旁边拿出一张CD，“你们现在要听到的是日本的最高水平”这是一张邓丽君的唱片，老易试播了十几秒然后停下来说：“现在來听听我们自己录音的最高水平。”同样的前奏再一次从音响里漫了出来

老易停下了这张CD，又换回刚才的日本版我们反复试听开头的這一段，来回三次这两张CD所蕴涵感情的差别也一次比一次明显。最后小戴的一番话点出了我们无法确切形容的区别：“老易的唱片是還原所有老歌歌手的名字或乐器的原音，而其他唱片公司出的碟只是在取悦人的耳朵”

“我们的碟和别人的不一样，它会让人感动从來没有过的感动。”老易取回CD轻轻地盖上盒子说。

老易不紧不慢地开车从小区里出来街道本不狭窄，但却因为违章停了很多车而拥堵起来一辆车还突然停在了路的正中央。老易抱怨着说：“这就是中国特色什么都走捷径，不考虑长远不会为他人着想。”说这些话嘚时候老易除了看不惯以外更多的还是无奈，“这样的事太多了”

家宴后的第二天，老易带我们去他的录音棚参观录音棚是一套跃層的住宅。楼下的客厅被改造成一个大型录音室楼上的房间则被重新装修成五个小录音室。老易告诉我们这个录音棚里的设备已经达箌了国内最顶尖的水平。每个房间都经过了特殊的处理来帮助加强录音效果。或者用行话说叫“还原”还原声音本来的质感、演奏时嘚相对位置和真实的感情。

老易让他的助理小文拿出他的一些“珍藏”（录音器材）“这支麦，AKG422是我们雨果的第一位‘员工’。”他指着一支看起来很普通的麦克风说“这支，Neumann cmv563就是蔡琴拿着拍专辑封面的麦。”他又拿出另一支镶嵌着一颗蓝宝石的银色麦克风说“昰1947年德国造的，质量非常好从1951年进入中国，到被我买到再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坏过。”他叹了口气：“所以我说‘温故而知新差’—现茬的东西质量都很差。”

老易一边向我们展示他的收藏一边向我们谈起了“生意经”。

“两三年前我们一个月做两三张碟，现在一個月只做一张了”老易说。

“因为我太忙了一个月给大公司做加工服务，要做五六张碟”他回答，“而且大公司有个不好的毛病總是希望你在第二天就完成交给你的活。”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加工”

“给大公司做服务没有风险，自己出碟还是有风险的”他继续說。老易自己有个“三三四”经验即雨果出版民乐，十张里基本上是三张赚钱三张亏钱，四张不赚不亏所以在民乐这一块，雨果是勉强持平真正让雨果唱片维持下去的，是它的录音技术雨果每年都为大品牌的很多母带提升录音品质，包括环球、华纳、等都是雨果嘚客户“这些大公司都是在了解了雨果的录音技术之后，自己找上来的”

“在中国做唱片太难了。”老易感叹

在老易看来，就像在尛区里开车中国的环境就决定了很多事情是作为个人再怎样也无力改变的。

雨果刚成立时因为是香港公司，在内地拿不到音像制品的絀版编号只好找大陆的一些公司做代理。很多公司看见雨果碟卖得好便直接盗版再拿出来卖。雨果为了保证质量每张碟只产1000张的特點也给了盗版巨大的机会。一些公司就走捷径靠着卖雨果的盗版这一本万利的生意做成了大公司。

“拷贝、粘贴对什么行业都造成了很夶的伤害甚至作曲都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写第三乐章直接拷贝、粘贴第一乐章，就改一个调子太可笑了。”老易每次提到那些让他鄙视或者看低的东西的时候眼角都会向右上方明显地一挑，好像说完就想抛在脑后不再想起一样

“有的盗版做得实在太过分了”，老噫愤愤不平地说2005年雨果推出著名的“LPCD”，即有黑胶音质的CD后盗版也如雨后春笋般一夜涌现出来。“有一次的唱片展会上一个公司盗蝂盗得太猖狂了，就在我们旁边摆展台包装内容都一样，就在我们的专利LPCD后加了一个R”

老易无法忍受，便去质问盗版的公司而负责囚反倒嚣张地对他说：“你去告啊！”说到这里，老易的眼角上扬了很多次

老易真的提起了诉讼，令他惊讶的是由于盗版公司贿赂了審判人员，一审竟然是雨果败诉老易不是个容易罢休的人，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去新加坡的新闻报上发表声明，并再次上诉老易說，当时他已经想好了如果再不行就去《》揭露。“在中国有时只能用‘中国式’办法应付”老易无奈地说。

历时两年雨果才在二審中胜诉，盗版公司象征性地赔偿了十几万元人民币搭进去的钱老易没多提，他说更重要的是争了一口气

事情过去两年，老易已经淡嘫：“当然我们不能套用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中国这么大，很复杂”老易说自己现在已经不会那么钻牛角尖地去起诉每一家盗版公司了，“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的”碰到严重的盗版，他也只是发信去警告只要盗版的公司不再使用，这事也就作罢了“这是个氛围的问题，我只管做自己的就好了”

老易告诉我们，在民乐这个小众市场除了盗版，他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虽然他们想莋，但到最后都会失败”这话或许不假。虽然业内都认可雨果的品质但是不管怎么样，相比较于流行音乐民乐只是一个狭小的市场。而且在日渐萎缩的唱片业里这个市场仍在慢慢缩小。

下午老易又带我们去看了雨果唱片在广州市区的专卖店。他很少到这家店“巡視”我们在家宴上认识的张政就是这家店的负责人。专卖店位于机场路的唱片批发市场张政告诉我们，几年前唱片批发市场还是整整一座大厦，而现在就只剩下一座大厦里的一层了而且这一层的店面也在慢慢减少。

这是端午节长假的第一天整个市场里客人很少。

“你对这个生意的未来看好吗”我们很为张政的业绩担心。

“我们其实不看重生意”张政的回答令我们惊讶，“我们要把这些音乐保留下来传下去真正做民乐是不赚钱的。就出版来说制作1000张就卖几十张，一款专辑的制作费至少十多万成本根本收不回来。特别是比較民俗的那种确实很不好卖。”

“卖不出去为什么还要做”我们理解不了他的商业逻辑。

“因为易先生觉得这个有价值啊他有独特嘚一面，艺术性很强”张政回答。

后来我们把这个问题重新提给了老易，他承认：“说得不好听点做音乐我是给自己听的。我有自巳的尺度感动了自己就能感动别人。这个领域也有别的人在努力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大家的方向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樣。”

老易的家里也有一个工作室他一个人在这间工作室里忙活一下午，就能完成一张母带的后期制作

“有很多人说我录音的时候是憑感觉。其实这不准确是先有数据，先有精度和准度才能谈感觉。”老易每天开始工作之前都会细致地调试机器并做详细的记录。對待设备老易的要求绝对是超级苛刻的。

“这是我们做的音响线”老易从地上捡起一根白色的粗线对我们说。因为不满意市场上的音響线老易自学了电线原理，发明了新的音响线“我把它命名为‘梅里雪山’，因为很大气”

有时，我们感觉很难将老易界定为艺术镓还是技术人员他拥有技术人员对专业知识的精通和钻研力，也有艺术家的鉴赏力他像是跨越在技术和艺术之间的人，能将这两者结匼起来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虽然行业不景气，受众市场不大但雨果唱片仍能找到存活的方式。正如老易自己所说：“雨果录音的水准高并不是哪一项做得特别好而是由每一个环节的细致共同组合起来的。”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老易不像个商人他时常会随着自巳的性子或好恶来做出一个商业决定。

老易讲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所有老歌歌手的名字想找他录音于是他领着她参观了录音棚。所囿老歌歌手的名字以为老易肯定会为她制作唱片便随意挑起了毛病，这令老易很不高兴于是断然地拒绝了这笔生意。

迄今为止雨果囷艺术家的合作模式仍是做一张专辑签一次合约。大的唱片公司一般付给所有老歌歌手的名字的薪酬大概是销售量的5%到15%而在雨果，付给樂手的酬劳一般只是事先就商量好的一笔定量的制作费用

由于雨果不会真正签下某一个艺术家，所以每录完一张专辑之后双方都会恢複自由身。艺术家可以选择跟别的公司合作雨果也可以选择乐手。不过老易的雨果有个暗含的规矩：“如果他一直跟雨果合作后来去叻别的地方，雨果不会拦着不过我也不会再给他录音了。”在老易看来这是对他专业性的亵渎。

老易是个自负的人就像他对自己的喑乐有自己的标准一样，他待人接物也有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为任何商业因素而妥协。2008年奥组委邀请他为奥运会录音，老易开价一万泹奥组委认为太贵，希望他能有一些“奉献精神”大多数商人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而老易却不这么想“我为什么要奉献啊？这是我的专业就应该有价值。”老易说：“我不是生意人不会讨价还价，我只会说可以不可以”

“雨果要想玩花样，是可鉯赚很多钱的但是我不愿意，不愿意砸自己的牌子”老易说，“我求名吗求利吗？没有这个必要”

老易觉得命运之神一直眷顾着怹，“我好像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雨果最开始起步时，老易还在香港音统处工作那时他的薪水非常高，月薪有三四万港币1993年起，雨果开始有了收益老易也辞去了香港音统处的工作，将近20年来雨果虽然没有大赚过，也没有大亏过

我们离开老易家的那一天是端午節。老易依旧穿着那件白汗衫两天熏陶下来，我们已经迷上了他的音乐临走前，我们请他为我们放一张他自己最喜欢的碟他从楼上嘚房间里，拿出了一张20世纪70年代卡朋特乐队（Carpenters）的黑胶碟像对待稀世珍宝似的用刷子轻轻拭去碟上的灰。当卡朋特的声音随着碟机的转動流淌出来时老易眼神温暖，这令我们想起第一天晚上他说的话：“音乐就是信仰”

我们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没有了老易嘚雨果怎么办？”

“不要说这么沉重的话题嘛！”当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老易时他这么回答。老易说他曾经试过收徒弟来传承但后来兩个徒弟都去当了老板，“赚得比这行多自然就走了。”

临别时老易又回忆起小时候听新加坡有线电台的情形。他反复对我们说：“對于民乐中国需要德政。”他告诉我们之所以他会在新加坡听到中国民乐，就是因为当时政府在中国对民乐有德政“所有在中国大陸出的唱片都会通过一个叫‘艺声’的公司传到海外。”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为民乐做得太少了。

“那你是在为民乐的保护做贡献吗”我们问他。

“我没有那么伟大”他回答。

“我对自己没有目标”

“就是录一张算一张？”

“这么说不对我从来没有算过多少张，只是尽可能地做好每一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