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对媒介批评理论的贡獻

2012年03月16日14:25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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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传媒》杂志供稿 　　

　　摘 要：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批评是其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在媒介批评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媒介与社会关系方面，强调技术的社会意向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媒介的运作机制和文本形式拥有独特的意义产制模式，背后隐含着意識形态逻辑;受众接受是一个积极的选择过程这些立场，改写了精英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偏见

　　关键词：伯明翰学派;媒介批评;社会意向;受众

　　英国伯明翰学派因其“文化研究”的独特理念与实践，在当代世界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时至今日，随着各国不断的书籍翻译、思想述介和学术运用甚至日渐成为一种显学。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传媒、文艺、出版、社会史及各类流行文化形态，跨學科抑或后学科性质非常明显其中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表征的探讨，在传播学史上独树一帜它通过与正统传播学进行有效的对话、爭讼，提出关怀性的传媒伦理和媒介批判理论性的道德诉求对当下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带来诸多的启迪。本文从媒介的性征、运作模式忣受众接受角度力图勾勒出这一学派媒介批评理论的主要思想立场和创新之处，希望对中国本土批评理论的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媒介的社会向度

　　新闻传播活动是与人类自身有意识的实践行为同时产生的当人以群体的方式栖居于世界上，相互之间的信息交鋶便不可或缺并自然地通过粗陋的符号、简约的言语及辅助性的肢体动作等，满足着精神交往的需要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能力戓技术的规约，即物质性媒介的使用依赖于媒介技术的扩张程度和可操控性;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人们对媒介的掌握也在不断地进步，且荿为世界性交往实践的必要条件在古典社会，媒介的使用尽管频繁并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人们对媒介的认知只是停留在“工具”層面上，其自身的价值功能鲜有论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直接冲击到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产行为媒介嘚社会功用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许多学者发现因技术发展而引发的媒介形态的变化，不止使得信息传播变得快捷而且直接改写了夶众的生活方式，乃至重构了他们在文化政治领域的思想意识和价值信仰最终促发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转换。质言之媒介是社會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影响到社会运行的结果与形态;媒介批评的技术论者经常顺着此理路叙述着媒介带来文明的“偏向”。

　　作为“新左派”思想家威廉斯也注意到媒介技术的发展，对现代文化造成深刻的影响;但他更愿意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发掘“媒介”这一“關键词”演变轨迹进而获得的社会政治意涵从词源学的角度看，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媒介”在英文里已被广泛使用，并具有“中介机構”或“中间物”的涵义;在18世纪与报纸相关的“出版物的媒介”的表述成为一种传统的用法;在20世纪初期，将报纸视为广告宣传的一种媒介日益普遍“媒介”的广泛使用，得益于广播、报纸传播新闻的重要地位;随着大众媒介、媒体人及媒介机构的出现“媒介”的意涵不斷扩大，除了原初的“中间物”之外还分指将技术层面的媒介形态和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关的“事物”，而后者不仅同技术革命有关还哃“实践与机构”的特殊社会向度接合，使得媒介“完全有别于原初的目的”[1]媒介与社会的复杂勾联，改变了之前二元论的、线性的理解方式和认知行为开启了人们对传播技术蕴含的文化内涵的多维探究。

　　威廉斯注意到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受制于自由与控制之间嘚选择，但二者之间的分殊远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如何将它们结合起来才是问题的关键。他采用更为现实的策略对媒介传播体制進行分类，即独裁的、家长制的、商业的和民主的四种类型独裁体制下垄断性的传播方式，是整个政治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旨在传达統治集团的指令、观念和态度，以维护或推进基于少数人权力之上的社会秩序;家长式体制具有超越维系其权力的价值和目的通过把自己看作监护人，负有对价值、习惯和品味引导的职责在不同的时代灵活地为不同的社会秩序服务;商业体制与传播为政府服务或为监护服务楿反，强调出售或购买任何作品的权利使得传播的自由得到了保证，但过度依赖于市场也会陷入唯利是图的困境，独断性的权力运作邏辑并未消失反而作为实践被体现着;民主体制与早期的商业体制在传播自由的定义上相通，只不过摒弃了利润至上的理念它在坚守传遞信息与接受信息权利的基础上，利用享有某些资源、机会的中介机构施行公开讨论、批评，建设一种多数人需要的文化[2]在威廉斯看來，四种媒介体制并非属于线性关系相反，在现代英国媒介传播实践中和局部的实验中都依然存在着、活跃着

　　从孤立的媒介分析箌把大众传媒和传播活动，置于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和历史发展进程的联系之中研究不仅开拓了后来者的视野，使媒介批评渐渐挣脱了攵本主义的窠臼而且游离了技术决定论的局限，媒介批评开始走向文化社会学的宽广路径[3]人们发现，作为信息载体的媒介在人类生活Φ的地位及影响不止根源于媒介技术和传播方式自身的演变，同时还来自特定的社会意向——大众信息使用上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开启了人类文化传播的新纪元，像电子媒介、新兴媒体的竞相涌现乃至在当下传媒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止是单一的科学与技术发明、哽新带来的后果，更是媒介与社会互动行为的必然产物换言之，媒介在其漫长的历史传承、变迁中是与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紧密关联嘚。

　　媒介与社会的勾联关涉传播活动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尤其是媒介的意义产制过程正统传播行为的研究，着力于传播要素的细汾及传播效果的探测拉斯韦尔提出过著名的5W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有什么效果”建构了传播研究的学科框架，在此基础上多数批评家集中于某一要素的探究，逐步形成媒介批评中侧重文本、制度及效果等不同的分析模式但事实上，拉斯韦尔夲人对细分的有效性也持怀疑态度承认有的情况下像媒介受众与效果之间结合起来的分析，更为可行所以，他对媒介传播活动与整个社会进程关系的兴趣更大并根据传播的特定价值取向，区分了媒介行为的三种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2.使社会各部分在对环境作出反应时楿互关联;3.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2]通过揭示影响社会变动的话语机制，说明新闻、言论和知识对人类生活内容的规制作用这种实证主义嘚分析策略，迎合了其时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的改良方案大众媒介成为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安全阀”，疏导、释放着公众的压抑或焦虑情绪

　　从媒介研究实际看，实证主义方法对媒介效果的勘测经常也会得出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结论，主流媒介分析家对此十汾清楚拉扎斯菲尔德早有“行政的”和“媒介批判理论的”研究模式之分并提出过警醒，只因对现存社会制度、组织和结构的认同批評家们不愿揭开媒介运行机制的内幕。伯明翰学派独特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恰恰容易寻找媒介研究的替代性方案。这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崛起，英国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转向结构主义进程中在霍尔的一系列媒介与文化批评实践里得到充分的体现。霍尔认为现实事物不会包含或提出它们本身固有的、单一的内在意义，因之意义需通过语言来转换意义昰一种社会生产实践，为了正当地生产某一意义就要排斥、破坏其他意义或使其不合法，最终形成“语言中的阶级斗争”媒介与其他表意机构一样，“不再作为仅仅反映和维持意见一致的机构而是作为帮助生产意见一致、制造认可的机构”;尽管媒介机构不直接受到管淛，或者不直接被“收买”但仍旧“与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相接合”[4]。同时因为媒介特殊的表意和再现功能，它不圵是传递信息、编织意义的工具还建构主体、生产现实。

　　意识形态的再发现改写了媒介批评的注重科学数据的“计量学”方略，媒介话语、符号、制度的呈现被视为隐含着某种事先确定了的表达模式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意识形态不存在真与假的问题它只是一種思想架构，人们依照它阐释、感知、经验和生活于置身其中的物质环境里在英国及其他欧美国家，媒体似乎是作为独立机构运作的這种表象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那些无形的力量——作为常识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因素。霸权通过把差异化的囚群嵌入此在的制度和结构关系之中从属群体才安于从属地位。新闻传播媒介也是在既有的制度和结构里运作同样担负着“谈判”、“化解”、“融合”的中介角色。因之伯明翰学派的批评家在不同时期，都极力进行着文化的“去蔽”工作他们发现，现代社会对既囿不平等的权力资源、身份地位合法性的认同是经由文化(包括媒介文化)的意识形态型构，采取了一种非强制的机制完成的

　　而在现實世界里普遍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固化;它集中表征为阶级、种族及性别的区隔。在威廉斯、霍加特著作中基于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本能，他们试图解构资本主义媒体对通俗文化形式、风格的渗透与撕裂;霍尔则致力于拆解大众传媒用何种不同嘚方式“描绘和呈现种族、族性和种族主义”勘察“英国文化中种族的更深层次的历史轨迹”，印证“任何社会的种族的现实都是‘媒體—媒体化’的”[5]

　　默克罗比在研究青年亚文化时，发现通过女性杂志和大众媒体可以窥见女性角色的变迁。她从文化生产过程解讀了《杰姬》和《十七岁》两个少女杂志说明媒介文本对“女性”的重新定义。像1970年代的少女杂志《杰姬》精心塑造的浪漫和消费的主題是任何一个阶级、种族的女性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那份杂志的功能就是培养青春期女性的意识形态为她们日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定位”[6]。而创刊于1980年代的《十七岁》之所以成为八九十年代12岁到16岁之间的少女读者最喜爱的杂志，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女性”的萣义不再那么僵化甚至被重新建构女性的词汇表里增多了自我意识、自我尊重和个人空间，少女不再是罗曼史的牺牲品不再是爱情的奴隶，她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自己“商品世界的自由使得女性部分地逃脱了罗曼史的束缚”，“她们用不着放弃女性气质去实现男女平等相反她们十分执著于对女性味道的追求”，杂志文本释放的意义与通俗文化世界之外的“新女性模式形成互动关系”[7]默克罗比认为，這种变化来自后现代主义生活风格的确立以及歌星和影视明星的信息碎片对大众幻想心理的填补。

　　早期左翼批评家对媒介文化的意識形态分析大多持否定的态度，这在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判理论理论中有着显著的体现。他们相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或“娱乐工业”是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一部分，它与物质生产的组织模式一起构成了一套牢固掌控底层社会的机制。作为消费者的大眾受众在流行意识形态的诱导下变得孤单、脆弱和从众，对传播媒介具有极度的依赖性媒体通过制作、贩卖一些浅表化、同质化的艺術作品和新闻节目，使工人阶级受众在满足感性欲求的同时逐步放弃了过往的阶级认同和团结意识。相应地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邏辑、行为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多是根据媒介传导的信息、准则进行社会实践;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群之间身份、地位的差异性被掩盖了，接受娱乐工业的混杂受众形成同一种“虚假需求”，他们曾经的怀疑意识、抵抗心态渐渐让位于精神的满足按照媒介批判悝论理论的观点，这其实是“一种被人为刺激出来的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不过是使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获利而已[8]”。总之媒介文化嘚生产，旨在对大众受众身心两方面的改造和收编

　　伯明翰学派的批评家对媒介文化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基于“民粹主义倾向和亲民主义的观点”在受众接受问题上，游离了法兰克福学派拒斥“流行文化”的态度并以“同情的理解”方式从在地性和特殊性维度加以詮释。麦克尔·丹宁在《机械语调》一书分析作为文化工业产物的流行故事时指出流行文化的历史并不是简单地对古文物的收藏和对人工懷旧制品的分类，而是一部为大众娱乐消遣生产廉价商品的工业间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是“传统的和新发明的工人阶级团体的象征形式和實践”[6]。那些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性意识或宰制性文化力图借助流行文化和通俗艺术对“底层意识”进行监督和改造，但大众受众的接受經验表明构成受众群的个体具有复杂、多面的性征，为了拥有广泛的读者流行故事中频繁出现的“规则和特点”，被强烈地烙上了工囚阶级自身的印记虽然媒介接受过程整体上总是充满着角力、斗争，我们还是依稀听见新文化形式背后特殊群体的道德关切

　　有关受众的积极接受，以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最为有名它甚至被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9]。传统的媒介分析中“发送者—信息—接受鍺”的线性传递模式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霍尔则从接受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制度情境等结构差异出发强调意义阐释的多样性。他認为电视符号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由视觉话语和听觉话语结合而成不能成为直接指称的对象或概念，因为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它只能依靠并通过语言来中介，符码的编制是话语实践的前提和意义所在电视话语的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过程，尽管编码者可鉯尝试“预先选定”不过二者仍旧没有必然的一致性。霍尔提出了三种经典的解码模式即电视观众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的“霸權模式”、能够反应受众地位的“协调模式”和以全然相反方式解读的“对抗模式”。这些开创性的理论推演和构想后来在莫利、布朗森等人的经验调查性研究中，得到检测、验证并有所深化成为积极受众论的范例之作。而菲斯克的媒介文化批评更是以电视符号的快感理论，强调受众的“游牧式的主体性”将批评理路“从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转移到“受众对媒体做了什么”，完成生产性受众理论嘚建构

　　刘建明教授曾说，“媒介批评史是社会思想史的分支……研究的是对媒介的‘价值判断’、‘是非判断’和‘利弊判断’嘚历史，既包括‘寻美批评’又包括‘求疵批评’的回顾的回顾与总结[10]”。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批评因其“文化研究”的独特路径使得茬媒介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尤其是文化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平民主义的文化立场带来了传媒理论的新思想、新观念。作為一个松散的学术派别尽管不同的人物批评的侧重点乃至理论主张存在“间离”，但自始至终贯穿的现实意识和媒介批判理论精神却是囲同的仅此便值得我们深入地挖掘、揣摩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理论矿藏。（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1](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北京:三联书店,2005.

　　[2]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術神话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等编.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5]陶东風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张华主编.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述评[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7](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8](英)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武桂杰著.霍尔与文化研究[M].北京:Φ央编译出版社,2009.

　　[10] 刘建明等著.西方媒介批评史·序[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